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20-11-4 22:13
向左走向右走：基督教人道主义困境初探
向左走向右走：基督教人道主义困境初探——以美国大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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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走向右走：基督教人道主义困境初探——以美国大选为例
原创 黄庆曦 雪线 今天
收录于话题
#政治神学 5 #公共神学 7 #政教关系 4
via Christianity Today
按：
这是一篇压了四年才发出的文章。四年来，虽然从个人到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终究是日光底下无新事。当年不发此文的原因，是看到一些支持川普的朋友（包括基督徒）陷入一种偏执的迷狂（是的，我在谨慎地使用这个词），甚至走到危险的种族主义极端（是的，我仍然是在谨慎地使用这个词），其中一些朋友，很明显受到网络上某些无神论保守主义（就是这么奇怪）的影响。因为困惑于那种谜之优越感，我自己生出了谜之厌烦。今天发出来，并不是因为偏执的声音小了，而是因为另一种影响力更大、更令人难以分辨的偏执，比四年前更加造成基督徒的混乱和困扰。于是在2020年大选之前增补了四分之一左右的内容，希望能稍微把问题谈清楚。
关于约翰·派博牧师言论引发的争议，如他所说，他“被召去做解释圣经的艰巨任务……不是帮助美国成为什么，而是帮助教会成为真正的教会”，我认为他至少是忠于托付的牧者。遗憾的是，派博并没有处理好“神学与政治的接界处”（C.S.路易斯语），而这恰恰是把圣经的教导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对身在强国的弟兄姐妹来说，除了逼迫之外，或许不容易感受到此间张力，但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政治都是关乎众人之事，为了寻求共同之善。因此，讨论是有必要的，只是不要吵架。
至于美国总统的个人道德，我想，身在一个批评任何外国领导人都毫无风险的国家，我还是选择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事为好。
提纲：
一、引子
二、同情之滥情：高举怜悯与无视逻辑
三、公正之良序：凯撒的归凯撒
四、后现代之争：天下大同与各从其类
五、身份之惑：世俗时代与山巅之城
六、政治道德化：请勿使用双重标准
七、道不落空：超越冷漠和愚善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以赛亚书 30:21
我认为，在纯粹又简单的融合与对立之间，还有第三种复杂的途径有待展开。在第三种途径中，维持在前两个不同的、有时还会对立的要求之间的张力为负责任的行为的提出创造了机会。
——保罗·利科《爱与公正》
一、引子
按常理，这个议题应当不构成“困境”——人道主义不正是基督教的光环和默认选项吗？行公义好怜悯，不正是圣经对人的命令吗？凡有同情心者，听闻诸如筑墙、阻挡难民、禁止某个族群入境等一系列关键词，怎能不震惊和难过呢。
平心而论，这属于人之常情。在公共论域，无论是否基督徒，反对所谓“禁穆令”、“入境禁令”（虽然这类标签以偏概全，难以呈现全部事实）似乎也是一种保险的道德立场。[1]但是，半数以上保守右派包括无神论右派不会坐视同情心泛滥，一旦“队友”立场错误，他们会比当初痛斥左派搞坏美国更加疾言厉色。而后，按以往类似议题的惯常套路，左派会报之以加倍的愤怒，并诉诸行动。
意识形态纷争从未间断止息，鸿沟愈发填平无望。然而在意识形态的裂缝里，从来不是抽象不食人间烟火的理念之争，其间的争战，非常具体。福利、平权、教育、就业、税收、宗教和言论自由、价值多元化……各样诉求和议题，让人很难用一套简单的理论去彼此说服。本文不是严格的学术文论，也不打算对上述议题一一分解，仅尝试从人道主义，特别是难民问题等美国大选期间受到关注最多的几个热点现象来切入辨析，并对福音派关切的领导人道德问题分享个人的思考。
二、同情之滥情：高举怜悯与无视逻辑
当代世界把多元主义奉为解决社会危机的金规则，奉行一种“宽容的不宽容”，身在其间的基督徒似乎并未免疫。从难民问题引发的争议来看，确实，圣经对关怀寄居者等弱势群体有反复而语气强烈的教导，“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申10:17-19）涉及难民议题，许多主内学者的担忧不无道理，也让人看到美好的怜恤心肠。包括提摩太・凯勒、陆可铎等一百名教会领袖和五百位牧者签名表达抗议[2]， 另一些华人基督徒则对旅居美加的华人发出呼吁：“应该对反移民的倾向有所警惕和反思”，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上作客旅、寄居的人，我们也都曾经是天国境外的‘外人’。[3] ”然而同时，由于很多问题缺乏清晰界定和整全视野，仍令我对此类言说和思考的恰当性心存疑虑。
难民、移民、非法移民，诸般指称总在有意无意混用，这种混用又在讨论中带来更大范围的夹缠模糊。语词的混淆背后，很难说不是思维的混乱。不禁要问，众多批评声中，有多少是基于足够的理性考量，有多少是真心关怀同情难民，而非换了表现形式的对新总统的持续性抱怨以及对自身道德形象的紧张？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川普粉丝，既不是ever-Trump，也不是never-Trump，对其人其行依旧保持观望，本文也不是为了替那个“别人的”政府作某种以上帝之名的背书。但既然承认至高者掌管历史，这一切的发生就不会也不该与你我毫无干系。在当今世代，基督徒需要以在场感思考身处之外部世界，也于这些思想流经的角落发现上帝的在场，聆听祂的旨意。
平心而论，相关政策峻急有余，稳妥不足，具体细则尚有讨论空间，招致差评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批评阵营的态度和理路更加让人困惑。比如，不久前，呼吁基督徒“不投票”或是投给第三党的部分福音派人士，在候补大法官的人选上似乎并未全然超脱（出于关注同婚法案和州自治权等）；大选前，很多福音派信徒，发出“选举不重要”“总统是谁无所谓”的高论，如今，貌似又是这样一群被迫活在“不合格”总统治下的人[4]，痛心疾首于这位领袖未按着福音的原则治国理政。更令人困惑者，在北美，反对废除《约翰逊修正案》的教会人士（强调政教分离），与要求美国政府按基督教教义和原则处理难民（有时也被置换为移民）问题的，基本也是同一拨人。
不难发现，当候选人或执政者无法满足一部分基督徒的道德和审美期待时，他们表现出敬虔主义和基要派的超然，放弃公民权利甚至主动自我边缘化，颇有任凭黄沙漫天我自纤尘不染的境界；而在涉及到关乎痛痒的领域时，他们又转变为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政治参与感，这里面，确实看不到多少令人信服的逻辑一致性。
两位美国基督徒手举标语牌，写有“我们欢迎难民”和“耶稣也曾是难民”字样。图片来自路透社
以上乃是现象层面的裂痕，就这种表象的内在关切而言，有一个前提，是对政府行不义的判断或担忧，这又引出更复杂的问题。如果仅是“纸上谈兵”，音调再高，也顶多造成朋友割席断交，倘若在足以影响政府决策的情况下呢？
某些举措符合个人的道德直觉和良知反应，它让我们的同情心有所安放，也是基督徒活出信德的途径，很大程度上，这也合乎圣经的原则。然而，偏执地强调怜爱寄居者会带来一系列困难，在更大的范围内，尤其在更为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那些迎合这种呼声的决策有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损害甚至灾难，放眼如今的欧洲，这并非危言耸听。
爱不能化约为同情，即使是同情自身也不能化约为情感的集合，消去主体间的距离。同情是反应剂，这是尼采赋予的意义，而爱是自发的行动。爱并不使人目盲，爱使人保持正常。爱的这个方面渗人在它的多层外壳之中，它将自己隐藏其中。[5]
暂且不论具体的政策细则，试想，假如政府放松甚至放弃自己维护秩序、甄别资质、防御外敌的职责，就算成全了“人道主义”的期待，也很可能因失职渎职造成另一种人道灾难——从个体犯罪到群体骚乱，再到恐怖袭击，不一而足。当部分福音派人士痛心于中东地区基督徒及温和穆斯林遭受的迫害，因而对美国政府加强难民/移民审查体系表达愤慨和“良心关切”时，邻国加拿大针对穆斯林宽松的移民政策一方面已在事实上造成对合法居民的人身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以不可阻挡之势蚕食着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认同，连美国人自己也未能幸免。遗憾的是，更多人在新闻媒体选择性隐匿细节的情况下[6]，只能基于粗糙的良知作出判断，这些判断，是需要讨论辨析的。
C.S.路易斯富有洞见地指出并区分了人做出道德决断的首要规则（the first cannon for moral decision）：第一义上的良知，即推动我们行正义之事的东西，具有绝对权威；第二义上的良知，即我们关于何为正义之事的判断，则是个大杂烩，其中有不容置辩之直觉，也有大可存疑的推理过程或俯从权威。[7]
在欧洲和北美，维护共同体安全与维系人道援助之间，似乎从未有过如此严重的矛盾，基督徒践行爱邻舍之命令与尊重政府佩剑权（罗13:1-4；彼前2:13-14）之间，也遭遇前所未有的两难。不救不忍，救之则乱，无论如何，这实在是复杂到令人痛苦不安的议题，即便如此，依然有不容心智惰怠的部分等待探究。
一种在福音派包括天主教群体中影响广泛的观点认为，“耶稣一家也是难民”，因此更没有理由不接收难民。且不说解经和对现实以偏概全的问题，这种怜悯心志和心肠固然没错，相信诸多针对难民的事工本身也是蒙神喜悦的，问题在于，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在多大程度上界定了政府的职权和教会的职责，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其中的张力、冲突并尝试在实践中平衡、化解，而不仅仅是立足于道德高地的谴责。有反对川普禁令的主内学者认为，“上帝怜爱我们这些寄居者，因着耶稣基督牺牲的救恩，我们今天才成为成功迁入天国的“属天难民（移民）”。确实，单就其表述本身而言，一点问题没有；然而，这些过于寓意化的诠释应用，是否适宜于代入任何情境和范畴？救赎历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化约为一个难民家庭的故事？[8]当我们在需要审慎辨析的领域注入过强的代入感，满足于抽空内涵的简化比附，以至于急切地将明显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时，如何能够自认这样的思考和言说是负责任的？
三、公正之良序：凯撒的归凯撒
此中折射的现实和隐忧，乃是教会把更多本属于自身的职责“让渡”给了政府，又在本应属于后者治理的范畴缺乏信任和理解，必然导致以严格的“天国伦理”和理想化的社会形态衡量世俗的民选政府的作为。在当下这个普遍不敬神的世代，这样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势必滋长不健全的属灵心智：一种是不健康的超然物外，一种是不健康的愤世嫉俗，还有一种，或许是两者混杂，按需取用。
教会是社会“有盐有光”的源头所在，但又不能脱离社会独善其身。有人把教会比作天国的大使馆，从这个比喻看待政教关系，或许能够更容易理解何为“分立”——保持身份、践行使命，同时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前提是，这法律与圣经整全的教导不相抵牾。凯波尔归纳了加尔文主义的政治观念：政府的存在是因着罪的原因，作为上帝普遍恩典的工具，赏善罚恶，使人类免于全然毁灭；世界上一切政府的权力单单来自上帝的主权；同时需警惕政府权力中潜藏的对个人自由的威胁。政府不能包办一切，法律必须规定各方权力界限，人民有权防止政府滥权，在世俗事务维度，用凯波尔的话来讲，“这是一个政府的权力与社会各领域自己的主权根据宪法相互合作的问题”。
那么，教会介入社会的方式或者说样式应当如何？举个例子。有本地教会曾进入滇缅边境的难民营，冒着战火和山体滑坡的危险，弟兄姐妹送米送钱送福音，还探访了怒江地区生活窘迫的老传道人，这些神仆的生活境遇，几乎与难民无异。除此之外，国内部分家庭教会也在压力之下相继兴起了诸如上//访//者//团契、农民工团契等等服事弱势群体的事工。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体制和世俗力量缺位的时候，出于“爱邻舍”的使命，教会即时补位。更理想的状况是，在事工上成为常态机制，随时待命，听从呼召。在美国，葛福临牧师担任主席的撒马利亚救援会，便是这方面的典范；在中国，汶川地震时的众多基督徒志愿者，便是明证。
针对现今泛滥的身份政治，我们需要谨记，基督的教会是普世的，在真理和爱心上应当向任何人、任何群体敞开，不论贫穷还是富有、主流或是边缘（加3:28；西3:11），当世界设法强化人的身份差异，教会应成为不问出身和血统的典范。
不过，一个容易忽视的维度是，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普世性与教会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地方性因而也是边界性之间，存在张力。这种边界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教会顺服掌权者的原则与尺度，以及对政府与教会各自使命与职责的认知和界定。换言之，地方教会的责任和使命，有先后次序，也就是伦理次序。
在基督教的伦理中，“爱邻舍”是仅次于爱神的诫命，就这一责任而言，教会及其会友应当首先关心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明晓我们所委身的场域和人群，明晓我们的情感和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用也需要有所考量：从家人到本会的肢体，到本地区的弟兄姐妹、民众，本国的基督徒，再到本国的国民，再到世上的众人，若次序颠倒，人很容易变得伪善，所谓博爱也很可能只是一种空泛的自我感动。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自扫门前雪，而是说，没有谁是蜘蛛侠，“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前5:8）
回到美国语境。政府守卫边境、审核入境者资质的权柄应当尊重，这职分是合法、合理的。教会有义务欢迎所有不同族群和背景的人，但国家是否应该敞开大门，尤其在不容回避的公共安全威胁下，国家的管理者是否应该以“救苦救难”的仁慈面目出现，置显然的矛盾和隐患于不顾呢？
马丁·路德说，世界是由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组成，而基督徒（指真基督徒）往往是极少数，因此不应寻求一个以福音来治理国家或世界的基督教政府，否则，就等于是把猛兽和羊关在一起，然后不切实际地希望它们和平共处，这是因为对前者的治理方式和对后者的治理方式有根本区别——后者有圣灵的管理。
“因此，一个人要尝试用福音来管理一个国家或世界，就好像一个牧人把豺狼、狮子、老鹰和羊放在一起，让它们彼此自由掺杂，对它们说，请你们自便吧，愿你们好好和平相处，栏杆是开着的，食料是丰富的；你们既不要怕狗，也不要怕棒。那些羊固然是愿意保持和平，也愿意在和平中受喂养受管治，但它们不会活得长久；其他野兽也不会不彼此伤害。”[9]
路德由此将“两个国度”的界线划分出来：一个是属神的国度，为了产生虔敬；一个是属世的国度，为了维护治安、防止恶行；两者都不足以单独存在于世。不过，即便是真基督徒，也需要世俗政府的存在并顺服其权柄，对此，加尔文的论述或许更为全面。他认为，出于神的美意，我们在世上的客居生活需要世俗政府的帮助，夺去这种帮助，也就等于夺去人性本身。“我们的仇敌宣称，在教会里的信徒，应当完美到教会的治理就可以当作属世的法律，但他们不过愚昧地幻想人所无法达到的某种完美。”对于世俗政府的目的和责任，加尔文归纳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个人财产，维护贸易往来的顺畅，保守人与人之间的诚实节制，简而言之，要使基督徒能公开表达信仰，世人能行仁道。他引用梭伦（Solon）的话，认为所有国家都以奖赏和惩罚来维护，若把这两者夺去，整个国家的秩序将被击垮。
如何维护良序，这对政府官员来说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功课，对此，加尔文同样在《基督教要义》里切中肯綮——
“官员必须同时留意两个方面，免得他一方面出于过分的严厉，因此伤害的人比医治的人多；或另一方面出于假冒为善的仁慈，就陷入最为残忍的温柔，因为这种放任的仁慈会令许多人遭毁灭。在内尔瓦（Nerva）做王时，有人很智慧地说：在什么都禁止之王的统治下非常悲惨；然而，在什么都不禁止之王的统治下，更加悲惨。”[10]
左倾的世界热衷于谈平等，谈怜悯和爱，但通常都是舍弃了价值判断或者诉诸诡辩的空洞能指，缺乏与他们泛滥的同情心和正义感相匹配的辨识力，于是自然而然地，他们看不到安稳现世下的汹涌暗流，更无法承认道德自恋背后更深的腐坏和不公义。基督徒是否全然免疫了呢？不尽然。很多时候，基督徒在尽智性责任上，也丝毫不强于社会主义者。所谓尽智爱神，首先是懂得分辨好歹。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三十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良知有问题；三十岁以后还相信社会主义，是智力有问题。这看似粗暴的断语，其实包含深意，但于基督徒而言，或许可以有更好的解读。
从年轻到年老，从东方到西方，历代总有这样的人，他们对赋予政府更大权力、政府/政党包办福利、扩大救济范围等有着近乎非理性的迷恋。对此，《加尔文与商业》的作者大卫·霍尔牧师有一个精妙洞见：只要看看那两个儿子的比喻，就明白与铁饭碗相随的是懒惰。（太21:28-31）
由于堕落了，全人类用财富荣耀上帝的那个经济黄金时代，在新耶路撒冷建成之前是无法预见的。我们在生活中不否认这些实际情况……一开始对未来充满幻想的人，见到我们这个世界堕落的本质后，就会很失落。相对乌托邦的理想，对商业与利润已开始就持现实主义观点要好许多。于是，加尔文主义解释了人们对市场的期待及原因，因为它对人类本性的认识是务实的。加尔文的弟子们必将成为坚定的反乌托邦的鼓吹者。[11]
保罗·利科认为，在爱的命令和公正的法则之间存在张力，但这张力不是二律背反，不是要消除两者内在逻辑之间的反差，“它（这种张力）不过是使公正成为爱的必要媒介；准确地说，因为爱（指圣经所言包含“爱仇敌”在内的爱）是超伦理的，爱只有在公正的支持下才能进入实践和伦理的领域。”[12] 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们尝试从其中一个切面——即个人与社群的角度来探讨。
一方面，公义的平等应当是权利平等与机会平等的协和，换言之，在日渐高涨的追求权利平等的呼声中，人们往往忽略了如果缺乏机会平等的补充，将无法实现社会公正。另一方面，局部的公平可能掩盖全局的不公，除了对特殊人群的特别看顾外（例如残障者和无法自救的急难中人），这种协和式的公平应当是常态，如此才能维持良序，进而塑造公民的规则意识，亦利于保持社会的活力，避免大锅饭带来的僵瘫。遗憾的是，人们特别是自由左派，更愿意强化单一的权利平等或结果平等，并将之与“公正”等同，但它们不仅涵义有别，有时还会彼此冲突。例如，许多通过造假进入某个国家甚至获得居留权的“难民”，同时也侵占了另外一些通过合法途径按次序申请庇护者的权益，如若职能部门无原则地维护前者以致成为政治正确，就等于用所谓博爱和人权消解了公正的基础，这在实质上又成为滋长伪善和不公的温床。
此外，除了移民和难民问题体现出来的对平等与公正观念的反思阙如，国内外教育权和教育理念之争也照映此中痼疾，滥觞于民主主义的对平等的顶礼膜拜，为现代社会埋下无穷后患（C.S.路易斯称之为一种憎恨卓越的“好斗的平等观”），特别是涉及到关乎公正支柱的分配问题，以及从联邦/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权限问题。如果基督徒对自由主义和社民主义基于人性善和大政府预设的一系列主张缺乏警惕反思，在公共对话中坚持粗糙的不加检视的道德直觉，那么不难想象，全能型保姆政府势必在新大陆继往开来，而比1984更荒诞的2084亦指日可待，但这又是另一个本文无法承载的大命题了。
四、后现代之争：天下大同与各从其类
这并非起初受造的光景，却是失乐园之后的实然：人类的分歧和纷争，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资源争夺或分配。“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3:17-19）在族长时期，因为水资源的权属问题，还发生过几次著名的外交事件（创13、创21、创26）。及至民族国家诞生，无论是神权统治还是后来的世俗时代，各种文明的演进和会遇中，可见与不可见的资源争夺都是进行时。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人类彼此划定疆域，不可逾越他人的界限，不可贪慕他人的资财，挪移以致侵占邻舍地界的要受咒诅（申19:14；27:17）。
关于民族国家的有形无形的边界，既是政治学问题，更是神学问题。霍志恒在《圣经神学》中对人类语言和区域的分隔有如下阐发:
不错，在理论上人类能够团结在一起，毫无国家的隔膜，这是最理想的。如果罪没有进入世界，正如将来的末世时代的情形（参看加拉太书3:28），那一定会这样。但在今日这个过渡的时期，这却不是神的旨意。在适当的范围内，国家主义仍然是神所准许的；但如果只是为了一民的利益而抹除一切分界，无论如何都是违反了神的心意。……神使人类的语言分歧，使国族有别，就阻止了他们的计划实现。然而，除此之外，在这件事上神还有两个更积极的目的。第一，神对人的生命有一个要求，祂要各民各国分别负责某一方面的事奉。这样，他们需要彼此有所分隔。第二，这里的事件与救赎有很紧密的关联。神要拣选一族一民，把他们分别出来加以训练。既然是拣选，就得先要有更多的民族，然后从其中作选择。[13]
在家庭、宗族、社群日益解体的时代，原子化的孤独个体更倾向于认同和投身全球化，更容易被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宏伟愿景所感召。这也是为什么常青藤和硅谷几乎成为左派进步主义大本营。在缺乏委身的人群里，随时都弥漫着乌托邦的幽灵。
包括边界问题在内，很多时候，基督徒也忘了自己身处“已然-未然”的区间。在巴别塔事件和五旬节的张力中，我们思考现实问题，必须恰当地处理“分散”与“合一”的悖论，也需要审慎地看待国家与教会的不同使命。
基督教具有地方性与普世性的双重特质。基督徒属于无形教会，即所有圣灵重生之人的总和，也需要归属于某个具体的有形教会，即地方教会的成员。从救赎历史来看，上帝的计划从拣选一族一民（创12），到万族万民“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3:26-28）。上帝拯救的心意和作为，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后，从藉着民族国家、神权国家来彰显，转变为透过超越民族国家的方式来彰显。耶稣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心中）”，就分别为圣而言，旧约中以色列民族与异族异邦的地理区隔，在新约中不再体现为实体的国别、疆域分界，而是延续了它的属灵意义，亦即基督徒“入世而不属世”“做光做盐”的生活原则，以及教会在世上唯独以基督为元首、持守圣洁，持守属灵事务的边界。基督徒个体的生活，与教会的群体性敬拜，体现了天国子民在地上的反合性存在：分散中有终极的合一。
教会是最先开始全球化进程的群体，大使命和普世宣教即是明证。然而国家和政府却首先是区域性、地方性的，它借助税收来维持自身运作，它服务的对象首先是本土、本国、本民，其次才是兼顾全球性的公正和平，所谓“本国优先”乃是常识，也是伦理和职责所在。我们不应当将教会的理想或异象投射于国家和政府，否则将会导致伦理、政策、经济等等的多重困境。当国家及其政府不能界定自己的权责，以博爱或战略部署的名义滥用手中的资源和权柄，将会导致公正被蚕食，基于契约和共同信念形成的秩序被打破，而这是如今在欧洲发生的事。当国家或政治人物的理想超出了合宜的限度，妄图打造某种“天下大同”的景象，造成的无非就是殖民主义，或转而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传播扩张，这在历史上常见，事情也离我们不远。
天下大同是巴别后人的本能趋向，也是所有权倾一时者内心深处共同的目标，然而不在基督里的人“联合起来”，意图通常是抵挡神，哪怕以良善的名义。当然，神也使用这些看似狂妄的人与事，来施行祂的计划，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如此，日不落帝国亦如此。但所谓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尤其深受自身危机所累的后者，若只是空心人的联合，企图悬置甚至驱逐基督信仰，就势必（或已然）沦为巴比伦式的偶像帝国，最终将被自身的愚妄所瓦解。
当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政府和政党，也都不排除其利用、调动阶层对立、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情绪，达成其政治目的的可能，这方面的鼓噪和“硕果”，各方都不遑多让，甚至可说是政治动员的经典手段。在这方面，极左与极右可说是暗自勾连，殊途同归。从积极的角度，教会也需要适时发出先知的声音，以圣经启示的真理唤醒人的良心，从消极角度则是不从恶政，和平而谦卑地拒绝盲从。就此而言，德国和苏俄的教会可谓教训深刻。
对路德和加尔文来说，防止政府越界，是其政教观的其中一个核心关切。对于自由主义者，政府乃“必要之恶”，加尔文主义者则基于堕落后的人性“全然败坏”的立场，对国家/政府内在“恶性”以及作恶的可能，始终抱有从圣经和神学而来的审视；基于灵魂国度与世俗国度的双重/平行主权观，对国家与教会的边界和使命，也有更为全面的处理。对身负地上公民与天国子民“双重国籍”的基督徒而言，也是一种提醒：生活在这样的张力当中，若不付上智性的责任寻找平衡，就只能超然自居不问世间寒暑，或者钻进意识形态的冲突里，走向或左或右的极端。
五、身份之惑：世俗时代与山巅之城
由此再思两个国度的问题，或许已涉及深水区。前面讨论了教会与国家各自的使命与权限，接下来面临一个令人困扰的“身份”问题。这包括群体性的、历史上的身份意识，以及个体性的、处境中的身份意识。
历史上，经历改教浪潮洗礼的新大陆改革宗教会群体把自己视为新以色列，上帝的新子民，站在与上帝的新约关系中。美国人依然存留的“天命”、“选民”、“余民”意识，带来对“山巅之城”的期许。要真正理解美国人的上帝选民意识，或许需要从五月花号开始，以末世论为钥匙，用更大更复杂的篇幅来探讨，本文不打算处理这一问题，仅仅从现实的一个切面来考察。
著名的葛福临牧师常引用历代志下7:14来为美国祈求，据说这同时是里根就职仪式上的圣经誓言，也是副总统彭斯最喜爱的一节经文[14]：“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约翰·派博牧师认为，美国人在这句经文的应用上恐怕太过自作多情，此处“子民”特指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族，而美利坚合众国只是众多世俗国家中的一个，“他们的地”意指神赐给以色列的土地，而不是某个现代国家的土地，不言而喻，美国人依此祈求美国复兴是妄求。派博认为，这节经文的正确运用应该是基督徒谦卑祷告、离弃罪恶，并祈求神因此医治教会，而不是医治国家[15]。派博是我敬重的牧者，我猜想他或许不喜欢那些与白宫走得太近的福音派领袖以及他们的宏大叙事，借此解构他们为国家祷告的圣经依据。另一方面，的确应该在历史文化背景中理解经文，这帮助我们不过分灵意化地解经，穿凿附会或望文生义，但派博此处的观点或可商榷。
就经文而言，这是在所罗门建立圣殿、行奉献礼之后，耶和华向他显现时所应许的。通行看法是，历代志作者为着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写成此书，这部分经文重述列王纪的历史，着重强调上帝即时赏罚的原则，也借先知之口重申祂的圣约，表明祂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哪怕选民罪孽甚于异教，以至于被重重地管教，但祂并未放弃这悖逆之家。上帝主动发出的恩言，是为了坚固以色列人对应许的盼望。ESV研读版圣经认为“医治他们的地”包含救治干旱和虫害、以及百姓从被掳之地返回故土，也包括百姓与上帝恢复正确的关系。
如何看待美国人对这节经文的应用，需要理解美国人的身份感；而如何理解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基督徒的身份感，恐怕需要回溯历史和神学。比如旧约中指着以色列民的教导是否具有普遍性，或者说，在新约时代是否具有延续性，哪些方面终止了，哪些又一以贯之。关键在于，旧约以色列与教会的关系，清教徒的末世观，以及美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限于篇幅，本文不作系统阐述，仅简单分享一些思考角度。
第一种前设：“美国是基督教国家”。正如北美殖民地人民所坚信的，美国就是新以色列，新大陆就是“应许之地”。对此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美国立国根基的确是宗教，美国的宪法也的确深受犹太-基督教传统和伦理的影响，美元上面确实印有“我们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但美国的国父以及许多在新大陆定居下来的人，许多是自然神论、泛神论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例如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独一神论者（或称神体一位论），拒绝承认耶稣的神性，而《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更是著名的自然神论者，因此（同时也为了平衡各种宗教派别的顾虑），美国独立宣言中使用的也是诸如“造物者”（"Creator"）、“自然界之造物主”（"Nature's God"）这样的字眼，而并未诉诸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对上帝的指称。虽然在联邦政府成立前，有许多个州都设有官方教会或官方宗教，但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政教分立的原则，使美国成为首个在宪法中明文不设国教，并保障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国家。
而“基督教国家”的定义则很模糊，争议非常大，窃以为大致可从国本、国体、国法、国民、国风几个方面来考察。论美国的立国之本，托克维尔总结为“宗教、道德、知识”，如前所述，其中的“宗教”维度比较糅杂，在后续的演进中，基督新教虽占比最大，但并不具有独占性。论国体（政体），美国乃是共和制，区别于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国家。论国法，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不设立国教。论国民，信仰基督新教的比例在逐年下降，根据2019年皮尤调查，只有65%的美国人自称是基督徒。论国风，即社会文化生活形态，建国初期的确明显呈现出基督宗教的特点（甚至政府官员中的自然神论者也参加新教的礼拜），我们或许可以说美国是一个强烈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但对于派博牧师来说，美国显然不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国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此处不再赘言。（参林慈信《美国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第二种前设：美国是世俗国家。那么，教会作为圣约的传承者，基督徒作为属灵的亚伯拉罕子孙，是否可以“为那城求平安”？这应许对新约子民毫无实际意义吗？诚然，没有任何当代的民族国家可与旧约以色列国相提并论，对后千禧年主义狂热以及对成功神学的担忧，也可能伴随派博对这部分经文的诠释应用。
在属灵的意义上，大卫的王朝已经通过作为大卫子孙的耶稣基督延续了下来（太1:1），关于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应许（创17:6-7），保罗诠释道：“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加3:16）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应许已经赐给了在基督里的真以色列人。同时，耶稣特别对指望祂“登基做王”的百姓和门徒有所警惕，回答彼拉多的审问时，祂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由此看来，旧约关于有形国度的应许，在新约中就会产生“世界”与“神国”或者“肉身”与“灵魂”的张力，因而需要有神学层面的合理转化。
耶稣不仅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也是万国之主。本乎上帝的拣选，因信受洗归入基督之人，就成为属灵上的亚伯拉罕后裔，恢复与神立约的关系，拥有天地双重身份，不分外邦人或犹太人（加3:27-29）。因此，怎样应用、在何种意义上应用历代志下7:14，就不再是从神权国家的角度，而是站在“有君尊的祭司”的位份来看。在救恩中，背约的咒诅已由基督代替我们承受，而守约的祝福由基督归算给我们，基督徒因信站在真正的圣殿——耶稣基督里，因信承继了圣约，也包括约中的应许——使土地脱离咒诅和死亡的权势，使百姓恢复与上帝的关系。
派博牧师认为，教会是没有土地的，无论基督徒居住在哪个国家，都不能说那是“他们的地”。这种看法或许过快地灵意化关于土地的应许，严格对应于教会的属灵存在，但其实土地本身从创世记3章开始，就是人生存的基础，是身家性命所系，与上帝在普遍恩典中对人类肉身的眷顾紧密相连，土地不被医治，意味着性命朝不保夕。对从游牧到定居的以色列人来说，土地有否出产，是与上帝关系的晴雨表。我们在今天或许不必太快地跳进旧约与新约的属灵对应，依在下看来，虽身在世俗国家，但无论对“选民意识”强烈的美国基督徒，还是在中国、朝鲜这样环境下的基督徒，以这句经文中的应许为据，替自己在地上的城邦及共同体向神祈求垂怜眷顾，亦即作一般性的应用，并无不妥。
值得留意的是，美式民族主义或许在有意与无意间侵蚀着福音的普世性和超越性。美国版天国梦，也常常体现为宗教右派的政治狂热和锡安主义倾向。不仅如此，越来越强烈的实用主义，也显出这个世代的教会骨子里的软弱乃至败坏。对此，福音派作家杨腓力有一个问题问得很好，他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改变政府，还是要看到那些政府内外的人生命改变像耶稣呢？他是引用一位美国议员访问中国后的感叹，对美国基督徒发出“挑战”。换言之，“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改变这个外在的、政治的国度，还是推进上帝无形的国度呢？”
这样的挑战，在复杂的美国宗教生态中，是难得的声音。或许我们可以从曾任荷兰首相的凯波尔的观点中得到启发。在立宪制或民主制的国家里，不再有一种出于绝对君主制之君王的统一的良心与意志，取而代之的是许多人对上帝旨意的不同理解，无论如何，政府必须直接对上帝负责，独立地做出决定；教会和政府互不附属，因而都必须在其自己的范围内，以不同的方式顺服上帝，荣耀祂的名，在政府的范畴里，是通过执政者的个人良心——“从原则上说，政府的一切权威都来自于基督，但这只有通过那些执政掌权者们个人对如何按基督教原则来治理国家的理解才能实现。”（参亚伯拉罕·凯波尔《加尔文主义讲座》）
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认为，宗教身份不仅能够更深地凝聚族群认同，而且使某一民族/种族能够摆脱民族特性而达到道德和宗教的普遍性。但贝拉同时认为，“不幸的是，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传统在美国都受到了严重的损蚀，它们能否以目前的形式为真正的文化重建提供一个基础是值得怀疑的。”为什么呢？在他看来，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优秀人才和智识精英，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他们信仰上的独特性，从而也失去了影响力。这也许是很多人感叹美国信仰氛围“不复当年”的一个原因。
至少在更有特权的白人群体间，向传承下来的民族和宗教身份的“回归”是否特别有益是值得怀疑的。在文化和社会崩塌面前，一种对原始忠诚的回归可能是防御性的，它更多的是基于恐惧而非对喜乐的重新确信。在那些动机是保护人们自己的财产和特权免受其他竞争群体威胁的地方，政治影响可能非常严重。一个人的“文化多元主义”可以变成另一个人的“本土主义”，其含有暴力和压迫等所有经典元素。[16]
制度在于止损，至于敬虔的恢复、人心的改变却只能依靠福音。在“世俗时代”，对于美国基督徒来说，基督里的身份，或者说被福音所定义的、超越族群/文化/肤色/习俗的那个身份，与作为地上国家公民、社群成员、在历史中的、由许多丰富的现实经验所形塑的那个身份，这二者之间在多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在教会内外，面对持不同立场的“他者”，彼此在那些方面具备最大公约数？前一种身份对后一种身份而言是更加重要、首要的，还是被削弱和消解的？基督的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基督徒如何才能在不取消各自身份中的多样性的同时，于更高维度见证和解之爱？
六、政治道德化：勿使用双重标准
让人困惑的是，既然派博牧师认为，美国这样的世俗国家完全不能与神权统治的以色列国相提并论，为何在大选前以候选人皆不符合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为由，呼吁基督徒不参与投票，并且在选举尘埃落定后，特意阐述“如何活在一个不合格（unqualified）的总统之下”？这难道没有参考旧约君王的遴选标准？难道他们忘了同样被神使用的扫罗？在美国历史上，虔诚的基督徒政治家有是有，但并不见得合格，比如卡特，这个“好人总统”甚至被美国人评价为最无能最糟糕的总统。就像神学正确的基督徒不一定在现实智慧上超越今世之子（路16:8），从普遍经验来讲，敬虔的基督徒主妇做饭不一定好吃，敬虔的基督徒运动员不一定拿冠军，身患急难病症的时候，你不会在意主治医师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上帝并未把治理这地的全部恩赐都排他性地给予某个群体，即便他们是被拣选承受天国产业的人。
假设道德理想是一个正命题，现实感是一个反命题，那么对政治与社会的思考批判，需要的则是合命题。此合命题应当包含对现实及其运作方式深刻整全的理解，也包含对这一现实深深的警惕与怀疑。它是原则与妥协的艺术，也是临在与超越的反合性在政治思考中的呈现。然而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不可能出现在下列两种情况：政治的道德化，以及政治的去道德化。
情况在美国与中国都表现出混乱和分裂，许多看来正确的提醒，大都缺乏审视与界定。其一，有临在而无超越，势必遵从世俗化的实践路径，左右皆可。虽然世俗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都试图给出解决方案，但依旧是求解无门。其二，有超越而无临在，“道”无肉身，又不能容忍瑕疵，怀揣哲人王理想打量现实，发现举世竟无一人是完人，更不承认上帝会在主权护理中使用哪怕有道德污点的人，便注定在这种二元论的、希腊式的悲凉感中忿忿难安。
政治的去道德化建立在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判断上，以目标的正确崇高来证明手段的合法性。它通常在模糊甚至抹去道德标准的同时，运用（借助）政治手段达成目的——这在美国也是人们讨伐“福音派”基督徒的一项“罪证”，事实上也成为宗教右派的不良见证，比如过度追求实现伦理议题，却反而丧失了对具体人的恩慈怜悯。
政治的道德化则乏人警惕，它把追求敬虔的基督徒跟追求多元主义、自由至上的左派人士戏剧性地连结在一起，为同一个叛徒而怒目。它通常表现出强烈的对爱和正义的捍卫、对平等的渴求，对道德污点的敏感，然而它所具有的往往是一颗缺乏审慎的同情心，它的价值判断建立在并不可靠也未做细致区分的道德直觉上，它对圣经真理的应用也并不比投机主义者更为明智。这是那些对右派失望、对左派议题抱持兴趣和同理心的基督徒所感染的症候。
张力中求平衡极难，求合命题更难，但非如此不可。情怀与理想主导的现实批判，必在实质上沦为审美批判和道德批判，这意味着思想的灾难——假如它不足以构成现实灾难的话。伏尔泰的名句对各方都是有益提醒：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另一种说法是：“Perfec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 完美主义是善的敌人。
回到上文所阐述的问题。派博与凯勒都是福音联盟的成员，认同新加尔文主义和文化转变论，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对待一个重要的并且艰难的现实问题时，他们采取的却是张力过大、过于超然的两国论，他们在大选前后的立场及其诠释，非但没有化解其中矛盾，反而使随之而来的问题更加吊诡。于是，基督徒为了不被视为他们自己的背叛者，只好安居于道德洁癖中，将政治过分地道德化，以获得所谓的良心抚慰。派博牧师发表的许多观点本身我是认同的，在此想要强调的是，基督徒当然不会无视个人的德性，但同样不会无视群体性的罪。治理这地的责任呼唤人以完整的属灵眼光来理解和对待这个世界，这其中，包括不使用双重标准。
在抉择面前，他们表现出对品格或曰美德的极度重视，这或许传承自清教徒对个人敬虔和圣洁的敏感。对基督徒来说，德性当然重要，担忧掌权者带来不良示范，是他们拒绝投票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同样存在道德问题，甚至问题更隐蔽、更系统化、影响更广泛和严重的另一方候选人及其同僚，他们的批评似乎没有发出同等火力。在各种前所未有的冲突和危险面前，有种种缺陷的掌权者带来了政策和法律上的改善，使公共领域的价值观暂时被拉回靠近基督教价值观的一侧，这样的事实，却不仅没有导致他们更冷静的考量，反而加剧了他们的（甚至有些愤世嫉俗的）愁烦。
在福音这一根本答案面前，我承认派博和凯勒们对各种偏离的警惕是敏锐的。的确，罪人的本能就是依靠看得见的、今生的、立等可取的事物，当对政策、法律、制度的热情与专注超过对上帝、对永恒国度的祈望，这些原本美好的东西就会成为偶像，使人偏离对福音的委身，远离敬畏和谦卑。我有一些海内外的基督徒川粉朋友，我哀伤地发现，他们平时除了引用金句而外很少读经，几乎只在圣餐主日出席聚会，在大选前后，他们很少为了政治之外的事项祷告，大部分的精力消耗在网络上。就此而言，那些悲观者的提醒确乎是对的，然而这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把责任归算给川普，甚至归算给投票这一公民责任，倒很是个问题。更令人困惑的是，在派博牧师看来，左媒、法律、教育、学界等等年复一年、无孔不入的不良示范，似乎远远不如民选掌权者个人的品格缺陷危害更大。比起风暴掀翻一船人的危险，船长本人的脏话和傲慢无礼更令他们难以忍受，为此，他们放弃了一同划桨的努力。
七、道不落空：超越冷漠和愚善
考察政治共同体领袖及执政群体的德行和信仰状况并作出适当反思劝谏，是教会在当下传讲和平与公义的本分，也是基督徒尤其基督徒学者的本分，这对地上城邦免于失序并由此而来的各种形式的奴役，对于把握圣约共同体所处气候和航向，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此同时也必须指出，对一个事实上的世俗国家进行的观察和反思，在无关应许的妄盼、道德主义的情绪、理性主义的僭论、理想主义的迷思中，厘清一些基本问题，从而避免错误认知的交叉感染，使得过于跳跃的逻辑、过于简化的归因、过于发散而往往错置的结论，让位于更为节制稳妥的分析探讨，却是思考与言说的应有之义。
当一部分基督徒挣扎于究竟是否两害相权取其轻，另一边则坚持道德理想及审美偏好因而呼吁（或者暗示）放弃投票。某种程度上，我理解这些福音派领袖的担忧，窃以为他们在品格上是值得尊重的，在福音的核心上是忠诚的，但在智性和公共表达上却是不负责任的。
基督教信仰不等同于政党政治，基督徒对地上统治者的效忠不应该超过对基督对效忠，这是对的。但在面临重大的公共抉择、伦理抉择的时候，这样的表达除了给人无力感，并不能带来更多益处。对一个面临择偶的年轻人喋喋不休地说，婚姻只是暂时的，因为在天国里不娶也不嫁，人都是罪人，基督才是良人，我们的爱情应该献给主 ，所以不要相信什么吸引力之类的东西……又对一个认真准备比赛的运动员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别在意训练，多祷告，交给神，靠着主凡事都能做……很属灵对不对？很熟悉对不对？似乎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我称之为正确的废话。
这让人想到派博一直以来宣称的，基督徒没有义务在政治大选中投票。“神的孩子是自由的！独立于任何人类的机构。作为天国的公民，我们不受任何机构的管控，我们不需要参与政府的任何选举。我们不被束缚！这不是我们的家园！如果我们投票的话，那也是因为家园的主委托我们去投的，但祂绝不把这件事情看得比其他事情更重！”[17]
还有一种特别属灵的声音说，不需要关注所生活的城市和国家发生的现实，更不应该寻求一个接近基督教价值的政党治理国家，因为那会引诱人倚赖王子胜过倚赖上帝，因为逼迫、动荡、患难和边缘化有助于更真切地认识和倚靠基督。所以他们的潜台词是（我确实从一些基督徒那里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话语）：让灾难更猛烈些吧，让罪恶满盈吧，任由这个世界烂下去吧，世人的罪孽越大，圣徒的信仰越真。
在这种自私的、寂静主义的福音里，世界就像自动导航的汽车，而共同体建造的深思熟虑、生命更新的复杂漫长，上帝奥秘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让位给一种缺乏怜悯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想象；光与盐的使命，让位给一种“防御式的圣洁”（泰文·维克斯语）。他们应当重新研读耶利米写给被掳同胞的信：
“你们要在那里生养众多，不可减少。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向耶和华祈求，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29:6-7 和修)
以及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
所以，我劝你，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地过平稳宁静的生活。这是好的，在我们的救主神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人人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提前2:1-4 和修)
对这样一种真诚的基督徒，我再度想到公共事件中许多高派属灵的论调，所谓躲进主爱的堡垒，就不在乎空气中的毒霾，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之类云云。在这样一种圣俗二分的世界观里，邻舍被工具化，成为基督徒信心的陪衬，邻舍的苦难和挣扎，他们的被剥夺与被损害，仿佛只是一幅抽象而苍白的背景，教会中心主义使得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的命运被一种宏大的远景所消解。
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福音的果效替代福音本身，或是以社会公正替代福音的核心和优先性，我们永远不应该认为慈惠公益和社会公正具有救赎效力。然而正如沃格林批评二战时期的德国教会时所说的，教会不是专属某个阶层，不是某个特定利益俱乐部的代言人，好像其他人不属于人类似的。真理有重量，真理的宣讲也需要肉身和情感的在场。一个对族群命运漠然以待的共同体，一群自以为上了岸而不再关心天气的圣民，让人如何才能相信他们所讲述的那个基督替罪人而死的好消息呢？
面对现实议题和伦理困境，福音派大人物领衔的各家各派，开始共享一种悲观的末世论，以及缺乏现实感的愤世嫉俗，对照那些赶着马车去投票的阿米什人，画面无比荒诞。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一种平衡整全的使命观，一种平衡整全的仁爱观。提摩太·凯勒牧师曾说，上帝在普遍恩典中看顾人的现实所需，人是包括身体和灵魂的整体，传福音与行义在实践中是同时发生的（参考《慷慨的正义》）。既然如此，我想进一步提出的是，在健全的灵性中，个体的敬虔、对具体他者的关爱与对社会整体公义的关切，也应当是同时发生的。
具挑战性的现实是，整体的、结构性的公义从来都不是一种完成状态，而是不断试错的过程——比如福利国家与高税制的冲突，开放市场与贸易保护的争论，免费之奴役与流汗之自由的抉择，纯粹竞争所致之冷漠与普遍福利和平等所致之庸碌及活力丧失等等，这使得众生皆体验到劳苦叹息，无分左右，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是整体不敬畏不公义的代价。
受小布什“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启发，我们或许可以追寻一种“富有智慧和公正的同情心”，有人称之为“审慎的同情”（cautious compassion）。对此，无论政治光谱的左翼还是右翼，都可以有更谦卑的思考。
宗教右翼需要在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和立场之上，重新发现怜悯。在美国现今语境下，公开而勇敢地给出是非黑白的标准或许并不容易，然而更难也更具挑战性的是在真理中以恩慈相待，这恰恰是对信念更具价值的检验。我们不应回避这个事实，那就是许多基督徒在政治议题上的热情很有可能掩盖了信仰上的冷漠，这种灵性疾病同样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仅仅将信仰浓缩为几个观念、口号、原则，无法使我们活在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当中。譬如宣告不可堕胎、堕胎也是杀人的主张，不能替代具体的、对处在挣扎迷茫和困境中的女性富有同理心的对话和行动。当基督徒和教会宣告从圣经而来的律令诫命，却不屑对失丧的人提供庇护和扶持，不屑于在充满恩典的环境中培育他们的道德勇气，同样会使真理沦为一种无力的正确。
同时必须意识到，社会公正问题不应当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以至于把信仰作为达致这一目标的手段（参《魔鬼家书》23章），而解决大范围的公正公义问题，也无法靠某个现成的公式，作出绝对的宣称。正如很多牧者所提醒的，基督徒应当合宜地参与政治，做光做盐，但要警惕过度寄望政府和政治人物，以至于把投票偶像化，甚或把政治人物偶像化。基督徒无论在哪一种制度和文化下，都应该有指望中的不指望，以及不指望中的指望。相比必将终结的此世国家，教会及其成员有从永恒而来的盼望，有更美的家乡，这种决定性的身份意识，是入世而不属世的坐标和指针。
在这一前提之下，窃以为在当下各样冲突和撕裂中，在变动不居的世事中，基督徒还需要有意识地培育人文社科素养。考虑到华人信徒在通识教育上的严重缺课，教会也应当鼓励弟兄姐妹有选择地拿起来读，这是为了扩展我们看问题的视野，以便更有识见地将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应用于此世，相信也有助于导向良性的对话和建造。
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一切都要改变，惟有祂永不改变。较之世人和世俗政府，信仰群体有更难以替代的呼召和使命，以及最终要在新天新地面对面相认的永恒关系。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因着真理的光照，出于上帝托付的职责，依循圣经的原则以及对经验和人性的认知与探究，尽心尽智（可12:33）找到合宜的方向。另一方面，人是有限的，上主也并没有赐下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在世上遇见的所有复杂难测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我们仍然需要意识到已然-未然的张力，坚忍而负责任地活在这个世代，并仰望那位信实的造化之主。或许，这会使我们的见证更有说服力一些。
愿上帝帮助我们。
如果超越了关于形势的争论，如果超越了变化多端的联盟，人们或许会区别出一些精神家族。每一个精神家族，不管其拥有哪些成员，均会意识到他们的“有择亲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当写完这本献给我所出生的家族的书后，我倾向于与之一刀两断。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
——雷蒙·阿隆
2017年2月第一稿
2020.11.3改定
引注：
1.[ur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cts-of-faith/wp/2017/02/08/conservative-evangelicals-join-letter-denouncing-trumps-order-on-refugees/[/url]
2.[url]https://www.huffpost.com/entry/more-than-500-evangelical-leaders-sign-letter-decrying-trumps-refugee-ban_n_589b5c9ae4b04061313adf83[/url]
3.[url]http://ocfuyin.org/63-2-32-124-22-18-21-24-21-20-20-22-22-22-4-59-4[/url]
4.How to Live Under an Unqualified President, [url]https://www.desiringgod.org/articles/how-to-live-under-an-unqualified-president[/url]
5.保罗·利科：《爱与公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p13
6.[url]http://mp.weixin.qq.com/s/RB9mKTprNNaC0XvJ-DFtFA[/url]
7.C.S.路易斯：《我缘何不是和平主义者》，见《荣耀之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p68
8.[url]http://godfatherpolitics.com/the-christmas-story-is-not-about-a-refugee-family/[/url]
9.马丁·路德：《论俗世的权力》，见《路德选集》，两会，2008，p392
10.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三联书店，2014，p1551
11.大卫·W.霍尔：《加尔文与商业》，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p81
12.保罗·利科：《爱与公正》，p31
13.霍志恒：《圣经神学·旧约》，天道书楼，2016，p77
14.[url]https://faithtrainers.com/home/tim-and-kathryn-trainor/vice-president-mike-pence-inauguration-scripture-2-chronicles-714/[/url]
15.约翰·派博：《渴慕神》，麦种，2012，p157（John Piper: A Hunger for God, pg 115-116）
16.罗伯特·贝拉：《背弃圣约：处于考验中的美国公民宗教》，商务印书馆，2016，p128-129
17.[url]https://chinese.christianpost.com/news/yue-han-pai-bo-jie-shi-wei-he-ta-bu-yuan-duo-tan-zheng-zhi.html[/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