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9-1-3 12:12
《延安归来》出版之后
《延安归来》出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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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归来》出版之后
丁东小群 今天
1945年7月初，黄炎培和褚辅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是一个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事件。后人常常提起的是黄炎培和毛泽东的“窑洞对”。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年来，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为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记载于黄炎培访问延安的日记编成的《延安归来》一书。此书以国讯书店的名义，1945年8月7日在重庆出版。此书出版曾引发了中国新闻出版管理体制的变化，却未见有人所提起。
1938年7月，国民党政府以抗战为由，颁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规定报刊杂志图书的原稿，必须经“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检查通过，才能发稿排印。而一经所谓“检查”，文章被删的删，改的改，面目全非。有的报刊杂志干脆出现了天窗。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印出一周，正好赶上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所谓“战时”，已经结束。于是该书未经审查就投放了市场，马上遭到特务搜禁。当时，法学家张志让、教育家杨卫玉、出版家傅彬然出面起草了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孙科所办的《民主世界》、左舜生主编的《民宪》、张西曼主编的《民主与科学》、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侯外庐主编的《中苏文化》、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等16家杂志参加签名，于8月17日发表。声明宣布：自9月1日起，杂志不再送检，并函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当时，重庆不过三、四十家杂志而已。这16家几乎占了一半。接着，《宪政》、《国讯》、《中华论坛》、《民主世界》、《民宪》、《再生》、《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文汇周报》十家杂志又在9月15日联合推出增刊，宣布：一、不向国民党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二、稿件全部不送检。叶圣陶当时还发表了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的文章，他说：“要审查就得定出个标准与尺度来，思想言论要合得上标准和尺度才可以发表，就等于有一部分思想言论不能发表，就等于不让大家尽情发言，仔细思量，这成什么话。”
重庆杂志界拒检，引起了连锁反映。成都16家报纸、杂志、通讯社也发表公开信予以响应，信中说：“我们因为八年来身受检查制度蹂躏的痛苦，决心使检查制度从此永远绝迹，永远不在中国领土的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复活。──除了一般应该遵守的刑法规定以外，我们将反对一切限制人民言论自由的法令和制度的产生。言论自由必须完整的，兼收并蓄不能是残缺不全的，或仅仅为一党一派所享有的特权。”
接着，昆明、桂林、西安等地报刊书局通讯社，也纷纷成立联谊会，响应拒检。
形势所迫，国民党虽不情愿，但还是召开中常会，在9月22日通过决议，宣布从10月1日撤消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
知识界和当政者暂时取得了双赢的结果。就知识界而言，这些期刊分属不同党派，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专业性质，但在争取新闻出版的理念上却达成高度的共识，于是携手努力，一鼓作气，取得成功。不论是行动的果敢，合作的默契，还是理念的先进，道德的勇气，都值得称道。就当政者而言，在彼时彼地，虽行动略嫌迟缓，但总算一度弃恶从善，以妥协的精神，明智的态度，顺应了文明的潮流。
然而，国民党当局的明智选择并没持续多久。蒋介石想要美国的军事援助，却并不认同罗斯福倡导的“四大自由”。不到三年，他们又重拾新闻出版检查的故技，甚至在 1948年7月和12月， 对《新民报》、《观察》杂志等民营报刊使出封杀的重手，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这时距他们败走台湾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