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9-3-13 10:54
张抗抗：留在荒原上的坟
张抗抗：留在荒原上的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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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抗抗：留在荒原上的坟
阳光天明雅读院 昨天
留在荒原上的坟
作者：张抗抗
离开鹤立河以后，农场的生活却常常在梦中出现。有时在课堂上听着老师讲课，不知不觉地就走了神，恍惚中竟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原来一个人8年的青春岁月，并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眼前常常会隐隐的出现一片小树林，树林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原野，积着厚雪，雪上飘落着一些枯叶。林中有几座孤零零的土坟，坟前插着一块块木牌子，就算是墓碑了。知青刚到农场时，听说那些低矮的土坟中，葬着老死北疆，遗体无法送回故乡去的“二劳改”，留在这里做了荒原的野鬼。
过了几年，那林中又添了几座新坟，新坟略高，照例插着木牌代替墓碑。每逢清明，坟前会出现几束野花，偶尔还有半截蜡烛，那是蜡烛被人点燃后，又被风刮灭的。
墓碑上的字工整清晰，写着：知青XXX之墓。没有亲属的名姓。
多年前，我曾到那里去过一次，去祭奠那些永远遗失在黑土地上的知青战友。临别农场前，我很想再去看望他们一次，却终于没有去成。
葬在那里的几位知青，同我并不熟识。但我知道他们的故事，并在心里一次次地咀嚼。那些悲惨的故事本来不应该发生——那场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此无情地用他们年轻的生命，为那个年代支付了昂贵的代价。
那个鹤岗知青死于我们到达农场后的第一个冬天。他和其他几个男生，坐在爬犁上，去场院打夜班拉稻草，脱粒后的稻草很宝贵，全指望它做一冬的燃料烧炕取暖。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那辆爬犁制作得其大无比，差不多有四辆卡车的面积，小伙子们都希望表现得好些，装车十分卖力，把爬犁上的稻草，装得像一座小山一样。如此巨大的爬犁，用牛用马是难以拉动的，所以，冬天拉爬犁，必须出动东方红拖拉机。他们用粗绳把整个爬犁上的稻草固定，然后一个个地都爬到了小山似的稻草顶部，趴着卧着，让拖拉机顺便也把他们拉回连队来。那是一个寒风呼啸的深夜，拖拉机行驶中的隆隆响声，人们互相说话都听不见。马力充足的拖拉机，拉着那一大堆稻草，在雪地上隆隆行走。后来有知青说，当时的情形很像是平地上移动着一座碉堡，或是一头怪兽。
夜已深，大家都困倦了，又累又乏，有人睡着了。那个男生也睡着了，他没有察觉到身下松软的稻草，正在拖拉机的震动中，慢慢地往一边塌陷下去。当他睡着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忽然随着稻草的一角，往前坍塌倾倒下去。致命的死因是他的位置——他正处于拖拉机机头和爬犁中间的空档之中。当他滑到地上的那一刻，紧接着巨大的爬犁就压上了他的头颅。那是一根根粗壮的松树原木，加上速度和载重量，他没来得及喊一声救命，甚至连哼都没哼一声，爬犁就从他身上碾压过去。等到同伴们发现草堆上少了一个人，拼命叫喊让拖拉机停车，那喊声却被风声被马达的轰鸣淹没，爬梨又拖着他的身体走了百十米，直到有人急得脱下了脚上的棉鞋，狠狠地扔到车篷顶上，那拖拉机手感觉情况异常而停车——那时，在风雪和黑暗中，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已是一具血肉模糊、冰冷僵硬的尸体。
他默默地离去了，什么话都没有留下。在他死后的很长时间内，同连队的战友，都把他当做战场上牺牲的烈士一般来祭奠缅怀。
而那个温州知青却是由于打架而死。1968年、196年，各地的知青刚到农场的时候，携带着浓重的“文革遗风”和武斗中残留的英雄豪气，再由于各自的生活习惯、语言和行为方式不尽相同，一条大炕上共同生活，自是矛盾百出。然后迅速分成了“杭州帮”、“宁波帮”、“鹤岗帮”、“哈尔滨帮”，划分“势力范围”，争夺“霸主”地位。有时为了一 管牙膏、一勺热水、一只袜子、一根头发，彼此都会大打出手，打得不可开交。战斗进行到最惨烈的阶段，知青们动用了铁锹作为武器。一个知青抡起铁锹朝另一个知青头上劈过去，那个温州知青当即被砍破脑壳，脑浆进裂，砍下的头皮连着头发往下淌血，昏倒在地。后来，在送往场部医院的途中，终因失血过多而死。
还有一位绰号叫“亚非拉”的杭州知青，我曾在场部招待所见过他。因一头黑发天然卷曲，皮肤微红，身材精悍，故得名。他的死是因为一条狗。据说“亚非拉”生性顽皮，擅长偷鸡摸狗。一次，他看中了一条无主的野狗，久闻狗肉“贼香”，决计要打了来吃。便找了几个人，穷追不舍，终是将那条狗当场处决。那狗眼看着已经躺在地上没了气息，他得意之下，伸手去拍狗的脑袋。
谁知那狗生命垂危之际尚有报仇的志向，竟然猛地张大嘴露出牙齿，挣扎着在他的胳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时流血不止。“亚非拉”并没当回事儿，草草包扎之后，吃完了香喷喷的狗肉，也就忘在了脑后。不料一个多月后，“亚非拉”突然得了急病，高烧不退，面红耳赤，滴水不进，而且见水就抽搐，嘴里发出怪声。速送场部医院后，诊断是“恐水症”，也即“狂犬病”。医生说若是被狗咬的当时就注射疫苗，尚可预防，但等“狂犬病”发病时就无药可医了。
连队战友们眼睁睁地看着“亚非拉”一周后痛苦不堪地死去。临死前，他告诉从杭州赶来的家人，说他还欠着某某人多少钱，让家人勿忘悉数还清，在场的人全体失声痛哭。
三分场杭州知青陈罡，为连队猪舍饲料库房救火，房屋坍塌，被埋于火中；另一位姓韩的杭州知青，是二分场的胶轮拖拉机手，1977年麦收时节，他开着拖拉机去镇上拉面，途中拖车的车轴突然断裂，车翻入路边深沟，车的方向盘顶在他的肚子上，主动脉破裂，血流满腹腔，不治身亡。
还有常见的传染病如出血热、肝炎、阑尾炎……夏季，有人拉痢疾拉得脱水，上厕所蹲下就再也没能站起来……任何一种疾病都可能被误诊被感染，然后转化成经久不愈的慢性病而后并发症而后不治身亡。
还有因家境突变、因失恋、因遭人诬陷无处申诉的自杀者……
当那些同一列火车来的知青战友们，终于欢天喜地地踏上了返城的火车时，一些人却被永远地留在了这里，留在了无垠的荒原和冰冷的寂寞之中，同肥沃的黑土地融为一体。当知青纷纷离去之后，那小树林的土坟上也许已经长满了青草，连清明时节的花圈也不会再有了；那未曾刷过油漆的木牌也许早已朽蚀，再也看不清上面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哪一年来自哪一个城市?曾就读于哪一所中学?
他们从未在“扎根信”上签过名，但惟有他们把“根”留在了北大荒。
我无法忘记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一直是以小树林的形象出现的，无论是清晨还是黄昏。我常想象着那些荒原的土坟上都长满了树，柞树和柳条子，歪歪扭扭的，不太像成材的树的样子，但它们仍然是一棵树。
30年过去了，在我们忙碌的日子里，那些留在心灵上的弹片，有时会麻木得感觉不到，有时会觉得它们已渐渐融化或脱落。但那些死去的知青战友，那些曾被弹片无情击中、击倒的人，总是像棵孱弱的树一样站在我面前，用它们的枝权和芒刺，时时触痛着我，拨动着我心灵上的那些弹片——使它们在夜深时发出铮铮响动，将我一次次地从睡梦和浑噩中惊醒。
我写下以上的文字，只为慰藉自己。而一代人的青春和生命，却已无从赔付。
就让弹片嵌留在我们的体内，作为永久的戒尺，也罢。
二劳改
作者：张抗抗
60年代的合江地区境内，有鹤立河、梧桐河、笔架山、莲江口、香兰这5个劳改农场，都以种植水稻为主。“文革”开始后，这些农场从劳改局划归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原劳改农场就将大部分刑满就业人员，陆续遣散各地。我们到达时，原来就业人员居住的大宿舍都已腾空，整个大院进驻了几百名知青。我们到农场的第一年，顿顿吃的大米饭，是那些就业人员去年秋天收获的稻谷，产量颇丰。
但还有一些就业人员，由于老家已无亲人，由于子女和亲属拒绝收留，由于疾病等等原因，便要求继续留在这里，把农场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了。被批准留在农场的那些就业人员，各个分场都有几十个，大多具有农业、畜牧业或机械技术的丰富经验，分配到各个连队，正好用来指导知青从事生产。
他们大多是一些沉默寡言的人，年龄大约在30岁-50岁不等，各地的口音都有。他们的脸上终年没有笑容，恭恭敬敬、唯唯诺诺，低着头走路，弯着腰干活，躬着身子回答别人的问话，多一个字都没有。他们指导知青种地——打埂灌水播种除草收割脱谷，种菜养猪赶大车拉爬犁…他们多半是自己埋头做给知青看，从不说应当这样应当那样，“应当”这样的话不是他们说的。
很少有人认真地留意他们干活的动作要领，更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解。如果真的是在他们的“谆谆教导”下学会了农业劳动，岂不是变成接受“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再教育了吗?
这简直太荒唐太可笑了！知青们决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刑满留场就业人员”这个概念，从另个意义上说，就是犯罪分子，就是阶级敌人，就是牛鬼蛇神！他们虽然已经刑满释放，但他们曾经犯下了滔天罪行，曾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成为不耻于人民的狗屎堆！“文化大革命”究竟革谁的命呢?在城里有走资派，有黑线的代表人物，有资本家国民党特务，要想革谁的命，一革一大串；而到了北大荒，到处都是转业官兵，是贫下中农，尤其这国营农场，连个地主富农都找不出来，真令人大大地扫兴。
但阶级斗争的弦决不能放松。年年月月日日每分每秒，都要牢记以阶级斗争为纲。
那些出身好、表现好、积极要求进步、高举着继续革命旗帜的知青干部们，终于有了重大发现“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就是我们面前的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当然不能心慈手软。
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当他们企图“指导”生产的时候，我们决不能言听计从。我们重要的不是学习生产技术，而是高度警惕防备他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他们若是让我们天晴了再撒化肥，我们就偏偏要在雨天把化肥撒下去；他们若是要将水田的水灌满，我们就偏偏要将水痛快地放掉；打药除草时他们若是要按1比10的剂量配制，我们就必须改成1比1或是1比100；割水稻时他们若是要求我们等稻穗低头、稻秆发黄了再开镰，我们就必须赶在第一场秋霜下来以后早早动手…
终于有了斗争的目标和对象，并非是假想的敌人而是千真万确的敌人。伟大领袖的教导放之四海而皆准，与人斗果然其乐无穷！我们绷紧了头脑中的阶级斗争之弦，箭在弦上，每时每刻都将射向靶心。我们因此热血沸腾斗志昂扬。
很快的各个连队都纷纷地抓到了那些“刑满留场就业人员”企图破坏生产的罪证，把他们揪出来开批判会，口号声此起彼伏，连队枯燥的生活顿时很热闹了一阵。
那些看热闹的知青群众们，包括一些觉悟低出身坏的“落后分子”，虽说本来对阶级斗争什么的并不感兴趣，却忽然发现，虽说自己的处境不妙，可这地方竟然还有处境更不如自己的人。
本以为自己是落到了最底层的，没想到还有一个装满垃圾的地下室。也很令人振奋！
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你便可以尽情地藐视这些“刑满留场就业人员”；你可以大声呵斥他们、指使他们、差遣他们、戏弄他们；你可以把最脏最累的活儿推给他们去干；可以把自己的过失肆无忌惮地加在他们头上；可以对他们大肆骂脏话以泄心头无名之火；可以到他们的住处任意取用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是不敢反抗的；他们惟有低头认罪，甚至卑躬屈膝地讨好你们；他们对于各色人等所有的刁难和折磨，都只有逆来顺受。
没有人会指责你们的冷酷，没有人敢批评你们的轻狂，因为你们高举着革命的旗帜，因为你们是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虽然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但还有人应当接受你们的再教育；虽然你们的政治地位已岌岌可危，但同他们相比，你们才会有高高在上的良好感觉；当你们贬损着他们、诋毁着他们的时候，已往所受的一切不公都得到了补偿；你们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那种变相的奴役使你们产生快感和满足。
因此，对“刑满留场就业人员”无论怎样苛刻、怎样无情，都是不为过的。这是阶级斗争觉悟的表现，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驱使，是革命的行动，是时代的必然。谁要是同情“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就是同情反革命！
由于“刑满留场就业人员”这个称呼太长，叫起来太麻烦，知青们便加以提炼和改造，依照他们曾有过的身份，很精粹地将他们改称为“二劳改”。
“二劳改”又好叫又好记，还随时随地地体现出阶级斗争的意味。“二劳改”的称呼传播速度很快，不胫而走，没过两个月，全场知青人人都一口一个“二劳改”如何如何了。
记得有一次刘主任下地参加劳动，回来的路上，和颜悦色地对几个知青说：“以后你们不要管人家叫‘二劳改’，他们虽然曾经犯过罪，但刑满释放后，就不是犯人了，这么叫不符合党的政策。
还有政策吗?政策是什么?没听说过。大家眼睛里一片茫然，都不吭声。
刘主任这番话，后来被一位知青干部作为“右倾”言论汇报给总场工作组。工作组的人不表态，从此.“二劳改”就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一直使用到知青返城为止。
“二劳改”被正式确立以后，知青们面对“二劳改”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二劳改”们的“管教”。知青擢升为“管教”，阶级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他们在劳改农场日后的岁月里，极少有的一点点精神安慰。
“二劳改”的住处是和知青隔离的，他们一般都三三两两地分别住在场院、仓库、菜窖、大车队、窑地等偏僻的角落里。一所简陋的茅屋，一铺炕、一个水缸、一个灶，便可安身立命。在二分场东北部十几里地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村落”，盖着几间茅屋，人称“病号队”。专门收容那些年岁已高、体弱多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的“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由农场单独管理他们的生活。他们中间还能动弹的人，每日编土篮子、养鸡种菜，直到终老病故。
“病号队”让人谈虎色变，有人说那儿集中了一些麻疯病人，有人说那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堡垒。但奇怪的是，并没有人愿意主动向堡垒出击。可见，阶级斗争也害怕麻疯病什么的。
我所在的菜园队，有三五个“二劳改”。他们无声无息地来去，一身黑色的衣裤大同小异，无论冬夏，一顶破旧的帽子遮住了他们的颜面，所以，我从来没有搞清过他们到底有几个人。每天早晨，我们出工到菜园，他们早已在那里埋头干活了；傍晚，我们收工时，他们还没有走的意思。他们的劳动时间要比知青多三四个小时，但从不需要别人监督看管，早来晚走，天经地义。冬天的时候，他们几乎一整天都呆在黑暗的菜窖里，靠着一盏微弱的马灯，弯腰收拾着白菜萝卜，手脚从不停歇，那张黄瘦的脸混在黑乎乎的土豆堆里，分不清人和土豆。他们偶尔站立起来，一动不动地就像菜窖里的一根根木桩子，投下一条条柱子似的黑影…
记得有一次一个男生大惊小怪地对我说：“嗳，你见过从前的奴隶没有?你看他们像不像奴隶?就像电影里那样的……”
慢慢的时间长了，也许是听李队长说的，也许是听老职工分配在菜园队的家属们说的，道听途说地知道了一些“二劳改”们的来龙去脉。在当年那个年龄，听得让人惊心动魄——
有个叫苏恭的“二劳改”，广东人，原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官员，没有跑到台湾去，解放后就被判了刑送到黑龙江来了。刑满后不知道为什么不愿意回广东老家去，就留在了农场；另一个高个子的东北老头儿，是个强奸犯，老婆同他离了婚，孤身一人，无家可归；还有一个中年人，老家在河南，听说在困难时期，3个孩子被饿死了两个，实在活不了了，就去偷了生产队的白薯。队长带人到他家里来搜，他死活不交，厮打起来。一怒之下，拿菜刀把队长砍伤了，被判了10年，送到了这里。他说黑龙江的日子比老家好过多了，能吃饱饭，每月还有四十几元钱的工资，可以往家寄钱养活老婆孩子；还有一个老右派，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当的右派，原单位把他开除了，城里没亲人回不去，就留在农场看水库。
这些“二劳改”每月的工资36-48元之间，比知青略高，省吃俭用的，日子还算过得去。他们一般都把节省下来的钱寄回老家，或者攒下钱几年一次回老家去探亲。看上去，他们的生活比知青好过些。这真叫人有点忿忿不平！
不久后就听说发生了这样的事：分场的通讯员贪污了“二劳改”们托他代办的汇款。邮电支局设在离二分场7公里外的七分场，通讯员每天去取一次邮件，顺便把分场里大家要寄的信件邮包和汇款带去办理。那个通讯员好像是个双鸭山知青，他发现“二劳改”隔三差五地常给家里寄钱，就动了邪念——那钱经过他手，并没有寄出去，而是让他给挪用了。他对“二劳改”撒谎说钱已汇出，但“二劳改”家里来信说钱并没有收到。
通讯员一次搪塞二次对付，“二劳改”跟他要汇款收据，他拿不出来。“二劳改”也是个较真儿的人，跑到七分场邮局去查询，查来查去，那事儿终于露了马脚。“二劳改”报告给了分场革委会，领导也不能不管，找那个知青谈话，问他的动机，他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一个‘二劳改’嘛，阶级敌人也配有工资?我替他花了，是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让他为人民作贡献啊……
分场领导有些哭笑不得，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反驳他才好。贪污归贪污，却也不能因为这点小错误，把“新生事物”判了刑去当“二劳改”。慎重研究一番之后，把那个通讯员免了，下放到连队劳动了事。
始料所不及的是，此事却给另一些知青以极大的启发：既然“二劳改”不配有工资，他们的钱不贪污白不贪污，应该让他们多多立功赎罪才是。
那年春节前夕，看水库的那个“二劳改”被人杀了。那个老头儿一直住在水库边上的一座土房里。水库离分场有十几里地，到了冬天，除了打鱼的人，极少有人到水库那儿去。老头儿一个人孤单，就养了一条狗做伴儿。事发那天，人们先发现了那条狗，那条狗在清晨突然出现在分场家属区，身上都是血迹，咬着人的裤腿就往大路上拽。人撵它不走，揍它不走，也不像往常那样狂吠，只是一个劲儿呜呜咽咽地哼哼。
有个职工认识那条狗，心里纳闷起来，就跟着它往路上走，那条路通往水库，人迹罕至，雪地都没有被车辙压过。没走多远，就看见路中央躺着一个人。一看，正是那个看水库的老头儿。老头儿浑身都是血，像是被人砍了许多刀，只剩下一口气，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职工赶紧回分场找保卫干事报案，一边找了一辆牛车，把他送到了医务室。
他流血太多，到底没抢救过来，死在医务室里。临死前，保卫干事拼命地朝他吼着，问他是谁?他瞪着眼嚅动着嘴唇，只说了两个字：“知青“。
当我知道此事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很久，案情基本上真相大白了：临近春节，有两个浙江知青想要回家探亲，没钱，每个月32元钱的工资，都喝酒喝光了，连路费也凑不齐。两个人琢磨了几天，忽然就想到了那个“二劳改”。据他们自己交待说，起初只是想去“借点钱花”。那天晚上，两人摸黑寻到了水库边上，那条大狗冲着他们叫个不停，令人胆战心惊。
他们给老头儿带去了一瓶酒，老头儿以前见过他俩，也没防备。酒喝得差不多了，他俩就开口向老头儿“借钱”。老头儿说没钱，钱都寄回家了。两个人不信，翻了翻炕席，也没找着什么。正扫兴着，其中一个看见了老头儿手腕上的手表，是一块半新的上海表。于是，一个知青把另一个知青叫到外面撒尿，说那就只好抢了，抢来手表也能换钱。
另一个问，若是抢不下来咋整?一个说那就把他办了。另一个不敢，说那是犯法。一个冷笑着说你别忘了他是“二劳改”，他的命不值钱，杀了他也没人管，咱这是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个无话可说。两个人统一思想后进了屋，二话不说就动手抢劫。却一时忘了身后还有一条狗，那老头儿一声呼唤，狗便扑上来咬，咬得他们难以招架。那老头儿又死倔，拼死捍卫他的手表不松手，那块表掳得好不费劲。绝望中，其中一个人顺手抄起了水缸上的菜刀，把老头和狗砍伤，抢了手表就跑。当夜便跑出去40多里地，一口气跑到鹤立镇跳上了火车。
那块手表后来卖了58元钱，还不够他们回家的路费，是逃票扒火车走的。
他们曾以为那夜月黑风高，冰天雪地，没人会知道这事儿。等过完春节即使被人发现，黄花菜早就凉了，连个证据都找不着。却没想到那老头儿从昏迷中被他的狗唤醒，硬是忍痛从那土屋里爬了出来，沿着雪地上的路，一步一步地往分场方向爬。
那条狗在他的前面带路，走一段便回头去照应老头儿，老头儿昏死过去，那狗便将他唤醒，然后再接着一瘸一拐地往前拱…天快亮的时候，几乎就到了分场大院的边缘，老头儿实在是爬不动了，又一次昏了过去，那条狗才急得到家属区去拽人的裤腿儿…
那条白雪覆盖的路上，被画上了一条断断续续、弯弯曲曲的红线，是老头和狗留下的斑斑血迹。
这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真实的惨案。
由于老头儿拼死报案，此事被及时发现，破案就变得简单多了。各个连队点名一查，便知道那晚有谁夜不归宿，谁突然消失不见，然后连续几日不见踪影。场部立即派人到那两个知青的老家，将他俩缉拿归案。
据说审讯也是极其简单的，那两个知青痛快地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大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英雄气概。事后保卫干事摇着头嘟囔说：“他俩根本没当回事儿，还以为自己是在为民除害呢……”
抢劫杀人的“知青”中，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另一个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案犯不服，上诉的理由是：被杀者为“二劳改”，从阶级立场出发，案犯应被从轻发落。但上诉被驳回，上级“司法部门”认为“二劳改”也享有人生的权利，且没有阶级报复的证据。
临刑前，那个人依然从容自若，又似乎有些茫然委屈。为什么杀了“阶级敌人”，仍然会被判处死刑?他到死也没有明白。
并没有人教唆他这样做，也没有人直接指导他得理直气壮；他杀害“二劳改”的理由和胆量，也许从很久以前就被开始培养了。他从小受的教育和他成长的环境，都为他提供了杀害“二劳改”的心理基础。时隔多年，我甚至再不忍心谴责那两个知青的残忍，因为那并非仅仅是他们法律观念的淡漠、法律常识的欠缺，也并非是青年人单纯盲目的暴力倾向，而是人性深处奴隶主基因的一次真实暴露。更由于整个社会中对人、对人权、对人性的漠视和误导，造成“文化大革命”期间，人的尊严被残酷践踏的惨烈后果。
“阶级敌人”就不再是人吗?曾经触犯刑法的犯罪分子，即使改邪归正，也再不能享有做人的权利了吗?
有没有人或是某个团体，有勇气宣称对此事负责?
我在19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白罂粟》，曾以此真实的素材为蓝本进行提炼加工，表述了知青对“人性”和“人权”的重新思考。小说发表后，遭到报刊的一系列批评，认为《白罂粟》带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倾向。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人类若是不讲人性，莫非讲鬼性讲魔性讲妖性吗?即便是“二劳改”的那条狗，也还懂得捍卫主人的“人权”，连狗都通人性，“无产阶级”为什么要把人类这一基本原则，让位给“资产阶级”?
时至今日，旧事重提，只为立此存照。
1982年我重返农场，已经极少见到当年的“二劳改”了。不知道他们最终仍是回了自己的家乡，还是终老病故，被葬于这片陌生的黑土地之下?也不知道那个饿急时偷了生产队白薯的男子，是否已得到平反?
我在一片油绿的瓜地地头上的一间简陋的窝棚门口，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我认出那是当年在我们菜园队干过活的“二劳改”。他仍穿一身黑衣黑裤，坐在门前一根朽蚀了的原木上，手里捧着一头金黄色的向曰葵花盘。那花盘干瘪瘦小，似乎尚未完全成熟，他那青筋爆满的手背微微有些颤抖。他用颤抖的手指，将嫩生生的葵花籽一粒粒地从花盘中抠出来，然后小心地放到嘴里，慢慢地咀嚼起来。他吃得那么专心，以至于根本没有发现身后有人。
他就那样吃了很久，脖子上衰老的皱皮随之蠕动着，像一棵在风中摇曳的老树。
那是被风刮落的向日葵花盘吗?
过了好一会儿，他茫然地转过身来，稀稀拉拉的牙齿上挂着葵花籽新鲜的浆汁，混浊的目光无动于衷地扫过我身旁的吉普车，又呆滞地低下头，继续吃他的葵花籽了。
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瞭望塔
作者：张抗抗
每次我们到场部办完事，从鹤立镇下火车，然后搭乘马车牛车或是胶轮拖拉机(也称“热特”)，回二分场去，刚刚拐过那个名叫“守望”的村子，就能看见分场一角上那座高高的瞭望塔。
瞭望塔披风沐雨地伫立着，终日沉默不语，威严而又有些狰狞，恪尽职守地“监视”着我们这几百个知青。
瞭望塔是用几十根一人合抱粗的原木，交叉着搭架起来的。底部较宽，一层层依次往上收缩，最顶端一层，有个可以站三四个人的平台，还有一个小小的顶盖，是当年看守劳改犯的岗楼。十几年过去，那座木架已呈黑色，底部贴近泥土的木柱脚边，夏天的时候，会长出几丛褐色的蘑菇，北大荒人管那叫“狗尿台”。
它是分场里最高的建筑物了，在上面一定可以望得很远，至少能望见8里地以外的水库；有人说能望见鹤岗和佳木斯。
出于好奇，我一直很想爬到瞭望塔的顶上去看看。
但瞭望塔是禁止攀登的，领导说那是为了知青的安全。我们几个女生悄悄地商定，等农场放假没人管的时候，一定要设法去爬一爬。
可是，还没等我们真的去爬瞭望塔，却听说有人从瞭望塔上跳下来了。
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我们刚从土豆地里收工，走到分场的土墙那儿，就看见许多人慌慌张张地往“大架子”那儿跑(大家都管瞭望塔叫“大架子”)。接着，看见分场的杨大夫和刘护士，也背着药箱往那儿跑。有个知青对我们喊道：“快去看啊，有人从‘大架子’上跳下来了！”
我的心猛地被抽紧，大家都纷纷跑散了，我却愣愣地留在原地不敢去看。从“文革”以后，凡是听说这类事，我总有一种本能的恐惧。
回到宿舍，过了一会儿，去看热闹的人回来了，几个鹤岗的女知青说：“跳“大架子’的那个人，血肉模糊地躺在那儿不会动了，分场已经派了”热特“’往场部送，他肯定活不了了。”那人是她们的同学，名叫孙大军，鹤岗知青。她们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问她们孙大军为什么要跳“大架子”，都说不知道。
后来一些日子里，分场的知青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要去小卖店，就要路过那座瞭望塔，谁都绕着走。
慢慢就听连队的男生们说，孙大军要跳“大架子”，是早就“蓄谋已久”的了。
孙大军是大车队的马车老板，赶马车一把好手。但他的脾气特别暴躁，遇上马不老实不听话，他就用鞭子抽。一次，在地里拉麦秸，那驾辕的马又犯浑了，死活不走，还尥蹶子踢人，孙大军一怒之下，在地头就狠狠地教训起他的马来。他用鞭子抽马头，越打越来气，越打越来劲，一直打到那马趴下了还不肯住手。后来总算是把马车赶了回去，结果那匹马第二天就死了。
孙大军失手打死了马，心里很难过也很后悔。其实，他很喜欢当车老板，除了胶轮拖拉机以外，马车是农场最优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大鞭子一甩，车轮嘎嘎响，那感觉挺威风挺帅气的。再说车老板不用下地干活，装车卸车也不用他动手，整天坐在马车上哼着小曲溜溜达达、轻轻松松、自由自在的，还时不时地有人求着他给捎脚拉东西，买盒烟买瓶酒吃个饭捞点外快都是常事儿。
但孙大军给农场造成了经济损失，犯下了严重错误，这下子车老板怕是当不成了。领导让他写检讨，他写得痛哭流涕，说自己一定痛改前非，但求还能让他继续当车老板。车老板那个肥缺，自然是早就有许多眼红的人盯着，这回孙大军犯了事，不少想代替他的人，就恨不得往死里整他。于是，有的知青找领导说，孙大军家庭出身有问题，打死马是为了进行阶级报复。既然是阶级报复，光写检讨是不够的，还应当送场部蹲小号，应当处分、应当调出大车队，让他到农业连队去下大田才是。
孙大军果然被送到场部蹲了几天小号。回来后，把他调出大车队的处分决定刚刚宣布，他就一咬牙从“大架子”上跳了下来。
孙大军是个烈性子，他早就打算好了，若是不让他当车老板，他宁可死。
据说，那天他在“大架子”顶上站了好久，望着他的家乡鹤岗的方向，有人看见他扶着木柱子很伤心地哭了。风吹起他的头发，像一只被钩挂在树梢上的风筝。首先发现他跨出了“大架子”顶端的栏杆，站在了岗楼边缘的危险地带的是一个“二劳改”。那个人一下子就明白了，便在瞭望塔底下拼命地喊，说孩子你可别跳哇，千万别想不开，你还年轻，往哪走都有路啊…他声嘶力竭的喊声，引来了农场的干部和知青，许多人围着大架子，又喊又劝。但孙大军只是麻木不仁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如此僵持了好一会儿，保卫干事决定往“大架子”上攀爬，就在他快要登上瞭望塔顶的那一刻，孙大军忽然伸开双臂纵身一跃，像一只大鸟似的飞起来，然后迅速地坠落——在场的人都惊叫起来，有人冲过去试图能够接住他，他落地时那一记沉闷的碎裂声，湮没在人们惊恐的喊声中…
孙大军被送至场部医院急救，又被及时转到鹤岗医院治疗。也许是由于他落地时被那个“二劳改”用力地挡了一下，力量有所缓冲——孙大军严重受伤，却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他在鹤岗治疗休养了大半年后，竟然又重新站了起来。
我在第二年夏天见到孙大军的时候，他正在瞭望塔附近闲逛。由于药物和激素的作用，他变得又白又胖。人说他虽然捡了一条命，但脑子受了损伤，看人的眼光木呆呆的，说话也不大利索。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被病退回鹤岗去了。
孙大军经历了这番生死搏斗，却仍然还是当不成大车老板。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去爬“大架子”了。
几年以后，当年意气风发的知青们，一个个地离开了农场，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地方，那座瞭望塔一直目送他们到再也望不见为止。
瞭望塔从此孤独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