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9-5-8 21:43
中国改革宗长老会：渐渐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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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鸽论王怡：中国改革宗长老会：渐渐误入歧途 (2017-09-09 21:56:37)转载▼
2017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纪念。不久前，我在一家教会花了一整天传讲了福音的《五个唯独》（注11），这虽是改教家们首先提出的，但却不是《改革宗》的专利，因为这些都是根据（罗 3:21-28）归纳出来的信仰原则；因此，不仅是《改革宗》，而且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认定这《五个唯独》。讲完之后，一位姊妹递了一张字条问我：
“四川秋雨之福的王怡牧师错在哪里？改革宗错在哪里？”
当时我只简略回复，现在要借着文字，更详细的解释。首先，我要申明：王怡是我主里的弟兄，且是一位大有恩赐、才华出众的弟兄。他坚守《改革宗》的《五个唯独》，这也是我们绝对认同的，更是教会合一的信仰基础。然而，我不敢苟同他事奉的原理和目标，但我再强调：他与我的不同，不是敌我矛盾（正统与异端之争），乃是教会内部分歧。尽管如此，仍是严重的分歧，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教会路线（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而且，最终在主的审判台前，我相信，更会带来全然不同的赏赐或亏损（林前 3:11-15；林前 9:27；约二8），所以，不能等闲视之。还有一点要陈明：我与王怡未曾谋面，也没有个人恩怨，所以我写的文章，并非人身攻击，乃纯属护教性质。
王怡牧师：公开异象
王怡牧师是今天中国《改革宗》长老会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倡导的《家庭教会公开化异象》背后的神学理念就是《神权政治》（Dominion Theology）（注1）或称为《神治主义》（Theonomy）（注4）。这是王怡的主导神学思想，也是王志勇牧师所提倡的《法治德政》理念之神学基础（注2）。他们的基本目标，是将神国的律法施行于世界的国度，借此来施行公义、改造社会、更新文化。正如2010年《基督时报》所登载的一则标题为“王怡长老谈中国家庭教会传统与公开化异象”之文所言（我摘录部分内容于下）：（注3）
……《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定义，王怡长老表示，是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是让我们成为‘山上之城’、是让基督徒这样一个公共的信仰生活真正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甚至为未来的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灵魂的样式、公共生活样式、道德的样式、怜悯公义....这一切教会来为这个社会定下标准、提供典范 ——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王怡强调要……透过时代性的“家庭教会公开化异象”来推动赵天恩牧师曾经提出的永远的“三化异象”，即“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和文化基督化”。
简而言之，王怡牧师的异象与心志就是要建立一个“影响中国社会”的模范教会，并借此来光照世界、改革社会、更新文化。
彭强牧师：教会使命
“英雄”所见略同，为王怡按牧的彭强牧师所牧养的成都《恩福归正福音教会》也开宗明义，清楚地陈明了他们教会的宗旨：“我们的使命：以福音的精神，以恩典为动力，展开以植堂为重心的福音和宣教事工，建造圣约的基督徒社群，参与社会，关怀怜悯，更新文化。”
提姆凯乐：植堂目标
这也是中国改革宗所推崇的提摩太凯乐（Tim Keller）纽约救赎主长老会（RPC）主任牧师所提倡的《恩典城市》植堂的目标。正如一位参加他教会近20年的弟兄（JonathanCousar）见证提姆凯乐说过的：“救恩的主要目的，是文化的更新，就是使这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注10）确实，这一句话，一语中的，表达了提姆凯乐一切教导的核心与事奉的精髓。
神权政治（重建主义）
总之，无论是王怡、王志勇、彭强、或提姆凯乐，他们的焦点都是集中在：教会在地上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上。这就是所谓的《神权政治》（Dominion Theology）或《基督徒重建主义》（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维基百科全书》是这么介绍的，它“是一种基要主义、改革宗的神权运动，由（神学家）R. J.Rushdoony，Gary North和 Greg Bahnsen创意发展而成的理论，曾对美国《右翼基督徒》产生重大的影响。重建运动者以《文化使命》为本，提倡《神治主义或神法论》（Theonomy），意图恢复一些他们认为仍有持续应用性的圣经律例。然而，到了1990年代，这个运动开始走下坡路，直至2008年《教会历史杂志》宣告它已经“死了”（没落了）。……虽一些基督教团体（如：Chalcedon Foundation and AmericanVision）仍持守其理念……但大多数的改革宗基督徒都摒弃它了。”（注 5）
美国凋零、中国开花
可见《神权政治》不是中国改革宗的新发明，而是近代美国长老会所发起的理论，源于1960年代的几位《加尔文主义》神学家（Rushdoony, North, Bahnsen）。他们的核心异象，是要根据旧约以色列国的律法，在美国重新建立基督化的国度。此理论虽在热衷政治的信徒当中风行一时，但如今大势已去。尽管如此，它却在中国死灰复燃，并野火燎原，成了今天国内归正运动的热门思潮之一。
怪哉！美国淘汰了的神学理论，在中国人当中却大行其道、广受欢迎。别人边缘化的偏激思想，却迎合了我们《改革宗》长老会的精英人士。因此，它在国内大有市场，成了归正运动的主流。
王志勇推：重建神学
王志勇牧师就是一位大力的倡导者，为了替《重建主义》正名，他追溯这运动的根源到十七世纪的《清教徒》，又搬出名牌《加尔文神学家》弗雷姆 John Frame、凯波尔 Abraham Kuyper、等人为之撑腰，甚至说：“……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1895-1987）可以说是重建神学的精神之父。事实上，重建神学三大巨擘：鲁斯德尼Rushdoony（1916-2001）、诺斯 North（1942 -）和巴森 Bahnsen（1948-1995）都自认是范泰尔的门徒。”（注 14）但王志勇不得不承认《重建主义》“……在改革宗教会内部引发了激烈的反弹，充满了围追堵截的硝烟味道，世俗主义认为重建主义非常“危险”，有些改革宗神学家则认为重建主义具有极端、异端之嫌……。”尽管如此，他说：“笔者认为重建主义仍然处于改革宗正统神学的大框架之内……。”（注 14）由此可见，王志勇对《重建神学》之钟爱与推崇。
王怡牧师是另一位《重建运动》国内的主要推动者，加上唐崇荣的《文化使命》、提姆凯乐的《恩典城市》、赵天恩的《三化异象》三方面的推波助澜之下，《神权政治》在中国渐渐形成气候，而且气派甚大，几乎势不可挡。
神国拓展、无往不利
它的基本理念是基于《后千禧年》（或无千禧年）的末世观。他们相信：启示录二十章，基督的千年国度不是字面的、真实的，乃是象征的、寓意的。据此，他们推论：基督如今已在地上开始作王掌权了，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教会（太 16:18）。因此，他的子民必勇往直前，传扬福音，不断进取，节节得胜，渐渐更新文化，步步“征服”万民，直到神的律法完全贯彻于普天之下，好叫基督在凡事上都得着荣耀、执掌王权。（请原谅我过分简化的概述，因为就算神学家之间，也有细节的差异，但我的目的是提纲挈领，理清读者的思绪，好明白《神权政治或重建运动》之基本概念。）
当然，他们说，这不是一蹴即成、一步到位的，乃是从个人重生得救、生命改变开始，之后，一步步地影响家庭，影响儿女、后代。（所以，他们提倡《家庭教育》Home Schooling；R. J.Rushdoony被誉为《现代家教之父》），一石激起千层浪，然后，继续影响社区、波及城市、国家、最后全球。这是他们的异象：要将圣经的价值观（神的律例典章）带入文化的各个层面和社会的每个领域：不论是教育界、学术界、艺术界、娱乐界、经济界、新闻界、政治界、等等，无孔不入。到最后，当基督徒数目渐渐增多，他们就可以打入政府，成为多数党，彻底地执行圣经的律法、改革社会、更新文化了。如此，“基督化的文明”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神权政治》或《重建运动》。
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没错，乍听起来，这似乎是个远大的理想、崇高的异象、神圣的使命，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这是神在《圣经》中为新约教会所定的目标吗？这是基督为他的教会所颁布的大使命吗？使徒保罗曾以此《文化使命》为己任吗？保罗曾否立志要改造罗马社会？或定意更新希腊文化？或重建“基督化文明”的国度？这是保罗“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吗？（徒26:19）
保罗托付：福音使命
不，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林前 2:2）他又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加 6:14）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林前 1:18）他又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 1:16）“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 9:23）“我们……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林前 9:12）
一个异象：唯独福音
显然，保罗的事奉只有一个专注的焦点、一个教会的异象、一个神圣的使徒：即《福音使命》。没有两个！不是《福音使命》加上《文化使命》，不，他只有一个焦点；若有两个，就模糊了这唯一的福音的焦点。正如他说的：“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徒 20:24）。这是他唯一的负担、唯一的托付。
鉴于此，我们来看：王怡所提倡的《神权政治》究竟错在哪儿？
我总结了六点：
1：他们把文化更新（社会改革）当做教会的使命与目标。
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很直白，就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可 16:15-16；太 28:18-20），这不但是教会最大的、首要的使命，更是教会唯一的使命。任何其它目标或理想（不论是：社会慈善或文化更新，不管多么美好）都会模糊这福音的焦点，分散教会的精力。
固然，我们都承认，传福音会导致个人生命的改变，进而导致家庭的和谐、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新。然而，这些不过是福音的《副产品》罢了，而不是教会的使命和目标。不要舍本逐末了。正如我写的《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的主次关系》（注6）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两者先后有序。先是《福音》在人生命里面心意更新的变化，后是外面《文化》的更新与社会的改进。这因果的关系不能颠倒了；福音必须先于文化。所以，福音传到之处，浪子回头了，家庭和睦了，离婚减低了，堕胎废除了，奴隶非法了，罪犯消失了，酒吧关闭了，科技进步了，教育普及了，医疗改善了，社会文明了，文化更新了。这是福音的大能在文化当中所产生的必然果效”，而不是教会的使命与目标。
2：他们将《后千禧年》（或无千禧年）的末世观绝对化了。
《神权政治》或《重建运动》的理想，必须配合《后千禧年》（或无千禧年）乐观前景才能行得通。然而，基督徒必须对《末世论》有宽广的心胸；我们应该包容不同的末世观点，与主内认识不同的弟兄。
固然，他们个人可以认定《后千禧年》，但要知道：不是所有《改革宗》都持守这样的末世观，也不是所有《后千禧年派》都认可《神权政治》。其实，大多持守《后千禧年》的神学家，如：R C Sproul, Ferguson都反对《重建神学》。从全球宏观，他们毕竟是极少数。如果将后千的《末世观》绝对化，势必导致宗派主义。换言之，这样狭窄的末世观，必然导致教会的分裂，甚至《改革宗》内部的分门别类。（注 12）
再者，他们在这相对的《后千禧年》末世观之基础上，建立起这样一个绝对的《神权政治》主导的《重建运动》，也是很危险的，甚至很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的。难怪，凡受过他们“归正”神学培训的，回到自己的老教会中就往往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制造分裂；就算不立刻另树一帜，但总潜伏在教会当中，却与老一代格格不入，也与众寡合，别有所思，另有所谋，时刻等候机会，要推行自己新一套的宏图大业·：即《神权政治》的异象。还以为这是回归圣经，其实是误入歧途、另树一帜。此外，他们还有一个最根本的解经上的错误：
3：他们想要把旧约的民事律，延用于新约的万国当中。
大凡正统神学家，不论任何宗派背景，都一致认同：旧约律法可以分为三大部分：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从古至今，正统的《改革宗》都相信：唯有《道德律》（摩西十诫）仍适用于今天的新约时代，其功用是：彰显神的属性（出 20:5）、教导人的本分、令人知道己罪（罗 3:19-20）、显明人的需要（罗7:7-13）、引人归入基督、使人因信称义（加 3:22-23）。这《道德律》是神写在人良心上的、千古不变的天然定律。这是众所公认、无人质疑的。
至于《礼仪律》（圣殿的献祭、节期、饮食的条例）曾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和预表，如今因着基督的到来与成全，已不适用于新约了。正如（来9:10-11）所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所以，“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来 7:18-19）因此，新约时代中，我们没必要再持守旧约《礼仪律》的外表形式了。此观点，除了犹太教和安息日会，所有正统的基督徒都一致认同。
至于《民事律》（以色列治国的法令、律例、典章）虽仍是今天伦理道德的基础，但只适用于以色列国，没有必要生搬硬套应用于新约时代了，只有其中所教训的属灵原则和伦理规范，才是永恒不变的，“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林前 9:9-10）换言之，如今我们所遵行的，不是律法表面的字句，乃是其中的精义。这是保罗的解经原则，也是正统《改革宗》的正意解经。
然而《神权政治》的作俑者则认为，旧约的《民事律》与《道德律》一样，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永远有效、永恒不变的真理，所以，他们相信，新约的信徒也应当将旧约以色列国的《民事律》付诸于实践、应用于新约、普及于万民。在他们理想的神权统治的国度里，拜偶像、信异教、传异端，不但是非法的，而且是要处死的。还有行邪术、搞迷信、行淫乱、同性恋、和亵渎的罪，根据他们对律法的理解和应用，都是该处死的罪，甚至要将反叛父母的儿女用石头活活打死。（我说这话，不是空口无凭的，乃是这些神治神学家们（R. J.Rushdoony，Gary North，Greg Bahnsen）笔下对重建国度白纸黑字的描绘。虽细节不同，但终旨都一样：倘若能行，他们最终要将旧约的律法，施行于新约的万国当中，好重新建立“基督化的文明”。）请问，这是“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吗（提后 2:15）？
当然，我们也相信那些都是罪，但问题是：我们是死板的按照旧约以色列国的民事律将罪人依法处死呢？还是借此明白神的圣洁公义并人的罪孽深重，因此劝勉罪人悔改，仰望基督，接受福音，因信称义呢（加3:22-23）？若选择前者，岂不误解了律法的功用，并将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吗？（太 9:16-17）
4：他们更误解了《圣约神学》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与他们一样，都相信《圣约神学》新旧约之间的连贯性与持续性，但新旧约还是有差别的，教会不是以色列国，我们不能张冠李戴、生搬硬套（太9:14-17），不能将旧约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僵化地应用在新约的教会中或外邦的国度里。
例如：当问及他们《文化使命》的圣经根据时，他们往往会引用（创 1:27-28）来证明神起初造人的目的，是叫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然而，他们却很难找出新约的依据来。又如支持《婴孩洗礼》，他们只能追溯到旧约犹太人的割礼，却找不出贴切的新约经文作为扎实的依据。
其实，他们混淆了《肉体的出生》和《灵里的重生》之间的关系。正如旧约《亚伯拉罕》肉体生的男婴要受割礼做为立约的记号；照样，新约教会里圣灵重生的“婴孩”（彼前 2:2；约 3:8）也要接受洗礼。旧约的割礼不过是影子，预表新约的洗礼，圣灵的重生才是真正的实体。可叹，他们把新酒放在旧皮带里了，如此，就犯了三个错误：一、发明了婴孩洗；二、自创了坚信礼，三、更废掉了信而受洗（可 16:15-16）。固然，他们不是故意要强解圣经（彼后 3:16），然而，他们的盲点，必定给教会带来严重的分歧与后患。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尊重圣经权威的弟兄，会犯下如此明显违背圣经的错误，竟丝毫没有察觉呢？
尽管如此，神还是要我们“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神。”（罗 15:5-6）我想到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和史普罗（RC Sproul）两位现代属灵的巨人，虽在《婴孩洗礼》与《信而受洗》，还有《前千禧年》与《后千禧年》的立场上各持己见，但仍然彼此相爱，互相接纳，就很得安慰了，因我们合一的基础是救恩的《五个唯独》，而不是《末世论》或《洗礼观》或《圣餐论》等枝节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做糊涂人（腓 1:9-10），我们要继续追究《神权政治》的错误：
5：他们自相矛盾，一面坚持政教分离，一面又鼓励涉足政界。
他们的社会关注与文化介入，若按他们重建的异象继续发展下去，必然导致与执政者没必要的顶撞和对立。然而，圣经教导我们：掌权者是“神的用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所以要顺服他们（罗 13:1-7），并为他们祷告，不仅为公义的，就算不义的政权，也要为他们代求祝福（路 6:27-28；太 5:43-44 ）。当然，我们不能盲目顺从、妥协真道。使徒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 5:29），但保罗在罗马尼禄王的暴政下，仍嘱咐提摩太：“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 2:1-4）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参政。当然，身为个人，在不违背良心与真理的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在各自的职场与工作的岗位上，荣耀主的圣名（林前 10:31）见证主的福音（彼前 3:15）为主发光做盐（太 5:13-16）。但“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林后 10:4），乃是属灵的：“真理的带子、公义的护心镜、救恩的头盔、福音的鞋、圣灵的宝剑、还有警醒的祷告”（弗 6:13-19）。若我们使用属血气的方法（借着争竞、维权、抗议、谈判、选举、拉票与掌权者对抗），结果必导致反感与逼迫。当然，我们不怕为义受苦，这是有福的（太 5:10-12）；但若因我们对圣经的误解，还有自己的血气，涉入政界，多管闲事，自讨苦吃，就不值得了（注 8-9）。奋锐党西门与血性的彼得，不但要“收刀入鞘”（约 18:11），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弗 6:11）不要用属世的兵器打属灵的仗（注7）。
罗 13: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2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3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4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5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6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7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彼前 3:13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 14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
彼前 2:13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14 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15 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16 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藉著自由遮盖恶毒（或作：阴毒）总要作神的仆人。17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6：最后，他们不自量力，想靠人血肉之膀臂，更新堕落的文化。
王怡《秋雨之福博客》引用王志勇写的“改革宗与改革宗神学简介”一文中，说：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大卫的宝座上执掌王权（徒2:22-36），他要在那里等候直到他所有的仇敌都服在他的脚下（来10:11-14）。所以，我们相信，教会在传福音，使万国列邦顺服于基督的话语的管教之下的使命上，必定会得胜。我们所期望的是将来有大量的人归信主耶稣（罗11:11-19），会有基督化的文明出现（赛11:1-11）。”（注13）
没错，我们也相信《神权政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大卫的宝座上执掌王权（徒2:22－36），他要在那里等候直到他所有的仇敌都服在他的脚下（来10:11-14）。”阿们！这是所有基督徒的共识：基督必要作王。
然而，他继续说：“所以我们相信，教会在传福音，使万国列邦顺服于基督的话语的管教之下的使命上，必定会得胜。我们所期望的是将来有大量的人归信主耶稣（罗11:11-19），会有基督化的文明出现（赛11:1-11）。”这点，我们就不认同了。
注意：第一、他认为：教会不但要传福音，还有“使万国列邦顺服于基督话语的管教之下的使命”。然而，主耶稣只给了教会一个《福音使命》（太28:18-20），借此福音，主要拯救一切相信的，即救赎他的选民（罗 1:16；徒13:48），脱离撒旦的权势，进入他光明的国度（参：西 1:12-14）。这才是教会的主要使命，至于社会文化的更新，不过是福音的副产品。（在此就不赘述了。）
第二、主没有保证我们：一定会有“大量的人”归信基督（我们的成败是神的主权）；他也没有吩咐我们去重建“基督化的文明”，因为这罪恶的世界，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耶 17:9），我们不可能改革这败坏的社会，也不可能更新这堕落的文化。神已定了这世代的罪，他们注定要灭亡、被火焚烧净尽（彼后3:10-11）。换言之，《文化使命》注定失败！《重建运动》一定徒劳！不但如此，世界还要无故的恨恶教会，逼迫教会（约 15:18-25；16:1-3）。但感谢主，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 16:33）
结论：主必再来，建立天国
我们所盼望的，不是地上《基督化国度》的实现，乃是基督亲自从天降临，建立他的永恒的国度。“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著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太 24:30-31）正如（腓 3:20-21）说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著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哦，金色的黎明，荣耀的早晨！何等有福的盼望！
约一3:2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3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彼后 3:7 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著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8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11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12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13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如今，他向我们颁布了传福音的《大使命》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8-20）他更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6:9-10）
启 22:20 ……「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
yingyinc 2019-5-8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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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书奇论陈鸽：你无法打败一个不存在的敌人
180 麦琪的礼物简书号 简书作者
2017.12.21 11:56 打开App
陈鸽弟兄针对“王怡”的批评，不是私人事件，而是公共事件，正如陈鸽第一篇的题目为“中国改革宗长老会：渐渐误入歧途”。而我，作为中国改革宗长老会的一员，并不认为我们“渐渐误入歧途”，恰恰相反，我们正在走上正轨，虽然跌跌撞撞，但神的道路却是正直、信实和温柔的。
在陈鸽弟兄第一篇文章发出后，我找到之前认识他的弟兄们了解，知道更多他本人服侍的见证，特别为他感恩。所以，我第一次回应的文章，目的只在表明立场，而非辩论问题。事实上，我认为只要认真听一下王怡弟兄的几篇讲道，就会明白陈鸽弟兄的批评何等荒谬，根本无需辩驳。后来，我们添加了私人微信，经过几次沟通之后，我陷入极大的忧伤和无奈。沟通太难了。
我且按照神对我的托付，认真写一篇驳陈鸽弟兄的文章。我盼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到一些饥渴慕义，关注此问题，但却陷入两难，无法分辨的弟兄姊妹。
陈鸽弟兄的错谬：
1.陈鸽弟兄熟读圣经，但在释经上缺乏整全、系统的学术训练。在陈那里，圣经几乎等同一本字典，他信手拈来里面的词句，随意组合出似是而非、支离破碎的道理。
“唯独圣经”是宗教改革的重要原则，但是改教家们并不是“唯读圣经”，基督徒信仰的传承不单是一本圣经，还有历代圣徒的属灵遗产，否则基督教神学就破产倒闭了。
属灵遗产的宝贵之处在于，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自己的偏执和狭隘。陈鸽的优势是熟悉圣经经文，但这也成为他的绊脚石，徒然助长了他的自信，莫名增加了他的权威感。很多人使用圣经上的话语给自己背书，可惜一句“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并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正确，毫无错谬。
在解经方法上，“以经解经”是基本的原则，使用清晰的经文解释模糊的经文，使用整体的神学原则解释个别经文，解释救赎历史中的个别事件。总之，如果一个人睥睨天下，只一味坚守“挟圣经以令天下”，即便看起来气势满满，好像站在属灵高地，但实质内容则可能相当空洞和肤浅。
鉴于陈鸽的文章全篇都是用圣经上的话语，在组词造句，我无法一一反驳了。着重分析他对罗马书13章的错谬解经：
罗马书 13: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2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陈鸽对这句经文的理解，完全是当成简单的伦理教训。那我请问，按照他的理解，主耶稣顺服掌权者吗？保罗顺服掌权者吗？历代遭受逼迫的圣徒顺服掌权者吗？路德顺服吗？诺克斯顺服吗？丁道尔顺服吗？中国家庭教会的老前辈们，顺服吗？至少彼得和众使徒曾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5:29）
圣经经文中，有大量伦理应用层面的教导，救赎历史中也有大量的案例，但是在解经上要注意区分层次。否则，一个人甚至可以从圣经里论证出多妻制来。
按照罗马书13章，我们知道没有权柄不是从神而来。但是，从神而来的权柄，常常会被政府滥用，这时圣徒就有必要发出先知性的责备。拿单是这样，耶利米是这样，以赛亚是这样，施洗约翰是这样，等到福音传到外邦，更是这样，诗篇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诗2:10）
陈鸽不懂这个道理吗？他懂，只是当他臆想出一个敌人时，他就把这一神学原则打包带走，据为己用，假设对方不懂，只有自己懂。接下来，我要指出陈鸽第二项错谬，也是最让人诧异的错误。
2. 陈鸽热衷于断章取义，采取有罪推定的方式，对他人进行动机推定。这种诛心术、阴谋论，混同他在语言上的贪污腐败，让他自己臆想出一个巨人歌利亚式的“王怡”。
陈鸽说：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偏见，更可能连累千万的信徒，叫无知的被迷惑，无辜的遭逼迫，更使主的名受羞辱，因为王怡打着“归正”的旗帜，戴着“正义”的盔甲，穿上“主仆”的袍子，又藉着唐崇荣的名义，利用“传福音”给掌权者为理由，堂而皇之地挑衅政权，抵挡君王，更蛊惑信徒走上“自取刑罚”的道路。
他的《神权政治》思想已经广泛地播散开了，因为参加大会的众位“维权牧师”站在他同一阵线，联名写了《这是我们的立场》一文（2017-11-21），呼吁全球教会与热爱自由和公义人士，一同支持王怡，抵挡中国的政权，似乎排山倒海、势不可挡。
王怡却举起“自由”的盾牌，披戴“正义”的盔甲，打着“归正”的旗号，依据“圣经”的权威（西 1:15-20），引用“名望人”的话语，藉着唐牧师的名义，更利用“传福音”给国家为借口，冠冕堂皇地藉着神权挑衅政权。其手段是何等的“高”！城府是何等的“深”！
神没有召我们去加入“奋锐党”或“十字军”，也没有叫我们到世界去“薅稗子”（太 13：27-30）或去“反极权”“倡民主”“搞维权”，没有，他只召我们去传福音，并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效法我们的奴仆君王–主耶稣基督，与他一同降卑、同甘共苦。
前几年，方舟子质疑韩寒时，就使用的这套方法。如果一个人采取了这种方法，那么和他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讲理这件事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在他笔下，王怡弟兄简直是一个超级厉害的邪恶之徒，而且有手段、有城府，又是蛊惑信徒，又是迷惑全球的教会，又是挑衅政权、又是“反极权”“倡民主”“搞维权”……王怡有这么厉害吗？他身边的人怎么不知道，他的同工怎么不知道？更诡异的是，他是如何骗过唐崇荣，如何骗过威敏那些神学教授的，甚至骗过整个华人教会？吊诡的是，自从王怡信主后，很多追求民主的人都鄙视王怡是一个神棍，真是里外不是人呢：）
我说陈鸽弟兄在语言上贪污腐败，一点不错，你所指控的罪名，可有一项证据？除了你编织文字狱的手艺，你可有人证、物证？你是在哪里听过王怡宣扬“神权政治”，给我也听听？你又是在哪里看了这本书，如此随意就敢套用在别人身上？再比如使用“奋锐党”、“十字军”这些词语，更是不负责，你可见到王怡有一杆枪吗？王怡有一个政治党派吗？我告诉你，奋锐党人可是革命党，可是动武的。
3. 陈鸽对中国教会的处境，在认识上缺乏最朴素的政治常识，缺乏分寸感和界限感。所以，他整篇文章都显得特别出戏，在中国这个无神论大国，居然有人试图搞“神权政治”，天大的笑话。空有一身先知气质，却看不懂这个时代，何等遗憾。
陈鸽给王怡定罪一通之后说：
“然而，我们不能附和。王怡岂能代表正统家庭教会？他玷污了归正运动，又陷中国信徒于政治风波中，加上国际大会的推波助澜，实在误导了许多圣徒（雅 3:1）。 ”
陈鸽在潜意识里有一个“我们”——所谓的正统家庭教会，然后指责王怡不能代表，指责王怡陷中国信徒于政治风波。且不谈谁对“正统家庭教会”具有发言权，本着最朴素的常识思考，我们所面对的政府，什么时候不把中国信徒陷于政治风波中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可是还都没有平反，按道理中国家庭教会都是反革命的属灵后裔，你敢说这不是政治风波？
迄今为止，当局对家庭教会的打压越来越紧，这是哪一间教会牧师的错吗？你要这么说，那么耶稣就是最大的蛊惑者，就是把我们这些基督徒陷入政府风波的罪魁祸首。对中国社会缺乏最朴素的政治常识，这导致陈鸽谈及这个问题，总是无法进入角色。不过考虑到他是美国人，也可以理解。
陈鸽又说，
王怡和三自：犯了两个恰恰相反的错误。三自错在：以政权干预神权；王怡错在：藉神权挑衅政权。这两个错误，一个极左，另一极右，都偏离了圣经的正道。正统家庭教会（包括纯正改革宗）则相信：神权与政权分治，井水不犯河水，正如主耶稣说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可 12:17）
陈鸽给自己臆想出一个巨人歌利亚式的王怡，然后他羞哒哒地以正统家庭教会的发声者自居，定罪别人“藉神权挑衅政权”。“挑衅”是一个极其暧昧、阴险的措辞，这完全取决于对方的感受，如果你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对方感觉被挑衅了，这是谁的错？ 我承认，和陈鸽所谓的正统家庭教会相比，王怡当然不一样。但是，请注意正统家庭教会不能代表真理，家庭教会一贯秘密聚会、消极发声、逃避作光作盐等，都不是圣经的教导，而是特殊政治环境下的老遗传。这是我特别想指出的。
使徒们刚开始传福音，刚开始都是直接杀入犹太会堂，但等到司提反殉道，乃至更大的逼迫来临，大家就是另外的策略。为福音的缘故，战略上做出调整没有问题。何来“藉神权挑衅政”之说辞？请问，保罗站在圣殿中宣告耶稣是主算不算挑衅？去罗马打官司要当面见凯撒算不算挑衅？
以上我已经证明陈鸽在解经上的欠缺，及其他对正统家庭教会的留恋是如何蒙蔽了他的眼睛。作为改革宗长老会的一员，我想简要说明，我们当然相信“政权”和“教权”分立，君王佩剑，祭司烧香，这在新教徒已经达成了共识。“政权”是神在普遍恩典下设立政府，维持基本的人类秩序；“教权”是神在特殊恩典下向教会托付圣言，传讲基督救赎的喜信。请注意，提及教会，我使用的是“教权”，而不是陈鸽所谓的“神权”。因为整个宇宙都是神所造的，这是天父世界，没有一件事是脱离上帝权柄的。这涉及到陈鸽另一个严重的错谬。
4.陈鸽所谓的“神权至上”并不至上，陈鸽所谓的“双重权柄”异常混乱。这些错谬，导致他无法平衡地看待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
陈鸽说：
如今在地上，神设立了双重的权柄：一，在世界上，神命立君王作他的“用人”，来刑罚世上作恶的人（罗 13:1,4）；二，在教会里，神也命立我们（圣徒）作他的“仆人”（路 17:10；彼前 2:16）来审判教内假冒的人。 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一位至高者的权下运行。虽二者互不相干，但不是彼此敌对，乃是各尽其职、相辅相成的。正如使徒保罗说的：“……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於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林前 5:12-13）神要我们在教内执行纪律（太18:15-17），从教会中清除那不悔改的恶人（林前 5:1-2），但神不要我们“多管闲事”，跑到世上去审判教外之人。在此，王怡和支持他的“维权牧师”超越了神所定的界线：他们使用属世的兵器，去打属灵的争战（林后 10:4-5），更提早藉神权干预了政权。岂不知神给教会的大使命，不是去“反专制”，乃是去“传福音”吗？（太 28:18-20）
解经就不说了，把教会治理的经文掐头去尾，直接拿过来分析政教关系，错误。陈鸽说，神不要我们“多管闲事”，跑到世上去审判教外之人。从教会治理层面来说，当然是这样，也没哪个教会牧师会去处理非信徒的罪，自己教会的事都忙不过来。但是，传福音，作见证，行公义，好怜悯，从属灵意义上讲，本身就是跑到世上去审判教外之人——你告诉人家天国近了，要悔改，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你告诉人家要敬畏上帝，不能堕胎，不能同性恋，末日有审判。干嘛呢您这是？除非你闭嘴，否则这就叫“多管闲事”，你不管，反而是失职。
神所设立的双重权柄，在神学上有一个专门术语，叫两国论，一个是基督国度（或作恩典国度，regnum gratiae），即教会；一个叫世俗国度（或作民事国度，regnum potentiae），即政府。在这两个国度里，上帝都是主人，而基督徒同时是这两个国度的公民，可以说基督徒有“双重国籍”（腓3:20；罗13:1-7）。
非信徒不接受，也不承认基督在世俗国度中的主权，这是他们与基督徒最大的差别。非信徒既然不承认基督的主权，他就在上帝面前因此有罪（罗1:18-25）。保罗称罗马帝国的官员是上帝的仆人（罗13:4），几十年过去之后，同一个罗马帝国，使徒约翰却描绘它是兽，说是龙赐给它权柄逼迫上帝的子民（启13）。请注意，按照陈鸽的想法，约翰就是在挑衅政权，不顺服掌权者。不过，我想陈鸽弟兄不至于再写一篇“陈鸽论约翰：藉神权挑衅政权”。
基督徒宣告“耶稣是主”，就是宣告了凯撒不是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关键时刻你总要做出抉择。基督徒当然要顺服掌权者，要背十字架，王怡弟兄天天讲这个，但是我们所谓的背十字架，不是一场道德交易，也不是一种权衡利弊，而是遵守神的命令罢了。基督徒必须认识到，基督的国度在世俗政权面前一向是被视为威胁的，不要幼稚地以为，只要自己顺服掌权者，背十字架就可以平息、缓和这种紧张关系。
圣经中随处可见，世俗政权是魔鬼用来抵挡基督和他国度的重要武器。但是，神不是让我们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看不见，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上帝就定意把基督的国度（即教会）放在世俗国度之中（即世界）扩展。这既是教会宣教的基础，也是保护教会陷入乌托邦理想主义（过度实现的末世论）或逃离主义（即修道主义）的巧妙安排。
需要注意的是，当两个国度互相混淆时，就会出现如自由派的“社会福音”、康士坦丁主义、或者神权政治等。教会不应拿起刀剑，凯撒也不应站上讲台，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坚决反对当局提出的“基督教中国化”。
另外，如果一个基督徒否定或者漠视自己的双重国籍，认为自己就是基督国度的，和世界完全没有关系，那就会出现禁欲主义，敬虔主义，极端和平主义和花样翻新的重洗派神学（比如《阿米什的恩典》里，那些基督徒就基本不搭理世界。）。
两国论在陈鸽那里，分的太开了，以至于好像自己不是有双重国籍的人。既然基督徒暂时还活在世俗国度里，就躲不开要与非信徒一起工作，一起推动社会公益，维护社会道德和正义，要不然基督徒就连外邦人都不如了。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基督徒欠缺的，很多人信主后除了传传福音，就是等着升天，信主反而让他推卸了最朴素、最基本的责任。这种，可以称作“佛系基督徒”了。
再者，教会要持守圣道，彰显上帝的圣洁与荣耀，就必须以律法和福音两种方式，去向世界宣告来自天上的声音。教会不能以政治化的行动主义（political activism）去做什么，比如革命；但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上帝对子民最基本的教导。所以，王怡弟兄所服侍的教会才会身体力行做一点善事，比如关心上访者，关心那些被拆掉房子的、含冤受屈的、心中苦毒怨恨的，给他们传福音，和他们吃饭聊天。请问，错在哪里？
陈鸽本人在两国论上跑得太远了，是典型的逃离主义和敬虔主义做派（基要主义路线），这和他所谓的正统家庭教会一脉相承，可惜这不是圣经教导，可惜这时候陈鸽就不讲圣经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逼迫面前如何抉择，圣经并没有绝对的教导，这完全的圣灵的工作，“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马13:11）”。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能自己糊涂，然后转过头来，对着具有健康国度观的弟兄说，你在搞神权政治，你在挑衅政权，你在抵挡君王。这种指控相当荒谬，这好比一个和尚嫌弃正常吃肉的人，一个光棍汉不理解婚姻生活的纠结。
综上所述，我认为陈鸽弟兄在解经上，在对传统家庭教会的理解上，在对王怡弟兄的指控上，在基本的国度观上，都完全站不住脚。
新的宗教管理条例明年2月份开始执行，近几个月当局对教会的打压开始四处弥漫。当此之时，每个教会有自己的异象，每一群圣徒有自己的呼召，我们的信心或软弱或刚强，我们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主人说了算。神给每个教会的托付不同，属灵战役已经打响，个人守好自己的山头，不要给魔鬼留破口，不要为主蒙羞，求神帮助我们。在艰难的世代里，要避免误伤友军。
批评比造就更容易，误会比了解更平常。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困难无比，因为每个人的罪大同小异，除非依赖神的恩典，才能稍有克制；因为每个人的性情、恩赐、背景、预设、格局各不相同，除非藉着圣徒相通，才能认识更深。
我与陈鸽弟兄微信有过联系，可惜至今无缘见面，他也和我的牧师王怡不认识，没有过交集。看他的文章，会感觉他好像对王怡有仇一样，但我深知自己的感觉不可靠，一切的观念之争都容易给魔鬼留下破口，基督教信仰不是哲学思辨，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位格性的促膝长谈。
我非常喜欢一个文学人物，叫堂吉诃德，他正直、勇敢、恩怨分明，他有自己需要维护的信念，他也愿意为自己所信的付上代价。我听过陈鸽弟兄很多的故事，也和他隔着互联网有些交流，到目前为止，我还信得过他的人品，但是善良、正直本身无法保证我们不犯错误。
陈鸽的微信签名上有一句话，“让别人在宗教舞台上争权夺位，我宁可在福音最前线鞠躬尽瘁”，显然，他在道德上对自己极为苛刻，这是非常好的，然而这也容易陷入道德主义的危机，他会忍不住假设别人是在宗教舞台上争权夺位。
基督徒需要平衡地看待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平衡地看待不完美的人们，不是幼稚的乐观主义，但也不是悲观到愤世嫉俗。堂吉诃德是一个让人悲喜交加的角色，他的精神很宝贵，但是一旦驾驭不好，就容易把风车和磨坊当作敌人。然而，站在他面前的，可能不是敌人，而是自己活生生的弟兄。
亲爱的陈鸽弟兄，你永远无法打败一个不存在的敌人，但你却可以和更多的弟兄姊妹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彼此相爱，广传福音，做光做盐，挫败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盼望我们能相见，求神预备！
yingyinc 2019-5-8 21:50
[url]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I1NjE4MQ==&mid=2450477269&idx=1&sn=a25eabb1c53e31a478e1bd7edaabee8a&scene=21#wechat_redirect[/url]
书奇弟兄｜如何看待“陈鸽论王怡”这篇文章？
原创： 丁书奇 Mstory 2017-09-20
看到属灵长辈陈鸽弟兄撰文批评王怡牧师，我心里着实不是滋味，他们两位都是我所敬重的牧者，我切切向神祈求祷告，求神赐给他们见面的机会，愿他们促膝长谈，在主里有亲密的交通，愿主亲自消除陈鸽长辈对王怡牧师的误解。
信主不久时，我曾聆听过陈鸽老长辈讲“金牛教”以及其他的视频，忍不住拍案叫绝，自受洗后在王怡牧师所服侍的教会得牧养，亦受益匪浅。他们都是神大大使用的仆人，况且他们在真道上并没有实质性冲突，陈鸽老长辈的文章我反复阅读，可以明确得出结论说，他对王怡牧师的批评几乎全是误解。
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因着这件事，对陈鸽老长辈言语苛刻，有失敬意。我想对这些弟兄姊妹说，按我对陈鸽老长辈的多方了解，他对王怡牧师的批评尽管观点是错误的，但他的动机却是良善的，我们万万不可错看了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陈鸽老长辈批评过许多人，有些批评非常坚实，有理有据，有些批评却不一定，大家需要明辨。
还有弟兄姊妹问，这位陈鸽到底是谁呢，在哪里侍奉？信主年代比较久的肢体，对陈鸽老长辈大概不会陌生，他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我询问过几位熟悉陈鸽老长辈主内家人，大家提到他，都忍不住为他的美好见证感谢神，上帝藉着陈鸽老长辈实在祝福过许多人。作为属灵的婴孩，有必要认识这位神的仆人，看见神的恩典如何成就。
陈鸽老长辈是一位美籍台湾宣教士，大概是八十年代末，他在俄罗斯宣教，到了九十年代初，他来到中国的北方传福音。上帝与他同在，他刚强壮胆，忠心又有见识，且有神所恩膏的口才。凡陈鸽老长辈所到之处，圣灵的火就熊熊燃烧，做工不息，北方很多很多的教会因他受造就，得祝福。
一位同工回忆说，在他的印象当中，陈鸽老长辈没有给自己贴过什么神学或宗派的标签，但是通常大家会认为陈鸽老长辈至少在早期，基要派的倾向比较明显。作为宣教士的陈鸽老长辈，照着神的吩咐传讲大能的福音，在真理上稳扎稳打，神就将得救的人数，多多加添给教会。
九十年代初，在北方陈鸽老长辈的影响非常深远，他强调十字架的道路，强调受苦，强调基要真理，强调福音使命，这些宝贵的教导透过他的口，一一传扬并坚固着众弟兄姊妹。很多农村的弟兄姐妹和团队很爱戴陈鸽老长辈，每每提起他，都忍不住数算他们同吃同住同工的日子，忍不住数算神的恩典。
后来，因为遭遇逼迫的缘故，陈鸽老长辈回到了美国，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他和保罗华许牧师同工，做翻译工作。这么看，近些年陈鸽老长辈的神学立场很有可能比较接近改革宗浸信会。
陈鸽老长辈在北方传福音服侍的时候，非常明确反对两件事情：第一，反对当时非常流行的灵恩派；第二，坚守家庭教会的立场，不向三自妥协。因着他对这两点的持守，使得当时的北方地区，尤其是农村团队得到满满的祝福。他著名的讲道“金牛教”，当时可以说是火遍家庭教会，这篇讲道即便在近三十年的中国教会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影响广泛，思想深刻，很多人透过他的讲道更加坚定了家庭教会的路线和立场。
陈鸽老长辈和他的太太一辈子为基督劳碌，为福音癫狂，为灵魂奔走，这是我们这些后辈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保罗教导众人效法他做榜样，在很多方面陈鸽老长辈都是我们值得效法的榜样。一位弟兄提到陈鸽老长辈时说，这位老仆人，忠贞爱主，勇猛尖锐，而且不辞劳苦。我在想到他的时候，总能想起使徒保罗的形象来，那种风范真的非常相像。他还特别告诫我说，书奇弟兄，你要是写文章回应，千万对这位长辈不要失了敬意，他跟海外某某某之流，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和路加一样，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多方考查。众人称赞陈鸽老长辈是一位正直的圣徒，他的文章所反映的就是他的心声和观点，若是一些批评错谬，或者有失公正，那也是出于他的良心自由和暂时的局限。对于这样的圣徒，无论如何，我都忍不住赞叹，神安排他发声，无论对错，自然有他的用意。我想这也是对王怡牧师的提醒，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陈鸽老长辈所批评的并不是他本人，而是误解中的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战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呼召。陈鸽老弟兄在过往的三四十年，在神给他的战场上，他打的仗非常漂亮，世人有目共睹，神也必在天上纪念。但是，关于王怡牧师对“文化使命”的观点，陈鸽老长辈确实没有搞清楚，加上这个话题本身就有争议，各派观点鱼龙混杂，不免让人看不清。最近，王怡牧师为“三化异象”的会议录制了三场讲座视频，专门聊“文化使命”，视频中简要阐述了教会内部对“文化使命”的各类观点异同，以及他自己的看见，相信这三场讲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何为符合圣经教导的“文化使命”，推荐给大家。
我一直称呼陈鸽老长辈，而不是称呼陈鸽牧师，是因为有个肢体跟我说，他听到周围的长辈、同工谈到陈鸽，好像不太有人称他为牧师，所以无法确定他是否按立牧师了，他建议我写文章的时候，要好好考证一下。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也无法确定，所以姑且这么称呼。当然，这也不是特别重要，只是向读者作出说明。
中国教会能有陈鸽老长辈这样的属灵牧者，实在是显明了上帝对这方水土的恩典，感谢赞美神！去年在香港有幸见到保罗华许牧师，我第一反应就是想问问他关于陈鸽老弟兄的消息，可惜当时人太嘴杂，没有机会。
作为主里的小弟兄，切切盼望有一天与陈鸽长辈相见，亲自听他的教诲，他的敬虔风范是我所钦佩的，他的癫狂爱主是我所渴慕的，他所走的十架道路是我正整装待发的。求神预备，即便在这个世界我们不能相见，但在灵里我们已是旧相识，地上不见天上见。
如今这世代邪恶，魔鬼撒旦兴风作浪，教会内忧外患，越是这个时候，众主里的肢体越应该回归古旧十架，效法先贤之信，在真道上手牵手，在基督里心连心，共走天路，向着标杆直跑。我主我王坐着掌权！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阿们！
2017.9.20
yingyinc 2019-5-8 21:57
[url]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61009781754701[/url]
转发……驳《陈鸽论王怡的》
黄益梓 发布于 2017-10-09 18:38:22 投诉 阅读数：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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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陈鸽论王怡：中国改革宗长老会：渐渐误入歧途》——论文化使命的必要
332 3关天茶
2017-10-08 19:29
驳《陈鸽论王怡：中国改革宗长老会：渐渐误入歧途》——论文化使命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道子
大纲：
一、引言：陈鸽的观点——反对文化使命
二、圣经经文中实行文化使命的例子
三、大公教会历史中实行文化使命的例子
四、教会实行文化使命的神学观念
五、中国教会反对文化使命的两个原因
1、受西方重洗派影响
（a）、重洗派的特点：
（b）、重洗派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2、受中国文化中偶像崇拜的影响
六、教会不实行文化使命的后果
概要：
在最近一篇《陈鸽论王怡：中国改革宗长老会：渐渐误入歧途》的文章中，陈鸽牧师提出教会只有福音使命，没有文化使命（文化的更新），文化使命是错误的。但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中上帝就给所有的人类（包括基督徒）提出了文化使命——管理、治理这地的任务。在新旧、约里先知们最伟大的传统，就是先知在传讲上帝的话语的同时，也执行文化使命；再看西方大公教会的历史，教会与无数的圣徒既执行第一使命，也勇敢的承担了第二使命，改变了西方的文化，使西方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等神学家也教导我们要执行第二使命。但在中国，一部分教会领袖与信徒受西方重洗派的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偶像崇拜的浸染，坚决不同意承担文化使命，把文化使命拱手让给外邦人，致使教会受亏损。所以我们对教会、基督徒应不应该执行上帝给我们颁布的文化使命有必要进行认真、深入的讨论。
一、引言：陈鸽文章的观点——反对文化使命
[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96f962c70102y9b6.html[/url]文章网址
在今天政府宗教条例公布和即将施行的时候，网上到处流传一篇文章《陈鸽论王怡：中国改革宗长老会：渐渐误入歧途》，这篇文章好像有高深的神学内涵，观点也很有代表性，表达了中国教会很多领袖、信徒的思想、观点，因此在中国教会影响很大，会误导很多信徒，但这篇文章的观点我认为是及其错误的，因此有必要深入讨论。
总结陈鸽整篇文章的观点一共有4点：
1、教会只有一个使命：福音使命，没有第二个使命：文化使命（文化的更新）
2、掌权者是神的用人。所以要顺服他们（罗 13），若我们使用属血气的方法（借着争竞、维权、抗议、谈判、选举、拉票与掌权者对抗）抗争，涉入政界，多管闲事，自讨苦吃，结果必导致反感与逼迫。
3、这地，世界，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我们不可能改革这败坏的社会，也不可能更新这堕落的文化。”《文化使命》注定失败！
4、传福音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新。
陈鸽还把实行文化使命称为“神权政治”、《重建运动》，他把弗雷姆 John Frame、凯波尔 Abraham Kuyper、鲁斯德尼Rushdoony（1916-2001）、诺斯 North（1942 -）和巴森 Bahnsen（1948-1995）都列为“神权政治”、《重建运动》对象，从批唐崇荣的《文化使命》、提姆凯乐的《恩典城市》、赵天恩的《三化异象》，彭强牧师的教会使命，王志勇牧师的《法治德政》理念神学，最后到王怡牧师的《家庭教会公开化异象》的《神治主义》，认为他们都是彻底错误的。
二、圣经经文中实行文化使命的依据与例子
我们要知道陈鸽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首先看他提出第一、二、三点对与不对。针对他反对的文化使命，我们来看文化使命在圣经里的根据：创世纪一章26节：上帝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并且“治理这地”。这就是第二使命——文化使命。文化使命不单是给外邦人，也是给全体基督徒和教会的，使他们成为神委托他们管理神所创造的宇宙、地球的好管家。
我们再看圣经经文里关于文化使命的例子：
在出埃及记里，埃及法老奴役、苦害以色列民，摩西违抗法老的命令，要求法老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法老不肯，摩西奉神旨意降下十灾，使法老的军兵淹死在红海里，带着以色列民脱离埃及。在去迦南的路途中，摩西审理百姓的案子，将神的律例、法度教训他们，并从百姓中拣选敬畏神、有才能的人作百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姓……使以民重获自由，奔向那牛奶与蜜之地。
撒母耳记上15章扫罗不遵守神的命令，撒母耳冒着杀头的危险指责扫罗，于是就有后面扫罗的王位被废，由更和神心意的大卫作王。
撒下十一章大卫王犯奸淫、谋杀乌利亚。先知拿单站出来指责大卫王，于是大卫认罪、痛悔。
列王记上十六——十八章以色列君王亚哈与耶洗别侍奉巴力，耶洗别还杀了耶和华众先知，先知以利亚以一己之身对抗他们，并杀了耶洗别手下侍奉巴力的四百五十个先知。
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亚哈王和耶洗别用诡计夺了拿伯的生命与葡萄园，先知以利亚站出来指责亚哈，使亚哈自卑、认罪。
在旧约里耶利米因不服王命被人讥笑、毒打、下到监里、掷入井中；但以理不服王命不吃王赐的膳食与酒，不敬拜君王被扔进狮子坑；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不拜皇帝造的金像被扔进火窑里……
在新约里的马可福音六章希律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施洗约翰站出来指责希律王，为此被斩头。
在使徒行传里，彼得、约翰不服从官长的命令、放胆讲道被送到公会受审，关进监里，彼得被倒钉十字架；司提反不服从大祭司的命令，传讲神的道被众人石头砸死；雅各因不服王命传讲福音，而被刀杀；保罗因不服王命四处传道被关、被杀……
三、大公教会历史中实行文化使命的例子
（1）、安波罗修主教要求皇帝悔改：
公元390年，帖撒罗尼迦城的巡抚被杀，罗马皇帝提阿罗修屠杀此城的居民千多人，主教安波罗修指责皇帝滥杀无辜，要求皇帝忏悔，否则停领皇帝圣餐，结果皇帝当面向帖撒罗尼迦城的居民忏悔，并作出補赎。
（2）、教宗格里高利七世用教权约束皇权，建立近代法律体系：
教权与皇权之争：公元11世纪晚期，西方教会的权力与财产一直被世俗皇帝、贵族所牢牢掌控，他们买卖圣职，使教会腐败。于是克吕尼修道会的主教、修士掀起了一场收回授任权、争取“教会自治、自由”的运动。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坚决不放弃授任权，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开除了亨利的教籍，使亨利被迫在卡诺森城堡的雪地里光着脚跪了三天三夜向教宗求饶……于是终于争取到了教会的自治和自由，教宗由红衣主教选举产生，主教、教士职位由教廷任命，约束了皇权的扩张与滥用，制止了教会的腐败，带领教会走出了埃及。
近代法律体系的建立：教廷夺回了任命权后，教宗开启了“罗马教皇体制革命”，教廷建立了一整套近代法律体系，即教会法、教会法庭、皇室法、皇室法庭、庄园法、庄园法庭、商法、商人法庭……整个西方成为法治社会。法治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奠定根基，为后来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启了道路，欧洲就率先从野蛮进入文明。
（3）、自由大宪章：
公元1209年，英国国王约翰横征暴敛引起不满，基督徒的贵族们在兰顿大主教的带领下，不怕杀头、不怕抄家，带着刀剑用武力挟持国王，迫使约翰在兰尼米德（RunnyMede）签署了《大宪章》。使贵族和教会、人民的权利不再受国王的侵犯，开启了欧洲自由的曙光。
（4）、宗教改革：
16世纪，罗马天主教廷堕落、腐化，修士马丁·路德冒着被教廷绝罚、烧死的危险，与加尔文、慈运理……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教廷对此采取武力镇压，新教徒奋起反抗，，组成“新教联盟”的军队和“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对抗，由此发生了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三十年宗教战争，无数的基督徒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欧洲为此死亡三分之一的人。结果天主教内部被迫兴起改革，清除了内部的腐败。新教则改革了教会内部的体制，用民主选举的长老制、会众制来替代教廷的任命制度，使教会保持了清正廉洁。
（5）、英国光荣革命：
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国王加强了集权统治，议会中的清教徒们站出来抵制，查理一世率领国王的军队讨伐议会中的清教徒。清教徒领袖克伦威尔带领清教徒军队新模范军两次打败了王党的军队，战争共死亡二十万人，查理一世被处死刑，英国宣布为共和国。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专制统治变本加厉，1688年，辉格党和托利党里的新教徒发动光荣革命，废黜詹姆斯二世，迎接其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到英国来，确立了立宪君主制，继大宪章后进一步把君王的权力这只猛虎关进笼子里，使人民与教会的生命、财产、自由得以继续保持。
（6）、西方的民主宪政：
在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各国出现了路易十四、查理一世、腓力二世……这样的“朕即国家”的专制君王和专制国家。于是清教胡格诺派在法国散发了大量的传单来反对君王的专制集权；苏格兰教会的领袖卢瑟福出版了《法律为王》一书；新教领袖诺克斯在讲道中抨击对世俗国家或君王的偶像化，号召每个基督徒站出来反抗政治国家当中的偶像崇拜；欧洲无数个清教徒的牧师在讲坛上对政治国家和君王的崇拜发出狮子般的怒吼，无数的小册子、传单像雪片一样在空中纷飞，……加尔文改革宗视专制集权如同魔鬼，走到哪里就把民主宪政就推行到那里，这一切最终使整个欧洲的政治制度从中世纪的君主制变成近代的民主宪政的体制。它保证了基督徒及所有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公民权利。使他们不再像在罗马被统治者随便杀戮，让他们从奴隶变成自由民，就如同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走出来，到达自由的迦南地。使西方社会变成小政府大社会。
(7)、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废除奴隶制度：
在威伯福斯时代（1759-1833），罪恶的奴隶制度正在英国、欧洲与世界各地蔓延。作为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威伯福斯与其他七位基督徒议员组成了著名的“克拉朋联盟”，按照陈鸽所批评的“（借着争竞、维权、抗议、谈判、选举、拉票与掌权者对抗）抗争，涉入政界，”与英国的奴隶制度作不屈不饶的抗争。经过50年漫长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欧洲大陆几千年的奴隶制度，让成千上万的黑奴获得了自由。
（8）、美国建国：
十七世纪初一批清教徒因不从国教而在英国受到政府逼迫，他们从荷兰乘“五月花号”逃到北美，在船上制定《五月花号公约》。他们在普利茅斯上岸，签署了共同遵守的《五月花号公约》。内容为组织公民团体、拟订法规等，由此为美国奠定自治政府的基础。这是美国宪法的前身。
但英国政府不允许美洲的百姓有集会自由，并乱征税。于是美国的基督徒们在华盛顿的领导下，开始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并签署著名的《独立宣言》，基督徒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与英国国王的军队交战，战争持续了八年，美军有50000人伤亡，而英军有20000多人伤亡，战争结果美国军队赢得战争决定性的胜利。1787年，美国各州（当时为13个）代表（大多数是基督徒）在费城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建立全国性的联邦政府，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9）、美国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度：
美国独立后，在南方实行的是种植园黑人奴隶制度，于是北方的教会和基督徒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废奴运动”，由此引发了南北战争，参战的有350万人，北方的军队大部分是改革宗的信徒，军官是教会的长老，士兵是教会的信徒，他们为拯救黑奴而愿意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战争造成75万士兵死亡，40万士兵伤残，结果是奴隶制度在美国南方被最终废除，美国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
总结：在前面列举的是旧约、新约经文里的例子，也是旧约先知的最伟大的传统，在后面是西方教会的历史，即当君王或掌权的不按上帝的公义统治時，教会、基督徒不是顺服掌权者，而是按照圣经第一原则顺服神不顺服人，不惧怕生命危险起来抗争，并按照上帝的公义原则在地上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约束国家、君王权力的罪性。这也开启了世俗社会的对不公不义的君王与法律可以公民抗命、公民不服从的传统。
那么这个伟大的传统是属于教会的第一使命：传福音呢，还是第二使命——文化使命：管理、治理这地呢？
首先我们看君王的职责：是治理国家、管理百姓。即创世纪一章26节：上帝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并且“治理这地”，很明显这是第二使命——文化使命。
在现实生活中管理、治理这地、这民的任务一般是交给国家、君王，而不是交给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呢？我们打一个比喻，比如一个小区，虽然每个业主都是这个小区的主人，但却不是每个人都来管理小区，而是由众人出钱请一个物业公司来管理，而这个物业公司又由一个经理负责管理，他是物业公司的代表。在正常的情况下，小区的每个业主都应该服从物业公司的管理（顺服在上掌权柄的）。如果物业公司、物业经理是公正、尽心的为众人服务，就如仆人履行了他的职责，这时众人应该顺服公司、经理的管理。如果物业公司、物业经理不是为众人服务，而是在小区里抢劫业主的财产、打人、杀人……这时候小区的每个业主就应该站出来制止他们，并通过陈鸽所批判的“争竞、维权、抗议、谈判、选举、拉票”这样的方法辞退这个物业公司、物业经理，并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再另请一个合格的物业公司来管理小区。西方的基督徒与教会他们这样做了，并且为了防范以后的物管：国家胡作非为，还给物管：国家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来约束他们，使物管：国家只能规规矩矩的为业主服务，而不能抢劫人民、为所欲为，他们就是这样不断的改善国家这个小区的生活环境，使教会与人民有一个正常、健康的生活环境。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大的物业管理公司，君王就是物业经理。人民把国家委托给君王、朝廷、政府管理，当国家、君王不按上帝的公义治理国家、管理人民，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時，那么这个时候教会、基督徒（包括每一个外邦人），就必须站出来执行上帝给他们的第二使命——文化使命，犹如旧约、新约里的先知，和大公教会里的圣徒们所行的一样。因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职责。但是中国的基督徒在国家、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不但不站出来，反而对其他的站出来的基督徒、教会说些如陈鸽所说的：我们要“无条件顺服掌权者，因为他是神的佣人，这个小区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我们不可能改革这败坏的小区”，“改变小区注定要失败”之类的话，我认为这些基督徒只是如王志勇牧师所说的一些敬虔的、糊涂的懦夫。
四、实行文化使命的神学观点
这里的文化使命必然牵涉到政教关系，因为按照孙中山的定义，政治——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治理众人或公众的事务。管理、治理就涉及到文化使命。那我们来看看西方政教关系的神学观点：
1、奥古斯丁的政教观点在《上帝之城》第四卷4章标题里：“王国没有了正义，与强盗何其相似”。他认为地上国家如果没有上帝的正义、真理的指引，国家就是一个强盗集团。而上帝的真理是由教会传讲，因此国家应该接受教会的指引。在西方国家，法律代表了上帝，国家、君王必须伏在法律之下。奥古斯丁认为“政治国家不是自主的，在制定法律時，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在体现它的立法权。因此，国家也必须遵循正义的要求。而正义是一种标准，是先于国家的并且是永恒的。……如果国家的法律不和自然法以及正义和谐一致，那么它们将不成其为法律，而这国家也将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奥古斯丁相信，根据上帝的法律，宗教所处的地位要高于政治机构。……奥古斯于从未承认强力的原则高于爱的原则”（注1）
2、托马斯.阿奎那把国家法律按1、2、3、4分为4种等级：
(1)、永恒法 ：上帝的理性、思想具有法的性质，不受时间影响，而是永恒的……；
（2）、神法：是通过启示而得到的，可以在《圣经》中找到；
（3）、自然法：是永恒法专属于人的那部分，是理性被造物对永恒法的分有；
（4）、人为法：指的是各国政府的具体法令，派生于自然法的一般准则。
（在这里，下一级法律如果与上一级法律相抵触，下一级法律自动作废）阿奎那认为“人为法这个概念的深远意义在于：它驳斥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法之所以为法仅仅是因为统治者颁布了它，阿奎那认为给一条规则以法的特征的是它的道德维度，它和自然法准则的相符，以及它与道德律的一致。阿奎那采纳了奥古斯丁的“凡是不正义的东西，根本就不像个法的样子”的说法，阿奎那说“如果它在任何一点上偏离了自然法，那么它就不再是法，而是对法的歪曲。”像这样的法当然也就不再具有良心上的约束力了，而人们有时也遵守它，只是为了防止一种更大的恶。某些法“可能是由于和神的善相违背而是不公正的：这些就是导致偶像崇拜，或者导致和神法相违背的任何别的东西的暴君之法”。他得出结论说：“这种法一定不能遵守，因为……我们更应当服从神而不是服从人。”（注2）
3、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1599年的拉丁文版本则说：“一个政府如果过度地滥用权力，它就可能丧失公共权力。这样，人民就可以不再服从于它，它的首脑现在只是一名拥有私权利的公民（并且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公民）……”，“斯金纳说加尔文在……著作中‘开始把有关私法的讨论发展成为一个反对和限制暴君的理论’”，“他反复强调说，恰恰为了顺服上帝，我们有权力反抗一个亵渎自己职分的君王”。（注3）
加尔文的继任者泰奥多尔·贝扎说：“每一个政治政府，都是由一种统治者和其臣民在作为第三方和法官的上帝面前宣誓缔结的或默许或明示的圣约或契约形成的。在这种圣约中，人们正确地遵守神法和自然法，特别是在十诫中详细阐明的法律，作为回报，上帝同意保护和祝福这个共同体。统治者同意在这个共同体内实施上帝的政治权威，并且尊重这些高级法，保护人民的权利。人们同意选举统治者和向统洽者请愿以及尊重和服从统治者，只要他们忠于这项立约，通过这些方式，人们实施上帝对于这个共同体的政治意志。如果人们违背了这项政治契约，因而成为罪犯，上帝授权统治者起诉和惩罚他们——而且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判处他们死刑。但是如果统治者违背了这项政治契约，因而成为暴君，上帝授权人们反抗并解除他们的公职——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判处他们死刑。这种驱逐暴君的权力，并不直接予人民，而是赋予他们的代表——低级长官。按照宪法，他们被要求以有秩序反抗的方式——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竭尽全力地用战争和革命的方式——组织和引导人民。”（注4）
因此当地上国家、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这时先知、教会就应该站出来发声，指责君王的不义，使他悔改，使人民得以脱离苦难、得以自由。这里先知、教会实行的是第二个使命：文化使命，管理、治理这地，成为神的好管家。
罗马灭亡，蛮族攻城、屠城之时，是罗马的大主教不顾生命危险站出来独自与蛮族首领谈判，使蛮族放弃屠城，保卫了罗马全城的人民生命安全。罗马灭亡后，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成为无政府管辖的混乱状态，是教廷与各地的主教、教会维系了欧洲社会的秩序，他们收伏蛮族首领，归化他们，保存希腊罗马的学术与知识，使异教文化的西方改变为基督教文化的西方。
当外敌入侵之时，他们又挺身而出，不断的与之顽强的拼死战斗。从伊斯兰教兴起，到在732 年穆斯林从西边占领西班牙，又打到法兰克王国的图尔时候，基督教首领法兰克王国宫相铁锤查理·马特率基督教军队在此迎击、打败他们；1683年9月11日，穆斯林奥斯曼土耳其从东边进军奥地利，准备占领基督教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時，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出来动员以洛林的查理为首的一支包括萨克森和巴伐利亚选侯，和30个德意志诸侯组成的联军出来迎战穆斯林的大军，教皇并以重金向波兰求助，于是由基督教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率领的波兰-奥地利-德意志基督教军队打败了穆斯林大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帕夏率领的奥斯曼帝国军队，获得胜利。这里是欧洲教皇、教会与基督教的国王、贵族、人民不顾生死的浴血奋战，才保卫了欧洲，保卫了基督教教会与信徒、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保证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生存和发展。
西方基督教教会、基督徒不但内抗强权、外御仇敌，而且他们还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套合符上帝的公义、相对完善的制度，来约束君王、国家的罪性，使上帝的实质正义变为程序正义，使基督教的显性道德进入到隐性道德，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传媒……的各个层面。因为上帝的实质正义有其超越性，基督教的道德有其模糊性、不可确认性与难以操作性，只有把它落实为可确定性、可细节性操作的在地上的制度理性，如法治宪政的程序，才能对集体、国家的罪性进行约束。如：普通法传统，它是英国从“基督教的律法到乡镇的习俗、仪式，再到政治社会的习惯法、不成文法、成文法，到《自由大宪章》、《权利法案》”（注5），最后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这是一个“从显性道德到隐性道德的法政性转变”（注6）。凯利说：新教“胡格诺派思想家的重心,逐渐从严格的《圣经》和基督信仰意义上的圣约观念,向着更为普遍和世俗化的政治与宪法理论转变.这种转变标志着加尔文主义关于政教关系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注7）这个转变过程就是基督徒的第二使命——文化使命。文化使命使上帝的“公平在地上如大水滚滚，公义如大水滔滔”。使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和睦相处、幸福的生活，使教会在这块土地上一直自由的敬拜上帝，由此形成一个有教堂的、自由的、健康的、物质、精神极大丰富的开放社会。
结论：
所以总结上面的经文中与大公教会历史中的例子，与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加尔文派的观点，再与陈鸽的前三个观点即:“1、教会只有一个使命：福音使命，没有第二个使命：文化使命（文化的更新）2、掌权者是神的用人。所以要顺服他们（罗 13），若我们使用属血气的方法（借着争竞、维权、抗议、谈判、选举、拉票与掌权者对抗）抗争，涉入政界，多管闲事，自讨苦吃，结果必导致反感与逼迫。”3、这地，世界，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我们不可能改革这败坏的社会，也不可能更新这堕落的文化。《文化使命》注定失败！”比较，很明显陈鸽的观点是彻底错误的，不合圣经的教导，不合新、旧约先知传统，不合符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加尔文等著名神学家关于政教关系的神学思想，也不合符从天主教到新教的大公教会的一贯传统。特别是陈鸽的第二点，凡是掌权者都是神的用人，逻辑不通，也不合常识、常理，难道大卫王与埃及法老、耶洗别都一样是神的用人吗？面对法老、耶洗别行的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基督徒与教会都要无条件顺服吗？上帝让我们做光做盐，这里不包括政治领域吗？基督信仰只能在私人范畴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吗？文化使命难道只是给外邦人吗？
西方教会不但传福音、拯救灵魂，执行第一使命，也执行上帝给的第二使命：管理、治理这地，在这罪恶的世界中，靠着主的力量，与各种邪恶作斗争，内抗强权：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外御仇敌：用生命、鲜血抵御穆斯林的进攻与杀戮。保卫了基督教的教会、土地、人民。他们（借着争竞、维权、抗议、谈判、选举、拉票与掌权者对抗）抗争，他们并不是多管闲事、自讨苦吃，他们的文化使命不是注定失败，而是大获全胜！他们带领教会与整个西方的人民走出埃及，获得自由，并使旧的异教文化得到更新，把不可救药的世界变为健康的、适合于人居住的世界（不是地上天国）。而按照陈鸽的观点，中国基督徒面对世界的邪恶、撒旦的猖獗，只能作敬虔的“懦夫”，束手就擒，连世俗社会的公民抗命、公民不服从都不能做！
五、中国教会反对文化使命的两个原因
1、中国教会受西方重洗派影响
陈鸽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中国教会领袖、信徒的观点，这种观点与西方重洗派的观点相同。西方重洗派也是坚决反对文化使命。中国教会在接受西方基督教的各个宗派中，受重洗派影响最深。下面，我们把重洗派与正统的宗派比较。
正统的教会特点：
（1）、天主教：讲圣经与圣传，指在圣经以外教会有一个制度性的传承，（使徒的肉身统序）
（2）、宗教改革的两派：加尔文的改革宗、路德宗。他们是唯独圣经，反对在圣经以外还有另一个传统。但对圣经的解释要依赖教会群体解释的传统，他们尊重信经、信条、要义问答的传统。在初代教会爱任纽就说：“圣经的某些地方（很重要的地方）是不能够随便什么人随便解释的，必须要尊重整个大公教会的解释，必须要尊重整个教会历史传统当中形成的解释。”（注8）这派认为如果完全不顾、否定大公教会对圣经解释的历史，就很容易走偏成为异端，非常危险。
（a）、重洗派、门诺派……的特点：
（1）、反理性、反智、反文化式的信仰，看重信仰神秘的一面，看重是内心圣灵的印证。正统教会不反理性、反神学、反智、反文化，注意圣灵在内心的感动，更注重真理的建造。
（2）、在解经上，单凭个人的感受，以一种过度主观和灵意化的角度来解释圣经，把个人心里的亮光、私人的解释置于整个基督教会对圣经的解释传统之上。某些极端的派别由于过于强调圣灵的引导，甚至置圣经于不顾，引出一些乖异的感情作用和道德行为。路德曾批判重洗派说：“这一类扬弃圣经解释传统的倾向无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混乱，从而建造一个新的巴别塔。”德国诗人有一首诗说：“圣经从此被交给了每一个庸俗人，而且每一个都自以为最能够明白，公众的规则成了公众的猎物，并任凭暴民的处置。”（注9）
（3）、反教会的正统神学。否认教会主要的神学、信经、信条、教义问答。忽视教会对一些重要教义的立场，特别是三位一体和基督论。教会传统被他们认为是敌基督的。重洗派的理论家弗兰克在1530年写道：“愚蠢的安波罗修，愚蠢的奥古斯丁、哲罗姆、格里高利，他们连一个都不认识主，故此愿上帝帮助我，他们也不是上帝派来作教导的，相反，他们全都是敌基督的使徒。”（注10）正统教会重视神学、三位一体、基督神人二性，也注重信经、信条、教义问答。
（4）、反正统教会建制，反圣职，对教会组织抱一种怀疑的态度，轻视任何结构、组织，强调个人良心绝对自由。他们认为教会是一群委身、实践主道的基督徒的团契，不应与任何政权联系，也不应受有形的组织所捆缚。他们否定任何外在的权威，却产生奇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正统教会注重、健全教会体制，设立圣职、带领群羊，按秩序而行。
（5）、对外在社会、世界产生敌意与漠视，（因这世界已经病入膏肓、彻底败坏了），将信仰与世界、社会对立，要从世界中分离出来，拒绝与政府合作，会友最好不与世界来往，拒绝当兵、拒绝纳税或尽其他公民义务，正统教会是不将信仰与世界、社会对立，愿意与政府合作，教会执行第一使命，也执行第二使命——文化更新，在这世界中做光做盐。
（6）、强调成圣，以为信徒可在今生达到完全之境、成为圣洁。正统教会认为信徒在今生只是处于已然未然的状态，只有到达天国才能达到完全。
（7）、与主流教派产生对立，认为大公教会是敌基督。以为只有自己的教会才是被拣选的、掌握了特殊启示的团体——即由真信徒（完全重生得救的信徒）组成的教会。他们认为神的道早就消失了，真理现在只掌握在他们手里。门诺1521年说：“太阳的光辉已经有许多年没有照耀过大地了，然而在最近的日子里，恩慈的伟大的上帝，借着他爱的丰富的宝藏已经再一次的开启了他属天的窗户，并且滴下了他圣言的甘露，以至于大地上像以往一样，出产他公义的绿汁和植物，所接的果子都是献给上主的，并且荣耀他荣耀的可敬的名，上帝的圣言和圣灵再一次从废墟上被兴起来了。”（注11）正统教会承认大公教会，接纳其他宗派。认为地上有形教会是麦子、稗子一起长，有真信徒、也有假信徒，有重生的也有没有重生的，只有天上的无形教会才是真信徒。
（8）、强调信徒必须完全顺服教会，完全顺服政府的权柄。正统教会是完全顺服基督。
（9）、重视信徒浸礼，反对婴儿洗礼。西方天主教与新教主流教派主张婴儿洗礼。
（10）、某些极端的重洗派采用凡物公用、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正统教会则坚决反对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坚持保护私有财产权，英国的安立甘宗则把这一条写进信条。正统教会主张人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来源于上帝，任何个人、集体都不能夺取。
在一五二五年的莫拉维亚重洗派领袖赫德，主张一种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实行凡物公用，并预言基督将会来临，在地上建立王国，到那时候，基督便将刀剑交与被拣选的子民，杀掉那些贵族和教会权贵。1533年，胡特尔成为莫拉维亚的重洗派信徒的牧师，主张共产主义生活，采用一种严格的公社生活管理，每一个单位称为一个“弟兄社区”。直到今天，在加拿大的亚伯达省及曼尼托巴省仍有上百个“弟兄社区”存在，这也是后来取代重洗派的门诺派的生活模式。
重洗派只按字面解经，所以他们中很多人真的站在屋顶上宣讲，真的变成小孩子，甚至撇下家庭，有些则遵从耶稣教训不要为衣著、食物忧虑而竟然一丝不挂的四处游荡。他们也极重视末世的预言；有一位名叫荷夫曼的便预言主耶稣于主后一五三四年再来，而史特劳斯堡便是新耶路撒冷的所在。他的一位追随者马提斯宣布，自己是圣灵派来的先知，是以诺，他任命了12位使徒，其中有莱顿的扬。他们在现今德国西部的明斯特城发动暴乱，统治了该城，所有不信神的人（即拒绝接受洗礼的人）都要被杀死。在马提伊斯于1534年复活节被杀死以后，莱顿的扬像暴君一样统治着明斯特。他自立为“大卫王”，过着奢侈的生活，实行旧约中的一夫多妻制。强迫信徒实践共产主义，更宣称自己每天都有从上而来的启示。1535年6月24日，明斯特遭到了新教和天主教的联合围攻，被攻陷，他们遭到血腥的屠杀。那些追随莱顿的扬的失望之人在巴滕堡的约翰带领下，用武力抢掠教堂，屠杀无辜百姓，认为用武力攻击‘不敬神之人’才能带来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因为重洗派走得太偏，天主教与路德、茨温利及加尔文带领的新教都把重洗派定为异端，并联合起来消灭重洗派，荷兰人门诺·西门斯逃到荷兰，组织门诺会，后来移居美国。因为以前的重洗派的暴力革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后来的门诺派即主张和平主义，反对任何暴力行为，完全顺服教会和政府的权柄，不反抗社会的不公平现象。门诺派其他的分支分布于德国、法国、瑞士、墨西哥、巴拉圭、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在全世界影响非常大。
重洗派的渊源上推到奥古斯丁反对的多纳图派和初代教会的孟他努派。他们在教会历史上都是被大公教会定为异端，铁板打钉钉的。后来经过宗教自由、宗教宽容后的现代，我们不再把他们看为异端，只是把他们作为极端，仍然接纳他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而且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很多长处，如：他们非常强调过严谨、圣洁的生活，有极高的道德标准，对宣教极度热诚，他们对大使命看重的程度，改教家常会认为只在使徒时代才具有的，这是使重洗派能传遍世界的一股主要力量。
（b）、重洗派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重洗派在中国一些教会有巨大的影响，中国49年前最有名的两个教会领袖倪柝声、敬奠瀛就是学重洗派的。
倪柝声当年学英国重洗派弟兄会，在中国建立了小群教会。小群教会认为整个大公教会（世界的、中国的教会）都腐败了，它的传统都是错的，只有我们这一小群是对的，只有我们在持守真理，只有我们才能得救，我们要重新恢复一个上帝的教会。李长受的口号就是要恢复，叫主恢复。他们将信仰与世界、社会对立，认为“这地，世界，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他们反对西方教会的一切建制，却建立了中国文化中最糟糕的家长制。他们反宗派，却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宗派，他们反权威，小群认为不应该有“特权职位”，所以都称兄弟姐妹，却树立了最高的权威——倪柝声的代理基督的权柄，并“将其神圣化（神话化）”，对倪柝声的代理权柄，正确的要绝对顺服，不正确的也要绝对顺服，“将整个信仰系统系于倪柝声个人之上”（注12）。无论是教会论神学，还是圣礼神学，小群教会都演化出一整套完全有别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理解方式。倪柝声在神学上的“三元观彻底贬低人的理性与意志的作用，以致简化的二元对立的属灵话语和思想……这些神学思想会否产生轻视道德罪恶、破坏人的道德意志和能力，即使人更难防范道德性的试探等副作用”（注13）当倪柝声在道德和经济上都跌倒，被政府抓捕之时，而小群教会的整个信仰系统就垮掉了，教会大量同工、信徒叛教，羊群离散。
如今聚会所自称在全球有2400个会堂，其中六百多个在台湾，美国国内的几百处，其它在海外。不可否认聚会所可能是华人所创立的教派中，在非华人环境中宣教成果最好的一个。如今中国境内、境外有超过三千处的教会，都将倪柝声视为他们属灵和神学上的创始人之一。据估计，中国有一亿以上的基督徒，其中有数百万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倪柝声的属灵后代，他的神学对中国基督徒的影响至今仍然是最大的，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敬奠瀛也是学习重洗派，耶稣家庭实行共产主义的生活。耶稣家庭从1921年到1952年，共持续了30年时间，分布地域达到9个省份的127个地方，参与的信徒数以千计。
耶稣家庭不设牧师，而代之以“家长”、“老人”敬奠瀛为最高的权威，由两位男性与两位女性同工：陈碧玺（后成为敬的妻子）、左顺真（后成为敬的情人）（注14）管理。凡参加耶稣家庭的信徒必须变卖一切，“撇下”家庭、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把所有的财产、知识甚至人身全部都献给大家庭，知识分子的文凭也要烧毁。耶稣家庭建立起与世俗社会分立的社区，杜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成员在生活上实行彻底的平均主义。原有的小家庭均被拆散，按性别和年龄分别住集体宿舍，已婚夫妇分住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部门劳动和生活，由家长安排夫妇同居的日子。40岁以上的夫妻放弃同房权利。在家中夫妇见面不能有亲密的表示。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在集体的照管下从婴儿室、幼稚班到道学班中成长。孩子和父母之间,也没有亲情交流。信徒从上学读书（只能上到小学）到干什么活都由家长包办。未婚青年的婚姻由左顺真安排，她和青年男女为婚事向神祈祷，寻求异梦异象。从1942年—1951年，马庄老家共有216对结婚，其中211对是以"异梦"婚配的。为了防止信徒逃跑，左顺真也经常将各方面悬殊很大的男女，如知识分子与文盲，或者相貌年龄有很大差距的男女撮合在一起。家庭对信徒还采取“家法”体罚。
耶稣家庭的神学属于灵恩派（五旬节派），其敬拜活动富于情绪性，祷告时大声哭喊，并带有许多形体动作，注重“说方言”。敬奠瀛本人就每次祷告必哭，每早晨晨更后，各人作见证，报告自己所见的“异象”、“异梦”……
从耶稣家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学重洗派已经从极端快走到异端了。（注15）
就连在大逼迫中信仰最清楚、立场最坚定不屈的王明道的教会也受重洗派的影响。王明道在教会路线上强调，“教会是重生的团契，所以要生命改变的人，才可以行浸礼”。他的信徒一定要等到聚会三年，并被确认重生得救后才能受洗。他的聚会没有诗班，没有牧师，不搞募捐，不传奉献袋。也不庆祝圣诞节，他认为庆祝圣诞节是没有意义的。不随便请外人来讲道，不参加社会关怀，不参加教会的合一运动。他说：“信仰不是为改革社会而存在，甚至不是为改革个人以至社会得以进步而存在，信仰是一种个人关怀而非社会关怀。”他的神学取向造成信徒与社会的疏离”（注16）
中国还有很多教会都是属于灵恩派的，灵恩派的宗派也源自重洗派。
中国不少教会（包括基要派）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堕落的人类创造的，在魔鬼的势力之下，神学、信经、信条、要义问答都是人的或人写的东西，人的东西都是错的，他们将文化视为属魔鬼的范畴。他们用上帝特殊启示取代上帝的普遍启示，认为只要学习这本圣经，其他的文化知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医学、数学、科技……知识都可以不需要了，把圣经当作百科全书。因此教会信徒群体文化基础薄弱，又缺乏神学思辨能力，这样基督教就很容易变成落后、愚昧的民间宗教或迷信。而且他们不按照大公教会传统来解释圣经，忽略神学、信经、信条、要义问答，每个人按照自己内心的亮光解释圣经。每个人的亮光不同，甚至互相对立，于是产生信仰上的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引起神学上的混乱和无序，所以中国农村的一些教会成为异端泛滥的地方。
因此中国许多教会坚决反对文化使命，而在选择西方基督教各大宗派時，必然选择和我们的文化内在因素相近的属于支流的极端教派——重洗派，而不是选择西方主流教会的大宗派，这样西方教会的一些偏差在中国就更加严重。
2、受中国文化中偶像崇拜的影响
中国大部分教会坚决反对文化使命最重要的原因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当基督教传播在任何一个地方，它必然会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本土色彩的基督教。中国文化是另一种埃及文化，而其中的偶像崇拜甚至比埃及文化更甚。中国基督徒和教会领袖在中国长大，从小接受这种文化的教育，在骨子里、血液里流淌的都是这个文化，他们信了基督以后，有些基督徒就把这种文化带进教会里。这种文化在教会里的表现：
（1）、拜国家、君王这个偶像：
前面谈到君王、领袖不过是国家这大的物业公司的经理。但在中国，因为没有上帝，几千年来中国人就国家、君王当成上帝，人民对之三叩九拜，并国家的官员当成衣食父母。几千年来“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无论这个国家、君王是公正、善良、邪恶、残暴，人民都是绝对顺服。这种对国家、君王崇拜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当我们信了上帝，部分基督徒就把它带到教会，因此这些信徒在教会完全顺服教会、敬拜耶稣，在社会完全顺服君王、敬拜国家、领袖。而不是完全敬拜、顺服基督。在爱国、爱教之间，爱国总是摆在第一位的。即使在现今法老即将大规模的逼迫教会之时，连陈鸽这样具有很深的神学修养、德高望重的牧师也错把法老当成神的佣人，要求教会无条件的顺服。而没有像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那样认识到国家、君王也是罪人，当君王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時，教会应按第一原则：顺服神而不顺服人。
（2）、拒绝第二使命：
在中国，因为没有教会的真理的指引与约束，国家、君王的罪性无限扩展，导致苛政猛于虎，人民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所以中国教会认为“这地，世界，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我们不可能改革这败坏的社会，也不可能更新这堕落的文化。”并因此对外在社会、世界产生敌意与漠视，想与之隔离。既然我们的生活环境这么糟糕，那么教会为什么不像西方教会那样去改善它，执行上帝颁布的文化使命呢？这是因为在中国，天道变人道，人道变治道，治理、管理这地的任务是交托给外邦君王，君王、法老在中国不是公众的仆人，而是人间上帝。谁想要当摩西，那可是谋反罪、渎神罪、杀头罪，满门抄斩灭十族的罪呀！因此教会对于文化使命：管理、治理这地的事情，连想都不敢想，对法老颁布的任何条例不敢有任何怀疑（那是妄议朝政），更不敢想去抗争、改变这个偶像崇拜的世界，对文化基督化谈虎色变。所以中国教会坚决拒绝第二使命：文化使命。
（3）、教义被扭曲、教会被掌控：
在东方、在中国，因为教会拒不承担上帝颁布的第二使命：治理、管理这地这民，把这个任务全交给外邦人和外邦人的君王。因此在东方、在中国没有大卫王、君士坦丁、克洛维、查理曼大帝、历代教宗、忏悔者爱德华、华盛顿、林肯……这样的君王按上帝的真理来统治百姓。东方的统治者都是异教的独裁者——法老，这些独裁者——法老成为人间的上帝，掌握了每一个臣民的生杀大权，臣民只是他的奴隶，基督徒与教会只有依靠异教统治者的恩准、仰赖统治者的鼻息生活，这就产生极大的弊病：
(a)、教义被歪曲：教会要生存下去，就要迎合埃及法老或耶洗别的胃口，因此教义必须被扭曲，以此来符合法老或耶洗别的标准。如把基督教的第二原则：顺服在上掌权者当成第一原则，而忘记基督教第一原则：顺服神不顺服人。于是这地上的统治者就变成了至高的上帝，对之必须绝对顺服，天上的上帝反而变成了第二位，国家、君王被放在耶稣之上。这样的教义犯了摩西的第一、二诫。
(b)、教会被操控：东方教会（以前的亚洲教会、现在中国的三自教会）的最高领导人—主教长（三自协会的主席）由异教独裁者任命、操控，使教会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因此教会被操控，教义被扭曲变形，就如盐失了味，被扔进田里……
(c)、即使教会不被杀戮，但长期处于被统治者打压、被隔离的地下状况，神职人员得不到正规的培训，教会与教会之间互不来往，以致异端四起，这样的教会自然会消亡。
（4）、反理性、反智、反文化：
在中国，君王要成为全能、永恒、圣洁的上帝，只有用商君的办法：愚民、弱民、贫民、辱民来治理百姓。而整个社会的思想就是统治者的思想。所以中国文化与中国教会中的反理性、反智、反文化的色彩就特别多。那么，偏重于理性色彩的神学信经、信条、要义问答自然被忽略。许多教会不按照大公教会传统来解释圣经，看重信仰神秘主义的一面，每个人按照自己内心的亮光解释圣经，每个人的亮光不同，甚至互相对立，于是产生信仰上的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引起神学上的混乱和无序，所以中国农村的一些教会成为异端泛滥的地方。
正如一些教会认为文化使命上帝是只给外邦人的，普遍启示也是只给外邦人的，我们只要上帝的特殊启示，我们只执行第一使命。他们用上帝特殊启示取代上帝的普遍启示，认为只要学习这本圣经，其他的文化知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医学、数学、科技……知识都可以不需要了，把圣经当作百科全书。因此这些教会信徒群体文化基础薄弱，又缺乏神学思辨能力，这样基督教就很容易变成落后、愚昧的民间宗教或迷信，无法与正规的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相抗衡，自然无法进入主流社会而处于边缘状态。因为处于弱势，就把主流文化中偶像崇拜因素糅合进来，成为宗教混合主义或变了质的基督教，这样的基督教自身出了问题，缺乏力量自然被淘汰，
（5）、在今生得以完全、进入天国：
因为中国文化不能战胜死亡，中国人只有地上的一个世界和短暂的今生，没有永恒和永生，任何事情只能在今生完成。所以中国某些教会把正统教义的“信徒只有到达天国才能达到完全”，变成信徒可在今生就达到完全。把正统教义的天上天国变成地上的天国。因中国人的最后盼望：大同社会、共产主义只能在地上完成。于是中国某些极端的教会如耶稣家庭，就学习重洗派地上天国的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在地上建天国。49年后中国无数的教会、基督徒都怀着为主做工的火热激情投入到世俗社会地上天国建设的运动之中，直到最后教会被消灭也没有明白原因是什么。
因为中国教会的反理性、反神学、反文化……色彩，许多的教会过去不能识别地上天国与天上天国的区别，现在不能识别国内的各种思潮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科学主义……哪些是合符基督教思想的，哪些是反基督教的。对这些主义，要么是一概反对、敌视，要么是照单全收、好坏不分、倾情投入。所以他们既火热的传福音，也火热的加入到反基思潮（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红色思潮）、反基运动（反帝爱国、地上天国运动）中去，直到自己被消灭，因此，这正应了何西阿书四章6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
（6）、轻视组织结构：
统治者为了使人民永远是一盘散沙，国家必须消灭一切组织，包括产生组织的思想。因此中国人对组织永远抱一种怀疑的态度，轻视任何结构、组织。所以中国教会不要西方正统教会的改革宗的长老制、浸信会的会众制、安立甘宗的主教制，只要家长制。而家长制，一旦领袖犯错误，很难自我纠正。而西方的正统教会的建制却可以进行教会内部自我调节、自我改善，即使教会内部犯了错误，也可以不断的自洁，将教会的错误及时修正过来，如教皇革命、宗教改革，教会经过自我改革后发展壮大，在西方、在全世界所向无敌。
家长制的另一后果就是整个教会的安危系于领袖一身，一旦领袖被抓，教会就消失了。
因为中国教会错误的神学思想与自身带有的偶像崇拜因素，49年后，国家号召成立三自，解散家庭教会，于是中国教会的84万基督徒齐解甲，只有几个是男儿！1968年地面教会消失。
道子二 楼主
2017-10-08 21:09
3楼
六、教会不实行文化使命的结果：
陈鸽说的第四点：“传福音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新。”这观点对与不对，我们先来看看亚洲，因为东方教会大部分是只执行第一使命，传福音及其火热，但拒绝第二使命——文化使命。
在莫菲特的《亚洲基督教史》中我们看到教会始自亚洲，亚洲有首个教会中心，首栋已知的教会建筑物；首份新约翻译；首个基督教国家；首个基督教君王。到二世纪末，基督教已传至美索不达米亚，再到远处的大夏（及现今的北阿富汗）。到第五世纪已传到波斯那些亚洲中心地带的土耳其民族、及中亚游牧民族所在的大草原及都库什山脉。到了七世纪，波斯教团沿着丝绸之路抵达世界的尽头——中国唐朝的首都。
再往亚洲的南方，到公元340年通往印度的路上到处都有教区与修道院，从巴沙拉到里维达沙，再到印度的圣多马修道院，再沿波斯湾南下到黑岛修道院，再到索科特拉岛。
1206年蒙古的成杰思汗征服了中国，福音再次沿着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基督教在亚洲发展如日方中，达到顶峰。从公元一、二世纪开始，亚洲教会发动的全球宣教活动，西方要到十三世纪才可以媲美，那时亚洲涅斯多留教会对其行使权力的地区、范围比罗马、君士坦丁堡还要多，因此东方基督教比西方基督教地盘更广，人数更多，而且亚洲的信徒也比西方更坚贞不屈。
但亚洲的基督教教会与信徒只传福音，不承担第二使命，把治理、管理这地、这民的任务交给外邦人，于是基督教会的生存要仰赖当政的统治者的鼻息而生活。首先是亚洲教会的最高首领主教长是由异教君王任命和操控。
在亚洲，当独裁者比较宽宏大量时，基督教就得以发展壮大，当统治者对基督教产生敌意时，就对基督教大开杀戒，基督徒的肉体被除灭，教会随之消失。因此亚洲基督徒经受了最大的迫害，远远超过早期罗马对基督徒的逼迫。
公元339年波斯王朝杀戮基督徒，波斯教会中心西流基泰西封的主教及其继任人被残酷杀害，西门的两个妹妹被锯成两半，五名主教、一百名教士被斩首，约有十九万基督徒被害。
公元439年，瓦拉兰五世迫害基督教，亚美尼亚的主教长与基督徒被屠杀。之后屠杀基尔库克总主教区，共有十五万三千名信徒与十名主教被杀。
……
公元14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残暴的贴木儿占领了这些地区，处心积虑屠杀基督徒。他攻下格鲁吉亚，以锁链捆绑基督徒国君和王室成员。攻下基督教重镇士美拿，他亲自指挥对基督徒的屠杀，他的战士有条不紊的收集基督徒的首级作纪念。攻下黑海的塔纳城，基督徒不是被杀就是作奴隶。他的军队途经之处，城市被焚、血流成河、头颅堆积成山。他使整片亚洲大陆上的教会、教堂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范围由中国的西垂覆盖至位于爱琴海上士每拿的基督教要塞、甚至远及印度的德里。从此喜马拉雅山以北、整个亚洲区域成为穆斯林和汉人的天下。亚洲教会因此而消亡。（注释17）直到现在，这些地区全都成为伊斯兰教统治的区域，基督教很难再传进这些地区，人们甚至不知道这里曾经是基督教的大本营。
再看俄罗斯，自公元998年俄罗斯大公信奉基督教后，东正教成为国教，东正教信仰偏重于神秘主义，反理性、反西方的经院哲学，进而形成弥赛亚传统和圣愚传统。因此也是反对文化使命。东正教造就了很多圣徒，但因拒绝文化使命，就形成了新教神学家尼布尔所说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虽然从沙皇到贵族、再到社会的最底层，产生了无数敬虔的东正教徒，但俄罗斯国家却产生了最黑暗、最没有人性的的农奴制度。而且整个东正教教会被君王所操控，教会成为为国家、君王服务的工具。因此18、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与人民纷纷起来推翻黑暗的农奴制度，最后导致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举消灭了地面上近千年之久的东正教会，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东正教会才重新恢复，但至今也没有恢复到过去的光景。
再看中国，从公元635年景教传入中国到现今，基督教曾四度入华,先后经历了唐、元、明末清初以及近代初期四个传播时段，近一千多年了。但与基督宗教在欧洲的迅速发展、壮大不同，基督教在华的经历可谓是命途多舛。基督宗教四次传入，四次被消灭，最近的一次是1968年，地面教会被整体消灭。
再看西方教会，他们执行上帝的第一使命，把福音传遍西方，同时也执行第二使命：文化使命，他们内抗强权、外御仇敌，归化蛮族、改变异教文化，建立制度、健全法律、使其文化基督化。因此从初代教会开始建立到现在，他们从来不曾被消灭过，虽然现在西方无神论兴起，但教会至今仍然屹立不动。
总结亚洲教会被消灭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陈鸽说的第四点：“传福音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新。”是不正确的，如果教会只执行第一使命：传福音，不执行上帝给我们的第二使命——文化更新，不但不能带来社会进步、文化更新，反而是教义被扭曲，教会被消灭，我们就会一再重蹈亚洲教会失败的复撤。
结论：
第一使命、第二使命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都是要我们基督徒与教会认真去执行的，中国教会必须向西方教会学习，不但要执行第一使命，也要执行文化使命，把我们这个偶像崇拜的异教文化基督化。中国教会还要剔骨疗血，把我们自身中的很多崇拜偶像的因素清除干净，回归大公教会，成为基督身体中健康的一员。神把他造的这个宇宙交托给我们管理，我们中国教会要真正成为神的好管家。
注释：
（注1）《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美）撤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Samuel Enoch Stumpf) 詹姆斯·菲泽(James Fieser)著124——125页。
（注2）《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美）撤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Samuel Enoch Stumpf) 詹姆斯·菲泽(James Fieser)著163页
（注3）道格拉斯.f.凯利博士《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47页
（注4）《权利的变革：早期加尔文教中的法律、宗教和人权》8页
（注5）（引自《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134、135页）
（注6）引自沈阳《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144页
（注7）道格拉斯.f.凯利博士《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63页
（注8）（引自王怡讲课《基督教会史》）
（注9）（引自王怡讲课《基督教会史》）
（注10）（引自王怡讲课《基督教会史》）
（注11）（引自王怡讲课《基督教会史》）
（注12）（梁家麟《倪柝声的升迁荣黜》95页）。
（注13）（梁家麟《倪柝声的升迁荣黜》95页）
（注14）《敬奠瀛、左顺真的交代材料》，1952年6月25日
（注15）
[url]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B6%E7%A8%A3%E5%AE%B6%E5%BA%AD/7144845?fr=aladdin[/url]
（注16）
[url]http://wellsofgrace.com/biography/biography/wmd.htm[/url]
（注17）引自莫菲特的《亚洲基督教史》，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中心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