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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杨必同胞姊妹的不同人生

杨绛与杨必同胞姊妹的不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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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杨必同胞姊妹的不同人生
原创 林海青蛙 林海青蛙 2018-11-23
杨绛与杨必都是著名的翻译家，前者以翻译西班牙塞万提斯巨著《唐吉坷德》而著称，杨必则以翻译英国小说家萨克雷《名利场》广获好评，杨绛与杨必是一奶同胞姊妹，但她们二人却演绎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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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比妹妹杨必年长11岁，以105岁高龄寿终，而杨必却以46岁之龄英年早逝，尚不及姐姐杨绛生命的一半，实在是让人有些唏嘘不已。

杨绛与钱钟书的婚姻一直为公众所津津乐道，而杨必却是终身未嫁，姊妹俩的人生可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尽管她们的人生命运如此不同，但却又都是中国社会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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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杨必出身于无锡名门望族之家，父亲杨荫杭与母亲唐须嫈共养育了八个子女，其中六女分别为大姐杨寿康、二姐杨同康、三姐杨闰康、四姐杨季康（即杨绛）、七妹杨桼、八妹杨必，二男为杨宝昌、杨宝俶，下面这幅杨家全家福照片，就是1927年杨家定居苏州期间所摄。

这张全家福缺少了已不在人世的杨同康，后排左起为杨闰康、杨季康、杨寿康和大弟杨宝昌，七妹杨桼和八妹杨必站在母亲唐须嫈两侧，小弟杨宝俶站在父亲杨荫杭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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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女主人唐须嫈出身于无锡世家，她曾在上海著名的“务本女塾”读书，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她曾与杨荫榆、汤国梨、张默君、张敬庄等人同学，唐须嫈尽管是一位贤惠文静的新知识女性，但其身上却凝聚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她在与杨荫杭结婚之后，心甘情愿以相夫教子度过一生。

杨荫杭（1878—1945）早年曾就读于天津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并留学日本和美国，先后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学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这样的留学履历，即便在今天看来都是够牛的？他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法学专门人才了，曾先后出任江苏省和浙江省高等审判庭庭长，1916年起出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和司法部参事等职，在北洋政坛的地位足够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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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杭受西方影响而主张司法独立，这样的主张即便在100年后的今天都不太可能全部实现，在1917年5月调查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购车舞弊案时，杨荫杭曾因传讯了时任交通总长许世英而轰动一时。

杨荫杭因不满北洋政坛黑暗，于1919年辞职回无锡老家定居，1920年移居上海时出任《申报》副总编兼主笔，1923年携全家定居苏州，并以律师为业，1937年苏州沦陷之后，杨荫杭率全家躲避战乱又迁居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来德坊，并先后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私立大同大学执教。

私立大同大学是由无锡人胡敦复于1912年创办的，胡敦复曾在北京主持了三批“庚子赔款”留美考试，他也是清华学堂第一任教务长，由他聘请杨荫杭执教大同大学，完全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

杨荫杭的三妹杨荫榆广为国人所熟悉，她曾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并以这样一个留学背景出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因“三.一八惨案”被鲁迅怒怼而留下千古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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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1911—2016）出生于北京，曾就读于上海“启明女校”和苏州“振华女校”，前者是一所教会学校，1904年由法国天主教修女马礼创办，而后者的创办者是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的外祖母王谢长达于1906年创办的，当时学校的理化课程都是采用国外原版教材，而英文课也都是选读外国名著。

1928年，高中毕业的杨绛欲报考清华大学，但当年清华没有在江苏投放招生计划，杨绛只好报考了苏州的东吴大学，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东吴大学因学潮暂时停办，杨绛到清华大学借读时，结识了无锡同乡钱钟书，并于1935年与之结为伉俪，跟随钱钟书去英国和法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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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杨绛与钱钟书携女儿钱瑗回国，被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聘为外语系教授，但不久钱钟书只身前往昆明西南联大执教，杨绛则带着一岁多的女儿留在孤岛上海，与父母住在在一起。

杨必（1922—1968）出生于上海，是杨荫杭与唐须嫈最小的女儿，深得家人的宠爱，也是家中最能逗趣的人，可谓是家里的“开心果”，杨家父母对其约束甚少，而是让她随心发展。

杨必曾就读于“上海市工部局女中”，这所学校由时任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于1931年创办，陈鹤琴是与陶行知齐名的教育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

杨必在高中毕业时，考入父亲杨荫杭、姐姐杨绛、姐夫钱钟书都曾执教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英文系，在其大学的最后一年，父亲杨荫杭在上海去世。

1945年，杨必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并被留校担任外国语文学系助教，她在教授英文课时还同时兼任附中的英语教师，著名翻译家傅雷之长子傅聪曾是杨必的学生，傅雷还曾邀请杨必为傅聪专门辅导英文，杨必由此与傅雷结识，正是在傅雷的鼓励之下，杨必开始尝试翻译英国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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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姐夫钱钟书的指导下，杨必先后翻译了《剥削世家》、《名利场》等英国文学作品，其流畅且优美的译文深得好评，尤其是萨克雷的《名利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曾这样评价：“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翻译界，可以传世的名译有三部，分别是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全集》、傅雷的《巴尔扎克选集》和杨必的《名利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杨必曾在国际劳工局做过一段兼职，“国际劳工组”是根据1919年《凡尔赛和约》设置的机构，作为“国际联盟”附属机构，1946年底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其宗旨就是促进就业以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劳资双方合作，落实社会保障措施，保护工人生活和健康。

1951年8月，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被华东教育部撤销，相关系科并入震旦大学文学院、理工学院和法学院，杨必被调整到震旦大学文学院外文系任教，存在了14年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消失了，其旧址现为上海向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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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时，震旦大学又被撤销，杨必随文学院、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理工学院被并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则与其它医学院合并组建了上海第二医学院。

杨必在复旦大学文学院外文系出任副教授，她并没有留学背景，以本科生资历出任副教授，绝对属于破格，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杨必的英语水平相当高超，由于其未婚的缘故，复旦师生私底下称杨必为“玉女教授”。

从1968年5月25日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展开，原本就处在文革混乱中的中国，被进一步推向灾难的境地，杨必在国际劳工局的兼职经历被挖出，造反派强迫其交代在国际劳工局的经历和罪行以及与西方天主教的交往，不堪凌辱的杨必选择了死亡，究竟是主动自杀还是被动自杀，貌似还是一个历史之谜，但其被迫害致死却是无疑的。

1979年，在杨必之死11年之后，复旦大学外文系为杨必副教授召开了追悼会，为她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迫害和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进行纠正并恢复名誉。

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早在1965年1月就已经翻译完成了第一部，但尚未来得及出版，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直到1978年才正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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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杨绛的译名早就名声在外了，她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翻译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就已经让她跻身于著名翻译家的行列中了。

杨必所翻译的埃杰窝斯的《剥削世家》，于1953年由平明出版社出版，这是由巴金创办的一家小型出版社，却也是极具特色的出版社，可谓是二十世纪中国私营出版社最后一抹余晖，当年曾合作的作家、翻译家都无不对这家出版社交口称赞。

杨必的翻译的代表作品是《名利场》，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极高的评价，尽管杨必没有出国经历，但她娴熟的英语，来自于她长期与在华修女的朝夕相处和耳濡目染，据说《名利场》的译本和书名，还是姐夫钱钟书帮助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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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还有杨绛、杨必的大姐杨寿康，她曾专攻法国文学并翻译了法国布厄瑞的《死亡的意义》，可见杨家三姊妹外语之厉害，杨寿康后来嫁给了浙江金华才子何德奎。

1927年春，何德奎与杨寿康在苏州订婚，两家人在庙堂巷岳家花园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照片中除了一对当事人之外，还有杨荫杭、唐须嫈夫妇，同框出境的还有杨寿康的三姑杨荫榆，何德奎的堂叔何炳松，以及苏州当地的名流，而前排右边第一人为16岁的少女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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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奎（1896—1983）是北京大学预科毕业，1917年以北洋政府教育部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公费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他曾长期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帮办、副总办，抗战胜利后曾出任上海市副市长。

而杨必之所以能够就读于“上海市工部局女中”，完全是大姐夫何德奎的功劳，正是由于其力争，上海工部局英国总办同意增设华人教育处，聘请教育家陈鹤琴出任处长，为上海市民子女提供了接受普通教育的机会。

@作家叶倾城
1小时前
来自 微博 wei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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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民国世家故事，非常感慨于人的命运。
当时人都多子女，除了夭折的，那么，对于儿女的一生来说，在家中的顺序很重要。
如果父母是白手起家的，前一两个孩子往往得不到很好的教育，很早就跟着父母工作或者出外工作。
当然也可能相反，父母极之重视培育。

中间几个手足就能够送出国留学之类。

然后到最后的第八九十个——到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父亲往往已经去世。
这时候又出现关键人物就是：兄姐。
如果有负责任的兄长或者未婚的姐姐——真得未婚，我目前尚未查到已婚姐姐资助弟妹留学的。
因为弟妹到了留学的年纪，姐姐往往已经三十多岁，未婚的肯定在工作中，就供得起；已婚的是人家太太，就不可能供了。
（居里夫人亦是姐姐帮忙供养过她出国留学，姐姐亦未婚。）

整体来看，长子长女、或者说多子女家庭中排在相对靠前位置的，会发展得好一些。
排在后面的，除非剑走偏锋，或者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的，就往往一无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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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记杨必
美文悦享 桃溪有声微刊 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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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杨必



作者|杨绛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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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必是我的小妹妹，小我十一岁。她行八。我父亲像一般研究古音韵学的人，爱用古字。杨必命名“必”，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她小时候，和我年龄差距很大。她渐渐长大，就和我一般儿大。后来竟颠倒了长幼，阿必抢先做了古人。她是一九六八年睡梦里去世的，至今已二十二年了。


　　杨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我家搬到苏州。她的童年全是在苏州度过的。

　　她性情平和，很安静。可是自从她能自己行走，成了妈妈所谓“两脚众生”（无锡话“众生”指“牲口”），就看管不住了。她最爱猫，常一人偷偷爬上楼梯，到女佣住的楼上去看小猫。我家养猫多，同时也养一对哈叭狗，所以猫儿下仔总在楼上。一次，妈妈忽见阿必一脸狼狈相，鼻子上抹着一道黑。问她怎么了，她装作若无其事，只说：“我囫囵着跌下来的。”“囫囵着跌下来”，用语是幼稚的创造，意思却很明显，就是整个人从楼上滚下来了。问她跌了多远，滚下多少级楼梯，她也说不清。她那时才两岁多，还不大会说，也许当时惊魂未定，自己也不知道滚了多远。

　　她是个乖孩子，只两件事不乖：一是不肯洗脸，二是不肯睡觉。

　　每当佣人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她便觉不妙，先还慢悠悠地轻声说：“逃——逃——逃——”等妈妈拧了一把热毛巾，她两脚急促地逃跑，一叠连声喊“逃逃逃逃逃！”总被妈妈一把捉住，她哭着洗了脸。

　　我在家时专管阿必睡午觉。她表示要好，尽力做乖孩子。她乖乖地躺在摇篮里，乖乖地闭上眼，一动都不动，让我唱着催眠歌谣她睡。我把学校里学的催眠歌都唱遍了，以为她已入睡，停止了摇和唱。她睁开眼，笑嘻嘻地“点戏”说：“再唱《喜旦娄》（Sweet and low，丁尼生诗中流行的《摇篮曲》）。”原来她一直在品评，选中了她最喜爱的歌。我火了，沉下脸说：“快点困！”（无锡话：“快睡！”）阿必觉得我太凶了，乖乖地又闭上了眼。我只好耐心再唱。她往往假装睡着，过好一会儿才睁眼。

　　有时大家戏问阿必，某人对她怎么凶。例如，“三姐姐怎么凶？”

　　“这是‘田’字啊！”（三姐教她识字。）

　　“绛姐怎么凶？”

　　“快点困！”

　　阿必能逼真地摹仿我们的声音语调。

　　“二伯伯（二姑母）怎么凶？”

　　“着得里一记！”（霹呀的打一下）

　　她形容二姑母暴躁地打她一下，也非常得神。二姑母很疼她，总怪我妈妈给孩子洗脸不得其法，没头没脑地闷上一把热毛巾，孩子怎么不哭。至于阿必的不肯睡觉，二姑母更有妙论。她说，这孩子前世准是睡梦里死的，所以今生不敢睡，只怕睡眠中又死去。阿必去世，二姑母早殁了，不然她必定说：“不是吗？我早就说了。”

　　我记得妈妈端详着怀抱里的阿必，抑制着悲痛说：“活是个阿同（一九一七年去世的二姐）！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又来了。”

　　阿必在小学演《小小画家》的主角，妈妈和二姑母以家长身份去看孩子演剧。阿必个时剪“童化”头，演戏化装，头发往后掠，面貌宛如二姐。妈妈抬头一见，泪如雨下。二姑母回家笑我妈妈真傻，看女儿演个戏都心疼得“眼泪嗒嗒滴”（无锡土话）。她哪里能体会妈妈的心呢。我们忘不了二姐姐十四岁病在上海医院里，日夜思念妈妈，而家在北京，当时因天灾人祸，南北路途不通，妈妈好不容易赶到上海医院看到二姐。二姐瞳孔已散，拉着妈妈的手却看不见妈妈了，直哭。我妈妈为此伤心得哭坏了眼睛。我们懂事后，心上都为妈妈流泪，对眼泪不流的爸爸也一样了解同情。所以阿必不仅是“最小偏怜”，还因为她长得像二姐，而失去二姐是爸爸妈妈最伤心的事。或许为这缘故，我们对阿必加倍爱怜，也夹带着对爸爸妈妈的同情。

　　阿必在家人偏宠下，不免成了个娇气十足的孩子。一是脾气娇，一是身体娇。身体娇只为妈妈怀她时身体虚弱，全靠吃药保住了孩子。阿必从小体弱，一辈子娇弱。脾气娇是惯出来的，连爸爸妈妈都说阿必太娇了。我们姊妹也嫌她娇，加上弟弟，大伙儿治她。七妹妹（家里称阿七）长阿必六岁，小姐妹俩从小一起玩，一起睡在妈妈大床的脚头，两人最亲密。治好阿必的娇，阿七功劳最大。阿七是妈妈亲自喂、亲自带大的小女儿，当初满以为她就是老女儿了。爸爸常说，人生第一次经受的伤心事就是妈妈生下面的孩子，因为就此夺去了妈妈的专宠。可是阿七特别善良忠厚，对阿必一点不妒忌，分外亲热。妈妈看着两个孩子凑在一起玩，又心疼又得意地说：“看她们俩！真要好啊，从来不吵架，阿七对阿必简直千依百顺。”

　　无锡人把“逗孩子”称作“引老小”。“引”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带些“欺”和“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必，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催眠似的指着阿必说：“哦！哭了！哭了！”阿必就应声而哭。爸爸妈妈说：“勿要引老小！”同时也训阿必：“勿要娇！”但阿七“引”阿必却从不挨骂。

　　阿七喜欢画（这点也许像二姐）。她几笔便勾下一幅阿必的肖像。阿必眉梢向下而眼梢向上。三姑母宠爱阿必。常说：“我俚阿必鼻头长得顶好，小圆鼻头。”（我们听了暗笑，因为从未听说鼻子以“小圆”为美。）阿必常嘻着嘴笑得很淘气。她的脸是蛋形。她自别于猫狗，说自己是圆耳朵。阿七一面画，口中念念有词。

　　她先画两撇下搭的眉毛，嘴里说：“搭其眉毛。”

　　又画两只眼梢向上的眼睛：“豁（无锡话，指上翘）其眼梢。”

　　又画一个小圆圈儿：“小圆其鼻头。”

　　又画一张嘻开的大宽嘴：“薄阔其嘴。”

　　然后勾上童化头和蛋形的脸：“鸭蛋其脸。”

　　再加上两只圆耳朵：“大圆其耳。”

　　阿必对这幅漫画大有兴趣，拿来仔细看，觉得很像自己，便“哇”地哭了。我们都大笑。

　　阿七以后每画“搭其眉毛，豁其眼梢”；未到“鸭蛋其脸”，阿必就哭。以后不到“小圆其鼻”她就哭。这幅漫画愈画愈得神，大家都欣赏。一次阿必气呼呼地忍住不哭，看阿七画到“鸭蛋其脸”，就夺过笔，在脸上点好多点儿，自己说：“皮蛋其脸！”——她指带拌糠泥壳子的皮蛋，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这是阿必的大胜利。她杀去娇气，有了幽默感。

　　我们仍以“引阿必”为乐。三姑母曾给我和弟弟妹妹一套《童谣大观》，共四册，上面收集了全国各地的童谣。我们背熟很多，常挑可以刺激阿必娇气的对她唱。可惜现在我多半忘了，连唱熟的几只也记不全了。例如：“我家有个娇妹子，洗脸不洗残盆水，戴花选大朵，要簸箕大的鲤鱼鳞，要……，要……，要……，要……，要……，要十八个罗汉守轿门，这个亲，才说成。”阿必不娇了，她跟着唱，抢着唱，好像与她无关。她渐渐也能跟着阿七同看翻译的美国小说《小妇人》。这本书我们都看了，大家批评小说里的艾妹（最小的妹妹）最讨厌，接下就说：“阿必就硝艾妹！”或“阿必就是艾妹！”阿必笑嘻嘻地随我们说，满不在乎。以后我们不再“引阿必”，因为她已能克服娇气，巍然不动了。

　　阿必有个特殊的本领：她善摹仿。我家的哈叭狗雌性的叫“白克明”，远比雄性的聪明热情。它一见主人，就从头到尾——尤其是腰、后腿、臀、尾一个劲儿的又扭又摆又摇，大概只有极少数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得这么灵活而猛烈，散发出热腾腾的友好与欢忻。阿必有一天忽然高兴，趴在二姑母膝上学“白克明”。她虽然是个小女孩，又没有尾巴，学来却神情毕肖，逗得我们都大乐。以后我们叫她学个什么，她都能，也都像。她尤其喜欢学和她完全不像的人，如美国电影《劳来与哈代》里的胖子哈代。她那么个瘦小女孩儿学大胖子，正如她学小狗那样惟妙惟肖。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

　　我家搬到苏州之后，妈妈正式请二姑母做两个弟弟的家庭教师，阿七也一起由二姑母教。这就是阿必“囫囵着跌下来”的时期。那时我上初中，寄宿在校，周末回家，听阿七顺溜地背《蜀道难》，我连这首诗里的许多字都不识呢，很佩服她。我高中将毕业，阿必渐渐追上阿七。一次阿必忽然出语惊人，讲什么“史湘云睡觉不老实，两弯雪白的膀子掠在被外，手腕上还戴着两只金镯子”，原来她睡在妈妈大床上，晚上假装睡觉，却在帐子里偷看妈妈床头的抄本《石头记》。不久后爸爸买了一部《元曲选》，阿七阿必人高兴。她们不读曲文，单看说白。等我回家，她们争着给我讲元曲故事，又告诉我丫头都叫“梅香”，坏丫头都叫“腊梅”，“弟子孩儿”是骂人，更凶的是骂“秃驴弟子孩儿”等等。我每周末回家，两个妹妹因五天不相见，不知要怎么亲热才好。她们有许多新鲜事要告诉，许多新鲜本领要卖弄。她们都上学了，走读，不像我住校。

　　“绛姐，你吃‘冷饭’吗？”阿必问。

　　“‘冷饭’不是真的冷饭。”阿七解释。

　　（默存告诉我，他小时走读，放晚学回家总吃“冷饭”。饭是热的，菜是午饭留下的。“吃冷饭”相当于吃点心。）“绛姐，你吃过生的蚕豆吗？吃最嫩的，没有生腥味儿。”

　　“绛姐，我们会摘豌豆苗。”

　　“绛姐，蚕豆地里有地蚕，肥极了，你看见了准肉麻死！”她们知道我最怕软虫。

　　两个妹妹带我到妈妈开垦的一亩菜园里去摘最嫩的豆角剥出嫩豆，叫我生吃，眼睁睁地看着我吃，急切等我说声“好”。她们摘些豆苗，摘些嫩豌豆、胡乱洗洗，放在锅里，加些水，自己点火煮给我吃。（这都是避开了大人干的事。她们知道厨房里什么时候没人。）我至今还记得那锅乱七八糟的豆苗和豆角，煮出来的汤十分清香。那时候我已上大学，她们是妹妹，我是姐姐。如今我这个姐姐还在，两个妹妹都没有了，是阿必最小的打头先走。

　　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们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电影，倒是她们带我看，介绍某某明星如何，什么片子好看。暑假大家在后园乘凉，尽管天还没黑，我如要回房取些什么东西，单独一人不敢去，总求阿七或阿必陪我。她们不像我胆小。寒假如逢下雪，她们一老早便来叫我：“绛姐，落雪了！”我赶忙起来和她们一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我们还吃雪；到后园石桌上舀了最干净的雪，加些糖，爸爸还教我们挤点橘子汁加在雪里，更好吃。我们三人冻红了鼻了，冻红了手，一起吃雪。我发现了爸爸和姑母说切口的秘诀，就教会阿七阿必，三人一起练习。我们中间的年龄差距已渐渐拉平。但阿必毕竟还小。我结了婚离家出国，阿必才十三岁。

　　一九三八年秋，我回上海看望爸爸。妈妈已去世，阿必已变了样儿，人也长高了。她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姊跟我讲避难经过，讲妈妈弥留时借住乡间的房子恰在敌方炮火线上，四邻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姊准备和妈妈同归于尽，力劝阿必跟随两位姑母逃生，阿必却怎么也不肯离去。阿必在妈妈身边足足十五年，从没有分离过。以后，爸爸就带着改扮男装的大姊和阿必空身逃到上海。

　　逃难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艰苦。可是我们有爸爸在。仿佛自己还是包在竹箨里的笋，嵌在松球里的松子。阿必仍是承欢膝下的小女儿。我们五个妹妹（弟弟在维也纳学医）经常在爸爸身边相聚，阿必总是个逗趣的人，给大家加添精神与活力。

　　阿必由中学而大学。她上大学的末一个学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毕业后她留校当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语教师。阿必课余就忙着在姐姐哥哥各家走动，成了联络的主线。她又是上下两代人中间的桥梁，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龄接近，也最亲近。不论她到哪里，她总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她逗乐有趣，各家的琐事细故，由她讲来都成了趣谈。她手笔最阔绰，四面分散实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 herself”（分配自己）。她总是一团高兴，有说有讲。我只曾见她虎着脸发火，却从未看到她愁眉苦脸、忧忧郁郁。

　　阿必中学毕业，因不肯离开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学，考进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主管这个学校的是个中年的英国修女，名Mother Thornton，我女儿译为“方凳妈妈”。我不知她在教会里的职位，只知她相当于这所大学的校长。她在教员宿舍和学生宿舍里和教员、学生等混得相当熟，“方凳”知道杨必向往清华大学，也知道她有亲戚当时在清华任职。大约是阿必毕业后的一年——也就是胜利后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当时称北平）开会。她告诉杨必可以带她北去，因为买飞机票等等有方便。阿必不错失时机，随“方凳”到了北京。“方凳”开完会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然后如约回震旦教课。

　　阿必在震旦上学时，恰逢默存在那里教课，教过她。她另一位老师是陈麟瑞先生。解放后我们夫妇应清华大学的招聘离沪北上，行前向陈先生夫妇辞行。陈先生当时在国际劳工局兼职，要找个中译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杨必，陈先生觉得很合适。阿必接受了这份兼职，胜任愉快。大约两三年后这个局解散了，详情我不清楚，只知道那里报酬很高，阿必收入丰富，可以更宽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后“方凳”随教会撤离，又一说是被驱逐回国了。“三反”时阿必方知“方凳”是“特务”。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务”的关系。我以为只需把关系交代清楚就完了。阿必和这位“特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可是阿必说不行，已经有许多人编了许多谎话，例如一个曾受教会照顾、免交学费的留校教师，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方凳”贪污了她的钱等等离奇的话。阿必不能驳斥别人的谎言，可是她的老实交代就怎么也“不够”或“很不够”了。假如她也编谎，那就没完没了，因为编动了头也是永远“不够”的。她不肯说谎，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任何证据，就成了“拒不交代”，也就成了“拒不检讨”，也就成了“拒绝改造”。经过运动的人，都会了解这样“拒绝”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强的坚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凭什么也不必回护一个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校工作，并非出于这位修女的赏识或不同一般的交情，只为原已选定留校的一位虔诚教徒意外地离开上海了，杨必凑巧填了这个缺。我当时还说：“他们（教会）究竟只相信‘他们自己人’。”阿必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证据，当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给“挂起来”了——相当长期地“挂”着。她在这段时期翻译了一本小说。阿必正像她两岁半“囫囵着跌下”时一样的“若无其事”。

　　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傅雷鼓励她翻译。阿必就写信请教默存指导她翻一本比较短而容易翻的书，试试笔。默存尽老师之责，为她找了玛丽亚？埃杰窝斯的一本小说。建议她译为《剥削世家》。阿必很快译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杨必不要翻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师。默存想到了萨克雷名著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她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阿必欣然准备翻译这部名作，随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合同。

　　杨必的“拒不交代”终究获得理解。领导上让她老老实实做了检讨过关。全国“院系调整”，她分配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评定为副教授。该说，她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有些比她年纪大或资格好或在国外得到硕士学位的，只评上讲师。

　　阿必没料到自己马上又要教书。翻译《名利场》的合同刚订下，怎么办？阿必认为既已订约，不能拖延，就在业余翻译吧。她向来业余兼职，并不为任务超重犯愁。

　　阿必这段时期生活丰富，交游比前更广了。她的朋友男女老少、洋的土的都有。她有些同事比我们夫妇稍稍年长些，和她交往很熟。例如高君珊先生就是由杨必而转和我们相熟的；徐燕谋、林同济、刘大杰各位原是和我们相熟而和杨必交往的。有一位乡土味浓厚而朴质可爱的同事，曾警告杨必：她如不结婚，将来会变成某老姑娘一样的“僵尸”，阿必曾经绘声绘色地向我们叙说并摹仿。也有时髦漂亮而洋派的夫人和她结交。也许我对她们只会远远地欣赏，阿必和她们却是密友。阿必身材好，讲究衣着，她是个很“帅”的上海小姐。一九五四年她因开翻译大会到了北京，重游清华。温德先生见了她笑说：“Eh，杨必！smartasever！”默存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阿必最vain”，可是阿必满不在乎，自认“最虚荣”，好比她小时候自称“皮蛋其脸”一样。

　　爸爸生前看到嫁出的女儿辛勤劳累，心疼地赞叹说：“真勇！”接下就说阿必是个“真大小姐”。阿必心虚又淘气地嘻着嘴笑，承认自己无能。她说：“若叫我缝衣，准把手指皮也缝上。”家事她是不能干的，也从未操劳过。可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主意。我们姐妹如有什么问题，总请教阿必。默存因此称她为“西碧儿”（Sibyl，古代女预言家）、阿必很幽默地自认为“西碧儿”。反正人家说她什么，她都满不在乎。

　　阿必和我虽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但因通信勤，彼此的情况还比较熟悉。她偶来北京，我们就更有说不完的话了。她曾学给我听某女同事背后议论她的话：“杨必没有‘it’”（“it”指女人吸引男人的“无以名之”的什么东西。）阿必乐呵呵地背后回答：“你自己有就行了，我要它干吗！”

　　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如期交卷，出版社评给她最高的稿酬。她向来体弱失眠，工作紧张了失眠更厉害，等她赶完《名利场》，身体就垮了。当时她和大姐三姐住在一起。两个姐姐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和医疗，三姐每晚还为她打补针。她自己也努力锻炼，打太极拳，学气功，也接受过气功师的治疗，我也曾接她到北京休养，都无济于事。阿必成了长病号。阿七和我有时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后悔没及早切实劝她“细水长流”，不过阿必也不会听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决不会定下心来休息。而且失眠是她从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译，就能不失眠吗？不过我想她也许不至于这么早就把身体拖垮。

　　胜利前夕，我爸爸在苏州去世。爸爸带了姐姐等人去苏州之前，曾对我说：“阿必就托给你了。”——这是指他离开上海的短期内，可是语气间又好像自己不会再回来似的。爸爸说：“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过，她也就要毕业了，马上能够自立了。那一箱古钱，留给她将来做留学费吧，你看怎样？”接着爸爸说：“至于结婚——”他顿了一下，“如果没有好的，宁可不嫁。”爸爸深知阿必虽然看似随和，却是个刚硬的人，要驯得她柔顺，不容易。而且她确也有几分“西碧儿”气味，太晓事，欠盲目。所以她真个成了童谣里唱的那位“我家的娇妹子”，谁家说亲都没有说成。曾几次有人为她向我来说媒，我只能婉言辞谢，不便直说阿必本人坚决不愿。如果对方怨我不出力、不帮忙，我也只好认了。

　　有人说：“女子结婚忧患始。”这话未必对，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当。她虽曾身处逆境，究竟没经历多少人生的忧患。阿必最大的苦恼是拖带着一个脆弱的身躯。这和她要好、要强的心志调和不了。她的病总也无法甩脱。她身心交瘁，对什么都无所留恋了。《名利场》再版，出版社问她有什么要修改的，她说：“一个字都不改。”这不是因为自以为尽善尽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没有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绩都弃之如遗。她用“心一”为笔名，曾发表过几篇散文。我只偶尔为她留得一篇。我问她时，她说：“一篇也没留，全扔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带病去开会，还曾得到表扬。到“清队”阶段，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她使我想起她小时不肯洗脸，连声喊“逃逃逃逃逃！”两脚急促地逃跑，总被妈妈捉住。这回她没给捉住，干净利索地跑了。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一九七九年，复旦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

　　阿必去世，大姐姐怕我伤心，先还瞒着我，过了些时候她才写信告诉我。据说，阿必那晚临睡还是好好的。早上该上班了，不见她起来。大姐轻轻地开了她的卧房门，看见她还睡着。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抚摸她，阿必还是不醒。她终究睡熟了，连呼吸都没有了。姐姐说：“她脸上非常非常平静。”
　　一九九0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