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22-1-19 13:31
我为什么要为这个出轨的女人说话？
我为什么要为这个出轨的女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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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为这个出轨的女人说话？
原创 阿舒 山河小岁月 2022-01-19 10:44
先向大家抱歉，最近真的太忙了，在上海跑了两周医院，回到北京马不停蹄加了一周的班，新书正在等序言，序言的主人是出了名的拖延症，让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
当然也是有美好时间的，比如周六加班时在办公室忽然看到的日落，我们把灯关了，所有人在窗前静默着。在那一刻，人在夜幕中显得格外渺小，同样渺小到忽略不计的还有我们曾经受到的伤害和遇到的挫折，一瞬间有被治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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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痛痛快快加班到了十点（叹气）。
虽然没有写文章，不会停止的是阅读。中年妇女抽离工作和家庭事务的不二法门是读书，越是忙碌，就越珍惜属于阅读的时间。最近想系统地重新研究“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之前读过常先生的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也去巴黎寻找过常书鸿的印迹（他在回忆录里说自己曾住在“十六区的巴丁南”，结果找到吐血也没找到，后来请教了巴黎的朋友才知道，其实是十四区的Bartinet）；在敦煌，因为特意去三危山瞻仰他的墓，差点延误了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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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山上的敦煌人之墓
但我至今不忘的，是他第一次到敦煌写给妻子陈芝秀的信：
芝秀，亲爱的：
你好！
我伏在莫高窟前的一块大石头上给你写这封信。就在写下这行字时，我还是忍不住抬头看看周围，看了又看我还是不相信：是梦中还是真实？我竟真的来到了敦煌？我竟真的来到了千佛洞？
芝秀，先不说别的，光凭我看到的第一眼我就可以说：这一个多月来，我们所吃过的苦头，全都不算什么！也就是说：很值！岂止是很值？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为它死在这里，也值！……真的。
……我们在巴黎时，不是常常惊叹卢浮宫的辉煌和其他种种历史遗迹给我们的那种“何时才能看得尽”的感慨吗？敦煌的这个莫高窟，就历史的悠久和其包含的文献价值，都可以说一点不逊色于世界各地任何一个艺术宝库，因而，把敦煌壁画称之为世界上唯一而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当之无愧！
芝秀，写到这里，我真想站在三危山上，重复一句徐悲鸿先生说过的话：中国的画家们，如果你们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唯一而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那么就绝对成不了一个好画家！
这封信我几乎可以背诵了，等我看过了他信里写的“那些建于五代的窟檐斗拱的鲜艳花纹和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像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极具吴道予画风吴带当风的盛唐飞天”，我更加能感受到那种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给爱人的欣喜若狂。
几年前，我写过常书鸿和陈芝秀的故事，当然是站在常书鸿的立场上。把一辈子献给敦煌的艺术家，却失去了挚爱的妻子，这样的故事，无论讲述多少次，都令人唏嘘。
几年之后，我忽然意识到，这样是不公平的。
我们总是扼腕叹息于陈芝秀离开敦煌这个结果，我们却从来没有问过，导致这个结果的理由。我们一直没有站在她的立场，重新审视这个故事。
不是审视作为常书鸿妻子的陈芝秀，不是审视作为常沙娜母亲的陈芝秀，而是作为陈芝秀的陈芝秀，一个独立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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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暮春，我去了一趟诸暨，那是西施的故乡，也是陈芝秀的。但我是去寻访一家开在次坞老街里的打面店。因为疫情，整条街都空荡荡的，只有巷子深处的打面店轻摇炊烟，远远看到，有安全感。那家店的老板娘刚刚退休，把店交给侄子夫妇打理，朋友有点可惜地说“老太太烧的更好吃。”话音刚落，通往二楼的楼梯吱吱呀呀一阵响，一个老妇人立着，鹤发鸡皮，梳得光溜溜的髻，一双眼却是明亮的，毫无浊气。她有些慵懒的略点一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正扭头回去，我上前一步怯问，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烧碗面？
她不响，侄子在旁边帮腔，他们北京来的。楼梯上传来一句，香港来的也不烧。我赶紧接一句，在北京苦煞，没什么好吃的，咸菜肉丝面都吃不到。
太阳透过天窗照过来，髻上的银簪亮闪闪的，伴着楼梯的吱吱呀呀，老太太下了楼，冲我笑笑，走向灶台。她下起面来动作奇快，也不说话，一手炒浇头一手烧面，猪油下的快准狠。上桌时，首先感受到的是烫。吹了又吹，咸菜的鲜，肉丝的嫩，混合着打面的筋道一齐涌进口腔，那一刻，我领教了诸暨的打面，连带着略略领教了诸暨的女人。
一百年前的陈芝秀讲的是否也是这样一口如打面般挺括的诸暨话呢？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她和那打面店老板娘一样，有着强烈的自尊和怜悯，也有着我们所不知晓的才华。
在一本名为《野火》的民国杭州期刊里，我找到了陈芝秀发表于1927年的一篇小说《颠沛》。因为是连载的，我只看了三期，但只需要看一看其中的文字，我们便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敏感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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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其实很简单，大约讲的是家乡遭了兵匪，主人公“我”和祖母一起逃难，寄住在一个破旧的佛寺里。小说里，一位“张先生”把女主安顿在寺庙里，环境十分恶劣，“灰白的床帐，破旧的两张桌椅”，“床前铺着些许稻草”，我读到此处，以为这篇小说创作于陈芝秀到达敦煌期间，没想到，却是1927年。那一年，他们结婚才两年，常书鸿还有一年才会前往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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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2日《时报》刊登了常书鸿赴法留学的消息
一语成谶啊！！
常书鸿和陈芝秀算是表兄妹，但并没有血缘关系，陈芝秀是常书鸿小姑妈的继女，据说，他们在1922年相识，陈芝秀家境不错，她的父亲本来并没有看上常书鸿，最终，还是拗不过一双小儿女的一见钟情，答应了这件婚事，当然也是亲上加亲的意思。以文字的气质来看，陈芝秀和常书鸿一样都是敏感的性情中人。
陈芝秀并不是诸暨城里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她也有属于自己的追求。1931年，里昂中法大学有一名官费生回国，张道藩推荐已经是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织物图案科的二年级学生（自费）的陈芝秀成为候补，拿到了留法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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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芝秀当时已和常书鸿结婚，在留法学生当中，他们算不上“境遇困苦”，张道藩一直对常书鸿颇为照顾，陈芝秀拿到替补奖学金，应该也来自张道藩的帮忙。
我们很难查到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雕塑，常书鸿因为《梳妆少女》获奖之后，顺利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陈芝秀不久也带着女儿迁居巴黎，考进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1934年，她的雕塑作品流传到了国内，这便是“吕斯百像”和“我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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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沙娜先生在口述中说，这是目前能见到的唯二陈芝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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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在翻阅故纸堆时，又找到了两件，这两件作品都发表在1934年的《艺风》第2卷第八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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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是常书鸿的艺术缪斯，常书鸿的获奖作品《病妇》画的就是陈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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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病妇》，1931年法国里昂美术馆收藏
在常沙娜的记忆里，母亲法语讲得很好，打扮入时，会织好看的毛衣，她穿的所有衣服都出自母亲之手。有一次，常沙娜去雕塑教室找妈妈，大家正对着一个裸体女模特做人体雕塑，常沙娜问母亲那女人为什么不穿衣服，妈妈对她说：“因为她的身体好看，我们要塑她的像，就要知道她全身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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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在巴黎的常书鸿一家合影
陈芝秀还撮合了王临乙与王合内的中法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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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陈芝秀开始收拾行囊，她买了许多窗帘和床单，不断和女儿常沙娜讲述着他们的未来生活，她说北平艺专已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四合院，王合内王临乙将成为他们的邻居，她会把那里布置得比巴黎的家更美，那是陈芝秀的一个梦，这个梦很美，但永远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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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常书鸿在巴黎创作的《画家家庭》
1937年夏天，陈芝秀带着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箱子，装着常书鸿的画作和自己的一些小型雕塑作品，带着女儿回国了。即使在现在，一个女人带着女儿和一家三口所有的行李回国，都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重担，但陈芝秀做到了。先行离开的常书鸿为什么没有像陈梦家一样，主动承担携带粗笨行李的任务呢？我们只能理解，他们尚未接受生活的磨砺，常书鸿在夫妻相处时的大男子主义，在这时也许已经初露端倪。
但陈芝秀仍旧是意气风发的，因为她不仅是常书鸿的妻子，更是女雕塑家陈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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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27日的《新闻报》刊登了陈芝秀归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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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能前往北平，因为7月7日“卢沟桥事变”，北平很快沦陷了。一家三口在上海见了面，常书鸿对陈芝秀说：“你带回来这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逃难了。”
他们真的开始逃难，辗转到沅陵，再辗转到贵阳。我采访厐薰琹和丘堤先生的女儿厐壔时，她讲述了自己和常沙娜的第一次见面：“她一句中文也不会讲，我一句法语不会讲，我们在庐山的雪地里呆呆站了半小时，我妈叫我们两只‘小戆笃’。”我问她对于陈芝秀的印象，她说：“很时髦，也很温柔，比我妈妈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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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娜（左）与厐壔、厐均
在贵阳，他们遭遇了日军的空袭，陈芝秀抱着女儿钻到餐桌底下，那是她们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那天天刚晴，过了一会就听到飞机拉警报，轰轰轰，他们好多人说这是演习，这是演习，刚说了这个，啪嗒啪嗒啪嗒，一下子整个一片黑，我妈妈拽着我就躲在桌子底下保护我。等到飞机过去了，炸弹炸完了，出来一看，全是黑的了，烟，然后叫，完了一看，地上好多人都断胳膊断腿了，吓死了。——常沙娜
他们的艺术作品和陈芝秀从巴黎购置的窗帘床单都化作灰烬，但常书鸿在法国获奖的奖牌居然奇迹般的完好无损。
陈芝秀在这次轰炸后受到了巨大刺激，她常常木呆呆的跪在那里，看见火就害怕。朋友推荐她去了法国在贵阳的天主教会，她和闺密王合内一起在那里受洗入教，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了信仰，她又渐渐地恢复了，女儿常沙娜说，她用云南的蓝印花布做了一套别致的旗袍，母亲又漂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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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说抗战时期的大学，第一个想起的是西南联大。但国立艺专可以看做艺术院校的西南联大，由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一路从长沙迁往昆明。国立艺专内部矛盾重重，“杭州艺专”派的林风眠半夜出走，学生们认为，这是“北平艺专”派的厐薰琹和常书鸿等教授联名要求林风眠辞职造成的。常书鸿在学生当中的口碑不算好，在丁天缺的回忆里，吴大羽曾经称赞过常书鸿的画作，学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偷偷说常书鸿的画“令人作呕”。我猜测这也许是因为他刚刚回国，和学生接触不多，性格又不算亲切和蔼。他甚至曾经被学生推搡推下楼梯：
住在隔壁的常书鸿不知头里，出门想看个究竟，正好被某同学揪住，猛力一推，竟从楼梯口直滚去，幸亏楼梯上多是同学，挡住，没跌到底。尤其常书鸿好像老于此道，当同学揪住他时，先把他那副眼镜捏在手上，免得一起遭殃。——丁天缺，顾镜遗梦
为了解决国立艺专的矛盾，教育部派“柏林三杰”之一的滕固担任校长。滕固上任担任国立艺专校长之后，宣布夫妻不能同时在学校任教，陈芝秀被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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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固的故事相当唏嘘，开除掉陈芝秀的他也许想不到，自己的英年早逝和太太毒打大有关系（见吴宓日记）。
西南联大驻扎在了昆明，国立艺专则因为滕固校长的去世而再次迁移，这次的地点是重庆。到达重庆后，新任校长吕凤子解聘了常书鸿。此时，教育部成立了艺术教育委员会，常书鸿去担任秘书，这也成为他日后的一大“罪状”。他们在凤凰山安了家，1941年7月，他们的儿子常嘉陵出生，这是他们难得的平静时光，也仅仅持续了两年。
我仿佛曾在浙博看到常书鸿的题为《重庆凤凰山即景》的作品，旁边一个大叔不解说，这明明是农家生活，怎么农妇还穿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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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常书鸿创作的《重庆凤凰山即景》，画面中，陈芝秀抱着嘉陵看兔子、王合内养兔子、沙娜喂鸡、公用的厨房、李家珍带着子女上山、王合内养的宠物狗Loly。
穿旗袍的女人，是陈芝秀。这个习惯，她一直保持到了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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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常书鸿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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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43年，常书鸿并不是最初的人选。于右任一开始想到的人选是在敦煌的张大千，李廷华的《敦煌轶事──王子云、张大千、常书鸿》里记述，张以“自由惯了”婉谢。比常书鸿更为合适的人选是当时和张大千同时到达敦煌、也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过雕塑的王子云，王子云所在的考察团在敦煌活动期间，曾经给教育部写过要求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报告，报告书由艺术教育委员会处理，此时的艺术教育委员会秘书是常书鸿：
报告很快得到批准，由常书鸿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王子云任副主任。王子云认为常书鸿是个专业油画家，让他来主持敦煌研究不甚合理，于是不肯居常之下，没有参加敦煌研究所的工作。——李廷华，敦煌轶事──王子云、张大千、常书鸿
常书鸿和王子云没有私人矛盾，他们在法国早已相识，在国立艺专，常书鸿任大专部主任，王子云任中专部主任。王子云反对常书鸿任主任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是专业搞油画的，对敦煌的雕塑艺术还是外行。
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常书鸿坚持要让妻子陈芝秀带着孩子一起去那么艰苦的敦煌，他明明可以像之前那样，自己先去那里筹备，等情况安稳之后再接妻女（就像他之前在法国和回国后做的那样）。因为他知道，虽然自己热爱敦煌，但学习油画的自己，确实在业务专业上非常需要一个雕塑家，王子云的离开，使得陈芝秀的加入更为迫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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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芝秀
陈芝秀对于前往敦煌毫无概念，在巴黎时，她听常书鸿讲过敦煌的雕塑，但觉得这离自己太远了，她以为，这不过是一个梦，“想想而已”。
她对于丈夫的决定非常不解，常沙娜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凤凰山的生活刚刚稳定，千辛万苦才过了两天安生日子，现在为什么要去甘肃。
妈妈也对我说：“你爸爸疯了，要去甘肃！你知道在甘肃住的是什么吗？都是住窑洞！”我听了很奇怪：“什么？住窑洞？什么叫窑洞？人就住在洞里？”为这事我还去问过我的小学老师：“老师，听说甘肃人住窑洞？”老师的回答很肯定：“对啊，在西北都是住窑洞的。”我就回来向妈妈证实：“是这样，西北都住窑洞。”妈妈问：“住窑洞你去吗？”我说：“我不去。”爸爸解释说敦煌那里不住窑洞，可是我更相信老师的说法。——常沙娜
她对闺蜜王合内说了另一个理由，她的信仰问题——
那里是佛教的石窟啊，我们信的是天主教，怎么能跑到佛教的地方去？
如果我们考虑到信仰在大轰炸之后给予陈芝秀的抚慰，她的这种痛苦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这并不是矫情，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
但她最终还是同意了。1943年深秋，她抱着两岁的儿子坐在卡车的副驾驶座，常沙娜则和父亲坐在卡车后面的箱子上，一家四口从重庆前往敦煌。
作为母亲，作为妻子，她妥协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巨大的牺牲，在这之前，她一次次抛弃了自己的事业，一次次为家庭默默做着贡献，常书鸿大约以为，这一次也不例外。
但凡事总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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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陈芝秀始终是格格不入的。
常书鸿不让她穿棉旗袍，说“这样上车下车不方便，你看人家都没有这样的”。取而代之的是老羊皮大衣，陈芝秀表示太难看，但因为太冷，只好穿上。
一到兰州，她就跑去教堂找神父忏悔，坦言自己不愿意去敦煌。兰州的神父是法国人，劝慰她让她做出牺牲。这给了她短暂的安慰，然而，敦煌没有天主教堂。
第一顿饭，是一碗面一碗盐一碗醋，常书鸿兴奋地问陈芝秀，你看到了吗，那是九层楼，那是千佛洞。陈芝秀没有说话，只是抱紧儿子，不让他受到寒风刺骨的侵蚀。
房子虽小，但妈妈爱清洁，很会收拾，什么都很有序，把里里外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还挂了一块咖啡色的布帘作分隔内外的隔断，帘子下部绣着黄色毛线的边饰。妈妈追求的就是舒适的环境，再简陋也是整整齐齐的，很温馨。——常沙娜
她最后的倔强，是抹口红，因为这，敦煌当地人管这个女人叫“妖精”。
幸好还有艺术，作为一个雕塑家，她对历代彩塑产生了浓厚兴趣，每天和研究所的年轻人一起进洞临摹，她的脸色渐渐好看了一些。
她在墙边五斗橱上面摆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每日早晚在圣母像前做祷告。常书鸿和她吵了架，她就跪着两手交叉捶胸说：“我罪，我罪，是我的大罪！”常书鸿的脾气很大，这当然是因为作为艺术家要做许多事务性的工作，这种重压之下，有情绪可以理解，但把情绪带回家庭，使得这对夫妇的感情岌岌可危：
他回到家常常把在外面工作压抑下来的种种不快发泄到妈妈头上，为一点小事就跟妈妈吵，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爸爸只顾发泄，妈妈也不让步，那段时间我对家里生活的印象就是他们不停地吵架。吵到一定程度，妈妈受不了了，说：“那就离！”爸爸也说：“你走吧，你滚蛋吧！”“那好，我们离婚，你写！”这种话都说出来了，爸爸在气头上可能也写过离婚书之类的字据，为以后的事埋下了伏笔。——常沙娜
所以，我认为赵忠清的到来，不过是压垮陈芝秀和常书鸿婚姻的最后一根羽毛。和常书鸿相比，赵忠清显然更为在乎陈芝秀的感受，他和她是诸暨老乡，她发愁于儿子体弱多病，他就去打黄羊，他倾听她的一切抱怨。
出轨当然不对，但我要说，即便没有出轨，陈芝秀注定是要出走的。
因为她并不是朱安，她虽然一直以温柔和能干示人，但这并不代表她没有自我。
一个女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哪怕她成了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就活该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自己吗？我想，陈芝秀的心里，不止一次这样呐喊着，她不是西施，她是塞纳河畔的女儿。
1945年4月，乍暖还寒。陈芝秀对丈夫说，自己有妇科病，想要去兰州检查身体。常书鸿不以为意，还问她，需要沙娜陪你吗？
她回答：不用了，我去一下就回来。
临走时，大家还宰了一头羊欢送她。走了数日，有人给常书鸿看一封情书，才知道，并不是看病。
而是私奔。
赵忠清和她私奔了。
常书鸿疯了。他骑着一匹枣红马连夜飞驰，马不停蹄赶到安西。找遍了所有的车站旅馆，见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漂亮女人？”
有人说，看见过，但早就走掉了。
他继续往玉门追去，最终，从马上摔下来。被戈壁滩上找石油的专家和敦煌的老工人窦占彪发现，这才救了回来，昏迷了三天三夜。
常书鸿说，他后来听人讲，兰州报纸上，陈芝秀刊登了宣布和常书鸿脱离关系的声明。
在这场婚姻悲剧里，两个人都是失败者，也都是肇事者。人人都责备陈芝秀丢下丈夫，丢下一双儿女。但常书鸿忽略了妻子的感受，在遇到困难时，甚至拿妻子做出气筒，这些都是陈芝秀出走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敦煌的守护者，常书鸿是称职的；作为丈夫，他却是不合格的。如果当年在回国之前，夫妇俩能够做更多的沟通；在敦煌的岁月里，夫妇之间能够多多互相体谅，这场出走的悲剧，还会发生吗？
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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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回到重庆后沙娜和爸爸常书鸿、弟弟嘉陵合影
常书鸿不再提陈芝秀的名字。儿子常嘉陵天天哭着喊着，到处找妈妈。14岁的少女常沙娜，默默承担肩负起了照顾爸爸和弟弟的重任。厐壔先生和我说，在重庆，丘堤曾经让厐壔帮着照看过常书鸿的儿子常嘉陵，“他特别皮，一来就打碎了我的一个镇纸，天天又要爬窗户去看汽车，简直就是野人。” 厐壔心里气呼呼的，给常沙娜写信说：“快来把你的弟弟带走吧，这是你的弟弟，又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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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左），常嘉陵（右）；常嘉陵后来成为一名普通的卡车司机
在重庆，常沙娜在干妈王合内面前提起陈芝秀的时候，用的称呼是“贱女人”，这是跟她的父亲学的。王合内抱着沙娜哭起来，说：
你不要骂，你妈妈很苦。
丘堤曾经和丈夫厐薰琹说，书鸿太过分了，敦煌那样的环境，小孩子不能出去读书，出路在哪里？
后来他们和爸爸说话时我听见几句，他们埋怨爸爸：“书鸿你做得太绝了！”爸爸说：“不是这样，走的是她呀!我没有办法，是她对不起我，对不起沙娜和嘉陵!你们太不理解我了，你们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在敦煌，你们一天都过不下去！”他们又说：“你对她关照得太少了！”爸爸听了这话，没有吭声。——常沙娜
既然常书鸿也认为敦煌的生活“你们一天都过不下去”，他为什么不能换位思考一下陈芝秀在敦煌的生活呢？更何况，她不仅要每天进洞临摹，还要照顾一双儿女，既然如此，何必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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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芝秀就这样消失了，无论是在历史里，还是在艺术家们的讲述里。
这种消失，可以理解成是她的主动切割，她和所有过去的朋友们都不来往了。
直到1964年，赴美留学归来、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的常沙娜带着学生到杭州写生。大伯问她：“你要不要见一下妈妈？”
这一年，常沙娜33岁。她和妈妈，已经整整分别了19年。
眼前是一个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女人，实在无法与当年谈笑风生的巴黎时髦女性联系在一起。
陈芝秀和赵忠清从兰州辗转回到了杭州，在此定居。很奇怪，赵忠清作为国民党军官，却没有在1949年带陈芝秀去台湾，是什么让他做了这样的选择？解放之后，赵忠清被判入狱，很快在监狱里病殁。成为反革命家属的陈芝秀改嫁给一个工人，生下一子，为了生活，她当起了佣人（有一位读者曾经给我留言，她看了陈芝秀的照片，非常怀疑自己家里的老保姆就是陈芝秀，但她只知道她姓陈，是诸暨人）。
母女俩的见面，没有拥抱，没有眼泪，陈芝秀只是反复说：
现在我也很苦，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
常沙娜瞒着父亲每个月给母亲寄钱，母亲写的回信是：“沙娜，钱收到了，谢谢你。”信里没有别的话，只反复絮叨，汇报这些钱的用途，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买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
信上的字写得很差很差，常沙娜说，她记忆中妈妈的字是很好看的。
为了保持自我而出走的这个女人，却从此失去了自我，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彻彻底底的悲剧。
她终于成为自己少女时代的小说里写的那个女主人公，哀怜而自伤，而渐渐的，连哀怜也没有了，麻木地沉浸在痛苦的大海里，再也感受不到任何幸福。
但有些东西，始终没有变。“文革”期间，常书鸿成为敦煌第一反革命。他和李承仙所生的儿子常嘉煌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这样说：
我曾经看到过敦煌研究所一份外调材料，“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曾跑到杭州，逼迫和诱使陈芝秀揭发父亲当年的“罪行”，但陈芝秀一句有损于父亲的话都没讲。——常嘉煌，父亲的敦煌悲欢梦
1979年，常沙娜把母亲的事情告诉了住在南京的干妈马光璇，她的丈夫吕斯百在浩劫中服毒自尽。马光璇直接要了陈芝秀的地址，给她写信，约定要去杭州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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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吕斯百和马光璇
是陈芝秀答应了马光璇的这次会面？还是马光璇单方面执意为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马光璇兴冲冲赶到杭州时，得知了一个消息，就在前一天，陈芝秀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干妈沮丧得不得了，记不清她是打电话还是写信告诉我：“沙娜，我没见到你妈妈，太遗憾了，真没想到她突然间就走了，还没看见我就走了！她的儿子和她后来的丈夫说，她太激动了，突然间猝死！”——常沙娜
我理解她的死亡，命运已经给了这个女人太多太多太多的重负，她要如何回望？她怎么敢？怎么能？怎么可以？她曾经那样切断了过往，在杭州，她明明有非常要好的女朋友（在国立艺专一起被滕固开除的刘开渠的妻子），她却从来没有去找过她，因为她决意切断的，是和常书鸿一起的所有细节。
但她不知道，她切断不了，因为她最美好的时光，也是和常书鸿在一起的，那些巴黎的照片可以证明，她的雕塑作品可以证明，她曾经有多幸福，现在就有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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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她最后一次抗争。也许，对于陈芝秀来说，只有死亡，才能脱离所有的苦难。
陈芝秀去世之后一两个月，常沙娜和父亲以及继母李承仙一起应井上靖的邀请去日本访问，她找机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常书鸿，常书鸿小声地问，“什么时候走的？什么病走的？”然后，他便陷入了沉默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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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与第二任妻子李承仙的婚纱照
在《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录》一书中，池田大作曾经这样问常书鸿：
池田问：“如果您能转世，您将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常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假如真能转世，我还做常书鸿，还去敦煌！”
如果真能转世，陈芝秀还选择做陈芝秀吗？她还会在去杭州相亲时，爱上那个继母娘家的小哥哥吗？她还会选择离开敦煌吗？
她也许会说，我是天主教徒，我不相信转世。
但我们永远听不到她的回答了，我们只知道，在一百年前，一个叫陈芝秀的女雕塑家，曾经真切地活过，快乐过，痛苦过，而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作为一个妻子，她是失败的；但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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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图片来自《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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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书鸿，九十春秋: 敦煌五十年: 常书鸿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1
2、常书鸿、池田大作，敦煌的光彩 : 常书鸿、池田大作对谈录，人民日报 2011-3
3、常沙娜，黄沙与蓝天 : 常沙娜人生回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9-25
4、高尔泰，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11-03
5、丁天缺，顾镜遗梦: 丁天缺自传，天马出版公司2005
6、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7、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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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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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23-5-26 09:16
@木岛主
常书鸿的第一任妻子，叫陈芝秀，对她的认识大都是跟常书鸿绑定在一起的：
早年跟和常书鸿留学法国里昂，学习雕塑，本来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常书鸿决定回国奔赴敦煌之后，她也一起到了敦煌，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选择了离开.....等等
但抛开她和常书鸿的联系，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她的资料非常少，但还是有一些保存下来了，希望能对她有些了解：
～图1-3，是她，常书鸿，常沙娜的照片。
～图4: 陈芝秀等留法学生的录取信息：
“案查里昂中法大学官费生徐陟业经回国，尚未派人递补。兹准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孙
佩苍函略开：“以女生陈芝秀学业优良， 境遇困苦，遂决议以该生递补缺额。”
她当时留法是递补上去的，学习很好，但家庭困苦。
～图5：里昂中法大学官费生派遣办法，里面有：
陈芝秀资格
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织物图案科第二年级学生
可知她最早去法国学织物图案。
～另外，在《艺风》1934 年第 2 卷第 8 期，有一篇她的文章《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艺术空气》：
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艺术空气
芝秀
个性比较强一点的从事于艺术的人，自己背负着创造的使命， 孤独的一个人在那里努力追求人生的意态，时代给予我们的印象，就是要先集合了一个团体，定了宗旨，有了名目，然后三三四四去分工合作的事情，似乎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在中国， 所谓砂粒一般坚强的中国个人主义的性格， 只是漂浮在风海的浪潮
中，从来也不会实现过“聚沙成塔”的那一回故事。总是猜忌和仇恨，大家都在个人立场上找自己追求的对象： 结果是中国二三十年来的新艺术运动，养活了几个首领，造成了无数的徒生。 时而提倡国画，时而提倡洋画，时而提倡中东合璧或中西合璧的画派。
像这样二三十年来过去的道路， 我们的前导所余留下来的痕迹， 使我们不敢再偏循
了个己的私意， 向那阻塞了的前方孤独的唱自己的歌，描自己的像。我们知道要闲游于荒山穷溪之间，必须先除荆棘先去淤塞。我们是需要一个为我们咏唱描绘的公园。 我们需要一个和调的空气。
然而荆棘已蔓延中原， 淤塞的溪流早已涸干， 在中国那个大混乱的几乎为呕吐了的
残羹冷汤香烟洋菜那一类恶化了的臭东西充塞了的自然中，求调和的空气是如何的艰难！我们于是乎见到一个人能力的薄弱， 希望我们的同路人来共同建设我们未来的事业。
1934年的陈芝秀才24岁，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 另外，上海《新闻报》1937 年 7 月 27 日第 12 版刊登《留法名雕塑家陈芝秀女士返国》，其中提到：
留法名雕塑家陈芝秀女士返国
法雕塑家陈芝秀女士， 于十八年由浙江教育厅选派赴法， 首在法国国立里昂美术
学校毕业后、 又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科，为东方女子正式考入该校之第一人。从名雕刻师雪卡及台加笃等学习， 为彼邦师友所赞许， 曾先后出品里昂及巴黎沙龙获得不少好评。 前年曾以《女孩铜像》得法国教育部美术司长于依司门氏之称许， 今岁应驻英中国大使郭泰祺之请，为总理造铜像，该像为孔特使去英时所见，深为赞许，特另出巨资以为嘉奖， 并指定该像永存伦敦驻英使馆总理蒙难纪念室， 兹闻陈女士因受国立北平艺专之聘，于上月乘琴拉宾起程法国，昨日已安抵
上海，亲友闻讯均到埠欢迎。
这条体现了陈芝秀的专业水平很高， 而且“应驻英中国大使，为总理造像”，在业内已经很有名气了，前途一片光明。
～图6-9，是仅有的一些她的雕塑作品的照片。
1951年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敦煌大展，这也是敦煌在新中国的首次露面，展览非常成功，反响非常大。 参展作品中，就有4件陈芝秀的雕塑，可惜没有照片，但可以想见水平可以。
一位很有才华，很有主见的女子，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她离开敦煌后，消息甚少，只知道晚年生活很拮据，也没有成为艺术家。
令人惋惜。
参考：《民国留法女雕塑家陈芝秀的几则史料》李晗
yingyinc 2023-7-11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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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的“敦煌少女”常沙娜：还想再去看一看莫高窟
原创 倪伟 中国新闻周刊 2023-07-11 07:02 发表于北京
图片
她是“永远的敦煌少女”
她是“敦煌守护神”的女儿
她是梁思成、林徽因病床前的学生
她是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师
她是中央工艺美院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图片
常沙娜已经放下画笔了。以前她闲来总在窗前摊开稿纸画画，将近90岁的时候，握笔还从来不抖。现在，她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一些书她一再重复地读，“很多书过去都看过，我没有注意，现在一看，内容都很丰富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新居里的书不多，多是与敦煌和父亲常书鸿相关。房间外的书桌上，摊开着一本《常书鸿自传》，书页上搁着老花镜。客厅的茶几上，也是常书鸿的书，下面压着一本《敦煌：众人受到召唤》。她重复了两遍书名，若有所思——“召唤，怎么召唤呢？”
“我很喜欢回忆。”她说。活到92岁，她庞大的记忆库从线条状变成块状的，每捕捉到一个关键词，就会开启一扇回忆的闸门。但不同时空的记忆偶尔会盘根错节缠绕在一起，从法国到敦煌，从重庆到北京，从常书鸿到林徽因，从母亲到儿子，从抗战到解放……往事有时会不分先后涌上心头。
她是“永远的敦煌少女”，她是“敦煌守护神”的女儿，她是梁思成、林徽因病床前的学生，她是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师，她是中央工艺美院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她是无数标签汇聚的一生，如今，她是一个蹒跚在记忆迷宫里的九旬老人。
图片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带着女儿常沙娜和儿子常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内。图/受访者提供
法语
“他是柯孟德，我的老朋友。”常沙娜坐在沙发里，微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久久地看着家里的客人，眼里满是慈祥。
沙发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佛首艺术品，一米多高，慈眉善目地俯视着屋里的人。这是前几年从红庙北里的旧居带来的，常沙娜对佛教艺术很熟悉，连声夸好看。硬要从沙发起身，点亮天花板上的一圈射灯，佛像就笼罩在了光晕之下，如一圈佛光。
此时阳光猛烈，屋内明亮，灯光其实并没有起多大效果。她住在北京顺义区一座两层的楼里，院子里养着两条狗，小区管理森严，十分寂静，有保姆照顾她的起居，儿子时常来看她，她很满意这个住所。
这几天，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美术史家柯孟德来到中国，为其著作《中国百年绘画史》的第二版与中国艺术家做访谈，借住在常沙娜家里。柯孟德与常沙娜相识已有30多年，那时，常沙娜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说一口纯正的法语，“她很开放，不是一个传统的、无聊的领导。”柯孟德回忆说。
《中国百年绘画史》有600多页，其中与敦煌艺术有关的占了20页左右。常书鸿和常沙娜父女都是柯孟德研究的对象，他显然更关注常书鸿。去年，法国又出现了一幅常书鸿的大尺幅油画，3米长、2米宽，是常书鸿还没接触敦煌时的作品。常书鸿作为画家的一面，不断丰满起来。
柯孟德原想着能访谈常沙娜，再谈谈父女两代人的艺术人生，但常沙娜已经很难跟他做连贯的交流，他非常理解：“她太累了。”
早晨，柯孟德穿着拖鞋从二楼下楼，见到常沙娜，常沙娜会用法语热切地跟他打招呼：“你要吃水果吗？”面对这个外国朋友，她在法语、英语和中文之间随性地切换。“这些语言都在她脑子里……”柯孟德用手指绕着脑袋转了两个圈，意思是，缠绕在了一起。
英语是少年时代学的，20岁之前她曾在美国留学过两年。1948年，在来甘肃支教的加拿大籍犹太人叶丽华的主动牵线下，常沙娜去到美国波士顿，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上学，系统修习素描、色彩、设计、人体解剖等美术课程。
现在，她已经一时想不起叶丽华的名字了，但她清楚地记得一件往事。有一年暑假，她在慈善夏令营里照顾小孩，有一天，一个白人小女孩指着黑人小女孩问她：沙娜，她为什么那么黑呀？常沙娜回答她：树林有好多蝴蝶，黑蝴蝶、黄蝴蝶、白蝴蝶都有，“你看，我们也一样，你是白的，她是黑的，我是黄的。”那时美国种族歧视还很严重，一个黑人小孩的家长听说这件事，专程来到夏令营，给她和黑人小孩拍照。后来很多年，她都把这张照片挂在卧室里。
而法语近乎于她的母语。1931年，中国爆发“九一八”事变那年，在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留学的常书鸿与妻子陈芝秀，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批中国年轻的艺术家当时都在法国留学，与常书鸿交往甚多的有吕斯百、王临乙、刘开渠、徐悲鸿等人。常书鸿出生在杭州，小时候常常在西湖边写生。里昂也多水，两条河流哺育了它，其中一条名为La Saone，常书鸿用它为新生的孩子命名：沙娜。
出生第二年，常沙娜随父母搬到巴黎。她在法国生活到6岁，法语纯正，却不会说中国话。在巴黎，远离战火的常书鸿夫妇度过了充满阳光的青年时代，常沙娜则度过了无忧的童年。回到中国后，她在颠沛流离中生活了几年，12岁那年，父亲接上母亲和姐弟俩一起到了敦煌。常书鸿刚刚在此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中国人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
从此，她的人生与敦煌紧密联结。敦煌不仅是她的精神故乡，也是她的艺术故乡。“我的学校经历不同于一般的孩子，学习敦煌艺术就是我的童子功。”她回忆道。
图片1986年6月，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在北京家中仍离不开谈“敦煌”。图/受访者提供
图片1978年，常沙娜在日本敦煌展览开幕式上。图/受访者提供
母亲
80岁以后，常沙娜的名气突然大了起来。随着敦煌再次被瞩目，她以“敦煌少女”的身份走入公众视野，成为受到拥戴的文化老人。人们发现，这位老人一生投入祖国的建设，孜孜不倦，贡献卓然。
然而，作为一个经历了数个时代更迭的人，她一生经历的痛楚也比比皆是。在她80岁之后出版的回忆录里，她记下了那些令她刻骨铭心的伤痛时刻。
比如离别。1945年，母亲不告而别出走敦煌，从此离开了丈夫和两个孩子。这件事给予常沙娜巨大的打击和一生的困惑。父女两人都不曾讳言这段往事，但隔着时代，两人的表述逐渐显现分歧。
在常书鸿的描述中，他的原配妻子陈芝秀不堪忍受敦煌艰苦的环境，与一位转业来的国民党退役军官一道逃离了敦煌。当他发现时，竭尽全力追赶，结果晕倒在沙漠中，被一位寻找油矿的地质学家救起。他后来反思自己，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是争吵。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
而在常沙娜的回忆中，她对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
在敦煌，常沙娜的记忆中满是父母的争吵声。父亲工作压力大，回到家常常发火，将外面的压力发泄在母亲头上，为一点小事就能争吵起来，气头上两人不止一次提到离婚。1945年，陈芝秀离开后，常书鸿曾带着孩子回到重庆，在与好友王临乙夫妇和吕斯百夫妇见面时，朋友们埋怨常书鸿对陈芝秀关心太少，称他“做得太绝了”。常书鸿听了，没有吭声。他们还劝说常沙娜不要怨恨母亲。但她还是不能原谅母亲，直到多年以后，她才理解母亲的内心，开始惦念起她。
17年后，1962年，常沙娜与母亲重逢。那年她带工艺美院学生到杭州实习，顺道看望住在杭州的大伯。大伯突然问她：“你想看看你妈妈吗？”陈芝秀离开敦煌后，回到杭州定居，常沙娜的大伯一直同情她，时有联系。在大伯的牵线下，母女二人分离17年后再次坐在了一起。
那一天，常沙娜大吃一惊，印象中美丽动人、神采奕奕的母亲，已经变成眼前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太太。陈芝秀后来嫁给了一个贫穷的工人，生活困顿，在街道给人做一些洗衣服之类的辛苦活儿补贴家用。那天见面，母女二人都没有太激动，也没有掉眼泪。但这次见面之后，她从此对母亲“再无嗔恨，只有同情”。
在回忆录中，常书鸿曾猜测过陈芝秀离开敦煌的另一个原因。
抗战中，常书鸿一家在贵阳遭遇日军空袭，炸弹落在他们所住的旅馆顶上。当时常书鸿正在医院探望病人，躲过一劫，陈芝秀和常沙娜从旅馆废墟死里逃生，沦为难民。母女二人被贵阳天主堂收容，精神受到刺激的陈芝秀开始信仰天主教。“她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坚持做礼拜，直到敦煌后也是如此。”常书鸿后来回忆说，“但条件却不一样了，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作为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人，也许她还有另外一种内在的和深刻的不适应。”
在杭州见到母亲那一次，常沙娜记得母亲说：“现在我也很想哭，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一失足成千古恨！”
那次见面之后，她开始瞒着父亲偷偷给母亲寄钱，每个月5到10块钱，只有“文革”中中断过几年。每次收到钱，母亲都会给她写封信，告诉她钱花在哪儿了，“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买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常沙娜感觉妈妈的字写得很差很差，与记忆中完全不同，见字如面，心里很难受。
她后来还想去杭州见母亲，但一直没去成，直到1979年母亲去世。
图片常沙娜与“和平鸽”头巾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父亲
常沙娜的学生、《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执笔蓝素明记得，常沙娜回忆关于母亲的事情时，语气十分淡然。但回忆父亲的时候，则常常十分动情，很多细小的画面都让她难以释怀。
譬如常沙娜常常回忆的一个画面，发生在1943年，常书鸿从重庆接上全家去往敦煌途中。沙漠中的敦煌条件艰苦，除了常书鸿，没什么人愿意去，妻子也跟他争吵了很多次。他一面为了理想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面要面对现实，安抚众人随他前往，内心十分孤独。深秋的一天，全家人坐着卡车赶路，停车加油时，常书鸿买了一碗醪糟蛋。端起来刚要吃，卡车突然开动，鸡蛋、汤水泼了他一身，脸上、眼镜上也挂满汤汁。这个中年男人狼狈、窘迫的时刻被常沙娜看在心里，觉得父亲好可怜。那时她才12岁。
可能从那个时候起，常沙娜便一直追随着父亲。听他的话，去洞窟里临摹壁画，学敦煌艺术；听他的话，在母亲离去时中断县城的学业，回到莫高窟照顾弟弟。她学着妈妈的样子，给弟弟织毛衣、做鞋、做饼干，“至于怎么照顾爸爸，我虽然不懂，也按照自己理解的尽力做了。”那年她14岁，“真是没妈的孩子早当家”。
“我这个人很听话，爸爸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常沙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不懂，我就跟着爸爸走，他把我带到石窟里去临摹壁画，我特别喜欢，而且画得很有感受。该做啥就做啥，跟你们现在年轻人想的很不一样。”
不仅听爸爸的话，她也听国家的、组织的话，“我没有什么喜不喜欢，我就听大人的话就对了。”往后参加人民大会堂建设，受命担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她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承担了下来。
蓝素明觉得，常书鸿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是抗战结束后，八年战争一结束，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纷纷回家，常书鸿成了光杆司令，只剩两个工人。而国民党政府对敦煌研究所一直也并不看重，上下无着，此时他如果也一走了之、回到城市，是人之常情。但他扛了下来，回重庆到处“化缘”，几个月后，当他重返敦煌时，带着一辆美国十轮大卡车，装着几个从成都、重庆招收来的美院师生——敦煌研究所涅槃重生了。“我觉得这太不容易了，太伟大了。我看他回忆录里写到这段，都要流泪。”蓝素明说。
陪着父亲经历过这一切，常沙娜对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和信服的。“他是带着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在敦煌组织工作，生活很辛苦，他不是有人给他压力，是他自己想来的。”常沙娜说，除了保护石窟、临摹壁画，常书鸿还要种树、种菜、养鸭，提高研究所的生活水平，“爸爸都有规划的”。
现在在家里的墙上和书架上，最多的照片依然是常书鸿的。几本常书鸿的传记她翻来覆去地重读，在90多岁的年纪上，她将自己最多的时间依然交给了父亲。
图片1934年，常书鸿在巴黎画的《画家家庭》。图/受访者提供
美院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1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故宫的敦煌文物展上偶然见到常沙娜，领着她进了工艺美术的大门。林徽因肺病很严重，常年卧床静养，床上支着一张小桌子，可以写字画画。梁思成身体也不好，有时也在家卧床养病。每天上午10点，常沙娜在林徽因病床前听她讲课。
林徽因在装饰艺术方面有深入研究，当时正着手北京传统工艺景泰蓝的新图案设计，将宫廷里使用的工艺，用在老百姓家里的灯座、托盘、果盒等日用品里。她鼓励常沙娜，将敦煌莫高窟的图案用在景泰蓝上。
林徽因改变了常沙娜的人生道路。她进入清华大学营建系担任助教，跨进工艺美术行业。后来，她加入新组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80年代后担任了15年院长。
走上这条路，也让她走出了父亲的影子。
父亲做的是文物保护、古代艺术，而她做工艺美术、装饰设计，这是新中国建设中所需要的实用艺术。她为人民大会堂做装饰，为外交活动做国礼，为香港回归设计紫荆花……
很多年里，香港金紫荆广场那朵著名的紫荆花雕塑，设计者都是“中央工艺美院”。直到蓝素明执笔的回忆录写完后，人们才知道，主要设计者其实就是常沙娜本人。她不愿居功，默默地抹去了自己的名字。
她对名气不在乎，但对名声就不一样了。艺术家吕斯百和马光璇夫妇是常书鸿终身挚友，也是常沙娜的干爸干妈，他们没有孩子，临终前将遗产都留给了她。她动议在工艺美院设立一个吕斯百奖学金，院务会上全票通过，但推进不顺利，甚至还传出过流言。常沙娜生气极了，拿回了钱，用这笔钱将干爸干妈的灵骨从南京移到北京安葬。
常沙娜是个很有魄力的院长。在她任上，曾有政策允许艺术类院校附中的学生可以不参加文化课高考，以高中成绩作为入学参考，但她认为搞艺术必须有文化基础，坚决不在工艺美院执行这项政策，报考工艺美院的学生必须参加高考。此举引发强烈抵触。当时，常沙娜的儿子正准备报考工艺美院，很多双眼睛盯着，最终他顺利通过了高考。常沙娜罕见地给蓝素明写了封信，很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和宽慰，“我理解她的兴奋总要有个出口，就写给了我，但她也没有说得太具体。”
中央工艺美院倾注了常沙娜的半生心血。但到了1999年，工艺美院被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沙娜对于“工艺”之名的抹去耿耿于怀，她认为这是工艺美院区别于一般美术学院的特色。2011年，位于北京光华路上的工艺美院旧址被拆除，她呼吁保留旧址、建立工艺美术博物馆的声音，也被推土机淹没。
原址上，一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每次从那条路经过，她都“含着眼泪扭过头，不忍再看”。
故乡
自从常沙娜当了工艺美院副院长，公务繁忙以后，蓝素明就不再去打搅她。但常沙娜的丈夫崔泰山去世的时候，蓝素明去看过老师一次，当时院子里安静极了，家中似乎无人，她从门缝里塞进去了一张纸条，安慰老师节哀。后来，常沙娜告诉她，丈夫去世后，她没有休息一天，是靠工作熬过了最痛苦的日子。那是1989年。在那之后，亲人一个一个逝去了，父亲常书鸿去世于1994年，后来，干妈也离开了，最后，是比她小10岁的弟弟。
常沙娜退休以后，蓝素明与老师才开始频繁见面，也真正了解了老师。在她眼里，常沙娜心里存不住事儿，有事儿就要说出来，然后就过去了。这种性格或许帮助她化解了很多苦痛，“周围这么多人一个个离去，她好像都很平静地接受下来了。”
那句著名的法国谚语常常被她挂在嘴上，每当想起母亲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每当想起一生中那些用语言难以说清楚的事，她脑子里都会闪现这句旷达的谚语——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常沙娜生于法国，6岁时回到中国，12岁时到达敦煌，度过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5年。她内心的故乡到底在哪里？蓝素明说，是敦煌。“她以前每年都回敦煌，开店的商贩都认识她，她总说，我就是敦煌人。”蓝素明说。
常书鸿也曾郑重地写信告诉她：“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五六年前，柯孟德曾与常沙娜一起去过敦煌莫高窟。莫高窟一直保留着常书鸿故居，陈设简陋，土炕、书桌、木柜，柜顶上摆着断臂维纳斯的小雕塑和常书鸿的油画。常沙娜少年时也曾在这间屋子里生活。如今，故居里摆着一封常沙娜写给亡父的信：“时光流逝很快，沙娜也到耄耋之年了。我终生以您的教导，走着我一生与敦煌的传统文化艺术脉络跋涉不止的事业。”
那天站在屋子中央，常沙娜却突然用法语对柯孟德说：“我在里昂过得很幸福。”接着说了一句：“因为爸爸妈妈都在。”
这句话深深印在柯孟德脑中。“她说回中国之后，我的生活没有里昂那么幸福。”坐在常沙娜住所客厅的沙发里，他对记者说，“你现在很难问出她的心里话，她要说一些比较内心的话，都用法语说。”
常沙娜偶尔会哼起一首法国童谣：“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啊跳，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圆圈舞……”每次她唱起幼儿园学的童谣，她都满脸幸福和平静。
这天下午，柯孟德再次去了敦煌。在那里，他已经约好了几位以敦煌为题材的画家。
“我问他们怎么去啊？他们说坐飞机4个小时就到了。”常沙娜说，“我说那我试试看嘛，有机会，我最后再去看一看敦煌莫高窟。”
其实敦煌的机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她去过了很多很多次。但她的回忆似乎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回到了小时候，那个需要坐卡车、坐驴车、骑骆驼去莫高窟的年代，那个爸爸、妈妈和弟弟都在身边的年代。
发于2023.7.10总第109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92岁的常沙娜：“敦煌少女”的记忆宫殿
记者：倪伟
编辑：杨时旸
运营编辑：马晓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