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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是怎样变成「爱国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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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是怎样变成「爱国运动」的｜大象公会

原创： 大象公会Elephantia  大象公会 9月28日

从曾经为同胞嗤笑的「拳匪」，变成「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竟然是因为外交上的一件小事。


文｜刘思遥

在当代中国互联网文化中，义和团一词绝非褒义，往往与盲目排外、愚昧自大、战狼精神相提并论。

但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义和团的形象和评价却是另一番光景。

如在2001年推出的人教版初中二年级上历史教材中，义和团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奋勇抵抗八国联军，取得廊坊大捷，迫使其「狼狈逃回天津」。

不过，比起2009年推出的人民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上面这些实在算不了什么：

义和团不但「与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扒铁路、毁电线，奋起阻击敌人」，还「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阴谋的实现」，「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


● 人民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必修一专题二第二课《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对义和团的评价

这样热情洋溢的讴歌赞美，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答案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被全民抨击的拳匪

与自幼接受义和团是反帝爱国正义运动的当代中国人不同，在义和团运动刚刚发生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对义和团的印象一直极为糟糕。

运动刚过去时，国内就是一片骂声，几乎一个说好话的都没有。

康梁维新派自然是指责慈禧一党盲目支持义和团，「召怒各国」，「贻害国家」，是辛丑条约的罪魁祸首。

大清建制派，即那些在运动中宣告东南互保，条约缔结后重掌权力的洋务大臣，也乐于称之为「拳祸」、「拳乱」。

最有趣的要数一心捍卫太后的知名保守主义者辜鸿铭。他在《释疑解祸论》一文中写道，皇太后也是憎恶「拳匪」的，外界说她「不肯剿匪」，是误解了她的策略，而且也有一些「团民」，是被「教民」、修铁路的「洋工」逼成「匪类」的。


● 义和团运动后，辜鸿铭用英文写作《尊王篇》，为慈禧、清政府和中国文化辩解

普通市民虽然留不下多少言论记载，但据孙中山回忆，当时的报纸上只有一家采用了中立的表述，其余报纸均称「拳匪、团匪、拳乱」。

大众文化的态度更是鲜明。清朝灭亡后，1914年上演的文明戏《清太后》，广告的第一句便是「拳匪一乱几亡中国」。



同一时期，晋西北流传的民歌《义和团》，也对拳民极尽嘲讽：

义和团，红灯照，一心要杀天主教。
天主降福没杀了，可惜农民都死了。

事实上，清廷误用「拳匪」祸国殃民的叙事，也是民国初期革命党人的官方观点，他们将此视为清政府的重大恶政之一。

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就认为，「满洲政府……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孙中山也指责义和团「野蛮暴乱 ，为千古所未闻」。

不过，对义和团的反感态度最为强烈的，还数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科学和理性精神的「新青年派」。

在李大钊笔下，「义和团的思想」天然就是一个贬义词，用以指代「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更为激烈，一战结束后，北洋政府拆除象征国耻的克林德碑，北京市民为之欢呼，他却摆出公知腔调：

在我看来，这块碑实拆得多事。因为这块碑是义和拳闹出来的，不久义和拳又要闹事，闹出事来，又要请各国联军来我们中华大国朝贺一次，那时要设立的石碑，恐怕还不只一处，此时急忙拆毁这一块克林德碑，岂非多事？

……

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 克林德碑是为纪念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害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而建，原刻有光绪对克林德之死表示惋惜道歉的谕旨，1918年拆毁后，以其材料另建「公理战胜坊」，1952年，又被改为「保卫和平坊」，现保存于北京中山公园

这种叙事直到1940年代抗战期间仍有影响力：蒋廷黻在此时期写作的《中国近代史》，有意采用民族主义视角，希望强化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

然而在他笔下，义和团仍然是「拳匪之乱」、「顽固势力总动员」，绝非今天教科书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民族英雄。

而义和团的形象变化，是从一件外交小事开始的。

被一个使馆改变的历史观

1924年，苏联与北洋政府完成了建交谈判，两国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第一条便是恢复因十月革命而中断了的中俄使领关系，「中国政府允许设法将前俄使领馆舍移交苏联政府」。

但移交旧俄使馆，却不是中国政府自己就能决定的。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使馆界区得由使团管理，所以在当时，旧俄使馆是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代管的。

尴尬的是，东交民巷的外交团只有英国和意大利承认苏联，其他国家依然保持着对苏联的敌视。而苏联人要想接收旧俄使馆的话，必须得到辛丑条约签字国的一致承认，所以按照法理，苏联无权接管旧俄使领馆。


● 讽刺的是，苏联大使在与各国使团交涉中，强烈主张自己应继承旧俄特权，应被视为《辛丑条约》签字国，只是未向中方言明

苏联对此事自然极力反对。在中国国内，抱有两种心态的人也主动加入了声援苏联的阵营。

一种是在外交方面对北洋政府不满的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看来，1923年来华的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是一位破天荒的外国使节，他居然承诺废除一切旧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旧俄侵占的领土与庚子赔款。

由于苏联人坚持先建交再谈判承诺兑现的问题，他们希望中国能抓住这一索回主权的机会。


● 中苏建交后，加拉罕承诺的内容多被解释成「文本翻译出错」而不了了之，其人于1937年大清洗中被处死

另一种，则是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人。

《辛丑条约》是阻碍苏联继承俄国使馆的法理依据，因此，在声援苏联的过程中，他们对《辛丑条约》的态度也逐渐转变。

如果要否定《辛丑条约》的合法性，就必须肯定引发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义和团运动的合理性。中国遭此国耻的原因，并不是清廷与义和团咎由自取，而是帝国主义的有意侵略。

1924年9月3日的《向导》周报，总共只有四篇文章，全部是中国共产党人写作的义和团专题评论文章。首篇即陈独秀的《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第二篇是彭述之的《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第三篇是蔡和森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第四篇是张太雷《列宁与义和团》。



在新掌握的马列主义指引下，他们对义和团作了重新审视和彻底的翻案：

义和团的产生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清廷腐朽导致的，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爆发的结果。而整个义和团运动应当被视为「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革命斗争」。虽然义和团野蛮残暴、愚昧迷信，但那是历史局限，正说明中国革命需要更先进的组织领导。

被北洋政府排挤到广东的国民党人，同样因此对义和团另做评价。

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刚刚确定了联共、联俄、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此前批判其残暴的孙中山，也开始称赞起义和团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并强调义和团的产生完全是帝国主义逼迫的结果。

到30年代，这套论述成为了左翼学者的共识。

李鼎声、胡绳、范文澜、华岗等人的著作，都把义和团看作「北方农民、贫民自发的反帝斗争」，认为「中国饱受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的民众才燃起反对帝国主义的忿火，才爆发残酷的『野蛮的』大暴动。」

对义和团的负面评价已所剩无几，只剩下野蛮愚昧等可以理解的「历史局限性」，作为此路不通，还需依靠新主义的反面证明。

搽脂抹粉的民间故事

历史评价的工作已经完成，大众文化中的义和团粉丝自然也油然而生。

50年代初，河北廊坊的民间文学收集家张士杰开始了义和团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逐渐在《民间文学》期刊上发表为一个系列，正面刻画了张德成、洪大海等义和团人物，突出其「反帝爱国」的特点，为后续义和团故事整理树立了标杆。


● 张士杰搜集的民间故事《张绍桓包打西什库》

这些民间故事收集者毫不避讳自己工作的政治属性，他们虽然声称自己要还原「义和团运动的真实历史面貌」，而历史真相自然保存在「人民群众」中，但还原真相的基本原则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力求政治与艺术的统一」。

所以，这一时期从民间搜集来的义和团故事，正面是正面了，情节却也都过于粗糙，清一色的「压迫—反抗—胜利」。

绝大多数义和团英雄都具备手撕鬼子的绝技，有的能手持冷兵器突入敌阵，「洋鬼子的脑袋像连珠似的往下滚」；有的是万钧之力，「一把菜刀吓跑了一辆火车」。

唯一鲜活、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义和团英雄，反倒是文革期间登上戏剧舞台的「红灯照」。直到今天，也有很多人信以为真：男的练义和团，女的练红灯照，一起扶清灭洋。


● 京剧《红灯照》。事实上，义和团运动中并不存在由女性组成的武装组织，「红灯照」的原型「黄莲圣母」，所做的只是游行作法、香灰疗伤、符水避弹一类迷信活动，其根源在于华北民间信仰和阴阳相克的战争巫术，与妇女独立毫不相干

至于义和团具体的反帝对象，也都与中央的外交政策紧密相关。

建国初期，奉行「一边倒」策略，经历朝鲜战争的中国，最反对的自然是「美帝国主义」。历史论文集《义和团运动史论丛》共收录论文15篇，论述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就占了4篇。强调八国联军强暴劫掠的描述，无论出自正经研究还是民间故事，也往往以美国人为重点。



● 今天的初中教材上，仍有美国传教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脱下道袍参与抢劫的内容（上图），它依据的应是丁在回忆录《The Siege in Peking》中对自己「掠夺」「罪责」的坦白（下图）

等到中苏交恶，义和团又成了从未与之相遇的苏修的恐惧对象。

1970年代，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编撰的书籍《中国近代史》被翻译入国内。书中，齐赫文斯基等汉学家保留了对义和团「迷信无知」、「保守落后」、「神秘主义」的表述，同时批判中国的义和团研究热，自然成了苏联背叛革命走向修正主义的一大罪证。


● 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苏联著名汉学家、外交官。曾参与了苏联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全部过程，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中方声称，苏联人之所以贬低义和团，完全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反对第三世界广大人民团结起来造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反。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人与西方国家往来增多，视野日渐开阔，对义和团英雄的塑造也日渐减少，对义和团的斗争成果也不再自信。

1984年冯骥才的小说《神鞭》或许是其中代表，主角傻二依靠祖传神功打遍天津无敌手，参加义和团后却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前惨败，最终改练洋枪，加入北伐军。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会憎恶八国联军，同情义和团的「爱国」动机，却很少看得起他们拒绝现代科技的蒙昧形象。

毕竟，爱国虽好，但若不掌握科学工具，终究还是一场空。



参考文献：
1. 刘长林,储天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话语分析[J]. 安徽史学, 2009
2. 崔志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J]. 史学月刊,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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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大惨案看义和团运动的真相

原创： 飞语古今  飞语古今  7月21日
大家好，我是燕飞。

长期以来，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和屈辱的义和团运动，被包装美化成抵抗西方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

但事实上，纵观1900年这场席卷中国北方的运动，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统计，被义和团杀死的洋人数目仅为231人，其中多数是积德行善的传教士。

而被义和团杀死的中国教民与无辜百姓，却有数十万。仅仅是北京地区，就有四万多教民被杀。另外有一些并不信教的百姓，也被杀了。为啥呢？因为与洋沾边的，都被当成汉奸卖国贼杀死了。



所以，义和团事件，实际是一场大规模的所谓的“杀汉奸卖国贼的群众性运动”。义和团把所有与洋人沾边的人，都视为汉奸，信洋教的、在洋人企业做事的、读洋书的，甚至用洋货的人，统统都被当成汉奸卖国贼，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无赦。

当时义和团甚至还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二虎三百羊”，就是指光绪帝，李鸿章、张荫桓，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当时，一些留在朝中的开明大臣，先后被杀。李鸿章事后庆幸，如果他在北京，多半难以保命。

一句话，凡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凡是跟洋沾边的人，哪怕仅仅是用了一支洋货铅笔，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都成了需要被肃清的汉奸。当时的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尸体，很多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

整个北方，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发生的惨案非常多。这里仅举其中三件惨案。从这三件惨案中，完全可以看出这场所谓的爱国运动，背后的真相究竟是啥。

第一件：朱家河惨案
朱家河惨案，又被称为朱家河教堂惨案，在西方广为人知，几乎与北京的西什库教堂被围攻一样出名，但在国内却被掩盖了，鲜为人知。

朱家河村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景县大约十公里处，分为东西两个村子，其中东朱家河村很早就有人信教，村中的百来户人家大多信教，因此，朱家河教堂也成为这个地区的第一堂口，设有男女学校、育婴院、医院等

朱家河村周围的教民受到义和团的攻击后，纷纷扶老携弱，躲进了朱家河教堂，一时间，朱家河教堂成了当地教民们唯一的避难所，当时，景州、吴桥、阜城、故城、交河、武邑等七八个县的教民们纷纷来到朱家河教堂避难，聚集在这里的教民多达三千多人。

但很快，朱家河教堂也受到一伙义和团暴民的围攻。这伙义和团的老大姓王。这位王老大在闹义和团前，是一个无业游民，他曾在朱家河村因调戏一个信教的村姑，被几个教民教训了一顿。他当上当地义和团的首领后，第一件事就是攻打朱家河教堂。但由于躲在教堂里的村民非常多，这位王首领担心又像上次那样吃亏，不敢轻易发起攻击，只是围而不打。

这时，出现了两个关键性人物——蔡氏兄弟，他们是当地的读书人，一个是举人，一个是秀才。这兄弟俩早就看洋教堂不顺眼，现在觉得机会来了。

两人跑去告诉带兵路过景州的清军指挥官陈泽霖，说朱家河教堂是洋人和汉奸聚集地，经常欺负乡民，请求陈派兵攻打。陈泽霖在蔡氏兄弟的忽悠下，连夜带领军队来到朱家河教堂，在用大炮进行一番狂轰后，两千多义和团和三千多官兵们，向“汉奸”发起了英勇的进攻，他们迅速冲进教堂，不分男女老少，进行杀戮。



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斗，屠杀结束后，躲在教堂里的三千多百姓，只有极少数人侥幸逃生。

在这场杀戮中，教民被杀的场面简直惨不忍睹，有被枪打死的，有被烧死的，也有从屋顶上跳下来摔死的，但更多是在逃生中被乱刀砍死的。

后来，陈泽霖在现场发现，被杀死的绝大多数是妇幼老弱，哪里来的汉奸，外国人也只有两个！他非常气愤，拒绝了义和团请他帮助攻打下一个教堂的要求。出于赎罪的心理，陈泽霖将几个死里逃生的教民一路护送到北京。

第二件：北京惨案

陈泽霖原本是从山西带兵，准备来北京勤王的，那时的北京，早已变成了人间地狱，惨绝人寰。

北京之所以失控，也是因为两个关键性人物，两个大人物：一个就是当时中国真正的老大，慈禧。另一个是端王。

慈禧一开始其实和历代统治者一样，对义和团这样带有迷信色彩的社会组织，采取残酷镇压剿杀的政策。

比如，袁世凯当时在山东当巡抚，对义和团一点也不手软。他假意请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来赴宴，然后说你们既然刀枪不入，今天就请证明一下。证明的结果就是大师兄二师兄被一阵乱枪打死。所以，义和团在山东根本没法混下去，只好纷纷跑到北京、天津、河北一带。



那么，慈禧后来为啥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态度的呢？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想要废掉光绪帝，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但她此举不仅受到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反对，连西方列强也反对。

端王眼看自己儿子难以坐上皇帝的宝座，对洋务派以及洋人简直恨透了。于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以端王为首的排外集团，主张对洋务派和列强采取强硬态度。

慈禧本意想与列强讲和，但端王载漪等人利欲熏心，居然伪造西方列强逼迫慈禧还政于光绪帝的照会，这让慈禧大为震怒：老娘怎么能失去权力呢？于是决定和西方开战。



但是，清朝在甲午战争以后，国力、军力大损，既无力镇压义和团运动，也无力对付列强军事行动，所以便有了以义和团抗击列强的做法，以期坐收渔人之利。

于是，慈禧这疯婆娘，做出了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绝无仅有的举动：以一国之力，同时向十一国宣战，而且这十一个国家中，绝大部分，都是当时的世界强国。



这样一来，义和团相当于奉旨造反，名正言顺。而那个一心想让儿子登上皇位的端王觉得，机会来了，他想利用义和团杀掉光绪和洋务派大臣，“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主张就是他提出的。在他的指使和鼓捣下，数万义和团暴民涌入北京。

就这样，作为当时的首都，北京成为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受害最烈”的城市。

根据《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
“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气味恶臭，终日掩鼻”。

不仅是平民百姓遭受此大难，朝廷官员中，凡是涉及洋务的，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一律被砍头，被抄家。如果不是慈禧护着，连光绪皇帝也险些被义和团冲进宫去干掉。

当时的北京城，如果在你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是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你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



根据一个叫王大点的人写的日记，义和团在北京大开杀戒的时候，他们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毁了事，而是全部拿走了。

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引自张鸣学者的研究]

剿到的这些洋货，最后全部送给了义和团的领导们享用。

义和团在北京，可谓是烧杀抢砸坏事干尽。在焚烧“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时，连带北京南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地区，1800多家店铺和7000多间民房被焚，其火势之凶猛，连巍峨的正阳门城楼都被殃及，最终全部烧毁坍塌。



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

这真是人间地狱啊！

第三件惨案：山西太原惨案

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那全国的情况又如何呢? 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大臣后，发布了诛杀各地洋人的密令。

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下，当慈禧变得无比疯狂时，官员中还是有一些清醒者的，那就是张之洞、李鸿章他们这些长期从事洋务的封疆大吏，他们联合起来搞了一个“东南互保”，简单说就是，东南几省联合起来，不听从慈禧这个疯子的。



他们单独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互不侵犯的条约，这才为国家保住了一丝命脉。在大一统的专制国家，这是绝无仅有的。因为这样的举动，其实已经是公然与朝廷分裂，已经是抗旨不遵了。

当然，也有跟着慈禧一起发疯的，比如山西的毓贤。

根据学者马勇的研究，山西素来是欧美传教士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早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就进入山西传教，以及做慈善事业。明朝末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去到太原。

到了清末，太原地区已经有六十多座教堂，这些教会组织还在那里创办不少修道院、孤儿院、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以及教会公墓等。实事求是的说，西方传教士在那里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为当地民众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在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期间，专门成立了教案局，负责处理与教会有关的事务，所以山西地区的民教关系素来比较融洽。山西的传教士以及教民们，在赈灾、慈善、教育等方面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山西人民的尊重，民教和睦相处，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冲突。

可惜，这一切，因为毓贤的到来，毁于一旦。毓贤的极端排外，仇视西方文化，在当时的地方官员中，是出了名的。

“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将洋人尽数擒捉，以链锁之，均在抚署处决。其漏网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其后查得，已死”。

这是毓贤为了表功，在奏折中自述的内容。



据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有1万多人被屠杀，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多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后果之严重，可谓全国少见。

我在查阅这些资料时，心情非常沉重……

尤其是一些亲历者留下的记载，真是让人触目惊心啊！

比如，太原一个当铺的掌柜作了这样的记载：
当教堂被焚时，一个英国传教士从中逃出，哭号于众人面前说：“这些年我在山西花了五六万银两，救活数千人，难道这还不够换条性命吗？”最后还是被砍头。



（G. B. Farthing夫妇及三个孩子，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

有一位英国妇女携带婴儿逃出，跪在地上哀求：“我在这里行医治病有几年时间了，被我救活的有数百人，今请饶了我母子性命吧。”话没说完，就被那些义和团民众推入火中，这个英国女医生奋身逃出，仍被推入，与其子一同被活活烧死……



（SUSAN ROWENA BIRD，1900年7月31日在山西太谷被杀）



（Ernest Pond Atwater与Jennie Pond Atwater夫妇的孩子，1900年在太原、汾州先后被杀）

太多了，我实在不想一一重复这些文字了……

后来，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进入山西赈灾，义和团运动中所表现出的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和残暴，使得李提摩太坚持要在太原开办一所高等学府，以启迪教化民众。

在与英美等国公使协商之后，他跟李鸿章提出，向山西罚银五十万两，用这笔资金“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

通过李提摩太与岑春煊的多次协商，中西大学堂在第二年开办，并与刚刚成立的山西大学堂合并，成为全国继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之后的第三所大学。

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启的，实在让人感叹啊！

最后我想从政治、文化方面，简单分析一下义和团运动背后的真相。

一、 权力之争，政治操弄

如果你去读慈禧发表的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的宣战书，也许你会被慈禧为国为民、慷慨激昂的陈词所感动。
但事实上，慈禧也好，端王也好，他们都是因为权力，才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

所有的专制统治者，他们最怕失去的，就是手里的权力。

为了权力，不惜把几亿黎民百姓绑架在他们的战车上，为了权力，哪怕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天下大乱，也在所不惜。而这一切，却被包装在抵抗侵略的民族大义里面。其实，所谓的敌人，不过是为了愚弄煽动百姓而树立起来的。

二、底层民众，愚昧残忍

义和团成员绝大多数是最底层的民众，他们可能是二十世纪前后中国最愚昧的一群人。

各地义和团领头的，往往是一些无业游民，无产流氓者。



这些人中间，也有非常聪明的人，他们自己才不信什么刀枪不入呢，打战的时候，都是叫弟兄们往前冲。一旦有了战利品，不管是女人，还是收缴的洋货，他们首先享用了再说。

除了这些狡诈之徒以外，大部分义和团成员，是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风往哪边吹，他们就往哪边倒，完全没有思考能力。

关于他们无知的史料，今天读来，恍如段子：“有黄飞虎附体者，问与黄三太是何族属，辄悍然曰：吾兄弟也。一市哄然。”
……
他们不仅愚昧，还很残忍。据历史学者张鸣先生研究，义和团最恨中国女子信教，对女教民更是仇恨，但凡发现一个女教民，众人就冲上去把她砍成肉酱。而在山西太原教案中，他们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

这样一群既愚昧无知，又残忍野蛮的底层民众，当然是非常可恨的。但他们最终的下场，又是非常可怜、可悲的。当统治者利用完他们以后，立马反过来将他们牺牲掉。最后出现的场景就是，政府军和西方军队一起，屠杀义和团。

呜呼哀哉！



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句名言，叫“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

我认为这句话是对中国国情最深刻最精确的描述。从义和团运动到十年文革，都是“下愚”与“上诈”合谋的结果，酿成浩劫，缺一不可。

在这样一种“下愚而上诈”的社会结构中，知识阶层，或者文化精英阶层，作为社会的守夜人，社会的最后一道闸门，应该怎样做，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

我们先来看看，1900的文化精英阶层是怎样的呢？

三、“士绅文化，极端狭隘”

无论是身居庙堂的徐桐这样的大学士，还是民间的士绅，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非常极端狭隘的文化意识。朱家河惨案中，带领政府军去屠杀信教同胞的蔡氏兄弟俩，就是典型。可以说，义和团运动的滥觞，当时的士绅阶层要负很大的责任。



在查阅义和团的资料时，我发现，在各地都出现了士绅们到处煽动百姓，抵制西方文化的情况。有到处演讲的，有写揭帖污蔑西方文化抹黑洋人的。

比如，到处造谣说洋人教堂里专门挖小孩眼睛，类似的揭帖简直是满天飞，什么“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本来就“下愚而上诈”，中间这些知识阶层又这样跟着瞎胡闹，整个社会完全失去了理性，失控的时局，悲剧成了必然。

那些士绅，那些当时的文化精英们，之所以不能很好地面对西方文化，除了天朝上国的心理在作怪以外，说白了，其实还是为了一己之私。

因为新的文化挑战着他们的话语权，挑战着他们的社会地位。西方文化进来之前，无论是文化的解释权，还是道德裁判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他们面对西方文化时，一时间进退失据。

在惶恐不安中，出于自保的本能，他们对西方文化群起而攻之，试图保住自己的文化地位。也正是他们的自私和狭隘，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最终给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依然要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如何面对西方文明？

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和见解，见仁见智。好在这一百多年来，虽有负面的例子，比如义和团运动，但也有正面的例子，比如清末的洋务运动、以及最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通过梳理这些历史，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相对正确的路。

不管怎样，今天的我们，至少应该记住一个教训：极端民族主义，害人害己，害国害民！

但令人遗憾和担心的是，现在一些国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包括一些无良媒体，为了迎合民众，迎合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正在重复着蔡氏兄弟、以及徐桐们的老路。

在社会上，在网络上，在各种媒体上，他们大肆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甚至一边享用着西方文化所造就的现代文明，一边各种抵制、抹黑、污蔑西方文化，大搞学术义和团。

这是要干嘛？真是一点记性也不长啊！
前车之鉴，有识之士岂能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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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燕飞，一个试图从迷雾中寻找真相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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