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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择校时,何时才能“不折腾”
又是一年择校时,何时才能“不折腾”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2009年03月31日 08:46:49
每年三四月份,北京等城市的家长们都很关注一个问题:今年的小升初政策,有什么变化吗?类似的疑问还很多:比如说中考政策有变化吗?甚至上好一点儿的小学、上好一点儿的幼儿园,都成了敏感和热门话题。
这也预示着一场场择校大战即将拉开帷幕,或者说它一直就在进行着且愈演愈烈。这其中,有家长的无奈与孩子的疲惫,也有一些机构对利益的追求和对金钱的贪婪。
“重点学校”曾经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改革和发展当中,起到相当重要作用的一种学校类型。但是教育发展到今天,“重点学校”却越来越演变成一个体制和管理上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它是不是影响了整个教育的发展?是不是影响了义务教育均衡化?在学术界,在实践领域,大家一直在探讨。在目前制订的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当中,也是一个讨论比较多的问题。
3月25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等机构联合主办的“‘重点学校’该不该取消——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改革路径探索”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教育研究者、教育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就“择校热”这个备受关注的教育热点话题进行了探讨。
■怪象:“就近”入学为何也要掏择校费?
“义务教育不是‘就近’入学吗?怎么在我住的那儿就不是呢?”记者的一位同事谈起自己孩子上小学的经历,就连声质疑,“那所学校离我们家也就200米,可划片愣是没把我们院子划进去。学校说了,要上也行,先掏3万赞助费!”
据这位同事说,那所学校的教学质量还可以,属于家长们心中的“重点学校”,自然也就成了一个“香饽饽”。
对于类似的情况,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体特邀委员、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一个班招45个学生,现在40个学生是正常招生,把那5个拿出来要收费,就好像把一扇猪肉切下一块来单卖一个价钱,这一块你得先交3万,然后咱们再说同等交费。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逻辑,但是这样一个逻辑已存在了多年。
王晋堂说,这个现象开始是在高中,针对择校热“官方药方”开出的是“三限生 ”:所谓“三限生”,是指按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政策录取的学生。这些学生离正式录取的分数线还差了几分,因此享受三限政策。“三限生”是高中学校招生计划中的一部分,分数在计划线下30分内,按一定比例录取,进校时收取一定费用。填志愿是在第一批。这就给收择校费开了一个口子。另外它传染,以致于延伸到义务教育阶段,现在小学一些好学校择校,初中一些好学校择校也仿效高中。有些学校还不止三万,六万,八万,十二万,还有更多的。所以目前的择校热就让“ 免费”政策,演变成了“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的怪现象。
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赵连根处长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取消就近入学原则,是救了义务教育一命,还应好好完善。他说,医改在改革过程当中取消了转诊制度,老百姓拿着医保卡可以在各个医院就医,实际上就是把公共医疗跟选择医疗的关系混淆了,现在要把它改过来是很困难的。
■困惑:《义务教育法》为何难禁“重点学校”?
据《新京报》报道,今年小升初政策将在四月上旬出台,部分区县表示今年仍将沿用去年的“推荐派位”方式。即对小学阶段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推荐入学,对推优学生先进行一次电脑小派位,之后再进行全区大派位。另外,小升初升学方式还将包括文体科技特长生、划片派位、共建生等多种途径。
对于共建生、推荐生等等,王晋堂认为这是都是违反《义务教育法》的:“义务教育阶段把学生分成两种,推荐生和非推荐生,既不科学,同时违法,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你根据什么把学生分成两种?”
他认为,择生和择校,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容许择生就是保护校际间差距,就是保护重点校体制,就是维护择校。
《义务教育法》第22条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分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但实际上从2006年9月1号实施的《义务教育法》到今天,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取消,只不过有些是挂牌的“重点学校”,有些是大家心目中的“重点学校”。
对此,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凝认为:如果政府提供的东西不平衡,那一定要有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有能力,我挣的钱多,没问题,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则,但教育不是这个规则,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不适用市场经济。
“教育公平的问题是我特别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和北京市教委说过,只要北京义务教育的公平问题不得到有效解决,我会一直提出提案,盯死不放。”刘凝介绍说,他已经连续两年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解决择校、促进义务教育均衡的提案。刘凝表示,解决义务教育的“择校热”问题,必须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的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才能使公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成为真正“均衡”的教育。
■质疑:取消重点学校就是抑制“特色教育”?
关于择校热产生的原因,一些人说是供求矛盾:短缺的优势教育资源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但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们的优势教育资源比10年、15年以前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而我们的学龄人口比10年、15年以前大大降低了,怎么能够说供求关系越来越紧张了呢?除了一种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原因外,显然有特定的制度性原因,即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我们为用倾斜的方式打造少数的名牌学校,人为地制造学校差距。”
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海燕还指出:除了楼房、操场、试验设备这些硬件外,更重要的是重点学校集中了大量的“好校长、好师资”这样的软件,这才是使得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的关键所在。
有一种观点认为,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比如师资、文化氛围等,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如果取消重点校的话,势必会让学校趋同化,从而使特色学校减少。对此,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峡则认为,重点校和特色校不能混为一谈,很多人说,办重点校就是办特色校,实际上不是。重点校可以有特色,非重点校也可以办出特色来。只是重点校在投资上、在资源配备上占据了更多的优势,它占据了更多纳税人的钱,促进这样所谓一些学校的特色建设,客观上就造成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不均衡发展,这本身是不合理的。
而提到“特色教育”,北京市崇文小学校长白淑兰也有话要说。她认为,去年温总理在接见优秀教师代表的时候,曾谈到教育必须办有特色,但这个特色应该是适合每个孩子的教育。所以说均衡发展不是一刀切,而是要求学校里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发展。
■追问:择校与教育腐败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最近,广西大学附中出了一个教育腐败窝案,学校校长以及副校长全部被判了刑,奇怪的是,案子中所有家长的钱都是自愿交的,甚至校长和副校长都不认为这是犯罪行为。那么,教育不公和教育腐败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峡以一个家长的身份澄清了一个事实:“我也交过择校费,那个条款是学校早就拟好了的,说是‘自愿捐助’,家长都是被迫签的,谈何自愿?”
在会上,一位家长介绍“经验”说:孩子进入小学之后家长就开始打听小升初的游戏规则,家长和孩子为了这些能通往重点的证书拼搏着,为了孩子能上“重点校”,选择好几个学校的培训去“占坑”(这样才有可能择校)。家长想方设法为孩子制作出一份精美的简历,有的一份简历达到50页。
北京市崇文小学校长白淑兰也指出:小升初去年愈演愈烈的暗箱操作,造成了很多今年家长“占坑”问题:“今天我看这个报纸写一个家长‘占坑’花了五六万。说实话,从家长来讲他的精神负担、物质负担都很重。”
北京大学博士贺武华说:“什么问题导致我们教育腐败?绝对不是教育资源稀缺、不均衡。昨天一个老师讲,他们读书的上世纪70年代那会儿,教育资源更稀缺,但是绝对没有教育腐败。原因是什么?什么导致教育腐败?就是教育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
杨东平认为,择校收费制度是一个腐败的温床,它把钱权交易合法化、制度化,应该取消或限期整顿。这些学校应该公开它的账目,应该公开择校费使用的方向。做到由公众参与来审查名校的择校收费,不应该使它成为监管之外的黑洞。
此外,本意是引导和开发有数学天分孩子的奥数,现在却成了“择校”的门槛之一:教学大纲里没有编排奥数,但是要上重点中学就必须学习奥数,这是衡量好学生的标准。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每个月的生活费中拿出很可观的一笔费用。而奥数,也成了择校孳生教育腐败的一个新温床。
据杨东平介绍说:很多重点学校办的奥校,都是变相内外勾结,老师在课堂上讲奥数题,小孩解不出来就到奥校去培训,这些名校老师下课了就到奥校去上课。关于名校禁止办奥校的规定,北京市早就有了,但为何就是不执行呢?
■呼吁:教育主管部门是否该有所作为?
在一份“关于‘重点学校’该不该取消”的网络调查中,“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和择校热应该首先问责谁?”一项中,选择首先问责教育主管部门的占76.6%。
有专家认为,在一些政府的义务教育概念中,政府的义务还不是特别明确,而且在法律规定下应该是责权利对等的,现在一些政府在实施权力、获得利益的时候(包括校中校、名校办民校等等),都有利益。但是教育资源不均衡后面的责任始终没有问责,没有追究教育办成这样,政府是否缺位失职?应该对此建立问责机制,要有问题时能找到相关责任人才行。
有人提到了“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的说法,杨东平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它区分了政府和市场的不同责任:“发展教育的丰富性、选择性、多样性,主要应该通过发展民办教育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公办学校的民营化。”他介绍说,这个方面在台湾地区就有明确规定:九年制教育不允许有重点,高中就是高中,高中不得去办初中,这个界限是很清楚的。
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赵连根处长分析说:“现在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基本需求跟多元需求的关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政府提供的是基本需求,因为它是受纳税人委托经营管理学校的,因此他提供的教育既有基本性和普惠性,他必须要坚持公平,而且公平优先。”至于多元需求,他认为要通过市场、通过社会组织、通过公民个人所提供的公共教育产品加以满足。如果一方面提供基本的普惠,一方面又是多元教育产品的提供者,那就是政府的职能发生错位,问题就出来了。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凝则建议,考核市长有GDP等指标,那么考核教育部门义务教育搞得好不好、教育资源是否均衡化,是否也加上择校率等条款,应用类似标准来评测教育主管部门的成绩。
从教育资源的角度考虑,政府不大可能包揽所有教育资源的情况,在中国很长时间内还是需要好的政策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向教育流动,形成一个社会共同办教育的格局,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杨东平认为,该不该取消,回答这个问题是容易的,怎么取消才是真正的难题。是不是像西方那样把重点学校都变成私立学校?在中国的国情下这种选择是否可行、合理?或者对它的公平效率怎么考虑?这是一个争论性的问题。
■调查数据
近七成网友有过择校经历
某门户网站开展的一项“关于‘重点学校’该不该取消”的调查显示:近70%的网友有过择校经历。
在此项调查中,当被问及“择校会让孩子得到什么”这一问题时,网友们选择排名第一的选项是“有起点优势”,已经占到近50%。
当被问及“是否赞成义务教育阶段取消‘重点学校’”时,选择“很赞成”的受访者占 61.5%,选“基本赞成”的占12%,也就是说赞成取消“重点学校”的网友已经高达73.5%。至于择校热给家长带来哪些感受这个选项,有45%的网友选择“择校给他们带来的感觉是四处求人,大把花钱,到处搜寻进入重点的门路”。
在“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和择校热应该首先问责谁”一项中,选择首先问责教育主管部门的占76.6%。
在“要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全面取消择校的首要工作是什么?”一项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真正取消“重点学校”和示范性学校,排在第二位的是长期有效地实施校长教师交换交流政策,第三位是全面公开的阳光录取招生程序。排名第四的是严格禁止优质高中办初中,严格禁止名校办民校。
在被问及“您觉得多长时间能够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化”时,不少受访者持不乐观态度:认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网友占57.6%,认为“四到五年”的占20%。(记者卢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