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真话的教育
徐永恒
关心中国教育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二十年前的邓公小平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出在教育上。至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教育。
中国的问题在教育，那教育的问题在哪里呢？
有人说中国教育的问题在官本位、行政化。校长都有行政级别，连带下来，部长、处长、科长，个个有官帽，而教授、教师、学生边缘化、工具化，学术成果、教学成果政绩化、报表化，甚至注水化、造假化。但是，当年蔡元培不当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转任北京大学校长，要说他不是官，没有级别，怎能令人信服？正是因为他在官场的巨大影响力，他能为北大创造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当不能这样时，他便愤然辞职。
有人说中国教育的问题在产业化、商业化。大学扩招，新大楼、新校区美轮美奂，教学质量则每况愈下；中小学名校扩招，择校费涨了又涨，更与房地产商联手，打造价格令人咂舌的学区楼盘、教育小区，教育的均衡化写在纸上，实际盛行的却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化。其实，随着国民经济的起步，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和开发必然提上日程，教育的规模必然要扩大，教育的结构必然要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比如，现代大学自欧洲兴起，开始只有神学院，后来发展到文学院、理学院，大学到了美国，为了适应新大陆的开发和美国后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这些一度被欧洲人嗤之以鼻的粗俗学科。但是，美国正是因为把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才开创出现代大学发展的新阶段。只不过，我们的教育，在产业化上做的只是规模扩大的表面文章，恨不得学生都变成流水线上的产品，类型化、批量化；教师都变成流水线旁的工人，机械地为产品拧紧同一个部位的螺丝，高速度地从这端输送到那端，然后又周而复始开始生产第二批，把学校变成一台印钞机。
但是，除了这两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在于教育的内容出了问题，即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教材中写什么，离教育应有的宗旨和目标偏离太远，甚至偏离得越来越远。有人说，我们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过程中，渗透了太多的毒素。事实确实如此。
毒素之一，在于引导学生相信课本上写的都是真的，压制怀疑和探究。中国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被要求迷信课本，迷信老师，迷信答案。从小学到中学，日积月累，孩子们的思维被课本上的说法、被老师的判卷、被标准答案所固化，不仅出不了所谓拔尖创新人才，甚至会越学越糊涂，连常识都忘记。一位赴美留学的中学生，每次考试几乎都是满分，一直为国内给他的“优质教育”洋洋得意。一次，老师问他：“水的沸点是多少？”“100℃。”他肯定地回答，心想这才小儿科了吧。老师反过来问：“你有什么依据？拿试验结果给我看。”于是，他开始做试验，兴致勃勃地烧水，测温度。然而结果让他泄气，不管是因为气压还是水的纯度问题，测出来的沸点的确不是100℃。老师意味深长地对他一笑：“呵呵，不是100℃哦！”一下子击毁了他十几年来的固化思维。
其实，任何科学的结论，都有它的前提；任何目前我们奉为真理的理论，都有被证明为谬误的可能。这些科学的常识、教育的常识，在我们的教育中为什么提得那样少？是怕催生了人类心中天然存在的怀疑的种子吗？然而，压住了怀疑的种子，也就压住了好奇的种子、思考的种子、探索的种子，还谈什么创新型人才、学习型社会、科教兴国、中国创造呢！为什么不能像国外的一些教材那样，在小学课本的第一册，就老老实实地写上，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知识，只是人们到目前为止对这些事物获得的看法，今后，可能会有新的证据证明这些知识、这些看法是错误的，而证明这些知识是否有错误、能否发现新的知识正是我们学习的目的和过程？显然，中国的孩子“太信了”，不仅导致他们的怀疑和创新精神弱于自己的世界同龄人，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已影响到独立人格的确立。
毒素之二，在于成心编造谎言，欺骗孩童幼小的心灵。一位名叫何易的赴美留学生，一次问自己的美国同学：“你们听说过爱迪生七岁时救妈妈的故事吗？”“What（什么）！”美国孩子纷纷瞪大了眼睛，发出夸张的惊叹。“哦，亲爱的，这跟鳄鱼会跳舞有什么区别！”美国孩子耸耸肩，摊开双手，表示对这个问题极不可思议。而在何易读过的人教版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材中，确实有一篇名为《爱迪生救妈妈》的课文，课文内容是：爱迪生的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医生苦于房内只有几盏油灯，无法进行手术。刚满七岁的爱迪生，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让医生在明亮的反光下，为妈妈成功进行了手术。它附带提示孩子们：所有有成就的伟人，都有着美好的品德。
何易不死心，继续向几位从事相关研究的教授发出邮件，教授们纷纷回复：“此事无从考证。”他又去学校图书馆查阅《爱迪生传》，仍旧没有“救妈妈”的记录。继续调查，何易发现，医学史上对于阑尾炎手术的最早论述是在1886年，而爱迪生生于1847年。也就是说，爱迪生七岁时，不会有阑尾炎手术的说法。何易还咨询了自己的父亲，一位有着二十多年行医经验的外科医生。何父的说法是，油灯反射属于“有影灯”，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阑尾炎手术。
让何易痛惜的是，为什么这个谎言让他相信了将近二十年？如果不是自己鬼使神差产生了一点“求真”的念头，那不是要被蒙蔽一辈子吗？（参阅2009年09月3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教师称小学语文课本需手术虚假编派害孩子》
http://edu.people.com.cn/GB/8216/10144940.html）
而在我们的课本中，类似《爱迪生救妈妈》这样的通过编造谎言、虚构故事来说教的课文还有太多太多。而且这样的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语文课本中，也不仅仅存在于小学启蒙阶段。更常见的问题则是，用格式化的判断来限制孩子的想象，用标准化的模式来固化孩子的思维。浙江省绍兴市稽山中学的高中语文老师蔡朝阳，曾经剖析过人教版一年级上册第14课课文《自己去吧》，那是一个故事。故事里，一只小鸭想学游泳，鸭妈妈说：“小溪的水不深，自己去游吧！”过了几天，小鸭学会了游泳。一只小鹰想学飞翔，鹰妈妈说：“山那边风景很美，自己去看吧。”过了几天，小鹰学会了飞翔。……“小鸭和小鹰是从石缝里蹦出来的吗？‘过了几天’这个表达，真是‘点金成石’！”蔡朝阳说。蔡质疑，在小鸭和小鹰最终成功之前，“过了几天”这一过程中，它们必定付出了种种努力。蔡有一个刚满四岁的儿子，年轻的父亲曾目睹儿子蹒跚学步的情景，“那是一段充满挫折的冒险，更是一个充满发现的美好过程。”课文里的轻描淡写让他难以忍受，“用成人化的视角，抹杀了小鸭与小鹰的努力过程，告诉孩子只要‘过了几天’，什么都能学会。哪有这样的事！” 蔡朝阳强调：“我们要教给孩子的，不是这些痴呆的课文，重要的是，让孩子们懂得他们自己的成长过程。”（参阅材料同上）
但是，我们今天的课本上、教学中，是在让孩子们怀疑、思考、实验、求证吗？是在让孩子们探索世界的奥秘、社会的运行、自己的成长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其实，驱除教育中的毒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但是，简单的做法，我们却不一定做得到，那就是课本上写真话，教师在课堂上讲真话，学生在回答提问、做作业、写作文时也敢说真话。所谓真话，就是有依据的话，讲道理的话，可以探讨的话，可能被证明为是错话的话。
有好的教材，就是讲真话的教材，让孩子一卷在手，可以代替老师；有好的老师，就是讲真话的老师，不需要教材，也能教出有灵性的学生。当年的西南联大颠沛流离，辗转西迁，教材图书散失，为防止敌机轰炸，甚至把实验仪器深埋于地下，可联大的老师们就是在这种没有统编教材，甚至一开始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当然，这不等于说联大的老师们就不编教材，事实上，许多教授一边教学，一边编写教材，因此教材编写的过程也是与师生教学相长的过程——教出了那么多院士级的科学家和泰斗级的文化名人。相比之下，我们耗时无数、挥金无数、费纸无数的大、中、小学统编教材工程不是把力气使反了么？
2010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