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解读蒋介石日记,从中也可以看到在蒋失败的时候信仰对他产生的影响。转贴上来:
败退台湾前后蒋介石的父子情——《蒋介石日记》解读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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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2010年04期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蒋介石经历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岁月。军事危局、金融崩溃、党内政争、国外倒蒋图谋,迫使蒋介石面对他人生中的又一重大抉择:苦撑危局抑或“引退图新”。蒋介石反复权衡,选择了后者。1949年1月21日,他落下了政治棋局中的“下野”一步,迈上了死守台湾这一晦暗不明的新局。困厄之间,蒋经国给予父亲以忠心的守护与协助,蒋介石回应儿子以全心的信任与关爱,父子携手走过了这段动荡不安的日子。
一、 下野前后的心路历程
1948年底,淮海战役——这场国共间最后的大决战,以蒋介石部署在南线战场上的精锐部队几近全殁告终,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内军政大员纷纷要求与中共恢复“和谈”,谋求“和平”的呼声日炽。桂系趁机发难,逼蒋“引退”。蒋介石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美国也在酝酿倒蒋“换马”。陷入困境中的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文告。文告发表当天,正值1949年元旦,蒋详记了当天的行程与感想:
六时起床祷告后,朝课如常。国防部团拜谒陵后,特到基督凯哥堂默祷。毕,即入总统府团拜。致词后与德邻(李宗仁——引者)谈准备去职工作必须经过一时间,不能草率从事以致将来有负于彼,望其转劝健生(白崇禧——引者)稍安勿急也。送伯川(阎锡山——引者)后回寓,召见颂云代表(程潜——引者)方、杨诸生。正午,约见国防部高级将领。下午,与经儿车游汤山,后修订讲稿,七时方毕。晚课后与经儿车游市内,伤兵满街,杂乱无状,不胜忧虑,应急加整理。本日,文告发表,自读甚慰,逆谋或可打消,寸表较为宽舒也。(《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日)
内外交困,危难重重,也没有改变蒋介石的作息时间。他一如往常“六时起床祷告”,“朝课如常”。谒陵后,又特地到“基督凯哥堂默祷”。此时,对基督教的信仰是他冲破险阻的精神动力,他在日记中述称:“汤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日又是一个新年新日了,我的德行心灵果有新进否。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未有,幸赖上帝的保佑,竟得平安过去了。自今年今日起,必须做一个新的人,新的基督人,来作新民,建立新中国的开始,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失为基督的信徒自誓。去年一年,虽经过一年的试验,遭遇无数的凶险,对于上帝与基督的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日记》,1949年1月1日)
有趣的是,蒋介石立志“从新”竟是以一种“西旧杂糅”的方式表现出来。据蒋经国回忆,蒋介石1948年底已经“慎密考虑引退问题”,之所以有此种考虑,是因为他认为“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炉灶,排除万难,争取新生。”“退”是为了“图新”,“重定革命基础”。(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第123页。)这是他反复强调“新”的动因。
“图新”虽是蒋介石立志努力的方向和未来工作的基点,但眼下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桂系正步步紧逼,促他“下野”,如何才能妥善应对?为此,他先“与德邻谈准备去职”,继之,又以“工作必须经过一时间,不能草率从事以致将来有负于彼”为由,要李宗仁劝告白崇禧“稍安勿急”。此种处置可谓“刚柔并济”,既有对桂系“逼宫”的安抚与回应,又以堂皇之理由告诫李、白等人不要相逼太急。更重要的是,他为自己争取了时间,以对未竟之工作妥善安排,进一步完善自己“图新”的布局。
其实,“求和”文告发表本身即是对桂系为首的反对派的回击,蒋对这篇文告相当满意,自读后“甚慰”,他之所“慰”何来?日记中有明确的答案:“逆谋或可打消”,因而“寸表较为宽舒也”。如此看来,他在文告中表示愿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显然只是表面文章,与中共重开“和谈”的五项条件才是重点,即限定以“中华民国国体”的存续和“宪法”、“法统”及军队的保存为前提。为“和谈”设置重重障碍,捆住“主和派”的手脚,才是他发表文告的真意之所在。
当天上午,蒋介石处理完重要事务,约见各方人员后,即在蒋经国的陪同下到汤山,晚课后又“与经儿车游市内”。结合蒋经国的回忆,蒋介石当天从上午“谒陵”到晚“游市内”全程皆由蒋经国陪同,几乎须臾不离。日记中提到,他在车游市内时,看到“伤兵满街,杂乱无状”,令他“不胜忧虑”。按说蒋介石此时面对的棘手问题极多,又行将“下野”,且兵败之下,军心动摇,各种失序现象的出现在所难免,但他对此却耿耿于怀,思虑“应急加整理”。对此类“小问题”的关注在他“下野”后回乡第一天的日记中也有表现。当天,他在家乡“浏览营房旧地与电灯厂”时,“见牛瘐非常”,愉悦之情一扫而空,“急思纠正”。(《日记》,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一生十分注重细节,难免过于琐碎,与其“领袖”身份不符,由此可见一斑。
文告发表后,蒋利用“下野”前的最后一段宝贵时间,布置了国库储备金银的转移,安插陈诚、蒋经国、汤恩伯等亲信到合适的职位。一切部署就绪后,蒋介石于1月21日正式宣布“下野”。当天,蒋行程过于繁忙,而在次日的日记中补录了前一天的行止:
昨正午赴基督凯歌堂,默祷告辞。下午四时十分,由京起飞,以天晚即在杭州下机,宿于空军学校天健北楼。与辞修(陈诚——引者)、经儿(蒋经国——引者)同到西湖楼外楼聚餐,心地安闲,如释重负也。回校接岳军(张群——引者)电话称,宣言中以常委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余允之。不料其对余“既不能贯彻勘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一语亦并删去,殊为不料也。后闻白、李(白崇禧、李宗仁——引者)商谈,如不照此改正,则李之宣言不发相胁耳。晚课后,九时十分就寝。(《日记》,1949年1月22日)
蒋介石离京抵杭州当晚,由浙江省主席陈仪在杭州著名的楼外楼设宴,为其洗尘,除了日记中提到的陈诚和蒋经国,陪同还有汤恩伯和俞济时。蒋自谓此时“心地安闲,如释重负”。蒋经国也回忆说,父亲入睡前曾告诉他:“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得多了。”(《风雨中的宁静》,第136页)是日夜,蒋睡得很早,“九时十分就寝”,且“甚能安眠”。(坊间有论著称,蒋介石在楼外楼用餐时,神色阴沉,低落的情绪表露无遗。此一说法,与蒋自记颇有差距)蒋介石回到住处后,接到张群电话,称李宗仁对蒋的“引退”宣言有异议。蒋同意了李宗仁修正宣言的部分内容,但李改动的幅度远超过蒋能接受范围,两人的“斗法”并未因蒋“下野”而终结,而是进入新的一轮。次晨,蒋“七时前起床(昨夜甚能安眠),朝课如常。九时见辞修(陈诚——引者),商谈今后台湾军政、经济及对反动方针后,十时起飞,安抵故里。”(《日记》,1949年1月22日)
自此,在蒋经国一家的陪伴下,蒋介石在溪口度过了他并不悠闲的一段“下野”岁月。
二、 父子相伴过难关
蒋介石在日记中常常自我反省,有大量自责的语言,同时他个性中又有诿过于人的习惯,遇事将责任推给他人与下属,大加责骂。面对大陆惨败,蒋虽有自责,但更多地是责备国民党干部不力,军事将领无能。被桂系逼迫下野后,他对国民党内同僚的信任降到最低点,不再相信任何人,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取南京。25日,蒋介石在蒋经国的陪护下诀别故乡溪口。此后,蒋经国作为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一直守护在蒋介石身边,陪同蒋介石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部署军防,对蒋介石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正因为蒋经国身具蒋介石亲生子的特殊身份,又为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他才能在特殊场合发挥无人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段人心不定,局势叵测的困难时期,协助蒋介石处理机密事宜,资政建言。蒋介石日记中有多处反映此点的记述,如1949年10月,为了推动台湾财经工作的顺利展开,蒋经国奉父命赴香港邀请理财专家俞鸿钧赴台湾,主持财经工作:
十时岳军(张群——引者)等来会,始悉鸿钧离穗赴港,不肯任中央总裁也,闻之悲伤。时局如此,关系复杂,不能强人为难耳。惟非此则财经不能支持,乃令经儿赴港,挽之同来。(《日记》,1949年10月1日)
1950年初,蒋介石开始着手“复职”,重新走到前台来控制台湾局面,同时接受大陆失败的惨痛教训,对国民党实施改造。所有这些活动,蒋经国均是他主要的助手。这些在日记中都有记载。如蒋经国参与“复职”问题的讨论:
昨晚约集经儿等干部商讨伯川辞职善意之运用,以及广西子无耻丑行及其动态之检讨,不禁为之发指皆裂,决心作复位之准备。(《日记》,1950年2月5日)
蒋介石认为,大陆失败的主因在老军阀官僚的贪腐无能,拉帮结派,故希望通过改造国民党淘汰老官僚,清除异己,选拔年轻得力的新干部。对此蒋经国也参与意见(实际上,蒋经国是其最要提拔的人):
本党改造方针之不能实施,以人事关系,各干部成见太深,无法使之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也。只有另组核心,遴选积极有为之青年受直接领导,秘密进行,树立革命新生之基础也。
朝课后批阅公文,审阅经国新组织意见,先得我心也。(《日记》,1950年2月3日)
有段时间,蒋介石出于对党内反对派的不满,甚至提出对“国民党”这个名称都不满意,要将党名更改。此意一出,蒋经国表示环境不许可,改名要慎重:
更改党名问题,以对共匪斗争时期,共匪未消灭以前,不忍更改,此乃经儿今日之意见,应加考虑。(《日记》,1952年10月4日)
1949年12月,国民党在大陆军事完全失败后,蒋介石面临台湾到底能守多久的困境。美国国务院与中央情报局在研究台湾的现状与前途时,曾断言:在美国不出兵的情况下,台湾将在1950年陷落。时局之艰亦可从蒋在日记中的悲叹窥知一二:
晚课入浴后,孤独在黄埔公园屋顶纳凉,忧虑党国。不知何以为计矣。(《日记》,1949年10月1日)
危急存亡之际,宋美龄尚在美国争取援助未归,蒋经国全家的陪伴是蒋介石仅存的安慰与乐趣,蒋介石在1950年元旦的日记中记道:
上周年杪,全家儿孙集合一堂,共度圣诞,乐叙天伦,此为近来所未有之快事。惟夫人与勇孙(宋美龄与蒋孝勇——引者)未能团聚,不无缺憾。(《日记》,1950年1月1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
1950年旧历新年第一天,蒋介石又在日记中记曰:
正午,经儿全家大小皆来拜年聚餐,一家团叙,虽在异乡,犹显自慰。上帝赐我福泽,能不感谢,武孙、勇孙活泼天真可爱也。(《日记》,1950年1月17日)
蒋介石对痛失大陆,身在异乡虽不无感慨,但“一家团叙”仍令他感到欣慰,对上帝的福泽充满感恩。对两个孙儿蒋孝武、蒋孝勇的活泼天真,蒋介石极是喜爱。他后来在日记中还提到与两个孙儿相处,孙辈争要有压岁钱的趣事:
两孙前后来辞别二次,以侍从皆发特别赏金各一二百元,两孙来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不发,亦要求补发如数,乃允之。勇孙要求更切也。(《日记》,1952年12月13日)
对于蒋介石而言,宋美龄和蒋经国是他最亲的人,对这二人的健康他格外关注,在日记中时常流露出对妻儿的健康状况非常担忧:
夫人体力回国后未能恢复,以尼克生(尼克松,时为美国副总统——引者)与李承晚来访前之准备,用心过度,以致旧日皮肤病复萌,且有黄胆病之迹像,而经儿之糖尿病亦未能根绝。此皆内心忧虑之事,惟夫人字画反有长进,乃至善耳。(《日记》,1953年“本年度总反省录”)
对至亲之人健康的关切原属人之常情,不甚特别,但此段日记值得注意之点在于,蒋在对1953年这一年做总结时提出此事,将夫人旧病复发与“经儿之糖尿病亦未能根绝”,列入该年度“十件大事”之中,此点更具非同寻常的意义。
作为一直陪伴在蒋介石左右最受信任的亲人,蒋经国对于父亲处境之艰难,自然有更深切的体会。看到父亲忧心烦闷,郁郁寡欢,蒋经国便想借邀请父亲观看他喜欢的“平剧”(即京剧——引者),来缓释父亲心中的郁结。蒋在日记中对此事记道:
余平生爱观平剧,自去年来台以来,经儿屡劝我观平剧以解忧闷。彼不知余已私自立愿,如不收复北平,此生不再观平剧矣。故昨彼借平剧之电影来家邀观,余以为此虽电影,仍系平剧,故亦却之,但恐彼亦不知其所心耳。(《日记》,1950年1月10日)
蒋介石清楚儿子此举纯系一片孝心,但由于已“私自立愿”,所以再三回绝。蒋介石决心很大,只要与“平剧”相关,哪怕只是电影,也绝不去看。最后,他只能辜负儿子的孝心。但由于自己是屡次拒绝蒋经国的邀请,故又生出了“恐彼亦不知其所心耳”的担心。他的这一担心多少透露出父子二人相处中的微妙之处。
在书写这段日记的两个月后,蒋介石在朝野一片呼拥声中复位“总统”,政治生涯中又一次实现“以退为进”。尽管如此,他在自己设计的“退守台湾,反攻大陆”的棋局中,却终未能实现“以退为进”,反败为胜。他立誓不“收复”北平,此生不观平剧,实际上并未做到,到1950年代末起,他就常在家中看电影,包括各种的戏剧片。或许就是他先破了誓言,一语成谶,至死未能看到令他魂牵梦萦的“收复”北平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