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的结局近了：电影《2012》
-|王怡 发表于 2009-12-11 15:18:00
http://www.artblog.cn/U/joshuawang/archives/2009/54457.html
我是在台北的西门町，看这个挪亚方舟的人文主义版。刚好是内地首映的第二天，成都发生5.0级余震，是汶川大地震以来，晃动最强的一次。父母收拾了细软，预备随时下楼。一年半了，我脚下的土地，已有过6万次余震。这6万次余震，已永久地改变了我的灵魂对这个世界的感应方式。
像大地震以前那么活着，是一种羞耻。事实上也不可能。据说在欧洲，有人已四处打听，预订挪亚方舟的船票。
其实每一座寺庙，自古以来，都有人订票。不过电影中，最荒诞的，就是政府卖票，1亿欧元一张。在旧约记载中，挪亚卖了一辈子票，而且都是贵宾卡，免费票，但除了他一家八口，竟然一张都没卖出去。人们年复一年，彼此朝贺，说寿比南山、福如东海；by the way，那个挪亚根本是疯子。
区别在于，那个日子是否可以预测。正好看到一个专家，信誓旦旦地说，我相信人类可以完全预测地震。我说感谢上帝，幸好不能预测，不然政府不但统治我们的今天，还要统治我们的未来。
很简单，如果那个日子是不可预测的。就由信仰团体卖票。他们没有枪，没有炮，他们也有卖假票的。但嗓子说破了，鞋子走穿了，是卖的多，买的见；听的多，信的少。谁愿拿地上看得见的财富，换天上看不见的财宝呢。人类的命运，好像一副不整齐的对联，上联是美好的应许，“浪子回头金不换”。下联是残酷的现实，“不见棺材不落泪”。
如果那个日子是可预测的，就会变成政府卖票。电影描写的是这个卖方市场，散户被抛弃，大户人头攒动，国家俨然成为上帝。
因此这部电影，最令我震撼的场景，反而不是大地陷落的逼真镜头，而是国家在人类末日来临时所扮演的显赫角色。尽管美国总统的最后讲话，诵读了旧约《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但由总统而不是牧师，向着全世界布道，其实是一个可怕的画面。令我想起约翰·诺克斯当年面对国王的那段名言：
“在苏格兰，有两个王国。在地上的王国里，你是国王。但在另一个王国，就是基督的教会中，你不是牧师，而是一个会友”。
如果世界没有末日，人类就是永恒的，一时的政权没那么重要。如果有末日，但末日是不可知的，国家就更加不重要了。因为永恒的意义，早晚要越过国家的废墟。或者说，每个人的灵魂，如一盏盏孔明灯，总有一天从国家的背景下脱颖而出，就像孩子挣脱保姆的手，奔向自己的父亲。
但一个可预知的末日，必将产生一个国家主义的世界观。国家轻易而举，就凭借它的财富和权势，僭取了在人类精神事务与永恒命运中的祭司位分。一群科学家、政治家和资本家，在那个日子行情看涨，假冒了救世主。假若末日真正来临时，如这部电影所说，科学数据、政治权势与商业财富，构成了决定人类命运的铁三角。对我来说，这幅画面，实在远比灭世的洪水更加残酷。
尽管登舟时，有一段各国政要的良知发现，但这部电影，其实不是一个挪亚方舟的人文主义版本，而是一个国家主义版本。政府造方舟，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灾难。一切专制主义，都建立在一种全知全能的国家观之上。以往的好莱坞片，倾向于把预言末日的科学家，与国家主义摆在一种对立立场。让科学家成为双重的孤胆英雄，既对抗天上的命运，又对抗地上的权势。但《2010》把这个张力化解了，倒也显得更真实。意思是说，科学主义从来都是国家主义的配角，科学是可被购买和征收的。因此，科学的全知全能，几乎就等于国家的全知全能。相信科学的万能，几乎也就等于相信国家的万能。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钱学森之于共和国的意义。
导演在国家主义的拯救观旁边，也拆迁安置了一种多元化的宗教场景。玛雅人的预言，传扬悔改之道的信徒，祈祷的教堂，西藏的僧人等。但他们的信仰，只在一种神秘主义的知识论（他们竟然知道科学才能知道的事）上被肯定，或在面对死亡的坦然上被尊敬。但在影片中，信仰仅仅被容许存留在国家主义的边缘，而与人类的真实命运无关。
不过我感兴趣的，是导演在剧情的商业考量之下，刻意留下几个隐藏文本。尤其是特写镜头下的两本书。
一是古罗马教父波爱修斯的名著《哲学的慰藉》。片头，太阳耀斑爆发，科幻作家随身带着的，就是这本书。波爱修斯被称为奥古斯丁后最伟大的拉丁教父，他在狱中写下这部诗歌与对话体的书。书中讨论永恒和时间的关系，说，“永恒就是同时并完全地拥有无限的生命”，这是单属于上帝的。而一切时间内的生命，都无法在时间中的某一刻，认识自己的全部生命过程。一切暂时的事物，都包涵一个永恒的现在，这使人类的活动具有永恒的迹象。但一切暂存的事物都是对永恒的模仿，这种模仿不能长久持续，终将被无限的时间淹没。所以他说，如果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关系，可借用柏拉图的话说，“上帝是永恒的，宇宙是延续的”。
这是电影隐藏的一种世界观。也是为什么末日及对末日的预言，对我们来说，具有如此显赫而惊悚的意义。波爱修斯说，唯有上帝对现在的事物拥有永远不变的认识，这是永恒中的认识，是“天命”，而不是对未来的“预言”。
第二个特写镜头，是科学家醒来，沙发上放着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记》。这暗示了影片的走向，人类就要像亚哈船长那样，不顾一切，冒险追逐白鲸。梅尔维尔借用了旧约的先知约拿的故事。约拿面对上帝的呼召，先是抗命，最终顺服。亚哈船长就是抗命的典型，麦普尔牧师则是顺服的典型。他在船上讲解《约拿记》，小说用了十页来写他的布道。最后，麦普尔牧师说，“服从上帝，就是要违背自己。正是在对自己的违背中，才包含着遵从上帝的艰难”。
2012年，是京都协定书到期的日子。有人说，这影片太乐观，世界没有真的毁灭。也有人说，这影片太悲观，连世界都毁灭了，人心中的自大，竟然还没被毁去。
圣经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多么美的劝勉和应许。世界的终极意义，怎么可能存在于机械的因果论中，怎么可能存在于国家主义的场域内。写完这篇文字，我要去幼儿园接孩子。有个牧师说，每一篇讲道，都要像对这世界的最后一场讲道。是的，每一次接孩子，我也要像最后一次去接他。
2009-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