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胜：忆宾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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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雁，你已离开我们独自远行。时隔多日，我却依然沉默。去年为你八十华诞，苏炜来电话邀我写点什么。我答应了，但坐在桌前，却茫然不知如何下笔。近三十年交往的记忆如一道奔溪，从心间流过，想伸手留住它，却仅在纸上洒下点滴印象，而你这个人竟在这些杂乱的记忆中消失了。于是明白，你这个人不是轻易能写的。没有普鲁塔克，吉本式的巨笔，又怎能去描绘那些横空出世的人物。结果竟爽了约。
自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和你通话后，心中便有种不祥的预感。从话筒中传来你的声音，以往的浑厚已经变得沙哑，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深深喘气。我急催你不要讲话，只听我说。但你执拗地要说。谈起病情，你一如既往地乐观，甚至谈到出现了腹水时，也仍安慰我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要挂断电话，你突然说“最近不要总打电话了， 有事就通个消息”，之后还不忘问起张雪和盈盈。放下电话，我在黑暗中静坐良久。问自己，什么是“有事”？果然通话不到两周时间，你就再次入院，随后就永远离开了这个让人眷恋又厌恶的人世。
像古往今来一切大智慧的先知，你总在关注那些歌德所称的“公开的秘密”。在卡莱尔看来，这些“公开的秘密是那种展示给所有的人，却鲜有人能察觉”的“事物的真实本性 ”。有谁不知这公开的秘密？ 只因日常不得不与之相处便视而不见、见而不怪了。你却被它折磨得寝食难安，仿佛命运托付给你这个使命，“做一个公开秘密的揭示者”。而这正是先知的使命。每念此，我都被你的大勇所感动，却在心里悲叹先知的命运。这些勇者很少不是悲剧性的。
如今，你离开我们已过半年。先人所说的“生前身后名”，其实早已于你无碍，只剩下亲人和朋友的思念真实而久远。宾雁，你上路时正是飞雪漫天，而今已是盛夏，万物欣欣。清晨，我行走在林中河畔，你的身影会浮现眼前。还是那条你所熟悉的林中路，我们曾在这条路上漫步倾谈。你在这里时，当是嫩竹初栽，眼下却已亭亭玉立，纤杨细柳亦成浓荫。人说，枝繁叶茂时最宜回忆，我奢想能记下我们近三十年交往的点滴，将这微薄的记忆之光奉献给你。或许它能陪伴你的英魂，度过寂寞的时光。
一、 苦寒的拂晓
北风其凉
雨雪其雱
惠而好我
携手同行
—《北风》
一九七八年，我去社科院哲学所《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工作。这是一个不公开发行的小刊物，目的在于更快地收集和反映全国各地的思想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是从《中国青年杂志社》调来的任俊明女士。一天，编辑部在开例会，我的座位正对着门口，忽然门轻轻开了，进来一位身材高大魁伟的男子。他是来找任俊明的，看我们正开会，便轻轻一弯腰，对任说：“我过会儿再来”，就转身出去了。任女士回头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刘宾雁，毛泽东钦定的大右派，刚调到《哲学译丛》编辑部。”熟悉中共建国史的人，对刘宾雁这个名字恐怕不会不知。七六年“四五”运动期间，我曾和父亲争论过中共统治二十余年的是非功过，在谈到反右时，我还提起过他。刘宾雁在我心目中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先驱，五七年蒙难，死活不知。今天突然出现在眼前，又和我在一个单位上班，让我惊奇又好奇，很想找他聊聊，问他几个藏在心中、长久不得解答的问题。
当时我年少气盛，没想过严格说来我们是两代人了。为了找个和他搭话的由头，我特意去问任女士，他在找什么。任告诉我他在找东欧国家哲学界的动态资料。我便请资料室刘青华先生帮我收集有关这个主题的目录。青华先生给了我一份东欧国家哲学界的论文目录，我拿上它去《译丛》办公室找宾雁。看到我手里有这么多他感兴趣的文章题目，他极高兴，连连谢我，反复说还是哲学所资料室资料全，让人大开眼界。我问他为何对东欧国家的哲学感兴趣？宾雁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我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解冻的苗头”。这话的深意我是后来慢慢体会到的，但“解冻”这个词却令我兴奋。
从爱伦堡的《解冻》发表之后，这个词就为渴望自由的心灵所向往。它使我们俩人的对话立即顺畅起来。宾雁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毛头小子如此坦诚，颇令我意外。想想他这一辈子遭受的苦难吧。在这块土地上，他永远是敌人，伴随他的总是监控、告密、批斗、凌辱。二十几年下来，他竟对人毫无防范之心。我们一直聊着，一起去食堂打饭。通常中午休息时，宾雁会在译丛办公室把两张桌子并在一起，铺块毯子就在这桌上小睡片刻。但那天宾雁没有睡午觉。自那时起，我们常常一起下班，骑车沿南北小街回家，一路交流各种政治信息，谈论最近读的书，想的问题，永远有说不完的话。到东四十条分手，我往左拐回锣鼓巷，宾雁往右拐回三里屯。冬天刮西北风时，看他费力地逆风而行，努力躬着身子蹬车，寒风吹散他已经花白的头发，骑出几十米必定回过头来再招招手。我心中感动，认定这是个今生今世的朋友。其实我比宾雁小近三十岁，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那时我正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首先吸引我的是阿多尔诺的音乐哲学，因为觉得他对十二音体系的论述太政治化而转读马尔库塞的美学心理学批判。看到宾雁对东欧国家哲学界的动态有兴趣，我便把马尔库塞的成名作《苏联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他。宾雁读书极快，几天后就把书还给我，说这书很有价值，应该翻译出来。并对我说，其实他最感兴趣的是南斯拉夫哲学界实践派的思想，读了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认为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他一再提醒我应该去读马尔科维奇。我不熟悉这个人，宾雁告诉我，他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当作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
七八年初，异化问题在国内哲学界还很少有人关注，宾雁却已经注意到这个概念对瓦解现存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异化是确立人道主义的基本概念。宾雁思想之敏锐，视野之开阔，让我吃惊。有趣的是，宾雁在介绍南斯拉夫实践派时，用的是“新左派”这个词，给我印象极深。宾雁是做事认真的人，几天以后，他就复印了一篇马尔科维奇的长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要我读，说他正考虑编一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想收入这篇文章，要我读完之后把它译出来。真巧，我从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读社会批判理论，宾雁从东方的南斯拉夫实践派读社会批判理论，竟是殊途同归。现在回想在七十年代末，“社会批判”这个概念为何如此吸引我们？更确切地说，为何宾雁会对之如此着迷？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以后现代社会为批判对象的。但当时在我们心目中，马尔库塞所使用的 Establishment（现存权势集团）完全可以拿来指称专制集团。所谓“单维人”的概念也可指极权社会中受压抑的个人。特别是无压抑文明的概念，对于无往不在枷锁中的国人更有感召力。宾雁关注南斯拉夫实践派，也有几个特别的着眼点。一是以人民名义行使统治权的党政集团，怎样异化为全社会的压迫者。二是马克思的人道理想怎样引出了无人性的社会制度。三是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论述怎样变质成压抑人的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它敉平人的创造性思维，使人丧失人性。这些问题令宾雁思索。因为他曾把青春献给这些理想，却眼见它们成为当权者的谎言，而那些真正信奉和实践这些理想的儿女反遭吞噬。当时我认为对共产政权的决定性批判已经由两部旷世杰作所完成，理论上是吉拉斯的《新阶级》，文学上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但宾雁不同意，他认为，列宁主义是一个极坏的转折，他的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学说，是使马克思理论彻底变质的关键。宾雁多次强调，这套理论在中国未得彻底清算之前，马克思学说中有生命的东西就不可能成长。这真是宾雁的洞见。
七八、七九年，思想界一些有头脑的人正积极地寻找理论上的突破口。当然，他们的努力仍跳不出马克思理论的框架，但一些人希望能够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发掘出新的思想资源，作为批判毛式意识形态的根据。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异化概念就成了这个突破口。宾雁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事有凑巧，当时高尔泰先生刚借调到社科院美学研究室，我常和他在一起聊天，书法，绘画，美学，文学，海阔天空。高先生曾把他为女儿手绘的一大本连环画《大怖龙的故事》拿给我看。作品从人物构图到色彩运用，无不超逸高绝。一次我偶然向他提起《哲学动态》正想组织异化问题的讨论。高先生说，他曾在六十年代写过一篇关于异化的文章，可以拿给我看看。几天后高先生来编辑部找我，拉我到走廊无人处，小心翼翼掏出一摞稿纸，稿纸的边缘已经发黄破损，似有水渍在上。高先生说这稿子文革时，藏在莫高窟某洞室，才躲过劫难。我恭恭敬敬接过来一看，文章题目叫《异化辨异》。当晚拜读，其中某些说法我虽不尽赞同，但文章有理有据，很有价值。后得任俊明女士首肯，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国内刊物上讨论异化问题的文章，高先生这篇可谓滥觞。杂志出刊后，我立即送了一份给宾雁。
之后不到一个月，我收到了从武汉寄来的署名墨哲兰的文章《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范畴》，文中对高先生的文章多有辩驳。作者对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手稿如数家珍，行文极有力量，看得出是一位深思精辩的高人。我将手稿给宾雁看，告诉他讨论已经开始。宾雁很兴奋，还特别问我文章的作者墨哲兰是什么人，问我和作者是否常通信。正是宾雁这一问，我才给墨哲兰去信，三来两往，知道墨哲兰就是张志扬，文革期间被囚禁在单人牢房，手中只有一部《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志扬读它如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读棋谱，真是“烂熟于胸”。也正是有了宾雁这一问，才有我和志扬二十多年不渝的友谊。
当时社科院院部有个刊物叫《未定稿》，负责人是李银河的父亲林伟。宾雁常去他那里看各种资料，总拉上我一起去。银河的父亲温和开通，必把新收到的稿子给我们看，说“能用就拿去发表，活跃思想”。《未定稿》收到的稿子五花八门，从那里可以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国许多人在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惜不管是《国内哲学动态》还是《未定稿》，都不是公开刊物，那些鲜活敏锐、言之有物的文章只能“内部发行”，而且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公开的刊物上，永远是枯燥无味的废话套话。宾雁每次看稿回来，都感慨万千，说“中国不是没有人才，都让这个制度压死了”。
宾雁关心的问题范围极广，从哲学理论到现代文艺思潮，从政治学到美学心理学，从宗教到国际共运史。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有意思，要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我吃惊于宾雁的学养。他读书又多又快，范围也广。他使用俄文差不多像母语，英文也好。一天我见他在读一本讲谈社出版的《新马克思主义》，才知道他还通日文。
宾雁讨论问题的方式很独特。他总要先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他久已信仰的理想，也可能是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干扰动摇了他的信仰。他会围绕这个主题反复诘问。例如对“共产主义理想”这个陈腐命题，宾雁会锲而不舍地追问，“难道这个理想是全无价值的吗？难道为追求这个理想献身的人都是上当受骗？”但是他又清醒地知道，那么多残暴龌龊、伤天害理的勾当是借这个理想之名而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宾雁。从我们相识到他逝世，其间虽有相当的变化，但这个矛盾时而潜隐，时而彰显，总是挥之不去。宾雁对马克思的那些理想主义的论述有相当共鸣。但是和他讨论马克思主义，你会发现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大多包含在他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了，也就是说宾雁所热衷的是马克思思想中最具哲学性和人道主义的那些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不容于当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地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 在宾雁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理想。也正是为了探求这个理想，他一头扎进南斯拉夫哲学界的文献中，寻找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中存在的理由。七八年下半年，宾雁花了很大精力编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他在为这部文集所作的序言中，道出了他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人和人道主义。在这篇没有署名的《编者的话》中，宾雁写道：“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及社会主义实践中应占据什么位置？是像苏联历史上那样，把物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摆在第一位而较少考虑人的利益，人的权利和人的发展，把这一切放到遥远的未来呢，还是应该自始就关心人的问题？”南斯拉夫战后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在苏联历来的哲学思想中被视为抽象物而排除于哲学之外的‘人’，应该占据哲学思想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解放”。
宾雁写这篇《编者的话》大约是在七八年底，虽然发表时已是七九年三月。当时中国社会才开始出现政治变动的苗头。许多文革受难者刚醒过来低头看自己血淋淋的伤痕，而宾雁已经站在哲学理论的高度，大声疾呼人的问题，真是空谷足音，振聋发聩。还不仅是这些，宾雁进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会有人的异化问题。在苏联式的国家集权主义体制下，工人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人民本应是政治主体，而实际上国家和以工人阶级名义进行统治的党却成了主体，人民倒成了政治客体”。宾雁所指出的这种社会政治上的异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悲剧，它经过列宁的改造而走向其理论初衷的反面。由于密谋起义的需要，列宁将政党改造成密谋集团，拥戴一个被称为领袖的绝对独裁者。列宁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有铁的纪律，并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集团。它无需任何授权，也不需要合法化过程。它不对被统治者负责，不对社会负责，而只服从那个领袖集团，即党的领导层，最终只对唯一的独裁者负责。在这个阴谋集团打造的社会结构中，没有个人自由的空间，政治组织成为残酷的迫害机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完成以后，统治集团愈来愈依靠意识形态动员和秘密警察监控来实行它的统治。这就是存在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现实。对这个现实，宾雁有清醒的认识。
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选编过程中，宾雁很费了一番心思。他想表达自己的理论追求，又要照顾文集能够顺利出版，在选题上就不能不有所取舍。一天下午，我去《哲学译丛》，想约他下班一起回家，见他坐在那里很伤脑筋的样子，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文集的内容不好定，有些文章不想收，但怕人家说不全面。”他指着一条划着红线的篇目，说这篇文章没意思，谈的是列宁的创造性，基本上是老一套。可文集中要是一篇关于列宁的文章都不收，恐怕会通不过。书出版后，见到里面收了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宾雁亲自译了文集中的五篇文章，《论哲学的社会作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大敌》，《教条主义和政治制度》，《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斯大林主义》，《反映与实践》。仔细读这五篇文章，能感到宾雁呼之欲出的追求：渴望使马克思主义挣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枷锁，重新回到它的人道主义源头；把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让它回归人类精神文化之流。
宾雁当时约我译马尔科维奇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属于这种努力。这篇文章的主旨正是宾雁关心的问题“马克思理论的本质”。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存在的理由“首先是他的理论所想象的历史可能性仍然是有争议的，其次是在他批判的人本学所假设的可能性中，人道主义的价值标准和实际选择最符合当代人类的要求。”宾雁同意马尔科维奇的结论。宾雁几次对我说这篇文章很重要，一定要把它译出来。我怕自己译不好，辜负了宾雁的信任，特意请了我的好朋友、英文修养极好的文冠中先生一起译。译稿交给宾雁，他很满意。
宾雁自己译的文章都用哲学所的标准500字稿纸誊清。他给我看过他亲手誊清的稿子，稿面干干净净，硬朗而不失秀丽的小字，铺展在绿格线内，几乎没有修改的痕迹。宾雁在这本文集中用了两个笔名，一个是刘子安，这是他早年曾经用过的名字，另一个是金大白。一次他颇有些得意地让我猜这个笔名的含义，还没容我猜，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今日真相大白”。我反问他今日何事真相大白？中共中央档案馆没开放，多少谎言藏在那里？这些档案一日不公开，就没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宾雁争辩道：“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我说那你应该改个笔名，叫“钟大白”。宾雁大笑。
现在回想起来，七八年真是个有意义的年头。黑夜似乎已到尽头，但仍然阴霾惨布，晨曦已然微露，但拂晓依旧苦寒。宾雁一方面专注于捕捉各种解冻的蛛丝马迹，一方面又为前途未卜而忧心忡忡。七八年初春的一天，我们约好在院里洗完澡一起回家，但那天浴室出了故障，没有热水，我提议一起去街上澡堂泡澡。于是我们径直奔东四十条口上的松竹园浴池。浴池中人很少，偌大的热水池只有两三个人。热雾弥漫中，人与人之间仿佛隔着一层面纱。人泡在热水中，全身松弛，像喝了酒，说话的欲望特强。我忍不住向宾雁透露，我当时正为一位新相识的姑娘神魂颠倒。男人之间的这种私密性谈话难免返诸自身。聊到深处，宾雁就动情地谈起了他和朱洪的恋爱史。他和朱洪相识相恋于俄罗斯，那时他是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俄文翻译，朱洪是《中国少年报》的筹办人。宾雁说一见到朱洪，就觉得她有屠格涅夫笔下女性的那种气质，温柔中含着内在的坚韧。他动情地谈起朱洪和他在一起所遭受的种种磨难。这种磨难常人难以想象，更不要说在这种磨难中坚持着的日常生活。接着他就向我“坦白”了他的“软弱”。
文革开始后，他被隔离审查，每天都在中国少年报的红楼里打扫卫生。一天他在打扫四楼的平台，那天天空蓝得神奇。几个月来每天的批判凌辱让他疲惫厌倦之极，他走到平台边上，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冲动，心想只要跨前一步，就可以不再看周围群魔乱舞，不再听耳边狂徒喧嚣，彻底解脱这无止无休的折磨。这种解脱因此格外诱人。从四楼平台向东望去是宾雁的家，他站在平台上努力远眺，眼前似乎出现了朱洪的身影，她正在晒台上晾衣服，手中拿着小雁的一件小花衣服。为了把衣服晾得平展，双臂正上下甩动，那姿态平静又优雅。这个幻觉那样真切地出现，宾雁一下子泪水涌出，突然有了抗拒软弱和诱惑的力量，从此他再未有过轻生的念头。宾雁给我讲述这一幕时，声音安详平静，但让人能感到平静之下的情感巨涛。这是一种怎样的对比啊，一面如维米尔笔下的人物，在代尔夫安详平和的家园中栖居，一面如多雷为《神曲》所绘的插图，众生在炼狱中煎熬。这两个画面叠加在现实中国的土地上，惨烈而荒谬。我们中国人就在这惨烈与荒谬中生生死死。
七八年初秋，中共中央发了个有关五七年反右的文件。一天父亲下班回家，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指着桌上的一份红头文件说：“这是和老刘有关的文件，你拿去给他看看”。父亲对宾雁是十分敬重的。父亲说五七年反右他是不赞成的，他当时负责的部门一个右派都没有打。在共产党内，父亲是罕见的能宽容异己的人。他自己有所谓党性约束的一面，但对我的反叛思想、“异端邪说”却能持宽容的态度，允许我在他面前批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允许我抨击中共祸国殃民的种种作为。虽然和我激烈争论，但不压制，不禁止。父亲知道我和宾雁的交往后，嘱我找个时间请老刘到家里吃饭。宾雁来了，和父亲相谈甚洽。送他出门时，宾雁说“共产党里有好人”。这其实是他始终不变的看法。
我拿起这份红头文件蹬车直奔宾雁家，想着能给他一个惊喜，因为文件里有对定错了的右派给予甄别之类的内容。想到宾雁也许会因此脱离苦海，我心里有点激动。初秋时分，天清气爽，出门正值华灯初上。我兴冲冲赶到三里屯，敲开宾雁家的门，说，我带来了有关右派平反的文件。宾雁大喜，但读完却若有所失地说：“照这个文件，我是没希望的。”边说边把文件递给朱洪，吩咐“把有意思的地方记下来”。朱洪拿文件进了另一间屋子，宾雁就把他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过详详细细讲了一遍，说全国五六十万右派，只要剩下几个不平反，他也会在其中。我忙安慰他，说事情不至于坏到如此，但也有些沮丧。告辞回家，来时的兴致一扫而光。而后宾雁终获平反，这实在有赖“共产党里的好人”胡耀邦。知道宾雁平反后，我去他家祝贺，朱洪一开门就告诉我，今天许多人祝贺，宾雁喝多了。见宾雁坐在扶手椅上，看我来强撑着要站起来，神志还大致清醒，说今天高兴，你敬一杯，他敬一杯，喝得有点多。我见他不胜酒力的样子，连忙告辞回家。骑车在路上，想着宾雁这个人受的半辈子苦，而今天终有一乐，不知为何竟悲从中来，不由长叹一声。宾雁后来的遭际仿佛证明了我那晚上心中的悲伤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预感。右派平反在宾雁竟是新一轮苦难的开始。
临近七八年底，各种社会思潮涌动起来，西单民主墙渐成气候，宾雁对此极为关注。自十一月中旬开始，隔三差五，宾雁一定拉我去民主墙看看。他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手不停地抄录，魁伟的身材在人群拥挤中格外显眼。见他那种全身心的投入，你不能不心生感动。宾雁又“旧习不改”地乐观起来。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听到一个外国记者传来消息，他见到了邓小平，邓说“民主墙好”。电话中就能觉出他抑制不住的兴奋。他约我第二天一起去民主墙，说很可能这两天就有重要消息。当时邓正在借社会上的民主力量对付华国锋、汪东兴，而邓本人似乎成了民主转型的希望。宾雁对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评价很高，但对魏直接针对邓的言论有些担心。第二天中午，我如约找到宾雁，一起去了民主墙。那天有贵州来的诗人在朗诵诗歌，词句铿锵。民主墙前人头攒动，一霎眼的功夫宾雁就不见了踪影。待我找到他，他已经在本上记了不少东西，问他找到些什么宝贝，说都是伸冤、上访的材料。这就是宾雁的性格，不能看到别人的苦难却无动于衷。
我们离开民主墙时已近黄昏。入冬的北京，天黑得早，五点左右，已是夕阳西下。沿长安街东行，骑到天安门广场时，宾雁突然兴奋地高声说：“越胜，我看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我颇吃惊，因为宾雁难得有高声说话的时候，碰到再高兴的事，他也极少会提高声调，永远是那种深厚的、带有胸腔共鸣的声音。而今天，他竟兴奋不能自已。夕阳下看他的脸，染上一层红晕，愈发神采飞扬。天啊，中国竟有这等把民族的命运如此牵挂在心的人，见到民族精神稍有苏醒，他便像个孩子得着了渴望已久的东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不，远不止于此，他不仅仅是满足， 更有一种期盼，一种向往，一种祈求，一种冲动，拿自己的热血去浇灌初萌的嫩芽。我心悸动，宾雁啊，难道你忘记那架嗜血的机器仍踞伏在旁？难道三十年的苦难竟没有在你心上留下丝毫阴影？难道冷漠易变又健忘的大众真会听懂你的心声？难道上苍竟会眷顾这苦难的中华民族，用它的慈悲之手为歌吟者加上桂冠？望着眼前这位身披晚霞，已不算年轻，却比孩童更纯真的人，我心生敬畏。
七八年在等待、期盼和思索中过去了。宾雁选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也大致完成。七九年一月，他的右派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帮《中国青年报》做些事情，这是他准备重归本行的前奏。七九年二月下旬，宾雁在所里找我，把我叫到《哲学译丛》编辑部办公室，给我看他写的一份内参，事关一个叫曹天予的人。这份内参显然是宾雁动了感情写的，详细讲述了曹天予遭受的种种苦难，强调了他的才华和取得的成就，最后呼吁青年报来关注这个人的命运。我问这人是谁，他又给了我一份报纸，上面有个长篇报道，题目似乎叫《带着镣铐攀登的人》，是写一个女青年克服种种困难，自学成才的事迹。主人公叫曹南薇。宾雁说曹天予就是曹南薇的哥哥，妹妹的许多成就和这个哥哥是分不开的。那是个阴冷的日子，窗外一片灰暗，宾雁一边语气激动地给我讲天予的事情，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似乎这个青年若不是他的至亲，至少也和他有极深的关系。其实他们素不相识。我与宾雁有了这一年多的交往，渐渐明白他这人是时刻准备着要把别人的痛苦扛在自己肩上。眼见别人有难，若不能一援其手，他会寝食难安。天生斯人，福耶？祸耶？ 话入正题，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天予。那时天予还带着反动学生的帽子在上海街道受人监管，而他可能的出路是来北京考研究生。但这条路上障碍重重，宾雁也束手无策。大概宾雁知道我有些社会关系可以一用。我当时的女友在科学界很有些能说上话的熟人，宾雁认为她也是个愿意帮人的热心人，或许能为天予想想办法。果然，宾雁的这些设想在改变天予命运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但那是另一个漫长的故事了。
七九年春，我准备报考现代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宾雁也经常不在所里，他的记者老本行开始召唤他。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间不多了。研究生考试结束后，我回编辑部，看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只牛皮纸袋，上面是宾雁的笔迹。打开是两本书，一本是淡蓝色封面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凝聚了宾雁的理论思考。一本是《重放的鲜花》，收录了宾雁等人为之获罪的几篇报告文学，书的封面上部是一片漆黑的底子，下部有一块留白。在这黑白之间，一支殷红的玫瑰奋然出土，枝干扭曲，惨然地微笑着，又像一块血痕，记载着民族的苦难与耻辱。宾雁在扉页上有长篇题赠，我只记得一句话：“越胜，送给你，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个黑暗的年代。”
二、再入炼狱
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
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蒙田
七九年九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宾雁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这篇报导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闻史上的崇高地位早有定论。从此，宾雁再一次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重树汉语言说地位的斗争。中共建党之后，造就了一种新的汉语使用方式，在中共意识形态框架内，汉语已不是一种言说，而是一种暴力。随着中共凭借语言暴力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中华民族却因失语而无家可归。
怎样才能获得重新言说的权利？在宾雁看来就是让语言重新面对苦难，重新面对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宾雁谈到他对天予的采访时说：“我重新获得政治权利后采访的第一个人竟是这样一个受难比我更深更久的人，带有一点象征意义：今后我注定将是这一类人的代言人。”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使命感。因为在语言暴力之下，作一个揭示苦难的言说者，意味着将踏上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七九年暑期后，我去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宾雁开始奔波在白山黑水之间。我在日记中曾记过这样一笔：“宾雁来电话，说明日赴沈阳，眼前似见他颠沛于途，身后落叶缤纷。”这次通话，我们谈了很久。离开哲学所，他有些遗憾，反复说他对理论问题很有兴趣，有许多问题想研究，还有那么多的书要读，叮嘱我要定期把《哲学动态》寄给他，因为他想了解理论界的动态。最后互道珍重，我半开玩笑地说：别人当记者不过是个职业，你当记者却要上刀山入火海。宾雁沉默片刻，说“我这是自找”。
八一年底，现代西方外国哲学学会在西安召开年会，我作为会务人员赴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社科院哲学所和北大外哲所的两拨青年学人相逢了。苏国勋是高我一级的学长，我叫他苏大哥。友渔是我同门师哥，做事象他的专业“分析哲学”，一板一眼。北凌是哲学所科研处的领导，虽不是学问中人，但心性相投，也和我们混在一起。嘉映和正琳是北大外哲所的人，两人风格迥异。嘉映的辩论风格是雌伏的，从厚厚的眼镜后面紧盯着你，突然发问，穷追不舍；而正琳则是雄扬的，分析问题天马行空，角度独到，令人拍案。我是见才心喜，更何况八十年代初，正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时代，碰到心灵相通，学养相俦的友朋，真是喜不自禁。白天大会听我们上辈学人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会后在宿舍里竟夜长谈。文章砥砺，机锋相搏，思辩互见，妙语迭出，每有精思迸溅，恨不能呼人唤酒，浮一大白。后来据嘉映回忆，和正琳两人十天睡觉时间总共不到二十小时。会议结束后，我们一同乘车返回北京，又是一路的长谈。除了哲学之外，话题更广涉历史、文学、政治各个人文学科。入夜，旅客们熟睡，唯有我们这个卧铺车厢中轻声细语不断。车厢外、旷野中孤灯摇曳，昏暗的车厢内苏大哥、嘉映、正琳手中几点黄亮的烟头，那明暗极象荷兰画派常用的色调，映在我心中，二十多年不褪。
分手后，接到嘉映的信，说这几个人不是轻易就有的，散了可惜，应当有个聚会的机会。于是商定，每月初在嘉映的黑山沪住处开一次讨论会。选定主题，推人做中心发言，围绕主题展开讨论。这就开始了持续几年的黑山沪聚会。最早，参加者有嘉映、嘉曜、正琳、胡平、友渔，苏大哥和我，阿坚也常到会，后来甘阳、庆节、国平也来参加。由于每次讨论的主题结合主讲者自己的研究专题，而且讨论相当深入，嘉映觉得这样说过就丢了太可惜，我就提议每次主讲人都把主题发言整理成文，由我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发表。于是就有了嘉映的论海德格尔，正琳的谈新黑格尔主义，友渔谈分析哲学，和我对马尔库塞的讨论……。
宾雁是个爱朋友的人，也很愿意结交新人。在他繁忙的记者工作之余，偶有闲暇和我“通个消息”，我自然满怀欢喜地向他介绍了新结识的朋友。宾雁很有兴趣地听我的介绍，说什么时候能安排个时间大家见一见。但由于他超乎想象的忙，这一面要等到几年之后了。我对他说没时间见面也没关系，在我寄给他的《国内哲学动态》上能看到我们讨论的成果。当时我也不过是告诉宾雁这个信息，想他忙，和各地的贪官污吏正斗得紧，不会有时间关注这些太抽象枯燥的东西。谁知，他竟打电话给我，说读了嘉映的谈海德格尔的文章，对里面谈的内容挺有兴趣。电话中我们还对“此在”、“语言是存在的家”等等提法讨论了一番。我说嘉映文章写得很精到，他说会再仔细看看。以他那时的工作节奏，真不知他哪儿来的时间，关注这些抽象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他不仅关注这些抽象的问题，还关心当年采访对象的具体问题。因宾雁的努力，天予到了北京，后来和林春相识相爱。这本是个人私事，偏偏关心林春这个“好孩子”的叔叔阿姨太多，反对他们恋爱的人不在少数。结果有些好心人找到宾雁，想让他出面干涉。大概他那里听到的消息都对天予不利，好像天予和林春谈恋爱有点大逆不道。因为天予到北京后曾经住在我家，宾雁就打电话找我，口气很急，听我讲完事情的原委，他松了口气，说“如果人家是自由恋爱，外人还是不要管。都是大人了，而且天予受过那么多苦。”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天予林春谈恋爱这件事，和天予受过多少苦本没有什么关系。可在宾雁那里，凡是受过苦难的人似乎都有了特权。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他自己。
八十年代，是宾雁记者生涯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年代。他踏遍中华大地，见证与言说着无权者的苦难。他自己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无时不在风口浪尖上。他几乎以一人之力，面对强权，担起为那些无权者言说苦难的使命。像卡斯特里奥面对加尔文，索尔仁尼琴面对苏联共产党。前者被卡斯特里奥自嘲为“苍蝇撼大象”，后者被索尔仁尼琴称作“牛犊顶橡树”。宾雁也自承了“笨人刘老大”的名号。
八二年的春节到了，我心里惦记，想去看看他。于是电话都没打，就直奔他家。宾雁住三楼，我刚上楼，就见楼梯上站着几个人，个个风尘仆仆。心里奇怪，大过年的，他们站在这儿干什么？敲敲门，是朱洪开门，她身后门厅里还站着两个人。我以为是家里的客人，她说都是找宾雁有事的，并告诉我宾雁生病了，发着烧。我侧身绕过门厅中的两个人，进了他那间客厅兼书房的大屋。见宾雁斜倚在沙发上，身上披了件大衣，手里拿着笔记本，正在纪录，对面小沙发上有一位妇女给他讲着什么。我才明白他的家已经成了上访接待站。大概是因为生病，宾雁脸色苍白，很疲倦的样子。朝我轻轻点点头，继续全神贯注听那位妇女含着泪诉冤情。我站在那里倒显得碍事，便拜个年就告辞了。朱洪送我到门口，我们相视一笑，她也是一脸无奈。去宾雁家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人，这是唯一的一次。后来知道，这样的日子在宾雁家是司空见惯。
一九八六年，政治气氛略有宽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赵紫阳的干预无疾而终。甘阳从北大毕业分配到社科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我们从朋友又变成了同事。那时甘阳已经着手筹划《中国：文化与世界》丛书。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当时的设想是要把西方世界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学术文化成果大规模迻译到中国来。在我们看来，中国对现代西方学术文化的了解尚肤浅，许多问题的讨论都是无根的游说。我很赞成这种学术建设的基础工作，特别是想到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些扫荡意识形态，重建真正的学术文化精神的工作，心里很高兴。甘阳联系了一批北大、社科院的青年学者，组成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辑委员会。后来他希望编委会的成员涵盖面更宽一些，我就帮他联络了我的几个老朋友，邀刚从美国回来的银河和正在美国的天予、林春加盟编委会。银河和天予同意了，林春却因为某些考虑而婉拒，让我有些遗憾。
当时三联书店负责人沈昌文先生和董秀玉女士对编委会的工作帮助很大。沈先生开玩笑说自己是文化商人，但是他确实慧眼独到，看到了由青年学者自组编委会编辑大型丛书的生命力。我记得编委会的代表甘阳、国勋、依依、王炜和我，曾在在三联书店与沈先生董秀玉女士见面，谈合作的事。沈公明确表示，丛书的大政方针完全由编委会自己决定，三联书店只提供出版发行服务。在中国当时的出版体制下，沈先生的这种做法开了先河。八六年气氛宽松，宾雁很高兴，我们见面打电话的机会略多了一些，他一如既往地乐观。我向他谈起甘阳的设想和编委会的工作。他觉得一代新人已经开始成气候了，特别是有了组织形式。我曾把甘阳计划出的书单寄给他，他希望我给他几本已经出了的书。我和甘阳商量，甘阳说“统统给，凡是出了的书都给老刘一份”。我记得大约寄了十几种书给他。
八六年十一月下旬，父亲二次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安然去世。我给宾雁打电话想告诉他这个消息，正巧他不在北京。但当晚他就从外地来了电话，除了劝我节哀之外，特地嘱我代他和朱洪给父亲送一个花圈，以表达他的哀悼。追悼会那天，宾雁送的花圈摆在中间，“刘宾雁、朱洪敬挽”的署名清晰醒目。
送走父亲以后，北京的政治空气紧张起来。八七年元旦，北大等高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试图集会，被警察逮捕了若干人。当夜，北大学生冒雪从中关村走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静坐到天亮，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一位北大的朋友当天到了我家。他一直在学生队伍中，情绪激动地给我讲了经过。一月八日，在中共高层工作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中央书记处已经决定开除宾雁的党籍。我听后悲愤难抑。对我来说，宾雁在不在共产党里并不重要，而是这种公然的政治迫害令人愤怒。我急给宾雁打电话，家里没人。夜里辗转难眠，披衣起来，给宾雁写了一封信，随信还寄给他一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祈盼着查拉如斯特拉的精神能帮他在这大逼迫来临之际挺住，不要受太大的伤害。多年来我从没问过宾雁是否收到我的信和国平的书，他也从未向我提起。但在读他的自传时，发现他把这封信全文收录在书中，并写道：“我流泪了，谢谢你，我的朋友，你已经为我分担了痛苦。当许多人和我在一起时，幸福便会把我的痛苦淹没。”我突然明白，男人之间只交换思想和匕首，不交换同情和关爱。
一月下旬，电视和电台都播发了开除宾雁党籍的消息。我知道他回北京了，决定去看他。严冬时分，街上行人稀落，上午十时左右，我赶到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院门前异常安静，惟在墙外停着两辆212 吉普车。我敲开门，只有宾雁一人在家。他很平静，说昨天来了很多人。又问我，楼下有人吗？我点点头。他走到里间，从临街的窗口往外看了看，随手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大。坐下就开始闲聊，他向我历数昨天来家里的人都是谁。我开始劝他，反正记者这个行当是干不成了，不如干脆回哲学所。他倒挺感兴趣，问了问哲学所的情况，但说以现在这个身份，哲学所大概不敢再要他回去。又说反正今后有时间了，正好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书读一读，写写那些考虑了很久的问题。我许诺说今后会送许多书给他。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竟然一句都没提开除党籍这回事。有几次，谈话突然中断，两人相视无语。我能感到他平静外表下掩藏着的心底波澜。他几次催我走，我终于起身道别。出门正要下楼，宾雁突然从后面扳住我的肩膀，说“这一别不知何时能见”，我回头，见他泪水涌出，顺着面颊的皱纹淌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他落泪。
那时他已知道外省与他交过手的那些歹人极欲乘他遭难之际落井下石，要以诽谤罪送他上法庭，他心里在作入狱的准备。不记得如何分的手，只记得一路上想着怎样在法律界找几个能帮上宾雁的人。第二天刘东在前门外珠市口丰泽园请客，大约有十几个人聚会。我到饭店后情绪极坏，国平问出了什么事，我说昨天去看了宾雁，稍讲了些情况，搅得大家败了兴。饭没吃完我就走了，事后才知国平心里郁闷，喝得大醉。阿坚送他回家，途中他醉倒街上，指着路人大叫“你们都醉了！”
春天到了，编委会的工作进展顺利，出书已渐成规模。甘阳提议请宾雁来聚一聚。我去接宾雁、朱洪，在我家附近的德胜饭店吃了一顿饭。编委会的同仁来了十几个人，苏大哥，小枫，一休哥王焱，王炜等都到了。饭吃得非常高兴，甘阳和宾雁谈了很多，把他对编委会未来的设想讲给宾雁。饭后，大家兴致正高，就一起回到我家里喝茶。抛开政治阴影，朋友相聚总是乐趣横生。笑语声中，约林唱起歌来，随后大家请宾雁唱。他站起来用俄文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晚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声音厚厚的，略带点沙哑。众人安静地听着，渐渐有人应和。歌声飘出我的家，散落在黄昏的晚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