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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帝国中后期的瘟疫与中世纪的开始
古罗马帝国中后期的瘟疫与中世纪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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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帝国中后期的瘟疫与中世纪的开始
经济观察报书评 今天
作者=姬庆红
来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自近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探讨早期基督教兴起原因的论作不时地面世，其中一些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学术界迄今关注瘟疫与早期基督教兴起之间关系的探讨还较为少见。然而罗马帝国时期的早期基督教教父对此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他们的著作和信札中多次提到。根据记载，罗马帝国中后期数次规模较大的瘟疫使业已危机丛生的局面更加动荡.而日渐衰落的异教无以应对。基督教却在此期间积极地扩大社会救助网络，对病患施救，并适时地宣扬自己的教义，于是归信者日众，教会力量不断增强，为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奠定了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瘟疫在基督教战胜异教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各种流行病时常肆虐于城乡之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在希腊文中，瘟疫一般用“loimos”(死亡率高)表示，拉丁文则用“pestis”或“plaga”(致命的)。也就是说，那时的人们常把多数难以治愈、死亡率高的流行病统称为瘟疫，如天花、腺鼠疫、猩红热、霍乱、伤寒、麻风病和白喉等。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399年人类和文明的发展简略浏览表清楚地表明，在约80件影响人类历史的大事中，关于古罗马时期的大事有13件。其中竟有6件是关于瘟疫的记载。这些致命性疾病严重地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甚至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据目前可查阅到的文献资料，西罗马帝国时期曾先后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瘟疫。第1次瘟疫的记载见于塔西佗的《编年史》。这场瘟疫发生于公元65年，当时“在罗马城里，各个阶级都有大批人死于致命的瘟疫……”。第2次发生于皇帝马克乌斯•奥里略统治期间(Marcus Allrelius，公元161—180年)，史称“安东尼瘟疫”。一般认为，此次瘟疫是由罗马帝国军队镇压叙利亚叛乱后带回，于164年开始在帝国东部边境的军队中流行。两年后，瘟疫传到罗马城，随后又波及到其他许多地区。第3次瘟疫见于古典历史学家索西姆斯(Zosimils)《历史》中的记载。它开始于公元250年，猖獗了20年之久，其毁灭程度远较前两次严重。因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约公元200—258年)在信札中记载较多，故也称西普里安瘟疫。第4次见于著名的教会史学家恺撒里亚主教优西比乌斯(Eusebius，约公元260—340年)的《教会史》，提到4世纪马克西敏统治时期发生的大瘟疫与另一种传染病(很可能是炭疽热)接踵而至。除了上述4次大瘟疫外。古罗马时期还曾发生过多次规模较小的瘟疫。学者以往在提及或研究瘟疫时多将之与饥荒、战争等一起论述。
这些频繁爆发的瘟疫破坏性极强。当大瘟疫袭来时，“在罗马城里，染上了瘟疫的空气看不出任何表面的征象，然而房屋里却堆满了尸体，街道上到处都是殡仪的行列。任何性别，任何年龄都不能保证不成为不受传染的对象；奴隶和自由人同样都立刻倒毙。为他们的死亡而哀泣的妻子儿女，在料理丧事或哀悼时在同一柴堆上被火化了”。安东尼瘟疫期间，死亡的人数多得不可计数，意大利和外省的城市和乡村变得荒无人烟。仅公元166—167年期间，死于瘟疫的人比战争中伤亡的还要多：罗马城每天死亡2000人，包括很多的贵族。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表明。安东尼瘟疫的平均死亡率大概是7％～10％，而在城市和军队中很可能为13％～15％。此次瘟疫还波及到小亚细亚、埃及、希腊等地，导致大批人口死亡，就连哲学家皇帝奥里略也未能幸免。西普里安瘟疫几乎使帝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受到了侵袭；瘟疫高峰时，罗马城连续几周每天死亡竟多达5000人274。亚历山大主教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公元200?—265年)曾绝望地写道：“突如其来的瘟疫像晴天霹雳一样，这真是……比有史以来的任何灾难都可怕”，“地球上的人类在急剧减少，世界正在走向毁灭!”皇帝克劳狄二世(ClaudiusⅡ，公元268—270年)于270年也死于这次大瘟疫。在4世纪大瘟疫期间，优西比乌斯悲痛地写道：“一度写满名字的户口簿，如今却全被删除，口粮的匮乏和瘟疫的肆虐几乎一下子消灭了所有人口……到处都倒着一丝不挂的尸体，连续好几天得不到掩埋，有时会被狗吃掉，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
这些瘟疫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发展走向。数位皇帝在征服过程的瘟疫中死亡，造成了帝国扩张或巩固帝国疆域的军事行动中断。西方学术界研究瘟疫的权威专家汉斯•芩塞(Hans Zinsser)评价说：“罗马帝国以强大的控制力向其他地区扩张。把整个世界纳入罗马帝国之中的计划，一次又一次地被唯一更强大的力量——瘟疫——所中断……当瘟疫降临的时候，它就像在暴风雨之中裹挟而来一样，所有的事物都不得不给它让路。人们心怀恐惧，战栗蜷缩，忘记了所有的争吵、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志向，直到这场暴风雨过去。”
二
在古代社会，由自然灾难导致的社会动荡通常会转化为信仰的危机。当瘟疫这样的灾难不期而至时，惶恐失措的人们一般会求助于在社会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宗教，要求它解释灾难因何而来以及如何应对。如果该宗教无法给予较好的解释并采取有效的救助行动，人们对它的信仰就会动摇，进而出现普遍的社会信仰危机。瘟疫大爆发时期，古罗马的异教就面临这种困境。
蒙森曾指出：“(古代)意大利人敬神，最重要的是以神为工具，达到非常具体的世俗目的。”当可怕的瘟疫肆虐时，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向众神的代言人——祭司求助。然而，那些祭司往往“对此一无所知”，“说不清为什么众神会降下如此大的灾难，只有摇头叹息的份儿”。更糟糕的是，许多祭司与官宦、富人一起逃离疾疫流行之地，使紧张不安的人们愈发惶恐。于是，民众只有直接向众神求助，如阿波罗、埃斯科拉庇俄斯(罗马神话中的医神)、密涅瓦等，甚至也向外国神求救，如库柏勒(土耳其象征富饶丰产的女神)、伊西斯(古埃及神话中司婚姻)、农业女神等。然而，这些神灵并未向苦难中的人们提供任何救助。
在现实生活中，“医治人们身体”的医生则是人们求助的直接对象。然而，古罗马时期的医学并不发达，医生们对引发瘟疫的病菌、病毒毫无所知，自然无法采取正确的治疗措施(可能采取过隔离病人的措施。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无法确知)。他们带给病人的往往“不是医生的治疗方案，而仅仅是朋友的慰藉。”许多医护人员不是在瘟疫中死去，就是逃离疫区，例如著名的盖伦医生在166年发生瘟疫时匆匆逃离，一直跑到乡村的佩尔加姆。
失望之余，人们开始把希望寄托到“医治灵魂的哲学家”的身上。然而，令他们同样失望的是，身穿大氅的哲学家们面对大瘟疫，只是一味地埋怨“社会在衰老”和道德的颓废。正如科克兰所说：“当致命的瘟疫蹂躏整个帝国的时候……那些诡辩者却含糊不清地胡言乱语，说什么在衰老的世界里，美德消耗殆尽”。因而，他们同样无法给人们以合理的解释和应对之策，也不能赋予处在生死关头的生命以丝毫的意义。
一向自称多神教化身的罗马帝王也想方设法消除瘟疫。安东尼瘟疫期间，哲学家皇帝马克•奥里略亲眼看到当时篷车、推车、马车日夜把死尸赶运到城外去。他信奉的“不可战胜的太阳神”只是任由这位善良的皇帝在“这个神秘莫测的敌人面前很是无助。”他甚至命令异邦信仰的祭司为罗马祭祀，祈求外邦的神保佑罗马。讽刺作家琉善提到他聘请假先知亚历山大发布“神示”：“福玻斯，那长发的天使，会驱散瘟疫的云雾!,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饥荒、洪水、传染病、战争，使他的统治摇摇欲坠。最后.他采信了当时流行的说法：由于基督教蔑视和否定罗马的众神，引起他们的震怒而降下这些灾难。于是.他下令搜捕基督徒并加以残害。西普里安瘟疫期间，皇帝德修斯(Decius公元249—252年)也采取了迫害基督徒的策略，并成为“第一个全面地开动国家机器到处搜捕和迫害基督教徒的皇帝。”在接下来的10年中，无数的基督教徒被残害致死，包括许多著名的教会人士，如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主教西科斯特斯二世(Sistus Ⅱ)、主教弗鲁克图苏斯(Fructuosus)等。当然，这种转移危机的手段只能加剧思想混乱和恐惧，而无益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由此不难看出，罗马帝国中后期频繁爆发的瘟疫不仅严重地冲击了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也极大地冲击了代表着古典文化的神学、哲学、科学的权威，因而大大地动摇了支撑罗马社会的精神道德和政府统治的根基。面对传统信仰的失败.社会民众与各团体迫切要求革新传统的信仰或是转向其他宗教，这就为基督教乘虚而入提供了信仰的“真空”。
三
古罗马时期大瘟疫导致的社会混乱使异教与希腊哲学所拥有的解释自然万物和宽慰人心的能力基本上宣告失败。与之相比，基督教应对瘟疫这样的大灾难却有着难得的心理抚慰能力、救助机制等方面的优势。
首先，基督教能够针对现实问题给出较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以富有人性的教义为受难民众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对于大瘟疫爆发的原因，早期基督教辩护士们给予了这样的解释：罗马人曾经残忍地把救世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血腥地迫害基督教陡，而瘟疫就是对罗马人的错误和虚伪信仰的报应和惩罚。例如著名基督教作家奥路西乌斯(Orosius)把安东尼瘟疫看作是对奥里略曾在高卢迫害基督教徒行为的惩罚，并让他死于征战的营帐之中。这些解释看似有些荒诞不经，但在异教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似乎也能为哀苦无告的民众所接受。
基督教把个人的救赎作为首要的任务，以其富有理性和人性的教义温暖处于生死边缘的人们的心灵，并为他们勾勒出一幅今生与来世的美好图景。在基督教教义里，“义人必因信而生，”“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些朴实的教义允诺人死后可以复生。而且给予真诚改悔的罪人以永久的喜乐，这让极度恐慌的受难者从基督教中看到了其他宗教信条中无法看到的希望。早期教父西普里安意识到基督教胜过异教的这种优势，他在251年的一本著作中曾以庆祝式的笔调写道：“这瘟疫，这疾患是多么地合宜，多么地必要啊!看上去恐怖致命，却检验了每一个人是否公义，细查了人们心中的意念。”基督教史家麦克尼尔的评论更是精辟入里：“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有一个超过异教徒的优势：他们的信仰使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即使在突然间惊怵地面对死亡时，也是如此……哪怕是劫后余生、各自分散的几个人，勉强逃过了战争和瘟疫(也许两样都逃过了)，也能立刻想到失踪的亲友在天堂安然居住的景象，感受到一种慰藉，使心灵温暖，使身体复原……所以，基督教是一个包括思想与感情的系统，完全适合于动荡的时代。”
其次，基督教“不仅有助于精神上的安慰，而且对实际生活的灾难许以援助和给予真正的帮助。”如果说充满仁爱的教义从心灵和精神方面慰藉了困顿不堪的人们，那么基督教积极行医布道和广泛的社会网络救助才是真正战胜异教的“法宝”。在基督教教义中，治病救人、捐赠和济贫等是主要义务。《路加福音》中记载了20件有关基督的“奇迹”，其中只有3件与医学无关。据说，基督曾授予12弟子和70门徒战胜一切恶魔和治愈疾病的力量和权柄。在基本上是靠诉诸超自然力量对付疾病的时代里，这代表神最真诚的干预，能够治愈疾病甚至战胜死亡。在瘟疫肆虐、死神横行的时期，这使得哀苦无告的大众对基督产生了狂热的崇拜。
更为重要的是，在迫害基督教的社会氛围中，基督教会面对可怕的瘟疫，进行了无私的救助和适时的布道宣讲。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基督教会的救助范围不断地扩大。到3世纪中期，分散的基督教社团已发展为一个固定教会，能够供养1500名鳏寡和穷人。教内设立专职人员用教会收入的1/4用于扶助贫弱鳏寡孤独、埋葬病死的陌生人和穷人等。瘟疫期间，基督徒们以殉道的精神，游走于异教人群之间，奋不顾身地行医布道，照顾病弱，安葬死者，并为之祷告。但我们应该知道，“正是基督徒耐心地送他们到他们口中的羹汤，而不是基督徒为他们献上的祷告”治愈了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因为在社会日常救助体系陷于瘫痪时，对病人哪怕是最基本的照顾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死亡率(现代的医疗专家也认为，即使没有任何药品，对病人最基本的生活照料也能使死亡率降低2/3以上)。基督教徒甚至拿出自己仅有的物品为死者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仁爱和善良的价值观迅速地植入普遍缺乏社会服务的帝国社区内。这引起了致力于复兴古典文化和传统宗教的“叛教者”皇帝朱利安的不安和妒羡：他曾赞扬“加加利人”(对基督徒的贬称)的美德，督促传统宗教教会的慈善行为务必要赶超基督教.但是似乎没见任何成效。
基督教徒的救助行为可以从西普里安、狄奥尼修斯和优西比乌斯的书信中找到较为可信的证据。西普里安提到大瘟疫期间，北非地区“惟有基督教会的人。不但不掠夺、躲避或漠不关心，而是对病而未亡的人。尽心寻找最好的方法来帮助他们，使其复原：对于已死者，则凭着自己的良心，掩埋其躯体。也避免腐坏的尸体发生传染的疾病。”狄奥尼修斯在信札中也热情洋溢地赞美了亚历山大基督教徒的献身精神：“他们毫不考虑危险，担当下了照顾病人的任务.尽力满足病人的一切需要，并且还为之宣讲基督的教恩。他们与他们所照顾的人一道，满怀平安与喜乐地告别了地上的生命，因为他们从别人那里染上了瘟疫。……他们的死亡乃基于坚定的信仰和虔诚，从任何方面都不亚于殉道。”而惊惧于死亡的异教徒却是在“瘟疫刚一传开，他们就把传染上的人一脚踢出去，哪怕是自家的亲人，他们也弃之不顾；在家人还没死的时候，就往路边一扔。那些无人掩埋的尸体，在他们眼里就像肮脏的泥土一般[。”狄奥尼修斯等人作为基督教教父在言论上定有贬损异教之嫌，但由于他们当时参与了对病人的救助，其记述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情。总的来说，大瘟疫期间，“基督徒为民众所做的事比任何其他与之竞争的高级宗教、帝国当局或市政当局都要多。”
基督徒在大瘟疫期间的所作所为使人们“对基督教徒的流言中伤完全变得不足为信”，皈依的人数迅速增长。例如，西普里安和与他在一起的教士们在北非地区每天要为200-300人洗礼。有学者估计，在君士坦丁大帝(公元288?—337年)时代基督徒人数达到了总人口的1/10(大约600万)。313年，君士坦丁颁布基督教合法化的米兰敕令，并在临终时皈依基督教，这些都使基督教潜在的优势逐渐化为了信仰的胜势。最终，392年，皇帝狄奥多西规定，禁止异教崇拜，违者将与叛逆与渎神同罪。至此，十字架的旗帜在战神玛尔斯和太阳神阿波罗的废墟上真正地竖立起来。
四
在罗马帝国中后期社会危机四伏的年代里，频繁爆发大瘟疫促使人们就人的今生和来世的意义问题向异教提出了更严峻的拷问，而后者无以应对。基督教则以超越利己的教义和救助贫弱的行动.形成了对异教的强大挑战能力。它在瘟疫期间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皈依者日益增多，加快了它战胜对方的进程。对此，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罗马不是由于瘟疫的打击，“基督教就不能那么快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也肯定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形式。”当然，基督教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多层原因.瘟疫显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是，古罗马时期频繁爆发的瘟疫的确为基督教的兴起提供了“主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发展机会。”这也是它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