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21-12-14 08:18
重读徐光耀
重读徐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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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徐光耀
原创 丁邢 丁东小群 2020-09-11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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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耀是河北雄县人，1925年生，13岁参加八路军，今年95岁。一生中，三次引起全国关注。第一次是1950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一举成名，当时25岁。第二次是1963年，故事影片《小兵张嘎》上演，在全国轰动一时。电影是他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第三次是2000年，他在《长城》发表了回忆文章《昨夜西风凋碧树》，接着又出版了篇幅更长的同名回忆录。此书成为韦君宜《思痛录》之后，作家反思历史的又一亮点。
我和徐光耀先生只有一次交往。那是2001年2月10日，小群研究丁玲和文学研究所，和我一起到石家庄徐光耀家中进行采访，他向我们回忆了进入文坛的经过。他说：“1947 年，华北联大撤到我们军分区所在地河北辛集附近，离我们部队有十五里左右。部队让我们到联大文艺学院短期受受训。联大有好几个系，我就打听文学系是干什么的。陈淼当时在文学系，他告诉我，文学系学习写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我表示想上文学系。陈淼让我拿上自己写过的东西去找陈企霞。陈企霞留下了我的稿子，第二天就对我说：写得不错，愿意来就来吧。我于是办了入学手续，做了陈企霞的学生。我那时22岁，已是营级干部，吃中灶。我决心很大，营级干部不要了，到联大吃大灶，等于重新当兵。我是插班生，文化水平低，仅上了四年农村小学，在部队提高了些，水平也极有限。别的老师讲文学史，文学概论等等，我都听不懂，常常发懵。只有刚从《冀中导报》调来的萧殷讲创作方法，我是从头听的，也深受启发。陈企霞的课给我的教益更大。他常常是选一篇作品，油印出来让大家讨论。然后，根据学员们的意见，给大家讲解。毕业后我分到华北野战六纵队做报社编辑。不久又调到杨成武兵团，到了绥远，仍旧编报。这时三大战役已经打响，我们兵团经历了解放张家口，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太原之后，奉命保卫将来的首都。到天津后，我们办的报纸取消了。我在等待分配新工作时，便写起小说来。抗日时的‘五一大扫荡’，是最残酷的斗争，我亲身经历过，于是以这个背景，写了起来。我快速写作，一个月就写完了这部长篇。但我并没有信心，感觉像是一堆材料，准备将来有时间再好好改。不久，北京军区召开秋季运动会，我是记者，派我到北京去采访。陈企霞、萧殷当时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我就拿上了书稿，找到陈企霞说：‘您给看看，指导一下。’陈让我先放下。三天后察北发现鼠疫，紧急疏散，运动会不开了。我担心陈企霞还没看完稿子，就到他那里去拿。他说：‘稿子一宿我就看完了，写得很好。可以出版。’把我说楞了。我根本没敢想能出版。他说有几个地方你回去改一下，再给我。我说 ：‘真的能出版？’他说：‘真的。’还问我有没有稿纸？我说有。其实，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叫稿纸，以为白报纸就是稿纸。我请了创作假，连抄带改用了一月时间。把稿子再寄陈企霞。陈企霞编进了‘文艺建设丛书’，予以出版。此前，他把我的书稿拿给严辰看。严辰摘出十三段，题名为《周铁汉》，在《人民文学》发了头条，并在同期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进行推荐。解放初期，城市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是非常崇敬的，《平原烈火》又是反映共产党领导和日本鬼子斗争的小说，颇受欢迎，连续几年再版印刷。”
因结识陈企霞，徐光耀出版了成名作，成了丁玲创办的文学讲习所的第一期学员。他本来最佩服的作家第一是赵树理，第二是孙犁，第三是萧也牧，不大喜欢丁玲的作品。但是一听丁玲的讲话，“哎呀！了不得 ！她讲话太好了！真挚、生动、热情洋溢、非常泼辣！”丁玲格外器重徐光耀，对学员们说：“你们许多年轻人都说解放区没有什么文学作品，不喜欢看解放区的文学，也不看现在的杂志，前几天我在人民大学讲演，就吹牛，说徐光耀的《平原烈火》，比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就差那么一点点。主要是周铁汉这个人物还有点概念化。”她还对冯雪峰说：“我觉得他的《平原烈火》比《新儿女英雄传》写得好。”徐光耀以青年作家身份，访问了苏联。然而，1955年，丁玲、陈企霞被打成反党集团。徐光耀已从文讲所毕业，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工作，本与此事没有直接联系。陈企霞被关押一年多，扣发工资，处境狼狈。联大同学问他能否拿出稿费，给老师买件大衣，他出了300元。1956年，中央决定对丁陈案复查，作协党组发来公函，提出六个问题，向徐光耀调查。徐光耀据实做了对丁玲有利的答复。这导致他在1957年陷入灭顶之灾，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工资从210元降到99元。他与丁、陈的关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958年，在等候处理的困顿中，他写成了政治上无懈可击，艺术上颇具个性的中篇小说《小兵张嘎》。1961年文坛稍有松动，允许摘帽右派发表作品，《河北文学》编辑受命向他索稿，刊出后，1962年又出了单行本，被崔嵬等导演相中，拍成电影。反右落马的作家，当时再度抬头，他是极少的例外。
他在保定熬过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精神上所受的折磨一言难尽。其间小群的母亲曾和他共事，彼此印象良好。
徐光耀改正后东山再起，在河北省文联主席任上离休。坎坷的经历，让他思考的触角伸向了时代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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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读十月文艺版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仍然感到份量之重，不同凡响，值得史家重新发现。本书记述了一个作家因正直和同情心在反右中不可避免地陷入冤狱的完整过程，重现了周遭的鲜活环境，对“阳谋比阴谋更可怕”的思考，给人深刻的警示。对抗战时期的除奸、大跃进的惨烈、文革的荒谬，亦有独到的记录和追问。对父亲、姐姐、妹妹的刻画，也让读者过目难忘。二十年前，这样的力作不但能够顺利出版发行，还荣获鲁迅文学奖。如今，重现此等盛景，已经不敢想像。
文章已于2020/09/12修改
yingyinc 2021-12-14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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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耀：奋楫时代洪流 讴歌人民英雄
原创 司敬雪 文艺报1949 2021-05-17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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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耀，笔名越风，1925年生于河北雄县。1938年13岁时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担任解放军随军记者和军报编辑。1947年入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1950年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曾赴朝鲜战场进行采访。1953年加入中国作协。1955年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1959年到保定市文联工作。1981年调入河北省文联，1983年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1985年任主席。曾任中国文联第四、五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等。现任河北省作协第七届名誉主席。
徐光耀1947年开始文学创作，在解放区《冀中导报》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周玉章》。1950年出版长篇小说《平原烈火》。曾发表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冷暖灾星》《四百生灵》等，出版电影文学剧本《望日莲》《乡亲们呐……》、短篇小说集《望日莲》《徐光耀小说选》、散文集《昨夜西风凋碧树》《忘不死的河》等。其中，《平原烈火》《小兵张嘎》《昨夜西风凋碧树》等为其代表作。曾荣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鲁迅文学奖等。
4月23日，晴空万里。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如约前往拜望96岁高龄的著名作家徐光耀，并展开了一次心灵之间的对话。
13岁成为“小八路”，同年入党
司敬雪：徐老好！很高兴看到您精神矍铄，身体还是这么硬朗！
徐光耀：谢谢。
司敬雪：您13岁当兵做了一名“小八路”，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能否谈谈您当初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对您一生有怎样影响？
徐光耀：1938年我入党的时候，确实是参军人员，13岁入伍，13岁入党。我当兵以后，上进心很强，对自己要求很严，工作上肯吃苦，在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人们比较满意。
那时我在连部工作，常常看见党员们开会。我就问文书陈德山：“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他说：“共产党就是让穷人翻身的，就是要解放中华民族，解放人民大众。”我一个小孩儿知道的事不多，但是家里比较穷，让穷人翻身解放，不受压迫，不受剥削，天下大同，人人平等，这非常对我心思，让我非常向往。陈德山问：“你是不是想加入共产党？”我说：“共产党要是能办这么多的好事，那我当然想加入呀。”就这样，陈德山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是八路军的队伍大发展时期，要吸收各方面人才，入党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年龄限制。我虽然只有13岁，但各方面表现都好，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最初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只有朴素认识，认为共产党是让穷人翻身解放，大家一律平等，有吃有穿。后来逐渐接受党的知识多起来，慢慢才懂得党的最终目标是普天之下穷人都翻身解放，都不受压迫，这个印象是又过了几年才有的。
司敬雪：您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共产党，带着感情加入党组织的。
徐光耀：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政治课也是讲毛主席的著作。读马列的书差不多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事了。解放以后环境变得好了，读书比较方便，书店里马列的书很多，而且党也比较强调对马列著作的学习，所以那时候我读了一些马列的书。比如《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
要讲初心，我就是从中国共产党让穷人翻身、不受压迫、不受剥削，开始确立对党的认识的。
司敬雪：党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谋幸福。
徐光耀：是的。后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通过学习，逐渐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
在华北联大、
中央文学讲习所接受文学洗礼
徐光耀：我文化水平比较低，读到初小四年就参军了，刚到部队时连家信还不会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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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敬雪：这在当时已经算相当有文化了，那个时候中国能读四年书的人很少。
徐光耀：在连队来说，有四年小学文化水平的人还真不多，文盲很多。所以我还算是有文化底子的，很快地从勤务员变成了连队的文书。
司敬雪：抗战胜利后，1947年，您在华北联大读过书。
徐光耀：读了8个月。
司敬雪：在华北联大读书的时候，有哪些老师和课程，让您印象比较深、受到的影响很大？
徐光耀：讲创作方法论的时候就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我们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基础。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承认现实生活是第一性的，文学创作是属于第二性的。
司敬雪：这门课当时是谁讲的？
徐光耀：萧殷。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文艺报》副主编、中国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等职务。广东省文学界对他非常敬重，他的故乡不仅有他的纪念馆，还塑了他的像。我的老师里除了陈企霞以外，就对他的印象最深。我在创作理论、文学基础知识方面，获益最多的也是萧殷。
司敬雪：当时陈企霞对您的影响也很大。
徐光耀：陈企霞是系主任，文学水平比较高，之前编过《延安日报》副刊，跟丁玲是上下级、“左右手”。在联大他讲授作品分析课，没有现成教材，他常常临时选一些好的文章发给我们，包括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等。他让我们先讨论这些作品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是怎样结构起来的。等讨论完了，他再根据同学们的理解和认识情况讲课、做结论。因此，他的讲课很透彻。
司敬雪：这种课很见教师的文学功夫，对于作家来说帮助也非常大。
徐光耀：非常见功夫。很实际，非常有指导性。
司敬雪：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您又去了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在那里的时间长一些。
徐光耀：一共是两年。不过有一年我去了朝鲜战场，所以1952年那一年基本没上课。在战场上曾经接到丁玲的一封信，她说，现在讲习所在讲中国古典文学，下一季度要讲苏联文学。你在朝鲜战场如果能够适应，就坚持下去。如果不行，你就回来上课。
司敬雪：丁玲一直非常关心您。
徐光耀：是的。丁玲的关心，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司敬雪：您说当年讲习所的作家班一直在上课，只有您一个人去朝鲜战场采访了？
徐光耀：对。原来说两个人去，后来那人打了退堂鼓。
司敬雪：听说当年您的夫人申芸也去了朝鲜战场。
徐光耀：是的。她在朝鲜战场的时间比我多一年多。
司敬雪：您第一篇小说是1947年写的《周玉章》，现在再读还是觉得非常好，语言很简练，故事非常有趣，也包含深刻的思想。周玉章的性格很鲜明，他平时自以为是，不愿意参加军事训练，最后战斗中的惨痛教训改变了他的思想。小说虽然很短，但是人物形象却很鲜活。
徐光耀：那时在联大学习期间要深入生活，我带领着一个组深入部队去体验生活。在战士里有一些落后的表现，我就想写篇小文章，把它作为墙报贴在墙上，希望能发挥教育的作用。
司敬雪：看来《周玉章》是从连队生活中得来的。
徐光耀：是从生活中来的。回到学校里，我修改了一下就把它投给《冀中导报》了。《冀中导报》的副刊主编恰好是萧殷，那时候他还没有去联大呢。他看了以后决定发表，还加了个按语。那个按语说，这篇小说有人物，有形象，不是从概念出发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这篇小说在联大的立功运动中还立了一小功。
司敬雪：这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短篇。我看您当时用了个笔名“越风”，为什么起这样一个笔名？
徐光耀：我喜欢鲁迅，非常非常地喜欢，非常非常地崇拜。鲁迅是“越人”，我就想沾点鲁迅的光，便起这么个名字，叫越风。
创作新中国第一部
长篇小说《平原烈火》
司敬雪：1949年，您写了长篇名作《平原烈火》。
徐光耀：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在望，1949年就天下大定了。我们杨成武兵团当时在内蒙古，那时候还叫绥远，打傅作义的老窝，那时我已经是兵团小报的编辑了。三大战役都在顺利推进，中国共产党要胜利了，这个形势已经非常鲜明了，所以战士们政治情绪非常高。那时候有个口号，叫“敢不敢胜利”。毛主席就说过，我们一定要敢于胜利，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司敬雪：就在那期间，您写了《平原烈火》。
徐光耀：三大战役胜利后，我开始写《平原烈火》。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小说写成了，就出版了。
司敬雪：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视频，其中提到《平原烈火》是新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这本书出版后影响很大。
徐光耀：影响相当大。周扬同志做过两次报告，包括在文代会上的报告，都提到《平原烈火》。当时他还提到了陈登科的《活人塘》。
司敬雪：《平原烈火》一直影响很大。
徐光耀：中间有一段沉闷的时候，现在又有点复活的意思。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了最新一版《平原烈火》，是为了纪念党的百年华诞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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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敬雪：经过了这么多年还能再版，可见《平原烈火》的思想艺术分量非常重。
徐光耀：孙犁说过一句话，一部作品如果能够有50年的生命那就算不错了。《平原烈火》现在已超过了50年，我还真有点自豪。
司敬雪：请您谈谈当时写作这本书的一些情况。
徐光耀：我在写《平原烈火》的时候，把我们军分区司令员王先臣的照片挂在墙上。抗战时期，我在冀中十一军分区政治部当报道参谋，跟着王先臣在前线打了不少胜仗。1945年初，日本虽然还没投降，但是衰落气象已经显露出来了。中国共产党号召各个解放区向敌伪的地盘展开攻势，尽量多争取一些土地，解放更多的人民。我跟着王先臣司令员在赵县、宁晋、栾城一带打仗，夺敌人的县城，打敌人的据点，捷报频传。我对王先臣非常佩服，他是个很乐观豁达的人，非常善于跟敌人斗智斗勇。他在宁晋打了几仗，都胜利了，然后转到赵县，又打了几个胜仗。7月，在前大章村又打了一仗，把很顽固的一股敌人消灭了一大部分，少数跑掉了。打了胜仗，王先臣司令员很开心。当时天气炎热，他穿着个白背心，背着个大草帽，想找个凉快地方休息休息。村外有个独立的宅院，他推开大门想进去凉快一下，谁知道大门后有打散的伪军，朝他打了一枪，一下把他打死了。
司敬雪：真是非常可惜。
徐光耀：非常可惜。王先臣是个大英雄，他坚强的意志、革命的热情、英雄的胆识，给我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所以我写《平原烈火》的时候，就把王先臣的照片挂在墙上，挂在我写作的桌子对面，激发我的写作热情和灵感。
司敬雪：您的写作是为心目中的英雄立传。小说中的大队长钱万里身上是不是有他的影子？
徐光耀：是的，确实有他的影子。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军分区召开群英大会，各路英雄集中到军分区开会，第一名战斗英雄叫侯松坡。侯松坡被敌人逮住过，他被俘的时候正在养伤。养伤的一共有四五个人，敌人一下子包围了屋子。他把别人都掫出房外让大家逃走了，最后剩他一个，赤手空拳没办法，叫敌人逮住了。在监狱里，敌人对他百般虐待，给他过电，他表现得非常英勇。就像《平原烈火》里所写的，其中周铁汉的原型就是侯松坡。
司敬雪：原来他就是周铁汉的原型。
徐光耀：对。他受过各种酷刑，始终不妥协，最后与一同坐监狱的狱友们团结起来越狱了。
司敬雪：在狱中还要继续同敌人斗争，而且越狱成功，这很了不起。
徐光耀：写《平原烈火》的时候我就想，我要把抗日战争中的惊险经历都记下来，把英雄的事迹也记下来。写成后我交给陈企霞看，他说：“写得很好，你把它再改一改，我给你想法子介绍出版。”《平原烈火》虽然写得很粗糙，但是事情本身是感动人的。我到现在看起来，有时候还热泪盈眶。
司敬雪：确实写得很好，是怀着发自内心的感情写的。
徐光耀：既是发自内心的感情，也是写我自己大部分的亲身经历。
为人民英雄树碑立传
司敬雪：您的《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等小说塑造了很多英雄。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应该少写英雄，更多来写普通人。
徐光耀：我很崇拜英雄，比如侯松坡，我特别佩服他。我发自内心地想把英雄们写出来。现在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一味强调写个人内心，写个人的一点点生活经历，缺少对英雄人物的挖掘，这跟我们的大时代实在太不相配了。我们的大时代是洪流滚滚，一天一个样子，向光明正确的大道前进。但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反映大生活、整个国家命运的还是太少，这是很大的遗憾。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我就想应该提倡写时代英雄，写文学精品。每当有人提倡写英雄、写精品，我就觉得说得好，应该大力提倡。
司敬雪：您的小说很多都是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注入了很多真情实感，所以今天的人读起来还会觉得非常好，人物非常鲜活，感情非常真挚。现在有时候看一些小说，文字也挺流畅，但就是觉得没多大劲。实际上可能就是缺少生活，缺乏真情实感。
徐光耀：缺少生活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呼唤深入生活，但真正能深入到生活里去的作家还不是很多。我当年写《平原烈火》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寄托我对烈士们的纪念。我非常怀念我所看见的那些牺牲在前线的同志们，非常痛心。我尤其怀念那些失败的英雄，他们在失败的情况下拼命厮杀，那是比胜利中的英雄更英雄的。所以写烈士、写英雄，我是很热心的。
司敬雪：他们仗打败了，打得很惨烈。
徐光耀：是的，但是他们不怕死，一直抵抗到底，真是提着脑袋打，不怕挥洒一身热血，那是真的。胜利的英雄，他在胜利中得到特别突出的表现；失败的英雄，就是要死了也要骨碌着去咬敌人一口，那是真正的惨烈。我想起这点来就很激动。所以我后来写了《四百生灵》《冷暖灾星》等作品，就是在表达我心里对烈士、特别是对失败中的英雄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
司敬雪：他们是无名的英雄。
徐光耀：是的，但他们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英雄。因为战斗失败，他们牺牲以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留下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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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敬雪：实际上，抗战这样一场大的战争中有无数无名英雄。
徐光耀：抗战时期是敌人绝对占优势，我们绝对劣势。但是打起仗来，我们更注重宣传胜利，失败的战斗讲得少。狼牙山五壮士只是一个典型，其实像那样的事迹还是有很多的，报道多了怕引起人的沮丧情绪。朝鲜战争中也一样，有的战斗中整个连队被打得一个人不剩，这不是个别现象。
司敬雪：可能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失败写多了怕影响大家的士气。
徐光耀：怕引起沮丧情绪，这个我也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对不起那些死去的英雄。
司敬雪：朝鲜战争的代价确实非常大，但是这场巨大牺牲对我们新中国的稳定，对我们在国际当中站稳脚跟，是非常重要的。
徐光耀：现在我也觉得，朝鲜战争大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信心和志气，应该是大写而特写的。
司敬雪：您的作品里还写到了战争中军队和人民的关系，作为八路军肯定是为解放人民、为解放民族而战斗。但是部队要打仗，然后鬼子就会报复，有时候就报复到老百姓身上。有段时间，有些言论似是而非、不负责任，说鬼子报复百姓错在八路军，是八路军造成的。
徐光耀：这实在太颠倒黑白了。
司敬雪：的确太荒唐。像您的《小兵张嘎》等小说就写出了历史的真实面相，当时的老百姓对八路军充满信任，而且不惜一切保护人民子弟兵。
留取丹心照汗青
司敬雪：您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2000年写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出版以后也是影响很大，还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我当时写过一篇短评。我觉得您是充满感情地来书写那段历史，表现了您作为一位老作家、一位知识分子的宝贵良知。您在逆境当中坚守理想、坚守忠厚之道，令人动容。请您谈谈这本书的创作情况。
徐光耀：在反右运动中，我自己挨了冤，觉得被冤得实在太厉害。这是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到现在想起来都有点气愤。但是我还有很多方面的感受。那时，有很多事情是非常可笑的、完全不正常的。这在我的遭遇上就体现得很明显。但是我不能用撒气的态度去写它，我当时给自己定的调子就是我要站高一点，尽可能地把自己放在第三者的位置来讲这个故事。所以我在作品一开头就说，我是要讲故事。讲故事是为了免得读者痛苦，也免得自己痛苦。
司敬雪：抛开个人恩怨，还原历史真相。
徐光耀：我不是要写个人的怨气，主要是想让后人吸取教训。我觉得最沾光的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尽可能地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上，站得高一点。对很多人我都采取原谅的态度。我提到某些人的时候，心里会有气，有人当时的所作所为是很可笑的，但是我尽量把他写得客观一点，尽量地理解他、原谅他。我引了孙犁的一句话，孙犁说他有进退失据的地方，这是对他最严厉的一次批评了。
司敬雪：您刚才说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讲故事，我觉得实际上是站在历史的角度讲故事，对历史负责任。比如一个人，在不正常的环境中可能做了一些错事，但是您抱着一种原谅、宽容的态度来回顾那段往事，给历史留下一个教训，就是为了让后人避免重蹈覆辙。
徐光耀：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不是很感情用事，比较冷静，比较平静，努力做到公正，着重讲历史的教训。
司敬雪：实际上，这样做对于后人、对于历史来说更重要。
徐光耀：是的。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1年5月17日1版
微信编辑：晓梅
yingyinc 2021-12-14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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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耀研究 --- 徐光耀论
封秋昌 嘎子村 2019-01-23 17:06
一、我心目中的徐光耀
在我心目中，徐光耀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这是我2005年读过他的全部作品之后得到的认识。现在，当我再一次重读他的作品之后，这一认识更加坚定了。
在我看来，作家不能和“写家”划等号。作家和写家的区别，一是作家必须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不看风使舵，不人云亦云，而能明辨是非，敢于和勇于坚持真理，坚持说真话不说假话。二是作家心中要有大爱，要有对国家、对民族的爱，以及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徐光耀就是这样的作家。他在危及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的压力之下，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说真话；徐光耀的心里始终装着对人民群众的大爱，人民的利益是他判断是非曲直的根据和出发点。
徐光耀还是一个经过大灾大难的作家。他十三岁参加八路军，经历过抗日战争最为残酷的“五一打扫荡”，大小仗打过一百多仗，可以说是“从刀尖上滚过来的”；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经历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苦难岁月。正是这种非同一般的人生经历和苦难，使得徐光耀的作品独树一帜，给读者带来心灵的震撼和异乎寻常的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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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徐光耀，就不能不说《小兵张嘎》。然则，后者比他的作者出名。我曾和一些人提及徐光耀，多数群众不知道徐光耀是干什么的，但一提《小兵张嘎》，人们立刻说：“看过，看过！”
《小兵张嘎》是公认的红色经典，小说多次再版，电影上映四十多年来历久不衰，嘎子这一形象，得到了亿万读者和观众的喜爱，也是不争的事实。但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位创造出经典之作的作家和他的作品，由于历史的原因，其评介文章却少的可怜，更不要说深入研究了。
有鉴于此，笔者就徐光耀的创作，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抛砖引玉而已。
二、从十三岁的小八路到“右派”
人能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日吗？当然不能。但徐光耀是一个十分罕见的例外。1925年8月1日徐光耀出生于河北省雄县段岗村。这是徐光耀填写的履历。徐光耀出生于1925年真实不虚，而8月1日却是徐光耀自己选择的。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1929年，当徐光耀四岁时，母亲病逝，留下四个儿女。哥哥十六七岁，因和父亲不和，常年在外不回家，姐姐十三岁，徐光耀四岁，妹妹一岁多。父亲生性暴躁，加上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对儿女们的生日却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徐光耀具体的生日，谁也说不清楚。徐光耀十三岁参军后，一直在革命队伍里长大，对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就选择了“八一”建军节作为自己的生日。
徐光耀的乳名叫玉振。但小时候，由于他说话晚，挺皮实，不声不响，不哭不闹，摔倒了、跌破了、挨了打、受了气，也不哭，只是眨巴眨巴眼睛，傻乎乎地一气不吭，似乎没有什么反应。所以，人们不喊他乳名，而喊他“傻子”。
被人称作“傻子”的徐光耀，为什么一心一意地要参加八路军呢？1937年“七七事变”，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最根本的原因。日寇大举南下，国民党节节败退。但在国共联合抗日的新形式下，国民党的军队开过来了，共产党的八路军也开过来了。徐光耀亲眼目睹了八路军官兵一致，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这正是少年徐光耀所向往的；其二，抗战的爆发，使得上小学四年级的徐光耀辍学在家，而二十岁的姐姐的出嫁，使得这个本来就缺少民主和欢乐的家庭变的更加沉闷，与八路军这个大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三，徐光耀自幼爱听故事，他还给人们念书，什么《三侠剑》《包公案》《施公案》等，尤其是《精忠岳传》，令徐光耀一家人激动难忘。杀敌报国的“岳飞情结”，使得少年徐光耀对坚决抗日的共产党八路军心向往之；其四，父亲虽然开始不同意徐光耀参军，但思来想去，让光耀留在家里，既不能上学，也过不上太平日子，与其留在家里当“亡国奴”，还不如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就这样，经人引荐，参加了八路军的120师359旅特务营。特务营负责锄奸工作，兼管对犯错、开小差人员的处理。
1938年11月，十三岁的徐光耀当年参军当年入党，可见其表现优秀。在特务营，先是当勤务员，后来又被选拔为锄奸科文书。当兵一年多之后，他学会了写家信、开通行证、投墙报稿，学会了登记、统计及填表格，打简单的宿营报告，还替人写家信。当锄奸科文书，学会了写总结，写判决书，写处决案犯的“布告”等。此间，他还在老乡家读到了鲁迅、矛盾、叶绍钧、朱自清、冰心的小说和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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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冀中六分区司令部和助理部队转移到山区，徐光耀留下转入地下斗争，分配到宁晋县县大队，任特派员。正是在宁晋县县大队，经历了惨绝人寰的“五一打扫荡”。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写的就是这段生活经历。
1944年春，徐光耀又调回六分区政治部锄奸科，成为主力干事。一年后，他被调到军分区司令部任军事报道参谋，之后到军分区所属的前线剧社，任创作组副组长。
1947年2月，作为插班生入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系主任陈企霞。1948年调到华北二十兵团，编辑《战场报》，此间参加了绥远战役、平津张战役、太远战役。
1950年10月，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后更名文学讲习所），所长丁玲，副所长张天翼，秘书长田间，副秘书长康濯，教务处长石丁，行政处长邢野。
1952年2月3日，徐光耀赴朝鲜提现志愿军生活，年底回国。
1955年，徐光耀的编制由华北军区调到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任创作员。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被送到保定一个农场劳动改造。
1959年因表现好而摘帽，被安排到保定市文联当编辑。
1971年在文革风暴中，徐光耀被遣返原籍雄县段岗村。
1972年，因推广“样板戏”的需要，又将徐光耀召回保定，任务是让他将《小兵张嘎》改编成现代革命京剧，以成为本市“样板”。
1959年虽然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安排了工作，但仍然按“摘帽右派”来对待，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先任保定市文联主任；1983年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1985年任河北省文联主席。
这就是徐光耀坎坎坷坷、起起落落的人生之旅。
问题在于，一个十三岁参军、入党，对党无限忠诚的“小八路”，怎么会成为“右派”呢？
的确，把“小八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联系起来，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难以理解的。但这是事实。1958年9月26日，在被斗熟斗透挂起来几个月之后，组织派人和他谈话，给他送来戴帽子的“判决书”，上面写到：“由于徐光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决定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降薪降职，转地方另行分配工作。”徐光耀入五雷轰顶，一时间懵了：“我怎么会反党？把党反倒了，我到哪里去？”不管徐光耀心里有多么不解，觉得有多冤，有多么愤懑，但白纸黑字，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来人说：“对这个决定你同意，就签个字；如果不同意，三天之内可越级上告。”徐光耀知道，如果“上告”，只可能落个“翻案”的罪名，不仅要挨批，结果必然更坏。于是，便在“判决书”上签字：同意。徐光耀的无奈无助就尽在这“同意”二字之中了。
徐光耀为什么被定为“右派”？其实不是他自身有什么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而是受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牵连。党内多次开会进行批判，《文艺报》发表文章批判“一本书主义”，不点名地批判丁玲。1956年12月8日，徐光耀接到一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调查丁玲的来信，提出六个问题让徐光耀回答，并要求在12月8日前以书面材料递交给中国作协党组。
徐光耀看过调查信之后，用了两天时间翻查了自己从1950-1953年的全部日记，也翻读了在文研所听课的记录，又把自己和丁玲接触作了一番回忆，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对六个问题逐一进行了回答，简述如下：1、文研所是党办的，丁玲起了很大作用；2、以我看来，说学员心目中“只有丁玲，不知有党”完全不符合事实；3、据我所知，丁玲是再三再四地反对过骄傲，丁玲就曾批评过我的骄傲，，这造成我很长时间怕看见她。至于“一本书主义”戴在丁玲头上，我现在认为是不妥当的；4、“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的感觉，我是没有的；5、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的事，我根本不知道，也没听说过；6、丁玲给过我不好的影响；一是她捧过《平原烈火》；二是她偏爱过我，如让我帮她买出国礼品，陪爱伦堡、聂鲁达、刘芭等作家吃饭等。这些都助长了我的骄傲。但在我心中更多的影响着的，是她那“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的话。
最后，在回答完六个问题之后，徐光耀又针对丁、陈事件谈了自己的五点想法和建议，摘要如下：1、如果丁玲没有其他政治问题，只有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错误，如果但有一线希望，我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2、希望在展开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防止造成那么一种空气，即没有人敢讲反对的意见。这很可能只助长问题的更复杂、更混乱，而不能充分反应事件的真想；3、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都错了，我以为单纯就她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情和努力来说，也值得我们党的作家和前辈作家们学习；4、对文研所创办几年来的功和过，应当有个恰当的估价。那些过于片面的说法，应当加以纠正；5、我对你们这次给我的来信，有一种在态度上不够全面和不够客观的感觉，上面只是文我受了“一本书主义什么影响”，却没有向我要这些问题的反证，也没有问我受过她一些什么好的影响。这使我有些担心，这样的调查问题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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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徐光耀的上述复信似乎很平常，但在左风劲吹的年代，这封复信是非同小可的。丁玲和陈企霞在1955年就被定为了“丁、陈反党集团”。在这样的背景下，徐光耀没有像许多人那样，为了自保而人云亦云、随风倒，更没有像有些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说假话，甚至无中生有、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而落井下石；相反，我们看到徐光耀是不计个人安危敢于实事求是的讲真话，并且大胆地指出这封调查信的“不够客观”，担心这样的调查不会得到“公平”的结果。在没有人敢讲真话的年代，敢于站出来，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而不讲假话，徐光耀的为人不仅正直，而且有勇气有胆量把真话讲出来，敢于白纸黑字落在纸面上，这是当时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
徐光耀之所以敢于大胆直言，出于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出于治病救人的善意，但他没有想到，这封信被定性为“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把他说成是丁玲的忠实奴才和马前卒，把他列入丁玲、陈企霞的“四大金刚”和“十二门徒”，最后正式给他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因为上头有规定，凡是戴了“帽子”的，不准在北京过国庆节。于是，1958年9月29日，这一天正是举家团圆的中秋节，徐光耀则被一名军官押送到保定市郊外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徐光耀望着刚刚升起的月亮，又大又圆。妻子就在保定工作，近在咫尺，却不许见面。
对于这段经历，徐光耀在长篇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长城》（2000年第一期）中进行了如实记述，刘白羽看后，于2001年3月29日给徐光耀写信真诚地表示忏悔和谢罪：“友人传了一册《长城》给我，我立即把《昨夜西风凋碧树》读完。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那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愧，我无颜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在远处向你深深的谢罪、谢罪。”徐光耀于4月3日给刘白羽的回信中认为：刘白羽“过错是有的，谈不到‘罪孽’。以往的种种不幸，都不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造成，那是一个时代、一种体制所造就的错误，个人可以承担某些责任，但不能承担主要的、更非全部的责任。个人是承担不起的。你我都有对党的无可怀疑的忠心，我们都是尽力按照上面来的精神行事的，悲剧是这种忠心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如果你我掉换了位置，我整起你来也会毫不手软的。所以，从个人说，最大的教训之一是迷信，……我非常赞成一位诗人说的话：‘在历史的长途上，个人的恩怨得失自不足道；而血肉换来的经验，却该认真记取。前者宜粗不宜细，后者宜细不宜粗。’”
受尽了委屈却不计个人恩怨，心里装的是整个民族、国家和人民，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总结历史的教训，这就是徐光耀的胸怀和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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