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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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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一：寻找进入《叛教者》的门径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1周前
   施玮女士的《叛教者》出版已三年了，虽然好评如潮，也引起不少的争议。但无论好评也好，争议也好，都缺乏文本的细读，缺少一种信仰与文学、历史与小说张力间的现实感及文学的共鸣与信仰的切身感，对于作者在信仰与现实、出离与回归、敬神与崇人、内在生命与外在服侍、人在罪与信及爱中挣扎的复杂性，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交织的立体性缺乏深入的思索和反思。因此，好评者不能深入文学与信仰的更深处，批评者则更多简单地把小说等同于现实，争论是否符合事实，忽略了文学的真实性，落入了不休的争吵之中。

    《叛教者》是一部中国基督徒写自己历史社会文化中的信仰故事。作者知道，这个故事不仅是历史故事，也是属于自己和当代基督徒的故事。历史一直都不会死去，特别是包含着信仰生命的历史故事。不然，怎么谈“圣徒相通”呢？这些“圣徒”难道不包括历史上的“圣徒”？然而，历史有总是那么地复杂，没有简单的是非黑白；“圣徒”们也是那么地复杂，都不是一尘不染的卡通人物。因此，当我们回眸真实的历史时，就像回看我们真实的信仰生命一样，里面有很多的污秽、不堪、羞耻、屈辱、败坏和跌倒，甚至背叛。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些，我们又怎么能找到“圣徒”呢？我们只能说历史是黑暗的，人性是败坏的，“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正由于此，我们经常发现自己的生命和信仰缺乏历史生命的支撑，只会感叹“日光之下无新事”。然而，是否真是“日光之下无新事”呢？一件件事、一个个人、一桩桩故事，难道他们都是旧的？看到婴儿和年轻人对这个世界及人生充满了惊奇，难道说他们也都是旧的？我们曾经的经历能取代和解释他们吗？过去发生的事和故事能解释我们的生命和故事吗？我们的感觉似乎既是，也不是。那么，到底什么是“新”与“旧”？到底如何去区分或辨别“新”与“旧”？到底怎么去看待他们的故事？又应该如何去看待我们自己的故事及我们子孙后代将要经历的故事？

    历史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社会文化是复杂的，信仰也是复杂的。但这种复杂是不是等于“说不清、道不明”？等不等于它们就是“一笔糊涂帐”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为何要去信仰、去理解、去述说呢？显然，复杂不等于混乱，也不等于混沌，也不等于模糊不清，在复杂中有清晰、有简单、有光亮、有可以穿越的隧道、有一根根线索、一条条道路，问题在于你能否进入复杂，能否找到隧道，能否进入清晰、简单和光明。

    用薛华的话说，故事都有正题和副题。其实，历史、人生、信仰种种都是如此。正题的美好与副题的混杂总是交织在一起，只有进入正题、也进入副题、进入正题副题的复杂交织时，才能很好地理解故事、欣赏故事，看到故事的多维性、立体性、复杂性，也才可能去扑捉里面的清晰性、简单性、纯洁性，甚至神圣性。要知道，缺乏多维、立体和复杂性的清晰和简单，不是真的清晰和简单，而是单调与贫乏；缺乏复杂性考验的纯洁和神圣，不是真的纯洁和神圣，而是单纯与无知。

     施玮女士的这本《叛教者》是一部很好地处理了正题与副题、信仰的复杂性与简单性、历史的现实与文学的真实等问题的小说，可誉为华文基督徒文学的翘楚。然而，对它的阅读还很不到位，需要更深地进入故事、进入信仰、进入文学、进入历史、进入现实甚至进入哲学。后面，我们试图结合文本、历史、现实、文化、信仰、哲学等来阅读这本书，寻找进入这本书及更为广阔空间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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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二：历史还是故事？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1周前


     历史是块魔镜。它有时如平面，有时如立体，有时又如圆或椭圆，有时又充满棱角…它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人类的忧愁喜乐、悲欢离合，而不同的呈现方式总让人看到不同的结果。它又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因情感、因理性、因冷漠、因同情等等而异，只要一种因素发生变化，结果就大大不同。因此，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怎么打扮她，她就怎样。总而言之，历史非常地复杂，总让人感觉看不清、道不明、想不透，总让人感觉云山雾罩，如走迷宫。

     然而，历史又是每个人都不得不走的迷宫，因为每个人都在历史之中，也终将成为历史。无论是出于对过去的探奇，还是出于对自身生命的惊奇，或是对未来的好奇，我们都离不开历史。历史是编织生命与故事的彩带，是让人好奇而又无法出离的洞穴，又是叫人无论在山中还是山外都不得见其真面貌的庐山。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

     对待历史的最好方式可能不是理论、哲学，而是故事，因为历史本身就由故事构成。因此用故事讲历史可能最好、最到位。但是现代人的想象力大多被知识和理论给破坏了，越来越不会讲故事。本雅明虽然写了《讲故事的人》，自己却不会讲故事；王尔德也曾有这样的感叹：“古人把历史写成了小说，现代人把小说写成了历史。”因此，如何讲故事，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是对现代人的一大考验。

    《叛教者》一书是在讲历史还是在讲故事？或者二者兼具？它里面到底有多少历史，又到底有多少故事？把它读成历史会怎样？把它读成故事又会怎样？显然，有人把它完全当历史读，也有人完全把它当故事读，也有人把它既当历史也当故事读。可是，到底应该怎样去区分历史和故事？或者就根本不应该去区分？或者旧根本无法区分？如果这个故事讲得好，人们就无法区分历史和故事，虽然他们都知道历史就在故事当中。

    那么，在《叛教者》中，人们能否区分出历史和故事？显然不是很容易，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所以，在此书出来之后，还是引起了历史与故事之争。就我自己的阅读来看，第一部和最后一部的故事讲得最好，不露痕迹，可以对应王尔德的“把历史写成了小说”。最后一部基本没多少故事，但那种心灵书写仿佛流淌，也是最好的故事。相比较而言，第二、第三部中，历史有点挤压了故事，似乎让人感觉有历史的真实，接近那种王尔德意义上的“把小说写成了历史”。

    当然，这么说不是苛责作者，写小说本身就很难回避历史，哪怕是完全虚构的科幻小说，都是如此，一不小心就显露了历史现实的痕迹，更不要说《叛教者》这么一部本身就是写历史的小说了。显然，这样的评价只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评价。如果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看，很多人巴不得小说写成历史，那样就会让很多人看到不需要他们更多思考的现实或真实，很多人是很喜欢这样子的写作的。

     故事是更高的历史，是融化了历史材料之粗糙的精纯之历史，就像甘蔗被榨成甘蔗汁，或葡萄或橄榄被炼成油。因此，读故事虽然引发历史，却并不就是读历史，读故事是读作者心灵中的历史，也是读读者自己心灵中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故事而言，作者的心灵与读者的心灵都很重要，或者也可以说，故事是他们共同编造的，他们的心灵舞台是故事人物表演的场地。那些故事人物表演得如何，除了他们自身的历史之外，还取决于作者与读者的心灵。

    那么，应该怎样去读《叛教者》里面的故事呢？怎样才能读懂、读通里面的故事呢？这与故事的灵魂有关，这个灵魂就是信仰。无论是故事人物、作者，还是读者，首先就需要读懂这个灵魂，然后才能读懂、读通那个故事，而不是仅仅纠缠于历史的对与错、是与非。


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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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三：故事与历史中的信仰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5天前


    基督信仰离不开故事与历史，它是在故事和历史中展开的信仰，整部《圣经》首先就是信仰的故事和历史。会读圣经的人不是首先喜爱神学或通晓神学的人，而是首先喜爱故事和历史的人。不能喜爱故事和历史，就不能真正明白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的信仰，哪怕他或她有再多的神学或其它方面的知识。要知道，是故事而非知识传达和塑造了灵性，灵性首先流淌在故事中。

     可是，故事又是最难把捉的，因为好的故事大多魅如精灵，还没来得及把捉，它已经溜掉了。并且，故事也不能被把捉，因为一把捉，它就死掉了。在这个意义上，故事似乎抗拒理性、抗拒理论、抗拒概念、抗拒哲学。故事首先需要的不是阐释，而是进入。那么，谁能最好地进入故事呢？答案是孩子。

     孩子最喜欢听故事，对故事百听不厌。很多时候，大人都讲厌烦了，孩子还是听得津津有味，要求一遍一遍地重复。那么，为什么大人会厌烦，而小孩不但不厌烦，反而越听越有味道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孩子相信故事，哪怕故事多么地荒诞不经，并且是，故事越是荒诞不经，越能引起孩子的兴趣，他们总是对它深信不疑。大人却不是这样，大人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故事或讲故事，故事总是与大人不大相关、相距甚远。

    故事是为孩子准备的，只有孩子才会读故事，相信故事和进入故事，因为孩子抱着单纯的相信。故事最怕的是不相信，哪里有不相信，哪里就没有故事。成人之所以难以信仰，就是因为他们总是怀疑，而孩子之所以容易相信，就是因为他们能单纯地接受，大概正因为如此，耶稣才说：“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可：10:15）

     但是，小孩子又是容易受骗的，因为他们太单纯，单纯到相信荒诞不经的故事。信仰就是一个极其荒诞不经的故事，一个让理智支配自己的人无法接受、无法相信的故事。因此，过于理智的人无法读《圣经》，读也读不进去，也不能读懂。小孩子却很适合读《圣经》，也容易读进去，特别是读故事很强的部分。小孩子容易受骗，甚至很甘心受骗，因为他们向往故事，故事是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对他们而言，现实世界哪怕多么虚假、多么残酷，都因为故事而变得美好。因此，在孩子的世界中，美好胜过丑恶，真实胜过虚假，简单胜过复杂。大人与孩子不同，不愿意被骗，他们要处处怀疑、处处分辨，所以他们难以相信。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都变得复杂、虚假和丑恶。

    在信仰的世界里，一切都要化成故事，或最终要化成故事，历史也要化成故事。如果不能化成故事，如果不能阅读故事，信仰就总是或多或少地被隔在外面了。上帝是善于讲故事的，只是人不善于听故事。上帝是讲了宇宙洪荒的故事、创造、堕落和救赎的故事，可这些故事在人那儿又变成了神学、变成了理论。而喜欢理论的人不喜欢读故事，也常常读不懂故事。但是理论又总因为它们善于把捉而似乎很有用、很有力量，所以它们总是会压过故事。

     故事似乎没有力量，却又非常有力量。故事不能改变世界，因而它不如科学技、技术、理论有力量。但故事能改变人心，因而它又比科学、技术、理论更有力量，因为它们能改变世界，却不能够改变人心。故事的力量是信仰的力量，是因为信所带来的力量，是单纯而巨大的力量，是百折不挠的力量。

    一个被故事滋养的人是有力量的人，就像一个被信仰滋润的人是有力量的人一样。这样的人可能因为单纯容易被骗、被伤害、被嘲笑、被羞辱，但是他们总是百折不挠，打倒了又能站立起来。因为他们的力量不来源于自己，而来源于故事的深渺或信仰的辽阔。

    《叛教者》写的是故事，是历史中的故事，是信仰的故事。其中的很多人物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故事，也成为了别人的故事，而深深缠绕他们的又是信仰。这众多的故事因而又与一个最大的故事连接在一起。这个信仰的大故事既让个人的历史和故事变得复杂，又让他们变得简单。作为读故事的人，只有读懂其中的复杂，又读懂其中的简单，才能真正领会他们的个人的小故事和那个制造他们的大故事。

     要读懂大故事，需要读懂小故事。同时，只有读懂小故事，才可能读懂大故事。这种大小故事间的循环似乎是个解释学的循环，似乎是无穷无尽的。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读大故事和小故事，以及读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叛教者》能不能打开大故事和小故事之门呢？特别是，它能否打开中国信徒的小故事之门，让他们更好进入大故事？让我们且读且看，且读且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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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四：叛教者还是信仰英雄？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4天前

     在小说《叛教者》中，徐闻音以信仰英雄的形象出场。这种出场方式很有意思，增加了戏剧化效果：今日的信仰英雄却是昔日的叛教者。这中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故事，必定引起人们的好奇，希望一探究竟。

    这个今日的信仰英雄是位美国的“祷告医师”，她因为病人祷告而引人注目，也因为病人祷告差点引来官司。显然，反映在位“祷告医师”身上的是美国社会的撕裂：一方面，美国到处是教堂，大部分人都称自己为基督徒，甚至总统就职前，会有牧师为他们祷告；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公立学校，却不允许公开祷告；在医院，为病人祷告也需征得病人同意。当然，有人说，这不是美国社会的撕裂，而是因为美国是多元社会，有些人不是基督徒，所以不能贸然为别人祷告；公立学校因为是纳税人出钱，所以不能为哪一宗教信徒服务，因为税收来自所有人，包括非信徒和其它宗教的信徒。显然，这种解释是合理的，毕竟美国社会公私分得很清。至于总统就职有牧师为他祷告，他们也要按圣经宣誓，是否有违公职人员的职分，在美国的确有很大的争议，甚至有人到法院去起诉这件事，就像有人去起诉美国的货币不能印上“In God We Trust”一样。但是，这样的诉讼都被驳回了，因为这些指责违背了美国精神。

    众所周知，美国的立国精神是基督精神，如果这一点改变了，美国就不是美国了。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社会的多元化越来越冲击着这个立国精神，美国人的基督信仰也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受到冲击与考验。一方面，他们要以基督的爱“爱邻舍”；另一方面，邻舍只要被爱，不要基督，他们该怎么办？显然，任何社会的信仰环境都很复杂，世界上没有天堂，基督信徒在哪里都要受考验。

     然而，与中国社会相比，美国几乎是基督信仰的天堂，所以几乎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向往美国，中国基督徒当然也不例外，甚至更加热烈。联系到徐闻音的事例，人们可能会问，如果她在中国行医，她还能坚持作一位“祷告医师”吗？

     那么，徐闻音之所以能成为一位信仰英雄，是因为她来到了美国和生活在美国社会吗？同样，她在中国就只能作一位叛教者吗？这种从叛教者到信仰英雄的转变，到底是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还是因为里面的转变呢？

    但是，不管怎样，成为了信仰英雄的徐闻音，还是不能忘怀她曾经的叛教者身份的。她曾经的教友不能忘怀，甚至她的家人，她的儿子也不能。她是一位背着叛教者骂名的信仰英雄。在这样的处境下，信仰英雄和叛教者都是她不堪重负的。当别人说她是信仰英雄时，她会想到她曾是一位叛教者；当人指责她是叛教者时，她却已经是位实实在在的信仰英雄了。那么，她到底是谁？是叛教者？是信仰英雄？估计她自己也不能回答，别人也没法回答。

    其实，对如今的徐闻音来说，答案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还有放不下的东西，她还有需要放下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她自己的信仰历史，是需要被化成信仰故事的历史。只有她讲述出来了，让历史变成了故事，历史才会被融化，她也才能真正放下和走出。从故事的结局看，的确如此。晚年的徐闻音与孩子和好，每日读经祷告，为他人代祷，她自己的小故事融入了那个信仰的大故事。她的故事到此才真正结束，至于她是叛教者还是信仰英雄，她自己已经不关心了，别人还需要为她去关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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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五：平静与激动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3天前


    在徐闻音因为病人祷告而遭到控告时，她显得很平静。虽然这件事被各种势力炒得沸沸扬扬，却好像与她没什么关系似的。作为当事人，这种平静非常难得；作为基督徒，这种平静却不难以理解。或许人们还记得福音书中耶稣平静风浪的记载：“海里忽然起了风暴，甚至船被海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太：8:24）

     显然，作为“祷告医师”的徐闻音，她的信仰已经让她能够承受外面的风浪了。无论是官司也好，还是外面的混乱也罢，都已经很难影响到她了。但是，曾经发生在她生命中的信仰大风暴呢？她还能平静地面对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看到，当作为记者的“我”告诉徐闻音，“我要把你的一生都写出来”时，她的反应是，“目光中充满了奇怪的恐惧和痛苦。”（p.7）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她能平静面对眼前的风暴，为何不能平静面对自己的过去呢？过去为何让她如此不安？它为什么这样激动这位平静安稳的信仰英雄？

     显然，对这位“祷告医师”来说，面前的风浪根本算不上风浪。与她曾经经历的风浪相比，现在的风浪简直是和风细雨了。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人，在面对小风小浪时，当然会平静安稳了，甚至能把它当一种风景来欣赏。但是，大风大浪实在是太可怕了，不要说是再去经历，就是回想一下，都会觉得胆战心惊。大灾难带来的创伤，或许一辈子都难以得到医治和平息。

      徐闻音是经历过信仰大灾难的人，她自己被卷入了当时的大风暴、大灾难当中。虽然她算不上大灾难的主角，只是一个不算不重要的配角，但这已经够她承受一辈子的了。在告别了那段灾难和苦难之后，在来到了大洋彼岸之后，在成为了“祷告医师”之后，那段岁月、那段记忆、那段历史，还是不能去触碰的。碰一下就会带来激动、不安、恐惧和痛苦。

     那么，那是一段怎样的岁月？一种什么样的记忆？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历史呢？隐藏在其中的故事，是作为属灵婴儿的“我”能理解的吗？是后来的基督徒能理解的吗？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基督徒能理解的吗？这个故事应该讲给谁听？谁又能听得懂呢？想到这些，徐闻音能不激动吗？

     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作者选择的叙述者是一位才受洗不久的初信者，一位属灵的“婴儿”。这样的选择很有意味。就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故事是为孩子准备的，或许就是这位属灵的“婴儿”才听懂了别人听不懂的故事，或许这个故事就是为这样的“婴儿”准备的。遗憾的是，在小说的后来叙事中，这个“婴儿”的角色消失了，代之以“神学博士”的角色。在故事里面，这位“神学博士”又怎么比得上那位“婴儿”呢？故事的成败，可能恰恰在于“婴儿”变成了“神学博士”。

     不妨试着推测一下，如果那个称为“我”的记者，一开始就是一位“神学博士”，徐闻音是否愿意跟这位“神学博士“讲自己的信仰故事？这位“神学博士”又是否听得懂她的信仰故事？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孩子是真正的倾听者，是听故事的人。“神学博士”却不是，他或她是研究者。故事的生命在于讲述和倾听，不在于研究。在讲述和倾听中，故事成为故事，讲述者得到医治，倾听者得到滋养。“神学博士”不是听故事的人，他们在收集研究资料。故事成了资料就死了。只有资料成为故事，才获得生命。

     激动是需要释放的表征。当徐闻音在讲述中释放后，她就不再激动了，她回到真正的平静。她告别了那段岁月、那段记忆、那段历史，让它们变成了故事，流入了信仰大故事的海洋中。

     徐闻音经历了激动到平静，然后又从平静到激动，最后又回到平静。这时，故事才真正讲完。可是，一切故事都是这样的结构吗？谁的故事能讲完？谁的故事讲不完？谁的故事不能讲完？显然，徐闻音是幸运的，她的故事讲完了。但是，那些没有讲，没机会讲，不能讲，讲不了，或者被别人讲的人，他们的故事又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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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六：灰黑色的记忆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前天


    徐闻音从小在教会长大，可算是信二代或信三代，虽然他父亲并不是信徒。由于抚养她的主要是祖母，所以父亲对她影响不大。但是，在徐闻音的回忆中，她的成长环境是灰黑色的。

   小说《叛教者》在描述哈同路文德里聚会处的关键词是“严肃”、“灰黑色”。虽然来这里的人都“慈眉善目”，虽然他们彼此称呼“老姊妹”、“小姊妹”，当然还应该有“弟兄”，但他们都很严肃。聚会处的氛围是严肃，这是小闻音的感受。同时，那里的色调是灰黑色的：黑色封皮的圣经、“小而薄的黑线网帽”、“黑丝发夹”、黑灰色的衣服…徐闻音的记忆是“在一片肃穆的灰黑中”。

     一个人的童年应该是五彩斑斓的，可是在教会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她的记忆却是灰黑色的，这是否正常？问题出在哪里？是因为聚会处出了问题，还是参加聚会的人出了问题，抑或是小闻音出了问题，或晚年的徐闻音记忆出了问题？显然，后两种情况不能完全排除，但可能性不大，因为孩子的感受最真实，童年的记忆最牢固。因此，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前两种，或者聚会处出了问题，或者参加聚会的人出了问题，或者两者都出了问题。

    当然，小小的徐闻音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估计那些参加聚会处的大人或许感觉到了些许问题，或许就根本没有感觉到。毕竟，他们已经被某种东西给制造了，没有了孩子的敏感。但是孩子虽然敏感，却对环境无能为力，小闻音只能逃到儿童主日学的彩纸世界里，逃离那个没有被道理充满的世界里。

     儿童的世界应该是童话和故事，应该是自然，是五彩斑斓的世界。可是，聚会处是个道理的世界，是个拒绝故事的世界，是个灰黑色的世界，是个不自然的世界。那个世界与孩子格格不入。所以，后来成长成少女的徐闻音渴望外面的世界，想逃离这个灰黑色的世界，这也为她后来的际遇埋下了伏笔。在这个意义上，徐闻音后面的选择以及叛教，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只要出现某种特定的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谁制造了这个灰黑色的世界？基督教信仰的世界是否应该是灰黑色的？信徒们为什么喜欢这个灰黑色的世界？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喜欢这么个灰黑色的世界？这个灰黑色的世界是地方教会的特色吗？是中国教会的特色吗？后来的人是要去坚守它？还是要去改变它？

     还有，如何对待教会里的孩子，是把他们带进道理的世界？是让他们适应那个灰黑色的世界？还是让他们进入故事的世界、自然的世界和五彩斑斓的世界？基督徒到底应该怎样教育他们的孩子？他们真地让孩子蒙福了吗？还是他们不知不觉地扼杀了他们的童年？

     徐闻音的灰黑色记忆会让我们想到很多，提出很多问题，也要求我们深入思考和反思：基督信仰的世界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应该是哪种色调和情调？文德里的信仰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仰？我们应该建造怎样的信仰生活世界？我们需要把什么样的信仰给我们的孩子？

     显然，徐闻音一辈子也没有走出那个灰黑色，直到她最终放下那个叛教者的骂名，走出个人的小故事。那个沉重的灰黑色几乎压了徐闻音一辈子，她曾经想逃出来，却又更深地进去了，再后来，她想逃也逃不出来，被深深地卷入了那个沉重的灰黑色。

     灰黑色是徐闻音从小就不喜欢的，却又变成了她人生的主色调。到底是什么将她拉进了那个灰黑色？又是什么把她的人生染成了灰黑色？是她的信仰？是她的叛逆？是她周围的人？是她生活的那块土地和文化？谁能告诉她？谁又能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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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七：基督徒该如何生活？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昨天

     徐闻音的童年记忆不仅是灰黑色的，还是刻板和几乎与世隔绝的。虽然祖母的信仰很虔诚，六个姑姑也很孝顺祖母，信仰也都不错；虽然祖母可以带着她轮流去各家住，可是闻音却没有因为住处的改变带来新鲜和开心。因为“哪家生活都差不多”，不同的地方没有差异，都被他们的信仰规整得一个模样。

    闻音生活在这样一个刻板又与世隔绝的世界中：“一样的一日三餐的祷告，一样的晨更和夜祷，一样是又读又背那本厚厚的黑色硬壳书，一样是温柔平静的‘原则’面孔，一样是没有家长里短的饭桌。闻音在姑姑家轮流住了几年，都没听到一句高声，也没有稀奇的事情可听。不仅仅是弄堂里亲戚中的蜚短流长听不到，连上海的新闻，乃至全国的抗日风云，也是一丝刮不进来，偶尔听到枪炮声倒让人怀疑是炮仗了。”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是世外桃源还？还是有点像活死人墓？

     这肯定不是世外桃源，陶渊明写的世外桃源有桃花流水，有落英缤纷，有黄发垂髫，那是个自然的世界，是个有差别、有生活情趣的世界。可闻音的世界既不自然，也缺少新鲜事物、变化和差异，更缺少活泼的生活情趣。如果这就是天堂，又有几个人愿意住在里面呢？那个据说因信仰变得很美、很纯的世界，怎么仿佛变成了个活死人墓呢？信仰到底是让这些信徒的老我死了，还是让他们的生活死掉了？

     闻音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大时代，可是那个大时代与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几乎完全隔绝，他们似乎真是“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然而，他们的与世隔绝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远离尘嚣，尘嚣就在他们身边，只是他们看不到、听不到，或者就是故意不看、不听。这是不是就是信徒们经常说的“寄居的生活”？是他们说的“只关心天上的事，不关心地上的事”吗？“关心天上的生活”是不是对一切世上的事都漠不关心？哪怕是国破家亡，硝烟四起，都可以置若罔闻？是不是只有读经、背经、祷告、聚会才是“关心天上的事”？这样的生活就是“在地如在天”的吗？

     基督徒到底应该怎样生活？如何过得敬虔而不刻板？“在地如在天”而又不与世隔绝？“关心天上的事”而不对地上的事冷漠？显然，“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不只是非基督徒和哲学家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基督徒应该思考的问题。否则，基督徒会因追求狭隘的保守和敬虔，过得刻板而封闭，辜负了上创造的美好世界，也错过了人世间的美好关系和情谊，更放弃了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地方教会的神学和生活方式是不是带来了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化是不是有内在的关联？我们是不是要深入地反思这些问题？

    显然，基督徒的生活首先是他们属灵的内在生活，外在生活都应该是里面带出来的。但同时，外在的生活也反映出内在的生活，如果外在生活都是死气沉沉，那怎么让人看到他们里面生活的火热？虽然不能因为外在生活火热就断定里面生活也火热或是真的火热，很多宗教狂热分子外在生活的确很火热，但他们的属灵生活并不火热，他们火热的是他们的宗教理想，或者是自由民主，或者是救国救民，或者是其它什么别的东西。这些当然不是内在属灵生活的火热，而是陷入了某种拜偶像而不自知。基督徒应该以他们信仰的方式关心和去过他们的外在生活，既不死气沉沉，又不狂热急躁，而是平静安稳又积极有力。

    属灵生活非常微妙，若没有灵性造成的判断力，就很容易走偏而不自知。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信仰生活就是走钢丝，每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是走钢丝者，他们每天都在冒险，每天都有考验，每天都很精彩。过这样的生活的要点就在于牢牢抓住那根平衡杆，稍有松懈，就会掉下来。而那根平衡杆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祂是平安的保障，不是懈怠和逃避的借口。

     基督徒生活不应该像世人生活那样放纵，但也不能像小闻音生活的世界那样刻板，他们要过得自由而从容。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像世人那样缺乏界限，却也不能像小闻音的世界那样封闭和与世隔绝，他们应该过得活泼而谨慎。

     人应该如何生活？中国人思考得不多。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中国基督徒也思考得不多。读徐闻音的故事，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中国人和中国基督徒都应该补上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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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八：说说徐闻音的父亲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今天


    与徐闻音祖母和姑姑们的生活过得刻板和与世隔绝不同，她父亲的生活却又过得有些放纵和世俗化。在徐闻音的祖母、姑妈和母亲眼里，她的父亲似乎很不成器，是个“出手阔绰的花花太少”。   

    说到他父亲的信仰，小说这样描述，“闻音的父亲是个老派与新派的混合体，说他信他也不信，说他不信似乎又信。不过，家里的女人们都信了，且信得那么严谨肃穆，这反倒让他觉得信仰无趣得很，甚至可笑。”这段描述很有意味，也值得玩味。

     其实，很多信二代的情况都和闻音的父亲差不多。他们的父母辈可能信得很虔诚，但是他们的虔诚在他们孩子的眼中却是刻板与无趣，甚至有些可笑。因此，对于这些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来说，信仰是他们天天耳濡目染的事，甚至还是父母们要求他们也照着做的事情，但不一定是他们很愿意做的事情。故此，你问他们信不信，他们可能回答说“信”，但你看他们的言行，又会觉得他们不信。显然，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的信仰是他们父母的信仰，是被贴到他们身上的身份标签，在某种意义上有被信仰的意味。从这种情况看，闻音父亲的状况其实很真实，信仰外在于他，是他摆脱不掉的东西，却又不能不背负着这么个标签。他一定会时不时地做做样子，却又实在感觉无趣，难以忍受。

     里面没有的，外面装是不容易的，所以闻音父亲的离婚、再娶、出轨，似乎都是题中应有之事。对他而言，基督信仰似乎是个新派的标签。毕竟，当时的上海是崇洋媚外的，作为外来信仰和文化的基督教，在当时的上海应该是很时新的。估计当时很多上海人选择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是出于这种时新和洋派的心思，特别是很多的买办。但是，在他们骨子里的东西还是很老派的，还有那种升官发财的想法、多子多福的观念、纳妾逛青楼的欲念等等。因而，这种老派和新派奇怪的结合起来，制造出一批当时蛮有中国特色的基督徒。

     显然，徐闻音的父亲虽然感觉他母亲姊妹们的基督徒生活刻板无趣，但对于基督徒身上安静、单纯的品格和气质还是很欣赏的，虽然这些品格和气质与他自己有些格格不入。所以，他很喜爱闻音他这个女儿，以她为荣，希望她也能喜欢和接纳他这个父亲。

     但是，虽然闻音也感觉祖母和姑姑们的信仰刻板无趣，却还是被他们制造了；虽然她向往外面的世界，却无法接纳和亲近自己的父亲；虽然她的青春少女的情感让她渴望更为真实的现实生活，但她的出身和生活环境却限制了她，把她拉了回去，变成“圣女”。

    不难看到，闻音身体里有她父亲的某些特质，但却被大大地抑制了，因为她一直和祖母和姑妈们生活在一起，在很大的程度上被他们制造了。闻音的父亲可能不同，他有更多摆脱家庭信仰的机会，最终也走得很远很远。

     如果不是从信仰的角度看，闻音的父亲也算个成功人士：德国博士、著名医师，混迹于政商各界，有头有脸。只是对于他的信仰家庭来说，他是个十足的浪子，是被世界带走了的罪人。

     然而，谁制造了徐闻音的父亲？有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他的家庭环境。在他信与不信上，他的家庭是起了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一个信仰家庭到底应该如何影响和教育他们的下一代？他们为什么让他们的孩子感觉他们刻板、无趣，甚至可笑？这里当然有他们信仰和生活之外的原因，但是不是也有他们自己和他们信仰生活形式方面的原因？这些估计是需要我们去思考和反思的。

     当然，信与不信，最终在于神的拣选。但在此之外，是不是也有不少人的责任呢？圣经上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作为这些产业的管家，基督徒父母们应当怎样做，怎样真正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去影响孩子？只是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恐怕还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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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九：闻音祖母和姑姑母们的信仰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昨天
    闻音是跟着祖母和姑姑们信仰的，她们的信仰就是她的信仰。那么，她祖母和姑母们的信仰是何种信仰呢？这种信仰是如何塑造她们的性格和生活的呢？

     祖母和姑母们的信仰以文德里为中心，而文德里的灵魂又是“那个人”。“那个人”不在的时候，文德里就不景气，“那个人”来了，文德里就复兴。文德里缺不得那个人，祖母和姑姑们的信仰也缺不得“那个人”。

     在祖母和姑姑们的心目中，只有文德里的信仰是最纯正的。对于公会的信徒，她们为他们可惜，觉得他们的信仰不纯正，这就是徐闻音老是要廖英君去文德里的原因。

     为什么文德里聚会处的信仰就更纯正呢？是什么原因让闻音的祖母和姑母们觉得文德里聚会处的信仰是最纯正的呢？在徐闻音看来，都是因为“那个人”，那个被祖母和姑母们称为“弟兄”或“李弟兄”的人。

     在小说《叛教者》中，有一段对徐闻音心目中“那个人”的描述：“对于徐闻音来说，那个人是极崇高也极神秘的，祖母和姑母们常常会说到他，每次说到他时并不提他的全名，只称‘李弟兄’，甚至只称‘弟兄’。虽然她们口中只称他为‘弟兄’，但那神情却分明也让闻音知道，他不是个简简单单的‘弟兄’，而是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她们无论是在查考《圣经》，还是日常的生活中，每每说话总习惯用‘弟兄说’来开头，‘弟兄说’仿佛就是一切的终极真理和标准，而她们说这话时，脸上总会闪现出恋爱中少女的光泽，声调也轻柔肃穆起来。”

     显然，这个‘李弟兄’或‘弟兄’不是个一般人物，在闻音祖母和姑母们的信仰生活中，他是个神一般的人物。因为她们对他的过度崇敬甚至是崇拜，让闻音感觉他“极崇高”、也“极神秘”。闻音发现她们言必称“弟兄”，仿佛他的话就是“一切终极的真理和标准”。更让闻音惊讶的是，在她们提到他时，“脸上会闪现出恋爱少女的光泽，声调也轻柔肃穆起来”。那么，这个“李弟兄”或“弟兄”又是何方神圣，怎么会让这些信徒们如此倾倒呢？他又是用什么魔力让她们如此倾倒呢？

    从作者的这段描述中，我们看到，“弟兄”这个教会里的普通称呼，在这里却变成了“李弟兄”的特称了。这个“弟兄”不是一般的弟兄，而是“弟兄”中的“弟兄”，是高出别的弟兄的“弟兄”，是“大弟兄”。这段描述给人有一种king of kings（万王之王）式的修辞手法，弟兄中的弟兄，王中的王，何其相似！也会让人联想到《动物庄园》里面的那句口号：“一切猪都是平等的，但有些猪更加平等”。

     一个认为外国教会没有平等对待中国信众而追求信众更加平等的人，怎么又变成了“弟兄中的弟兄”？一个认为教会不应该分宗派的人，结果却又形成了一个认为别的宗派都有问题的宗派？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种悖论？是“李弟兄”个人的原因？还是闻音祖母和姑母这类信徒的原因？或者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深层原因？

     闻音祖母和姑母们的信仰到底是何种信仰？她们的信仰为什么离不开“李弟兄”？她们对“李弟兄”到底是爱？还是崇敬？还是崇拜？或者三者兼而有之？“李弟兄”是不是她们的偶像？反偶像的基督教为何又会让“李弟兄”偶像化？

     祖母在闻音变成“叛教者”之前去世，她也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不知道“李弟兄”的“淫乱”，不知道李如是和王慕贞等人对“李弟兄”的控诉，她的信仰没有受到挑战。对她来说，不知道这是福还是祸？在一般人眼中，这当然是福。但如果她的信是和“李弟兄”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没有经历火的锻炼，她最终是否走到她渴慕的天堂？是不是还要打个或大或小的问好？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想法有些过分，但如果不是从人的情感出发，而是从信仰的真理出发，这可能并不完全过分，因为耶稣毕竟说过：“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死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太7:13-14）他还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当然，我们不是要论断闻音祖母是否得救，而是提醒我们自己信仰上的警醒。就像《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一样，我们要经历很多，需要时刻警醒，直到最后的日子，而不是做一个沉睡或自欺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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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十：说说闻音的青春情愫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今天

    青春情愫是每个少女都有的，徐闻音当然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她的青春情愫与她所在的信仰环境存在张力，在她刚刚向青春踏出一只脚的时候，她的信仰环境又把它拉了回来。

    在上了圣玛利女中后，闻音的青春情愫就开始显露。在她被学校活泼的敬拜所吸引后，就急着逃离“黑丝线钩织的文德里”，去了“上海洪德堂”敬拜，因为那里有大学生团契，有诗班，有同龄人。

    闻音青春情愫最为明显地显露在她文明戏的排演中，在她遇到吴一丹之时。表面看来，她和吴一丹的距离很远，吴一丹也故意冷落她。但是，徐闻音却特别在意吴一丹，在意他“两片茶色玻璃后的眼睛”，以至于因为过于在意而无法表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因在意而怯懦的困境。显然，徐闻音的这种在意并不是小说中的这一解释可以说明的：“闻音因为父母离婚，父亲再娶且又生了两个弟弟，故而从小就本能地想讨好父亲。”徐闻音对吴一丹的在意，绝不是所谓“恋父情结”的表现，而是一种少女之青春情愫的流露。

     闻音在内心深处喜欢上了吴一丹，所以在意他，希望得到他的肯定，甚至是欣赏或喜欢。但是，她越是这样想，行为就会越拘束，反而表演不好。不得已，她只好放弃主角，选择演配角。然而，她的配角演出却出人意料地成功，风头压过了主角。究其原因，当然可能是因为主角本身就是过于脸谱化的爱国青年，并不好演，而配角更生活化、人性化，也符合闻音的生活经验，更加上她的特有气质，反倒更为真实、更为本色，所以演得特别成功。

     但是，更为戏剧性的是，闻音表演的成功更增加了她情感的挫折，因为她所表演出来的情趣是吴一丹在理智上所要反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地下党、一位革命者，虽然明知道她表演得好，理智上却无法接受，尽管他的内心深处可能是欣赏的。显然，这里有着党性和人性的冲突，但在当时的吴一丹那儿，党性显然压过了人性，这也让徐闻音流露出来的青春情愫被一句“你演得很好！出色的本色演员！”给打击得摇摇欲坠。

    除了阶级出身外，信仰背景更是挡在徐闻音和吴一丹间的一堵厚墙。徐闻音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并单纯地投身其中。可是她不知道的是，基督教青年会早就被地下党渗透和掌控了，成为了他们的工具。因此，在闻音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爱国活动时，却发现自己不被信任，因为她是基督徒背景。这显然是件怪异的事情：基督教青年会居然因为她是基督徒背景而不信任她。但在一切都可以当成工具的党那儿，这似乎毫不奇怪。

    有意思的是，闻音的处境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他不仅不配姓赵，也没有资格“咸与革命”。同样 徐闻音也不配爱国，因为在吴一丹那里，爱国是有立场的，不跟党走，就不配爱国。徐闻音这个出身中产阶层、又有基督教背景的青年，因其出身和信仰背景，就变得不配爱国、不能爱国了。这样一来，徐闻音想靠近吴一丹也不可能了，她单纯的心和单纯的思想，都无法让她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因此，徐闻音只好离开基督教青年会，离开吴一丹，回到文德里。她那些流露出来的青春情愫，也只好收回去，从少女变成“圣女”。

    显然，截断徐闻音青春情愫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环境，也有她处身其中的信仰背景。青春驿动的心被压下去了，可是它能被压多久呢？能一直压下去吗？它会不会畸变呢？后果又回如何呢？这里面是不是也埋下了她日后“叛教”的种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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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十一：徐闻音的爱国问题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今天
    徐闻音生活在剧烈变动的大时代，爱国是其时代主题，是每个青年都为之热血沸腾的事情。虽然生活在“灰黑色”的信仰背景中，外在的轰轰烈烈终究是挡不住的，闻音被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所吸引，也是毫不意外的。

    作为基督教青年会，本不是爱国组织，却也卷入了爱国活动，徐闻音参与期间，当然也会卷入进去。但问题是，这个非爱国组织的控制权已经不是信徒，而是地下党了。在地下党那儿，爱国是有条件的，不符合党的条件或不愿按照党的意愿改变的，就不配爱国，失去了爱国的资格。徐闻音就是那些失去爱国资格的人之一，因为她出身中产阶层，有信仰背景。

    资产阶级和信仰人士没有资格爱国，这个国不是他们的国，那他们是不是活在别人的国里？他们到底是哪国的人？他们不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葬于斯的中国人吗？怎么中国就不是他们的国了呢？这种爱国逻辑是什么逻辑？可能比强盗逻辑还强盗逻辑吧。强盗虽然会抢你，却不会开除你国籍；在国难出现时，很多强盗都保护民众，一致御辱。现在有个据说代表工农的党出来，把其它非工农的爱国资格都剥夺了，让他们变成贱民，真是旷古未有。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荒唐，可这么做的人却感觉真理在握、大义凛然。吴一丹虽然心底喜爱徐闻音这位资产阶级小姐，却更加殷服党的原则和纪律。因此，在痛斥徐闻音不懂爱国之余，硬生生地剥夺她爱国的权利，击退了她爱国的冲动。

    情感和爱国的受挫让徐闻音又不得不缩回到文德里。外面的世界太复杂了，还是这个“灰黑色”的世界更安全。在稍稍经历外面的世界之后，闻音就感到“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人太复杂了，政治太复杂了，连‘爱国’也太复杂了。”可是，这个单调的“灰黑色”世界就不复杂吗？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真的有躲藏之处吗？

     徐闻音想躲到天国，想躲避各种复杂，包括爱国。在经历了情感、政治和爱国的挫折后，徐闻音想到了天国。平日里感觉虚无缥缈的天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反倒变得真实起来，就如小说所写的那样，“那晚，她突然觉得上帝那个遥远的，甚至隔着文德里，隔着黑丝线网帽的‘天国’更容易了解些，至少那里，人就是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没有这些复杂的无形的各种身份和间隔。她想，天国应该是开开心心唱歌的地方，虽然也许和文德里一样有点单调和无聊。”

     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到底哪个更近？这可能没有徐闻音想得那么简单。天上的国侵入了人间，人间的国也常常入侵降临在地上的天国。天国在地上的“已然未然”状态，让它不可能就像昔日的文德里，惊涛骇浪还在后头。

    徐闻音将要面临的处境会是：她一方面被剥夺了爱国的权利和机会；一方面又被指责为不爱国；更为麻烦的是，她还被要求爱国，想躲都不行。这种事情虽然荒唐，却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中国历史之中和很多人的生命之中，并且还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发生着。

    撇开这些，一些真实的问题却是所有基督徒都必须思考的：基督徒要不要爱地上的国？应该如何爱地上的国？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到底是什么关系？爱天上的国和爱地上的国是不是必然冲突？基督徒到底应该怎样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并试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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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十二：徐闻音的“恋爱”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今天
    徐闻音进入“圣女”状态后，却有一段“恋爱”，恋爱的对象是廖英君。但是，由于徐闻音的“圣女”状态，这段恋爱就变得不食人间烟火了。在他们的这段交往中，如果说过廖英君确实爱恋徐闻音的话，徐闻音却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廖英君的爱恋。在徐闻音那儿，廖英君顶多就是成了吴一丹的替代品，并且是可有可无的。

     在徐闻音的情感受挫后，廖英君就成了她的情感安慰。因为廖英君在文明戏中演男主角，又是基督徒背景，他们接近似乎很自然。但是，在他们的接触中，与其说是男女朋友，还不如说是信仰伙伴，因为在他们的关系中，几乎没有男女关系，只有信仰问题。

    在这段“圣女”期间，徐闻音似乎圣洁得不能谈恋爱，谈恋爱似乎是对其圣洁的亵渎。徐闻音很喜欢这种当“圣女”的感觉，也在生活中扮演着这个角色。在她的生活中，似乎只有圣经和耶稣，除此之外，就是读经祷告，和朋友在一起，也没有别的话题。这时的徐闻音似乎进入了纯粹的信仰境界，除了信仰，就没有她再要关心的。这本是一个最高的恋爱境界，却又是特别不适合恋爱的情况。

     可是，当时的徐闻音是否真地进入了“最高的恋爱境界”呢？她是否真地进入到与耶稣基督的恋爱中呢？是否真地是进入圣爱中的“圣女”呢？答案似乎并不是。无疑，她的外在生活几乎“圣女”化了，她也似乎经常有内在的感动。但是，这些外在的“圣女”化和她经常被自己的这种“圣女”化所感动，并不能代表她真的与基督有了恋情，她真正恋爱的不是基督，而是自己的“圣女”形象。

     闻音陶醉在自己的“圣女”形象中。在这个形象中，她接受着外来的赞许，感受到内在的满足，同时又逃避了“人的复杂”、“政治的复杂”、“爱国的复杂”，还有那“两片茶色玻璃后的眼睛”。在这个“圣女”的光环中，徐闻音似乎感动到物我两忘，悠哉圣哉。然而，她的这个“圣女”形象并不真实，虽然她可能骗了自己，也骗了很多人。

    徐闻音这段“圣女”生活并不是“因真理得自由”，过得“自由而释放”。恰恰相反，它是把自己收紧起来，收缩到她️想象的“圣女”形象和行为当中。她这位“圣女”并没有真正的圣化，而是圣形化，只有外表，没有内在，她并没有走进基督的爱情。

    同样，她与廖英君的恋爱也是如此。廖英君可能真地恋慕她，她却对廖英君毫无恋情。甚至因为她把自己裹在“圣女”外衣下的样子，不禁阻隔了廖英君对她的恋情，而且让她不能真正感受到他的恋情。他们之间的恋情实际上没有真正发生过，他们这对情侣关系实在是飘浮一下就破灭了的肥皂泡，自己可能感觉存在过，别人看着也似乎美丽，可是还没有一瞬就破裂了，只有时间，没有永恒，和没有出现过没多大差别。

     其实，徐闻音是个失败的恋人，在吴一丹那儿失败了，在基督那儿，是失败的，在廖英君那儿，也是失败的。她后来的愤怒，大概很多都来自她的失败。她表面的“圣女”下隐藏着她的失败，她一直都在躲避自己的失败，并且是躲在最光辉圣洁的形象之下。

    之所以选择这个“圣女”形象，当然有外在环境的制造。她生活的信仰环境造就制造了很多“圣女”的形象，这些“圣女”大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她们“只想这天上的事”、“从来不关心地上的事”；她们每天只读经祷告，和别人在一起也只谈圣经，除此之外，都是不属灵……显然，徐闻音把这些形象套到了自己身上，努力效仿之。除了这些外在原因，就是内在原因，就是她的逃避，她不敢面对自己的失败。显然，她的信仰背景给了她一个似乎可以逃避的天国，制造了一个“圣女”的形象，她也似乎自然而然地走了进去，直到这些都突然倒塌的那一天。

    了解教会生活的人不难发现，教会中有很多徐闻音这样的“圣女”、“圣男”。在他们或敬虔或摆上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他们的失败、躲避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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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十三：戒文学瘾与惟读《圣经》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今天
     回归文德里后，徐闻音开始变成了“圣女”，她开始觉得圣玛利亚女中的基督徒“太世俗化”，感觉与他们已“无话可谈”了。非但如此，原本喜欢看英文小说的徐闻音，现在感觉这些书也不应该看了，因为这些书中的人物会激动她，引发她的“七情六欲”，让她对“世界上的事物着迷”。不仅小说，电影、话剧也会如此，为了信仰上的纯洁，她就不断向文德里看齐，以至于“她和文德里一些差不多年龄的年轻信徒们，都全不再看、不再想了。”

     但是，这种丢弃或斩断自己的爱好，对年轻人来说并不容易，因此“戒文学瘾”的过程很痛苦。但是因为这种痛苦能激发她的虔诚感，所以她还是去做并且做到了，做得很“悲壮”。小说《叛教者》这样描写徐闻音的“戒文学瘾”：“在这个‘戒文学瘾’的过程中，她真实地感受到了死的痛苦，她难舍，她流泪，但她相信这种死的感觉正是重生的必须，是敬虔的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大小姐徐闻音尝到了悲壮，让她略感疑惑的是这种感觉竟然和办爱国咖啡室的时候相似，但她是断断不肯让这属灵的事与那属世的事相提并论的，她只是很满意地发现自己是个乐于牺牲的人。”

    从小说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徐闻音是真的爱文学的，真的喜欢读《飘》、《简爱》、《双城记》那类的文学名著。因此，在舍弃它们时，“她真实地感受到了死的痛，她难舍，她流泪”，但是她还是毅然决然地舍弃了，仿佛她不放弃这个旧世界，就无法进入信仰的新世界。用信仰的行话说，就是不让老我死掉，就没有新我重生。因此，徐闻音把这看作“重生的必须”和“敬虔的必须”。在“戒文学瘾”的过程中，她感受到了一种“悲壮”感，这种悲壮感和曾经的“办爱国咖啡”时的感受很相似，只不过她因为害怕不属灵，就赶紧抹掉了这种相似感。因为这种“悲壮”感似乎与信仰要求的自我牺牲精神不太相容，为了保护自己的自我牺牲的属灵感，她要赶紧抛弃那种不属灵的“悲壮”感。

     可是，这种油然而生的“悲壮”感已经让她不属灵了，无论她怎么压制和自我安慰，她都不是个真正“乐于自我牺牲的人”。她的“悲壮”感暴露了她真实的自己，她其实是喜爱文学更甚于信仰，现在是为了信仰而牺牲文学。但这种牺牲并不是出于真正对信仰真理的理解，不是真正能从文学中释放出来，而是因为“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不是一种自然的舍弃，而是一种权衡后的选择，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实际上和真实的信仰没有关系。

     徐闻音的这种自我牺牲甚至都不能骗过她的祖母和廖英君，这显然激起了她更为激烈的反应。在表兄妹和姑母们讨论去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时，闻音的反应是：“我是不去的，好的坏的，电影总是不会让我更爱主的，倒是让我为一些虚假的人和事动了死情私欲，甚至越好的电影倒是毁坏力越大。”这些话听上去似乎很属灵，却有总是让人感觉硬梆梆的，既刺人耳，也刺人心。

    显然，闻音的戒文学、戒电影、戒话剧，并不是真属灵，而是作出属灵的姿态，要让别人相信她属灵，更要让自己相信自己属灵。不难看出，她的这些属灵表演不但是掩耳盗铃，还是掩目盗铃，不但要欺人，更要欺己。当然，由于她真地做了，所以经常能欺人，也能欺己。在当前的教会中，这种欺人欺己的现象也很多，还经常博得一些生命不成熟的人喝彩。就是生命成熟的人，也不敢指出其实质，因为会因此受到别人的指责，被冠以嫉妒、不爱弟兄姊妹、喜欢说风凉话等。也因此，教会里的这种发热心现象很普遍，让教会屡屡处在各种试探当中而莫之能解。

   

     当然，只是戒掉文学、电影和话剧，并不足以显示闻音的真正属灵，惟读《圣经》才更能说明她属灵。因此，作为“圣女”的徐闻音，当然是只读圣经，无时无刻不读圣经，还带领别人读圣经，和别人一起读圣经，她对圣经的热情可以说是无以复加。她的这个热情当然也感染了不少人，李依萍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吊诡的是，她的这种“属灵”可能会把别人带上属灵的道路，特别是那些单纯的人，却不见得让自己真正属灵。当然，这其中有神的作为，神不只是使用好器皿，也常常使用不怎么好的器皿。

    总之，无论是戒文学、电影、话剧，还是惟读圣经，都没有让闻音走上真正属灵的道路。这些都是包裹她的外衣，是作“圣女”的必要装扮，她越是这样做，其实距离“圣女”越远。

     回到现实，我们看到教会里也有不少的徐闻音式的“圣女”或“圣男”，他们经常成为教会中无法消化的夹生饭，看着有营养，吃下去又无法消化，造成教会的营养不良。又因着他们很热心、很投入、很摆上，人们还不得不吃这碗饭，否则就显得不属灵，不爱弟兄或姊妹，实在是有苦说不出，只好哑巴吃黄连。不容否认，这才是教会面临的真正难题。与这个问题相比，什么政教关系、什么神学正确，都真算是小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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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十四：为福音的婚姻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今天
    小说《叛教者》描写了一桩教会的婚礼：王得胜和崔美涓的婚礼。依据小说的说法，这是一场福音婚礼，因为促成这次婚礼的不是爱情，而是福音。当然，这次婚礼只是众多福音婚礼的一个代表，因为“那段时间，教会里办了好几次婚礼，他们大多是为了福音而结婚的。”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婚姻都是出于爱情，特别是在“先结婚、后恋爱”的传统中国。《叛教者》所描述的时代，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作为时髦前线的上海，时新的青年男女已经开始追求爱情，把爱情当成婚姻的基础了，虽然内地还远远没有这一观念和行动。

     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婚姻模式也在西北或东部的地下开始出现，并在数十年后成为统治中国社会的婚姻模式：革命婚姻。这些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革命理想的基础上。当然，如果把革命理想当成爱情的基础，可能有些婚姻也是建立在那种特殊爱情的基础上，只是这时的爱情不再是纯粹的爱情了。也因此，当革命理想因着现实冲突而不断改变内含时，这些婚姻的爱情基础就没有了，所以出现各种划清界线式的离婚。

     就在这个时候，在时髦风暴之前线的上海，出现了大量的福音婚礼。结婚的人之间不是出于爱情的吸引，而是出于福音的缘故，这样的福音婚姻与彼处的革命婚姻是不是非常相似？是的。因为二者都是把婚姻当成了工具，虽然一者是为革命，一者是为福音。显然，在当时的革命者那儿，革命也是他们的福音；而在福音者那儿，福音又何尝不是他们的革命工作呢。一者为革命兴奋，一者为福音激动，两者都把婚姻当成了理想的工具。虽然两者的性质和目标截然不同，但其形式又是何其相似。这种相似背后是不是有相同的原因呢？这种相似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文化历史培育起来的集体无意识？

     小说说到王得胜与崔美娟的婚姻，新娘和新郎的差距似乎很大：“新娘是震旦的才女崔美涓，她是一位富商的独生女”，“新郎王得胜原来在浙江的聚会处，也常来文德里聚会，一九四零年他带领一些信徒移民去了江西，成了江西聚会处的带领弟兄之一”。王得胜因为福音移民而引人注目，并因此受到教会很多年轻姊妹的青睐。显然，这种青睐大多是一种英雄崇拜。王得胜因为福音移民而成了信仰英雄，这个信仰英雄一定被教会举得很高，他的归来，估计不亚于英雄的凯旋。

    同时，文德里强调信徒要“死透”、要“为福音献身”、要“把一切都交出去”等等，也为王得胜的凯旋作了很好的铺垫。在那些年轻人面前，王得胜就是“死透”、“为福音献身”、“把自己交出去”的典型。当然，文德里的教导中估计也鼓励年轻姊妹要嫁这样的信仰英雄，故而王得胜才能“在文德里的年轻人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才会被很多的上海小姊妹仰慕。

     作为众多仰慕者之一，崔美涓能最终被选中，估计会让她激动不已，虽然王得胜只是相貌平平，且嗓门很大。然而，于王得胜而言，崔美娟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因为她的“美”、“娇”、“有才”，似乎对他在江西的福音工作都无用，还可能成为他“一个大大的包袱”。他之所以选择崔美涓，仅仅是因为“教会的文字工作一直开展不起来”，而崔美涓则可以帮助他。就此而言，与其说王得胜是在找一个妻子，还不如说他在找一位文字秘书。当然，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刻薄，却也符合事实。

    他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没有什么浪漫的恋情可以介绍”，“没有茶点糖果，没有鲜花，没有音乐，甚至没有交换信物。新郎新娘都没有打扮，也没有穿礼服，除了坐在第一排正中间外，几乎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从场面上看，这场婚礼像极了延安窑洞中的婚礼，只是一个是福音婚礼，另一个是革命婚礼；一个在繁华的大上海，一个在偏僻的大山沟。可是，无论相差多远，他们都是中国，外在的差异总是遮不住内在的同一，这里面是不是有着某种相同的命运性的东西？中国人如何才能走出这种内在的命运？

    这场福音婚礼最终办成了一场差派礼，不知道这是应该被肯定还是应该被否定。这场婚礼虽然让新娘很激动，感觉自己不是嫁给了相貌平平的王得胜，“而是嫁给了林中的苹果树、荆棘中的百合花的救主耶稣”。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新娘崔美涓的感觉是出于她的真信仰，还是出于她自己的幻觉，或者出于别人给她制造的幻觉？

    婚礼在赞美诗中结束，但婚姻才刚刚开始，就要面对来自世界的考验。小说中对他们走出聚会处那一幕的描写非常有意味：“当他们走出南阳路聚会处的大门时，这个不太平的世界仍旧这么摊在他们面前，商场、路人、卖报的小童，走出轿车的貂皮大衣、弄堂巷口的睡衣女、银行外的乞丐……所有的细节都冷漠地摊开来，带着副吊儿郎当的挑衅的眼色。”内外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段为福音的婚姻能抵挡住外面的挑衅吗？

    婚姻是极为私人的，又是极为神圣的。这种私人与神圣都要求有内在的情感基础，它应该欢快如雅歌，甜蜜如蜂房，它要求绝对的私人化，又不羞于向公众表露，它是基于神圣的立约，又是向着神圣的平凡，它不能工具化，也完全排他，它告诉人们要“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亡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歌8:6-7）

    但是，教会里的婚姻教导却总把“同负一扼”、“为信仰、为福音”、甚至为以后好“教养孩子”放在突出位置，经常把一些婚姻宣传成典型，却很少教导何谓爱情、何谓在基督里相爱、如何为着信仰、爱情和婚姻本身进入婚姻。故而，教会的很多婚姻总是异化为为着某些神圣的目标，或为了某些宣传的口号，与很多外面的婚姻在逻辑上是一样的，只是形式和符号不同而已，这样的婚姻不仅缺少了内在的美好，也很难抵挡外面的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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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十五：说说吴一丹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今天
    在小说《叛教者》中，吴一丹只是个配角，算不上多重要，但很有代表性，是特定大环境下的产物。

    主要与吴一丹发生交集的是徐闻音，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既反映了大时代的撕裂，也反映了被大时代撕裂中的人性。

    吴一丹起初应该是位所谓的进步青年，出身估计不错，受过不错的教育，有文艺气质，投身救国救民的时代大潮。这样的青年，很容易被所谓的进步组织看中，也很容易被其收罗，成为地下党。

    成为地下党后，虽然外在的气质还没改变，内在的价值和动机已经改变了，已经不再是白面书生式的白面白心，而是变成白面红心了。此后，白面就成了摆设，只是为红心服务了，虽然他们还经常以白面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

    演戏是当时的时尚，也是很好的工具，被某组织使用得淋漓尽致，很多文艺青年都降伏在它的麾下，吴一丹只是其中之一。他与徐闻音的结缘，也是因为演文明戏。

    作为喜爱文学的文艺青年，徐闻音显然被吴一丹的文艺气质所吸引。在那个情窦初开的年龄，又因为不满文德里“灰黑色”的压抑，徐闻音里面有着一颗渴望外面世界的心。正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吴一丹，被他深深吸引，陷入了暗恋之中。

     吴一丹当然也很喜欢徐闻音的单纯、美丽和含蓄的热情，她的形象和他的文艺气质显然很融洽，互相吸引很是自然。只是，一方面吴一丹比徐闻音年龄大，阅历多，城府更深，可以不动声色。徐闻音因为年纪小、单纯、缺乏社会经验和城府，即使是因为羞怯、矜持，也压抑不住内在的悸动。显然，在他们俩的关系中，吴一丹牢牢掌握主动权，徐闻音只是处于被动。

    从人性上讲，吴一丹被徐闻音吸引；但从党性上看，他又知道自己不能被徐闻音吸引，除非她能被改造。但是，这个单纯的姑娘想不到那么多，当她感觉情感受挫，感觉到外面世界的可怕时，她不是像革命者那样不顾一切，而是缩回到自己的避风港。

    虽然缩回了避风港，但徐闻音里面的悸动和伤害并没有消除掉，而是被深深地压抑和隐藏，只要遇到那“两片茶色玻璃后的眼睛”，她就不能自已。吴一丹当然也没有忘掉徐闻音，只是因为党性的原因，不得不远离她。因此，如果有机会相遇，他们总会碰撞出不少故事，虽然可能是异化的、畸形的。

    占领上海后，吴一丹就从地下党变成了地上党，因为他熟悉基督教（估计是因为和基督教青年会接触多的缘故），所以被任命为宗教干部，这又让他有了接触徐闻音的机会。显然，吴一丹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不仅击垮了徐闻音，还击垮了整个地方教会。

    徐闻音之所以被“李弟兄”的“淫乱”所击垮，继而变成揭露者，显然有深层的心理原因。深藏在她内心深处的吴一丹乃是真正的肇因，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另一篇评论中详加分析，这里就点到为止了。

    在徐闻音成了揭露者后，她居然嫁给了吴一丹，吴一丹居然娶了这个出身和背景不好的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不可思议。可是，读者如果看到二者初次相遇时的情愫，就会感觉毫不奇怪了。只是可惜的是，这本是一对才子佳人，本可以书写很好的爱情童话，却落到一种彼此在遍体鳞伤后的无奈，这既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又是人性弱点体现。

    在当时的境遇中，吴一丹与徐闻音的结合当然很不明智：徐闻音会被视为彻底地叛教，吴一丹则会因此丧失前途。但是，因着当时的环境让徐闻音已经没有顾忌了，反正是叛教者，不在乎多一层指责；同样，因为已经取得了胜利，娶徐闻音虽然让人不解，却也不犯党性错误了。因此，他们的人性在一种奇怪的境遇中相遇，带领他们进入了不合时宜的婚姻。

     从一开始，这场婚姻就注定会是悲剧。徐闻音因为叛教而众叛亲离，她对吴一丹情感也不可能像他们相遇之初，而是带着伤害与无奈。吴一丹似乎是情感的胜利者，但此时的徐闻音不再是当时单纯、沉静和无知的少女，而是一个经历世事沧桑、满是伤痕的叛教者，她自己甚至都无法爱自己、接受自己，又怎么能去爱他、和他很好相处呢？因此，他们婚姻出问题，他出轨，他们离婚，实在都是不可避免，何况还在当时的社会处境下。吴一丹不可避免会感觉婚姻拖累了他，因而转怒于徐闻音；徐闻音也会因为吴一丹的懊恼而怨恨他。最后，在内外的双重撕裂中，他们的婚姻只能以死亡结束。

    显然，吴一丹和很多其它地下党知识分子一样，虽然他们的党性总是盖过人性，但总不能完全抹杀人性。在稍有空间的时候，他们的人性还会冒出来。但是，只要他们的人性一冒出来，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党性的打压。结果，在党性和人性的冲突中，他们的生命被撕裂中，人生被撕裂，最终落入时代与个人的悲剧之中。

    在一个坏的时代，在一个坏的原则中，没有谁会是赢家，大家最后都成了殉葬品。只是有人幸运一些，有人更加不幸而已。而最终的幸与不幸，又不是今世的际遇可以概括的，在终极的法庭上，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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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十六：徐闻音眼中的廖文君与赵心洁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今天
    徐闻音同廖文君和赵心洁接触不多，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她们影响。虽然在徐闻音投身文德里的时候，廖文君和赵心洁都已经离开了文德里，但因着李如是的关系，她们二人还偶尔出入文德里。另外，廖文君还是廖英君的姐姐，作为廖英君名义上的女友，徐闻音当然知道廖文君。

     因为年龄相差较大，徐闻音不太可能清楚发生在廖文君和赵心洁生命中的故事，何况那些故事本来就藏得很紧。展现在徐闻音眼前的廖文君与赵心洁，可能差不多等同于她自己心目中的圣女。虽然她们不来文德里让她感到疑惑，但这估计也不太损害她们在她心目中的圣女形象，甚至在自己的“圣女”生涯中，她还有意无意地以她们为榜样，甚至模仿过她们？

     不管怎样，在闻音祖母及很多文德里老信徒的口碑中，廖文君与赵心洁都是近乎圣女的。她们自己的言行举止，也让闻音认为她们是圣女。在徐闻音的心目中，这些圣女当然是敬虔圣洁、纯洁无暇的。不要说她们不会有“淫乱”，就是把这个词与她们联系起来，都可能感觉是一种亵渎。可能在私底下，徐闻音常自叹不如，不管自己怎样努力，总达不到她们的样子。在一定的意义上，她们可能曾是她的“圣女”偶像。

      偶像是欲望的转移或投射。偶像崇拜者对偶像其实是又爱又恨的，爱是因为想成为她们的样子，恨是因为发现自己怎么努力都达不到。因此，偶像崇拜隐藏了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它屹立不倒，以便说明自己的追求没有错；另一方面，又渴望它尽快倒掉，因为这可消除自己可望而不及的痛苦。但是，偶像一旦倒掉，拜偶像的人自己也就被毁了，因为偶像的倒掉说明她或他以前的追求没有意义。因此，偶像一旦倒塌，偶像崇拜者就没有了爱，留下的只是恨。

    徐闻音是因为对吴一丹的情感受挫而退回文德里的，她的圣女追求是为了压抑和隐藏自己受伤的情感。因为她想压抑和隐藏这段受伤的情感，这段情感创伤就总会在她心底嘲笑她，她的“圣女”其实无法隐瞒她的内在自我，她一定常常感受到那“两片茶色玻璃后的眼睛”，它们一直在嘲讽着这位“圣女”，让她难以自安。在见到她心目中的圣女廖文君和赵心洁后，估计那种内心的感受会更强烈。她们既是她的偶像，又构成了对她的巨大挑战，她们的存在仿佛就是对她的嘲讽，照出她内心的“不洁”。

     正因为如此，在徐闻音知道这两位“圣女”居然是“淫乱”的主角时，一方面非常受不了，因为偶像被砸碎了，一方面估计又很释放，因为与她们的“淫乱”相比，自己的那点小秘密又算得了啥呢？显然，此时的徐闻音既有一种被欺骗了的痛苦和愤怒，又有一种被释放的快感。其实，任何偶像的倒掉，都会引起偶像崇拜者这两种矛盾的情感，一方面是因被欺骗产生的痛苦和愤怒，一方面是因从偶像捆绑中释放和羞辱偶像的快感。

   

    如果能理解徐闻音对廖文君和赵心洁的这种复杂情感，就不难理解她毅然决然地成为揭发者了。她的揭发，一方面是要宣泄她的愤怒，因为自己以为的圣女，竟是如此的不堪，自己以往的自叹不如，其实是多么的傻；另一方面是她释放和亵渎的快感，她不需要再去装扮“圣女”了，因为所谓的“圣女”都是如此的不堪；同时，她还要通过揭发，把她们好好羞辱一番，因为羞辱她们能证明自己的背叛是对的。

    当然，所有的这些情绪都只是偶像倒塌后的一小段时间。之后，内在的空虚、悔恨、失落、茫然会更厉害，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并不能解决问题，反倒可能使问题更严重。徐闻音的情况就是这样，她后来的结婚、离婚、再婚、被虐待等等，都或多或少与此相关，直到她再次回归，找到耶稣而逐渐被医治。

    徐闻音这个“祷告医师”首先就是个自己需要祷告和被医治的“受伤者”，她用了几乎一辈子的时间去疗伤，直到她不再在乎那个“叛教者”的头衔为止。在这之中，当然有周围环境的影响、有大环境的残酷、有别人的伤害和误解，但归根结底，还是隐藏在她自己心底的欲望和恐惧让她一直走在信仰的歧途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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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十七：徐闻音心中的“那个人”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今天
    “那个人”是徐闻音对“李弟兄”的称呼。在徐闻音的讲述中，她不愿提及他的名字，也不愿称他为“李弟兄”或“弟兄”，只是称“那个人”。

   

     “那个人”的称呼很有意思，这个称呼说明她不想提到他，却又不得不提到他；说明她想忘掉她，却又不能忘掉他。他似乎是一块卡在喉咙里的刺，让她很不舒服，却又不能无视他的存在。

     徐闻音为何对“那个人”如此不能释怀？他是如何进入她的生活又影响她的生活的？从徐闻音的生命历程来看，“那个人”与她的生命交集并不多，他更多是作为一个影子潜伏在她的生活中。

     “那个人”是从祖母、姑母及文德里其他信徒的嘴里进入徐闻音的耳中的，因为他们言必称“李弟兄”或“弟兄”。这些信徒对“李弟兄”的折服、尊崇甚至崇拜，让徐闻音感到他“极崇高”又“极神秘”，感觉他是位“神一样的人物”。因此，虽然从未见过，也不认识，但“那个人”却很早就潜入了小闻音的耳中、心中。

     就小孩的好奇而言，“那个人”的神秘和魔力一定让小闻音感觉难以置信，他会让一帮老太太谈到他时眼中放出恋爱时的光芒，这怎么能不让小闻音放大想象、经常琢磨呢？毋庸置疑，徐闻音很小的时候就经常想象和琢磨“那个人”，那个人们连称他名字都感觉是冒犯的人，他到底是谁？他的魔力从何而来？

     在徐闻音的生活中，“那个人”是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角色。在她记事的年岁，他消失不见了，在她投入文德里的时候，他又回来了。在他消失不见的时候，文德里日渐衰败；在他要回来时，大家满心鼓舞、兴奋异常；在他来了之后，文德里大大复兴。“那个人”似乎是文德里的灵魂：没了他，文德里就失魂落魄；有了他，文德里就死灰复燃。

      当然，“那个人”之所以让文德里的人那么着魔，是因为他确实与众不同，从他嘴里出来的，似乎带着“生命和能力”，他要求“绝对奉献”、要求“死透”、要求“交出来”都直接戳中了人们的内心，让人们感觉自己的罪无法躲藏。于是，他们痛苦流泪、幡然悔改、交出一切、交出自己，于是信仰就大大的复兴了。不仅文德里起死复生，教会还建了新堂，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这种内在的倒空和外在的复兴，怎么不让那些原本就遵从他的人更近崇拜他呢？至于那些私下里发生的事，当然能不提就不提，不仅不提，还要尽量掩饰、抹去、遗忘。不能“因小失大”，这一直都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去之不掉的民族心理。

    因为传说，因为亲耳听到、亲眼见到，那个“极崇高”、“极神秘”的影子似乎变得很真实。不仅对祖母、姑母那些信徒来说，“那个人”是“神一样的人物”，现在对“圣女”徐闻音来说，他也变成了“神一样的人物”。

     对于“圣女”徐闻音来说，“神一样的人物”当然是几乎不食人间烟火，当然是圣洁神圣，当然是言行一致，当然是完美无瑕……“圣女”徐闻音怎么能容忍他有瑕疵，更不要说有“经济问题”、“淫乱问题”了。如果这些问题是别人说的，估计她一定不会相信，认为那是栽赃、是陷害、是亵渎。然而，这些都是他自己承认的，有文字、有声音、有影像，这怎么让“圣女”徐闻音能接受呢”怎么不会让她不崩溃呢？她曾与这位“神一样的人物”一同升到天上，如今又同他一起跌入谷底。

    偶像碎了，心也碎了。接下来的当然是愤怒、是揭发、是背叛、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样，揭发者、叛教者就出现了。可是这种愤怒、背叛，都是因为“那个人”吗？她自己在哪里？她曾经相信的上帝在哪里？她心里崇拜的到底是上帝，还是“那个人”，甚或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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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十八：徐闻音的宗教徒到信徒之路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今天
     徐闻音的信仰之路走得很长、很艰难。她儿时就进入了教会，仿佛天生就应该是位基督徒。可是，很长时间，她都只能算是被基督徒，她只是生活中基督教信仰环境中，接受基督教教育，但她的信仰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她祖母、母亲和姑母们的。就此而已，在她受浸之前，她连个宗教徒都算不上，只是一个成长于基督教家庭的孩子。

     在她受浸之后，可以说她正式成了一位宗教徒，而非真正的信徒。因为直到她受浸之时，甚至受浸后很长时间，她都只是活在各种宗教观念和仪式中，她只是被这些宗教观念和仪式所制造，信仰并没有真正成为她的生命，虽然他在宗教信仰上似乎很投入。

    在她受浸之前，闻音已经被各种宗教观念和生活形式所塑造，虽然她在那个环境中感觉压抑，甚至想逃离。但是，她所生活的“灰黑色”世界，严肃、刻板而又“慈眉善目”的信徒，“圣女”的观念和形象，“极崇高”又“极神秘”的“那个人”，都深深印刻在她的眼中、耳中和心中了。这个世界虽然让她感觉压抑，却又给她提供了安全感，这是一个她熟悉的世界，一个塑造了她生活形式的世界。因此，当她在外头稍受挫折，她就赶紧逃进了这个熟悉而安全的世界。

     但是，她只是对这个世界熟悉，却并不是真的了解和理解，这个世界只是她生活的世界，不是她生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她其实是个陌生人，只是她自己不知道，也不承认。因为她很熟悉这个世界的外在形式，她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大多停留在外在形式上。对她来说，信徒的生活就是读经、祷告、聚会，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她的父辈是这么做的，她也这样照着做。所不同的是，在受浸之前，她只是跟着大人做，心中很不情愿；受浸后，她自己变得愿意且主动了。并且，在她这样做时，似乎也获得了很多的安慰：外面世界的复杂、可怕消失了；内在的创伤也被遮盖了；团体的温暖很让她感动；“圣女”的形象更让她飘然自怡，如此等等，都让她感觉很好，很满意。

     如果没有出现外在环境的变化，闻音的宗教徒生活可能还要延续很长时间，甚至终其一生，也有可能。教会里，很多人一辈子都是作为宗教徒在活着，他们自己感觉很好，别人也不好对他们说什么。甚至由于他们经常很热心、很摆上，还能成为“圣女”、“圣男”，成为宗教领袖，甚至成为牧者，甚或成为明星牧者，都有可能。但是，这样的宗教徒，无论他们外表多么虔诚、摆上，多么光鲜或多有能力，他们终其一生也还只是宗教徒，因为他们的心并没有真正向基督耶稣敞开，并不敢让耶稣那伤痕的手去触摸他或她，不把心中最深的位置留给耶稣基督。这些人往往希望谈论上帝（talk about God），却不能与上帝交谈（talk to God），他们天天都在谈论上帝，仿佛没有人有他们了解上帝，却从来都不能进到上帝里面，与他坐席。

     对于宗教徒来说，上帝或教会或是他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或是他们口中的谈资，或是他们追求其他理想的工具，或是他们的饭碗，或是他们躲避世界借口，或是他们自欺的护身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在徐闻音那儿，上帝和教会是她躲避外面世界的避风港，也是自我欺骗的护身符。她因着外面世界的复杂而害怕外面的世界，因着“圣女”外表而自欺欺人，她生活在宗教的世界中，而不是信仰的世界中。

    但是，外来的风暴冲毁了她的避风港，撕破了她的“圣女”形象，让她的宗教徒生活难以为继，把她重重地抛出了那个宗教的世界，让她从“圣女”变成了“尘女”。可是，尘女的生活让她真正见识了这个世界的残酷，也让他真正理解了“世界非我家”，让她真正被破碎了。这时，她才真地想回家。

    信仰的门是一直向闻音敞开的，只是她开始进错了门，把假门当成了真门。当她真地寻找时，她发现情况真是这样：“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太7:7）真心悔改后的徐闻音真正进入了信仰之门，愿意照顾精神分裂的第二任丈夫，成为了“祷告医师”。以前的伤痕，也慢慢得到医治，并最终得以放下。

     从童女到少女再到“圣女”，然后到尘女，最后走到信女，徐闻音的信仰故事很丰富，也很复杂。她的个人信仰故事似乎是那个大的信仰故事在她身上的重演，她仿佛从夏娃走到玛利亚，穿越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最终走入了伊甸园的大厦。当然，徐闻音自己可能没有看到和理解到这一点，写她故事、读她故事和讲她故事的人，也不一定看到和理解这一点。但是总有人看到和理解，只要他或她真正进入那个信仰的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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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十九：直接叙事还是间接叙事？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今天
    不得不说，第二部“献身者”是《叛教者》中故事讲得最不好的部分，尤其是前面两小节“金陵的月光”和“江南梅雨季”。从故事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部分写得太实，更像传记历史，虽然形式上还是很小说。那么，为何造成这种状况呢？依笔者的看法，乃是因为作者没有处理好叙事的缘故，由于作者采取了直接叙事的方式，使得很多人物和材料不好处理，如果采取间接叙事的化，估计会好很多。

    《叛教者》第一步采取的是间接叙事，叙述者是一位“记者”，又由于人物简单、故事集中，所以效果比较好。如果第二部还是采用这种叙事方式，效果也会更不错，不知道作者为何要从间接叙事转到直接叙事？是因为作者被材料给控制了，还是因为她太多的神学冲动？可能都有，也可能更为复杂，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显然，第二部分的人物众多，关系也更复杂，要处理的问题更多、更麻烦。正因为如此，间接叙事要比直接叙事好得多，可以回避很多问题，因为间接叙事可以采用剪影式；但直接叙事就难很多，不仅对材料的真实性不好处理，而且很多棘手的问题无法回避，因为历史毕竟有很多空缺，这些空缺在间接叙事中可以跳跃，在直接叙事中就无法跳跃。直接叙事一旦跳跃，就显得不真实，不仅没了历史的真实，也没了文学的真实。比如李如是和王慕者的出身和信主过程，小说就太简略，有跳跃，给人语焉不详的感觉。这是直接叙事带来的麻烦，因为讲多了，就冗长，讲少了，就显得不清晰和跳跃。总之在直接叙事中，主要人物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从李如是、李述先再到王慕贞、廖文君、赵心洁等，莫不如此。

    如果采用间接叙事，用一位记者给某刊物主编的采访调查通信形式，或其它间接的形式，这些人的历史就会变成更为鲜活的故事，因为间接的讲述就不会生硬，可以加入更多的讲述者，让人物更丰满、更有立体感，还可以回避很多不清晰的细节，或加入叙事者的猜想或评述。这样，不仅被叙述的人物得到解放，叙述者自己也被解放，会更为自由、灵活，有更多的叙述和想象空间。

    如果没猜错的话，作者采用直接叙事是因为一方面她还没有完全消化史料，不能完全自由地掌控它们，以为让这些人物自己说话处理起来方便一些；另一方面，作者太想要借人物表达自己，希望把他们直接化为自己的表达。这些都是文学上很忌讳的，是文学被历史研究和神学研究所损害的体现。

     因为叙事选择上的缘故，第二部分人物的个性不能通过故事去展示，只能通过作者的旁白和这些人物自己的言说和心理去表现，就会要么显得突兀，要么写得生硬，要么显得虚假，在叙事效果和表现力上大打了折扣，本来可以表现得更丰富和更深刻的故事，就变得平淡和肤浅了很多。

     当然，对小说叙事选择上的批评并不是要否定第二部分，只是指出其不足和有更好的叙事方式。总体而言，第二部分更为历史，没有把历史真正化为故事，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不够，留给评论家评论的空间也不够，如果采用间接叙事，可能效果会大大的不同，这实在是件很遗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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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二十：不伦不类的交代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昨天
    在第二部“献身者”的一开始，作者匆匆忙忙地拉出了四位主角：李如是、王慕贞、廖文君和赵心洁。但是，这种出场方式实在有些粗糙，既不清晰，更不丰满，给人一种没化妆好就出场之京戏脸谱的感觉。
    小说首先介绍李如是“生长于贫寒家庭”、“毕业自武昌第一女子师范大学”，“一九一七年成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校监”。这样简单交代之后，马上转到蔡苏娟带学生信教引起家长不满。接着说李如是看到《申报》上的消息，声称“就是全世界都转向基督教，唯有我永不信”，再接着就说她烧了学生宿舍的三七本圣经，学生却为她祷告，第二年她就受传教士影响信主了。然后，又说她“饱读诗书、文才过人”，担任《灵光报》主编，带出了三位学生，她和三位学生后来两位死在狱中，两位没于人言。
     这样一种交代实在是不伦不类，没有任何过渡，有不如无。这里的交代不仅没有文学味，就是信息都是破碎的、跳跃的，只是为了交代而交代，可又交代不清，和没有化妆好就拉出场实在没有大异。首先，这里交代的信息之间没有关联，李如是“生于贫寒家庭”、“毕业自武昌第一师范大学”与她反对基督教和她去当校监及信主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再者，她去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当校监，这个职位似乎不是“饱读诗书”之人合适干的。因此，后面突然说她“饱读诗书、文才过人”，让人感觉非常突兀。再次，接着又说她影响了三个学生，他们四人成为“史实之痛”，都是给人没头没脑的感觉。
     显然，这种交代是典型的“硬交代”，堆砌了一些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信息，只是为了把人物拉出场。这种“硬交代”给人一种霸王硬上弓的感觉，实在是整部作品中最大的败笔，也真是不理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这么急匆匆地作交代，硬生生地把人物拉出场。
    这四个人物是这一章的主角，本应该对他们好好梳妆打扮一番，再让他们亭亭玉立地出来，因为这四个人不但各有特性，而且很有故事，是可以各自浓墨重彩一番的。但是，整本小说对他们的交代都不细致，反倒把大量的笔墨用到李述先身上，这是轻重倒置的。在这一章中，李述先不应该是主角，而应该是一个配合叙事的配角，但作者却对他着墨太多，有主次不分之嫌。
    这一部开头的交代似乎就预示了后来的困难，因为这样的交代表明作者并没有想清楚如何去表现她们，而只是急于把她们写出来。因为这些人物都是历史人物，作者似乎预设读者已经知道她们，所以似乎可以不加包装的拎出来。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因为这是文学作品，必须要用文学作品的手法。并且，即使是历史作品，也不能这样交代，而是需要把来龙去脉讲清楚。这里的问题可能就出在对史料的文学处理上，处理不好就会历史不像历史，文学不像文学，这是非常遗憾的。
    其实，作者在这里根本没必要作这样的交代，完全可以直接进入第一部分，把她们的身份介绍插入后面的叙事中，那倒会更好。这里几小段不伦不类的交代就像贴在美女脸上的几块狗皮膏药，难看至极。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作者可能不同意，其他读者不知道同不同意。按照现代阐释学的说法，“作品一完成，作者就死亡了”。作品出来了，就不再完全属于作者，作者怎么想是作者的事情，读者怎么读是读者的事情。当然，如果作者和读者之间引起共鸣，那是最好的，不是或没有也没关系。但是，在读者倾听了作者之后，作者应该反过来倾听读者，甚至也让自己成为读者，以至于成为读者的读者，这可能才是一种最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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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叛教者》之二一：未被充分展示的恩怨情仇

原创： 肯三  绝对肯定  今天
     李如是既是李述先的伯乐，又是为她献身的同工，最后又变成了对他的控诉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谓大起大落，令人叹惜。显然，这种从伯乐到献身者再到控诉者的演变，应该是非常复杂的，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故事。可惜的是，小说《叛教者》在这方面的讲述过于简单，不能集中于具体的故事去表现人物的个性及其复杂的内在关系，这两个主要人物的恩怨情仇书写得过于单薄，没有得到很好的刻画。
     讲述李如是与李述先的故事时，第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李如是为什么能成为李述先的伯乐？显然，对于这个问题，小说《叛教者》的铺垫不够，显得非常突兀，主要原因就在于对李如是的介绍不够，没有用具体的故事表现她的个性、才情、敏锐。如果李如是的这些特征是通过具体的故事表现出来，而不是作者用干巴巴的旁白表达出来，人物会更丰满，人物间的衔接也会更自然、更合乎情理。
     由于作者铺垫不够，所以读者或评论者就只能去猜测了。李如是之所以成为李述先的伯乐，应该是她遇到并思考过李述先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一直困扰她的问题。因此，当李述先提出这些问题并给出自己的解答时，李如是一下子就被碰触到了，她敏锐地感觉到了那个青年人的与众不同，是可造之才。因此，她不仅经常记挂着这位青年才俊，也理解他的苦闷，并为他的处境担忧。所以才有请他去南京的想法，并竭力帮助他、扶持他，不仅支持他写作、还帮他润色、编辑和出版。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同他一起创建地方教会，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派。
     讲述他们间故事是，需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李如是是否将李述先（李夜声）当偶像？在小说《叛教者》中，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缺乏肯定或否定或体现其内在挣扎的故事。这样一来，李如是这个“献身者”到底是说她为信仰献身，还是为李述先（李夜声）献身呢？如果是前者，她当然就没有把李述先（李夜声）当偶像，在她知道后者的“淫乱”时，也极力主张要惩戒，这似乎也说明她的信仰还是清醒的，并没有将李述先（李夜声）完全偶像化。可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她又为何会成为控诉者呢？李述先（李夜声）的供词又为何让她那样愤怒，以至于完全毁坏了她的信仰呢？从后来的情形看，她似乎是将后者偶像化了的，不然无法解释她的行为。显然，对于这种复杂的关系，小说表现不足，因而影响了人物的丰满和深刻。
     第三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到底是李述先（李夜声）造就了李如是，还是李如是造就了李述先（李夜声），或者两者是互相造就的？从信仰思想的角度看，似乎是李述先（李夜声）造就了李如是，没有李述先（李夜声）就不会有李如是。从事工（无论是文字还是教会）的角度看，似乎是李如是造就了李述先（李夜声），没有李如是的帮助，会不会有李述先（李夜声）的成就，真的还很难说。但是，就他们两人的这种相互造就来说，小说的表现也不充分，既缺乏有血有肉的故事，也没有信仰上的深入挖掘，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深度。
    李如是与李述先（李夜声）的关系本来很丰富，无论是从外面的故事还是从里面的故事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应该很精彩、很有内涵。但不得不说的是，小说《叛教者》在两人关系的刻画上既不丰富、也不深刻，笔墨大多游离在非核心事件和人物关系上，没有真正表现出应该表现的东西：他们各自的信仰故事，他们信仰故事的相遇、契合、冲突、协调、症结，以及他们各自故事和共同故事与信仰大故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被轻轻滑过了，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辜负了很好的故事材料，非常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