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9-11-9 11:19
她们为何结伴跳海？
她们为何结伴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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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为何结伴跳海？｜大象公会
原创： 大象公会Elephantia 大象公会 昨天
近代闽南集体自杀史。
文｜姚白莞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生于闽南，长在海边，17岁这年，惠安女阿茂决定向眼前的世界道别，时间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农历七月十四，正是中元节的前夜，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的一周后。
一起跳海的，还有三位结拜金兰，姊妹们一路面朝大海有唱有笑，「随遇自有乐土」。她们生前早有约定：黄泉路上凑一桌，阴间打牌不寂寞。
四位妙龄女的辞世，在见多识广的惠安当地人眼里算不上什么大新闻。1945年当年，仅惠安前内乡一地集体自杀就达27例；净峰西村的一口池塘，二三十年里吞噬了800条人命；另一个70多户的小小芹峰后堡村，到四九年时全村女人已几近灭绝。
· 1935年的一则惠安女集体自杀报道。即便在妇女自杀事件司空见惯的近代中国，惠安独有的集体性和庞大规模也属惊人（《时报》1935年9月21日，0004版）
据时人描述，集体自杀参与者「多属豆蔻年华，具有姿慧」的年轻女子。自杀时间则带有明显的季节性，每年春夏旺季到来之际，自缢、服毒、溺水，全县此起彼伏，气势非凡。其中又以溺水最为常见，惠东多蹈海，惠南多跳江，惠北多赴池，区位便利使然。
世人震惊、恐慌、惋惜之余，更多的是不解。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她们何以走到这一步？
闺蜜、家庭，二选一
一如当时大多数中国农村男女，阿茂的日子过得很辛苦。
以农业条件而言，惠安在中国算不上好地方，三面丘陵一面海，人多地少，生存压力巨大。为了填饱肚子，当地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东面的大海。
1937年的相关统计显示，当时已有近六成惠安男子脱离了农业生产，多数选择外出经商做工。很多人远赴南洋，再也没有返乡。本地性别比例日益失调，耕种祖田的重担只好交给女人。
14岁时，一如周围同样早婚的姊妹，阿茂嫁给了邻村的阿苟。依阿茂的偏见，留在老家的男人不是不思上进，便是歪瓜裂枣。果不其然，阿苟颇有些呆气，招人嫌弃。好在，当地「不落夫家」的婚俗让人眼不见心不烦。
「不落夫家」指女子婚后除逢年过节外，仍然长住娘家，直到怀孕才正式回夫家过夫妻生活。这种婚俗源于百越，广泛流行于壮侗民族，以及汉族中的闽、粤、湘等前百越地区，惠安尤其盛行。
一晃三年过去，阿茂一直未能怀孕，也就一直「不落夫家」。公婆、丈夫颇有微词，所幸父母的态度却是暧昧甚至默许：兄长远赴海外，女人是家庭的主要农业劳力，出嫁是娘家的重大劳力损失。
与民间听之任之不同，历届惠安当局普遍对「不落夫家」深恶痛绝。城里的老爷们认为，正是恶劣婚俗压迫下的守活寡，让本乡女人生理欲求不满，心理卫生恶化，进而「缺乏归宿感，生活迷茫」，最终走上悲观厌世之路。人命事小，连累惠安频频遗丑全国，影响仕途事大。村里时不时能见到县城宣传移风易俗的工作队。
对此，阿茂们只觉可笑。
实际上，「不落夫家」本就如其所愿，长期不孕不育也是她和姊妹们精心谋划和相互监督的结果。两性关系疏离千真万确，情感折磨却实在谈不上。
· 80年代末电影《寡妇村》即以民国的惠安民俗为故事背景
早在新婚之夜，阿茂就在闺蜜潘大姊的帮助下，穿上特制的衣服，上下密不透风，严防死守。为确保万无一失，陈二姊、谭三姊又塞给她剪刀、绳子若干，丈夫若想硬上弓，难免流血五步。
新婚只是第一关，她们还要长期一起切磋不到夫家生活的种种策略，磨砺相关技艺。姊妹们的榜样是南尾村的阿右，结婚十二年，从未与丈夫同睡过，冰清玉洁。谁跟丈夫睡了，谁就是「臭人」，休想再在姊妹中立足。
中国女人不缺闺蜜，但组织性纪律性能赶上阿茂们的并不多见，在同样盛行此风的广东，它有个动听的名字：金兰契。
不嫁使人自由
依从惠安的风俗，阿茂在幼年时就招朋引伴，与同村三位要好姊妹结为了亲密伴侣，年纪稍长又能干的潘大姊是组织的领袖。姊妹间东西共用，衣服共穿，劳动帮工，经济互助，同耕同宿。
在重男轻女的闽南传统农村，女儿们父母不疼，兄长不问，只有闺蜜姊妹间相知相爱。她们普遍认为，姊妹团体是比原生家庭更重要的归属指向，是安身立命的根基。
稍大一点，阿茂们四个便正式在神坛前起誓结拜，义结金兰，立下同生共死的盟约。
四人彼此至为亲密，但年长些的潘大姊与陈二姊还要更亲密，她们日常的言谈举止，在阿茂看来与戏文里的才子佳人并无二致。
· 惠安女服饰奇特，有人形象概括为：「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
类似的极端姊妹社群，广泛分布于中国华南地区的珠三角、闽东南、湘南等地，组织结构也相差不多，成员多是同村近里一起长大的闺蜜，同吃同穿同住，相依相恋，往往在神前起过誓，要同生共死。
一旦出嫁，姊妹们各奔东西，金兰契势必难以维持。因此，宣扬、强化厌男思想，视夫家生活为假想敌，对生育、公婆虐待的痛苦多加夸大，并极端强调贞洁的价值，是闽粤各地金兰契组织的共同生存策略。
如潘大姊曾援引切身经历告诉阿茂，男人都蠢笨不堪，没一个好东西；陈二姊则劝诫她，家庭是个痛苦窝，只有姊妹最可靠；谭三姊也说，生孩子很可怕，公婆皆祸害。姐妹要想长相厮守，只有矢志不嫁，嫁了也要不返夫家。邻村甚至有人传习巫蛊术，诅咒新婚丈夫尽早夭亡，以便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时人有诗为证：
金兰契结岂前因，姊妹恩情太认真。结习闺中牢不破，不从夫婿不从亲。
不过，不认同、不参与构建家庭，并不意味着姐妹们没有比拟夫妻的情感生活。晚清、民国时期的相关记载显示，闽粤金兰契内部中「两雌相并」的女同性恋广泛存在，「俨同夫妇，出入相随」，「情浓意密倍于夫妇床第之秽亵者」，也有诗为证：
绮罗丛里契相知，姤合居然伉俪随。筮得坤爻空血战，无阳毕竟使阴疑。
· 广东金兰姊妹相约投水，图片来源：《点石斋画报·七死一生》1893年第346期
金兰契发展的最终形态是所谓自梳女：大量广东女性结伴脱离「原生家庭」，矢志不嫁，相伴终老。它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兴盛繁荣，与当时大批女性获得经济独立在时间上高度重叠，这并非巧合。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南海人陈启源在家乡创办全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随后珠三角各地争相效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丝价暴涨，缫丝机器数量增长过万，发达的缫丝业吸引了大量女工，使金兰姊妹们获得了难得的经济独立。「自梳女」数量由此出现井喷。
根据民国一份人口调查书的记载，南海某乡抗战八年「没有出嫁过一个女子，通通都自梳起来」。又有诗为证：
无郎能解女儿愁，不嫁东风可自由。赢得结盟诸姐妹，焚香齐拜上花楼。
顺德女的底气所在，恰也是惠安女的悲剧根源。
当时的惠安经济凋敝，类似机器缫丝这样的近代工业并不多见，也缺少粤地妇女的眼界。金兰契赖以维持的，不过是母家同村的有限田地，经济基础很不稳固。姐妹们拗不过父母之命，多半最终都要出嫁，依赖不落夫家的风俗，仅能维系一时。
若要死趁年轻
夏末的一天傍晚，田间劳作归来后，潘大姊哭得很伤心。多年不孕，十几年来没有夫妻之实，丈夫终于忍无可忍，独自前往暹罗谋生。为此，大姊遭到公婆和父母的轮番训斥，被指实属命贱，不能旺夫益子。
闺蜜间的情绪很容易彼此传染，「同情她的苦处，也觉自苦」，一人的绝望很快扩大为集体的绝望。陈二姊说起「几天前登仙坛算命，求到个下下签」，也泣不成声。谭三姊则被丈夫「诬盗窃夫家财产，引为大辱」。姊妹们越说越痛，濒于绝望。
像往常农闲自娱自乐时一样，姊妹四人晚间齐聚村口大榕树下，对唱最近新学的戏文。
照例，由潘大姊领唱：「做人新妇真艰苦，双脚做擂鼓；暝日无贴床，磨到脸青黄」。
陈二姊、谭三姊则挨个附和：「姐妹交谈吐真情，同病相怜泪雨倾」、「别人结婚真高兴，咱姐妹嫁夫真痛心。」
当阿茂最后唱到「红花鱼要吃趁新鲜，咱若要死趁年轻」一句时，大姊眼睛一亮，提议：不如事就这么定了。众人领会其意，低头无语。
· 1908年《时事报馆戊申年画报》的一则新闻画《女子畏嫁投水》，广东惠州四名女子「结为闺中良友，时为叙谈。谓我等许字之夫家俱系赤贫，一旦出嫁，苦楚不堪。相约共寻短见……以麻绳互缠投水而毙」
阿茂并不怕死。
自小几位阿姊就对她灌输死后的种种好处，这早已是惠安女性亚文化的一部分。
根据潘大姊的说法，人想死是心存「化鹤之心」。死后的世界本是享福之地，是圆满的妙境，绝不是阴森的地狱。那里「好玩耍，好风景，好花势」，有华屋亭台，楼船画舫，人人坐享清福，
陈二姊的观点略有不同，她认为阴间再美好，魂魄也不能永久停留，最终还得投胎。她反复强调「投胎重择命运」的重要性，并建议了正确的跳海时间：季节得是春夏，气候温暖，「到水里不冻身」，灵魂容易转世好人家，而盂兰盆节前后最妙，大概率能投胎贵人。
谭三姊最为乐观，她在生命最后几天里整日念叨着成仙。的确，华南各地都不乏女子非正常死亡后封神封仙的例子，往往备受礼祀，香火数百年不绝。远的不说，就是本村也曾大规模修庙塑像，以防自杀怨灵作祟。后山几十年来先后立了十几座「夫人庙」，家属亲友少不了四时供奉。
· 广东潮汕「三义女」庙，相传清代澄海三位金兰姐妹反抗婚姻，相约投海而亡，被人拾尸立墓后有灵性，于是「祀典为神」
近年来惠安国民党当局颇为多事，常派遣巡警在自杀旺季四处巡逻海岸，干扰姊妹「化鹤」。行动得加倍隐秘，最好把举事时间约定在夜半时分。
长久以来，跳海虽司空见惯，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始终顾大局、讲气节，贪生怕死之辈时有耳闻。最后关头还需要领头阿姊动用一点强制力。农村人最敬畏鬼神之事。临行前夜，潘大姊反复叮咛：「不守誓言，不肯同时投水者，后来必被作祟而死」。
除了精神恫吓，还需要辅以一些技术手段，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当晚分头赶赴海滩后，又是潘阿姊用布条把四人从腰部牢牢束成一串，除防止有人临阵退缩，据说还可以让「死后之魂亦并肩携手，而不患相失也」。此外，还参照当初新婚的做法，再次把衣裤贴身扎紧，「以免身死又蒙受羞辱」。
最终，各自脱下木屐整齐摆放在沙滩后，手牵手，肩并肩，赴沧海。
大团圆
几天后，姊妹们的尸体陆续被冲上海岸。
村民们照例请来和尚道士在海边大搞超度法事。此类事件历年来屡见不鲜，大家早已麻木，一切不过例行公事。村长长吁短叹之余，下令把阿茂们请进村里的「夫人庙」，至于此举到底是消弭还是助长自杀之风，不得而知。
惠安当局的老爷们则忧心忡忡，「诚恐数十年之后，惠东一带将成荒村废郭」。他们曾发起种种「风俗改良团」下乡宣传，也曾派遣警员四处巡逻，结果却是挂一漏万，每年依旧为上海等地的左翼报人按时提供抨击黑暗、憧憬光明的绝佳素材。
· 四十年代关于惠安集体自杀的报道，《群言》1948年第五期
1949年以后，情况也并未明显好转。据统计，1952年8~10月间，惠安全县仍发生集体自杀49起，1956年八月又有22起，尽管与同时期的上海相比数量并不算多。
即便到了翻天覆地的人民公社化胜利推进，种种旧社会遗风纷纷销声匿迹，但惠安集体自杀也只是势头稍减，完全消亡还要等到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
※本文基于真实历史，但具体人物、情节系虚构※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杰，《金兰契研究》，2006
[2] 汪炜伟，《清初至20世纪90年代南方乡村妇女集体自杀风习探因》，2017
[3] 杨齐福，《民国时期惠安女集体自杀现象之探究》，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