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9-10-16 18:40
25年改《金锁记》为《怨女》，张爱玲人生下半场的变与不变
25年改《金锁记》为《怨女》，张爱玲人生下半场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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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敞丨25年改《金锁记》为《怨女》，张爱玲人生下半场的变与不变
原创： 张敞 大家 今天
对于大多数作家生平和他的作品成就的关系，我热情不多（除非为了写评论而不得不研究），少数的例外之一是张爱玲。
“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的自画像。”——这是我的理论。
近来重读她的小说《怨女》，有些心得。联想到它是根据《金锁记》所改写的长篇，又是张爱玲在1955年去美国后写的第一本书，不禁起了好奇心。有一些类似于“解剖大象”或者“管中窥豹”的读书成果，读者若不嫌烦，我就冒险列在下面——
1955年的秋天，35岁的张爱玲从香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邮轮，在10月22日抵达美国；来年3月2日，张爱玲得到美国麦克道威尔文艺营（Edward MacDowell Colony）的批准与接纳。中旬，张爱玲前往写作《怨女》的英文本。当时暂定名为《Pink Tears》（《粉泪》）。
1956年3月13日，张爱玲第一次遇到自己未来的丈夫、德裔剧作家甫南德·赖雅（Ferdinand Maximilian Reyher）。4月，赖雅对《粉泪》的结构提供意见。
1957年2月2日，张爱玲在给邝文美、宋淇的信中说，《粉泪》总算完工，“正开始打”。
1957年5月初，张爱玲从曾出版她《秧歌》的司克利卜纳（Scribner）获悉，公司不准备采纳《粉泪》。张受到沉重打击，十分沮丧，因此病倒卧床数天。“后来她注射了几针维生素B，到6月初才康复。”
1958年10月，已经结婚的张爱玲与赖雅偶尔争吵，家庭琐事之外，也为了赖雅修订张爱玲的《粉泪》的意见分歧发生摩擦。现在《粉泪》已更名为《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
1959年12月中旬，根据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一书记载，张爱玲收到朋友炎樱来信，信中对《北地胭脂》未能被出版商接受表示同情。听到这个消息，张爱玲“不禁热泪盈眶，情绪低落”，“赖雅过去从来未见过她如此沮丧，他怀疑《北地胭脂》遭到退稿，就等于对她本人的排斥”。
1963年5月19日，张爱玲给夏志清写明信片，提到《北地胭脂》。“稿尚未改完。”
1963年9月25日，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信：“我这些事都没写信来，因为一直在忙着改这小说（《北地胭脂》），上星期总算寄出，大概日内该收到了。寄出后又发现些错误，这里附上两页，代替原来的的第53、54页。……至于为什么要大改特改，我想一个原因是一九四九年曾改编电影，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分未经消化。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不像在大城市里蹲在家里，住在哪里也没多大分别。”
1964年11月21日，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信：“这次我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改它，在我是还了自己一笔债。”
1965年2月2日，张爱玲正在把《北地胭脂》译成中文，过程中发现问题，继续修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她说：“我正在把那篇小说译成中文，一改成原本的语言就可以看出许多地方‘不是那么回事’，只好又改，Donald Keene所说的不清楚的地方当然也在内。译完后预备把英文原稿再搁几个月再译回来重打，距离远些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废许多手脚，都是an exercise in futility，但是又不能不这样做。”
1965年10月31日，张爱玲写完了中文本，并起名《怨女》。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说：“《北地胭脂》（现在叫《怨女》）的中文本直到现在刚搞完，所以一直定不下心来写信。什么时候能把英文本译好打好，也讲不定，机械化的工作应当快些。”
1965年11月，张爱玲把《怨女》寄给宋淇。
1965年12月31日，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中，提到“《怨女》再译为英文，又发现几处要修改，真是个无底洞。我只想较对得起原来的故事。总算快译完了”，又说中文本至今才给《星岛晚报》寄去，“想必有别的在登着”，正等待连载。
1966年4月，《怨女》在台湾《皇冠》连载。
1966年8月23日，《怨女》在《星岛晚报》连载。
1966年8月31日，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中，再次提到《怨女》：“今天收到王敬羲的信，才知道《怨女》已在《星岛晚报》连载，实在头疼万分。”并说她又有一版改正本。
1966年9月14日，张爱玲给平鑫涛的信中，提到不要按照连载版出单行本。声明“作者决不同意根据连载《怨女》出书。”
1966年9月15日，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又一次提到：“第一不能根据连载出单行本”。
1966年10月2日，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中，说“知道连载本不会出书，一块石头落地”。
1966年12月2日，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说拿书稿去复印。并说：“这小说厄运重重，不留个副本，在这风雪天实在不敢航空寄出，否则又出什么花头，几个月工夫都白费了。”张爱玲虽没有明说是哪部书稿，但夏志清猜测应该是《怨女》。
1966年12月12日，张爱玲写明信片给庄信正，请他帮忙查一下“南朝金粉，北地胭脂”的出典。
1967年，英国伦敦凯赛尔（Cassell &Company）出版社出了单行本《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
1968年7月，皇冠出了张爱玲再次改定的，不同于之前《皇冠》连载和《星岛晚报》连载版的单行本《怨女》。
……
11年的工夫，创作上惨淡经营，出版上命运多舛，以上单单列出这个脉络，已经足以令人体会。
然而这些年来，张爱玲何以执意一定要修改《金锁记》呢？何况从发表《金锁记》到《怨女》的定稿，竟有25年的时间（张爱玲寿高75岁，这根本是她三分之一的人生）。
容易令人想到的，大概无非以下几点：第一、张爱玲在美国素材缺乏，所以只能重写旧作，因为这是她谋生的唯一途径；第二、她江郎才尽；第三、她对《金锁记》不满意……
其中最易令普通读者揣测和误会的，最可能的原因，可能是前两者——包括远在日本的胡兰成也一度这样想。
1966年，胡兰成通过朋友剪寄来的《星岛晚报》陆续跟着读，读到了第六十，连载还没有完，就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读〈怨女〉》。“《怨女》是《金锁记》改写。为什么不写新的呢？刚读了开头，不禁心里幸灾乐祸，要说张爱玲没进步。”
作为最懂张爱玲文章的人之一，也到底是胡兰成，他继续读下去，却品出了《怨女》的好。于是他接着说：“此时窗外秋阳淡远，无拘无束，及后读下去，即又叹息寻思。这改写是写得好。”然而过了一会儿，他还是不禁要说：“如今张爱玲住在美国，却来写《怨女》，亦可见现代美国的无情思了。美国的瓶装花生酱也不及上麻油店里芝麻酱花生酱来得香，莫说美国人是再也修不到麻油店里银娣姑娘的与小刘的木匠的今世里无限意。”
《怨女》中药铺伙计小刘与柴银娣有一段无果的双向暗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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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没脱了窠臼，觉得美国根本没有张爱玲要写的素材。事实是否如此呢？
1961年，台湾作家王祯和回忆和张爱玲的见面，提到“她（张爱玲）准备以伦敦做背景，写长篇小说”。1971年6月，台湾张迷、学者水晶得以有机会面访张爱玲，张爱玲又说：“又譬如美国人的事情，我也想写的……不过，我写的东西总得酝酿上一、二十年……要隔这么久才写得出。”可见并不是美国没得写，是张爱玲觉得素材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洗。（也许未来在宋以朗所存的张爱玲遗物里，会发现她美国素材的只言片语？）
台湾电影《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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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重写旧题材是不是张爱玲在美国“没有办法的办法”，仅仅只为了谋生，或者要讨美国读者的欢心呢？在张爱玲给好友邝文美、宋淇的信中，似乎可窥得一二。
有一次她这样说：“我要写书——每一本都不同——（一）《秧歌》；（二）《赤地之恋》；（三）Pink Tears［《粉泪》］；然后（四）我自己的故事……（五）《烟花》（改写《野草闲花》）；（六）那段发生于西湖上的故事；（七）还有一个类似侦探小说的那段关于我的moon-face［圆脸］表姐被男人毒死的事……”。这封信，不清楚它的写信时间，看内文却基本可以推定，这应该是张爱玲刚去美国时（1955年或者1956年的前后）。根据这封信，可见《粉泪》（《怨女》的第一个英文名）是张爱玲早就确定了的写作计划之一。似乎和她后来在美国的困境无关。
水晶的采访中，她也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自己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
张爱玲为什么要许下心愿？
不如让我们尝试回到《金锁记》最初发表的时候。看看张爱玲对于《金锁记》的态度。
1943年10月，23岁的张爱玲写完三万六千字的小中篇《金锁记》，在当年《杂志》月刊第12卷第2期和第3期连载。1944年5月，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在《万象》月刊第三卷第11期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其中说：“它（《金锁记》）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可是同月，张爱玲写散文《自己的文章》，对傅雷的夸奖和批评全不买账。
傅雷的文章大赞《金锁记》和曹七巧，她却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又说：“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都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很明显，她根本不认为曹七巧比白流苏更成功。
《怨女》电影：夏文汐饰演的柴银娣，是旧家庭中的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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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缪骞人饰演的白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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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从她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觉她对在人物塑造上的不满意。她喜欢苍凉，而曹七巧是悲壮；她喜欢启示，而曹七巧是完成；她喜欢不彻底，而曹七巧是极端；她喜欢表达软弱，而曹七巧是有力；她喜欢凡人，而曹七巧是“英雄”——一个自我的、变态了的、完善的“英雄”。是的，当我们再仔细来看《怨女》，就会发现《怨女》中的柴银娣正是张爱玲对于曹七巧的“拨乱反正”。柴银娣更能体现张爱玲的文学观。
张爱玲与夏志清先生的书信交往中，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1961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42页的篇幅来专论张爱玲（鲁迅不过只占26页），他对《金锁记》的评价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可1964年10月16日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中提到：“《金锁记》原文不在手边，但是九年前开始改写前曾经考虑翻译它，觉得无从着手，因为是多年前写的，看法不同，勉强不来。”这一段已经非常明显了，张爱玲“曾经考虑翻译”《金锁记》，却终于因为与当年的“看法不同”，感觉“勉强不来”。
电视剧《金锁记》，刘欣饰曹七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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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止对《金锁记》，张爱玲对自己的很多早年作品都不大认同。
1968年2月，张爱玲在散文《忆胡适之》中，摘录了她给胡适的书信，其中一段也谈到她对早年作品的看法：“我寄了五本《秧歌》来。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坏——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下。”
1976年2月10日给《联合报》副刊写的《〈张看〉自序》中，张爱玲提到过对自己早期（1943年——1944年）的创作不完全满意。尤其是《连环套》、《创世纪》和《殷宝滟送花楼会》几篇小说，认为“不敢说是多产的教训，不过对于我是个教训”。具体到《连环套》，她比当年的傅雷批评的用语更厉害：“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一路看下去，不由得一直呲牙咧嘴做鬼脸，皱着眉咬着牙笑……”。
台湾作家王祯和在1961年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当面夸张爱玲的小说“真好”，而张爱玲说：“不要说。不好，不好。”——我也不觉得这完全是自谦。
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和小说读者，其实还是有大量的人认为张爱玲的早期小说好过中期和晚期，我想这大概是“先入为主”，或者源于自我审美的屏障。
张爱玲中晚年的进步几乎令人惊讶，且不像软件迭代，而更像新款推出。她并非方仲永，无论是她的笔力还是人生观，她都是到了后来，才把早年自己那智识的杰出萌芽发展到了根深叶茂。所以我一直秉持的观点是，即使张爱玲早年的写作已经令人惊艳和绝望，但与中晚年的她自己相比，那青春的天才也不能“望其项背”。她的中晚年写作“千金难买老来瘦”，枯干苦涩如一杯极浓缩咖啡，而又妙处自在，有相又无相，通篇都是“不向如来行处行”。
以不停修改《金锁记》的这11年为例，这是张爱玲人生变化最大、经济状况最差、情感打击最多的阶段之一。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在这个创作经验和人生经历最丰富的中年，她很不好过。常说“苦难是财富”，多老套的话，然而不幸的是，事实正是如此。《怨女》就是用眼泪串成的项链。
台湾电影《怨女》，夏文汐主演
台湾电影《怨女》，夏文汐主演
周芬伶在《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一书中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对中国作家，尤其是大陆作家并不怀好意，它们的出版界对中国的理解还停留在赛珍珠所描写的那样。小说家卡尔维诺的日记就说，当时纽约出版界百分之七十五是由犹太人掌控的，所以受制于商业的需要。“在美国好的文学作品都不为人知，在不起眼的作者的抽屉里，纯靠机运才有人打破商业作业成规，得见天日。”
比如《粉泪》在1957年初稿写完后不久，张爱玲就收到退稿。1964年10月16日，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中引述了Knopf编辑的话：
“较早的一批存在New Hampshire 一时无法查。Knopf我记得是这些退稿信中最激奋的一封，大意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过去的中国是这样，岂非共产党成了救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么说。’”
1955年动笔到1968年改定，张爱玲从35岁走到了48岁，这时的她，早已经从风头最劲的中国年轻作家，终于去国离乡。之前她曾到香港，访日本，这十几年又到了美国（中间还曾到达中国台湾）。
把时间再往前推算一点，离开上海后，张爱玲的求职（或曰写作生涯），则历经在香港翻译《老人与海》《爱默生选集》等作品的三年时光，到去日本找工作受挫，到在美国寻求于文艺营、大学的接纳，到英文作品的终于被出版并有好评（关于《秧歌》），到遭到毫不客气的、言辞激烈的退稿（关于《粉泪》），到出英文书一直碰壁，到为了糊口又赶回香港写作电影剧本，到在台湾因为旧文引起轰动，到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予她的小说史无前例的评价，才终于到台湾皇冠出版社和她签约出书（1966年）……
有两封张爱玲在香港编剧期间发给赖雅的信，最能说明状况。
1962年1月18日，张爱玲香港在给赖雅的信中说：“上周日我完成了《红楼梦》剧本下集，长时间工作使得眼睛再度出血……我还没有收到船票退款，没有那退款我没够钱付机票。……你（的钱）能撑到三月二十日吗？……但是我会全力以赴来赶工，这种阴郁寂寞的生活使我格外苍老。……请节制持久性用品的花费，不必省于日常消耗品。……所有我要买的东西——三件头的冬季套装，夏季套装，家居长袍，一副眼镜——不会超过70美元。……快乐些，甜心……”
1962年1月31日，张爱玲再次写信给赖雅：“几个月来，我工作卖力得像狗，没有支薪的迹象。……请不要担忧，让我完成现行的工作。我的处境已经够艰难了。如果你能看见我现在的生活实况，你将知道我多么想念我们可爱的公寓。……如果你担心过度而生病，你将破坏了一切。……好好照顾自己，我爱你。”
“我一直腿涨脚肿（轻微的水肿病），直到农历新年前的廉售，我才买得起一双较大的鞋……从上午十点到凌晨一点，筋疲力竭工作。”“整天在我小房间里，难过得要窒息，随时要爆炸开来。我全力争取的一年生活保障，三个月的劳役，就此泡汤。……我无法入眠，眼睛原已愈合，现在再度出血。”
这个经济窘境，是张爱玲到了1966年左右，在与皇冠的出版关系稳定后，才得到了一些缓解。
感情上，张爱玲更是百孔千疮。她经历了父亲张志沂的去世（1954年）、母亲黄逸梵去世（1957年8月）、与潦倒作家赖雅的结婚（1956年8月14日）、到纽约堕胎（1956年7月或8月），赖雅跌跤卧床不起（1963年7月），缠绵病榻的赖雅连续几次中风后，终于全身瘫痪，卧床四年后去世（1967年10月8日）。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
这些人生大事，每一件单拿出来都吓人，何况在人生的中途，十数年间全部出现。
然而尽管看似很残忍，可我还是不得不说，正是这些成就了张爱玲正在写的，以及后来的那些作品，这其中最显著的当然有《怨女》。因此我总是觉得，对《金锁记》故事重写为《怨女》的研究意义，从素材经营和作者心态——因为它正好完整跨经张爱玲生命的这一段——也许比研究其他文本的意义稍微大一些。
还有，这个来自《金锁记》的故事，它一定有着张爱玲不好把握却终于把握，不好书写却终于写出，不太确定却又终于确定的东西，才使她若干年来耿耿于怀，历经那么多事，也没有放弃。
更何况，在改写为《怨女》之前，张爱玲似乎也只有《金锁记》这一部作品，完整涉及了这个几乎可以代表旧中国的，错综复杂的亲情关系单位——民国初年的旧式家庭。（《倾城之恋》里的白家也是旧家庭，可时间已经到了1941年，那只能算是没落旧家庭的遗韵。）
1995年，在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和季季合著的《我的姊姊张爱玲》书中，张子静曾提到，《金锁记》中的人物原型都是有所本的。他们脱胎于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小说中的大爷，原型是就是李经述的大儿子李国杰，二爷原型是行三的李国罴，天生软骨症，三爷姜季泽的原型是行四的李国熊，主持分家的九老太爷的原型，则是李鸿章的三子李经迈。（至今这些人物，我们都还可以在网上搜到他们的合影照片。）所以，最终呈现在《金锁记》中的这个姜家，可以算得上是民国初年遗老遗少家庭的一个小小标本。
[图注]：李鸿章与儿孙辈合影。中排两名坐着的成年男子是李鸿章的儿子，左为李经迈，右为李经述。前排坐着的四名少年，都是李经述之子，从左到右依次为：李国熊、李国罴、李国燕、李国杰。后排女性，从左到右依次为：李国杰夫人张氏、李经述之女、李鸿章之女李菊耦、李经迈夫人卞氏、李经述夫人朱氏。
或许不妨这样理解，《怨女》代表了张爱玲在23年后，她对于旧中国、旧家庭，以及生活在里面的人的一些新看法，新角度。尤其当这种看法和角度发生在民国也已成旧梦，新中国已经成立近二十年的时候，发生在张爱玲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能跳开来回看的时候，恐怕就更耐人寻味。
从文章本身来看，在这十数年间，张爱玲整个的生命观、文艺观，感觉更加明确，表现在文字中，似乎也执行得更好。她一贯秉持的那种人生的总体是“苍凉”的生命哲学，与她希望文章和《海上花列传》一样“平淡而近自然”的文风追求，此时都在她的作品中慢慢趋于和谐与稳定。
回看一下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年表，也会发现，改写《怨女》的时间在《秧歌》、《赤地之恋》之后。而在《怨女》改写到定稿期间，除去电影剧本和一些散文、短篇不算，张爱玲同时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雷峰塔》、《易经》，以及未完成的作品《少帅》。《怨女》结束后，她开始改写的则是《十八春》。也开始写《小团圆》。
《怨女》（或曰《粉泪》、《北地胭脂》）就像张爱玲最怕的小虫，在她的身心上，持续咬噬了十几年，这个修改过程，几乎是她孜孜以求最完美的作品，惨淡经营的最佳例子。
左：张爱玲与赖雅；右：张爱玲
左：张爱玲与赖雅；右：张爱玲
虽然对于张爱玲来说，不停地叙述和改写自己想写的故事直到满意为止，其实《怨女》也算不上是孤例，但《怨女》对《金锁记》的修改，与其余几个还有些不同。
1947年，张爱玲在完成了电影《不了情》的剧本半年后，又因为“恋恋于这故事”，改写成小说《多少恨》；
1950年到1951年，张爱玲写了长篇小说《十八春》，1968年，时隔17年，张爱玲重写这个故事，并把它改名为《惘然记》在《皇冠》连载。出版单行本时则根据宋淇建议定名为《半生缘》；
从故事的内容看，小说《雷峰塔》、《易经》中发生的事，我们在张爱玲的散文中也见过一些。《私语》、《童言无忌》、《爱憎表》、《对照记》、《小团圆》不过是这些故事的另外版本与角度，或者更详尽，或者是扩充，就像是乐曲的变奏……
然而，《多少恨》与《不了情》剧本基本无差别；《半生缘》，据水晶的采访所知，张爱玲说自己改写了一年。其实今天我们来看，它的改动远不如《怨女》对《金锁记》做得大，《怨女》几乎是全部重写；小说《雷峰塔》、《易经》、《小团圆》，那些关乎自己的切身故事，张爱玲更没有在不同文本间做什么相反性的处理。
限于主题，本文不展开关于《金锁记》和《怨女》的文本的深入对比赏析。只想说，作为一个合格的读者，爱一个作家，就要读她全部的作品，一定要敲骨吸髓，切忌人云亦云。
说到这里，我还记得张爱玲在胡适先生去世后，曾于怀念文章《忆胡适之》的文末，看《海上花》，重新想到胡适先生，不禁感叹说：“适之先生不在了”。是的，时光荏苒，彼时适之先生不在了，如今，张爱玲先生也已经不在了。可是，张爱玲的文章还在，那本《怨女》还在。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去对比《金锁记》读一读吧，那一定是对提高阅读审美最好的、最有用的一种比较文学。
原标题：《张爱玲的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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