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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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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原创 叉少 往事叉烧 今天



萧红短短31年的一生中，曾两次在怀孕期间，开始新的爱情。

21岁时，萧红遭到未婚夫遗弃，求助于《国际协报》。报刊编辑萧军看中了她写作的才华，用一条绳子将萧红从旅馆救出。

两人相恋六年，萧军不断家暴、移情别恋，萧红为求解脱，与倾慕者端木蕻良走到一起。然而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她又遭到了端木蕻良的遗弃。

无论是萧军还是端木蕻良，都是以欣赏萧红作为恋情的开始，以贬低萧红作为恋情的终结。萧军联合朋友们一起攻击萧红写的小说，在她死后几乎不谈她的作品；端木蕻良只要谈到萧红的作品，一概大谈萧红如何受到他本人的影响。

生前，萧红给友人写信，说：“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她解读自己的人生：“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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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1911年6月1日，萧红出生在哈尔滨呼兰县长寿胡同一个地主家庭。她的童年没有得到多少父爱和母爱。

九岁那年，萧红母亲离世，从此父亲性情变得暴戾。他对待家里的房客态度吝啬，房客付不起租金，他便牵走房客的棕马。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

只有年迈的祖父让萧红体会到疼爱和温暖。每次被父亲打了，她躲进祖父的房里，祖父就会安慰她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萧红一天到晚跟着祖父在后花园劳作，锄草，吃黄瓜，捉蜻蜓，这部分的美好让萧红觉得“这世界上有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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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萧红》 >


十六岁时，萧红开始到哈尔滨接受中学教育。在校时，萧红不但功课念得好，散文也常在学校的壁报上出现。她经常阅读《国际协报》文艺版，迷上了“新文学”，尤其是描述旧社会不平的小说。

呼兰县虽然离哈尔滨很近，坐车只要一小时左右，但萧红因为不愿见父亲，一直不愿意回家。

1929年寒假，萧红已经念了两年书了，才带着《呐喊》和《追求》第一次回到呼兰县。结果第二年春，父亲通知她，已经将她的终身许配给门当户对的小学教员汪恩甲。

两家要求萧红停止学业结婚，萧红不肯，这时唯一能替她撑腰的祖父也撒手人寰。20岁，萧红为逃婚离家出走去北平，永远地离开了家乡。

逃婚在那个年代是一件非常时髦的大事，但对萧红来说，却成为她苦难折磨的开端。

到北平不久后，未婚夫汪恩甲便找到了萧红，想和她一起私奔同居。萧红答应了汪恩甲，随他一起返回了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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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时代》中的汪恩甲 >


当时的萧红潦倒不堪，又怀了身孕，她到处向亲友、同学求助。她趁以往同学去上课的时候，借她们的床铺睡觉，靠人家施舍过日子；到了晚上就只好到处流浪，随地栖身。她感到自己被整个社会抛弃，“也感到全人类离得我更辽远。”

饥寒交迫时，萧红遇到弟弟，弟弟恳求她返回呼兰，她回答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

她不愿再去求助同学，只好在松花江岸附近的一家白俄开的东兴顺旅馆中租了一间小房间。那里的住客，多半是无赖汉与妓女。

和汪恩甲在东兴顺旅馆住了7个月后，两人已经欠了旅馆600多元。这时萧红即将临产，汪恩甲的家人却不愿儿子与萧红在一起，断绝了经济资助。汪恩甲还不起旅馆欠款，跑回了家。

1932年冬天，萧红独自被困在旅馆，成了沮丧无告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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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

怀着孕的萧红被旅店老板赶进一间破旧仓库，老板说，交不出钱就要把她卖给妓院。

处境艰难，为免于生产后被卖到妓院里的厄运，萧红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

1932年7月，报馆的编辑萧军带着书刊和水果来到旅店看望萧红，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就交谈至深夜。

萧红给萧军看了自己写的一首诗，名叫《春曲》：

那边清溪唱着
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呵 春天来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这首透露着辛酸和苦楚的小诗打动了萧军，两位文学青年开始相互爱慕。

1932年8月，松花江决堤，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肚子圆的馒头般”的萧红从仓库救了出来。

萧红被送进医院待产，却没有钱交手术费，萧军拿着刀子逼着医生给萧红做手术。孩子顺利生下来后，居无定所，三餐没着落的萧红不忍心孩子跟着自己受罪，对萧军说：“把她送人了吧。”

送走孩子令萧红痛苦无比。22岁，她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短篇小说《弃儿》，她写道：

芹一个人住在产妇室里，整夜的幽静，只有她一个人享受窗上大树招摇细碎的月影，满墙走着，满地走着。她想起来母亲死去的时候，自己还是小孩子，睡在祖父的身旁……

《弃儿》是萧红发表到报刊上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从此她和萧军开始卖文为生。两个人搬进了白俄开的欧罗巴旅馆，交付了房租后，两个人再没有多余的钱租被褥。哈尔滨滴水成冰的冬天，他们用脸盆喝水，在草褥铺的床上抱着相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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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与萧军在哈尔滨商市街 >

萧军找到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教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剑术。日子依旧拮据，但也能买得起列巴吃了。

有一天萧红在门口，花费十个铜板买了一块黑面包，那是他们当月剩下最后的钱。萧军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面包上挖了一个洞，就着白盐咽下去。

他喊萧红过来一块吃，萧红倒了开水回来，却见面包只剩下一点硬壳。接着萧军又开始谈论开“学社”教武术的话题，另一只手把剩下的面包也送到了嘴里。这之后萧红饿了两天，她形容自己的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

即使萧军对自己并不好，萧红仍旧乐观。萧红朋友回忆那时的两人：“当时二萧以卖文为生，生活很艰苦，但从情绪上看，都很快乐。”

1933年，萧红和萧军排印了一部两人合写的短篇小说集，名叫《跋涉》。出版了没几日，就受到了日军查禁，为了安全，两人逃到山东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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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萧红、萧军离开哈尔滨前夕 >

萧军将《跋涉》和一封信寄给上海的鲁迅，鲁迅很认可两个人的文学才华，还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积极向出版社推荐萧红的作品。

萧红回忆这份感动：“在冷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鲁迅)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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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联系上鲁迅一个月后，萧军和萧红便搭上了日本货轮，前往四百里外的上海。那时萧红已经完成了《生死场》，鲁迅看了之后，为萧红笔下“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而感动。他将原稿送去审查，又帮助两人刊登了一些短篇小说。

鲁迅认为萧红的作品不卖弄，有着一些女性独有的气质，很珍贵。由于鲁迅的扶持加上自身作品的过硬，萧红的《生死场》很快卖空，次年11月，已经加印到了第六版。

有一位美国记者访问鲁迅，问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说：“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1936年，萧红和萧军搬到了鲁迅家附近，萧红几乎每天都要去登门拜望鲁迅。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写这一段日子时，说：“鲁迅先生全家接纳了我们。”她认为鲁迅就像曾经的祖父，给了她无限的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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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与许广平 >


她几乎天天都要去鲁迅和许广平的寓所，有时候上午去过，下午又去，鲁迅就很无奈地苦笑道：“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萧红常去鲁迅家，最重要的原因，是要摆脱萧军给他带来的伤痛。萧军不止一次地肉体上背叛萧红，文学上也看不起萧红。他一直认定是自己造就了萧红，大家说萧红好，萧军就说：“很多都是我帮她改过的嘛。”

萧军不理解萧红的作品为什么会受欢迎，经常联合着周围的作家朋友对她的才华进行贬低。连鲁迅都几次因为萧军对萧红的态度太坏而不满，不许萧军陪萧红前来。

有一回饭后闲聊，萧军面对一圈作家提了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伟大？”

说完他自问自答：“文学中以长篇小说最为伟大，中篇小说次之，短篇小说又次之。我写长篇小说，我最伟大。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给日本飞机炸掉了，要写出来再看。萧红也要写长篇，我看你没有那个气魄！”

萧红用许多理由反驳萧军，也说了些挖苦的话。有朋友当和事佬，建议他们把这个问题写成一篇文章，三天后，只有萧军写了，可大家发现他是把别人的意见抄过来，当作了自己的意见。

萧红看了，大叫道：“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你的话都写成自己的意见了。”萧军感觉受到侮辱，便对她吼：“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

萧军对萧红的不屑态度，开始体现在暴力上。一次萧红的弟弟去看望两人，刚进屋，萧红就告诉弟弟：方才他们争吵，萧军把电灯泡都打坏了。萧军马上抢过来说：“是碰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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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1936年7月，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只身东渡日本游学。那时她的身体状况很差，有时会肚子痛，还总是夜里发烧。身边没有朋友的关心照料，萧红只能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书写作。

她忍不住给萧军写信：

你的身体这几天怎么样？吃得舒服吗？睡得也好？当我搬房子的时候，我想：你没有来，假若你也来，你一定看到这样的席子就要先在上面打一个滚，是很好的，象住在画的房子里面似的。

一个月之后，萧红又在信里关心萧军的身体状况。

她嘱咐萧军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买个软枕头，硬枕头会损伤脑神经；第二件是要萧军买一个有毛的毯子；第三件事是夜里不要吃东西。还说，如果枕头和毛毯买不到，她就从日本买来，为他寄去。

萧军对萧红的关怀不以为然，她写了五次信，萧军只回了一封。

三个月后，萧红突然在报纸上看到鲁迅的死讯。她不敢相信，跑去问在日本唯一的熟人，她说：“你是不懂日本文的，你看错了。”

几天之后，鲁迅安葬于上海，萧红看见一张中国报上清清楚楚登着他的照片。萧红心中的孤寂，因鲁迅的逝世日益加深。她流着泪写道：“和珍宝一样得来的友情，一旦失掉了，那刺痛就更甚于失掉了珍宝。”

就在萧红为失去恩师鲁迅悲痛欲绝的时刻，有人告诉萧红，萧军和她的好友许粤华发生了地下恋情。那时许粤华是已婚身份，丈夫黄源还是夫妇俩的好友。

许粤华和萧军深知这段感情不能维持下去，萧军便写信给萧红，希望她能回国，帮忙摆平一切。

萧军的信内说道：“我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如你愿意，即请见信后，束装来沪。待至6月底，我们再共同去青岛。”

萧红带着一颗被伤透的心回到了上海，希冀着能与萧军过上平凡的夫妻生活。然而回国后，萧军对萧红的态度没有转好，反倒更差了。

有一次，几位朋友看到萧红的眼睛青肿，她掩饰说：“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而萧军则在一边说：“什么跌伤了，别不要脸了。我昨天喝了酒，借着酒气我就打了她一拳。”他说着还挥了挥紧握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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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萧红萧军与黄源合影 >


1938年2月，日军开始轰炸临汾，萧军有意投笔从戎，参加抗日义勇军。萧红不同意他这样的选择，她一直反对作家上战场“体验生活”。

她说：“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

这样的分歧使得两人终于分手，那时的萧红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她痛苦地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分离时，萧军和她约定，万一两人还有再见的一天，且都没有别人，如果双方同意，还可以共同生活下去。

然而私下里，萧军却对朋友坦言，自己未拿萧红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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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

和萧红分手后，萧军与好友去兰州采风，认识了当地女子王德芬。

萧军给她写情书：“只要我一接近你，就感到一种眼睛看不见的温柔包围了我，真的会变成一个孩子了，像一只羔羊似的伏贴在你的怀中，任着你抚摸吧，我会在这抚摸中睡得香甜而美丽！爱的！”

王德芬被萧军的情书打动，五天之后，两个人便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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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与王德芬合影 >


几乎是同一时间，萧红也有了新的感情，她被另一位文学青年端木蕻良所追求。端木蕻良称赞她的文学造诣超过萧军，让萧红体会到了久违的尊重。两个人很快结成夫妇，在武汉举行婚礼。

萧红对这段感情的期许很简单：“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婚后不久，日军迫近武汉，萧红和端木蕻良决定撤到重庆去，萧红委托左联的朋友帮忙买票，但朋友只能给他们一张。

于是端木蕻良就拿着二人唯一的一张船票，跑去重庆，留下大肚子的萧红独自留在武汉，萧红为了去重庆寻找端木，晕倒在码头上。1938年9月份，萧红才买到船票，独自赶船十多天到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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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与端木蕻良 >


到达重庆后，萧红马上就要生产，她找到一位编辑女友，在她的帮助下住进了白沙镇的一家小医院进行生产。那里的卫生条件很差，萧红产后陷入高烧，持续输液。孩子出生后几天便夭折了。

等到和端木蕻良重聚，他对萧红的态度却不再欣赏。有一次，端木蕻良当着朋友的面毁谤萧红的作品。萧红无法过多辩解，还在替他抄写他在北碚完成的小说《大江》。

1940年1月，重庆又遭到轰炸，萧红期盼着有一个安心写作和休养的地方，便和端木蕻良商量来到了香港。

在香港只度过了两年，萧红的生命便走向了结局。就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端木蕻良也不在身边，他接连失踪，将萧红托付给了好友骆宾基。

萧红曾经选择相信，她信任过汪恩甲，信任过萧军，也信任过端木蕻良，但每个男人都选择将她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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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

1936年，萧红在日本独居的时光，是她一生中最为清净的日子。

她一个人在房内写作，昼夜不息，写出了《红的果园》《孤独的生活》《家族以外的人》等诸多作品。终于不用再受情感的折磨。

她在给萧军的信里写：“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

但这样的状态仅仅维持了几个月就结束了，她还是为了情感回到了萧军身边，继续忍受折磨。

1942年4月8日，萧军得知了萧红死讯。他并没太伤心，在日记中写：“心情只是感到闷塞。我流了两次泪。对于她，我不是悲悼过去的恋情，只是伤怀她的命运。‘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不愿承担起这罪过和谴责。”

即使萧红的人生走到末路，萧军也只是恐惧别人将萧红的死归咎于他，反倒是萧军的妻子王德芬更加难过。

和萧军分手后，萧红曾评价自己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

直到临终前几天，萧红终于不再惦念感情。她在白纸上写下最后的遗言：“我将与长天碧水共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那时她最遗憾的，是没能将《呼兰河传》第二部写完。



部分参考资料：
[1]、《萧红评传》，葛浩文

[2]、《商市街》，萧红

[3]、《为了爱的缘故》，萧军

[4]、《锵锵三人行：萧红》

[5]、《忆萧红》，许广平

[6]、《风雨中忆萧红》，丁玲

[7]、《呼兰河传》，萧红

[8]、《回忆鲁迅先生》，萧红



-END-

作者 | 李晨希


读上一篇：日本海难2006:有三名船员还在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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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随便叫一个人渣男
原创 阿舒 山河小岁月 今天
一出车站，扑面而来的是北京的秋天，万里无云万里天，风极微细极柔软，带着一点甜，是海棠果和小白梨的蜜香。



几乎已经忘了，这是我来北京的第十年。



我喜欢北京，多半是因为北京的秋天。而我喜欢秋天，大约是因为《红楼梦》。



曹雪芹应该也喜欢秋天。《红楼梦》一开场便是中秋，贾雨村去甄士隐家里吃螃蟹；林黛玉诗社夺魁，咏的是菊花；宝玉穿北静王送的蓑笠去潇湘馆，刚写完《秋窗风雨夕》的黛玉讲了“渔翁渔婆”这一著名虐狗梗，我顶顶欢喜的这场“小团圆”亦在秋夜；更不用说刘姥姥吃鸽子蛋史湘云摆螃蟹宴林黛玉讲笑话这些经典场面俱是秋景。脂砚斋一语点破，“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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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真好，秋高气爽好，秋风秋雨亦好。我永远记得三十年前的一个秋天，窗外淅淅沥沥，踮着脚淹没在妈妈的书橱里，偷偷找《红楼梦》。翻到一本淡赭色的书，“曹雪芹”三个大字如雷贯耳。我只当是缺了封面的《红楼梦》，如获至宝翻开看，第一回写的是畅春园康熙大限，啊咧，这是什么山寨《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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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定睛看，“曹雪芹”下面还有四个小字：端木蕻良——年幼无知的我咬牙切齿道，这个日本人怎么还盗版《红楼梦》呢！



这是我和端木蕻良的初见，充满了误会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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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曹雪芹》是端木蕻良所写的小说，端木不是日本人，而是地地道道的铁岭人（原名曹京平）。曹京平深爱着他的故乡，就像他在《土地的誓言》里写的那样：



我想起那参天碧绿的白桦林，标直漂亮的白桦树在原野上呻吟；我看见奔流似的马群，深夜嗥鸣的蒙古狗，我听见皮鞭滚落在山涧里的脆响；我想起红布似的高粱，金黄的豆粒，黑色的土地，红玉的脸庞，黑玉的眼睛，斑斓的山雕，奔驰的鹿群，带着松香气味的煤块，带着赤色的足金；我想起幽远的车铃，晴天里马儿戴着串铃在溜直的大道上跑着，狐仙姑深夜的谰语，原野上怪诞的狂风……这时我听到故乡在召唤我，故乡有一种声音在召唤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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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端木蕻良的成见有很多，绝不仅仅来自他的名字。



这当然是因为萧红。



在那些影视作品里，端木蕻良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渣男，他是萧红和萧军之间的“第三者”，他曾经在萧红怀孕时独自坐船离开，最大的罪状，是在萧红弥留之际抛弃了他。



那张萧红所写的纸条是多么触目惊心啊，像极了高鹗版《红楼梦》里黛玉临终恨声呼宝玉的那句——



我恨端木。



这些细节多半都来自1980年1月号文艺杂志《十月》刊登的骆宾基《生死场、艰辛路——萧红简传》。



骆宾基的文章杀伤力很强，因为他确实是萧红生命最后几十天的陪伴者之一。



他把萧军称作萧红真正的丈夫，而把端木称为“T君”，萧红的情人。



那时候，已经78岁的端木蕻良正在奋力创作着他的小说《曹雪芹》。



骆宾基和萧军结成了短暂的同盟，端木显得茕茕孑立。这似乎是他多年来在这场n角关系里的体现——他一直是最弱势的那个，萧军拥护团里站着聂绀弩丁玲靳以胡风这样的大咖，现在又多了一个骆宾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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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中的三个男人，萧军、端木和骆宾基，偏偏同属于北京文联，抬头不见低头见。作家刘心武曾经多次见证了他们的“交锋”，骆宾基会在分组会上忽然没头没脑来一句“端木是坏人！”，而端木的方式则是躲，在走廊上一见骆宾基，扭头就去上厕所。



端木选择了沉默，而这沉默似乎更加坐实了他的“渣男之渣”。



《红楼梦》里，史湘云听了邢岫烟当衣服的事情，气得要去为她打抱不平。黛玉说：“你又去充什么荆轲聂政？”我当然也做不了荆轲，却有一丝湘云的憨气，大约因为我始终对于一边倒的站队是存着小小的疑议的。



不要随便叫一个人渣男，让我们回到大半个世纪之前，看看关于端木蕻良的那些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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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红楼梦》里的人物做比方，萧军是柳湘莲，端木则是贾宝玉，出生温柔富贵之家，家里人对他的期盼，是读书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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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在南开，校长张伯苓很欣赏他，想保送他去南京政校。那时的端木，除了学习好，还同时担任校刊主编、义塾的校长、美术学会会长、学术观摩会会长、合作社理事，同学送外号“苏秦佩六国相印”。和那时的叛逆青年一样，端木心里想着尽快走上社会接受“革命洗礼”，却被哥哥们逼着考大学，考期一共15天，他只报了燕京和清华，开了4天夜车，燕京第八名，清华第一名。



在清华只读了一年书，但老师们似乎都对端木不错。金岳霖上课专门点名端木，好奇是哪位得了满分。一次上课，金岳霖说“CODE”不好翻，没有对应的中文词汇，勉强称之为“题帽”，端木站起来，建议译成“楔子”，金先生大为赞赏。



但端木此刻的心，并不在学校里，他更为关注自己在“左联”的革命事业。1933年8月，因为左翼团体成员被捕，端木的名字被暴露，他无法回到清华读书，于是专心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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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笔名也换了又换，曾经叫做“叶之琳”，鲁迅第一个误解，给他回信称“叶小姐”。“端木蕻良”一开始是“红粱”，取红高粱之意，责编王统照认为“红”惹眼犯忌，建议换成“蕻”，并把“蕻梁”改为“蕻良”。端木自己不满意，坚持要改回去，然而王统照回信，再次改回来，如是者再三，最终妥协的是端木。



终究是一个温柔的人，连自己的笔名也无法坚持。



从这个角度来看，端木显然是萧军的反面。而萧红爱上端木，恐怕是和萧军关系的一种PT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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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萧军的恋爱关系里，萧红一直是卑微的一方。萧军劈腿，萧军家暴，萧军嘲笑萧红的文字，萧红做了那么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受气包”（葛浩文语），却一直忍受着，忍受着，到了最后，也是因为萧军要离开萧红去打游击，虽然他事后辩解说那不是分手，是正常男女都明白，一段关系走到这一步，已然千疮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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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萧军与萧红于上海最后的合影。



萧军暴烈如火，是钢铁直男，现在，来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温温柔柔的端木。



定情之物据说是一根小竹棍儿，萧红说，要把这件东西藏起来，谁找到就归谁。当时的竞争者主要是聂绀弩和端木，然而，萧红转身悄悄告诉了端木竹棍子的藏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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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有不一样的说法，他说是端木喋喋不休跟萧红要，萧红一度撒谎说已经送给了聂绀弩，但最后还是给了端木。



实在是太幼稚了！！



但我比较偏向前者，因为端木并不是一个如此有主见的人，一个连取笔名也妥协的人，在和萧红的关系里，他显然是一个被动者。对于萧红的示好，他有些受宠若惊，他变成了另一个萧红，萧军和萧红关系里的那个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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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萧军的回忆里，分手是平静的，萧红说，三郎，我们永远地分开吧。



在端木的回忆里，萧军一脚踢开门闯进来说，端木你起来，我们去决斗。萧红说，你要打端木，我就打死你。



真奇怪，不管是哪一个回忆里，端木看上去都像是一个局外人。



但这个局外人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给了她婚姻，而此时，她肚子里怀着前男友的孩子。



这大概是端木一生中的最大勇气。端木的母亲极力反对这门亲事，但端木终于坚持了自己的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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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里的端木和萧红结婚



1938年4月，汉口大同酒家。参加婚礼的有端木三哥未婚妻刘国英的父亲、刘国英和她在武汉大学的同学、萧红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还有胡风、艾青等人。穿旗袍的萧红和着西装的端木在一起，萧红似乎扮演了新郎的角色，谈了恋爱过程：



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情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在和一个人的婚礼上，用“三郎”来称呼另一个人，我不知道新郎会怎么想。很多很多年之后，我看了一出叫《红丝错》的越剧，好像这才稍微明白了一点端木的心情，新郎沉默着接受了，带着一点牺牲的委屈，也带着一点爱护的谅解，对于未来，他仍旧是懵懂的，但此时此刻，他以为自己拯救了眼前的这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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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在八十年代回到大同酒家



其实并没有，结束一段关系的最坏决定是开始另一段关系，没有谁可以拯救谁，除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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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萧红和T君一起去探访他的时候，他注意到T君原稿上却是萧红的字迹。那是《大江》。

“为什么像是你的字呢？”

“我抄的……”萧红说。

“你不能给他抄稿子，他怎么能让你给抄呢？不能再这样。”曹靖华先生坦率地说。



上面这段话来自骆宾基，这段话被广泛引用，用来说明端木在婚后并不重视萧红的才华。



这也是我对于骆宾基怀疑的开始。



妻子给丈夫整理文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杨绛、张充和、赵萝蕤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另外，骆宾基无法否认的是，在和端木结婚之后，萧红进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我们最喜欢的萧红作品《呼兰河传》和《回忆鲁迅先生》都写于这一时期。



端木在萧红的创作中也并没有缺席，他为萧红的《小城三月》画了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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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萧红创作的默剧《民族魂——鲁迅》设计了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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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甚至说他们的结合是“文坛驰骋联双璧”：



谔谔曹郎奠万哗，

温馨更爱女郎花。

文坛驰骋联双璧，

病榻殷勤侍一茶。



“曹郎”指的是端木，在“病榻”句下，柳亚子作了注释：“月中余再顾萧红女士于病榻，感其挚爱之情，不能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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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学夫妇，他们有相濡以沫，有患难与共，当然也有矛盾和争执。比如端木处理不好和保姆的关系，要萧红出面解决，比如夫妇两人的吵架，这些寻常细节都被无限放大，并且作为端木和萧红婚姻生活不幸福的证据之一。曾经见证了萧红和端木在香港生活的罗鲸文的评价是相对客观的一个：



两人的感情本并不虚假。端本是文人气质，身体又弱，小时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养成了“娇”的习性，先天有懦弱的成分。而萧红小时没得到母爱，很年轻就跑出了家，她是具有坚强的性格，而处处又需求支持和爱。这两性格凑在一起，都在有所需求，而彼此在动荡的时代，都得不到对方给予的满足。



骆宾基说，端木之于萧红的最大罪证是“抛弃”，还抛弃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武汉，船票只有一张，大腹便便的萧红让给了端木，端木居然顺从了萧红的安排独自前往重庆。骆宾基说，这是端木想要抛弃萧红，因为萧红肚子里的孩子是萧军的。实际上，端木决定和萧红结婚时，就已经知道了萧红的怀孕，不存在因为萧红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就打算抛弃她的情况。根据钟耀群的说法，端木当时先去重庆，一则没有预料到萧红后来弄不到船票，二则是想要先去重庆打点，安排好住所等待萧红。我认为这个说法是较为可靠的，当然，我并不想为端木开脱，在这件事上，他确实表现得懦弱而欠担当。



但骆宾基所说的第二次抛弃，即端木在香港抛弃了萧红，这一点更值得探讨。



在1941年12月8日之前，骆宾基对于萧红来说，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端木打电话请骆宾基来帮忙照看一下萧红，是因为考虑到骆宾基当时是单身，没什么负累。



他在这一年9月来到香港，是端木为他安排了住所，并且抽出自己小说的版面，发表了骆宾基的小说——端木是他的恩人。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这样的：“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旁了。而与病者同生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这一段同样被频繁引用，但可惜的是，引用者只要再接着往下读一读，稍微用脑子想一想，以及再看点其他的旁证便可以知道，骆宾基完全在撒谎。



端木并没有在12月8日之后就离开萧红放任不管。



是他为萧红联系了养和医院，医生判断萧红得了气管瘤，要立刻动手术。端木不同意开刀，因为他的哥哥因为肺病手术在医院住了8年，萧红之前已经动过手术，风险太大。萧红却对端木说，你不要婆婆妈妈的，开刀有什么了不起，她最终自己签了字。



在萧红的治疗过程中，她一直非常任性。1941年11月下旬，她曾经请求东北救亡总会的于毅夫帮助她出院，连端木也没有通知。



萧红签字的时候还不知道，这是她对于自己生命做的最错误的决定，手术之后，端木没有在手术盘子里发现肿瘤，医院误诊了。很久以后，晚年的端木在向《萧红传》作者葛浩文讲述这一段时，仍旧忍不住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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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骆宾基的说法，端木在12月8日之后就离开了萧红，那么养和医院的一切又如何解释呢？实际上，端木的缺席，便是在12月8日叫骆宾基来陪萧红之后的七八天。事后我们知道，那七八天里，端木每一天都在外出寻找带着萧红离开香港的可能性。此时的萧红比平时更加脆弱，她也许想起了在武汉时端木的先行，想起了过往端木种种少爷行径，她以为端木独自逃亡了，这时，她很难不对骆宾基抱怨端木——我猜想，那张“我恨端木”的纸条，很有可能便是那时候写下的。



连骆宾基自己也承认，七八天之后，端木回到了酒店，为萧红带来了两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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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端木，也拿着两个苹果。



“你不是准备突围吗？”萧红问。

“小包都打起来了，等着消息呢！”端木这样说，为萧红刷洗着痰盂。



彻底摧毁了萧红的手术发生在1月13日，接下来的9天里，因为日军接管的原因，萧红经历了养和医院——玛丽医院——法国医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战时临时救护站的频繁转院。



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去世。



因为买不到骨灰盒，端木去古董店买了两个素色的瓦罐。在跑马地日本火葬场，端木给印度司炉工塞了小费，工人告诉端木，“烧得很好，灵魂可以上天了。”因她希望埋在鲁迅先生墓旁，端木认为战乱之中，需要先找地方埋葬，于是一半埋在浅水湾（她也说过想埋在看得见大海的地方），另一半埋在仙逝地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校园面向东北方向坡上的一棵树下。端木说：“浅水湾那里已埋了一半萧红骨灰，谁也不会想到这里还有她一半骨灰，这肯定是能保住的，以能遂了她的心愿的。”端木给许广平写了信，讲了萧红的愿望，许广平当时刚从监狱出来，她在《忆萧红》里承认收到了端木的信，但在那样的岁月里，她对于这一愿望，也是爱莫能助。端木留下了一点萧红的头发，他一直把这头发随身携带，后来萧红改葬广州，他捐献出了头发作为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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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墓碑，一块木牌写的“萧红之墓”，出自端木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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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陋到令人心酸，让人心疼，如同她的一生。但在那样的战乱年代，我想端木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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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去世的同一天，在延安的萧军在日记里洋洋得意地描述着朋友对他的夸奖：“我们东方如果有最大天才的话，那就是你啊！你完全是对的！”



几个月之后，1942年4月8日，萧军得到了萧红的死讯：



“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



芬是他后来的妻子王德芬，懂得女人处境的永远是女人。



延安举办了萧红追悼会，萧军在会上说：“近年来因为一些朋友、同志死亡得太多了，已经变得麻木，假设就是自己死了，好像也没什么担心……”



骆宾基和端木辗转回到内地，在桂林，他们投奔了老乡孙陵。而后，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骆宾基和端木又打了一架，这一架仍旧以端木的失败而告终。



打架的理由，是骆宾基不知道因为什么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端木冷冷说了句：“傻瓜。”但事后骆宾基对孙陵说，“我早就想打他了。”



孙陵问原因，骆宾基讲端木在武汉坐了头等舱船票去重庆抛弃萧红的事（其实不是头等舱）。但此时他还没有像之后写的那样控诉端木在香港抛弃萧红，这里也可见，骆宾基此时还没有形成后来那一套“成熟”的说法。



而后，骆宾基拿出了那张“我恨端木”的纸条，但我们所不知道的是，那张纸条端木也看过，并且在旁边加了批注，大约是对萧红的回应：


端木似乎对于萧红的控诉，当作小孩子闹情绪，哄着，没当回事。



而孙陵的回忆里，骆宾基说自己获得的是《呼兰河传》的版权而非版税。端木则坚持是版税。不管怎样，端木陪着骆宾基去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取了版税，而后，骆宾基洋洋得意地告诉孙陵，他用这笔钱添了很多东西，买了“绸子做的帐子”和新棉被。



孙陵有点生气，他认为这笔钱应当保存起来，而不该这么快就花掉。但他并不吃惊，骆宾基似乎一直很看重钱，在战后，他也曾经让孙陵“去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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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宾基很快离开了桂林，剩下端木，租了一间有人在里面上吊而传说闹鬼的屋子，闷头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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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作了《早春》，女主人公叫金枝，这也是萧红《生死场》中女主人公的名字：



我是这样的凄惨呀，我统统都失去了，我失去了……再也不能回来的一切……我是多么糊涂……我是多么混蛋……我的心总以为世界是不动的，金枝姐就像放在一个秘密的银匣子里似的，什么时候去打开就可以打开的，等我看完了红红绿绿的玻璃匣子，再去打开那银匣子也不迟……但是太迟了，什么都嫌太迟了……



这大约便是端木的《芙蓉女儿诔》。



在林妹妹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发觉到林妹妹处境的可怕。林妹妹是孤立无援的……在林黛玉清楚明白地看清了这些个现实的时候，贾宝玉不但不来积极地援助她，而且他还糊里糊涂地自安于现状，态度模棱、意志薄弱……在林妹妹死了之后……越想越觉得自己当时的糊涂……



——端木蕻良，论忏悔贵族



这大约便是端木的“宝玉哭灵”。



柳亚子听了他给萧红写的大鼓词潸然泪下，写了一首《端木蕻良谱萧红事为梨花大鼓鼓词以授歌女董莲枝索题赋此》：



芦中亡士正艰危，风雨潇湘死别哀。

一代红颜怜下葬，皓躯成骨骨成灰。

成骨成灰恩情重，山阳邻笛恒伊弄。

浅水湾头堕泪碑，七星岩畔相思梦。

梨园弟子董娇娆，宛转歌喉唱六朝。

谱就新声传恨事，有人珠泪湿红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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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到桂林旅游，特地到三多路13号二楼，那里已经成了一个日料店。端木特地把左边的那间“闹鬼”的屋子当做自己的睡房，据说常常在空眠的深夜，隐隐听到楼梯嘎嘎作响，又见门帘微微掀动，但他并不害怕，如若真的有鬼，他大约便可以对萧红讲出那些他没有说出的话。



我走进日料店里一个人坐着，忽然明白了端木的沉默，来源于他的内省和自责。这种自责的背后，是他终于意识到他对于萧红的爱，究竟有多深。



他无法为自己辩护了，因为他无法原谅自己在过往的婚姻里的种种“娇气”，如同宝玉无法原谅金玉良缘对于林黛玉造成的伤害。



他最终选择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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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与蓝天碧水永驻，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这据说是萧红的临终遗言，骆宾基在写这句话时加了一个注，说这《红楼》是指她曾经谈到过的将在胜利之后会同丁玲、绀弩、萧军诸先生遍访红军过去之根据地及雪山、大渡河而拟续写的一部作品。



骆宾基所不知道的是，萧红和萧军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于文学纯粹性的追求，尽管萧军在萧红纪念馆的称呼里把萧红称为“左翼女作家”，但萧红的文字里最吸引我们的，却是那种没有经过修饰的，近乎天生的凝练和诗化。在萧军企图去打游击时，萧红和他曾经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萧红：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价值更大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和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萧军：人总是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战场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的奴隶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在文学追求上，萧红大约和端木走得更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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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说，他去过萧军、骆宾基和端木的家，三人家中都有萧红的照片，萧军和骆宾基把照片挂在醒目处，端木把照片压在写字台。萧军出版了《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他仍旧忍不住在那本书里批评“萧红没有妻性”，王德芬肯定是有妻性的，她甚至容忍了萧军和另一位女性的私生女而坚持不离婚。端木在萧红死后18年结婚，他的妻子钟耀群说，每年到萧红的忌日，他都默默坐着给萧红写诗，一首一首又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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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半部“红楼”，我们看不到了。我们看到了端木的半部“红楼”，这便是《曹雪芹》。尽管距离初次阅读这部小说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我仍旧记得第一次阅读的那个秋天的下午，窗外下着雨，一页一页的翻过去，占姐的小仙女，李芸的“树倒猢狲散”，康熙摔碎的玉如意如何被十四阿哥带出宫去，我完全忘了窗外的一切，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个书的开头写过香料方子：



这香是用山东莱阳的梨皮，云南的桔皮，直隶的苹婆皮，西北的花红皮，始终果皮掺和香末做成，暗喻东南西北四方，酒色财气四喜，所以，叫它“四气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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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敦邦先生为《曹雪芹》创作的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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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只有八十回，《曹雪芹》也只有（上）和（中），我初以为是母亲忘了买下册，最后才知道，端木并没有写完《曹雪芹》，1996年10月5日，端木蕻良去世，享年84岁。他生前念念不忘的是没能完成萧红的第三个愿望，去东北找到她的孩子。他最后的遗愿，是把骨灰洒在萧红墓前，他的妻子钟耀群实现了他的愿望。



前几年，端木的旧藏在某拍卖会上现身，我这才发现端木的喜好是如此雅致。他喜欢买拓片，收藏了一堆雍正乾隆光绪的奏折（大概是为了写《曹雪芹》？），谈笑往来的朋友，有关山月，有刘以鬯，有赵清阁，都是我喜欢的作家与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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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上一件可爱的“红楼梦神游太虚幻境游戏棋盘”，可惜最终，还是被别人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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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也不后悔，东西有趣，短暂拥有也不过是云烟；一如端木这样有趣的人，如贾宝玉，做朋友一定好玩，要是嫁给他，那真是大可不必。



文中部分图片来源《百年端木蕻良》

特此致谢。




1、葛浩文，萧红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

2、邹经，波西米亚玫瑰的灰烬：萧红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9

3、刘以鬯，端木蕻良论（修订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7

4、钟耀群 口述 / 孙一寒 整理，钟耀群谈端木蕻良家事，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