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9-2-6 05:41
一九六〇：过年
一九六〇：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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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过年
一九六〇年，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进入了第十一个年头。那年我十七岁，正在安徽的砀山中学读初三。...
一九六〇年，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进入了第十一个年头。那年我十七岁，正在安徽的砀山中学读初三。
这年的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展望60年代》的元旦社论，用激昂慷慨的言词向人民陈述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宣布已经实现了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号召，继续向人民描绘着共产主义的无比光辉灿烂的前景，重复着“感英超美”的口号和“东风一定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理论，最后说：“我们不仅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第二天，即一月二日《人民日报》再发题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社论。“大跃进”的热浪仍然在膨胀着。
我那时在安徽省砀山中学面北的一个阴冷的教室饥肠辘辘地学习着这些社论，幼稚地憧憬着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
当时饥荒已经像瘟疫一样在蔓延，饿死人的消息不胫而走。为了减少我们思想上“受到不良政治影响”的机会，过年也只放三天假。放假的时候，已到了年三十。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吃过早饭，我们一群十几岁的学生高高兴兴地踏上回家的路。初升的太阳照在地面的残雪上发出刺眼的光，冰茬在脚下发出“喀嚓喀嚓”声。我们一路上说着笑着——对我们来说，能回家见到父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总是高兴的。
我是那一群中年龄最小的，最耽于幻想，脑子里想着儿时过年时的欢乐，不由得加快了步伐。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听见菜刀剁在案板上发出的“啪啪”的声音，我心里一阵惊喜：这不是我所熟悉的剁饺子馅的声音吗？今年还照样能吃上饺子！
进到门里我一眼看见满案板的红芋叶子。父亲、母亲看见了我，说了声：“三儿回来了。”全然没有以往见到儿子从外地回家过年的高兴，家里的其它人见到我也是一种木然的表情。
中饭，大年三十的午饭，是一大锅红芋叶子，夹杂着星星点点的几个黄豆粒。母亲给我盛“饭”时用筷子一粒一粒地拣，想给我的碗里多盛几粒黄豆。全家每人一大碗，个个默默地津津有味地吃着，偶尔碰到一颗黄豆粒，像是吃到一块肥肉，在嘴里贪恋地反复地咀嚼，久久不舍得下咽。
后来母亲告诉我，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早被搜干了，锅也早在大炼钢铁时给收走了，村干部只要看到谁家冒烟，就跑到你家里来搜粮食，家家户户只有偷偷地煮红芋叶子和野菜。中午吃的红芋叶子里的黄豆粒是从豆秸里抖出来的。
下午是在饥饿、寒冷和沉默中度过的。整个村子笼罩在令人压抑的死寂里，完全没有任何节日的气氛，没有孩子们的嬉戏，没有大人们张罗过年时脸上流露的欢乐，有的只是清冷、凄凉和寂静，好像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着一场大灾难的降临，在饥饿与惶惶不安中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晚上——大年除夕——没有饭。这些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了一天两顿饭。我们这里流行着一句话：人是一盘磨，睡倒就不饿。所以，天还没黒，为了减少能量的消耗，人们便早早地上床，在床上饥肠辘辘地熬过漫长的寒夜，心里盘算着明天哪里能够弄到点什么吃的。但是，明天，明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呢？人们便这样一天天地熬着，挨着，默默地等待着。几千万人便是在这样的等待中死去的，他们始终没有等到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反而先作了饿死鬼，下了地狱。
外面，没有星光，没有灯火，没有过年的喧嚣，只有如磐的暗夜裹着的死一般的寂静。
“开会了！”突然黑夜里传来一声厉叫。因为静，这声音显得格外刺耳，乃至令人为之震颤。
“开会了！开会了！”又是接连两声划破夜空的厉叫。
父亲即刻起身下床，说声：“我去。”
嫂子央求地说：“我去吧？”
“不，我去，”父亲坚决地说，用布带子扎紧旧长袍，一瘸一拐地踏出了屋门。父亲有裂脚的毛病，一到冷天，双脚纵横开裂出条条口子，鲜血从裂口里流出，粘住家织布缝制的袜子，常痛得他不能走路。
“您大大（父亲）的脚后跟裂的口子像孩子嘴样，唉……”看到父亲出门，母亲心疼得说了一句。
母亲告诉我，村干部带着几个积极分子天天晚上开会斗社员要粮食。这几天正斗前院的欧四奶奶，七十多岁的小脚老妈妈，叫人家站到桌子上，每只手托着一根筷子，还要双胳膊架平，叫“架飞机”。老人家哪能撑得住？“扑腾”一声从桌子上栽下来。那些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仅不拉，还用脚踢她，说她是装的。
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先排好斗争的对象，开会的时候，干部把事先安排好的对象喊出来，叫他（她）站在两排人中间，让两排人互相推来搡去，挤压被斗者。面前的一排人先把被斗者推过去，背后的一排人马上反推过来，并抱怨说：“你们挤我干啥？”面前的一排人再推过来，反问：“谁推你啦？”背后的一排人又推过去，又说：“就是你们推的！”面前的一排人第三次推过去，说：“就是你们推的！”背后的一排人第三次反推回来……如是反复推来搡去挤来压去，被斗者早已不堪忍受，然后胡乱供出一个所谓藏粮的地方。村干部于是带人到被斗者说出的地方搜粮，当他们无功而返时，被斗者又会因为“撒谎、不老实”再遭受一场斗争。至于结果，除了更多的人死于非命之外，是弄不到一粒粮食的——那时，地皮已早被刮了三尺了。
参加这样的会议，无异于接受一次酷刑，此举也是连干部“杀鸡给猴看”，让其余的与会者看一看，想一想，赶紧“供出”“藏粮地点”，否则，不知道哪一天你也会成为被斗者。所以一听见喊开会，社员们就吓得发抖。父亲怕吓着嫂子和家里其它人，逢有人喊开会，谁也不让去，都是拖着布满流血裂口的双脚自己去。每天会上斗了谁，怎么斗的，父亲对家里人也绝口不谈。
整个的过程中，村长——闹剧的导演——在旁观着、欣赏着。后来听说各地的干部都使用着相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地方导演着同样的闹剧。
贾斯柏.贝克（Jasper Becker）在《饿鬼》一书中说：“曾希圣迫使各级都创造他提出的目标。为了层层落实高指针，地方各级党的领导在省里开会时，被关在会议室里长达数星期，直到哪位领导点头应允了当地的高目标，才获准放行走人。”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肖冬连等执笔写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说，“一时间，全（河南）省上下都笼罩在阴霾的恐怖气氛之中”。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中共中央在信阳地委的报告《整风运动，重建公社，组织生产和救灾工作》所加导言中称：信阳事件已经不能用集体残杀来形容，而是不折不扣的“大屠杀”。
由此可见，为追逼粮食斗争、打骂社员和“右倾”的干部已经不是某一个地区的事，只不过有方式、轻重程度的差别而已。
王惠行当时担任大队干部。他告诉我：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全唐寨公社生产队以上的干部集中在文庄开了二十天的会议，叫干部报产量。上面的要求是亩产两千斤。那个时候，一年麦豆两茬的产量只有三百来斤。干部们知道达不到，最后以红芋的产量一斤抵一斤算，还是达不到。凡是在会上报得低的，就遭到批斗。采用的方法除了上面所描述的挤、推、压外，还有一种叫做“火车压油”的酷刑：把会场搬到火车站铁路旁，命令被斗者趴在铁轨上，让别人层层往他身上压。这种办法足以把人的肠子挤出来，直到被斗者叫饶，产量加码为止。散了会，干部就用这些方法整社员。不过村里没有铁轨，没法使用“火车压油”而已。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彭捷告诉我一件实例：为追逼粮食，很多地方吊打社员。一位妇女在被吊打的时候，突然裤子滑落，当时一般的农民没有内裤，露出赤裸裸的身子。与会的群众目不忍视，赶紧低下头闭上眼，但干部仍然不让放下来，继续吊打……
在层层逼迫下，从生产队长到大队长、到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然后到省委书记曾希圣，经过多次重复加码上报，最后编织成一个弥天大谎，谎言的金字塔就这样被造了起来。安徽的谷物产量从最好年成的亩产六百六十斤被夸大成两万九千四百斤。（见《饿鬼》201页）
那时的干部拥有绝对的生杀大权。如果有人得罪了他们，或者并不因为什么就是连长、队长对你看不惯了，他们张口便骂，抬手就打，随便决定开会斗你，最厉害的一招是命令食堂不给你饭吃，他们惯用的语言是“停你的伙”或“不给你吃了”，而那时的“停伙”无异于今天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虽然每人的食堂的供应定量只有一两八钱，但这一两八钱的供应可以使他们维持着生命而暂时不死，只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一旦被停伙，就等于这条脆弱的生命线被切断，就等于“立即执行”。所以村里或生产队里的大小干部就可以耀武扬威，吆三喝四，而一些人也就愿意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团团转，成为其“积极分子”，干部要说斗谁自然更容易了。
这些“积极分子”事后能得到什么呢？一碗面糊或一个糁子窝窝头，如此而已。事情发展到极端，便会扭曲乃至异化人性。极度的饥饿是一个控制不住的魔鬼，它使得无数的人丧失了人性，滋生了兽性。所以，那时父子不相顾乃至易子而食就不足为怪了。
“那时村里的的干部没有一点良心，”刘以臣婶子在2006年秋天给我叙述当年的情况时说，“我看见他们天天在会上斗人要粮食，害怕斗到自己身上。当时我在磨盘地下藏了七八斤豆子，琢磨着交给他们一点吧，免得挨斗。我就给杜XX说了，哪知道姓杜的来到我们家，连口袋一起提走了，一粒都不给我留下！……什么时候想起这件事来，我什么时候恼得慌。他们的良心都叫狗吃了！”
像刘以臣婶子一样，当时千千万万善良纯朴的农民并没有怪罪最高层领导，他们仍然说：毛主席是英明的，上边的政策是正确的，好经都被下边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他们见到的只是本生产队、本村、本大队的干部，因此把所有的不幸统统归咎于村干部，矛盾焦点也集中于干部最原始、最低级的、但在当时最奢侈的贪污腐败：多吃多占。
听听老百姓的民谣吧：
其一：社员见社员，两眼泪涟涟，你家断了油，我家断了盐， 上大队去借钱，叫队长熊（训斥）一盘。
其二：清早吃的加工面，中午吃的棉种蛋。
晚上喝的红芋叶子水，都是干部捣的鬼。
其三：八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干部家属用碗挖。
快点吃，快点捣，社员见了不得了。
其四：大干部小干部，穿的都是呢子裤。
呢子裤是蓝的，都是坑的社员的。
社员穿的是黑的，都是劳动所得（方言读dei，上声）的。
其五：队长见队长，票子哗哗响，你要买大衣，他要买大氅。
会计见会计，洋烟手里递。光说不贪污，东西哪来的？
一九六〇年的春节是公历的元月二十八日。清早我早早地醒了，肚子在叽里咕噜地叫。东屋里传来婴儿无力的哭声。母亲便叹气说：“唉，这小闺女是活不成了，饿得从早哭到晚。”我感觉到父亲早醒了，只是躺着不动而已，默默地忍受着痛苦的煎熬。这婴儿便是我的小侄女。她出生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直到她一年后夭亡我也不曾见过她一面，也不知道她的名字。过去，家里人添丁加口都是母亲起名字，对于这个生不逢时的小侄女，母亲也许料定她不能长大成人，也没有心思给她起名了，只叫她“小闺女”。
我们都起得很晚，完全没有过年的心境。我没有像往年一样给爹娘磕头，当小学校长的大哥也没有回家。听到食堂喊“开饭了”，二哥便拎着个罐子端着个小馍筐去领饭。
这是大饥荒的第二年，上面提出的口号是“低标准，瓜菜代”。当时食堂的供应定量是每人每天一两八钱。社员编的顺口溜说：一两八钱，饿不死炊事员。除掉村干部、积极分子和炊事员多吃多占的外，社员吃到嘴里的恐怕不足五钱。但这个一两八钱的定量并不是一两八钱的米和面，而是红芋（山芋）干子面或是用红芋秧梗子、干茅草根、干树叶磨成的粉。炊事员用这些东西掺和上野菜做成窝窝头，再用白水煮点野菜，撒上些盐，算是汤。每天两顿饭，一人一个小窝窝头，另加每家一舀子汤。社员说食堂的窝窝头“像牛眼一样大”，把菜汤叫做“四个眼的汤”（稀的可以照见人影）。
母亲叹口气告诉我说：“您二哥叫人伤心，每次领饭回来的路上，他都在每一个馍上咬一口，罐子里的菜汤也被他喝掉半碗。”
二哥当年二十四岁，正是最需要热量的年龄。
母亲又用红芋叶子拌着一点什么面做了一锅丸子，总算是全家过了一个年。
爷爷是村里年龄最大且德高望重的长辈，往年逢到过年，爷爷早早起来，洗漱干净，穿戴整齐，迎接成群结队地来给他磕头拜年的年轻人。今年是不会有人来给他拜年了。早饭后，我去看爷爷。爷爷已经起来了，拄着根棍子骨立在他清冷的小屋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到他面前，说了声：“爷爷，我给您拜年了。”然后恭恭敬敬地给他磕了个头。没想到这成了我今生给他磕的最后一个头。
爷爷说：“起来吧，三儿。吃过饭了？”
我说：“吃过了。”
爷爷又问：“咋吃的？”
“丸子，”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丸子？什么丸子？”爷爷对在这个年头还有丸子吃感到不解。
“红芋叶子丸子，”我补充说。
我抬起头来看爷爷。爷爷的脸瘦得像刀刻一样，两个眼角里窝着眼屎，表明早晨起来还没洗过脸。
“放几天假？”爷爷问。
“三天，”我说。
然后我们好像就没有什么可说的的了，我便回家来了，并没有就势看望看望叔叔和婶子。
我总归是个孩子，没有觉得事情的严重，内心还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英国诗人雪莱的名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相信“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
年初一的晚上，一家人在暗夜里默默地围坐着，没有人说话。我打破沉默说，我们学校的教室里安上了电棒，不再用汽灯了。我还兴奋地向家里人描述这种日光灯亮如白昼。
我的描述并没有引起家里人的好奇和激动。但父亲却把我的话与干部们在会上描述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共产主义联系了起来。他突然问我：“古时候六十岁就该活埋了。现在是不是要把老人都饿死，让年轻人和小孩过共产主义？”
我没有料到父亲会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不知如何作答。今天回忆起来，父亲当时脑子里已经在酝酿着死的问题了。
我在内心里默默地企盼着春天的到来，然而春天给我们家带来的却是天塌地陷的灾难。
年初三吃过早饭，我便要启程返校。由于当小学教师的大哥过年没有回来，父亲出去给我借学费，我跟父亲出门，母亲也随着送我到了村子中间。父亲不知从谁家借来了钱，交给我，我正要动身，母亲却突然放声哭了起来：“乖儿来，你下次回来不知还能见到你大大你娘不……”
几天来我积压在心里的痛苦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我“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父亲一边催我走，一边责怪母亲说：“孩子该走了，你又说这些，叫孩子难过……”
我边哭边用袖子擦着眼泪，一步一回头看着爹娘，父亲母亲也站在村口望着我，直到我再也看不到他们、他们也不再能看见我。
然而母亲的话一语成谶，一切正不幸被母亲言中：这一别正是我与父亲的诀别。3月7日，父亲不忍眼睁睁看着八十多岁的爷爷和嗷嗷待哺的小侄女被活活饿死，于是投缳自尽。第二天，在逼粮食时受了伤的叔叔死去，一周后，爷爷自己吊死在床帮上，数日后，婶母病饿而死，4月5日，在万木芃芃的清明节那天，我的小侄女终于停止了啼哭。这样，我家在28天的时间内，五位亲人相继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