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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如果没有人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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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回顾 | 李志：如果没有人看着我
原创 叶三 正午故事 2019-02-28
因某些原因，今日的稿件押后发表。听闻李志身体欠佳，今日特回顾此篇。祝李老师早日恢复健康。祝读者朋友们一直健康。



11月20日，李志发布了一张新专辑，售价20元每张。上线48小时内，卖出超过5万张，“成为独立音乐史上又一标志性事件”。



烧碟、维权、众筹、跨年、制度化，李志在独立音乐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很多。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塑造形象，我反对任何理由的塑造形象，我只是诚实地面对外界，表达自己。我很坦诚地告诉你我的想法，我的动机，至于这个东西你认不认同，你看不看，你听不听，我完全不在乎，在乎不了。”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会孤独的人。










李志：如果没有人看着我



文 | 叶三





1



李志的身材不高，圆脸上五官分布得平和。2016年，他在发胖了，脑袋、手腕、臂膀和腰腹都往浑圆形发展。所幸，并非人到中年那种疯狂的膨胀，而是带点锋芒尽藏的松懈劲儿，好像第二泡的茶叶，正在开水里舒展。这使他看上去颇为和善，像个业务一般的程序员，或者脾气不错的公务员，也像个工程师，还有点像个生意人。总之，如果纯从外表判断，李志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个歌手。



2016年6月22日下午两点半，南京太阳宫演艺广场地下一层的欧拉艺术空间，年轻的服务生和志愿者穿着欧拉Live house的T恤穿梭往来。在过去的一年中，从设计、施工、装修到试运营，李志一直在为欧拉忙活。



这一天的凌晨三点，李志从机场接到来演出的歌手老狼，送到酒店，回家睡了几个小时，又赶来欧拉。下车进场前，他在车上呆坐了30分钟，享受难得的独处时光。五个小时后，欧拉的第一场开业演出即将开始，500张门票早已销售一空，然而李志面临着严峻的问题：空调坏了。



盛夏的南京潮热难忍，李志把脑门前的头发扎了个辫子竖在头顶，像个忘了剃额发的月代头武士。好几个服务员也是这个造型，让这个团队有了迎战的气势。



武士造型的李志正在拖地。李志拖地像他小时候插秧，从酒吧区的这一头横平竖直写到另一头，收住。水泥地散发出新鲜的潮气，上升到半空成为热雾。坏消息传来，今晚空调修复无望。李志没露出着急的样子，他利落地将拖把收好，安排员工去搬大风扇和冰块。踏过一尘不染的地面，李志脚上还是那双球鞋，一个多月前北京的“降噪”专场，在一片“逼哥牛逼”的叫喊声里，他曾脱下这双鞋，盘腿在椅子上，抱着吉他唱“妈妈，我会在夏天开放吗？（《这个世界会好吗》）”。



李志踱到舞台前，听老狼和乐队调音，同时掏出手机打开微博，为坏空调向观众道歉。和着汗，他的T恤贴在身上，勾勒出肚腩。台上的老狼在唱：“这冬季的校园，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老狼大李志10岁，李志说他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十几年前，还在家乡时，李志对大学校园的想象来自老狼。



1978年，李志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小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是插秧的季节，地犁一遍，人们捆着秧苗弯着腰从田的一边插，对齐插满一行，再后退。李志插过秧，干过所有的农活。小学一年级暑假，爸爸带他去了趟上海，住在爸爸打工的工棚里。开学后，他给同学们讲上海有多大，火车是什么样子，电梯又是什么样子，没人见过，没人相信他。那时候李志的理想是“长大了不种地”，就像他奶奶说的：“想不想以后穿皮鞋？那就得好好念书。” 虽然也没人知道念书能念出什么来。



1995年，李志买了第一把吉他和《刘天礼吉他教程》。上高中之前他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后来上了高中，他意识到自己很一般。“也是这样一个局面”，直到今日，他还是这观点，“我不是多聪明，只不过我的同行太懒了。”1997年，李志高考，村里没人懂志愿怎么报，他随便填了一个，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



那一年的南京，长江上只有一座桥，每天的交通都是堵。东南大学的浦口校区在长江北面，很新，最粗的树还没有李志的胳膊粗，像个漂亮的工厂，完全没有老狼歌唱的浪漫。



第二年冬天，李志摔得粉碎的吉他挂在桃园6舍230门口，被检查卫生的阿姨当垃圾收了走。在《98年周围的浦口的那些弹琴往事》中，李志说自己是“一个19岁的愤青，一个内心极度自卑又极度安静的愤青。”如文艺青年的标准出厂设置，他听Nirvana、Dire straits、Pink floyd ……谈恋爱，弹琴，大规模读书，喝酒抽烟，忧伤。



大二快结束的夏天，一个极为炎热的中午，李志在校园里奔走，到各个部门盖章，办理退学手续。系主任告诉他，在学校工作这么多年，都是人家求爷爷告奶奶找关系想把子女安排进来，“你是第一个自己要退学的，不可思议。” 盖到最后一个章在校长办公室，一幢苏联式建筑中。层高，空旷，午休的人们趴在桌子上。寂静里，一个工作人员拿着钢印，“砰”，当头砸下来，整个房子振了一下。“疯狂不见了，恐惧出现了（崔健《缓冲》）”。



烈日照着学校的大门。李志迈出第一步，慌了。该往左还是往右？他觉得自己像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



退学是因为年轻气盛，无法忍受学校和老师，李志在多年后总结。那之后的几年，李志靠同学救济生活，他们在学校旁边的村子里合租了一间房，房租 80元一个月，后来涨到120。房子十几平米，一床一桌，大小便要去公共厕所。



2004年夏天，李志去银川找大学同学玩，看出租车司机罢工，顺便看“贺兰山摇滚之路”音乐节。看完唐朝和崔健，他们又去了西夏王陵。



戈壁滩无垠，盛夏阳光下，李志走了很长的路，然后呆住了。延绵的贺兰山下一个土丘，一代枭雄李元昊埋在这里，孤零零，少人问津。“他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军队，西夏王，那么大一个国王，到最后就剩个土丘。现在的年轻人里，有几个知道李元昊是谁啊？”他又想，如果有一天死了，“我能留下什么？什么都没有。”李志在王陵前拍了张照片，白T恤蓝牛仔裤，背把吉他，表情悲壮。



从宁夏回到南京，李志找朋友帮忙，从手上大量以前的歌中随便挑了几个，录制成小样。“如果有一天我死了，知道这个人曾经还写过东西。是个存在过的证明。”他说。第一张专辑花了5000块，录了一个月，李志自己弹吉他和一点键盘，唱，没有乐手，其他声部都是电脑做的。录完，刻成200张光盘，找朋友设计封面，打印裁剪了，自己装盒，放到卖打口碟的小店里卖。为卖，他还和朋友们吵了一架。大家说付出这么多劳动卖卖吧，他说，太屎了，没法听啊，都不想署名。最后折中，李志署名BB，成为“逼哥”和“李逼”的由来。这第一张专辑，后来被命名为《被禁忌的游戏》。



2005年，李志录制了第二张小样《梵高先生》，花了2万块。第三张专辑《这个世界会好吗》 2006年11月18日在南京首发，共800张，定价48元，除了CD，还包括一本册子，一张海报，一个笔记本，一本收录了李志6万字杂文和诗歌的小集子《About B&B》。他把这张唱片称为工艺品，在唱片介绍里写：“对这个价位的确定花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是花了很长时间在计算我的成本……如果你觉得花了这个钱不值得，那么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很遗憾。”



《这个世界会好吗》的首发演出卖出去118张票，气氛热烈。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给李志赚到钱。2007年，他找了个SP技术工程的工作，去成都朝九晚五地上起了班。



李志去成都的目的很清楚，从南京这个所谓的圈子里脱离开，赚钱还债。那个工作包住，他吃得很简单，也不怎么社交，两年存了20万元。离开成都时李志翻手机，除了同事之外，就多了四五个电话号码。



2008年底到2009年初，李志自己做了一个小型巡演，起名“单刀赴会”。每到周五，他一个人一把琴出去演出，周一飞回来上班，共演了15场。2009年秋“动物凶猛”巡演，70天他跑了35个城市。两轮巡演都是为了存钱，他打算辞职回南京，再录专辑。



2009年10月，《我爱南京》发行，成本30 万。李志自己认为，这是他的第一张正式个人专辑——标志着他脱离了合成器和简单编曲。在这张专辑中，李志翻唱了歌手张玮玮的名曲《米店》，录音前他给张玮玮发去正式的授权合同。张玮玮拿到合同觉得挺新鲜，琢磨了一会儿，他在款项一栏填了个“十元”，给李志寄了回去。



《我爱南京》中的《结婚》由李志与万晓利和老狼合唱。从万晓利那里要来电话号码，李志给老狼打了个电话，老狼说“好啊”。同年10月16日，万晓利和老狼担任李志“我爱南京”演唱会的嘉宾。



在李志看来，“我爱南京”专场是他的转折点——标志着他脱离了酒吧的声场和硬件。这场演出在剧场举行，音响设备从上海租来，成本8万，演完算账，一共亏了4万。李志给了老狼和万晓利每人1000元的演出费。“说起来丢人，不给钱还好，演完狼师傅还买了我10张唱片，120一张，他还亏200。”李志笑了，眼镜后面的眼睛眯成一线，露出一口常年烟熏的、不太整齐的牙。



老狼形容他和李志是“惺惺相惜”。坏空调并没过于影响欧拉的首场开业演出，端着啤酒的听众挤满了演出厅，气氛和气温一样热烈。晚上十点半，李志像一名张罗了一晚上的饭馆掌柜，把毛巾搭在肩上，搓搓手，松口气，在全场“逼哥！逼哥！”的呼唤里登台，与满身大汗的老狼勾肩搭背，合唱了收场曲。而欧拉外面的南京，一场雨已经下过又停了，夜空如拖过的水泥地一般干净。




大学时的演出_摄影不详




大学时骑自行车去全国各地_摄影不详














2



开业第三天，欧拉的空调终于修好了。



问题出在管道里。一名工人顺着木梯子爬到管道里疏通，下面放着大铁桶接水，李志扶着梯子，警惕地站着。随着一声欢呼，清爽的凉风冲出来，迅速占据了欧拉。李志笑嘻嘻地收起梯子搬回演员休息室，管道里的工人探出头来大喊：“哥，哥！我还没下来那！”



演出歌手张玮玮看到拖地的李志，马上赞赏。“这是董事长的作法。逼仔真需要拖地吗？这是给员工作榜样。”张玮玮背着手风琴盒进了休息室，又夸，“终于有带卫生间的休息室了！不用在厕所里跟粉丝合影了。”



跟张玮玮等民谣歌手一样，李志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红起来的。他只记得迷笛音乐节从2007年开始专门设立了民谣舞台，之后，演出市场开始慢慢好起来，民谣火了。



李志开始有了广泛传播的“金曲”、集体大合唱的专场演出和大批粉丝。他作品中饱含颓废和迷惘的青春气息在文艺青年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但李志判定自己的音乐天分为“中下”，除了时代，他将自己的走红归于勤奋和运气。当年，陡然面对大量无原则的吹捧，他愤慨：“你们都是聋子瞎子吗？ 都疯了吗？你们没有耳朵吗？” 那段时间他认为所有表扬他的人都心怀叵测。“你是在说谎，你是想跟我上床。”——他说自己那时候瘦，还有点帅。临近30岁的一段时光里，他崩溃了无数次，自己跟自己较劲，换电话号码，在豆瓣上跟人家打嘴炮，骂人，吵架。



李志聪明，经历过理工科的思维训练，逻辑缜密，反应快，措辞不忌生冷，特别适合网络吵架。微博开通后，“逼哥撕逼”几乎成了每季更新的剧集。他骂同行“缺乏对工作的尊重和敬畏”；也骂歌迷： “其实中国的民众音乐欣赏层次低也挺可爱的。”他讨厌歌迷的愚蠢，更讨厌迎合歌迷的歌手。“歌迷全在意淫一个偶像，一旦发现有一个小动机跟意淫的不一样，立马把你抛弃，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对好妹妹他们那套。”他说，“你应该聪明一点，想办法去把他们的层次提高，而不是利用他们。”



豆瓣的秘密小组“我们代表月亮消灭居心不良的乐手”有个帖子，作者“十三月的果儿” 以自述口吻连载她与诸多民谣乐手的风流账，当时火爆非常。李志看到，认为是编的，“那文笔什么玩意，吹什么吹。”30岁生日过完，李志以第一人称开了贴，悉数记录他与女性ABCDE……的往事，名为《李志自传》。



这篇曾名噪一时的“自传”至今仍可在网上寻到，标题后挂个括号：“口味重，有洁癖者慎重”。时隔多年，李志有点后悔，“因为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对于自己，他无所谓，“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人应该是个正直的人，有缺点有优点，你可以去努力改缺点，但是不能为了塑造一个所谓的形象去说谎、去否认——我们不是那么牛逼，那么干净的。”



李志表述着严肃的观点，南方口音略微咬字不清，但语速很快。他很喜欢用反问句。“是不是呢？” 话说完，他歪过头，笑得和气里有狡黠，像演示完一道难题的解法，将粉笔头随手一扔，一脸等着你出错但又不希望你出错的表情。



现实中，李志生气的最高表现是不说话，走人。在38岁的人生中，面对面地跟人吵架，他只有两次。“一次在2001年，一次在2012年。” 他的得罪人全是在网上。张玮玮教过李志一个办法：特别生气的时候用手机或电脑写下来骂，自己看两遍，然后把它删掉。



跟李志一样，张玮玮也生活在北京之外。2016年6月，张玮玮在大理的房子正在装修， 这些年以来，除了网络，张玮玮和李志碰面的场合经常是各种各样的音乐节。不跑音乐节的时候，张玮玮在大理的生活很恬淡，早起去买菜，做饭，下午排练，晚上跟朋友们玩一玩，早早睡觉。他的朋友圈里常出现大理的好山好水。



李志在南京的生活很忙。他有详尽的规划：2004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一张唱片，然后休息两年，再三张，随后休息两年，以此类推——直到搞不出来为止。跨年演唱会从2010年开始每年一场。 除此之外， 排练、演出、建设乐队、开文化公司、建Live house……按部就班。他目标明确，执行严整。他近乎苛刻地管理自己，并试图将正规的商业规则带入音乐圈，“再艺术，只要涉及到人跟人就是商业关系。是商业关系就要有你最基本的底线。”



为保证演出品质，李志有固定的排练时间，有演出就排演出曲目，如果没有，正常时间排唱片，没有演出也没有唱片，那就练习、换编曲。他几乎每一首歌都有三到四个版本。6年以来的排练，李志迟到的次数屈指可数。音乐对他而言是一份工作，虽然这工作给他带来的乐趣越来越少。“也许排了五十次，可能某一个下午，有那么一两秒钟的迸发挺好玩，那是音乐的乐趣。工作本身没啥乐趣。”



对于音乐节而言，李志仍是强大的票房保证，截止到11月，今年他接到的音乐节参演邀请超过80个。目前李志参演音乐节的价格是30万加5万直播费，不还价，没有回扣。他的团队共18人，全体人员采用雇佣制，拿工资，优胜劣汰，除了他和乐队成员，18人的团队还包括和声、灯光、调音、VJ、生活助理和舞台助理。在他看来，这是品质保证的必须。



李志总是在重申，他不是一个音乐天才，他的才能在别处。从2013年起，他才开始从音乐上赚钱，之前，除了朋友的赞助，他每年要投入四五十万以维持团队，那些钱来自他个人投资软件公司的分红。建立欧拉，李志和几个朋友共同投资了500万，他希望能在两年内达到收支平衡。 一次媒体采访中，李志说：“音乐圈的乱和其他行业的乱是一个道理，由国家和人性决定。我没有由于乱象而受益。如果要说我是受益者，不如说我没有和乱象一起乱象。”



“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李志说，“我接触过的这么多人里面，能够像我一样心地善良，还有点理想，还愿意这么辛苦的，不多。我没什么天赋，知识量也一般，智商比普通人高一点，挺不容易的，你就想吧，世世代代全是农民的一个人，村子里面只有一台电视，没看过课外书，题不会做都没人帮你解决的这么一个人，能够上一个重点大学，退学，从事这个行业，没有任何朋友关系，还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内心里很自负，觉得运气只是一部分，全是我自己拼出来的。”



张玮玮一直叫李志“逼仔”。李志的团队称呼他为“董事长”，李志也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像个音乐人，越来越像个企业家。他的电脑里有细分到每小时的工作列表，日程已经排到了2017年。他的微信名字经常随着心情改来改去，他没有朋友圈。



6月24日晚上演出完，按惯例，李志在欧拉附近的酒楼摆了庆功宴，筵开两间，一间招待后一天演出的“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一间答谢张玮玮乐队。万青乐队回了酒店睡觉，张玮玮这一间还在喝酒聊天，弹琴唱歌。凌晨一点半，李志钻进包房，从吉他手小夕手里接过冬不拉，拨弄了一会儿，他得意地说：“这个我会弹嘛”——于是他摇头晃脑地和朋友们唱了起来。




2005年8月贺兰山西夏王陵贺兰山音乐节 摄影ElderWang2




2008年5月512成都地震期间 摄影ElderWang




2009年06 我爱南京录音 摄影_梁瀚晨




2009年丽江拉市海  摄影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





3



欧拉的第二场开业演出是万晓利。那个晚上，迟斌没有去看演出。当天下午，李志的微博发起了与某饮用水品牌的“探讨”，它们的二十周年广告片配乐的前30秒和李志作品《山阴路的夏天》几乎一模一样。为处理此事，迟斌在办公室打了一晚上的电话。



迟斌是李志铁三角中的一个角，目前，他担任李志的经纪人和公司合伙人——铁三角的另一个角是欧拉主管老林。



2007年，迟斌在豆瓣上认识了李志，他很喜欢他的歌。直到那时，迟斌都是个正常的男青年：80后，留学英国主修IT，回国后在上海工作，标准的理工精英。2009年1月1日，李志“单刀赴会”到了上海“现场”酒吧，他给迟斌打电话：“你能不能来帮我检票？”迟斌去了。后来他跟李志说，自那之后，“每年元旦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你。”



2010年，李志全网维权，到处都没有他的歌，迟斌帮他建了一个官网，提供全部作品的下载和支付频道。那个时候，他们是单纯的朋友，迟斌偶尔给李志帮帮忙，聊聊工作，也会聊许多其他，他们还一起去爬长城，唱卡拉OK，迟斌记得李志喜欢唱罗大佑的老歌。2011年情人节过后，李志把滞销的唱片全部整理出来，扔到野外一把火烧掉。迟斌记得，整个过程拍成了一个视频，配乐是齐秦的《把梦烧光》。



每年李志会强制自己度一次假，2012年他想去美国。那时迟斌刚从某英语培训机构辞了职，下一份工作还没开始，正闲着，他又接到李志的电话：“我想去美国，希望你跟我一起去。”在电话里，李志告诉他，找你去，是因为你会开车也会说英语，所以我决定可以给你买机票并负责一部分的费用，但是我们俩长时间每天同吃同住，“万一我要是路上崩溃，跑了，你千万不要介意”。



迟斌觉得这事儿蛮有意思。“这就是李志的语言习惯。产生合作关系时，他会说一个最坏的结果给你听，如果你接受他才会愿意去做，他非常怕给你一个好的预期但最后没有达到。”



迟斌和李志一起去了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和波士顿。他们租了辆车，两个人都抽烟，但租车公司不允许驾车抽烟，迟斌要求李志抽烟的时候停在路边，打开窗子。“他居然同意而且做到了，对他来说很不容易，因为他是一个烟瘾很大的人。”纽约的一个晚上，他们住在皇后区，酒店房间里一人一张床，迟斌看电视，李志下楼去买了两瓶酒回来，说，我陪你喝酒吧。李志是个不喝酒的人，迟斌知道他这样做肯定是很怕他觉得无聊。果汁调的伏特加喝了半瓶，李志就醉倒了。迟斌说：“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



共处一个多月，一路闲聊，迟斌发现他俩挺像，旅游都不购物，不逛景点，会喜欢去一些很奇怪的地方看看。进而又发现，两人的价值观也差不多。但那个时候谁都没想到合作。“李志没有半途跑掉，”迟斌说，“是因为我不打呼。”



2013年，迟斌开始在上海一间公关公司上班，业余时间也更多地参与李志的事务。年底两人聊天，迟斌给李志出主意，提出一大堆想法。李志问他，谁来做？我没时间做那么多事情。他邀请迟斌过来一起干。迟斌犹豫了，对他来说这是个完全陌生的行业，“如果到时候没干好，我可能既少一个朋友，又失去了事业。”



磨蹭到2014年春节，迟斌跟李志说，好吧，我们来试一年。从此迟斌成了李志的经纪人。在迟斌看来，李志是音源，他的工作则应该是功放。



2014年11月，在迟斌的坚持下，李志的新专辑《1701》在虾米首发，相当于与虾米达成和解，而虾米正是李志与各音乐平台维权之争的首家。为此迟斌在“知乎”回答了“怎样看待李志入驻虾米音乐”说明来龙去脉，在文末他写道：“在我眼里，没有江湖恩怨，只有对，或者不对。”文章发表不久，李志给迟斌打了一次电话说，他觉得这样做还是对的。



至今，迟斌也没问过李志他有没有看过“知乎”上那篇文章。



2014年的跨年演出，迟斌邀请乐视来拍摄直播，版权交还乐视，他们保留素材和成片。这样，迟斌说，他们就得到了非常宝贵的战略上的“物料”。到2015年，从文字、音频到视频，李志的各种“物料”几乎已覆盖了所有主流音乐平台。 用迟斌的语言说，这是“Branding”。 “做出品质，就是给这个行业的人看，李志现在的制作和水准是这样的，他的团队和演出状态是这样的。”



“试试看”的一年结束时，李志的文化公司成立，实行合伙人股份制；李志的团队全职化运营，排练房也搭好投入使用。迟斌觉得这一年过得很值。“我本来是个外行，进来以后，我发现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过往的经验被推翻了，新的方式还没建立。我们在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之外土法炼钢，居然在一年后成了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一支团队。 ”



迟斌曾问过李志，你为什么要找我来？李志说，我需要在身边有一个反对派。整个团队里，迟斌是唯一能够说动李志的人。对李志，迟斌提过不少相反意见，比如讲话不礼貌，比如歌难听——2016年10月李志发布的儿歌翻唱专辑《8》，其实去年就录好了，迟斌觉得特别难听。“李志也同意，他的天赋就在于他能听进去，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会有的天赋吧。”



相处多年，迟斌从来没有见过李志情绪激动。他认为李志“在理性和感性两方面的摇摆尺度很大。理性的时候他可以做到完全靠逻辑去判断和作决定，感性的时候可能就会把这些全推掉。”上一次迟斌目击李志头脑发热，是欧拉开业没几天之后李志搞的免费演出。“正吃着饭，他冲过去马上就演，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搞得一团乱，大家都很怨恨他。”



只是这种时刻越来越少。到今天，李志做每个重大决定，都必须要经过考量和论证。他不再是一个人一把琴的“单刀赴会”。



2014年李志参演了3场音乐节，2015年12场，2016年15到16场。所有演出都由迟斌来筛选、接洽和安排。迟斌刚加入团队的时候，李志对他没有具体要求。“现在可能会有一些，他希望我把他从音乐以外的事情中最大限度地解放出来。从开始到现在，我也没让他失望过，可能我们的信任感就来自于这里。 ”



罗永浩是李志非常欣赏的人，他称之为“精神导师”。“中国可以没有锤子手机，但是应该有无数个罗永浩”，李志曾这样说。在迟斌看来，李志取得了一些世俗成功的原因，来自于李志和罗永浩相似的理念：“他认为罗永浩的商业价值观是对的。行业里的陋习要剔掉，真正的商业规则就应该是我做好，然后你认可我的价值观和我的产品。所谓工匠精神和情怀等等都在这里面。”



几年前，在李志租下的排练房，每次排练他会提早半个小时到，帮所有的乐手买好饮料、小食、水果。直到现在，李志的固执和焦虑仍会体现在这种细节中。他会反复地想，欧拉啤酒的入货量每个月控制在多少，每个人的工资是怎么发的，演出有没有准时开始，我们自己有没有人倒票……迟斌告诉他，你要做大事，就不能控制到那么细节。李志说好像不行。他就是过不了自己的这一关，晚上一睡觉他就会想，那些事他们搞得怎么样？得马上打电话去问一下 。迟斌说：“他会跟自己抗争，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控制。当他想要做的事情进步太快，超越了他的可控范围，在那个临界点他会变得非常焦虑。他觉得再勤奋一点，再认真一点，再花点时间，可能还能控制得住，可能还能按照他的设想一一运行。”



李志放松自己的手段只有一个：打牌。他曾说过自己的巡演之路就是“演出和打牌”。他没有什么交流的欲望，除非必要，他不想给别人灌输什么，也不需要理解。在一站又一站的演出间隙，工作和应酬之外，他和乐手们围坐在牌桌边，投入地将纸牌一张张摔在桌上。



迟斌告诉过李志：“我从来没有认为我是你的员工，我只能把自己看成是你的合伙人，这样我们才能做好。”这两年，他们的状态都不太轻松，迟斌很难再单纯把李志看作一个朋友。“不轻松来自于我们做的事情都认真了，我们每天在各种决定，各种取舍当中度过，这需要我们两个人都很冷静，很理性，这种理性和冷静不一定是很好的朋友之间相处的方式。”他俩已经很久没坐在一起，聊聊工作之外的事情了。迟斌对李志说最多的话是“这个你不要管。”



迟斌小李志两岁，但看上去要年轻更多。他中等身材，神情精干，整个人像一张做得十分漂亮的EXCEL列表。跟李志一样，迟斌烟瘾不小，长期缺乏睡眠。“我们都太忙了。”他说。



几年前，迟斌跟李志商量过写一本书，将这段独立音乐的时期记录下来。为此迟斌搜集了大量李志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以编年体分文件夹详尽地保存在电脑中。李志试图写了几万字，停掉了，他又不肯接受出版社找人帮他写的提议，这个计划便搁浅至今。有时迟斌翻翻这些东西，会觉得，李志今天这个样子，都有前因后果的。“其实要写李志，最应该我来写。可是，”迟斌再一次说，“我们都太忙了。”




2011年0627 老狼万科_摄影 梁瀚晨




2012年0603张玮玮郭龙 青果专场_摄影 牛华新





4



2016年6月26日，欧拉开业演出的最后一天，参加演出的四支乐队“野外合作社”、“五毫克”、“冷冻街”和“续弦”全来自南京本地。这天晚上的欧拉是一场南京土著文青的聚会。



晚上九点多，LEE拉着女朋友晃进了欧拉。他拎着啤酒，走几步，就和遇到的熟面孔打个招呼。看见在人群里穿来穿去忙碌的李志，他感到往事如烟。



2005年，LEE自己有个重金属乐队“复活”，当时挺火。他早知道有李志这么一号人，但没见过。一个晚上，酒吧里，几个金属乐队演出完，正是乱哄哄大部队退场的时候，一个人穿着大裤衩拖鞋拿着吉他上了台。他觉得挺有意思，就站在台前，跟零零散散的听众一起看了一会儿。那是LEE第一次见到李志。



2009年，李志的专辑《我爱南京》大红。见到李志，LEE说，你这张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唱片，制作上了一个层次，“以前那些制作是什么玩意儿！”李志说你批评得对。那年LEE发现，周云蓬、张玮玮、小河以及李志，这一批原来只能唱酒吧的民谣歌手忽然浮出了水面，世界不是重金属的天下了。



那一年李志开始实行乐手雇佣制。组乐队，一开始总是一帮朋友一起玩，但朋友一起做事会出现各种问题。李志想把事情弄简单一点，便将成都打工时学到的公司管理理念移植了过来。第一次听李志提出这个想法，所有人都特别不愉快：“大家高兴一起玩，你这算什么？要当老板吗？”



LEE说：“排练迟到扣钱，像工作一样，很多人没有做到，他们不具备这个脑子 。”其实他自己也做不到。他觉得这事儿除了李志没人能做到。“李逼他自己不是也经常说吗，不是我的东西多牛，而是你们好多人没有这么去做。”



还没微博的时候，LEE玩开心网，偷菜，停车，看那时李志猖狂攻击XXX的言论。现在他关注李志的微博，看他撕逼，也看讲道理的长文章。



在LEE看来，李志是一名“谐星”。“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歌手，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界的发声筒。‘谐星’的意思是他把好多话当段子讲出来，比如科学民主自由那些，这是他给自己塑造的形象：公知。 打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其实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你不是贾斯丁比伯，那你就得这么玩，把自己标签化，你总得给人家一个能够形容你的东西——这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民谣歌手。重金属可以写英雄主义，可以写战争，写黑暗，写撒旦，民谣歌手你没有社会责任感是什么？ ”



业余时间，LEE仍然在玩他的重金属乐队，他也仍然保留着长发、仔裤和皮靴的打扮。对李志的执行力和自制力，他很佩服。“不是你喜欢李志，喜欢什么画什么歌，或者写写文章，你就文艺了，你不想上班，你自由职业，你早上都起不来，做什么自由职业？执行力和自制力是很重要的，像我就干不了，我只能是体制内的。”在他供职的南京市广播电台，LEE的乐库里存着李志所有的歌。



LEE的女朋友是“万青”的粉丝，前一天晚“万青”在欧拉演出，他俩没抢到票，但想都没想过要找李志走走后门。“你玩出来了，大家自然就会按照你的规则来办。”LEE说，“实打实来说，李逼不可复制，只能借鉴或参考。没多少人能做到他这样的——个个都能这么干了的话，李逼他也出不来。”



2015年夏天，汪峰在南京开演唱会，将李志请到了现场。 唱《觉醒》之前，汪峰说：“向全场观众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南京摇滚乐的光荣和骄傲——李志！我看他就坐在第一排。”无数观众站起来寻找李志，坐在李志身边的吉他手袁峥忙着喊：“这儿呢！这儿呢！”这个段子，在音乐人——尤其是南京音乐人中——广泛传播。LEE说，这说明李志的江湖地位。“在南京文化圈里，李志是CEO、董事长。他是南京的标志。”


2016年3月2324动静上海MAO_摄影 七仔




南京，欧拉空间。摄影 老三。










5



具体的地名常成为李志的歌名，像为生活轨迹插上图标，将恍惚的心绪钉死。李志的排练室位于南京应天大街，于是新专辑就有了《在每一条伤心的应天大街上》这么一个名字。2016年11月20日，新专辑在网易云音乐独家首发，售价20元每张。



打开新专辑的评论区，嘲讽多于吹捧，然而上线48小时内，这张专辑已经卖出超过5万张，“成为独立音乐史上又一标志性事件”，新闻这样描述。



烧碟、维权、众筹、跨年、制度化……李志在独立音乐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很多。 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塑造形象，我反对任何理由的塑造形象，我只是诚实地面对外界，表达自己。我很坦诚地告诉你我的想法，我的动机，至于这个东西你认不认同，你看不看，你听不听，我完全不在乎，在乎不了。”



歌手只是李志目前做着还算顺手的一小步。他并不担心有一天他会失去创造力。 “天才没几个，大部分人都碌碌无为。在艺术领域当然是天赋比勤奋重要，但是放到整个人类，天赋叫那几个人完成就行，我们就把勤奋做好。”歌手，实业，投资，都是在为李志人生的终极目标做准备，世俗上的成功对他而言，是手段上的重要，是可以控制的资源和做事的能力。



今年李志38岁。他的人生规划是在音乐行业中做到50岁，然后从政10到15年，在60到65岁的年纪参政。



2016年5月1日中午，李志发布了一条标题为《知天命》的长微博，意图未来在全国334个地级市做334场演出，这是一个长达12年的计划，如果顺利，完成时李志正好50岁。“普及现场音乐，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参与到现代音乐中来。”在这个意图的内里， 李志想锻炼自己，观察民众的生活状态，学习怎样去跟普通的百姓沟通，“像哈维尔一样”。



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社交网络，李志认为讨论社会现实是他必须尽的责任。“具体讨论的内容是次要命题，主要命题是我们能不能谈论这些问题”。要讨论，而且要谨慎。李志在微博上的发言越来越敦厚、越来越耐心。每发一条微博之前，每个用词、标点乃至表情符号，他都会斟酌半天。他说：“一个很好的想法别人接受不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现在更看重的是如何去把我的想法让民众清楚地知道，而不是一定要实现。要做精英，在中国还是谦卑一点。”



李志重视他的终极目标。“这个是很严肃的理想，”他说，“我不知道我行不行，但我想尝试一下，给更多的人甚至全人类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好的东西。赚多少钱，或者生活有多好对我来说是没有诱惑力的，我想帮助别人，我活着是为了能让这个世界更好。”



2013年，李志结婚。在别人面前，他很书面地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妻子”。他与父母的关系很融洽。2015年的工体演出，他特地将父母请到现场，以这种方式第一次当面告诉他们“摇滚是一份工作，我做得还行”。之后，他觉得父母应该对他很放心。在《黑色信封》里，李志写：“世界不该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不该有的”——如果现在没有家庭、没有父母，他说，也许有些事情他会做得非常极端。



年底是李志最忙碌紧张的时候。今年，李志将跨年演唱会的地点挪到了体育馆，供票8000张。开票前一晚，李志在欧拉看武汉朋克乐队“生命之饼”的演出，他有点焦虑，因为最低票价提高了一倍。第二天开票，仍是十几分钟内卖光。迟斌把微信名字改成了“迟没票”。千头万绪之中，又发现了恶意刷票问题，除了长微博解释说明，李志在排练现场给迟斌打电话，高屋建瓴地叮嘱：“一定要彻查”。



李志忙完回到家，通常都在夜里。他的家两室一厅，不算宽敞。还有个大些的房子他没去住，因为没钱装修。家人入睡之后，李志在阳台上对着电脑长时间地坐着。



每天，李志从国外网站上获取信息，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没有时间系统地去学习知识，只能在碰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试图理顺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还不能够将自己的价值观完整地表述出来，但能感觉到那条线隐隐约约存在，他在靠近。他要求自己言行一致，逻辑自洽。碰到难题，偶尔，他会跟别人聊两句，但不是去求助，而是缓和一下情绪。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会孤独的人。迟斌说，“李志在情感上是完全独立的，他的心理和思维很充足。”



李志知道，最难的问题最终还是要自己去想。他说他不需要朋友。他的经验是：“我跟那么多人尝试去谈深的问题，他们想得都比我浅。到最后又变成我教育你，我在嘚瑟，有什么球意思呢？大部分时间跟朋友在一起，就是瞎开玩笑闲扯。 朋友只能解决事情，解决不了我的脑子。”



李志的脑子，李志自己能够解决一部分，但是好多也是放着，解决不了。他常年入睡困难。没有“一杯长岛下肚，转身跳进西湖（《杭州》）”这样的事，李志极少喝酒。南京的冬天阴冷，他打开阳台的窗抽烟，就更冷。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他什么音乐都不听。



多年前，李志曾经有过一个朋友，是至今为止，他认为在智商、信息和思想上和他完全对等的一个人。有一年的时间，他们住在一起。那时候朋友每天去上班，李志闲着没事做，朋友下班回来，两人就面对面地聊天，各种话题都聊。突然有一天，他们聊不下去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就是维特克根斯坦所指出的语言的问题。比如我说一盏灯是红色的，这句话，我表达的信息，对方不可能彻底地理解。我们再怎么交流都要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本身有巨大的缺陷，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解决不了这个。”后来，他们就不说话了。不久之后朋友要去上海，李志写了首歌，请这个朋友填词——那是李志唯一一次叫别人填词。朋友填不出来，李志也填不出来。最后，这首歌就成了一支乐曲，名叫《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有人和我说话》。






—— 完 ——



题图：2005年8月贺兰山西夏王陵贺兰山音乐节  摄影ElderWang



所有图片，都由李志团队提供。

@李志复出
8.8日  南京李先生低调复出  献唱关于郑州我知道的不多 为了爱情曾经如果那里....喔喔喔喔！全部沸腾！ [url]http://t.cn/A6UaZzSi[/url] ​​​

杀死那个音乐圈的罗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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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那个音乐圈的罗永浩
03-25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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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少 宅总有理

“真理直率无比，

坚硬无比，

但凡有一点柔顺，

也算不了真理。”

——作家·王小波

「逝于1997年4月11日」

出自作品：《沉默的大多数》





……







01.







去年9月，我去阿那亚看五条人演出。



在距海风酒吧数百米的公厕长廊里，我和被一群保安护送的仁科擦身而过。那一秒，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招呼的距离。但我非常绅士地没有打招呼。看完演出，去海边一家深夜食堂撸串。我又遇到了许知远。那一秒，我们之间同样只有一个招呼的距离。



后来《十三邀》五条人那期上线，我才恍悟许老师不是跑去阿那亚蹭烟的。他是去拍素材的。那晚，一千来人躁在海边沙滩上，踩着鼓点异常激动。有人在烧红色塑料袋，有人高举双手胡乱扭动。五条人也很给面子，一边喝酒一边把party搞到了十点来钟。



但曲终人散后，我并没有回味。



穿过混乱的人流、海风和记忆，我想到了逼仔，想到了2004年那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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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在阿那亚看演出，我拍的」



那年，宁夏银川，贺兰山脚下，中国摇滚大队搞了个拼盘。有汪峰、苏阳、崔健、黑豹、唐朝、张楚、何勇、左小祖咒、二手玫瑰…那天逼仔也在，但他不是去表演的，是去见世面的。当时逼仔身上还没表露出任何超出常人的感染力和音乐天赋。长得丑，穿得邋遢，穷，浑身屌丝气。但演出结束后，一切将变得不同。逼仔不再是以往那个逼仔。



一个生命，想要挣脱现实引力的束缚，必须遇到一两个顿悟时刻。不同的是，有人遇到了，有人没遇到。前者显然比后者要幸运一点。



幸运如逼仔，看完演出去参观了西夏王陵。



那是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的墓。怎么说也是个族王，有过自己的军队，创造过自己的文字，建立过一代王朝。但所谓王陵，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土包，孤卧在天地间，无人问津。逼仔后来说，他被这一幕景象给吓住了。



“现在还有几个年轻人知道李元昊？”



一种来自虚无的强烈震动使之自问：



“一代枭雄死后，也不过一个土包。我要是死了，能为世界留下点什么？”



回南京后，逼仔开始录歌。







02.







回首往事，逼仔总觉得不可思议。



他老跟人说，像他这样出身的，在泥田里长大、经常被同学欺负的人，走哪儿都没被人高看一眼过，后来却成了某些年轻人的精神信仰，人五人六地到处教育别人，真他妈叫人无法相信。但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国家实施改革开放那年，逼仔出生在江苏金坛县涑渎镇。祖上三代务农。逼仔从小跟着干农活，插秧、犁地都懂。他对城市毫无概念。



小学被他爸带进城，回来给同学讲电梯和火车，没人信他。见识了电梯、火车，逼仔童年时的梦想，是做一个旅行家，满世界玩儿。



他奶奶不知道啥叫旅行家，只问他：



“想穿皮鞋吗？想穿，先读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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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仔的故乡，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读书后，逼仔察觉到了自己的贫穷。家里人忙农活，没时间做饭，他每天中午跑到田里拔两根萝卜吃。上高中，一周生活费7块。跟同学打完球，人家买汽水，他借口上厕所，把嘴对到自来水管下面灌两口。



逼仔智商不算超群，但就日后组乐队的风格来看，学习应该是特别认真。否则不会考上金坛那所名校。读高中时，他也随波逐流，懵懵懂懂，并不知道此生此世的人生使命。



三年后，他考入东南大学。农村孩子对外部世界的繁华一无所知，根本分不清科系差别，就胡乱报了个“自动控制系”。



后来一提起这事儿，逼仔就觉得操蛋。那个谁不还经常拿他打镲吗，说：



“逼仔这种人，是该自动控制控制。”



打镲归打镲，可逼仔觉得好悲凉。农村孩子什么都不懂，根本无所谓见识。谁他妈知道该报什么志愿？就因为生在农村，他们的人生就陷入了茫茫混沌。这个世界，就因为你投胎投得没别人好，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可以那么大。你说这他妈叫什么事？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逼仔日后总会同情弱者，一看到那些穷人、苦命的人、被社会遗弃的人，他就感到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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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仔很早就知道什么是贫穷」



农村日子虽然枯燥，但逼仔在高二那年，遇到了人生一抹亮色。不，不止是一抹。那是一整束粗硕的光。在表哥家，他看到了吉他。从此被俘获，省吃俭用买了把吉他和一本《刘天礼吉他教程》，喜欢到要抱着它睡觉。其实那时候，逼仔吉他弹得稀烂，毫无天赋可言。他也承认，上高中后，就意识到自己是个资质平平的货。不是他太出色，是其他人太懒。



逼仔这么轻视自己，我是不同意的。



我觉得一个人活着，能迅速找到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就是一种天赋。



何况逼仔还那么敢于放弃。







03.







那年东南大学浦口校区还是一片荒凉，栽进去树还没逼仔腿粗。进校不久，逼仔就感到彻头彻尾的失望。八十年代的文艺潮早已落幕，被老狼和高晓松叙述在民谣里的白衣飘飘的年代已成随风往事。荒凉的校园里是躁乱的青春、无聊的气息和茫然的未来。



逼仔在颓败中干了许多事。



首先他恋爱了，认识了一位姑娘，还带着她去看了一场吉他音乐会。



不知是姑娘说话的声音太温柔还是手太柔软，逼仔整场音乐会心不在焉，回宿舍就把琴给砸了，觉得弹琴浪费时间。后来挂在门口的琴被宿舍阿姨收走，他直接在纸上写了一句这里不太方便写的脏话。以“操”开头。



脏话写完，逼仔发觉不弹琴还是不对的。



性萌动的欢愉，到底抵不过吉他带来的持久性刺激。于是他又买了一把新琴。



这把琴又让逼仔流血了。那时他手上没钱，加上大二学会抽烟，使劲儿抽红梅，常把自己抽得口袋见底，找同学蹭饭。对于一个有自尊心的人而言，蹭饭肯定不是什么体面事。这令逼仔变得越发自卑。自卑又愤怒，愤怒的是日子为何如此无聊，大学为何是这个鸟样？为了排遣心头郁闷，逼仔只好日夜操琴。



不幸的是，后来，许多玩儿摇滚的同学想起他的琴技，只会评价“烂的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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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仔当年练琴的地方，已被拆除」



不光吉他烂，声线、音准都很烂。逼仔曾去酒吧驻唱，别人赚100，只给他开80。长江边上有条船招歌手，他跟着朋友去，朋友留下，他滚蛋。但是逼仔从来没气馁，依然狂热地爱着。学校给学生发收音机，让学英语，他就拿来听摇滚节目，认识了很多欧美乐队。



听不懂歌词也无所谓，光是旋律和节奏，就让他感到如痴如醉。久而久之，对教育失望的他不想再在学校浪费青春。



他对成为那种流水线毕业生毫无兴趣，对以后夹个公文包上班亦无幻想。



只有音乐能让逼仔感受到呼吸的自由和对世间万物的憧憬。所以他决定辍学。日后有歌迷问他哪儿来这么大的勇气，逼仔说：



“放棄不需要勇氣，如果你找到更喜歡的。”



时隔多年，逼仔如此“逼气凌人”的装逼话语里充满了逼腔逼调。但我想那时逼仔心里不光有冲动、激荡，也有痛苦和迷惘。毕竟老子当年也是因为大学无聊读了两个大一后愤而辍学的人，对逼仔的决定动因，深有体会。



就像当初辅导员来劝我不要盲目一样，逼仔的班主任也找到他，告诉他自己喜欢吹笛子，但笛子并不能当饭吃，生活是生活，爱好是爱好，人生就是这么残酷。



但逼仔到底还是下了狠心。



在一桩苏联式的老建筑里，刚睡醒的工作人员拿起钢戳儿，给他办了退学手续。多年后想起此情此景，逼仔依然能记起当初内心的震动，一种恍然的、整座大楼都在摇晃的、也顺带摇晃了他人生的震动。拿着盖满章的纸往校门口走，逼仔还处在余震中。那天，阳光极烈，不知有没有刺目的光线穿越层层叠叠的树叶将他眼前照得阵阵发黑，一如不可预测的未来。



走到校门口，逼仔突然慌了。



他觉得自己像个劳改犯。



其实办了退学，逼仔没走远。他在校外租房，在房前空地歌唱，一直唱到黄昏降临，暮色四合。房子不大，几平米，没有厕所。后来房租从80涨到120，逼仔又只能找同学救济。每次去同学那里，看到人家从食堂打饭回来，逼仔都很痛苦。若不是童年贫瘠造就的忍耐力，他可能就在楼道里放声痛哭了。



但最终还是没躲过去。



一年中秋，他从同学家出来无地可住，只能去网吧过夜。老板好心，给他发了块月饼。



逼仔一边吃一边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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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仔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干啥」



后来他跑到村边上教人吉他，80块钱10节课，以此维持生活。他想写歌，又怀疑自己天赋。他闷在房间里抽烟、看书、弹琴，每天都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没有尽头的绝境里。



物质极度贫乏，精神没有依傍，没文凭、长得丑、唱不好，连个能真正养活自己的事都找不到。20岁出头时，穷困的逼仔就处在如此漫长而深刻的自卑中，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像只烂泥扶不上墙的寄生虫。



一个年轻的、痛苦的灵魂。



他也给自己打过鸡血，看《亡命天涯》，看男主人公在困境中挣扎。心里说草你麻痹，人这么大苦难都扛过来了，你这算个毬啊。



后来，这些生命浓雾长久地弥漫在了逼仔的作品中，赋予了作品颓丧气质。在他所认为一个人最骄傲、最灿烂的二十岁年纪，他得到的只有荒败岁月里的惊惶和自我否定，以至于他总是强调自身并无才华。



黯淡的时光，一刀一刀塑造了逼仔。他内心中的那些汹涌、寂寞、愤怒和悲悯，需要穿越更漫长的岁月，才能来到世人面前。



他最难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04.







为了追寻意义，逼仔先去了北京。



毕竟自80年代以来，北京就是滚圈儿英雄地。带着憧憬，逼仔踏进北上列车，听着罗大佑的《牧童》晃了一路。十几个小时，也没有座位，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听。车越往北，气温越低。透过火车车窗，可以看到冰冷的月亮。



一路上，逼仔感到彻骨的孤独。



等到了北京，却是失落。他想组乐队，乐队没组成。他跑去酒吧驻唱，人家没看上他。好不容易遇到两个情投意合的吉他手，转眼人回老家了。他挤在北京同学的宿舍里，床太窄，只能在床沿边上铺一排矮凳。



晃晃悠悠半年，逼仔一无所获。



回到南京，继续颠沛流离。



他开始写歌，破碎的歌词和旋律攒在纸条上，都在一次次搬家中遗失了。


那些年，他去酒吧驻唱、教人弹吉他、卖打口碟，常常断粮，吃了上顿没下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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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逼仔和偶像罗大佑胜利会师」



迷茫终于宁夏之旅。看到李元昊的墓后，逼仔回到南京，找大学同学租了间小库房，靠着借来的录音设备和盗版软件录歌。录完后，逼仔觉得不是东西，太他妈差了。同学说录都录了，不卖是傻逼。逼仔这才勉强署名“B&B”，那是他逛西祠胡同时起的ID，意思是black and blue。弄完后，刻了200张，自己设计封面装盒，送到打口碟小店卖。



麻痹，一毛钱都没赚到。



但逼仔反而鼓起勇气，刻了第二张。不久后，两张专辑通过歌迷送到了“口袋音乐”创始人崔忠鹏的手上。当时崔正满世界搜样带，准备拓展业务。听完觉得不错，就帮逼仔把唱片出了。分别取名为《被禁忌的游戏》和《梵高先生》。记得当初录第二张专辑的小样，逼仔花了2万，还请了专业编曲。



人家问你他妈一张都卖不出去，还编他妈什么曲啊，逼仔很严肃地说：



“我只是想把我的生活记录下来。”



2004、2005年，台湾那帮歌星和网络歌手、彩铃战队在华语乐坛都打成一片浆糊了，哪有逼仔什么事啊。两张专辑发出来，全都石沉大海。但在这个过程中，逼仔的头脑一天比一天明澈，知道要干嘛。他从旧货市场买来棉被，钉在出租屋墙上隔音；他把话筒支在院子里；小号声太大，就在对面门洞里吹。靠如此野生的手段，录了第三张作品。



后来这张作品的名字在网上广为流传，带着他当初迷乱、颓丧的情绪。



专辑的名字，叫《这个世界会好吗》。



专辑首演，卖了118张票。演出气氛空前热烈。但跟5万元的成本比起来，收益屁都不算。三张专辑做完，逼仔欠了一屁股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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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崔教父也去给逼仔站台」



2007年，只好去成都上班。



逼仔不愧是考上过东南大学的人，有严于律己的底子。在那家作息严苛、必须按时完成KPI的公司里，他居然拿了“最佳员工”。



那时节，他白天上班，晚上看书、写歌，度过无比充实的两年。工作包吃包住，正合逼仔心意。他吃得简单，也没社交，两年攒了20万。此间，还搞了一个名叫“单刀赴会”的全国巡演。于周末，一人一琴，找个酒吧弹唱，攒下了新专的制作费。创作上，逼仔也收获颇丰，写出了两张专辑的内容。



2008年，他还在豆瓣“月亮组”开专栏、写自传，为证明“十三月的果儿”吹的风流情史是牛逼，把自己情史吹成了更清新脱俗的牛逼。



帖子里充满了性、脏话，在文艺青年批发市场，把逼仔的形象衬托得更耀眼了。此后，他的作品更大面积地在市场里流传开来。



逼仔就这么红了。







05.







但红了并不代表什么。



在成都那两年，逼仔一有机会就会回南京。每次下飞机，他心里就踏实，觉得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所以2009年离开成都，他做的第四张专辑名字就叫《我爱南京》。所以后来，网友也爱管他叫“南京热心市民”。



在南京，他还在搬家，居无定所。但心里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有一次，逼仔开车突然开到热河路，突然想到自己20年前读大学时在热河看录像带的日子。那时周末无事可做，一看就是一个通宵。20年后，逼仔百感交集，回去想写首歌，想说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看了一夜录像，又饿又冷，赶不上末班车，非常难受，但有个四十岁男人跟他说：



“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那种情绪，逼仔没表达好，但这并不妨碍很多人喜欢他那首《热河》。



这一次，逼仔投了30万。专辑质量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不再是玩票和记录的心态。是真想成一名艺术家。专辑的北京星光现场爆满，但120元的定价卖得极为惨淡。逼仔在舞台上兴奋地唱，回到家收到一个个催账电话。



万晓利和老狼曾担任“我爱南京”演唱会的嘉宾。那是逼仔从艺生涯里真正的首演。从上海租来设备，成本8万，演完算账，亏了4万。老狼和万晓利每人拿了1000块钱演出费。回头老狼还买了逼仔10张唱片。



至此，逼仔的名气，已经很大了。



音乐，却依然没给他赚来什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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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月亮组」



没办法，背负理想的人，往往背负苦痛。



那些年，逼仔一定深切体会到了苦痛的重量。但这就是逼仔所选的路，是他认真且执拗性格里的一部分，否则逼仔就不会是逼仔，也不会有后来那些事。如果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逼仔大可以过上体面一点的物质生活。



有很多人，在现实的困苦和理想的艰难间都选择了后退，就此沦落，或者掉过头来，慢慢学会了帮圆润和市侩站台。逼仔不是那种人。一个愿意为理想痛苦那么久的人，如果分分钟学会妥协，那理想也太他妈廉价了。



记得2008年前后，逼仔红起来。他出去演出，歌迷狂呼他的名字。听众增多，酒吧发来邀请，连记者也频频上门。过去好多看不上他的人，都来跪舔他。逼仔突然觉得恶心，为了躲开这些势利眼，一年换了5次手机号。



当时有个问题，是逼仔始终觉得作品很平庸，搞不懂怎么就突然那么多人喜欢。不断有人问他，你丫怎么把自己搞红的？逼仔很认真地跟人解释，他就是想写出好作品，没考虑那么多。谁听了都不信，觉得他装逼。


在大多数世俗功利份子看来，你丫要不是为了红，费劲写这么多歌干嘛？



逼仔确实认为自己并无过人之处，无非就是勤奋一点点，有追求一点点。这就导致他总觉得做出来的东西还不够好。这事儿拿逼仔自己的话说就是，麻痹的那么傻逼的东西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听啊我自己都搞不懂。



你看看，你们这些搞凡尔赛文学的，真的还是要跟逼仔好好多学习一个。



我们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执拗，认为只有好的、实力足够的、真诚的作品，才配得上它应有的赞誉和流量。



后来迟斌就说，他做事要是不那么理想化，经济状况早他妈改善了。



刚红没多久，十三月和环球都邀请过他。很不巧，那时候逼仔正在“声名鹊起逆反期”，一来觉得势利眼们太丑陋，二来不想成为商品，被外界左右，想独立，直接就给拒了。



打一开始，逼仔就没想过要靠音乐和名气出去薅烂钱。要不他早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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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逼仔，热河路上多了好多涂鸦」



但独立有独立的代价。



前后五年时间，每一张专辑发行，带来的都是负债。没饭吃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去捞许愿池的钱币，拿脚趾头夹了十几块钱，给自己改善伙食，吃了只盐水鸭。他不喜欢蹭吃蹭喝，欠人家人情，做梦梦到赚了五百万梦里就给这个一万给那个一万…



还没写完名单，突然发觉是个梦。



他曾经靠50块钱扛过10天。



为省一块钱车费，扛着琴跑40分钟回家。



那些年，潦倒、困顿一直伴随着他。没有方向的时候，穷；有了方向能赚钱，为了做专辑，吃独立音乐人的饭，还是穷。



2009年最后一天，在义乌一家酒吧里，喝醉的逼仔抱着吉他，用撕裂的哭嗓唱了《梵高先生》。2011年2月15日，他把手上的滞销唱片拉到南京郊区，一把火烧掉，全程拍成MV。背景音乐，是齐秦的那首《把梦烧光》。



这事儿也就他妈逼仔你干得出来。







06.







很难说逼仔的价值观是如何被塑造的。



在农村读书时，他没什么书看。交通不畅，讯息闭塞，全村就一台电视机，偶尔放点新闻联播。后来上大学，逼仔才多了点见识。也就是那时，他读到了第一本课外书，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读罢，醍醐灌顶。此后再读别的东西，统统觉得有点弱智。



跟着王小波，他又读了黄仁宇。



当年西祠胡同聚集了一帮“王小波门下走狗”，逼仔由此结识了不少朋友。



那时候，逼仔也喜欢《南周》。千禧年之初，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去买《南方周末》年末特刊，读到那句“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头”，心说什么傻逼能写出这种东西？为了回馈《南周》对自己的营养，后来在广州，逼仔特意做了场演出。



名字就叫“我们爱南周”。



他最热爱的还是《梵高传》。那是早年他在罗庄迷茫的时候。看完后，他还推荐给一个从不看书的朋友，没想到，一天早上五点钟，天蒙蒙亮，就听见有人咚咚敲门。一开门，朋友穿了条内裤，抱着逼仔就开始哭：



“梵高太他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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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逼仔，热河路成了打卡圣地」



不知道逼仔有没有被梵高灵魂中那些偏执的部分击中过，有没有在潜意识里模仿那种癫狂艺术家的生命热忱。以至于日后他总做些理想化的选择。反正为了追梵高，逼仔游历世界各大博物馆，只要有梵高的作品，他就要去看。



当然我不觉得逼仔是靠几本书就能被塑造的。价值观这个东西，构筑在非常复杂的人生阅历之上，是内部世界和外部刺激的双重碰撞。而在逼仔身上，我坚信这种碰撞发生时，是他天性里的纯良、正直，占据了上风。



否则成名后，他不可能坚持做那些事。



多年间，那些事在文艺圈江湖上传来传去，影响了许多人，改变了许多人。



也因为那些事，逼仔才有资格教育人。



这就回到了他2004年的那个问题：



“我能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07.







逼仔并不是在蹿红后做做样子、立立人设，早在他还欠了一屁股猛债的时候，他的心中就立起了一座座原则的丰碑。2008年，他去杭州参加音乐节，发现那么多歌迷喜欢自己，就变得越来越“较真”。他要求专业、公平。要求到近乎偏执，不近人情。



但这也成就了逼仔的江湖逼格。



在中国，很多独立音乐喜欢推迟演出，借此多卖两张票。但逼仔的演出，从来都准时。不但准时，而且没有后门票。江湖上最经典的案例是，演出快开始了，工作人员说新华社记者想进来，逼仔不让进，说除了崔教父和罗教父，其他人一概不许无票进场。



通常而言，逼仔演出都无赠票，实在有人要，他就自己掏钱买。他的歌迷有很多学生，他也不开学生票，道理很简单：



“你一个成年人，应该靠自己劳动享受你想享受的生活，而不是指望别人来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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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雨不停地下不停地下」



为了把现场体验提到专业水准，他雇佣专业乐手。既然给了钱，他觉得就有权利设立一个严苛标准。所以在逼仔那里排练，那是要按时打卡，迟到是要扣钱的。



当然逼仔钱也会给到位，没有演出也发工资。反正一切为提高演出水准为目标。于是乎，他赚了两百万，又全砸到音乐里了。



逼仔攒不下钱来，都是因为这些事。当初他搞跨年演唱会，请来一堆朋友，从早上8点一直唱到凌晨4点，票没卖完，赔了20万。后来每次跨年，他都重新编曲、排练，用最好的灯光、音响，请一流嘉宾，就为了让来看演出的人觉得钱花得值。结果这一亏，就是整整7年。但他始终坚持品质。



在他心目中，拿他自己话说：



“演出是一场战争，我没有退路。”



而看逼仔演出，没赠票，不许内部工作人员随便带人。谁带人，一定严查。为保证公平，逼仔亲自下场跟黄牛恶战过好几次。



“公平”，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词。



不但对歌迷、乐手、演出严苛，对于整个行业的各种“契约行为”，逼仔也是“不讲人情”的。当年崔忠鹏好歹也算他一伯乐，但2013年“梦象音乐节”，逼仔作为演出嘉宾，上台前还没拿到合同里的尾款，一问说票卖得不好，钱到不了位，逼仔就要带人走。老崔当时都快跪下了，说以我私人名义先借20万垫给你们。逼仔让他别勉强，扭头给麻雀瓦舍打电话，说我们不要演出费你们也别收门票了大家免费来一场吧。上千名歌迷当时就疯了。



这事儿对老崔打击不小。但逼仔觉得，你不履行合同，那是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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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就注定要相遇」



很多不关注逼仔的人知道他，是因为哇唧唧哇那件烂事儿。《明日之子》未经授权翻唱作品，逼仔亲自下场怒怼，索赔三百万。这只是逼仔版权战争中的一个里程碑。除了哇唧唧哇，他跟酷狗、酷我都打过官司，每次都搞得精疲力竭。“虾米音乐”还真的是个虾米时，他就联系万晓利、周云蓬、小河，一起讨过说法，要求下架未经授权的作品并道歉。



虾米的王皓算是态度好的，其他人那边当年回复他打电话时的态度就像是：



“老子帮你传播了，你还要收费？”



对版权的重视，是逼仔心头从不撤退的人格标尺。他在《我爱南京》里翻唱《米店》，特意给张玮玮发了个授权合同。



张也很够朋友，只填了十块钱。



有深爱他的歌迷说，我死之后，要在葬礼上播放《天空之城》，逼仔说可以：



“到时请务必与我们联系，获得版权。”







08.







这些“没人性”的瞬间，在江湖上广为传颂，帮逼仔建立了奇高名望。



另一部分名望，则是由于逼言逼语，比如他那篇《骂人和常识》，关于好妹妹的歌，关于马頔的创作，以及怒怼各方“脑残粉”。逼仔敢怼，还是因为自己有节操，有底气。他承认自己没多大才华，写歌很费劲，词也老是填不出来，硬努才能努一曲。后来同行告诉他，你丫傻呀，先买两百张欧洲最新的独立唱片，然后翻诗集、词典找词，套一堆新歌不就得了？



逼仔才不屑于干那么跌份儿的事。



以上种种，都构成了逼仔圈粉魅力人格的一部分。尤其在如今这样一个认人情、没原则的社会里，逼仔树立了一个标准。有一次，逼仔在杭州演出，自己和乐手走专用通道，非让朋友自己去排队，不许走后门。



演出方的老板王涤看了就说：



“他输出的不是音乐，是一种价值观。”



所以很多人觉得，逼仔像当年那个讲《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的罗永浩。在他身上找到了和老罗一样的共性，不圆润，认原则，拿一种强烈的近乎宗教式的人格魅力向外输出一种姿态，一种价值观。



逼仔自己也说过嘛：



“世界上不能没有老罗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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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仔还是为世界留下了许多东西」



罗永浩当年有个逻辑，说每一个人来到这世上，注定都要改变世界。你做好人，这个世界就变好一点，你做坏人，这个世界就变坏了一点。哪怕你啥也不做，非要自杀，也把世界的自杀率提高了。这是生而为人的宿命。



按照老罗的这个逻辑，回头看逼仔2004年的那个问题，他会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根本不用等到他死后再来追问这个答案。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做过的那些事，就已经改变了很多人。



所以逼仔搞那场轰轰烈烈的全国巡演时，就很主观地评价了自己。他说以前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讲，我天天为这个世界操心，我都觉得害羞，觉得自己装逼。但是讲啊讲，说呀说，尼玛，我觉得我现在就这么想的。



逼仔的真实想法就是：



“这个世界要变好。”







09.







逼仔是打心眼儿里希望大家要变好。



所以他要搞那场演出，所以后来他也选择了签约，希望事情可以更顺利。他也知道，光靠单打独斗，很多事情办不下来。记者问过他如何保持以往的独立性，他说自己会努力。



大概是为世界操心操得太狠了，私下里，逼仔老爱跟人谈一些深刻的问题。木玛就说，他们那一帮人在一起聊天，不是聊感情八卦就是聊性，就逼仔爱聊历史爱聊宏大命题，经常跟圈里人普及知识分子热衷的概念。想必在这一点上，逼仔感受到过深深的孤独。



但没办法，理想主义者，都孤独。



你坚守得越多、越狠，就越孤独。



你关心远方的人和命运，也会孤独。



你希望改变恶劣的现象，会更孤独。



不信你看老罗的抖音宣传片，多孤独。



然而孤独，不足为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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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吧？」



多年前，逼仔交过一个朋友。是他认为在思想上和他完全对等的一个人。曾有段时间，两人每天聊，天南海北地聊。直到两人在信息传达上出现一些问题，怎么都找不到话说了。后来，朋友去了上海，逼仔想起他，就写了首歌，希望朋友来填词。可惜，朋友填不出来，逼仔也填不出来。这歌至今只有曲子。



曲子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叫《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有人跟我说话》。



逼仔没有离开南京，他爱南京。



但如果逼仔“彻底离开”了，那这个世界就少了一个希望它能变好起来的人。



那就不是没人跟我们说话那么简单。



那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损失。



我爱南京左小祖咒 - 我爱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