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20-6-9 17:52
站在鲁迅身后的那个许广平
站在鲁迅身后的那个许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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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专号 | 站在鲁迅身后的那个许广平
原创 读书郎闲笔 读书郎闲笔 2019-07-25
暑期专号
她欣赏鲁迅的伟大，成为了“伟人”的妻子；她自甘成为鲁迅的注脚，成为鲁迅回忆录们的创作者。她被要求在鲁迅逝世后的漫长三十年的岁月里不断回忆鲁迅，只因为她是他最亲近的人。她将鲁迅从青年导师、檄文斗士、文史学者还原为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男人、丈夫、父亲、教师，但是她也牺牲了自己，悲不自胜地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带着甘心又充满着不甘心。
文/汤达人
这是读书郎闲笔的第141篇文章，全文大约3000字，细读大约需要12分钟。
我读的是《两地书原信》，看鲁迅与许广平两人的互动，看得我有点牙齿发酸，毕竟很多内容和情节都有些太过甜腻了。原信不像是后面出版调整的版本隐去了具体的人名做了一些修改，而是直接提及“顾颉刚”、“陈西滢”的名字，研究者用《两地书》作为史料研究鲁迅的人际交往情况，也有研究者们都用《两地书》了解鲁迅生活的时代语境。但是整体来说，人们谈论《两地书》总是在不断地进一步凝视鲁迅，而对许广平却投注较少的目光。
“许广平”总是与“回忆鲁迅”联系在一起，而许广平自己的声音却似乎被掩盖在了历史的尘嚣之间。在《两地书》中却可以看到一个女知识分子的人生成长轨迹，虽然是碎片化的，但是不失为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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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地书》第一集中，鲁迅和许广平之间存在着某种暧昧的氛围，许广平在与鲁迅的互动中表现出似有似无的亲昵和毫不掩饰的仰慕，通过文字难以掩盖。在这一时期进入人们视野的许广平是“女师大学潮”激进的女大学生，她在女师大与刘和珍君并肩战斗，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在1925年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广平思想中毫不掩盖的锐利的锋芒。许广平在信中不断地批判女子学校的风气，对毫无政治意识、社会担当的学生进行了批判。并且在信中她也展示出了思想中强烈的反性别界定的意识，“沄沁在本期的《莽原》那篇文上声明我是‘她’将我性别起来，糟糕透了！”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思想色彩在她的信件中展露出来。第一集中展示的许广平更多是一个勇敢坚定不屈，不磨棱角的形象。她这样的形象在《同行者》中也能看到，当时她与鲁迅的师生恋被曝光，受到世人的指摘和讥讽，许广平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和压迫”；“向着爱的方向奔驰”。也许正因为拥有这样一颗炙热的心，许广平才能够成功抓住鲁迅的目光，成为他的人生伴侣，成为他的灵魂伴侣。在这一时期，鲁迅也以师长身份指导许广平并一直支持着她的写作事业，为她能够在公众媒体平台上发声提供引导和帮助。
到了第二集，1926年许广平动身回广东就任教职，两人在热恋期分离两地。许广平不再是以学生身份与鲁迅进行交流，他们的对话不再仅仅围绕时事政治，通信的内容更多是一些细碎的日常生活。而许广平曾经的棱角似乎也在岁月中被慢慢抹平，她离开了女师大，渐渐掩盖她的锋芒：“勾心斗角处处皆是，心里不如此，表面不得不如此”。但即使如此，她仍然希望鲁迅能够继续作为人生导师一般地存在，提醒自己不要沦落到“泯然众人”的地步，成为“社会人”的HM(意为“害马”，害群之马，在女师大时别人给许广平的绰号，鲁迅曾经打趣过，她以此自称)。尽管此时的许广平已经从一个天真激进的女大学生转变为一个社会青年，但她在日常生活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些小小的棱角，却仍然让人见其风骨。期间鲁迅还代《新妇女》向许广平约稿，许广平也欣然接受，表示自己承蒙“章周二师”厚爱，愿意撰稿。伴随时间的沉淀，许广平的才华仍得到认可并有显露的机会。
第三集所收录的是1929年之后的信件，当时许广平身怀六甲，在信中她更多是提及在家琐屑的生活，织衣服，看报纸，写信，睡觉。许、鲁二人的通信主要用的是“小刺猬”、“小白象”等对彼此的爱称，还时不时用画出来的小白象代替落款（让作为读者的我真的觉得甜的发腻……）。虽然两人已经过上了柴米油盐的琐屑生活，但许、鲁二人对彼此的情谊仍然不变。此时的许广平褪去了一个女大学生的形象，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一个慈爱的“母亲”，在信中许广平有提及“只是我太安闲，你途中太苦了，共患难的人，有时也不能共享一样的境遇，奈何？”离别之后，思念刻骨，许广平与鲁迅深刻的情谊便也体现在这样的词句中，他们的感情已经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沉淀下来，成为细水长流的感情。
鲁迅手稿
基本在每一封信里许广平都要提及她织毛衣（缝衣服）的内容。日常琐屑的生活看似消解了她生命中的锋芒，使她成为带着母性光辉的形象。但即使是在身怀六甲的情况下，许广平仍然参与社会事务，并且发表了言论，“害马回粵，没有多大力量，而时会所趋，总不使害马失意。如果害马能努力为人，别说在广州，就是在中国，害马愿为一个实行的先锋，而你是害马的指导者”。即使岁月蹉跎，让她成为了一个温柔的妻子，一个慈爱的母亲，却也未曾消解许广平内心作为“害马”的热情。此外，许广平也为鲁迅打点事务，在教导后辈的事情上给了鲁迅很多建议，使得鲁迅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侄子的帮助，你的话是对的。我愤慨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而总觉得自己太过，做起事来或者正与所说的相反。”这对相差18岁的夫妻其实在一生中仍然相互扶持和成长，但一个是成为了留名青史的大文豪，一个是成为了大文豪的贤内助。
1936年，鲁迅去世了。在那之后许广平开始整理鲁迅的创作成果，为他料理家事，也在世人的催促下，开始了漫长的不断的回忆，回忆和鲁迅生活的那些日子。
在1939年萧红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提出要求许广平写一写她们的“导师”——鲁迅先生，认为许广平是最了解鲁迅的生活的人。
同年，许广平发表《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一文，其中便提及到她和鲁迅的一些相处的细节。虽然许广平一直希望在帮助鲁迅处理其相关事宜的情况下，还有正当职业，但是遭到了鲁迅的反对，鲁迅以挣钱少、挣钱苦为由制止许广平外出工作，而留在家中帮他处理相关事宜。许广平这样写到，“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她认为这样的社会现象并不仅仅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而是一种“社会的病态结构”，“解决它，不全是女性本身，在男性，在社会问题上，我以为都有关系”，从这里不难看出许广平的牺牲和苦痛，接受启蒙思想深刻影响的她其实难以忍受自己在家里做一个家庭主妇，落入不得不依附一名男性生活的生存处境。因为她思想中的锋芒其实一直存在，她已经看到了性别层面的压迫不只是在男女性别层面，而更深层次的实际上是社会结构性的压迫。这样的思考哪怕是在今天也是可贵的。
鲁迅一家
许广平在成为独立的自我的希望和无法成为完整的自我的苦痛中挣扎，但是因为爱人的阻挠，或者因为无法逃脱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塑造和压迫，她在痛苦的清醒中，放弃了追求完整而独立的自我。她欣赏鲁迅的伟大，成为了“伟人”的妻子；她自甘成为鲁迅的注脚，成为鲁迅回忆录们的创作者。她被要求在鲁迅逝世后的漫长三十年的岁月里不断回忆鲁迅，只因为她是他最亲近的人。她将鲁迅从青年导师、檄文斗士、文史学者还原为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男人、丈夫、父亲、教师，但是她也牺牲了自己，悲不自胜地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带着甘心又充满着不甘心。
读完这些材料，我是佩服许广平的，也许因为换位思考觉得自己难以做到所以格外佩服，佩服她能在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之后还能成为一名家庭主妇，佩服她在成为那个激情澎湃的“害马”之后，还能回归到充满泥泞的日常生活。但我也为她感到悲哀。如果她遇到的是一个愿意帮助她实现自我或是愿意与她一起相互成就的男人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但这一切没有答案，就像她说的，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时代并没有给个体更多的选择。不过我觉得，如果情景有变，背靠许氏家族又拥有思想锋芒的许广平至少不会带着挣扎和酸楚写下“新女性”的悲哀吧。
人们习惯了鲁迅的光芒，却总是忘记那个站在他身后的坚定的身影，也忽略了那个眼光独到、充满智慧的女性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
本文作者汤达人（笔名），中山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在读。
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辑：娄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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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了鲁迅的光芒，却总是忘记那个站在他身后的坚定的身影”，这篇文章里，作者汤达人通过对《两地书》的品读，把那个站在身后的许广平推到了幕前。三集书册，不仅记载了鲁迅与许广平的交往、恋爱与生活，也展现了一个女子从一位新女性、学生运动的领袖变为家庭妇女，从室外退回室内的历史。内里，是书中未曾言说的挣扎与酸楚。我们看到了鲁迅的伟岸，却常常忽视了许广平的牺牲和奉献，前者伟大，后者又何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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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20-6-9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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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辈子究竟挣了多少钱？
陈明远 自由且无用 1周前
来源：《鲁迅时代何以为生》
作者：陈明远
从小就在语文课上学习鲁迅。老师说：“鲁迅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在青少年的心目中，他身着朴素的中式长衫，再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围巾，一年四季穿一双黑帆布面胶底鞋。头发乱蓬蓬，很长也不剃。听老师说：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邀请鲁迅在大饭店吃饭，西仔竟然看鲁迅衣衫朴素而不准他进门！许多回忆录记载：鲁迅虽然生活俭朴，却节省很多钱支援革命。
“史无前例”时代，25岁的我，从中国科学院被押送到劳改农场。不发工资，每月仅15元人民币的最低生活费。人拉犁、扛石料，干牛马活、吃猪狗食之余，还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到休息时瞪着双眼就想看书。幸好农场还有一套《鲁迅全集》，这是作为革命文献发下来给群众轮流自学的。
我这个“专政对象”，当然在传阅“革命文献”方面最靠边站。《鲁迅全集》前几卷精彩的部分，如《呐喊》、《彷徨》等，都被“内部矛盾处理”的别人抢去看了，连《两地书》、《集外集拾遗》都轮不到我，读书预备队排得挺长挺长……只有那上、下两册簇新精装的《鲁迅日记（1912—1936）》，谁都是翻了翻也不愿过目的，扔在角落里。好吧，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学这冷而又冷的《鲁迅日记》吧。
沉沉的两大本，厚厚的千余页。那是多么枯燥、琐碎、繁复、乏味的流水账啊！记得鲁迅自己描述过：
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圆……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账，以便检查……
百无聊赖之际想：好罢，我正好是学数学出身的，就来查查鲁迅的账罢。“中国文化人经济状况”的自选研究课题，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首先注意到鲁迅每年都买很多很多书，每年日记后面都专门附有一篇长长的“书账”。从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到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又5个月的漫长岁月里，鲁迅一共记载了25篇书账（每本日记一篇），共计购书9600册，及古碑、刻石、画像等拓片6900百张，真是洋洋大观！一看书名就像翻开菜谱一样：那都是很好的书，其中有许多很珍贵的书！这是我最羡慕的！
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孝敬老母，资助亲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用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更雇有两个女佣，晚年全家经常乘出租车看电影、兜风、赴宴席……但那么大的开销，得需要多少钱啊？
中国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我在牛棚里，没有钱，才懂得钱的重要性。鲁迅1923年曾向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那时都是莘莘学子）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挑明——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61页）
那么鲁迅一生究竟挣了多少钱呢？没有人精确统计过。太费事了！只有像我这样的傻瓜，才干这样的傻事。我庆幸“十年浩劫”没有白过，收获之一就是算清了鲁迅24年又5个月，即8000多天的账。按照鲁迅在日记中的自述，他的收入（如果没有遗漏的话）来自下列四方面：
1
公务员收入
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年之多；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名义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圆；8-9月，每月“半俸”125银圆；10月后定薪俸220银圆。
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圆，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圆。
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银圆。
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圆。
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1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圆。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三分之二即平均月付200银圆左右。
2
教学收入
“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6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圆大洋。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
但当时北京各校经常拖欠薪金。从1921年4月以后《鲁迅日记》才有“往高师校（北京高等师范）取薪水”的记录，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学取薪水”的记录。1921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52圆（并非全部）；1922年日记缺失；1923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129圆；1924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8085圆；1925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7283圆。期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星期，得讲学费300圆大洋。
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在他的年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
3
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
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又1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4
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1908年曾有《人之历史》等多篇论文在东京《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银圆大洋，共约得100银圆；他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也得到200银圆左右的稿酬，主要贴补家用。
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诗歌、论文、杂感，都是不计稿酬的无私奉献（详见下文）。到1923年他的日记中才开始有收入稿酬的记载。
后期鲁迅在上海（除了领取大学院津贴以外）主要以“卖文为生”，也就是作为自由职业者，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生活。一开始北新书局每月支付给鲁迅的版税是国币100圆和《奔流》杂志编辑费100圆；他在报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5—15圆，鲁迅每月收入至少500圆，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但是北新书局经理克扣大笔版税，1929年8月鲁迅找律师与之谈判，维护了自己的著作权，索回2万多圆应得版税，合2009年人民币140多万元（详见后文）。
到1932年“大学院”津贴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成为鲁迅的最重要经济来源。
我统计的结果：1912年春至1926年夏鲁迅在北京期间，共收入银洋大约41000圆（其内1922年日记残缺，为估计数），月平均245圆；1926年夏至1927年秋，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期间整一年，共收入教学费国币5000圆，月平均417圆；1927年秋至1936年，在上海期间，他共收入国币（法币）75278圆4角1分，月平均697圆。
鲁迅时代银圆（银洋或国币兑换券）的购买力：
从1912年到1936年，国内的物价是基本稳定的，升降平缓、浮动不大。以基本生活用品的购买力计算——
1901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73元，2009年人民币146元；
1912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50元，2009年人民币100元；
1921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44元，2009年人民币88元；
1925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8元，2009年人民币76元；
1930年国币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5元，2009年人民币70元；
1936年法币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0元，2009年人民币60元。
鲁迅24年间收入的银圆，相当于如今多少钱？
那么，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鲁迅24年间的收入相当于今天人民币多少钱呢？根据历史资料换算，1912年1圆银洋约合人民币1995年50元、2009年100元，1927年1圆国币约合人民币1995年35元、2009年70元；1936年1圆法币约合人民币1995年30元、2009年60元。由此可以计算鲁迅历年收入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实际购买力，给出一个比较符合真相的描述。
也就是说：
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64万元、2009年328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9000多元、2009年人民币近2万元。
中间（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7.5万元、2009年35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4万多元、2009年3万元。
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226万元、2009年452万元以上，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2万元、2009年4万元左右。
若不计入1922年的收入（日记缺失）则23年间共收入1198733圆，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以上。
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
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
鲁迅的收入，除了足以保证全家（包括母亲等）的中等水平生活费以外，还有富余；他为了写作、译述、教学、研究等购置的图书就达到16万多册（幅），24年中共计耗资13万多银圆，相当于1995年45多万元、2009年90多万元人民币，占其总收入的九分之一左右。然而，他有了那么多的金钱之后，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而始终保持勤俭奋斗的本色。
我在牛棚里算清了鲁迅一生的经济账目，才睁开眼睛看清：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
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又两次按照《鲁迅日记》和相关资料做了反复验算核实，得出了大致准确的数据。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鲁迅以他的脑力劳动所得，总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即社会中坚。他受之无愧。
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鲁迅有平均每年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34万元、每月人民币2万—4万元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
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他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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