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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彭小莲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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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 逝者

Original:  李宗陶  南方人物周刊  Today
6月19日上午，中国导演、编剧彭小莲因病去世，享年66岁。

彭小莲，独立签约导演。2001年完成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遗作《满山红柿》。2003-2009年完成纪录片《红日风暴》。另有《他们的岁月》《回家路上》《美丽上海》《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等文字作品。《上海纪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彭小莲本人凭《美丽上海》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210期
文 |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全文约7993字，细读大约需要18分钟

彭小莲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春天，懒洋洋来了。

一个女人，穿件翠绿翠绿的毛衣，露一截黄贡锻小碎花的衬衣领子，踩双大头水兵皮鞋，大摇大摆笃笃定定向这边走来。她用一笑自我介绍，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堆起，因为皮肤底子好，又有份自信在，终归是好看的。

年轻时，她是美的。用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话说，“圆圆脸上有一双亮晶晶的圆眼睛”。皮肤像剥了壳的白煮蛋，幼滑、透明，走在淮海路上总招人回头。几十年后有一天，她在纽约街头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身板笔直，一头白发，脸上有皱纹，却那样抢眼。“我都走过去了，一会儿回头，一会儿回头，舍不得不看。”

大大方方老去，女人依然可以动人，若随随便便放弃对自己的要求，那是罪过。自由人彭小莲过着一种相当自律、勤奋的生活，每天铁板钉钉有阅读、写作或者看片、剪片的时间，每周去游泳馆4次，一旦饮食过量，会深深自责并加以改正。她在为下一部电影积聚能量，也是为自己能够依旧挺拔地走在马路上。

好多年没有正经拍照片了。她细心选定了市中心难得的一块绿地。作为一个上海人，一个拍出过“上海三部曲”的导演，城中哪只角还有些韵致，她心里有数。

拍照那天，平时随意的彭小莲居然请经常搭档的剧组化妆师打理了面孔，额头上还生出几缕可疑的刘海，像是从前小姑娘隔夜里用火钳烫卷的。然后，一抹羊绒衫的水红，从男性化的棉外套里露出来。

一个正宗上海女人。听她说说羊绒衫的事吧：“原价120多（美金），打折，24块9毛9，想想都便宜，一口气买6件，送人！”


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

一位长辈描述过片场工作状态的彭小莲，“她那个嗓门，简直是咆哮。”不仅咆哮，还有国骂。一个导演，也许可以有一百种方法镇住大场面，这是最直接的一种。

“我喜欢聪明人。最怕剧组里有笨笨的老实人，你向他发火都觉得没底气。”

彭小莲“吃相难看”，莫非是被流浪艺术家云集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带坏”的？不不，她说，3岁看到老，她从小就那样——当父亲绘声绘色讲完童话故事、小姑娘本该天真一下的时候，她指着书上的插图说：“这个公主一点也不美丽！”她还会跟男孩子打架。

她说自己散漫、没有教养、坐立不安、肆无忌惮（一定有长辈这样教训过她），骨子里有一种不安的东西在荡来荡去。

与“文革”相伴的青春期给她的另一份礼物是：不肯按规范生活，又没有足够勇气承担后果，结果就是那样一副一脸“夹生”的样子。

流浪的、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形象塞满了她的整个青春，让她吃够了苦头。她最好的女友最终嫁人的造型，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乱披在身上，剪着朋克一样的短发。每次，彭小莲望着她，望着一个活生生的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绅介。因为深深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这个农民一样壮实的导演，从1968年起开始拍摄成田机场建设强征土地而农民自发对抗的系列纪录片，同时纪录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渐渐消失的传统。6年后，纪录片一问世，震惊了电影界。

1988年认识小川后，彭小莲慢慢接触到他那濒临解散的团队。在小川工作室，彭小莲吃着只盖一片薄鳗鱼、没有任何别的菜的工作餐，再次明白：为了理想，确实有人会选择极度贫困。

回到中国，她成了“签约导演”。意思是没有单位，接一单活，拿一份钱。她从不羡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没什么计划，也不想挣钱的事，宁愿手头紧一点。

“一集5万，那30集也有100多万，有时候想想冲着钱去吧……那我至少得看两套同类型的电视剧吧，可我家电视机也没有。一想到那种痛苦，算了算了！”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劝她，她会跳起来：“讲过了呀！不拍就是不拍！”

“我想过的，放弃比坚持还要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我撅着屁股去拍那些没意思的电视剧（有意思的一直没碰到过），去做所有不快乐但可以很快来钱的事情，我会比没钱更难过！有时候也给朋友帮帮忙，不拿钱，但是我跟他们讲清楚的，那是因为我想干，我有乐趣。”


写不出来和不记得了

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早年写诗写小说，经胡风介绍与鲁迅通信，有师生之谊。1934年在“左联”入党，1938年投笔从戎，成为新四军24军副政委、皮定钧司令的亲密战友。1953年接替夏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作为1955年被钦点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后半生在审查、监禁、批斗中度过。1968年4月，他被革他命的人打死了。

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曾是新四军《前锋报》总编、王芸生亲自招进《大公报》的记者，解放后在上译厂参与翻译过70多部苏联电影。1955年她是“反革命家属”，1966年她是“大叛徒”。她独自拉扯5个孩子，彭小莲是最小的女儿。

1969年，朱微明还关在隔离室，孩子们陆续被发往江苏南京、甘肃天水、上海奉贤、云南和江西。一家人，就这样散了。

江西插队9年，彭小莲显得既没有委屈要诉，也没有伤痕要舔，除了几张泛黄的照片留下来，她“什么都不记得了”。一起下乡的女伴倒还没忘，一群人夜里去偷南瓜，那个掉进粪池里的“窝囊废”就是她。


江西插队9年(前排左一)

其实，她早把那些细碎的、荒诞的，或刺激、或悲恸的人和事，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说或电影里了。譬如，夜里在小队仓库值班，老鼠从肩头爬过，她动都不动，因为白天干活太累。譬如，在逃票的旅途上，遭遇女警搜身，连人带包被甩出火车车厢。放声大哭吗？不，设法蹭上下一趟。

那个小村子让上海知青开了眼：“晓得乡下穷，没想到这么个穷法！”因为潮湿，睡的木板床床脚常能长出小蘑菇。她得了关节炎。

母亲在她的毛衣袖口装了一圈松紧带，下田劳动时好箍紧一点、暖和一点。而她那时，成天只想着怎样偷懒、少干活，常常瘸着腿走路。

插队的最后两年，她被公社小分队留了下来，不必再下田干活。《林海雪原》是常演的一出，不知哪个聪明人想出个点子，用装尿素的化肥袋子为杨子荣做了一件白披风，于是，这出戏煞是好看——

锣鼓敲得人头昏脑胀，杨子荣披着尿素袋子在农家饭桌搭成的舞台中央挥着手臂，一群裹着尿素袋子的人冲上台去，有的转圈，有的翻筋斗，彭小莲只须混在人群中，从舞台这头跑到那头，再原路折回，同时将那些饭桌跺得咚咚响。这时候，她腿不瘸了，关节炎也好了一大半。

再后来，她获得了报考大学的机会。出版人肖关鸿说，插队时，彭小莲差一点被选去演一部样板戏，因为出身问题被淘汰。1978年，她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肖关鸿说，这样的情节符合她的性格。

回沪前，彭小莲望着湛蓝的天空、秃山上的两株老樟树、河边用棒槌敲打着衣服的农妇，忽然泪流满面：9年，就这么过去了？在这里瞎混了些什么？


马路跟人一样，都在与时俱进

淮海路还是那条淮海路，只是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幻内容。

在她小时候，那是一条优雅的阔马路，穿过一片法国梧桐就是母亲所在的上海市电影局，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主管单位。

15岁，母亲被关起来了，哥哥姐姐要么被抓，要么发配外地，彭小莲敢跟男孩子一起走在马路上，昂首挺胸，说说笑笑。在有些人眼里，那就是女流氓了。

25岁，当返城知青彭小莲重新走在淮海路上，看见树干或电线杆上贴着许多小条子：对调——某地调上海，或者调换房子。母亲执意要她扶着，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地，散步。之前，退休的母亲已经到原单位去过了，逢人便讲：“你知道吗？我女儿考上大学了！”

如今，在从前电影局的位置耸着两家国际品牌旗舰店，常卖限量版货品。三楼是一个club，京城出版人张立宪在此会友，看了看价目表说，“咱们来几盎司啤酒。”

“就昨天，跟女朋友逛街，橱窗里甩到一眼，一根围巾颜色真舒服。进去一看4000多，还有一只包么3万2。我朋友就讲，人，不要有那么多欲望，回家吧，一张碟一本书，日子也能过充实的。”彭小莲说。

今天的淮海路是谁的？这种戆问题，她是懒得去想了。

不要说淮海路，就是家门前这条小马路，几十年里好像也没有停歇过。

1990年代初，彭小莲刚从美国回来，她的英文在家门口新开的酒吧前派了用场。有个外国胖子搂着中国女孩占了整个人行道，彭小莲推着自行车过不去，用英语说“你让开”。正因语言不通谈不拢价钱的外国男人抓到了救命稻草，请求中介，彭小莲要求支付翻译费，胖子说“No”。

“No what? There is no free lunch. Fuck you!”彭小莲推开胖子，从“中外交流”中间走过去了。

除了震耳欲聋的音乐，另一桩烦心事是深夜云集的出租司机神出鬼没的方便。假如院门没有关紧，彭小莲很有可能踩着一坨大便，一脚高一脚低地爬楼梯。

“啊哟，踩到黄金啦，恭喜发财。”邻居，是派这种用场的。

这些马路跟人一样，都在与时俱进。一个时代换一副样貌，但好像都长不了。凝聚很难，离散，倒像是一夜间就能完成。


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

彭小莲在北电导演系78级的那个班有29个人，其中包括：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金韬、张军钊、李少红、胡玫……

如果有生人在她面前搬弄老同学的是非，她多半会替他们讲话：“《无极》很烂么？但你要相信，陈凯歌开拍的时候，一定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片子的！”

有一年陈凯歌在某地参加新片首映式，有人打电话给彭小莲：“快看电视，快看电视，观众正在起哄要他们（陈凯歌与陈红）接吻呢！”彭小莲叹口气：“做导演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如果熟悉的朋友在她前面加上定语“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的同学”，她一定会说：“辛酸辛酸，活在别人身上了。做了那么多年导演，还要去沾别人的光。”

“别人”中不乏与时俱进者。每次参加电影节，看到这位或那位老同学，走在红地毯上，衬衫如雪，皮鞋如镜，颈上系朵黑色小蝴蝶结，身边总有记者环绕。她会在心里“哦”一声：某某某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她的根基在上海，而中国电影的重镇早已北移。“这把年纪我是漂不动了，做自己想做的吧。”但真是很难，好剧本难找，投资难拉，说话算数的制片人也难碰上。

她写过一个不错的本子，几乎谈妥，前后耗时两年，最后黄了。

她拍了一系列上海味道浓郁的故事片，有别于王家卫那种在香港搁浅的上海记忆，都不怎么出名。

一部一部重看她的电影，会找到那种专属于女性的细部处理能力，和语调。那些沪语，不仅仅是从房东太太或者麻将搭子嘴里有腔有调地念出来的，而是从人物的一招一式和眼神里传递出来的。譬如，上海人在人前不扬家丑的那声“嘘”。

老演员郑振瑶在她的两部片子里演母亲，抽香烟，会外语，精明而坚韧。香港女演员顾美华、台湾女明星王祖贤在《美丽上海》里演一对姐妹，一个插队回沪，不动声色，像柔顺的水草，被命运拨弄来拨弄去；一个留学归来，言必称美国。

吕丽萍在《假装没感觉》里演一个不断带女儿搬回娘家的母亲。她碰到的，不是有外遇的丈夫，就是连水电费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继任老公。“大家都很难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吕丽萍领着女儿坐上出租车，期期艾艾跟水电费老公分手，男人向车窗里伸进一只手：“实在要走，出租车钱我出。”

细心的观众能够体会，这些从她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被赋予了怎样的生命。

她的摄影搭档，就是在美国时的同学、台湾人林良忠（前不久经顾长卫推荐，为蒋雯丽导演的《我们天上见》掌镜），一个人文修养相当好的摄影师。他们对色彩、光线、画面的调度，掺杂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学院派的影响，投射在银幕上，是唯美、老派的语言，有油画般的质感。“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电影那样粗糙。”

她在片子里所用的心思，更多的不是技术上的、剪辑手法上的，而是直奔心灵和情感。所以有些观众，会被她平静的叙事弄得大哭。她的电影，像是上海滩的良家妇女，耐看。

因为一些原因，《美丽上海》拍完一年多没上映。2004年，这部片子拿下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好些报道都在渲染“击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然而，为什么要跟一部明显走下坡路的、缺乏诚意的作品相比呢？

小川绅介向她展示过什么叫做电影人的诚意。那种贴着人群搜索的镜头语言，是跟农民泡在一起6年才可能有的；那个稻谷受精的画面，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夜里、在显微镜下，捕捉到的。

带着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样的视角，捉住那些蕴含人与生活本质联系的细节，把故事片拍出纪录片的毛边感，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这是彭小莲从小川那里悟到的电影哲学。小川身体力行告诉她：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需要闲暇、空间和沉淀。

当然，小川也告诉过她一些别的事情：有一次去柏林电影节拿奖，被安排在豪华酒店，每晚收看电视里的色情节目到深夜，结账时发现那是一笔巨款；后来电影节为他的收费电视埋了单。国际大导演小川，真难为情啊。


拍上海纪事


采访26个在世“胡风分子”

小川绅介留下的文字不多，关于中国导演他写过两个人，一个是侯孝贤，一个是彭小莲。小川认定彭小莲是个好导演，并点出她身上具有拍出上乘纪录片的潜力。

小川逝世后，遗孀洋子追到上海，请彭小莲完成丈夫的未竞作《满山红杮》。穷得叮当响的彭小莲硬着头皮回到穷得叮当响的日本山形牧野村，在全方位贫困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作品。

《满山红杮》获得2001年日本十佳纪录片奖，次年在柏林电影节作特别展映；2004年3月在纽约上映时，《纽约时报》给了很高的评价。

彭小莲再次沉浸在小川镜头语言的魅力中。她清楚地看到：“没有小川他们在那里生活的8年，凭我怎样走马观花，即使看见橱窗里的东西，也抓不住它们的生命。但是，在这样的拍摄中，我逐渐找到了一种对人、对事的观察角度，哪怕一个物件已经被灰尘盖满，我也渐渐知道如何抹去那尘土，看清灰尘下物件的原形。”

借着这种能力和心底里痛彻的情感，她终于动手开拍纪录片《红日风暴》，纪录跟父亲一样的“胡风分子”的命运。

1986年，已经当上导演的彭小莲代母亲去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上贾植芳等先生建议她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想到要重新回忆那些往事，我就觉得恐惧。我逃到纽约读书，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但可能是女人的反应常常慢一拍，那些‘过去’常常在我走路的时候浮现出来，真像电影镜头一样。”

1996年，母亲病重，彭小莲赶回上海。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听母亲完整讲述了记忆中的那段历史。她联系香港城市大学的朋友魏时煜，开始寻访当时活着的全部“胡风分子”。

“从2003年SARS开始动手，到2009年剪完最后一格，整整6年。”资金有限，她与合作者最后都投进了自己的钱，“等于我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养了这部纪录片。”

26个在世“胡风分子”，10多个已逝“胡风分子”的亲友，300多小时的拍摄素材，10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她们收集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400多篇与批判胡风分子有关的文章与漫画。

这份沉甸甸的资料，几乎是用父亲的生命和信誉换来的。因为雇不起人整理，大部分同期声都是彭小莲自己听的。她一遍遍听这些老者的诉说，竟有些麻木：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拍完片子，她整整抑郁了一年。

今天，她还是不愿多谈这部耗了她的心神，同时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沉重作品。

童年，父亲每次短暂回家，彭小莲就有一种惊慌：这次肯定长不了。慢慢地，她发现，人世间好像什么都长不了，没有不死的东西，没有永恒，而她想要。

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在别人眼里，她像母亲一样，已经足够坚强、足够独立。但她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萎缩吗？于是还是坐立不安，慌慌张张四下寻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快人快语

彭小莲似乎不大懂得市面上采访与被采访的路数。她更愿意说这样的事：“为什么我买的零食都那么不好吃呢？”“不过也好，我吃他们的。”她在超市认真挑选了一大包，准备深夜剪完片子跟大家分享。她参与剪辑的是纪录片《老舍》。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编导、“80后”樊小纯对我说：“你要去访彭小莲？太好了！她真的很棒！”在跟彭小莲一起剪辑纪录片《林风眠》的3星期里，她见证了这位栏目顾问是怎样用大师的“独立精神”和“那份傲气”将剧组的每个人点燃。还有，当大家剪片到凌晨，筋疲力尽想放松一下时，会听到彭小莲在院里学猫头鹰叫——那是林先生常画的一种活物。

人物周刊：少女时代的叛逆，是不是也有一些对身边事充满愤怒、可没地方宣泄的成分？

彭小莲：我想，这更多是生理上的、荷尔蒙的问题，而不是思想意识的问题。没办法，那时年轻啊，谁挡得住年轻生命的冲动！

人物周刊：对父辈的选择、命运，打心眼里同情、理解么？还是索性认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

彭小莲：我对父辈的命运没有多少同情。同情已不能说明和解决问题，不多此一举了。我更愿意认识他们，这是对自己的教育！

人物周刊：侯孝贤曾在小川的笔记本上写过“人生有情”4个字，交待他拍电影的秘密。如果要你同样写出秘密，你会写什么？

彭小莲：我这么浅薄的人哪里写得出这么简练的话来啊。写了整整一本书（《理想主义的困惑》），可能还有很多意思没表达清楚。

人物周刊：恕我冒昧，你是否有一点爱上小川？

彭小莲：怎么可能！那是你没看懂！男女之间如果真有些什么发生是写不出那些来的！

人物周刊：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说说你得意的视角或声音处理？

彭小莲：我不能这样给你举例子。因为创作是非常私人化的，只有和很好的朋友，在冲动的时候说上两句。我怎么可能在一本刊物、一个非常大众的场合大放厥词呢？

人物周刊：如果马上要拍新片，你会想到把网络流行语用进去么？譬如“喊你回家吃饭”，“这个可以有”之类。

彭小莲：任何台词和语言没有能不能用的问题，只有人物需要不需要的问题。人物的需要决定他应该怎么说话。

人物周刊：现在导演都用高清数码拍片，你呢？

彭小莲：淘汰胶片、压低成本拍电影已经是世界潮流，我也逃不了，胶片将来只能是最后一道工序的需要，也许我下部片子就不再用胶片机拍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对《阿凡达》没有太多兴趣？

彭小莲：因为像Tim Burton（蒂姆·波顿）这样的导演拍这类题材时更有想象力！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导演从别人电影里借一段情节或手法？“抄袭”和“再创作”的界限是否仍然模糊？

彭小莲：“抄袭”涉及道德底线，归法律管。“再创作”大概是一个温馨的提醒，就是说你不必再干这行了。

人物周刊：你想拍什么样的电影？

彭小莲：《卡廷森林》、《饲养乌鸦》、《失翼的灵雀》这类电影，大概就是我想拍的。

人物周刊：现在每逢新片上映，导演和主要演员一天一个城市马不停蹄参加首映式，据说它真的对票房很有影响。

彭小莲：是吗？我在美国也看过不少首映式的影片，票房也都很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不幸，从来没有看见任何导演和演员出场的。我们有时只是在那里排大队，赶不上这一场就等着下一场。

人物周刊：你写了不少影评，怎么选片的？信息从哪里来？

彭小莲：选片首先是看导演，然后会看BBC的网络消息，看国外影评给影片打分的情况，还有就是听朋友介绍！

人物周刊：你的自律是一种自觉还是有事触动？

彭小莲：是经历、阅历的关系。

人物周刊：2002年拍的《假装没感觉》里，郑振瑶演的母亲对吕丽萍演的女儿说，“只听说有剩饭剩菜，没听说过有剩男剩女的。”几年后，便有了。今天都市里，做一个独立女性真能幸福吗？

彭小莲：幸福感是主观的，如果她觉得幸福，就一定是幸福的。即便不幸福，选择独立也是她在一堆不幸的可能里，选择的最好可能。

人物周刊：活着，你在乎哪些东西？

彭小莲：真实、自由思想。

人物周刊：觉得哪段日子最有意义？

彭小莲：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

人物周刊：日子过得还有盼头吗？

彭小莲：不知道做什么好，真的。一直跟自己说，不要满腹牢骚，好好做事。现在才明白，什么事是能做的？看《李普曼传》，就看见人家一直在进取，不停校正自己的错误，人和社会，只有这样才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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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命运的尽头

彭小莲  译者秦传安  昨天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命运的尽头
© 彭小莲／文


彭小莲（1953.6.26～2019.6.19 ）

　　1996年2月，我从纽约回来，上海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小时候跟妈妈和爸爸走过的淮海路成了金灿灿的街道。夜晚那些灯箱广告，可以和耀眼的纽约街头作比较。密集的法国梧桐树消失了，出租车经过那光秃秃的街面时，开开停停，我们被堵在拥挤的人流和车流之中。喇叭声不断，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心慌，在这灿烂的灯光下我害怕，怕什么？我并不清楚，到处弥漫着陌生的气息，我迷失在自己的城市里。缩进破夹克里，抬起我穿着美国大兵皮鞋的脚，慢慢在寻找楼梯的台阶。我的大头皮鞋没有给我任何自信，一次又一次让我在那里绊倒，我紧紧地拉住满是灰尘的自行车轮子，它依然像我七年前，离开家的时候那样，用链条锁锁着，绑在楼梯的半腰间。我深深地呼吸着，努力在走进家门之前把情绪稳定下来。小楼道，依然弥漫着浓浓的油膩气味，那油腻甚至就渗透在空气中，我可以从呼吸里体会到。
　　我轻轻地敲着家里的小门。老阿姨穿着洗得发黄的棉毛裤从被窝里爬起来给我开门。像以往一样，她说：“是小妹妹回来了。”她看着我没有一点惊讶，而我却惊讶地打量着她。在看惯了高大的美国人以后，我从来不知道她是这么瘦小，从来不知道她的脸色这么暗淡。她哆哆嗦嗦在我的身后锁上门，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
　　“阿姨，赶快回去睡呀，不要冻着了。屋子怎么那么冷。”
　　家，一到夜晚就安静得很，母亲睡得很早，和我走之前一个样子，甚至连鸡毛掸子都还挂在大橱的侧面。唯一的变化是桌上，箱子上，甚至旧冰箱上都盖满了旧报纸和老化的白色塑料纸。家，看上去像一个废品回收站。阿姨说：“上海的灰实在太大，没有工夫天天去擦，就用这些报纸来挡挡灰。”我该说什么，总以为这个家是很温馨的，总以为阔别七年之后，重逢会别有一番激动人心的瞬间。我在肯尼迪机场起飞的时候，都为自己的想象感动了。泪水在眼角转动，我甚至希望自己手上有一把家门的钥匙，轻轻地将它打开，让她们大吃一惊。
　　是的，我站在这里，站在屋子的小窗口下面，窗外的霓虹灯在不断地闪烁，我看见屋里的旧报纸，破塑料布也在变幻着颜色，像万花筒似的。家，在灯光下变得更加破败了。老阿姨穿上了棉袄，领我走到母亲睡觉的地方。她还是睡在阳台上搭出来的小房间里。白天的时候，那里可以更多地晒到太阳。老阿姨推了推母亲，她从棉被里伸出一只完全变形的手，那手像被人缠过的小脚，手指交织在一起，已经不能伸张和弯曲，骨架全部萎缩了。母亲用那样的一只手向阿姨摇了摇。
　　“是小妹妹回来了。”老阿姨大声地叫着。
　　母亲还是摇了摇手，“我不要水，不要了。”
　　我把手伸过去，握住了母亲的手。那手指像一根僵硬的铁钩子，挂在我的手上。她还在说：“我不要，我说了不要水吗。你们不要来烦我了。我的日子不好过，我疼啊，我的类风湿不会好了。我求求你们……”
　　“妈妈，是我……回来看你了。”
　　“走吧，不要来烦我了。这个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几天能活了，让我太平一下啊。”
　　原来我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成功的形象。让她看看外婆故事里的“穷秀才，寒窗十年，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她很快会嫁给一个有钱人的……”我把博士文凭放在随身背的背包里，准备一进门就亮给她看……可是，她病得这么重，她没有给我这个表演的机会。
　　就是这样，我还是要说，跟过去比，我们家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6月28日为父亲召开了平反追悼会。妈妈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说：“那完全是因为陈国栋书记啊，没有他，这个追悼会哪里会开得这么成功。”
　　“成功”，什么算是“成功”？用这样的措词来形容爸爸的事情准确吗？我害怕面对这样些词组，它与我的生活经验相去太远了。但是，妈妈把这一切都看得很重，虽然爸爸已经不会再知道这些事情了。活着的人所做的一切依然在为死人着想。当时，“胡风问题”已经明朗化，陈沂部长主持的上海宣传部在中央的批准下，同意给爸爸平反。但是，爸爸最后不是在上海去世的，也不是在上海宣传部任职，所以追悼会不适宜在上海进行。妈妈坚决不答应，她说：“郑州有谁认识你父亲，在那里开追悼会有什么影响？你父亲就是在上海被他们整的，凭什么把我们这群孤儿寡女塞到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去。不行，一定要在上海给你父亲平反。”
　　她跑去找陈国栋书记。她重新开始为父亲的平反问题奔跑。在整理她的书稿时，我看见厚厚的一本笔记，封面上写着“平反难”。我已经完全丧失像母亲那般的坚强，在这本稿子面前，我犹豫了很久，竟然没有勇气把它打开。我掉过头去，是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也害怕自己的眼泪就那样无力地滚落下来。
　　我知道在40年代新四军时，爸爸就和陈国栋书记结识了，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再后来，陈书记自己也经历了极“左”路线的迫害，他对爸爸是理解的。妈妈说，是陈书记给我们家，给你父亲最后的支持。他在市委的常委会上就说：“让朱微明，孤儿寡女的跑到郑州去，确实不合适。彭柏山的问题是在上海出的，我们就应该在上海给人家解决。人家受苦受冤快整整30年了。”
　　1980年6月28日，由陈国栋书记主持的爸爸平反追悼会，在上海龙华火葬场隆重举行。爸爸的朋友，有幸在“文革”中活下来的朋友，王一平伯伯，元化叔叔，陈其五叔叔还有那些上海的胡风分子，都来了。但是，胡风伯伯没有来，当时他还在四川偏远的村子里“保外就医”，他还在判刑之中，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中央最后的认可。
　　妈妈收到了胡风伯伯的来信，他说，他在遥远的四川乡下也听说了爸爸的事情，因为是住在乡下，赶了很远的路，才能给妈妈发出这一封信，他希望能到上海参加爸爸的平反追悼会。信，写得很短，信封是那种画着很粗糙的图案的那种农民用的。但是，在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后面，凝固着多么沉重的感情啊。可是，妈妈却被这一张薄薄的信纸吓坏了。她完全是一只关在玻璃笼子里的苍蝇，可以看见外面的人在行动，但是她只能作微弱的挣扎，喘息。她已经被所有的“教导”把脑子洗得很干净了。她永远会听见那些低沉、繁复而沉闷的声音，让她作为一个党员，保持原则。她不敢向胡风伯伯发出邀请，她又感到一份歉疚。她，把胡风伯伯的信交到了上海宣传部，由组织作决定。
　　组织上，上海宣传部不同意胡风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因为胡风的问题还没有最后定案，上海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步调。
　　不知道梅志阿姨是否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她今天看见我写下妈妈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一定会给予谅解的。在那样的年代，人已经被训练成习惯挨打的畜生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怎么做出选择。但是，后来，后来当妈妈病重在床，在最后的日子里，她还会想起这些往事。她非常痛心地跟我说：“我真不该把胡风的信交上去。我是被整怕了。”
　　将近20年过去了，我在梅志阿姨写的《胡风传》上，看见这样一段描述：
　　上海方面为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的柏山开追悼会，梅志特地请在上海的朋友们代胡风送一个花圈，以表哀思（后来知道，当时还不允许把他送的花圈放在灵堂里。不过，这消息可没敢告诉他）。
　　在1979年底的时候，聂绀弩伯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他在病床上听说了爸爸的事情，为此写了一首诗。
　　挽柏山
　　山外青山楼外楼，人生禁得几拳头！
　　《崖边》写了苏区事，莫非反苏错报仇。
　　冯堂易老老彭难，何不当初美孔颜。
　　八百岁时一回马，再活八百也等闲。
　　1980年的夏天，赖少其叔叔亲自用毛笔提写了挽诗，将它悬挂在灵堂里。
　　悼彭柏山同志
　　江淮河海曾饮马，扬鞭抽剑斩恶来。
　　忠良为国遭横祸，清酒一杯祭灵台。
　　文坛宿将留遗作，繁华织锦辛勤栽。
　　我向浩天三祝酒，春风吹到百花开。
　　读着这些诗的时候，说他们还是年轻的豪杰，也许一点都不过份。在字里行间依然洋溢着英武之气。浪漫的老一代，是从血液里面决定了他们的气质，和我们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情调，没有青春感的下一代人相比，我似乎是在自己身上，闻到那种难以描述的死寂的泥土和拜金主义混杂的气息。过去一些时间，过去那些往事，又过去一些年华，接着我们经不起新的诱惑，然后被滞留在岁月的后面。
　　多少年以后，皮定均伯伯的夫人张烽阿姨在给我们孩子的来信中，还会提到：读着你妈妈写的文章，眼前再次浮现出她凄苦的形象，我又一次情不止禁地老泪涌流，我的大孙子皮虎和外孙在旁边惊奇地看着我，却不敢问为什么。你妈妈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是她经过不懈的努力，才为你爸爸争得了公正的待遇。不是像这样的妻子，光靠你们几个儿女是不行的……在你们家长期遭遇不幸中，我们很歉疚地无能为力，由于距离较远，经济上也没有及时给予接济，这也是我流泪的内心原因。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在回信中也只当没有看见最后一段。实在是对皮伯伯和张烽阿姨的感激，落在纸面上都是难以表达的。但是，一切确实像她所说的，没有妈妈的努力，我们几个子女又怎么可能为爸爸找回一个公正的结局？
　　1980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气候在改变，一点一点让我们接近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时，爸爸从湘鄂西逃回上海的那一段历史，终于也给予了一份谅解。经组织部批准，同意在爸爸的骨灰盒上加盖党旗。当时我在外地拍戏，没有赶回上海。
　　1983年10月31日，由当时在任的上海宣传部长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为父亲举行了加盖党旗的仪式。故事并不美好，但是有了一个还算说得出口的结局。更何况是元化叔叔为父亲的骨灰盒加盖了党旗，就有了一点戏剧性的色彩。
　　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鬓发斑，
　　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母亲的坐牢问题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也跟着定案了——维持原来结论，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破坏组织，在敌人的监狱里表现坚强。恢复党籍，没有预备期。当这一份快乐到来的时候，真是精疲力竭。她办理了离休手续。妈妈微笑着，那笑容陷在她长满冻疮的脸上，显得很虚假。但她是真心实意地在笑，动作迟钝地在那里转悠着，在上影厂三号门的门房间里，把自己的小零碎收拾于净，转身向周围的老师傅和工人告别。日子过得真快，她在这里也呆了有两个多年头了，看门，看着上影厂的各种人物进进出出。她说了一句俄文：再见。开始大家还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明白以后，学着她的腔调，重复着，师傅缺了门牙的嘴怎么说，怎么漏风，发不出“斯”的声音，最后大伙儿都在那里哈哈大笑起来。
　　当时的宣传部长陈沂，安排妈妈在退休以后，负责主办上海的《文学报》，因为妈妈是老记者，有办报经验。
　　妈妈说：“我过去没有做官，也不管这个官有多少大小，现在就更不想做官了。让我解甲归田吧。”但是，陈沂部长又请人上门来说服妈妈。妈妈跑去看陈国栋书记，她说：“陈书记啊，让我保持个晚节，做个平民百姓吧。”
　　陈书记答应了妈妈的请求。
　　妈妈说，她全都打算好了，回家以后就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从现在开始，她可以正大光明地在那里翻译小说了。她把自己的书桌收拾好，再不用为父亲的问题奔波了。她在自己的1992年9月28日77岁的生日，为自己写道：
　　写照
　　我的人生是坎坷的，
　　风刀霜剑，蛇蝎挡路。
　　我的生活是：
　　焦首朝朝还暮暮，
　　煎心日日从年年。
　　但我：临危不惧，临辱不惊。
　　像烧尽的木炭，
　　耗尽热能是我的义务。
　　生命对于她始终像是一个不样的预言，当她开始充满希望的时候，一定是最坏的事情即将发生。当她还来不及翻译什么东西，当她还没有耗尽她的热能的时候，她的类风湿关节炎急性发作，从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好过。她病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拿一块手绢的能力都丧失了。她全身的关节变形，叫喊着、疼痛难忍，她瘫痪了。
　　有一次她跟我说：“我备了很多安眠药，有一天，实在忍受不了这个疼痛的时候，我就把它吃了。我跟你说了，你会理解我的。不要阻拦我，活着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在这里等死。”她看着我，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粗暴地叫了起来：“不许你胡思乱想。”看着母亲，紧锁的眉头把五官扭歪了，她让我头晕目眩。怎么会不知道她依然在服役呢？可是，我们还能怎么办？都要走到那条路上去的，但是就不能说出口。在我们前面，已经有许多人走去，我跟在后面看着，觉得自己像一条影子，歪歪扭扭，驮着背，看得昏昏沉沉。
　　1996年5月31日，天，突然暴热起来。早晨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到了中午阳光灼灼逼人，一直照在我们家搭出来的小阳台上。我带着美国来的朋友玛格丽特走进那里，玛格丽特好远就展开双臂，做出跟母亲拥抱的姿势。妈妈躺在床上，一边笑着一边吃力地说道：“我土得很，不会你们这种美国式的东西。”我翻译给玛格丽特听，她哈哈大笑：“那告诉我，什么是中国式的？”我们都笑了。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老保姆悄悄地问我：“我能和她单独照一张吗？好给我乡下的女儿寄去看看。”玛格丽特还没有回答，母亲已经在那里说了：“没有问题。照吧。”当我翻译了她们俩的对话以后，玛格丽特笑得更高兴了，她学着母亲的口气和中文，大声地说道：“照吧。”
　　可是，就在黄昏的时候，就在我和玛格丽特逛老城隍庙的时候，她坚持要给妈妈买个礼物，我说那得问问她喜欢什么啊。我试着打电话回去，只听见小梅大叫着：“妈妈不行了，你快回来。不行了！”追到医院里，妈妈抽搐着，高烧已经到40度3了。医生发出了病危通知——病毒性急性肺炎。我留在病房里，把冰袋压在她身上，她打着哆嗦，嘴唇干裂了，小便已经失禁，一阵一阵的尿臭从她下身冒出来。老阿姨试着给她擦身，刚换了裤子，又尿湿了。我打电话到南京叫小钧快回来。我害怕得厉害，天天在那里说什么死啊，生的。可是这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搅动起来了，无法抗拒地被瘟热、被浴室般的热气笼罩住。一切都是湿的，热的。在炎热之中，像喝醉了一样，像是被蛇缠住的蛤蟆，在那里扭动着，挣扎着。黎明到来之前，救护车的声音一分钟都没有停过，呼啸着，刺耳又尖利，像划过玻璃的钢刀，一下又一下地在心上刮过。似乎是挨不过黑夜了，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冲出了病房，站在马路上给玛格丽特打电话，我说你过来，帮我来看看吧。她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卫生部长，原来就是一个内科医生。半夜里，她也冲过来了。但是急救病房随便怎么，就是不放这个美国鬼子进去，她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不断地解释。没有人理睬她。我一把抱住她，大声地嚎哭起来。
　　妈妈被抢救回来了，她睁开眼睛看着我们四个孩子，（小兰在美国，没有赶来）疑惑了一会儿，吃力地一字一句地问我们：“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整个夏天，我天天给她送饭，但是，她已经很虚弱，不想吃饭，因为大量服用治疗类风湿的止痛药，使她的胃大面积溃烂，不能进食。医生决定给妈妈注射血清，加强营养。可我还是不放心现在血浆的质量，万一她再得个肝炎或者其他什么通过输血感染的疾病，这不是更糟糕？骑上自行车，我急急忙忙地往医院赶，还想和医生商量一下，把这个治疗方案取消。一进病房只看见妈妈浑身发冷，全身在抽搐，我大叫着：“医生，医生不好了。”护士们听见喊声就冲了进来，一看不对，迅速地拉掉她手上输血的针头，可是妈妈已经不行了，整个脸呈青色，嘴唇渐渐地发黑。嘴角上流下了白沫。这时，走廊上“哐当哐当”响起来了，急救车在往妈妈的病房推来，后面跟着主任医生。
　　护士已经熟练地将橡皮管子扣在妈妈的手臂上，要给她注射静脉针，注射镇静剂。但是，她的血管已经硬化了，怎么也插不进针头，护士戳戳手臂，又改着戳戳手背，都进不去。只看见母亲的五官在紧紧地收拢，发出一声声尖叫。人，抽搐得越来越厉害，于是两个护士死死地将她按在床上，还在那里找穴位给她注射。
　　我恐惧极了，站在铁床的架子后面：“你们快一点，快一点，她受不了了。”
　　医生决定将她的大腿拉开，在腹股沟大动脉这里注射。但是，妈妈有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她根本不可能将大腿伸直。医生将她的腿拉直，她再也忍受不了，她疼得再也忍受不了。她在那里恳求：“死，让……我死……求求……你们。”护士长让我帮助一起将她的大腿拉住，我掉过头去，虽然在那里用力拉着，但是我不敢看。我跟着一起叫起来了。“快一点啊。”护士长亲自用三寸长的大针头，猛地扎进妈妈的大动脉里。妈妈整个人像撕裂一样，本能地扭曲着。……我要有多少次生命，才能战胜这一份死亡？人的直觉就像一支黯淡、闪烁的小蜡烛，整个一生都在阴森可怕的世界里颤抖。护士长熟练的技术，终于将这一针打进去了。当针头拔出来的时候，那么长的大针头，竟然被拧歪了。妈妈完全精疲力竭，只看见她的脸还是那么痛苦地拧在一起，人在渐渐地安静下来，可是她的呼吸依然像在抽搐。
　　“我……死……”她说不下去了，药性发作的时候，她的高烧上来了。40度2。人不再抽搐，但是昏迷过去了。我跟医生说：“满足她的愿望，就让她安乐死吧。这样的治疗，谁都承受不了的。”
　　医生说：“中国没有安乐死的法律。这次的血清可能有问题，下次不用了。”
　　“可是，这样活着比死更痛苦。”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法律。”
　　是的，你们没有办法。可是面对自己的生死，我们居然无法选择。
　　世界又封闭起来，人生没有尽头。疼痛还没有结束，人们又要奏起乐来，去寻找更多的悲伤。全部的恐怖就是，还要活下去。我依然天天给妈妈去送饭，虽然她还是几乎什么都不吃。但是，她又一次被抢救回来了。她用轻微的声音说道：“小莲，我让你这么辛苦；还有小梅，那么热的天，在给我做饭。我心里难过得很，我老是打搅你们……”我看见她哽咽着，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在眼眶里转动着。
　　“你胡说什么啊。你什么时候打搅过我们？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还债来了。”
　　妈妈笑了，我努力跟着她一块儿笑。回家的路上，我的“老坦克”又出事了，不是漏气，就是链子又脱了。骑着骑着，就非走下来找地方修车、补胎。等在烈日底下，太阳暴晒着，一点遮挡都没有，我会感觉心里有了一份踏实。我想跻身于这热烘烘乱糟糟的人群里。哪怕是身边追来一群讨饭的，我像没有看见一样，既不赶走他们，也不会施舍一分钱。我糊里糊涂，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一回家，就是死死地捧着电脑，在英特耐特网上半天不肯下来。最后，还是给海诺德发邮件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我害怕……几分钟以后，我看见他的邮件出现了。
　　他说：“每当听到你母亲的坏消息的时候，我觉得竟是那么沉重，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但每一次，我都会想起一个罗马古诗人说的话，‘当死神拽着我的耳朵的时候，他跟我说，顽强地活下去。’勇敢地面对死神，你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生命。你不该哭泣，你只有把时间当成一份礼物，在最后的日子里和你母亲一起享受这一份礼物，你才会觉得她有多么美好啊。”
　　10月的一天，她觉得自己好一点了，然后慢慢地跟我说：“一定把爸爸的全集出了。我死的时候，身边要留一个子女，把我的腿拉直了。把我的眼睛和嘴都闭上，丧事要从简，不要通知什么人来开追悼会。都老了，都要走的。记着，把我的骨灰撒到太湖里……”她很平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就像跟我安排家务似的。但是，在这最后的一刻，她首先想到的，还是爸爸。她都没有跟我提到她自己的书，自己的文章。我努力想象着，这是一份礼物，一份珍贵的馈赠，赠送给我们全家的厚礼，可是她烫得让我不敢接手。回家的路上我大哭起来，已经顾不上什么形象了，如果这是一份最难得的礼物，我怎么载着她驮回家去？元化叔叔来看望妈妈，她还在说：“谢谢你，元化同志，你为我们家，为柏山做的事情……”
　　“微明同志，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谢呢？柏山的书，他的全集，我会努力为他找地方出的。你安心养病吧。”
　　到1996年12月12日的夜晚，我去医院看她，医生说她好多了，睡得很平实，家属可以放心回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手在那里发抖，心跳得很不规律。总是觉得有什么不安似的，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干脆在小过道里把四个方凳拼在一起，睡在这里看看吧。手还是在发抖，我甚至看见自己盖的被子都随着发抖的手，在上上下下地动着，忍不住一次一次爬起来，跑到妈妈的床边看看。心电图的指示很正常，点滴也没有问题。可我还是睡不着，凌晨2点11分的时候又跑去看了。只见她的眼睛微微张着，我说：“妈妈，你怎么还没有睡啊，你要什么？”她像没有听见，就那么翻了一下白眼，我一脚踩空，差点撞翻了身边的心电图机器，我光着脚丫往外跑，撕声裂肺地叫喊着：“医生……医生……”
　　抢救车的大轱辘“哐啦哐啦”又在大理石地上响起来了，医生、护士都赶来了。回头望去，心电图的指针从280、240、220、160、120，95，……“刷”地一下指向零。一根平平的直线停留在仪器上。“妈妈……”再也没有回答了……医生给她打了两针强心针，直线依然不动，医生准备注射第三针的时候，我说：“不要打了，让她睡吧……”我说不下去，真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口，眼泪把力气全部消耗尽了，我整个人在那里发抖。当然，我最终还是把这几个字结结巴巴说完了。
　　1996年12月13日凌晨，停尸间的车推来的时候，小梅和晓岑已经赶到了。工人和晓岑把妈妈抬了上去。我弯下腰，用美国式的方式，紧紧地拥抱着妈妈。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还能感受到她身上的体温，可是霎那间，她竟成为一个回忆，成为一个梦，成为一个永远永远过去的故事……那个跟着大脚母亲上当铺的女孩子；那个充满了理想渴望上延安的女学生；还有大声叫喊着“我抗日无罪”的新四军战地记者；这些漂亮的形象还在眼前转动的时候，她却开始为爸爸、为我们五个孩子驮上了十字架；最后是那个被打得眼底出血的母亲，那个满脸红肿，生满冻疮的离休老干部在门房间里用俄文向大家说了一声“再见”……怎么就在那里说“再见”了呢？我还是能感觉到她身上的体温……停尸间到了。没有想到它离病房这么近，才一个转弯就到了。工人熟练地拉开了一格抽屉，让我们在后面抬起担架，“刷”地一下就把妈妈推了进去。工人关上了格子门，摘下牌子跟我说：“明天大早，拿着这个来办理死亡证书。”
　　爸爸、妈妈……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岁月，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本文选自《他们的岁月》，彭小莲／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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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导演走了，她可以和她的邱叔叔团聚了……

中国配音网  昨天


著名导演彭小莲6月19日上午在上海辞世，享年66岁。

彭小莲1953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曾在江西插队9年，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其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我坚强的小船》《请你记住我》等，其中《上海纪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彭小莲本人凭《美丽上海》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

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曾经担任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翻译，彭小莲和邱岳峰先生私交也很好，她称他“邱叔叔”。在农村插队期间，她曾经和“邱叔叔”通信，从邱岳峰先生的鼓舞中获取前进的动力。2009年5月，在奉贤参加邱岳峰迁葬仪式后，她写下了这篇文章，披露了邱岳峰先生给她留下的珍贵书信，代替我们表达了对邱先生深深的思念。此前，在苏秀老师为《峰华毕叙》组稿时，彭小莲尚不能完成这篇纪念文字，故而《峰华毕叙》只是收了她和苏老师往还的几封电邮。在下面的这篇文章里，彭小莲完整地表达了她对邱岳峰先生的感激、怀念和无比的敬重。

如今，彭小莲女士静静地走了，她去天堂会见她的亲人，也可以和她的“邱叔叔”团聚了。


彭小莲在邱岳峰迁葬仪式上  摄于2009年5月7日


邱先生“回来”了

作者：彭小莲

一

5月7日。

因为这个日子曾经建过一种叫“五七干校”的地方。电影系统的干校，就坐落在上海奉贤的大海边上，邱岳峰先生在这里被监督劳动过。现在这里是一片墓地。总以为会因为这些土地的变迁，岁月的流失，让我们健忘了。可是在2009年5月7日，邱岳峰先生的墓从苏州迁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赶去了。

一片绿叶丛中，微微的海风吹来，我们沉浸在怀念之中。儿子邱必昌把父亲配制过的台词，剪辑成一段和我们大家的对话。那是邱岳峰的嗓音，带着一份真诚一份幽默，还有一份独特的质地，在我们耳边回响着。你不能相信，一个人走了，离开我们30年了，可是他的声音却依然栩栩如生地在耳边再一次回旋。我们都是奔着这个声音而来的。邱必昌跟大家说好了，今天是一个快乐的日子，30年后，和我的父亲重新欢聚一次。可是，曹雷和童自荣说到老邱的时候，抑制着不让眼泪落下来，他们停顿下来，说不下去，眼泪还是慢慢地淌下来了。

大家都说，难以忘却的是邱岳峰先生是如何刻画人物、创造每一个角色的，他会不断地给自己提要求，不断设计每个人物之间的差别。听着，听着，我突然明白，这独特的声音，原来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技巧，而是来自他的灵魂，来自他对人生的严肃，来自他对艺术的虔诚。

二

回到家里，我翻箱倒柜，把30多年前邱叔叔写给我的信拿出来，信纸已经发黄，可是蓝黑色的墨水，依然清晰地保留着他的笔迹。那时候，我在农村插队，家里的成分不好，就成了我的原罪，每一次我都努力从邱叔叔的信里找到一份力量。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情。邱叔叔自己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却又担负起鼓励我们的责任。他对我说：

“小莲：每次读你的信，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感，于是总要在脑海里翻腾些时日。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本事’也就是学问(知识)，不外乎两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过去的老板叫做谋生手段。只可惜我懂得太迟了。因为你提到了‘本事’，我想提醒你一下，不要狭义地理解为业务专长，同时也还包括为人之道。

“记得刚解放时，我只有27岁，很天真，认为这下可好了，一切都将变成新的，我将有可能从事我一直追求的事业——艺术天地。我幼稚地以为，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28年的经历，你几乎都知道了，有的是你看见的，有的是从你妈妈那里听说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个苍白的、蹒跚的走向归途的弱者。

“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不希望别人再重复我的路，重复我的教训。命运的安排(这是你信中的话)，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毅力’(也是你信中的话)又是改变命运安排不可或缺少的因素。要想完成一件事，哪怕是普普通通的事，也需要毅力。毅力的含义可以包括坚持和奋斗。但细分起来还有很多内容，但主要是这两点。

“最近还有件事很烦心。据传，农场今后不抽调了。果真如此，妹妹就成问题了。奈何！想念你！祝 一日千里 叔叔

77.11.9 ”

三

30多年了，再慢慢地解读这封信时，我依然觉得心里堵得慌。我看到，最后邱叔叔还提到他女儿的抽调问题，他就是被各种各样的压力纠缠着，折磨着。可是他不说，独自承受着。1949年建国不久，一个27岁的年轻人，就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成了社会主义的庶民。看看今天周围那些27岁的孩子，他们还不懂什么叫生活。可是，邱叔叔已经为一家七口，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早些日子，他俄罗斯的母亲还活着，就和他们一起拥挤在17平方米的房间里。夜里，不论冬天还是夏天，孩子在地上打地铺。直到以后，邱叔叔才搞到一些木头，亲自做了一个小阁楼，让孩子们可以勉强爬进去睡觉。

那些日子，不论邱叔叔在厂里受到多少折磨和委屈，回家以后，他从来不对孩子们提及这些事情。我们一群人，都跑到他的小屋子里，跟他学朗诵。我们都没有想到，他是否疲劳是否还有精力，大家都在那里“剥削”着他。那时候，张闽想进上影厂当演员拍戏，韩非让自己的儿子韩伟跟着老邱学，看是否能继承父业；林栋甫想进译制片厂，我从乡下回来的日子，也跑到小屋子里去了，跟着在那里起哄，我想进个什么话剧团的，从农村跑出来。总之，大家都希望跟着邱叔叔改变自己的命运。每天，每天，都要折腾到十一二点才算结束。那时候，我才20岁，我不知道要关心别人，我没有想到要留给别人一点自己的空间。

有时甚至早早就赶去了，人家的晚饭还没结束。只看见一桌人，围着一碗炒咸菜，或者一碗水煮的白菜，在一盏15支光灯泡下，默默地吃着饭。那份生活上的拮据和艰难，让我产生太多的同感。我们都这么生活着，但是，我们没有像邱叔叔那样，依然说着热情的话，在鼓励大家。母亲没有什么可以给老邱的，她省下5斤粮票，在监督劳动休息的时候，乘造反派不在，躲在木工间，偷偷地塞给他。老邱跟母亲说：“我不客气了，就拿了。最近老二从吉林回来，粮食确实不够吃。”

四

邱叔叔在50年代末的时候，要被送到劳改农场。对这么一个善良的人，怎么会有人下手干得下去？可是，今天我们认真地审视那个时代的时候，就会发现，没有法律，所有人都不是在一个等同的对话条件下生活。陷害是一上来就确定的，这完全是超越了法律之外的认定。被害人，是没有权利和空间为自己申辩的。在这危难的时刻，译制片厂的艺术厂长陈叙一站出来，说：“邱岳峰是一个人才，他的历史问题已经定性了。留下他工作，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帮助他改造嘛！”在这样一个年代，居然一个领导人敢这样站出来伸张正义，于是，邱叔叔在译制片厂留下来了，然后他就像自己的信里写的那样，“要想完成一件事，哪怕是普普通通的事，也需要毅力。毅力的含义可以包括坚持和奋斗。”他每天都在坚持着自己对艺术的信赖，靠着这样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待每一个角色，哪怕是一个小角色；于是他配过的人物，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银幕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代！

今天，邱叔叔来到这里，更因为陈叙一厂长的墓安置在这里，邱叔叔来了，完成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陈叙一，没有我邱岳峰的一切。”他们在这里一起找到了归宿。

于是，我们大家也一起来了，这里有邱叔叔的粉丝，他们中间有些在知道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有他的老同事，李梓、苏秀、赵慎之，还有年轻的一代孙渝烽等等。这不是组织上安排的一次任务，没有人做官样文章；我们来是因为我们热爱他；我们相聚，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东西，要在这里表达；这是朋友和朋友的一次真诚会面，我们都因为邱岳峰先生而变得亲密起来，在树荫下大家都成了相识很久的朋友；我们互相握手，在陈叙一的墓前献上白玫瑰，再走向邱岳峰的墓前，也献上白玫瑰。

你再听，那是谁在跟我们说话？一段剪辑过的台词，邱叔叔在说：

诸位好/ 今天我很高兴/ 这是我的家吗？ /我都不认识了/ 好极了！/ 啊？玫瑰花？太美了！/ 嗯……这不大/ 从这儿可以看到大海的景色 / 这里空气新鲜，很不错！/ 女士们，先生们 /我有话要说/ 人早晚都得死 / 要明白了/可能好点儿/ 我好像从梦里醒过来/ 现在我醒了/ 人都需要爱/ 在我感到阴郁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你们/ 总而言之/ 见到你们我太高兴了/ 诸位/ 现在我向你们道别了/ 再见了！再见/ 改天有机会我们再谈吧！



人早晚都得死
要明白了
可能好点儿
……
人都需要爱
在我感到阴郁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你们

岁月带走了太多熟悉的名字，今天又是英年早逝的彭小莲。愿她一路走好，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