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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文人与信徒的双重灵魂

丁玲：文人与信徒的双重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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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丨丁玲：文人与信徒的双重灵魂（上）
原创： 丽河娃之子  许纪霖之窗  1周前
简介
文人希翼自由，信徒渴望献身，这互相冲突的两面并不破碎，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丁玲。


作者 | 许纪霖




在中国当代作家当中，丁玲是最难以理解的，或许没有之一。她成名很早，到延安也早，一度甚为得宠，49年之后又是最早被抛出来。成为大右派后流放到天寒地冻的北大荒，80年代平反以后，却比有所忏悔的周扬还左。在她的晚年，不喜欢人家提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再三说自己在北大荒是如何美好快乐，写模范人物英雄事迹的特写《杜晚香》是她最好的作品，人们觉得这老太太匪夷所思，不是过于矫情，就是脑子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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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是一个难解的谜，许多评论家试图走进她的内心世界，但都只是在外围徘徊。作为知识分子的研究者，丁玲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她的灵魂是复杂的、双重的。有文人的一面，也有信徒的一面。文人希翼自由，信徒渴望献身，这互相冲突的两面并不破碎，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丁玲。


文人与信徒的双重灵魂，正是那个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症状。

“我好比孙悟空，干嘛要找一个紧箍咒呀”


一个人的终极选择如何，要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与少年经历。文学青年进入都市，是否走上革命的道路，最早的起因与家庭出身不无关系。我发现，许多左翼文学青年都有共同的家庭背景：破落的士大夫或地主富家子弟。若是贫民出身，他所向往的只是安安分分地往上流动，在都市里找到一个稳定的职业，很少有叛逆的非分之想。若是大户人家出身，但又不破落，家庭会为他安排好锦绣前程，这些官二代、富二代要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之后，受亡国危机的刺激，才会投身革命。唯有那些曾经风光过、又开始走下坡路的官宦家庭的弟子们，从小感受到世态炎凉，敏感而愤懑，最容易为左翼思潮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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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就是一个显例。她原本姓蒋，蒋家在湖南常德安福县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一片一片的大房子，都属于蒋家。但丁玲的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分家之后，坐吃山空，给丁玲留下的印象总是躺在床榻上抽鸦片。丁玲晚年回忆说：“总是讲蒋家过去怎么样显赫，有钱有势，有派头，可是我眼睛看见的，身临其境的，都是破败不堪，都是世态炎凉。” 3岁的时候父亲死了，在家族中从此受尽冷落、看够白眼。回到母亲的家，这个世代官宦之家，也给幼小的丁玲灰暗的记忆。她一直记得，腊月时分，舅舅打丫头，把丫头捆在床前的踏板上暴揍，打人的脑袋像敲木鱼一样。丁玲说：“正是这两个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盆火，我走向革命，就是从这一盆火出发的”。 丁玲童年的特殊经历使得她对底层民众、特别是女性的肉体苦难和精神痛苦特别敏感，形同身受，她既能写出莎菲女士的内心苦闷，也能在《我的霞村的时候》中生动刻画出一个受过日寇凌辱的乡村女子贞贞对苦难命运的反抗。她的死对头周扬对此颇为不屑：“丁玲说什么：‘肩上担负世界的痛苦’，担负那么多痛苦干什么？这正是没落阶级的思想。” 大地主家庭出身、从小裹在锦绸罗缎中长大的周扬，的确无法理解来自破落家庭的湖南同乡丁玲童年积下的阴暗记忆。


丁玲与冰心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齐名的当红女作家，她们的作品风格、人生姿态截然不同，一位是通体燃烧的火，另一位是淑女般柔和的冰。这与她们各自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冰心的家庭是安宁的、温馨的，父母双全，对她与她的弟弟充满了关爱与柔情，冰心的童年记忆多的是母爱，但丁玲的童年更多的是恨。矛盾评论说：“如果说谢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对于母爱和自然的颂赞，那么，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与这‘幽雅’的情绪没有关涉”。

丁玲走上文学的道路纯属偶然，她不是因为喜欢文学而写作，仅仅是感到苦闷。她说：“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绝强挣扎”。 丁玲早期的作品只有两个主题：苦闷与虚无。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子的日记》之所以引起轰动，正是切中了弥漫在都市青年中深刻的虚无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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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平民女校的老师茅盾对她的了解最为透彻，他说：“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作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丁玲自己也说，莎菲女士“眼睛里看到的尽是黑暗，她对旧社会实在不喜欢，连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她也都不喜欢、不满意。她想寻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个真正理想的东西，一个真正理想的人”。

五四之后的中国年轻人当中，普遍弥漫着深切的精神苦闷，他们痛恨现实，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看不到出路与希望何在。于是虚无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病。大凡虚无主义者最后总是要寻求皈依，寻找新宗教，成为有信仰之人。丁玲的虚无是暂时的精神状态，她在等待一次命运的突变，一次终极性的精神皈依。

丁玲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是在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求学期间，她在那里遇到了茅盾、瞿秋白、施存统、李达等最早一批共产党员。早期的共产党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他们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在气质上更接近传统的士大夫，散发着浓郁的文人习气，远远没有以后那种类似清教徒团体的高度组织性与肃杀气。革命与浪漫最初是合为一体的，创造社的蒋光慈就说过：“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 风流倜傥的老师与单纯多情的女生之间，留下了许多师生恋的故事：瞿秋白与王剑虹、杨之华、施存统与钟复光、沈泽民与张琴秋……在这样的浪漫氛围中，丁玲虽然与共产党走得很近，也迷恋革命，但这种革命是罗曼蒂克的，充满了文艺青年的幻想。从上海大学出来的早期革命者多是充满了浪漫情怀的小知识分子，具有文青气质的丁玲尤为如此，她把革命浪漫化、浪漫革命化，自由、恋爱、文学、革命与社会主义，这些元素混杂在一起，如此地激荡心灵，让本来一片灰色的生活，突然变得阳光明媚，充满了激情与意义。苦闷之后，便是反抗；虚无之后，便是革命，这一切对于少男少女来说，都需要爱情的助燃剂，让枯干的心灵燃烧，让相互爱恋的身体萌发出革命与反抗的激情。

继描写都市青年的苦闷与虚无之后，她的小说的第二个主题，便是革命加恋爱，这是她试图摆脱苦闷与虚无的不二途径。唯有投身于革命与恋爱的激流之中，她的内心世界才感到充实，精神方得以救赎。1929年她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里面的人物在现实生活都可以一一找到原型：瞿秋白、王剑虹、柯庆施、施复亮、钟复光，还有她自己。晚年的丁玲对这篇小说颇不以为然：“只有在讲恋爱，将朋友，爱这些儿女之情以外，加上一点革命的东西，把这些东西生硬地凑在一起，这样的作品，自然不会有什么生命力”。 然而，《韦护》当年在大名鼎鼎的《小说月报》连载5期，是非常叫座的，很能迎合大革命失败后都市小知识分子的心理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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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向往革命，但她更爱文学，想在精神的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不愿加入共产党，甚至连左联，最初她不想参加。丁玲心里在想：“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我好比孙悟空，干嘛要找一个紧箍咒呀。”她的老师瞿秋白，一个至死都怀着作家梦的资深布尔什维克，一直鼓励她走文学的道路: “你嘛，飞得越高越好，飞得越远越好！”。假如没有丈夫胡也频之死，丁玲或许会一直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她已经是与冰心齐名、甚至风头压过冰心的最红女作家了。

对于丁玲来说，写作固然是她的生命，但当作家不是她的唯一，从幼年激发起的正义感始终燃烧着她的生命，而写作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从此以后，投身革命将是更重要的道路。早年的共产党有道德感召力，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对底层民众充满同情。像丁玲这样来自破落士大夫家庭的文学青年，本来就是奔着个性自由来到都市，他们充溢着浪漫主义激情，对社会的黑暗又满怀愤恨。自由、浪漫、愤恨和同情，这四大激情都是通向革命的心理路径，丁玲统统具备了。只是之前她不喜欢组织，不想做一颗机器里的螺丝钉，她想自由自在，不愿加入组织。但胡也频的死，唤起了她内心的仇恨，她要为丈夫复仇，接过他未尽的事业。

丁玲加入了左联，担任了红色刊物《北斗》的主编。原先她最喜欢写的小说题材是革命加恋爱，如今她在光华大学演讲，面对慕名而来的粉丝们公开宣布：“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个缺点，现在不适宜了”。 1932年，她在党旗下秘密宣誓加入了共产党，丁玲认为：我过去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够了；现在我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作一颗螺丝钉，党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让丁玲绝然皈依组织的，除了胡也频之死，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她的精神恋人冯雪峰，那是丁玲一生当中唯一让她痴情、爱得刻骨铭心的男人。两个人几乎是一见钟情，被爱情击倒，但那个时候，丁玲与胡也频同居，冯不想卷入三角恋，远远地避开丁玲，娶了自己的学生为妻。丁玲担任《北斗》主编之后，直接在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的领导下工作。冯雪峰有文人气质，但更多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坚定，这两点都让丁玲非常痴迷，缺了其中一个在丁玲看来都不算完美。若只有文人气质，丁玲周边这样的男人多的是，可爱而不可敬；若只剩钢铁般的坚定，又缺乏趣味，可敬而不可爱。而其貌不扬的冯雪峰，恰恰将文人的细腻与信徒的坚贞合二为一，丁玲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个男人能像冯雪峰那样了解她的作品和灵魂。他对她作品的点评，从最初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后来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让她心悦诚服，崇拜得五体投地。在丁玲精神最灰暗的日子里，是他的存在与鞭策，让她有了生存和奋斗的精神动力：“雪峰说过假使冰之（引注：丁玲的字）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那雪峰就不会爱冰之。正为了这句话，使冰之怕，怕失去这可贵的爱，冰之装也要装成一个有希望的人”。 她要成为他所期望的人，一个有着坚定革命意志和忠贞信念的共产党人，不再是多愁善感、浪漫情怀的女作家。在冯雪峰精神人格的照耀下，丁玲一步一步迈向革命的精神救赎，走入了有着同一意志与严密戒律的清教徒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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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丁玲的被捕和在南京的三年软禁生活，让丁玲深深感到失去组织、失去朋友的孤寂，一个人的坚守是如此地艰难，她疲惫软弱，内心充满了无力感，挣扎于绝望之中。西安事变之后形势缓和了，丁玲有了一些活动的自由，她去见原先在平民学校的老师李达，希望通过他找到党组织。李达虽然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不习惯、也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教气质与严密戒规，他自愿脱党，做了一个党的同路人。李达再三劝告已经出名的丁玲专心写作，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更不要去找党。但丁玲不听，她像离群很久受了伤的孤雁，急于回到熟悉的雁群，在那里找到同伴，找到精神的慰藉。

终于，冯雪峰代表组织找到了丁玲，丁玲嚎啕大哭，好像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冯雪峰出奇地冷静，不，应该说冷酷，他对她说：“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受罪？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都受着罪！” 丁玲呆住了，瞬间感觉自己的渺小，是啊，比较起红军的爬雪山过草地，自己三年孤寂的软禁生活，又能算得了什么？

原来组织上希望安排丁玲到欧洲去，借助她作为名作家的国际影响，为红军募捐，但刚刚摆脱囚禁生活的丁玲实在很怕一个人的孤独，她死活不肯，要回到组织的怀抱，回到群体的温暖。于是，她踏上了去陕北的征程。

“这是一个使徒的磨折”


抗战时期的延安，以整风运动为界，分为早期与后期。早期的延安在精神状态上非常活跃的，中共历史上有两次知识分子入党的高峰，第一次是国民大革命期间，第二次是一二九运动之后，为抗战和自由的激情所激奋的热血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其中有许多来自清华、北大、燕京的大学生和来自上海租界的青年作家，宝塔山下聚集起一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他们思想激进，举止浪漫，向往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对社会的黑暗面异常敏感，有尖锐的批判意识。然而，按照共产国际模式所塑造的中共，是一个有着高度同一性信仰与纪律的列宁式政党，它要求所有革命的同志----无论是否党员----必须克服自由散漫的习性，对党组织与主义怀有不容置疑的虔诚信仰，绝对服从组织，像清教徒那样有坚毅的意志，具有墨子那样的“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于是，知识分子从都市中带来的文人自由风气与中共在农村的战争环境中长期形成的团契化生活，逐渐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丁玲怀着寻找组织、寻找家的愿望来到陕北，她是最早进入延安的著名大作家，中共高层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云、任弼时、彭德怀对她非常客气，还成了有私交的朋友。刚到延安，她像众多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一样，读的多是雪莱、拜伦、尼采、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意志主义作家的作品，身上洋溢着反抗黑暗、与天下为敌的意志冲动，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英雄情结，她在窑洞里贴了裴多菲的格言：“我要同运命来决战，它不至于就完全征服了我，人生是如何的优美啊！我要聚千古生命于一身地生活下去。”她创作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按照自己所欣赏的个人英雄主义模式，塑造了一个孤独的、骄傲的和反抗的女共产党员贞贞，以至于有评论认为贞贞完全不像一个农村姑娘，更像一个地主小姐或城市小资，言辞行为思想非同寻常。不错，丁玲以自我的偶像想象共产主义女战士，她不是一颗服从组织的螺丝钉，而是受尽苦难而精神不屈、顽强表现自我个性与奋斗意志的拜伦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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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依然保持着上海时期文人的孤高、骄傲与任性，想到什么，见到什么，就要说出来、写出来。于是，她写了轰动一时的《“三八节”有感》，她以尖锐泼辣的言辞激烈批评了延安的男尊女卑和等级制度。这种文章本来在上海写写算不了什么，但在延安立即招来了大麻烦。贺龙不满地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毛泽东当时与丁玲的关系还比较亲密，也提醒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

然而，任性而单纯的丁玲又如何看得出来呢！她只是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的文人，完全不懂政治，更不懂得一个列宁式的政党要求革命者的，只是虔诚的信仰，而容不得任何理性的质疑。丁玲善意的批评，本来只是对党的“第二种忠诚”，然而在党看来，对黑暗面的揭露，已经伤害了革命事业的神圣与纯洁，特别是像丁玲这样国内外知名的大作家，她的犀利批评更是羞辱了党的尊严。丁玲晚年在谈到这一事件时，终于有所觉悟：老干部“觉得写文章批评领袖，有损领袖形象，不能容忍。我们打下这个地方，不是让你们来批评的，都喜欢听表扬”。

丁玲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黑暗的外部，竟然是来自革命大家庭内部，来自自己的同志与战友，“她终于懂得了延安与上海的不同，这里有组织纪律的约束，话是不能乱讲的，牢骚是不好随意发的，组织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党领导的为实现革命目标而战斗的展示，否则就为延安所不容”。 她的个人主义意识与党的团契精神水火难容，要么离开延安，要么改变自己。丁玲屈服了，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低头。此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了话，在多个场合对丁玲有委婉的批评。毛要作家们“将屁股移过来”，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移到工人、农民、劳苦大众这一边，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从北平、上海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的“三观”被彻底颠覆了，原先的精英骄傲感如今成为了需要洗涤灵魂的原罪。丁玲更是惶恐，她出身于地主家庭，在南京被软禁的三年又有说不清楚的“历史污点”，她唯有屈服投降。

这种屈服，虽然不自愿，却又是自觉的。她从小对底层的劳苦大众有同情之心，痛恨社会的不义，早在上海办《北斗》的时候，她就说过：“不要使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一个作家。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 不过，那个时代的大众，对于丁玲而言，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丁玲以为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就是在为劳苦大众奋斗。然而，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丁玲惶然意识到，自己还不是劳苦大众中的一员，自己的立场有问题！刚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丁玲“有名士气派”，起初她还引以为豪。如今她才知道，这是领袖对自己的批评。丁玲成名早，名作家意识很浓，自我感觉良好，身上有一股孤傲之气。在延安整风的时候，陈云提醒她：“对于共产党作家来说，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 她逐渐明白，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作家不过是政治化的个人，作家的灵魂不属于个性，他只能服膺党，服膺革命的神圣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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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与同情、个性与服从、作家与战士之间，丁玲始终是矛盾的，她天生是一个作家，只有在畅快的写作中，她才感觉到自由，感觉到灵魂的飞翔。但毛泽东反对的正是这种自由散漫、个性张扬的“自由主义”，党要求每一个作家都是伟大事业中的螺丝钉，首先是工作，其次才是写作，即使写作，也要服从于党的神圣事业，一切不是从个性、而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担任了领导职务的丁玲，最感痛苦的是工作与写作的冲突，她不能像在上海那样从事自由自在的写作。但作家的本性难移，丁玲还是忙中偷闲，写出长篇宏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至于周扬对她很不满意：丁玲怎么搞的，不愿工作，只想写作？49年以后，丁玲在一个公开场合含着眼泪说：“我有一个丈夫，还有一个爱人，我的丈夫是工作，我的爱人是写作，我总是想着我的爱人，觉得我不能恋爱自由”。 其实，即使在写作状态当中，丁玲也不是自由的，也不能自由恋爱。她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候，虽然明白作家是党的文艺工作者，而不是自由职业者的大道理，但在具体写作中，却常常陷于苦恼，她发现光了解方向、有了生活还不够，还要懂政策，要按照党的不同时期的具体政策来分析处理生活素材。脑袋里的框框和顾虑越多，落笔若有千钧之重，更多的不是创作的愉悦，而且顾此失彼的惶恐。


因为在南京的那段历史迟迟得不到审查通过，再加上《“三八节”有感》闯了祸，丁玲感觉灰心丧气，不被理解，遭受了很大的误解。她私下对萧军发泄内心的怨艾：“我未来这里之先，我是抱着怎么样火的热情啊！将将由南京出来！谁知道竟像掉在冰窖里一样！没有温情，没有照顾！并不如我想的是一家人！”她耐不了延安的雨天，抱怨窑洞又小又冷简直在坐土牢，不由怀恋起上海的雨天是多么有诗意。 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借怀人而吐苦水，给自己鼓气。她从萧红想到冯雪峰和瞿秋白，说雪峰“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他对名誉和地位是那样地无睹”，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 雪峰与秋白都是她崇敬的偶像，她试图从他们的命运遭际中寻找一点安慰，获得些微坚持下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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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丁玲与萧军的处境有点相似，都是个性张扬的名作家，也都受到一些打击，据胡乔木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初的起因，就是冲着这两个人去的。 丁玲与萧军一度走得很近，他们有共同的遭遇和牢骚，在延安也都很孤独，需要彼此倾诉。丁玲向萧军诉苦，因为南京的经历一无证据，二无证明，组织上至今还在怀疑她是否叛徒，没有恢复党籍，萧军说：“政治信仰是一生的大事，一个人一生可以恋爱一百次、结婚一百次，却不能改变一百次政治信仰啊！”。丁玲几乎要哭出来了：“是啊，恋爱没有也就算了，政治信仰这样磨难我，我吃不消了！不能忍受了！”她感到党已经不信任自己了，甚至想离开延安，脱离组织，回归自由之身。萧军很同情她，感叹说：“这是一个使徒的磨折！”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于作叛徒的固然不爱，而把一个人逼成叛徒的东西----人或制度---- 比叛徒更加可恨”。

尽管如此，两个人对党的态度有微妙的区别。萧军同情革命，但他是非党人士，是党的同路人，但同路未必同心。丁玲是党的人，视党若自己的家、自己的亲人，她对党是有感情的。萧军发现：“我们虽然是在一个方向前进着，但我们总是有着一条界线存在着。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 当延安生活让萧军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时候，他的选择是疏离党，不愿为了生存而改变自我。而丁玲试图将个性融合到党性之中，向自己证明党性就是个性，自己不是萧军那样的同路人，而是同样有着坚贞信仰和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

未完待续，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2016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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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丨丁玲：文人与信徒的双重灵魂（下）
原创： 丽河娃之子  许纪霖之窗  今天
简介
文人希翼自由，信徒渴望献身，这互相冲突的两面并不破碎，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丁玲。


作者 | 许纪霖


“我相信党，相信历史总会为我作出公正的结论”



比起49年之后的遭遇，丁玲在延安遭受的磨难只能算是小小的前奏。解放之后她风光了没有几年，便连遭更残酷的政治打击。之所以如此，与文艺界无穷的宗派斗争密切相关。列宁式的政党，为了捍卫信仰的单一性与组织的严密性，必然有正统与异端之争。传统的文人相轻和宗派争斗，一旦被赋予了捍卫正义与党的纯洁性的神圣使命，便不复有良知的羁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对不同观点、利益与派别之同志的迫害打击，变得空前的残酷，非置对手于死地而绝不收手，而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神圣事业的真正信徒，是最虔诚的福音传播者。

丁玲的死对头是“文艺界沙皇”周扬。周扬与丁玲，在上海就属于不同派系，到了延安，周扬领导的“鲁艺”和丁玲为首的“文抗”，是文艺界的两大山头。周扬是有理论修养的大知识分子，从小养尊处优，他对政策的领会能力强，甘愿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有极强的权力欲，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要在文艺界一统天下。丁玲在党内的资格不在周扬之下，在国内外的名气要远远超过周扬，她看不惯周扬的领导派头，更不服他的霸道，经常在场面上给这位“文艺界沙皇”难堪。而周扬也看不惯丁玲的明星做派，对她的桀骜不驯耿耿于怀，于是千方百计要整她，让她在政治上垮掉，永远翻不了身。诚如李辉所说；“宗派斗争意外地成为一帖兴奋剂，在政治口号的背后，激发出所有卷入者的激情和创造性。”



*来源于网络


在革命队伍当中，有两类不同的革命者：一种是浪漫的文人革命家，另一种是严苛的职业革命家。他们之间在角色和性格上迥然不同，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冲突。文人革命家生性浪漫，个性张扬，多愁善感，即使入了党、参加了组织，也很难收敛自己的个性表现，习惯于以自己的思想诠释党的意志，与森严的组织纪律发生碰撞。而职业革命家是党的整体意志化身，是组织纪律的坚定执行者。他们没有自己的个性，党性就是唯一的自我意志。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冷血和钢铁般严酷的意志，少的是文人的浪漫与世俗的温情。夏济安在研究瞿秋白的时候，将这两类革命家称为“软心肠的共产主义者”与“硬心肠的共产主义者”。 显然，丁玲属于前一类文人革命家，而周扬则是后一类职业革命家。在文学领域，周扬的名气远逊于丁玲，但只要一进入权力的角斗场，高下胜负立见分晓。王蒙说过：“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深厚的人，她炽热、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相当刻薄”。 缺乏政治敏感与不谙权力斗争的丁玲自然不是老谋深算的周扬之对手。

丁玲先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然后在1957年成为文艺界的大右派，被发配到北大荒，在那里度过了12个春秋，文革中又被抓进监狱关了5年。个中所经历的苦难堪比古拉格群岛。不仅是肉体上的磨难，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难忍之痛。儿子从苏联来信，宣布与母亲划清界限，不再与她保持联系。丁玲痛不欲生：“难道这是真的吗？这会是最爱我的儿子此刻写给我的判决书吗？” 她在北大荒的时候，一改往常的孤高，媳妇来探亲，她领着到队长和职工家里去串门，拉好关系，在路上遇见谁，陪着笑脸个个主动打招呼。人家对她爱理不理，不冷不热，她也不生气。她不断给组织写信，汇报思想，表示已经彻底认输，“更多地赎罪，把罪赎完了，才能得到安宁”。 沉入社会底层的丁玲已经与延安时期不一样，她坚强了许多，也不再多愁善感，在命运的困顿之中，反而萌生了强烈的生存欲望和勇气。她后来回忆说：“我不能学‘士可杀，不可侮’的那个样子，那不是个好办法。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熬过去，要有一股韧劲，不管你对我怎么样，我得活着！”



*来源于网络

仅仅凭生存的本能，只能像动物一般屈辱地活下去，但对于丁玲来说，活着却需要另外的精神支撑。在平反之后，儿子问她：“这些年里，你是否有过轻生的念头呢？”丁玲摇摇头："从来没有。我有信仰，我相信党，相信历史总会为我作出公正的结论。我希望自己能活着见到这一天。” 如果说过去的她更多地是一个充满浪漫与反抗精神的文人的话，那么遭遇苦难之后丁玲，倒更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内心的信仰似乎更坚固了。她说，受苦二十多年来，我在精神上从来没有空虚过。因为我有信仰，有了信仰就不会空虚，就能挺过去。 青年时代的丁玲，曾经是那样地虚无与苦闷，回想一下，似乎有点“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如今当真正的苦难从天而降，丁玲反而从虚无与绝望中摆脱。那么，支撑她内心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

用丁玲的话说，可以称为“四个相信”：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时间、相信历史。 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之所以能活下去，也与丁玲相似，相信历史与人民最终是公正的，在末日审判之日，一切将真相大白，正义将降临人间，邪恶将得以惩罚。

在北大荒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丁玲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虔诚信徒，她一直记得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话：“一个共产党员要挨得起冤枉”。 她之所以不断地写检讨，承认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不是真的心服，这既是求生存的现实策略，又是一种坚定的信念，相信历史的最后审判，相信弥赛亚的最终降临：“我相信五年十年之后，事情的真相，党一定会清楚的”。

在丁玲看来，人民意志与历史意志都是抽象的，意志的主体在人间的呈现需要一个代表，而党就是人民意志的受托者，是客观历史法则在人间的执行人。党代表了人民整体的公共意志，而公共意志按照卢梭的说法，是至上的、唯一的、整体的与不可分割的，而且永远不会犯错。党的个别政策会错，党的整体意志永远正确，如果党犯了错误，带错了路，那是因为党内出了坏人，作为人民意志的整体化身、历史意志的受托者，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平反之后丁玲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老外不解地问她：“共产党执政以来你老挨整受苦，你为什么还相信共产党？”丁玲会如此大声地回答：“不是共产党错了，是一些人错了，一些思想错了。” 对一个虔诚的信徒来说，错的永远是个别，而不是整体；党是全知全能的，犯错的只可能是肉身的人，而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人民意志及其受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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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十多年的磨难，丁玲终于等到了解放的那一天。1979年七一前夕，丁玲参加了全国政协的党员会议，她无比喜悦地写道： “二十一年了，我被撵出了党，我离开了母亲，我成了一个孤儿！”“党呵，母亲！我回来了！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 在延安时期，她以文人的犀利，发表了《“三八节”有感》，此刻她以信徒的虔诚，将充满了感恩之情的文章，取名为《“七一”有感》，以此表白彻底的脱胎换骨。

丁玲的晚年在各种场合，一而再、再而三地倾诉自己在苦难中如何对党的坚贞、对信仰的坚守，这使得她与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氛围颇为不协调，许多人感觉丁玲简直不可思议。其实，丁玲以夸张的文学语言所要证明的是：苦难降临于自己，只是党对信徒的考验；最终历史证明了，是我----丁玲，而不是周扬，是党的最坚定的信徒！在丁玲看来，在苦难中对党保持忠诚，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好处，而只是向党证明，我就是最终得以洗涤原罪、灵魂得救的那个人。好人受苦，不仅是得救的必要条件，而且是信仰的日常维护；通过忠仆蒙冤，因信称义，因苦难而得救。苦难，是最高意志的恩典；通向天国的道路，不是铺满了鲜花，而是布满了荆棘，灵魂的得救，不是通过世俗的福分，而是历经苦难依然坚贞如一而得以证明的。

对晚年丁玲的理解，亦应作如此观。二十年的苦难是如此地沉重，让她在肉体上痛不欲生，更是精神的折磨与人格的羞辱。然而，支撑她活下去，在失去尊严的日子里保持生存勇气的，是对党的信念。她相信，这是党对她的考验，她要承受一切的苦难，向党和所有的人证明，她是党最忠贞的信徒，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她在后来回忆“牛棚”里的囚禁生活时，说当时感觉是生不如死，死很容易，生很艰难，支撑自己活下去的，是意识到自己是共产党员，虽然被开除党籍11年了，但一直以党员的标准自我要求，从未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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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肉体的生命，丁玲更在乎的是政治生命。她多次表示：“一个人失去了政治生命，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在丁玲18岁离开远离家乡前往上海的时候，母亲对她的叮嘱只有一句话：要守身如玉！对于信徒丁玲来说，比身体的贞洁更珍贵的，是政治的名节。丁玲的名节感很重很重。她一生耿耿于怀的是，仅仅因为在南京被软禁期间，为了“欺骗敌人”，写了一张“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未经什么审讯”的字条，就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污点，一直为组织不信任，周扬他们抓住这点不放，将她诬陷为叛徒。丁玲什么都能忍受，就是无法忍受对她政治名节的怀疑。晚年的丁玲之所以痛恨沈从文，就是因为沈从文在《记丁玲》中将她表述为一个软弱的革命者、一个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沈从文笔下的丁玲恰恰印证了周扬对她的污蔑，这让丁玲怒火中烧，诚如王蒙所敏锐发现的，她不敢直接挑战周扬，只能将一腔愤恨发泄到曾经的密友身上：“她无法直接写文章批周扬，对周扬，她并不处于优势，她只能依靠党。与周扬斗，那靠的不是文章而是另一套党内斗争的策略和功夫包括等待机会，当然更靠她的思想改造的努力与恪忠恪诚极忠极诚的表现。对于沈从文，她则处于优势，她战则必胜，她毫不手软，毫不客气。她没有把沈从文放在眼里；打在沈身上就是打在害得她几十年谪入冷宫的罪魁祸首身上”。 残酷的宗派斗争，让丁玲在80年代复出之后，依然要以令众人惊讶的极端、夸张的言行，向自己的死对头证明：我不是叛徒！我是比你更货真价实的党的坚贞信徒！

经过反复的折腾与无尽的等待，1984年夏天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到首都医院向她宣读了恢复名誉的9号文件，当丁玲听到组织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时，她脱口而出：“我可以死了”。这位曾经是如此孤高、风光的大作家，在二十多年的苦难岁月中，支撑她活下去的，就是上帝对约伯式忠贞的认肯，那是神的最高恩典，她得救了。丁玲发自肺腑地抒发感恩之情：“党给我恢复了名誉，我还有什么要求呢？我什么都不需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名誉比生命还宝贵，真等于是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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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美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采访丁玲，丁玲向她介绍自己在北大荒的最高理想就是当一个养鸡队长，於梨华不解地问：你是作家，无法写作，那怎么行呢？丁玲回答：”哎呀，你不理解，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 从上海时期丁玲不愿加入组织，到延安时期被周扬批评不愿工作、只想写作，最终经过北大荒苦难的炼狱，丁玲脱胎换骨，似乎换了一个人，从自由散漫的作家蜕变为期盼恩典降临的虔诚信徒。当八十年代众多作家在思想解放的洪流中重新回归作家的本性与良知，连“文艺界沙皇”周扬对毛的左倾路线都有深切反思的时候，丁玲还是那样不合时宜地显得迂腐、不可理喻。难道丁玲真的是左派，真的变成一颗没有了思想、失去了灵魂的螺丝钉了吗？王蒙对此有一个比较贴切的观察，他举了几个例子，证明晚年的丁玲依然有个性，有作家的本能，她反对思想挂帅，公然说好的小说首先要看艺术性，这些挑战毛的《讲话》的言论连王蒙都不敢说，丁玲竟然毫无顾忌说出来了。她给青年作家上课，讽刺说：“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每一次政治运动，整起人来，从来没有重样过！”她还很得意地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王蒙认为。即使到了晚年，丁玲依然有年轻时代的明星意识，她与周扬不同，有强烈的创作欲、竞争欲和名家派头，她与一些艺术大腕儿一样，很在乎是谁挂头牌、谁唱主角，因此很遭领导的讨厌。
正是这种明星意识，让晚年的丁玲在信徒的呆板形象的同时，依然保有自己可爱的个性。李辉如此评价说：“明星意识对于丁玲，正是她人生意义的积极体现。……政治、文学在她那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合着，所以她特别看重自己作为左翼文学杰出代表这一地位。这便是与周扬不同的丁玲，也是与众不同的丁玲。”

晚年的丁玲还是丁玲，她不是平庸的螺丝钉，也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左派，她只是党的最虔诚的信徒。当执政党从最初的信仰共同体逐渐蜕变为利益共同体的时候，丁玲依然将信仰视为最高的利益，因信称义，因信得救。更重要的是，她的信念不是对党的具体方针政策的无条件服从，而是有她自己的个性化理解，她服从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党的集体意志。为了党的最高的善、最高的利益，对于她看不惯的人与事，她依然要挺身卫道。丁玲的位置，就在党的整体意志与个别意志之间，她以她的个性来理解党的整体事业，以此来衡量具体时期具体的人所体现的个别意志，具体的人会犯错，而整体的事业永远正确，而对信仰的捍卫，就是对党的神圣性守护。丁玲将之理解为一种“韦护精神”，而她所崇敬的老师瞿秋白正是“韦护精神”的人格象征，韦护菩萨嫉恶如仇，有个性，有批判性。 丁玲的党性里面有其独特的个性，而个性之上又有她自以为是的党性。丁玲至死，既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又依然是一个任性的文人，她是矛盾的双面，而这两面又彼此镶嵌，难舍难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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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玲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写下的最后一行字是：“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在神志不清的弥留之际，她喃喃自语：“我早成佛了”。 一个至死对信仰忠贞不渝的信徒，相信自己因信而去苦，因信而解脱，大彻大悟，进入了极乐净土，而一切作孽的恶人们，将被打入九层地狱。她感觉很满足，她成佛了。她的灵魂飘飘悠悠，到天上与她的终身恋人冯雪峰相会----一个像她一样有着坚定信仰、又不无任性的共产党人。


全文完，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2016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