这不是刘路第一次出名了，去年秋天，也有过一次。那时，刘路以刘嘉忆（意为6+1）的笔名解决了“数十年来悬而未决的‘西塔潘猜想’”，被奉为小天才。这次，他是拿了百万奖金的22岁教授级研究员，有了奖金和行政级别。“宣传力度比去年更大”，一位负责学校对外宣传的老师介绍，“中央电视台就有两个栏目组来了。”
随着电视台的摄像机走在中南大学，随处可以听到学生们的窃窃私语，“又是来拍刘路的吧”，“昨天、前天都来过，我还看见了呢……”终于，在一架电梯上，一个年纪稍大的女老师鼓起勇气问：“你们是来拍刘路的吧？”回答：“是啊。你们都知道呀？”然后，一电梯的师生都如释重负地笑了。
然而，刘路，找不到了。手机关机，人不在寝室，也不在学校给他新分配的办公室。
直到中午快1点，刘路才出现，在食堂门口。那是个跟想象中的小天才有些出入的形象，瘦高，戴棒球帽，穿Kappa，骑了个看不出品牌的单车。不过，车很干净，没有铃铛，全身都不响，车况良好。
找到了天才，大家一起去吃饭。一张圆桌，坐了3个记者、一个学院书记、两个宣传部的老师、一个辅导员、一个天才，以及，一台摄像机。大家热烈讨论，内容包括：当今年轻人的榜样应该是追求创新的年轻科学家。天才不说话，闷头吃饭，只是偶尔回答几个问题。
断断续续地，天才说，自己喜欢“下棋、看电影”，却很少进影院，在网上看；爱看科幻片，不欣赏《盗梦空间》；至于，《生活大爆炸》那片子，“听说过，但没怎么看”……
一顿饭，天才尽量用很多时间来吃饭，用很少的时间说话，但吃得不多，爱吃小炒肉，不喜欢松仁炒蛋。
下午两点半办手续，教授的入职手续，摄像机跟拍——一张16开的表格，包括计划生育办在内，共需12个图章。对跟拍的摄像机，天才本来有点抵触，一位老师劝他：“让摄像机跟拍吧，手续办起来会快些。”
拍了两个图章，摄像机走了，由一位新加入的当地媒体记者跟刘路边走边谈，那记者错过了中午那顿饭，想下午慢慢补回。她已经连续报道了3天，目前，正在筹备做个很长的特稿，“也许是封面整版什么的。”
兴趣跟天赋有关系
人们问天才：你究竟做了些什么？刘路解释了两句，最终决定放弃。毕竟，那是个很窄的领域的东西，跟大家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关系，旁人并非必须知道——他没有特别迫切地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愿望。去年秋天，一位科普编辑曾向他约稿，让他写写自己的证明，最后双方都放弃了。
刘路在大连育明高中读书时的班主任、数学老师宫福婧说，“这个孩子做事过于依靠个人喜好了”，他喜欢的东西就会做得很好，不喜欢的东西就会很差。高考前的一个学期，刘路因为总排名掉出了全校的100-120名，被调出了年级最好的A1班。在那所被网上戏称为辽宁省“北大清华主要输送单位”的重点高中，刘路毕业那年有4个孩子被调出了A1班。对刘路，宫福婧觉得特别遗憾，“这孩子数学挺好，聪明，就是文科不好，成绩不够平衡”，她说，“这种淘汰对孩子的心理肯定有影响，我们现在已经不这么干了。”
高中时，刘路也参加过奥数培训，但问到他当时成绩如何，宫摇了摇头，“没印象了。”
在刘路离开的那个班级，他毕业那年，有人去了剑桥，有人去了斯坦福，有人去了加州的大学，有人去了香港理工，还有大约12人去了北大清华。
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刘路写道：“当我高中时的朋友一个个走进清华、斯坦福、香港理工等名校的时候，我心里虽有些失落却无怨无悔。我不愿在考试上浪费时间，我不满足于试题所给出的标准答案，我感谢给予我指导的老师，我渴望证明自己，渴望学习上有自由的空间。”
他挺喜欢自己所在的中南大学。大一进校那年，凭借高中时自学的功底，他向学校申请了高等代数免修，老师拿出一份卷子，他做了九十多分，然后就免修了。大一大二开始，他尝试看德文书，晚上一两点才睡，早上八九点就起，他说，“我很羡慕吸血鬼可以有不睡觉的本事。”
让他兴奋的领域是数理逻辑，他说：“我在这个领域进步很快，很有心得。好多次，我兴奋地得出一些概念和思路，后来在书中却发现已经有所介绍，以至于我从最初高兴地发现自己的想法很靠谱，到后来失望地发现它不是一个新的想法……”
电视里，主持人问他：“你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刘路回答：“兴趣吧……还有天赋。兴趣跟天赋有关系。”
我问他：“如果不是在中南大学，而是在北大、清华那类的学校，你会怎样？”
他想了想，说：“不知道，没想过。”
人与人的差距
中南大学是个被中国的高校合并潮催生的新大学。2000年由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和中南工业大学3校合并而成。这是湖南省少数几个进入了“985”和“211”工程的大学之一，有个不错的湘雅医学院，工科很强，被并入的长沙铁道学院还是柴静的母校，但形象模糊。我问一个老师：“中南大学比起湖南大学如何？”老师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平静地说：“中南是副部级，湖大是正厅级。”
对于炒作的嫌疑，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给予了否定。他认为，教授的头衔是“对刘路本人的一个肯定”，奖金和平台是为了“给年轻人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56岁的张尧学自去年11月1日开始就任中南大学校长，当时，刘路解决“西塔潘猜想”的消息刚公布不久。在张初到中南大学的履职开场白中曾盛赞：“中南大学有一批像黄伯云院士、钟掘院士这样的杰出教师，像刘路这样优秀的学生”——黄伯云是中南大学的前校长，钟掘则是中南大学知名的冶金机械专家。
在宿舍里，室友感叹：“人与人的差距还是比较大呀。”
那是间普通的大学男生宿舍，4张单人床，上床下桌，刘路的床在靠窗的一张，“学校给他分了个办公室，他的大部分书已经搬到了办公室”。刘路书桌正对的墙面上贴了很刚劲的“静思”两字，电视台摄影很兴奋地拍摄，刘的室友赶紧解释：“那是搬进来时就有的，一直懒得撕。”
临近毕业，刘的3个室友，一个准备出国，一个去工作，还有一个考过公务员，尚不知下步打算。对室友找到的工作，刘路说：“好像是华为吧，听说是家挺好的公司。”而那个同学自己的反应则是：“深圳一家公司，做软件研发。”
对于刘路可能面临的压力，室友暂时还没有觉出来，“他很低调，有什么事，我们不问，他就不说。这次的事，我们还是从同学那儿知道的。”不过，对于这种压力，刘路所在学院的一位老教授表示，肯定会有影响，“不光指媒体压力，还有口头的……有些人别有用心。”
一个卓越的成就
也许，这种名声带来的副作用，已经出现了。去年，就在这个22岁教授的新闻最热闹的时候，有人说：也许我们夸大了刘路的研究成果，西塔潘并非知名的逻辑数学家，而且，在谷歌的学术搜索中，尚未找到刘路的论文。
在给本刊记者的回信中，《符号逻辑》杂志审阅刘路文章的编辑、芝加哥大学教授丹尼斯·汉斯杰弗德说道：“（刘所解决的）那个问题是反推数学中几十年来最著名的未解之题。我自己就曾多年来从事那个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刘的论文是近年来数理逻辑中最好的论文之一。它足以撑起一篇杰出的博士学位论文。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在刘的学校，并没有从事相关研究的老师，他没有接受任何指导，自学了所有的背景资料，完全独立地完成了这个问题的解答。”
最后，丹尼斯评论道：“这真是一个卓越的成就。”但对于刘路的“教授”头衔，这位当过两年讲师、3年助理教授、3年副教授，最终才拿到芝加哥大学教授席位的数学家未予置评。而在国际上，与刘路类似的例子是，著名的数学神童陶哲轩，在21岁那年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24岁那年，得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正教授席位。
张尧学认为，对于教授的资格，“中南大学有中南大学的标准。”刘路解决了一个国际性数学难题，“水平很高”；而且独立完成，独立研究“能力很高”。有水平有能力，所以当得起教授的职位。
对于刘路在《符号逻辑》上的论文，丹尼斯随信寄来了刘路论文的最新定稿，说，“目前尚未发表，但很快就会”。对此，张尧学解释道：数学类的论文，审稿程序比较复杂。
至于西塔潘本人，自发表了那篇《拉姆齐定理的强度》，提出了斯塔潘猜想后，就离开了研究领域，转去从事金融行业了。不过，西塔潘的导师斯拉曼（Ted Slaman）对这位转行的学生评价颇高，他说：“作为一个数理逻辑研究者，西塔潘是出类拔萃的。我们的合作文章中，他为一个出名艰难的问题给出了独创性的解决方案。”
一百万的故事
学校给年轻的教授级研究员刘路分配的办公室在某实验楼的顶楼，房间很大，是按教授标准配置的，靠窗放了一张办公桌，靠走廊处放了个书柜，整个房间目前显得空空荡荡，有点冷清。而楼下的校园里人声鼎沸——那是中南大学博士生录取考试第一天。
对于100万奖金和教授职位，刘路的看法是：“对我学习的环境和条件都能有很大改善吧。”
问他会不会被拔苗助长。他说：“我在按自己的计划。”
刘路的计划是去国外读书，他不准备继续从事反推数学领域，希望转向更具应用价值的“数据挖掘”——“互联网上现在信息那么多”。去年6月，他考过一次托福和GRE，“没怎么准备，成绩不好”，这对他申请国外的大学很不利。
目前，他已收到加州某大学的全奖录取通知，但他更想去的伊利诺伊大学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方向拒了他，这让他很沮丧。他说，也许，有了学校的奖金，他可以作为访问学者，去那些学校学习。
挑选大学的时候，他更看重专业的强弱而非学校名气——根据一份2008年的排名，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在工程领域的表现名列全世界第三，仅次于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并领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所有的常春藤盟校。
对于西塔潘，刘路并不认识，不过，“我找他那个老师写过推荐信。”
我给他讲了个西塔潘离开数学研究领域后的故事——离开数学之后，西塔潘进了高盛投资部，用他的数学才能来预测市场，计算、投资。在市场理性的时候，数学很管用。而西塔潘冒险的个性放大了数学工具的作用，他很快就在业内建立起自己的声誉。1996年正式进入金融业，到了1998年3月，他的年薪已经达到了100万美元。然而，市场有时并不理性，到1998年9月，金融危机袭来，形势忽然逆转，很快，西塔潘给公司造成的亏损达到了一个亿，他被解雇了，变成了“失业的数学奇才”中的一员。
那是刊登在1999年11月的一期《泰晤士高等教育》上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损失百万的博士后们”。
刘路是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他有点惊讶，但没有特别的感触，他说：“这是很久以前了，现在的西塔潘，说不定已经东山再起了。”
3月21日，一个名叫Yongping Huang的网友在《损失百万的博士后们》文后评论道：2010年，一个来自中国中南大学的20岁少年刘路解答了西塔潘的猜想。2012年，刘路拿到了校方提供的100万奖金……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链接：
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81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