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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逝世，享年94岁：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金庸逝世，享年94岁：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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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逝世，享年94岁：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报刊文摘  今天


转载自观察着网、文艺微信号

著名作家金庸
据香港文汇网10月30日报道，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原名查良镛）30日下午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享年94岁。

金庸笔下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

查良镛1924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在8岁左右开始接触武侠小说，初中三年级时初涉写作，与同学合作出版《献给投考初中者》。

1955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并于《新晚报》连载，大受欢迎。

1956和1957年分别在《香港商报》连载《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其后他的作品一部部横空出世，直至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封笔，总共写了15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读者遍及全球，被喻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小说作家。


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会好奇，金庸到底跟他笔下的哪个人物比较像。是机灵圆滑的韦小宝？老实憨厚的郭靖？还是优柔寡断的张无忌？

虽然因创作出许多豪气万丈的大侠形象而被称为“查大侠”，但是金庸却觉得这个称谓实在过誉：“如果在我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让我做，我愿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总给人留有余地。”


电视剧版段誉和王语嫣

倪匡曾经评价“段誉有绝顶武功，朱蛤神功好象没有怎么用过，六脉神剑要紧时用不出，斗酒时却大派用场，凌波微步要来作逃命之用，倒十分实在。”在性格上，段誉博学多才、善良固执，被爹娘取小名为“痴儿”。由此看来，段誉的这些特征倒是与金庸有些相似。


生为“痴儿”




金庸本名查良镛，出生在浙江海宁，祖上是名门望族，不但善于经商，而且出了很多学识渊博的后人。

虽然在查良镛出生时家道已经有些衰落，但依然有良田三千亩。男孩子都淘气，但他不同。家里藏书多，他便整天泡在藏书堆里，读得废寝忘食。父亲怕他读出毛病，便想方设法让他出去玩。

有一次，父亲拖他出去放风筝，放着放着，一回头，查良镛不见了。

父亲急得不行：“怕被别人拐走了。”找了半天没找着，回家一看：“这小子正泡在书房看书呢。”

在读书这方面，查良镛也可算是个“痴儿”。但他虽爱书成痴却并不呆板，相反，他还颇有做生意的天赋。其实要论他真正的处女作，并不是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而是一本叫做《给初中投考者》的试题精编，由查良镛和其他两位同学根据所考的内容自己出题编写。这本试题精编类书籍畅销几省，赚到的第一桶金就足够把他供到大学。那时他只有十五岁。


侠气外露




虽然成绩优异，但查良镛却不是那种“乖乖仔”。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天生自由散漫、不守规矩”。

1940年，查良镛考入浙江联合高中。当时学校常办壁报，文笔极佳又爱好写作的查良镛成为了壁报的常客。有一天，壁报前面挤满了人，大家都在争相看着一篇名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

阿丽丝小姐来到校园
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
伸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
威吓学生：我叫你永不得超生

学生们看了，禁不住哈哈大笑。因为谁都知道眼镜蛇指的就是他们的训导主任，训导主任的名言就是——我叫你永不得超生。

这篇大作的作者就是查良镛。因为看不惯训导主任的种种行径，“瞧不得他有事没事就辱骂学生”，便仗义执言，用笔来讨伐他。

训导主任看到文章，气得全身发抖，立马跑到校长那里哭诉：“请立即开除他。”几天后，查良镛被勒令退学了。他便转到衢州中学，念完了高中。

一个人一生中被开除过一次，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但难就难在还被开除过两次。

查良镛在四川重庆读大学时代，念的是外交系，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由于看不惯学校里不良的校风，他再次因大胆直言，于是遭遇了平生第二次开除。外交官理想因此幻灭。


从查良镛到金庸



命运有时说来也奇怪，查良镛虽然一生都未实现他的外交官理想，但他后来也说：“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但我并不后悔。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外交官的规矩太多，说不定做到一周我就被开除了。”



于是命运把他带进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1946年秋天，《大公报》刊登启事：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应聘者蜂拥而来，竟多达3000人。查良镛凭借自己的才华被千里挑一，进入上海《大公报》，正式步入了报人生涯。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查良镛被派到香港工作，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那时在香港工作并不是一个好差事。跟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来比，那时的香港比上海要差得多。但香港在发展，查良镛作为报人、作为金庸的人生也在一步步走上正轨。



1950年，《大公报》旗下《新晚报》创刊，查良镛被调到《新晚报》，做了副刊编辑。

当时《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注意到，比武擂台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于是灵机一动，决定邀请编辑陈文统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小说连载后引起轰动，自此打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门。

这部小说叫做《龙虎斗京华》，陈文统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梁羽生”。

1955年2月初，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快连载完了，但他还没有想好下一部写什么。

罗孚便只好找到另一个武侠迷查良镛：“梁羽生顾不上了，只有你上了。”



于是查良镛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问世，反响甚至超过了梁羽生。他将名字最后一字一分为二，署名“金庸”。


从查良镛到金庸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金庸忍不住了：“我必须发声。”于是，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两人一起出资，创办了《明报》。

办《明报》要十万块，金庸自己就出了八万。他将自己写小说和稿子赚的钱全部投了进去。他每天一篇的社论，在众多报纸中独树一帜。当时金庸一边写小说，一边写社评，小说要写八九百字，社评要写一千多字。还要随时关注国际时讯，精力消耗很大。



每天一睁眼，就有两千字的稿子等着他。晚饭都不吃，要写好社评才能坐下来安心吃饭。社评写完的时候，一般也就到了报纸要发的时候。时常看到金庸在边上写，报纸排字工就站在旁边等着他。

金庸一直持续地为正义发声，也将家国天下的主题融入进小说中，于是便有了《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身为持续发出声音的公众人物，金庸必然会被某些势力视为眼中钉。有人放出话来：要消灭五个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

金庸说：“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金庸和倪匡

最危险的一段时间，金庸听到风声，还跑去欧洲躲藏了一个月。连载的《天龙八部》只好找倪匡代笔。一个月后，金庸回到香港。倪匡笑着对他说：“抱歉抱歉，我讨厌阿紫，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

但不屈服的金庸又撰写了政治寓言小说《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可谓是金庸的真实写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舆论风气归于平静。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


八十岁的学生金庸



金庸写了十四部武侠小说，部部经典。但金庸的名气虽响彻中外，而且博古通今，历史、政治等知识信手拈来，他依然觉得自己学问不够。因此即使是在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后，金庸坚持选择作为普通学生申请就读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那时的他已经是81岁高龄。



在剑桥读书时，金庸同普通学生一样。背着双肩包，里面放满了课本。有一段时间金庸还会骑着车上课，但因为太太担心会发生危险而就此作罢。

在剑桥上学，金庸又变成了那个别人不太关注的查先生。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环、不再是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做的一切都“不为学位，只为学问”。

有学生想找金庸拍照，签名。金庸说：“我现在是学生，不是作家。等我不是学生的时候，我再和你坐下来一起吃饭、喝茶。”



在金庸眼里，在任何时候学习都不算晚。永远保持谦卑的态度去探索人生中的未知，自尊而不自负，骄傲而不自满，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必须修炼的一部武功秘籍。



金庸先生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4个字，便是我的青春。”

其实，这14个字，又何尝不是我们的青春。

这14个字说的是金庸所著14部小说，分别是：《飞狐外传》《雪山飞狐》 《连城诀》 《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白马啸西风》《鹿鼎记》《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侠客行》《倚天屠龙记》《碧血剑》《鸳鸯刀》。

翻开书卷，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印象深刻或者感动青春的金庸小说场景吧。



这14部金庸小说，流传之广，甚至超过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柳永。

所以有人说：“活着的时候读者就以亿来计算的作家，只有金庸一人。”

在这14部金书中，最感动印象最深的是《天龙八部》。从头至尾，一气呵成，掩卷沉思，可以大醉！那咱们就从《天龙八部》开始回味。




塞上牛羊空许约


相信看过《天龙八部》的人都不会忘记，阿朱之死。那一夜的青石桥上，轰轰雷鸣，大雨将至，乔峰“降龙十八掌”硬生生地拍在阿朱的身上，也很难忘记，乔峰抱着阿朱尸体的绝望。



“雷声渐止，大雨仍下个不停。萧峰已狂奔了两个多时辰，但他丝毫不知疲倦，只是想尽量折磨自己，只是想立刻死了，永远陪着阿朱。”
——《天龙八部》

哀，莫大于心死。亲手打死自己最爱的人，是怎样深沉的悲哀？


教单于折箭　六军辟易　奋英雄怒


《天龙八部》最悲情，最高潮部分当然是萧峰之死：

“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逼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拾起地上的两截断剑，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嗖的一声，插入自己的心口……只听得鸣声哇哇，一群鸿雁越过众军的头顶，从雁门关上飞了过去。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萧峰，就这样自尽于雁门关外！萧峰甚至可以作为武侠小说的最后一声悲鸣。在他这后，再没有如此气壮山河的悲剧英雄！当年哭的稀里哗啦的，为这英雄悲歌！




燕云十八骑


若说《天龙八部》看得最过瘾，最豪气干云的，当属少室山一战，也是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一段。原文长，截取两句又不得精髓，看官还是自行翻书的好！



少室山一战，是金书中最经典的武打场景，雄阔气象，令人热血沸腾。只看萧峰、虚竹、段誉和燕云十八骑在天下豪杰面前饮下烈酒，视死如归，视天下英雄如无物的英雄气概，不仅是金书第一，也是武侠第一！若论武打情节后世恐怕再难有超越之作。

倪匡说，看《天龙八部》，到乔峰率领燕云十八骑，马蹄翻金，直驱少林寺，视天下英雄为无物之际，当呼啸而狂吞烈酒！


十年生死两茫茫


《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十六年后再重逢的场景让很多人激动地落泪。想了千百次的重逢，一句淡淡的“过儿，甚么事不痛快了？”便和从前小龙女安慰他一般。

看似清淡如水般平静，实则刻骨铭心。



杨过：“龙儿，你容貌一点也没有变，我却老了。”

小龙女端目凝视，说道：“不是老了，而是我的过儿长大了。”



恍如隔世的场景，正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而极为凑巧的是，“杨过”古天乐16年后与“小龙女”李若彤偶遇，对她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姑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也是感动得想哭，是梦？是真？




七星海棠之毒


看过《飞狐外传》的人，大概最耿耿于怀的是程灵素之死：

“师傅说的无药可医，是因为他只道世上没有一个医生，肯不要自己的性命来救活病人。大哥，他不知我……我会待你这样”
——《飞狐外传》



程灵素为了救情郎胡斐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吸出天下至毒--七心海棠，把自己的命一口口地送给他。每当读到此际，心痛万分。她为胡斐殚精竭虑，胡斐爱的却是袁紫衣。

程灵素，一个令人心疼的女子。

活，你背着我！死，你背着我

《射雕英雄传》中，傻小子郭靖与古灵精鬼的黄蓉，生死相随的感情，令人艳羡。



譬如这一段：

黄蓉伏在他背上笑道：“靖哥哥，依他说，咱们也别来求医啦。”郭靖愕然，问道：“怎么？”黄蓉道：“反正人人都是要死的，治好了，都变作土！治不好，都变作土！”郭靖道：“呸，别听他的。”黄蓉轻轻唱道：“活，你背着我！死，你背着我！”
——《射雕英雄传》



在生死未卜的求医路上，蓉儿用《山坡羊》的曲子唱出这样一句，真是天下最美的情话。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倚天屠龙记》中，由于张无忌拖泥带水的性格，他的爱情并没有特别感触，可是写明教的这一段却让人动容：

是时蝴蝶谷前圣火高烧，也不知是谁忽然朗声喝了起来：“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各人一个个的齐声而唱，相和之声越来越响：“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唯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那“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的歌声，飘扬在蝴蝶谷中，群豪白衣如雪，一个个走到张无忌面前，躬身行礼，昂首而出，再不回顾。张无忌想起如许大好男儿，此后一二十年之中，行将鲜血洒遍中原大地，忍不住热泪盈眶。



“白衣如雪”“昂首而出”“再不回顾”画面感极强，有一种“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感！“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无人，忧患实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令人动容。

等候产生爱情

“情网既陷，柔丝愈缠愈紧，她在无量山高峰上苦候七天七夜，于那望穿秋水之际，已然情根深种，再也无法自拔了。”
——《天龙八部》



木婉清在无量山上等了段誉七天七夜，等待中的想象产生了爱情。等候，本身足以产生奇迹。



用不着说，我们两个心里都知道的

郭靖是老实人，不善言辞。师父问他与黄蓉之间是否说过“非卿不娶，非君不嫁”一类的话，郭靖说：

用不着说。我不能没有她，蓉儿也不能没有我。我们两个心里都知道的。
——《射雕英雄传》



“用不着说”！这是何等的境界。不善言辞的郭靖，却直达事物的本质，一语破的。而那种默契的情感，也足以让人感动。


童年阴影


《连城诀》这部书，是金庸小说中比较另类的，因为它一改金庸小说的浪漫，而具有残酷的现实性。其中，使人毛骨悚然的情节，有一个是“砌墙”。



万震山杀死了戚长发（实际未遂），匪夷所思地将其埋入“书房西壁的那堵白墙”中，并且具有“强迫症”（梦游时不停地“洗手”和不停地“砌墙”），那个丧心病狂的场景，真是给童年留下了不小的阴影，因此难忘。而整部《连城诀》，读起来也十分恐怖、压抑、愤懑。




可是我偏不喜欢


《白马啸西风》结尾：

白马带着她一步步的回到中原。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的走，但终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



一个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看完之后，只有一种感觉，惆怅。淡淡的哀愁，带着女主角那一点点的执拗与倔强。你爱上不爱你，可是能怎么办呢？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不是你付出多少，就可以收回多少，感情尤其如此。



金书中还有许多难忘的场景与感动的话语，没有一一整理，可是忘不了金庸小说在青春故事里的地位。正如孔庆东说：

“遭遇金庸已经许多年了，但我忘不了金庸小说带给我的感动和我所知道的带给别人的感动。我不能预料当我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的时候，面对那些段落，还会不会热泪盈眶。”



有人曾经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老先生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人生在世，去若朝露。一个人的一生，为何不可以是一部武侠小说，前半生纵情恣意、洒脱妄为，后半生心怀敬畏，有不断向学之心。就如查大侠的人生，可敬，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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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逝世：“我不出自传的”

原创： 任田 万静波  南方人物周刊  今天

2004年，金庸在香港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

据明报消息，明报创办人、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去世，享年94岁。查良镛生于1924年3月10日，浙江海宁人。查良镛于1940年代后期移居香港，其后以笔名“金庸”著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其作品更屡被翻拍电影。
14年前，本刊在他八十大寿时曾专访过他，“除了香港政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最后，他跟我们聊了武侠、女性、日常生活、历史、自由、中庸、邓小平、亚洲价值观、还有大儿子的自杀……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10期
原标题《金庸 拒绝理想主义》
全文约8524字，细读大约需要22分钟



沧海一声笑
黄沾 - 华纳群星难忘您许冠杰



他是武侠小说大家。一部百年武侠小说史，自还珠楼主以下，名家辈出，仅和他同时代的就有梁羽生、古龙等人，惟有他名头最盛，享誉最长，以壮岁成名，数十年间屹立不倒，愈到暮年，声誉愈隆，乃至横扫华人世界，通吃老少读者，获得普通民众、影视界、学术界以至最高学府的认同，以汪洋恣肆的想象力，15部洋洋大作，数千万文字，被誉为“东方的大仲马”。

他是一代杰出报人。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就此奠定毕生基业。他的社评文章，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题为主，数十年间从无间断，累计也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他是香港文化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主持的《明报》，数十年吸纳了一大批香港文化、新闻界才俊之士，或以作者身份开设专栏，或在其麾下工作，董千里、胡菊人、董桥、潘粤生、林行止、吴蔼仪——对繁荣香港文化、蓄积人才，都有莫大功劳。

他一生经历极其丰富。早年学国际法，梦想当外交官，曾有专业论文发表，以其才学为乔冠华所赏识，差点到北京的外交部工作。他喜欢电影艺术，曾进入电影界，拍电影、写剧本、为电影插曲填词，做导演时有电影《王老虎抢亲》等传世，写影评写到“香港最好的影评人”。


“我最敬佩的大英雄是邓小平！”1981年，金庸携家人去北京访问，受到邓小平接见（资料图片）

晚年挟盛名参与政治活动，在两岸三地颇受看重，是惟一受到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蒋经国这4位海峡两岸最高领导人接见的香港传媒人。1986年，他更获邀被任命为中国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提出了“主流方案”。目前香港政制的基本框架，就源自该方案。

他还是身家巨万、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以一介书生，独闯香江，赤手空拳打天下，居然成为亿万富翁，这几乎是个奇迹，他的朋友倪匡就惊呼说他是“千古以来以文致富的第一人”。

尽管有“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李敖批评金庸敛财、伪善，王朔批评金庸小说是“四大俗”），但金庸身前即享大名，富贵天年，却是不争的事实。

见证了上世纪中国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的传奇人生是如何展开的？临老回首，历经风雨、阅人无数而又绝顶聪明的他，有着怎样的人生感触？

8月中旬，在香港北角嘉华国际中心的金庸办公室里，今年（2004年）正好80大寿的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除了香港政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金庸说。

当八十高龄的金庸正式在他渣华道毗临维多利亚港湾的豪华大办公室里现身的时候，记者已经不觉在他十六个落地通天的书柜前流连了半小时，他轻轻道一声“抱歉”，出其不意地登场——

以为他穿件司空见惯的白色衬衣，实际上面有极淡的黑色格子；以为他脚上是双平凡无奇的黑袜，慢慢看才看出上面有极细的白色纹线。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半框金丝眼镜，裤缝笔直，皮鞋看上去干净舒适，一件鹅黄色的休闲西装衬得他神采奕奕，腕上戴块白色表盘、黑色指针的男式大表。

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就张贴在他办公室的玻璃门口——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窗台摆了一溜七八个奖座，除了当代文豪奖、千禧人物奖等，较多的就是最受中学生喜爱的作家和作品奖，几乎每年的都有。与报业有关的奖项，有一个2000年香港报业工会颁发的最佳新闻奖。

靠近沙发的整整一个书架都装满了他自己半生所著的武侠小说，各种版本、各种出版社，简体、繁体、外文，横排、竖排、连环画，适合各个年龄层次、消费层次的读者……一般的作家说“著作等身”，面对金庸，不知该用什么来形容。整个书架内江湖多诡儿女情长刀光剑影，落地大窗外维多利亚港湾波澜不惊云卷云舒。


2004年，金庸在香港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


“我不出自传的”

人物周刊：先从您的武侠小说开始谈起吧，您的作品在国内改编得比较多，您觉得改编得比较好的是？

金庸：最近的《天龙八部》是比较好的。

人物周刊：同一个制片人张纪中，您对他之前的《笑傲江湖》很不满意，那为什么还要跟他继续合作呢？

金庸：是他保证不再改动了。《天龙八部》最后真的不大改动，我就跟他们交易了。但我还有非常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们把马夫人这个形象改成潘金莲那样，我觉得（小说）《天龙八部》的人物创造是比较有特色的，特别有点文学意味的就是马夫人，结果改成那潘金莲样的！（面容有点生气）编剧不动脑筋，走最简单最容易的路子，其实照原来的人物就行了。

人物周刊：您曾经说过比您有才的人一般不是编剧，看来您对编剧的意见很大。

金庸：我自己做过编剧的。好编剧如果去编人家原来的著作，并不需要太大的改动。

人物周刊 ：武汉作家池莉曾说“小说就像自己生的儿子，改编权的问题就相当于把孩子交给别人收养，怎么养她就不管了”，为什么您会对您作品的改编问题这么重视呢？

金庸：（有点茫然）你说谁？

人物周刊：池莉，武汉的一个小说家。

金庸：（严肃地）我还是希望（改编）作者能依照我原来写的。虽然说你把人家这孩子领去了，但你说把他手砍掉就砍掉，你说他痛心不痛心？这个我是不同意的。你把他校一校改一改可以，但是你不能把他手也摘掉，耳朵也摘掉（摸摸自己的手，摸摸耳朵）。

人物周刊：一百年来的中国作家，您比较喜欢的有哪些？

金庸：一百年有很多人啊。沈从文吧，文字好，路子好。

人物周刊：好像您跟他的风格有接近的地方，古典式情感——

金庸：沈从文喜欢，巴金也喜欢。

人物周刊：当代有吗？

金庸：当代喜欢陈忠实，《白鹿原》。

人物周刊：说到改编问题，您好像格外青睐导演《卧虎藏龙》的李安？

金庸：因为这部小说本身写得不好，但李安把它改编好了，这是很难得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李安的第一部武侠片，没有拍您的作品呢？

金庸：这个问题李安没跟我谈过。他的弟弟倒是找过我，说他喜欢我的作品，想拍，但我拒绝了。我说，李安的弟弟没有他哥哥站不起来的，弟弟恐怕还没有哥哥那样的才能。

人物周刊：您喜欢您的小说给张艺谋拍吗？他很会造势的。

金庸：他没有表示过要拍我的小说，他自己喜欢编故事。与其给他拿去大改一下，还是不要给他拍了。

人物周刊 ：您看过他的新电影《十面埋伏》了吗？

金庸：没有看过，很多影评都说不好看的。

人物周刊：那里面讲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追逐，在你的故事中似乎很少出现，两个侠客喜欢一个女子，好像没有吧？都是很多女孩子喜欢一个男子的。

金庸：不会。像令狐冲的小师妹就不喜欢令狐冲，而喜欢一个林平之。

人物周刊：但是也不会像《十面埋伏》那样，“刘德华”和“金城武”两个男人正面起冲突，然后火拼。

金庸：如果那样，也可以写的。张艺谋拍《菊豆》、《红高粱》，我很喜欢。但《英雄》的故事太糟糕。

人物周刊：据说您是您那个时代写影评最好的？

金庸：（认真地）我不是写得最好的，但我是最用心的。

人物周刊 ：为什么您没有出自传？为什么没有给自己的社论作品出一本集子？

金庸：我不出自传的。至于我的社论集子，现在有一个秘书在给我编，编了两年了，还没编好。

人物周刊：为什么？

金庸：（微微一笑）有些文章在内地还不方便出版吧。


徐志摩与金庸是表兄弟


“中国女性就要温柔、忍耐”

人物周刊：为什么您不写当代生活的小说？

金庸：（很谦虚地）我不敢，写当代小说比较困难，我喜欢写武侠。

人物周刊：现在还有写小说的冲动吗？

金庸：能够写得好就写。

人物周刊：《收获》曾发表过您的一篇短篇小说，写您小时侯家里的一个丫鬟，那篇文章是这几年写的吗？

金庸：是前年写的。还可以吧？

人物周刊：可以可以（笑）。您怎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的精明人，比如韦小宝？

金庸：韦小宝最后还是成功了，中国文化最后还是要成功的。

人物周刊：听说您正在修改小说，您的小说中哪些部分是准备改的？

金庸：我现在改了些，《鹿鼎记》还没改。《鹿鼎记》最后韦小宝的结局要小改的，要给他一点教训。

人物周刊：《天龙八部》怎么改？

金庸：改到段誉后来跟王语嫣，因为她老是不理他，于是他也跟她普普通通了。我对你这样好，你不放在心上，做妹妹了。段誉后来又认了很多妹子，木婉清、王语嫣、阿朱……，这一次没讲结果，最后不了了之，段誉做和尚了。

人物周刊：您的小说有一种现象，就是一个英雄出来，周围就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怎么老这样安排呢？

金庸：真是英雄的话，就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正常的吧。

人物周刊：但为什么总处理成这些女孩子都很坚贞不移，一定要跟他好，如果不能嫁给他，也一定要守住。

金庸：目前这样（安排）不大自然，这些女孩子也有个人自由，不行的话就算了，是吧？

人物周刊：这暴露了您多少有点重男轻女是吧？

金庸：要说重男轻女，好像封建社会就是这样子。我就有四五个祖母；再早一点，曾祖父什么的都有六七八个太太，（这种情况）很多很多。只有一个少奶奶的就很出名。我去参观过一个人（的住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他的电话线（分别）通到各个姨太太房间，他共有13个姨太太！

人物周刊：可能您也喜欢有那么多的姨太太。

金庸：一个人受社会影响会很大。他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在当时很正常。

人物周刊：在您塑造的角色中，男性人物比较喜欢谁，是过去你说到的乔峰，还是郭靖？

金庸：郭靖。

人物周刊：但是我问过许多成功人士，他们都希望能做乔峰。

金庸：郭靖有点傻。

人物周刊：对。而乔峰够完美，够专情。

金庸：乔峰性格比较刚强。

人物周刊：您说过人是很容易产生感情的，经常会发生爱情。如果再有一次感情发生，您是忠于自己的感觉呢，还是忠于自己的家庭？

金庸：中国人讲有情有义，外国人是只讲情不讲义。虽然我很喜欢某个女孩子，但是良心上我过不去，在义上我不能负我的妻子。

现在的女孩子被外国人西方化了，都不讲义气的，（只追求）有钱的爱情，这个观念我不大接受。

人物周刊：您怎么修改自己的小说呢？新版本的《神雕侠侣》我看了一点，您改的那个杨过跟小龙女的对白很现代的，觉得甚至不像是出自您的手笔。
　　
金庸：（笑）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久了就比较现代化了嘛。都是我自己改的，没有人帮我改。只有两个台湾的女编辑，如果我改得不准确，她们就发传真给我，说你这里改错了。比如岳州（岳阳），现在的印象中是属于湖南的，湖南就是湖广南路，湖北就是湖广北路，于是我说现在岳阳就是在湖广南路。那编辑说不对。一般古代地名我都会去查古代地图，像岳阳这种地名我知道得很清楚就不会去查，但这位编辑就很仔细，查出来在宋朝时是在湖北隋州下面的，属于湖广北路，后来我就改了。你说的对话，杨过改得是比较现代了。
　　
人物周刊：杨过好像说：“我每天想你好多次，一天想你一千次……”
　　
金庸 ：不会，想三百次就够了。（笑）你觉得这样改不好吗？那该怎样改才好呢？
　　
人物周刊：像您这么一个官宦和士族大家庭里长大的人，对今天的社会有怎样的观察？比如说对木子美现象？
　　
金庸：木子美我没有看过她的小说，不过听说过这个事情。我认为整个大陆生活提高之后，有些人生活得很无聊，“饱暖思淫欲”嘛，就把那些艳遇什么的都写出来，满足一部分人对于色情描写的需求。如果是在抗战、内战时，大家全心全意艰苦奋斗，这个现象不会出现，因为整个社会也比较严肃。现在大家生活没有忧虑了，这种作品可以满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要求。
　　
人物周刊：您是把她当成作家，但作为一个人，一种社会现象，她身后的价值观，您是怎么看的？
　　
金庸：这种人总是有的，从来就有的。
　　
人物周刊：您那个时代多吗？
　　
金庸：我那个时代在香港都比较普遍了。
　　
人物周刊：喜欢什么类型的女演员演您的女主人公？周迅喜欢吗？
　　
金庸：可惜周迅的声音太难听了。
　　
人物周刊：您曾说您崇拜女性，那您觉得女性永恒不变的美感在哪里？
　　
金庸：中国女性就要温柔、忍耐；外国女孩子很活泼，但这是有年龄限制的，年纪大了，太活泼就不太美了。


“说我小气就小气好了”
　　
人物周刊：生活中您是什么样子？
　　
金庸：不是很苦，也不是很浪费。
　　
人物周刊：您今年已80高龄了，每天的时间都怎么度过？
　　
金庸：过去两年，我一直想把小说再全部修改一下，可到现在还没修改完。现在我每天用两小时来修改小说，念德文每天还要两个钟头，余下的时间就读读历史书。
　　
人物周刊：您的历史小说开始动笔了吗？
　　
金庸：我正在自学考古学，中国解放后考古发展很快，对照今天的考古发现，许多古代历史的讲法都错了，夏朝、商朝、周朝，有很多都讲乱了。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去学。
　　
人物周刊：参观了您这里的16个书架，发现真的有很多考古方面的书，靠窗的那个书架有半架都是：敦煌壁画、图志……
　　
金庸：走走，我带你们去我的小书房，那里刚刚买了很多的考古书，来，看看。
　　
（小书房就在同一层写字楼的十步之内，有6到10个书架的书，桌子上还堆积了一些，很多成套的线装书。金庸翻着书，神情很是愉快。靠近门口的白墙上，挂着一面椭圆镏金边的镜子。然后回到原地沙发坐下。）
　　
人物周刊：当年您是因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如果留在内地您会怎么样？（编者注：1948年，因《大公报》香港版创刊，急需从上海《大公报》抽调人手，本来抽调了另一位国际电讯翻译，正值该人新婚，才临时派金庸前往。那年金庸24岁。）
　　
金庸：那“反右”就反到我了，就算“反右”反不到，“文革”也一定被打垮了，说不定已经死了。
　　

1959年5月20日出版的明报创刊号

人物周刊：您后来离开电影业，出来创办《明报》时，生活问题解决了吗？
　　
金庸：本来要靠它拿薪水的，但我离开它就不能靠它了，结果薪水送来我也不收。
　　
人物周刊：在您的个人经历中，是否有意识地把《明报》和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联系在一起？
　　
金庸：我在《大公报》受到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训练，和培养起一个报人的理想。我办《明报》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主持公正，把事实真相告诉给读者。
　　
人物周刊：办报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金庸：最大的困难是经济问题。
　　
人物周刊：有没有政治压力或别的压力？
　　
金庸：政治的压力我不理他。当然引诱也是有的，美国给我钱，我没要；英国给我钱，我也没要。有一阵子新闻纸很紧张，贵得不得了，还买不到，就有人打电话来说“我们借给你”。接受赠物嘛，是玩不起的，因为你只能拿文章作回赠，但我实在不想受他们影响而换文章。这样下贱的（交换）我不要。
　　
人物周刊：现在内地的新闻业在生长，市场化的步伐已开始了，他们也会遇到很多您在五六十年代办《明报》时遇到的问题，包括商业化对报纸品质的影响等，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
　　
金庸：商业化、广告压力是一直有的。有些大广告商有意见，打个电话给我，我如果不同意发表他的意见，他可能下次几十万的广告就不登了。但你要有勇气拒绝，苦一点就苦一点算了。收入来源少了，大家的薪水就加不了了，我只好请大家原谅，我自己也苦得很呢！
　　
人物周刊：听说您最苦的时候，您的娱乐就是坐电车出去游车河？
　　
金庸：有的作者老是写文章，说金庸办报纸小气得很，但作者的生活一般都比我们的编辑记者好，苦的时候我与其给作者加稿费，还不如给编辑加编辑费，我是要从全局考虑的，说我小气就小气好了。
　　
人物周刊：听说您对待工作、对待《明报》，也是一个非常全权的、类似帝王的统治，是这样的吗？
　　
金庸：我不大喜欢跟人家讨论，我自己很有自信。（小声地）这样是不太好的。
　　
人物周刊：有下属跟您顶牛吗？
　　
金庸：顶牛有啊。
　　
人物周刊：那您会给他们穿小鞋吗？
　　
金庸：不会。因为顶牛就把他开除，不会。（想一下）年轻人多点思想、多点见解，好。
　　　　

“让理想主义者走开！”
　　
人物周刊：您格外强调“自由”这个概念，《明报》副刊就叫“自由谈”，您怎么看“自由”？
　　
金庸：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己生活无忧就是自由的首要条件。
　　
人物周刊：您现在已经非常成功了，您出来讲话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您出来讲什么话的意义，这些待遇给您的感觉是怎样的？
　　
金庸：我现在好像变成名人了，可以自由发言了。香港的民主派说，我能够把真心话跟他们讲出来，把他们骂得一塌糊涂，老是跟他们吵架。其实我现在年纪大了，也没几年跟他们吵架了。
　　
人物周刊：读您的社论文章，您实际上在政治观点上是偏保守派一些，是自由保守派。
　　
金庸：也不算保守，是稳健派。你说保守也可以。
　　
人物周刊：为什么您会形成这样的见解？
　　
金庸：我看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思想对我影响很大，“孔夫子”当年就是比较保守的。中国很多事情都需要慢慢地改革。
　　
人物周刊：您的个性因素，对您政治观点的形成有影响吗？您年轻时是个很平和的人吗？
　　
金庸：我强调“自由”，因为我天生的反叛性格，所以在学校，读中学也开除，读大学也开除，不大听话的，家里父母亲也不大管教我，还从小离开过家庭。
　　
人物周刊：但现在您是一个很儒雅的人。
　　
金庸：也不见得。（笑）
　　
人物周刊：您性格里有很张扬的一面，但您很强调“中庸”的概念，怎么调和的？
　　
金庸：中庸之道，一方面讲不偏不倚，另一方面讲你坚持的主张，不要常常改变，坚持的路就要坚持下去。
　　
人物周刊：谈到“中庸”，有研究者说《明报》办刊的一大理念就是“尊崇儒家的人文思想”，请您谈谈您对儒家文化的思考。今年国内正讨论一个话题：有些知识分子主张搞“读经运动”；一个中年学者蒋庆，在贵州开了一个书院，也是倡导读经。有很多学者参加讨论，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您怎么看？
　　
金庸：如果他要我去当这个书院的教授，我是不会去的。年轻人现在最主要的应该是接触现代思想，更广泛的现代思想。
　　
中国人读经有很大的偏差，认为“四书五经”讲的就一定是对的，古代圣贤讲的是绝对没错的。现代青年应该有自己的思考，想一想他这个话对不对？对的你就相信他，不对的就要修正。“修正”就是，你本来不对的，把它修正，为什么不好呢？
　　
人物周刊：您刚才说要学习现代的观念，向西方学习……
　　
金庸：不一定就只是西方，是向全世界学习。中国古代也有可取之处，但毕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观。
　　
人物周刊：那什么东西是标准呢，道德观吗？
　　
金庸：现在连我自己也想不到。邓小平讲的要根据中国特色，选择符合中国发展的，就是说最适合当地环境的、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心理的、在中国社会行得通的。
　　
人物周刊：李光耀一直在提倡“亚洲价值观”，您赞同吗？
　　
金庸：价值观没有什么亚洲欧洲的分别，只有适合不适合。
　　
1981年我和邓小平见面的时候，他就当面问我：“全世界有多少社会主义？”我说：“对不起邓总理，我不知道。”他说不要紧，我们研究一下。他说你到过多少社会主义国家？我说瑞典、挪威、芬兰、丹麦这些国家我都去过，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也实行社会主义，每个国家都不同的。苏联我没去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跟中国的也有很大不同。邓小平就很赞同，拍大腿啦，说：“很对！每个国家什么东西都不同的，不要讲社会主义有不同，英国的资本主义跟美国的也完全不同。”
　　
人物周刊：在政治家中，为什么您独独对邓小平这么推崇？
　　
金庸：（有点激动地）英雄，大英雄！我写武侠的，见到大英雄我心里就佩服。见到他，讲几句话，我就真的佩服他了。
　　
人物周刊：对邓小平的评价有这样的说法：邓小平先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太像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某种程度上可能更为奔放。
　　
金庸：（越说越激动）我不赞同理想主义者，让理想主义者走开！我做事比较现实，根据现实走最好的道路，最伟大！
　　
人物周刊：您这辈子做过错事没有？
　　
金庸：很多。给学校开除就是做了很大的错事。
　　
人物周刊：外交家没有做成，也是错事吗？
　　
金庸：幸亏没做成，外交家不自由。中国干部中最不自由的就是外交家了。比在军队里更加不自由，部队听指挥听命令就行了。当外交家一步也不能走错了。在美国，驻美大使去纽约要申请，到南方观光也要申请，约束很大的。
　　
人物周刊：您现在有80岁了，这辈子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
　　
金庸：最遗憾的，就是我儿子在美国自杀了，这是最遗憾的事情。他为了爱情，自己上吊死了。
　　
人物周刊：您当天还坚持写专栏？
　　
金庸：（眼里依稀有泪光）对，我写社评。
　　
人物周刊：这个非常难以做到。
　　
金庸：做了新闻工作者，你必须有困难也要把工作做完。心情很不好，但工作一定要做好。

金庸生平

1924   出生于浙江海宁。
1945   在杭州《东南日报》任外勤记者。
1946   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被录取为上海《大公报》国际电讯翻译。
1948  调派香港，任《大公报》香港版国际电讯翻译。
1955  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1957  进入长城电影公司。有电影《王老虎抢亲》等导演、编剧作品若干。
1959   创办《明报》。
1966   创办《明报月刊》。
1973  以《明报》记者身分赴台访问，拜会了蒋经国。
1981   回大陆访问，获邓小平接见。
1984  再次赴北京访问，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1986  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
1989   宣布辞去基本法草委、谘委职务。
1994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版，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4名。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1996   获英国剑桥大学荣誉院士。
1999   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url]https://mp.weixin.qq.com/s/IJbq43PDdYzTacRNqUmBdg[/url]
金庸走后的这一夜，我们翻到查良镛这一页 | 谷雨

原创： 施展萍  谷雨实验室  今天


金庸离开后的这一夜，我们怀念金庸。金庸是“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他留下了快意恩仇的武侠作品，带给华人社会最宝贵的想象力，却高喊“让理想主义者走开”，留下了求真务实的行事法则，成为一代世俗文化的立法者和行动者。

文字｜施展萍
编辑 | 金 四


1

没有金庸的这一夜，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灯光仍然闪烁，一些地方陷入沉寂。在中环散步，高耸的大厦之间，旧日的痕迹已被现代化摩天接踵的高楼抹去。很难想象，这里曾经聚集着大批论战的报馆。那是一个年代活跃的中心，在物质相对匮乏的现实里，时时散发出理想的气息。

金庸刚刚来到香港的日子，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外交官，为国奔走。大半个世纪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老先生还关注着时局。

一个香港作家上周去医院看金庸，在床边用上海话向他讲述世界时局。“他的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我告诉他今天几月几号，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像一个纯真的小孩。”

这个本名查良镛的小孩，大学毕业后，先后做过《东南日报》及《大公报》的记者、翻译和编辑。24岁时，他被《大公报》派往香港馆工作。他很快喜欢上了香港，觉得这里的人坦诚直率、重视信用、说话可靠，“人际关系比上海好”。

但此时，他仍未放弃自己的外交官之梦。一有机会就只身北上——他的文章被梅汝璈看见，推荐他到外交部做自己的助手。

当时在外交部做内部工作的乔冠华私下对查良镛说：“你这个才华，你这个本事，做一辈子小职员，会很可惜的。”

感觉壮志难酬，查良镛又回到香江边上。

他需要更广阔的天地。1924年他出生时，查家还有3600多亩田地，上百户农民租种。查家藏书十分丰富，这或许为查良镛此后绵延一生的文字工作埋下最初的伏笔。8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读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这个男女二侠同闯江湖的故事令少年查良镛着迷。

据说，他初初翻过几页便迷上了，拍案叫绝：“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书！”人们喜欢追溯这段过往，以此证明大师的武侠梦早在童年时期就已奠定。


△ 金庸的读书心得  图片 | 东方IC

但较少被注意到的是，那时让查良镛“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近代中国著名记者及出版家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及其主编的《生活周报》。

查良镛一度心怀政治理想。心迹在青少年时期便已在笔端显露。初三那年，15岁的查良镛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给投考初中者》，以初中生的身份指导初中生如何在考试中取得高分。17岁，他在《东南日报》副刊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

他的“狂气”让他武断地写下：“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

这几分“狂气”让他才华出众，但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他的两次退学都与针砭时弊有关。一次是在中学时，他模仿英国作家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写《阿丽丝漫游记》，文章影射训育主任沈乃昌。查良镛被退学。

另一次，他如愿入读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期待未来成为外交官。然而，因不满听到校长名字要立正敬礼，“就像对待希特勒一样”，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学。

查良镛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并于1948年毕业。


2

1950年，《大公报》分出《新晚报》，查良镛转入其中做副刊编辑。他为此起用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据说，“林欢”一名取自他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各自姓氏中的“木”，“欢”是二人当时幸福生活的写照。“姚馥兰”则取义英文“Your Friend”的谐音。

正是这段时期，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写就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从此名声大噪，开启了此后漫长的武侠小说写作生涯。

那时候的香港，尚是一片文化沙漠。拥挤逼仄的土地上，突然涌来大批的商人、政客和文人。拥有旧学根基的文人藏身报馆，关注着时局变化，论战不断。

1957年冬，金庸对《大公报》的左派立场感到失望，果断离开。两年后，他创立《明报》。许多年后，金庸对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解释《明报》的名称来历，他原想叫它《野马》，但觉得不太像报纸名称，便用了“明”字。他喜欢“明”，正大光明、明察秋毫的“明”。他后来写明教教主张无忌，自称与他性格最贴近。

起初，《明报》不过是份讨好市民日常趣味的小报，依靠他的武侠小说连载维持生计。1962年，著名的“难民潮”为《明报》提供了扭转命运的机会。大批偷渡香港的内地人员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事件敏感，港岛的其它报纸都不予报道，《明报》却大声疾呼，天天头条、全版奉上。

这起事件后，《明报》由“小市民报章”转身登入大雅之堂。它被知识分子所接受，又培养出一批后来的香港报界大佬及名作家们，如董桥、林行止、陶杰、张小娴及亦舒。

英属殖民地时期的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拓宽了港人的阅读想象空间。侠士们出没于江南、中原和大理国，在朝野间往来，于私情与大义间摇摆。港人在街头巷尾“谈到正事，谈到政事，也往往要引用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和事来教训”。

在金庸心中，报纸始终居首位。他一早就坦诚，写武侠小说是为报纸服务的，“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1972年，玩出名堂的金庸宣布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自此别过江湖。那时，他的兴趣集中在写政治评论上。高峰时期，每日一篇，20多年几乎未中断过。

一个香港专栏作家比较金庸与张爱玲、高阳，同样是士大夫家族出身，只有金庸跳出了旧中国的窠臼，得益于香港的独特条件，右手写小说，左手办报纸，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合，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


3

金庸反复强调过自己的新闻理念，“事实就是神圣的，评论完全是自由的”。

创办《明报》时，他提出公正、善良、独立的办报宗旨。他后来解释，“善良”是两个字：侠气。“干预社会，对好的人和事件进行赞扬和表彰，对坏的人和事情进行批评和反对。”

有媒体问及金庸，在一生中，从未改变过的东西是什么。

他说：“从没有改变过的就是不讲假话。我本来在《大公报》，后来离开那里自己办报纸。我办报纸问心无愧，从未故意制造谣言欺骗读者，这是不行的。错误当然有过，但我后来专门更正、公开认错，绝不制造谣言。”

曾任明报集团董事长办公室行政秘书的符浚杰曾说，金庸的政治立场根据时局变化，常有摇摆和变化，但他始终不变的立场有两个，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知识分子”。

金庸经历过世界大战。他常与《明报》员工分享一则故事，战时，他骑自行车逃难，一颗炸弹在他身后炸出大坑。从那时起，他对中国人“站起来”的强大愿望终生未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金庸是“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上世纪80年代起，金庸挟盛名参与政治活动，在两岸三地颇受看重。

他曾与不少政治家有交集。交往中，他不再是浪漫的武侠小说家金庸，而是务实的社会活动家查良镛。他对现实的认知十分清醒：“我不赞同理想主义者，让理想主义者走开！我做事比较现实，根据现实走最好的道路，最伟大！”

得益于查良镛的行事路径，金庸的小说在内地迅速成为畅销书。


△ 《神雕侠侣》 图片 | 东方IC

1992年，金庸将《明报》集团卖给商人于品海。退出之后，他修改以往的武侠小说，整理社论文集，数度返乡，出现在国内外各大高校中。

2005年，剑桥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文学博士，金庸要求自己读。他从硕士读起，2010年9月，86岁时，金庸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以《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的博士论文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金庸夫人曾说，他读书相当用功，每天像学生一样斜背着书包，装满当天上课要用的书和资料。在上学路上，遇到有“金迷”请求签名合影，每每都婉言谢绝，“现在不方便，等我上完课。”

人到晚年，与这些大学教授聊过天，金庸才惊觉自己与他们差太远。“他们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和我真是不同的。”

他忍不住感叹，“我现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学问。”

他说记者、政治家、作家这些身份都没有真正的快乐。“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

有记者问他：“你相信一百年以后还有人读你的小说吗？”

他答：“我希望有。”

“你有没有想过 ‘不朽’的问题？”

他说：“创作没有人生这样好，人生可以不朽，创作故事很难不朽。”

（本文由腾讯新闻出品，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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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倪匡聊金庸
原创： 陈远  拍卖时光  昨天




今天宏泉兄和某拍卖公司副总裁齐凯小兄弟来清华，傍晚时分给我打电话叫我下去吃饭。吃饭到一半，宏泉说：金庸去世了。



这个消息时隔一段时间就会传一次，我也没有当真。吃完饭打开手机，铺天盖地都是金庸去世的消息。



这一次，不是谣言。过去一有著名人物去世，媒体动辄“一个时代过去了”，但是金庸去世，真的代表了武侠时代的终结。倪匡说金庸写武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有朋友间彼此热爱的因素，却也不算过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尽管金庸已经成为经典，但是现在年轻人，不会再对武侠世界有太多的兴趣。“千古文人侠客梦”，注定只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或者还有八十年代人的情节。



金庸曾经也是反抗的，但是后来变得越来越顺从，所以我对金庸，并没有太多的情愫，但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确实是由金庸启蒙的。父亲喜欢读武侠，小时候家里的书，最多的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我读书，喜欢刨根问底，看到书中涉及佛道儒方面的内容，并自己去顺藤摸瓜的学习。



这是题外话。但和接下来要说的也不无关系。



2008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最想见的，当然是少年时的偶像倪匡。过程很顺利，我如愿见到了倪匡，聊得也很开心。聊到金庸，也是自然而然。关于金庸的部分，当年刊出的文字如下：



和金庸的交往，我觉得是君子之交，我们之间永远是他来找我，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因为我觉得他是大人物，那么忙，又有钱。他有学问，我也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他现在返老还童，我回香港之前，他打电话给我:“你搬回来住？太好了，你搬回来我就不去英国念书。”结果我真搬回来了，他还是去英国念了博士。我问他:“你怎么又到英国去啦？”他说:“我有说过吗？”



其实，当时聊得的，远远不止这些，只是当时金庸还在，担心影响倪金二位的关系，其他的我便没有整理。如今斯人已去，凭借记忆记录，也算是一段历史。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代久远，细节或有出入，但大体不差。



谈到金庸，倪匡说金庸是个有韬略且多疑的人。举个例子吧，若要和金庸提个建议，他必然要猜测你的动机，而且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个话题，是我请求倪匡引荐我采访金庸时说起的。倪匡听完的请求，说：这个不太好办，因为你在香港的时间太短，给我“运作”的时间不够。如果我直接和金庸介绍你去采访，他一定会拒绝。



有一件事可以佐证：



蔡澜年轻时，一曰突发奇想，想到《明报》弄个专栏玩一玩，便去找倪匡帮忙。
倪匡面露难色：“太难了！金庸当《明报》是自己的性命，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你要写《明报》副刊，真是难过登天。你还是叫我请你吃饭，这比较容易办。”
蔡澜死不甘心：“倪大哥，你不帮我，普天下恐怕也没人帮得了我也！”
倪匡最怕哀求，当下便说：“让我想想办法，不过，你别太急。”犹豫了一下又说：“期限三月，必有所成。”
接下来的几天，凡是有金庸的场合，倪匡必谈蔡澜。起初，金庸并不在意，过了一个星期，终于忍不住问：“蔡澜是谁？”
倪匡心中暗喜，嘴上却说：“哎哟！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你怎能说是写稿佬？快点去买张《东方》看看吧！”
过了三天，金庸见了倪匡，主动说：“你说得对，蔡澜写得不错，有多大年纪？”
“四十左右吧。”
“这么年轻文章就写得这么好，难得难得！”
“还不止呢。”倪匡便把蔡澜精于饮食电影、琴棋书画的事，一一告诉金庸。
“真是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下？”
“他很忙，我替你约约看。”
倪匡吊了金庸三天胃口后约了蔡澜。金庸盛装赴会，一见蔡澜，态度诚恳，令蔡澜不知所措。三人欣然就座，天南地北地畅谈，至中席，金庸推了推倪匡，轻声说：“我想请蔡先生替《明报》写点东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
倪匡一听，皱了皱眉头，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嘛……”金庸又推了他一把，倪匡这才勉强说了。蔡澜欣喜若狂，因为距他求倪匡向金庸说项前后仅两个星期而已。



而我见到倪匡之后，还有两三天就要离开香港了。所以香港之行，我和金庸缘吝一面，于金庸，这当然是无须知道的小事，于我，也并不遗憾。



还有一年，记得倪匡和我说过确切的年份，但是如今我忘记了。金庸受到北京方面某位大人物的召见。金庸很激动。邀请倪匡一起到北京。倪匡说：说实话，我也是想见一见邓大人的，但我听说见之前要搜身，就拒绝了。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方式。但是金庸可以。



对于倪匡的拒绝，已经变得很顺从的金庸很不理解。甚至还试图劝说倪匡。倪匡说后来都是金庸联系他而不是他联系金庸，除了上面他谦虚的说辞，我想，多少还有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当年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其实已经渐行渐远。



倪匡还谈到亦舒和金庸的故事。现在记得不是很确切了，大概是亦舒初涉职场时，倪匡请金庸照拂把亦舒揽入明报。金庸没有拒绝，却也没有答应，而是把亦舒介绍到了另外一家报馆。后来亦舒成名，在明报开设专栏，因为稿费长年不涨，虽然没有和金庸产生龌龊，但多少有些不满意。不过这些，都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朋友情谊。



如今，金大侠已成古人，说这些并非不敬。有华人处，并便金庸小说，毁誉对他，已经没有影响。



金庸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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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邓小平是我最佩服的人”

北京青年报
2018-10-30 23:15
原标题：金庸：“邓小平是我最佩服的人”

编辑 | 董鑫

据香港《明报》报道，查良镛（笔名金庸）病逝，终年94岁。这位千古侠客几乎年年都有“被去世”的消息传出，日子久了已没人轻信。

万万没想到，这次是真的。


金庸是一位武侠小说大家。在学生时代，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曾用削铅笔的小刀将课桌刻穿了一个洞，以便在上课的时候偷看《天龙八部》。

金庸也是一位杰出的报人。作为香港《明报》的创办者，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一边写武侠，一边写社评，见证了上世纪中国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除去以上两个身份，金庸在“政治圈”也多有涉足。

2015年5月，习近平到浙江舟山考察调研。在听取舟山江海联运情况汇报时，指着展板上的岛屿说：“桃花岛，据说金庸没去过，但他笔下黄老邪的桃花岛和这里一模一样。后来就按着小说搞了旅游。”

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

桃花岛就是金庸笔下武氏兄弟和郭芙共度童年的地方。黄药师、周伯通、洪七公、欧阳锋、江南七怪、杨过、郭靖、黄蓉等众多主人公都与桃花岛有关系。

　没当成的外交官

1924年3月10日，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早年间，他的职业理想是外交官。

1942年高中毕业之后，金庸考上当时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此后又插班进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后并入华东政法大学）攻读国际法。

毕业之后，金庸考入上海《大公报》担任国际新闻翻译。不久之后，《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急需从上海《大公报》抽调人手，原本抽调的一位国际电讯翻译新婚，临时改派金庸前往。

在香港《大公报》任职期间，金庸发表过关于外交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受到新中国外交部顾问、国际法权威梅久璈的赏识，电邀金庸做他的研究助理。

1950年，金庸向《大公报》辞职，穿着方格T恤衫和牛仔裤北上。当时，担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秘书的乔冠华对金庸说，因为他出身地主阶级，必须先在人民大学受训，写交代材料，然后才能到外交部工作。

金庸考虑再三，认为自己不适合从事此项工作，便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念头，重回《大公报》任职。

　邓小平为他点烟

1959年，金庸离开《大公报》，创办《明报》，每天一篇社评纵论天下大事，尤其是有关中国大陆和香港问题的大事。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四人帮”打笔仗，对于红卫兵揪斗刘少奇和邓小平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直到上世纪70年代之前，金庸的小说在内地都是“禁书”。

1981年春天，金庸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请求，希望访问内地、亲往北京。报告很快送到了邓小平那里，他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良镛先生。

当年7月18日，金庸成为了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


这场会见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邓小平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而金庸抽了一支烟后不抽了。邓小平递给他一支烟，并为他点火，说这样谈话就是朋友，不要拘束。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将抽剩的“熊猫”烟都送给了金庸。

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出版3天后就告罄，一周内连续加印了三次。


在回答《明报》记者提问的时候，金庸说自己一直很佩服邓小平的风骨，就像是他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英雄人物。后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的时候，金庸又补充说，邓小平胜过他笔下钟爱的任何英雄人物。

金庸的这些武侠小说在内地“解禁”也是因为邓小平。

邓小平是金庸小说的“忠粉”。1973年3月，他刚恢复工作，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便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中午和晚上睡前都要读上半小时。金庸回到香港之后，给邓小平寄了一整套《金庸小说全集》。

此后，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

　见证香港回归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讲话，就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此后不久，邓小平把上述方针明确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并提出这种方式同样适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

这之后，金庸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一国两制”是“一言可为天下法”。

1982年，中英就中国收回香港开始进行磋商。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之前经过香港，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安排金庸与撒切尔夫人单独会晤了四十五分钟。

后来，金庸回忆这次会面时提到，英国当时跟中国在交涉香港归还的事情，撒切尔夫人希望他能够支持英国人，不要归还香港。但他主张香港归还中国，原因有二：“第一，本身就是中国的地方，当然应该还了；第二你签条约九十九年，现在到期了，你怎么可以不守信用？”

“她跟我没什么好谈的，就不谈了。”金庸说。

1984年春天，金庸出版了《香港的前途》一书，将他亲笔撰写的《明报》社评汇编成集，并将此书寄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参阅。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26日，中、英两国在北京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

两周后，胡耀邦接见了金庸。

返回香港后，金庸把他与胡耀邦的谈话要点凭记忆整理出来在《明报月刊》上发表，在东南亚地区引起很大震动。

1985年，金庸加入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担任政治体制小组的小组长，还曾受到邓小平的四次集体接见。当时，金庸和著名实业家查济民提出了有名的”二查方案“，希望政制发展循序渐进，对现行体制不多作改变。

目前香港政制的基本框架，就源自该方案。

乡音无改 鬓毛未衰

金庸大概是唯一一位受到过三位重要国家领导人接见的香港报人。

1993年全国两会之际，金庸再次应邀来到北京。3月19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了金庸。

这场会见，江泽民以金庸的小说作为开场白：“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阅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在会见中，江泽民还提到，“你（指金庸）是1924年生的，还是江浙口音，乡音未改，鬓毛却也未衰。”

那次会面，两人谈话范围十分广泛，除了香港问题，还有西藏问题，也有新闻、文艺以及经济问题。给金庸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江泽民对他谈起“中国人的脊梁”问题。

江泽民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藤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情诗词是冲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死去元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回到香港之后，金庸还撰写了一篇题为《北国初春有所思》，发表在香港一家杂志上。描述了内地早春热火朝天的经济新形势。

资料 | 人民网、东方早报、人民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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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挥手自兹去

原创： 人物记者  人物  今天


中文世界，金庸无可逃避。绝大部分人都知道那句著名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那代表着他的14部小说，还有一部没有收进去的《越女剑》。即使你不曾逐字看过他的书，也一定看过书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他的英雄和美人，他的江湖恩仇和刀光剑影，填满了无数人仓皇的少年时代。




文｜张月
编辑｜刘斌
图｜网络



「他病了好多年」

金庸并不恐惧死亡。

2001年，77岁的他访问台湾时接受采访，有人问，「名利双收之后，你的内心是否还有恐惧？」他说：「大恐惧没有，小恐惧就是怕读者不喜欢我吧。另外，也怕亲人的死亡，怕朋友的死亡，但对自己的死亡并不恐惧。」谈到这个沉重话题时，他甚至眯着眼笑了。

他年事已高，在之后的十多年里深居简出，时常传出身体不好的消息，被谣传了许多次去世。

唯有这次是真的。

好友倪匡此前多次帮他辟谣，证明自己的朋友尚在人世。他常在深更半夜被媒体的电话吵醒，问金庸是不是不在了，请他去问问怎么回事。他每次都被吓一跳，电话打过去，金庸健在，他才放下心来。两人聊起「去世」的乌龙，金庸从不生气，总是一笑而过，「他觉得人总是要死的。」倪匡告诉媒体。

2013年，金庸89岁。那是一个肉体濒临极限的年纪，倪匡对外界提到的信息却很乐观，他说自己半个月和金庸见一次面，「查先生健康没有问题，他胃口比我还要好。他就是听力不好，但又不戴助听器。」

昨天有香港媒体打电话给倪匡，他一开始不相信，不断反问：「哪里来的消息？」他和金庸已经有半年没见面了，因为金庸一直在生病，「前阵子他话都说不出来，字又写不了，他病了好多年，人老一定病。」


倪匡

这次，倪匡不需要再为老朋友辟谣了。10月30日晚上9点10分，香港《明报》网站发表《悼金庸先生》：「《明报》创办人、著名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先生（笔名金庸），今日于养和医院病逝，享年94岁，《明报》全体成员对此深感惋惜及难过，对查先生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查良镛先生是明报报业集团主席张晓卿丹斯里拿督的好友，《明报》在新闻业打拼多年，迈向一甲子，如非当年查良镛先生不怕艰辛，殚精竭虑，以一支健笔打出名堂，无以臻此。今先生遽逝，对《明报》、对香港新闻事业，乃至对华文文学界，无疑都是一大损失。」

那是一种怎样的损失呢？作家陈冠中说：「在金庸之前也有很多武侠小说家，但是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的地位相当于鲍勃·迪伦之于民谣。」作家张佳玮说：「中国失去了自己的大仲马与巴尔扎克，自己的莎士比亚与狄更斯，失去了有史以来可能影响中文读者最多的人。」

中文世界，金庸无可逃避。绝大部分人都知道那句著名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那代表着他的14部小说，还有一部没有收进去的《越女剑》。即使你不曾逐字看过他的书，也一定看过书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他的英雄和美人，他的江湖恩仇和刀光剑影，填满了无数人仓皇的少年时代。

那是一种深远漫长到甚至不知从何说起的影响，「一个人的离开结束了一个时代」这种说法已经让人厌倦，但当金庸的名字出现在灰暗的讣告上时，当倪匡在电话那头笑着说「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时，人们才发现，即使结束了那么多个时代，我们依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只能缅怀的时代。没有告别，没有遗言，这次，那个戴金丝眼镜的胖老头儿真的走了。




「拼了性命去办的」

有人曾这么形容金庸的外貌：个子中等，大约175厘米左右，年轻时很瘦，后来发胖。脸型相当罕见，是典型的四方国字脸，很能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威严感。

但在倪匡眼里，让人望而生畏的金庸是个本性极活泼的人，「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

他遇到的金庸已经温和宽厚了很多，年少时的金庸性格张扬，从不容忍，上高中时，因为看不惯训导主任辱骂学生，他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里面有个大反派，是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到处乱窜叫嚣着，「我叫你永不得超生……」那是训导主任的口头禅，主任看到以后气得发抖，跑到校长那里告状，几天后金庸被勒令退学。


少年金庸

转学后金庸考上了重庆中央政治大学，校长是蒋介石，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见到校长时需立即起立，两脚咔地一碰，立正。金庸记得在电影里看过，这好像是希特勒部队的动作，他心直口快说了出来，于是和同学发生了争执，闹到学校那边，学校认为他把校长比作希特勒是极大的不尊敬，他又被退学了。

1990年代，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他，说：「查先生，你中学时给人家开除了。」金庸说：「是，你怎么知道？」江泽民哈哈大笑，「见你之前我查过你的资料。」


江泽民接见金庸

性格张扬的金庸从来不曾想过自己会靠武侠小说曝得大名，年轻时的他更在意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报人。那对他来说是拼了性命去做的一件事情，而「写小说是玩玩」。

金庸在北大演讲时曾说：「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1948年，作为《大公报》记者，他从上海奔赴香港，当时的上海远比香港发达，但金庸欣然前往，他说：「我一生很喜欢冒险，过一点新奇的生活。」此后他在《大公报》下属的《新晚报》做副刊编辑，1959年创办《明报》。

在《新晚报》工作时，他和梁羽生是同事，两人座位面对面，经常一起下围棋。1955年，梁羽生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刚刚连载结束，实在写不动了，想让金庸顶上去，金庸没多想，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答应了。


和梁羽生下棋

他每天下班之后，睡觉之前，写一个小时，就能把第二天的版面填上。他先构思好了小说的主角，男主角是一个有着神秘身世的儒雅书生，女主角是一对回疆姐妹，在署名的时候想不出来好的笔名，就把镛字拆开，成了「金庸」。

他用排除法来写小说，通常会根据人物的发展写下10个不同的内容，这10个内容如果是读者或其他人能够想到的，他就会全部舍弃。等到写下常人想不到的第11个故事，他才认可。

那本小说的名字叫《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

小说刊登之后，《新晚报》一时洛阳纸贵。但金庸并未对这件事情投注特别大的热情，那只是他赚取稿费的手段。1997年，他和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对谈时，回忆这段经历：「得到读者的盛大欢迎，就继续写下去，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帮报国之志，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像、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

在评论性的文章中，金庸经常提到的理想、公道、正义、道德等，在小说里也得到了体现。「武侠小说一定讲正义、公正，一定要是非分明，要好人经常击败坏人；书中的正面人物一定不可说谎，不可忘恩负义，不可对不起朋友，必定要有情有义，不可凶暴残酷奸诈毒辣。」他告诉池田大作。

《书剑恩仇录》之后，他继续写了《碧血剑》，但武侠小说并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成就感，他的心思依然更多地放在报纸上。1959年，他创办了一份四开小报——《明报》。另起炉灶的原因是，他认为当时的报纸都在说假话、放卫星，连篇累牍地报道亩产四五万斤粮食，「经过这个大跃进之后，很多讲假话的事情都暴露出来了，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你老欺骗没意思的。」他在《杨澜访谈录》里说。

《明报》的办报宗旨几乎就是他武侠观的体现：「侠气，干预社会，对好的人和事件进行赞扬和表彰，对坏的人和事情进行批评和反对。」


1989年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

在《长风万里撼江湖》一文中，金庸曾说：「一个人一生所做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当然这也是每个人的理想，如果你是开计程车，就希望自己能开得最好，朝向最好的目标走。」

初衷是好的，但是开局艰难。他投入了全部身家财产，销售量一开始不足一万份，他只好继续写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同年，《明报》开始连载《神雕侠侣》。

为了节约成本，他把《明报》副刊的专栏稿费开很低，倪匡和亦舒兄妹催他提高稿费，亦舒还为此写过专栏骂他小气，金庸咬着牙就是不提高稿费。他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说，「不可以加。如果加了，别人报告给他们的老板，我就会收到同行的20个电话，说破坏规矩、破坏办报传统，他们就会集体对付我。」

为了安抚倪匡和亦舒， 他带着倪匡去旅行，买了几个相机送给他，又买了女孩子的礼物送给亦舒，对方才作罢。由于广东话不好，他和倪匡沟通主要靠写条子，「说话他会耍赖，写了条子，他就不会赖了。」

除了写小说，金庸还要写800字的社评，评论当天的时事。他写得慢，喜欢反复改，很多次整个报馆都在等他的文章，排字工人站他旁边，说：「查先生，无须更改了，要拿去排字了。」他依然埋头修改。

倪匡写得快，他批评人家：「你这样快的文章写不好。」

此后金庸硬是将《明报》办成了香港知识分子心中的第一大报，靠的就是独立的社评。「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任何力量想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抗拒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可能读者在短期内注意不到，但长期下来，读者就会了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他在《长风万里憾江湖》里说。

对于时事，金庸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文章见解犀利，后来香港总督也要每天看他的社评。他曾得意地告诉香港媒体：「恐怕报纸成功，跟我社论写得成功有关。买我的报纸，他就能看到我的一篇社评，其他的就不需要看了。」

动荡年代瞬息万变，他总是能预见潮水的方向。文革开始后不久，他写了《自来皇帝不喜太子》，推断将来毛泽东会整肃林彪。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他写了《不知往哪儿躲》，判断江青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他更重要的一个推测是1981年《明报》的社评，预测中国政府会收回香港，而且会在收回日期的前十五年宣布，同时宣布香港现状今后不变。中国政府后来的确于1982年宣布，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


《明报》社评

他把这种敏锐归为大胆，「反正这报纸是我自己办的，我推测错了，也不会有人管我，也没有太大的责任。如果我拿大家的薪水，替人家做事，就不敢这样大胆，推测错了，老板要骂你了：你怎么这样乱写！」

因为坚定地反对文革，金庸的生命曾受到威胁。有人把炸弹送到《明报》报社，秘书看到之后报了警，警察赶来处理，炸弹被放在马路上引爆了。香港政府派警察24小时贴身保护他，还准备了十个假车牌，每天换来换去，以防被人跟踪。「害怕，但没办法，已经骑虎难下了。太太和孩子顾不到了，自己生命都顾不到了。」他在《杨澜访谈录》里说。

他给自己鼓劲儿：「即使危险迫在眼前，感到恐怖也不卑怯退却。因为我不想被我小说中的英雄们取笑啊！」

《明报月刊》四十周年时，金庸说：「我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的，准备给打死的，结果没有打死，还好。他们觉得我很勇敢，我说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点也不奇怪。香港这个环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

1972年，《鹿鼎记》连载结束，金庸宣布封笔。

《明报》已经上了正轨，不再需要靠武侠小说拉动销量。在他看来，写武侠小说已经变成了相当辛苦并且痛苦的一件事情，每天都不能停，心理压力很大。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打算激流勇退了。「我写作有个原则，希望不要重复：我一共写了15部，很多事情都写过了，很多人物都写过了，再写下去就都重复了，读者就会觉得不好看，我自己也觉得不好看了。也可以这样说吧，已经是『江郎才尽』了，已经没有才能再创造新的故事、新的人物了。」接受一家香港媒体采访时他说。

金庸找好了自己的接班人。他写信向古龙约稿，请他为《明报》连载武侠小说。古龙接到金庸来信时，朋友于东楼正好在场。那时古龙风头正盛，来信很多，他漫不经心地让于东楼将信拆开，看看到底是哪个「家伙」从香港写信给他。结果是金庸的约稿信，古龙读罢这封信，难以置信，澡也不洗了，「光着身子躺在椅子上，半天不说一句话」。

金庸主动让出了那个带给他巨大声名的舆论场，此后古龙的《陆小凤》系列在《明报》连载，获得巨大成功。金庸继续回去写社论，在这份倾注了半生心血的事业上，他无坚不摧，即使是在他最脆弱的时刻。

1976年10月的一个晚上，52岁的金庸在办公室里赶社论，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很短，不到一分钟，挂了电话之后，他呆坐在椅子上，发愣了半个小时。之后提起笔，把剩下的文章写完，走出了办公室。

电话来自大洋彼岸，他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原因是跟女朋友吵架。这件事成了他此生最大的遗憾，「他（查传侠）的性格很冲动。当他想找我谈心事时，我却说要写稿，你出去吧，拒绝了他，我为此后悔，没机会跟他多谈，他想谈论人生问题……」


金庸和儿子查传侠（左一）

金庸甚至想跟着自杀，去另一个世界问一问查传侠，「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他参不透这道生死的谜题，只能带着疑问和忏悔继续活下去。

后来，他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写道：「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他开始信佛，花了三四年时间，才从佛经中得到解脱。「我一直研究佛教，研究佛教的书，从佛教里面得到智慧。其实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痛苦，做人就是痛苦的，是避免不了的。」他告诉杨澜。

那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他默默度过，从未和人诉苦。「我的痛苦快乐，我自己个人是很保守的，什么感情都放在自己心里，跟人家没关系的。」

得到了巨大的声名，也失去了至爱的家人，品尝过人生的欢喜痛苦、大起大落，之后有台湾媒体问金庸，今生是否还有所求，他说：「别无所求，只希望学问好一点。」

金庸一生爱读书，在他看来，学问不好是自己最大的缺陷，「我以为我的武侠小说是第一流的，但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不够资格了。」看到其他学者，他有时会自卑，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说：「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大学教授的学问差不多了。我自己很惭愧。花这么多时间，去做一些现在没有用的事情，我现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学问。」

2005年，81岁的金庸赴剑桥求学，寻求更加舒展自由的人生。在剑桥的校园里，他总是回想起少年时骑着单车去上学的情景，跃跃欲试想骑单车去上课，妻子制止了他这个疯狂的想法。

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想着，以后「平平淡淡过生活，过一点清闲的生活，能够游山玩水一下」。


金庸剑桥留学

白岩松曾问过他：「在你心里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呢？」

金庸回答说：「是的，我基本很快乐的，很乐观的，觉得人生对我而言虽然有很多困难，很多挫折，但是大致上是快乐的。」

在《倚天屠龙记》里，困在光明顶地道里的小昭给张无忌唱歌：「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人生百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金庸把那些流年逝水都埋在心里，很少倾吐。很多人写金庸的传记，都没有经过他授权。

几年前，金庸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金庸为人所注意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并无多大价值，不值得为他浪费笔墨，写自传似乎没有资格。而且我这辈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也不方便公开。」

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写下自传。为一代人构建了一个瑰丽的江湖之后，他像自己笔下的侠客一样怀揣着秘密飘然远去，从此江湖永不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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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金庸走了，以一人敌一国的江湖还在吗？

原创： 傅国涌  国语书塾  昨天



金庸走了，在阅尽沧桑之后，像秋叶般在香江凋零，自他在海宁袁花诞生以来，与他的家乡近在咫尺的盐官，海宁潮大涨已历九十六度，举世皆说他生于1924年，就连他本人也如此说，甚至袁花的查家族谱也如此载，而我在他的档案和大量史料中发现，他却是生于1923年，那一年也是他存世的第一次海宁潮涨时，比他大二十几岁的表哥徐志摩正好带了胡适之、陶行知、汪兆铭等来观潮。也许这是个绝对的偶然，如同潮涨潮落那样偶然。九十五年后，他在香江的苍茫暮色中停止呼吸之际，海宁潮是否还在涨落与他已然无关，就像他手创的《明报》也已与他无关。
他毕生的事业到底是《明报》，还是那些被千万人追读的武侠小说？这一刻也变得毫不重要，至少已与他无关。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当这一刻来临时，生者想到的多为死者生前的思想言论作为，褒之者誉为大侠、大师，贬之者斥之为滑头、懦者。十六年前，我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丁宁之邀执笔写《金庸传》时，即已抱定平视金庸，而不是俯视金庸、更不是仰视金庸的态度，那时候他在大众中的声望正如日中天，在知识界却是毁誉参半。我从一开始就将他看作是历史人物，站在中立者的视角来回望他的生平，当时他已八十多岁，虽未盖棺却也到了几乎可以定论时，我试图将他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在20世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里挣扎过来的读书人，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少年查良镛，一个报业史上叱咤风云的查良镛，一个神坛下的金庸。凡知人论世，欲抱持平之论，古来皆难，非独今日。我特别希望能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如果仅仅将金庸视为武侠小说家，我确实不是写《金庸传》的合适人选，但如果将金庸放在王韬以来一百多年中国报业史的脉络里，放在百年言论史的传统中来看，我还是一个恰当的人选。
对于他那一代读书人，我又恰好有切身的体认，有许多的忘年之交，生于1920年的许良英先生，生于1922年的何方先生，生于1923年的李慎之先生，生于1924年的钟沛璋先生，乃至比金庸小几岁的、生于1927年和1928年的张思之先生、戴煌先生……都是我熟悉和敬慕的前辈，当时他们几乎都还健在。我将金庸放在这些人中间，即可看出在20世纪的相同历史背景中，他们其实也有相似的成长轨迹，接受过类似的教育，读过同样的书籍报刊，区别在于，他于1948年到了香港，并住下来了，不再走了。
即使晚年，西湖边的云松书舍也没有成为他最终的选择。他毫无疑问的香港的产物，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离开了这样的时空来看金庸，无论褒之贬之都没有历史感，对历史人物要有同情之理解，钱穆先生是对的。何况他生平的言行还有许多不到能细说、更不用说能说清楚的语境。



作为一代报人，《明报》的创办人，他的离世毫无疑问带走了文人论政的时代，虽然那个时代早在近三十年前即已谢幕，但作为最后一位新记《大公报》孕育出来的代表，他的肉身毕竟尚存。自1981年来，我在雁荡山中第一次接触到《射雕英雄传》，三十七年来他的武侠作品曾滋润过我许多幽暗的夜晚，二十年余来，他的《明报》社评也曾一次次打动过我。十五年来，我的《金庸传》出过四个版本，我不断地逼近真实的查良镛，逼近他所处的时代，无论是欢喜还是忧患。
从一开始，他就是我心中的历史人物。早在他少年时代，在衢州石梁乡间写下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黄花瘦》即已预告了武侠小说家的他，他青年时在重庆受到齐邦媛父亲齐世英先生等启发，开始关注国际问题，《太平洋杂志》几乎预告了一代报人、政论家的诞生。如果要问我对他的评价，差不多已尽在这二副不考虑平仄的挽联中了——

       书剑恩仇，《明报》论政三十载；倚天屠龙，江湖笑傲十五部。
       以一人敌一国。
       有独孤求败，无人敢言只手屠龙；无令狐少侠，有谁还唱笑傲江湖？
      海宁潮香江泪




他诚然不像轰轰烈烈一番之后飘然归隐的令狐冲，更不像“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乔峰。有人说他是韦小宝，他说自己不是，我也觉得在他身上同时兼有郭靖的钝拙、韦小宝的精明和张无忌的犹豫，但他们同样都拥有大好的机遇，现实中的他在香港也是如此。靠着他手创的《明报》，他当然已不可能以一人敌一国，他退出的背后有多少心痛，无人能知，能窥见他真实内心世界的人真的不多，包括他的那些朋友倪匡、蔡澜和黄霑们。《明报》之后，他的江湖早也只剩下了武侠的江湖，曾经纵横论政、夜半文章的政论世界早已经消失。但如果靠着他的武侠小说，他建造的这个江湖世界也许真的可做到以一人敌一国，那是母语的力量，是他用母语造出来的一个世界。可以说，他创造了一个人的江湖，这里有水深浪阔，风波不息，也曾有侠骨柔情，剑胆琴心，哪怕如今只留下浑浑噩噩、苟苟且且。
他和郭靖、张无忌一样生在朝代更迭的动荡乱世，他和他们一样有刻骨铭心的孤儿情结，他也是动荡岁月中丧母丧父的孤儿，他身上同时又有深入骨髓的大中国主义情结。他是在复杂的存在。不是这篇小文能写尽的。在失去了金庸之后的江湖仍然还是那个江湖吗？当他离开之后，举世皆是韦小宝，当然还有左冷禅们、岳不群们、余沧海们，更多的是看热闹的人，却再也没有张无忌、令狐冲，更不会有郭靖、乔峰……在他之后，还有以一人可敌一国的江湖吗？这是在我心中徘徊的问号。

                                     2018年10月31日写于杭州国语书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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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步之外的金庸｜大象公会
大象公会  发布于 2018-11-02 22:46:49 投诉 阅读数：32万+
​​​写了一辈子江湖，忘不了的还是庙堂。



文 ｜黄章晋

当时只是看热闹的我，压根没想到金庸也在现场，就坐在距我十步之外。

那是十年前。那天晚上的活动有个很大的名字：「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忘了这活动在哪儿举办的，也不想特意去查，总之，这种活动一般本着节约的原则，场地会尽可能会挑小的租，大概刚好可以让获奖者、工作人员和观众各占三分之一。

我记得，活动到了后半程，各路获奖者相继登场后，我情不自禁感慨：这活动办的真是高明，奖项的设置非常周到妥帖，充分兼顾了德智体美劳各界代表的均衡。那天到场领奖的还有经历汶川地震的学生们，是一个精神表彰类奖项，那晚攒的这个局，动机和目的性一下变得不那么直接了。

除了诺奖得主钱永健只是在视频里客气了几句，本届杰出华人都很给面子。那天领奖的还有张艺谋，但我有清晰印象的，就只有冯大导演小刚。冯导似乎是把张涵予也叫上了台，弄得像是一个很亲民的粉丝见面会。

各路牛人在台上谈笑风生一圈后，终于到了高潮。各主持人鱼贯从后台闪出，做激动雀跃状，各自口念颂词——终身成就奖即将揭晓，看大屏幕上，今晚的压轴戏是金庸得奖。

那天大部分观众都像是我这样的闲人，不管喜欢不喜欢，认识不认识，获奖者上台，大家都客客气气地鼓掌。

金庸？

周围的人突然如梦初醒般兴奋起来，慌慌张张左顾右盼。

我也楞在那里，金庸当时在我心里逐渐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但是，我要是说我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完全喜欢不起来，肯定会有人挖苦我装什么大尾巴狼。其实，若能预见到金庸在从六〇后到八〇后集体记忆中无与伦比的地位，我肯定会在正确的时间好好地读金庸。

一个成为集体记忆的人，你居然对他没感觉，有时就像参加婚宴，落座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场子。

二〇〇〇年我上网时，我惊讶地发现，武侠小说和港片是共同记忆，而金庸和周星驰则是大家心中的高山，我以前一直以为，武侠和搞笑片不入流，才是普遍看法。

对金庸喜欢不起来，应该是接触金庸的时间不正确，顺序不正确。

1983年初夏的一天上午，体育课却赶上了下大雨，体育老师没按惯例让我们在教室下象棋，而是给大家讲一个杨家将后人的故事。他打算四十分钟都讲杨家将，我记得略感失望。

那时我刚读完小学，已开始觉察到杨家将、呼家将和岳飞传里的人物和故事模型蠢得冒青烟，但大家实在是没东西可读，有人连报纸中缝的寻人启事、征婚启事、认尸启事都不放过。即使意识到杨家将很傻，但感情还在。

万万没想到，我们体育老师嘴里的杨家将故事，竟然异常的复杂曲折动人，尤其是，它有一种陌生而新奇的高级感。那堂课后，我盼着下次体育课继续下雨，好让他给我们接着讲杨家将。

当时的中国人，真没见过好东西。

有个叫张扬的知青，家世有点像是早生了二十多年的高晓松，他把听来的故事扩展成小说，文革后期以手抄本形式风行全国，后来还被搬上电影。这部名叫《第二次握手》的小说，今天的人看了，大概只能用骇人听闻来形容。

我从三年级开始读张扬第二部小说的连载，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部百科全书，作者把他知道或听说过的一切科学名词都塞进了小说。这部巨著叫《金箔》，得名于小说最重要的一个故事：

一个卓越的老物理学家由于反动派阻挠不能回归祖国，含恨离世，但他的遗体如愿被送回国安葬，家属要求解剖，发现物理学家身体里藏有一块金箔，上面刻着国际最前沿的物理学研究成果的公式……

体育老师的姓名、长相我早就忘了，但他讲的杨家将却能模糊记得。二十年后，网上对李亚鹏周迅的射雕骂声一片，完全插不上嘴的我，突然好奇传说中的1983版《射雕英雄传》，我这才知道，体育老师讲的杨家将，居然是《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那个杨铁心是个毫不重要的配角。

初中时，同学里有人看过1983版的《射雕英雄传》，但课间滔滔不绝讲郭靖黄蓉的几个同学，偏偏成绩不那么好，先入为主地严重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地位。

再后来，我对武侠不再陌生，大家争论闲书时，争的也是007而不是金庸，当时大家普遍觉得，相比港台的金庸、梁羽生、温瑞安之类，英国的007才是真正值得捍卫的。

我对007的看法和现在差不多：邦德的一切设定，其实都是为了满足底层社会男性最原始而简单的精神需求。很难获得社会成就感也没什么追求的人，更乐于想象自己是一根行走的阴茎，以特工的名义，与各式各样的女性交配。

你让我现在评，我当然会觉得金庸等人的武侠当然比007要高级。

但是，品格高下，真有一个先后顺序和中外之别的因素在。

先讲先后。

我们当时看古代打仗的连环画，先是看到三国演义，然后才是岳飞、杨家将，最后才是说唐。我们的智力和认知水平直线上升，而这些书的水准却如瀑布一般飞流直下。

小学四年级以前，整天争的是关羽张飞赵云许褚马超到底谁更厉害，四年级得知岳云一双大锤八十斤，这事就没什么好争的，五年级看到裴元庆的大锤两百斤，李元霸的大锤四百斤，你只能默默地我操一句。

看武打片，最先看到的是《霍元甲》、《陈真》、《霍东阁》、《再向虎山行》，这第一波武林高手拼的还是招数和身体，再后来，武林高手突然开始会飞，柔弱女子比男人强，瞎子瘸子老头老太太最强，俄国大力士最弱——这差不多相当于看古代打仗，有人使的兵器重一吨。

在我看来，文学作品更像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更丰富细致的体验，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坚持这样一个偏见，文学作品中，参数设定的夸张特殊程度，往往与作者描摹和想象人类行为的笔力成反比。

《霍元甲》刚播出时，大家新鲜得不得了，两年后，发现《霍东阁》的故事模型还是一模一样，外国人跑中国来干坏事，二十多年过去，还是只会开武馆和卖鸦片这两样。

到了武侠小说，住在人迹罕至处的门派也不需要考虑手下用度，遍布复杂机关的密室宫殿，只要你敢想就敢有，每每看到这里，我就会为动辄缺粮只能退兵的曹操孔明司马懿叹息。

中外之比可以说得简略点。

小学时跟着爹妈读的是蒋子龙、张贤亮、韩少功等人的小说，后来读到《希腊棺材之谜》、《大饭店》、《航空港》之类小说后，我今天都觉得，这是中国作家无法逾越的畅销小说的横杆，而无意中读到俄国人的小说，那种合上书后四下苍茫无人的感觉更是怎么也忘不掉。

这个阅读顺序带来一个严重后果，港台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我只要看过一部，不但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会让我有重复感，甚至整个类型我都容易有重复感。所以，有武侠小说正好路过，我当然会看，但看了前半截，不会非要去借后半截。

这类小说，很早就被我统统定义为杀时间的「爽文」。心存这种偏见，我可能稀里糊涂读过金庸的短篇，但它印象没好到我会去留意作者，真正让我第一次明确知道作者的，是《天龙八部》。我觉得金庸明显高过其他几个武侠小说作者。

当然，我对这部小说和金庸印象都不好，而且我还只是看了前后两头，误以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段誉，故事主线是一路打怪成长，一路掉美女奖励，而所有美女恰好全是他的异母妹妹。

我当时觉得它不好，主要是因为，段誉最后把所有妹妹都娶回家，既不合理和不可能，除非满足一系列特别苛刻的条件，但在小说中，这些难题全部都被解决了。

问题：段誉和妹妹们既不能同父也不能同母。

解决方案：段誉是母亲与叔叔出轨所生，避免了与妹妹们共父或共母。

问题：段誉母亲必须道德上无可指责。

解决方案：段父屡次出轨在先，段母才在异常极端情形下出轨一次。

问题：段誉娶到的必须是妹妹们而不是姐姐。

解决方案：一、段父方面：段誉出生前，和所有女人都不怀孕，段誉出生后，每个婚外恋对象都生且只生一个女儿；二、段母方面：必须保证一次出轨就怀上男胎，此前此后都不怀孕。

以我的看法，一个作者如果为了成全他心中的这种圆满，竟然可以如此努力，可窥见他内心真实的世界观是什么，我不太可能对他心存特别的敬意。你要说他的小说里有什么侠义、英雄，是作者内心价值或寄托，我更愿意觉得这其实刚好相反，实在是缺什么才会意淫什么。

第一次认真从头到尾读完金庸的长篇，我都三十了。我认识的金迷说，金庸最好的是《天龙八部》和《鹿鼎记》。但看完这两部小说和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后，我对自己接受武侠世界这种设定的类型文学彻底死心。

两年前，我一口气看完了《书剑恩仇录》，我觉得这个举动，实在是对金庸的大不敬，它比一个喜欢过《第二次握手》的人，四十年后重读的感觉还要差。

但是，金庸的武侠小说真的远比007高级。

同为类型小说，中国武侠类型本不比007这种谍战种马类型更高级，就剧情合理性而言，几乎每部007电影也都会出现让我短路的情节，实在不比金庸武侠表现更好。

但是，金庸毕竟脱不开名门老派知识分子的底色，总会不自觉地把旧学积累和见识注入商业类型小说中。因为金庸的不纯粹，他写的武侠，并非纯粹商业意义上的爽文，这是金庸远比007高级的地方。

如果考虑到在中文世界，尤其是简体中文世界，金庸的武侠小说，曾在整整一代人那里充当着传统文化简明指要或文史常识指南的功能，在各自文化的生态位上，金庸的武侠是007高不可攀的云端所在。

很多金庸迷很看重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影射和隐喻意图。但这种文学作品中捎带一杆子隐喻一下的不纯粹，反让我觉得不高级。

金庸身上显而易见的高级感，是他的文字。港台有旧学底子的老派人物，与大陆人的文字，如港台老派「尖头们」和大陆离退休老干站在一起般对比鲜明。

早年，我把武侠小说彻底当爽文看，无论你是金庸还是全庸，文字都是一片一片扫过去，自己开始以写字为生，才会真正留意另一个人的文字。

用最保守的说法，即便我对金庸的武侠小说甚至他的任何价值取向都不产生共鸣，他的文字也会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有一定的温情与敬意，因为你能从金庸身上看到一种教养的高级。

还是让我们回到当天的现场。

随着主持人激动地报出金庸这个德高望重的名字，一位金丝眼镜三件套的老「尖头们」在掌声雷动中颤巍巍闪亮登场。

周围很多人恨不得站在椅子鼓掌。我不知道他们是为见到金庸本人鼓掌，还是为这个奖颁给了金庸鼓掌，等金庸登台站定，大家停止鼓掌时，我发现自己手掌隐隐在疼，这个世界疯了，金庸本人居然跑来领这个奖，这是我最不敢想象的魔幻一幕。

我突然对金庸有了说不出的好感。

我第一次认真读完金庸的长篇，正值金庸全面回归大陆舞台，先是登陆湖南卫视搞的岳麓大讲堂，不久又在大学招生。

金庸这个年岁最不该的，就是公开登台正经讲课授业，因为这等薄名于他的声望而言可忽略不计，而著作家、评论家真的上台讲学问，必出大纰漏。

他是那天所有登台领奖者中，最为庄敬工整者。

与冯小刚恨不得穿人字拖上台领奖不同，金老先生上得台来，激动得有点喘息连连，认真的让人心疼。

他是真的很看重这个终身荣誉奖。金老先生穿戴一丝不苟，明显事前有非常认真的准备，我猜，他把这一刻是当作英国授予爵位仪式来看待的。记得他从兜里拿出一张纸，念得很慢，念完一句抬一次头，每句自矜自夸，都是一阵暴雨般的掌声。

在我心里，金庸六七十年代写的社论，地位远远高于他的武侠小说，那是中国当年大公、文汇真正传统的极少数继承者。但八十年代后他的报纸文章，渐渐泛出传统中国文化人的固有底色：哪怕写了一辈子江湖，忘不了的还是庙堂。

到头来，感觉他早年在香港收到死亡威胁的笔战，只是为了最终获得统战资格的闹小别扭。

传统士大夫情结，彻底害死了金庸，登台授课、招收历史专业研究生只为获得学术界抬头都不算什么，最大的昏招，是加入中国作协。他这个作协名誉副主席可能完全不知道，中国的作协在他的大陆读者眼中，已经廉价和贬值到了何等地步。

那天金庸在台上认认真真的每一秒，都让我为他揪心，就像我担心他加入作协后，哪天听到年轻读者漫不经心对他说，作协是个屁。

在无数滚烫双目光搀扶下，金老先生缓缓步下台阶，我高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松下来，我就盼着倪萍出来，眼眶含泪地在《难忘今宵》的歌声中宣布各位散伙。

然而，这高潮虽然暂时息止，但晚会却一点没有见好就收官的意思。而且整个的节奏有点让人疑惑，貌似，这压轴戏的主角还另有他人。

果然，那天晚上的那个操蛋的牛人认证晚会，除了颁发给金庸先生的终身成就奖，居然还搞了一个「最高终身成就奖」。是的，金庸老先生，并不是今晚的主角。

当各主持人再次环舞台站立，做倪萍状时，大家的好奇和热情又调动起来，对金庸的狂热，像是冰河时代一般久远的事。我不由得别过脸，朝金庸的方向望去，心生无限同情。

你们太他妈残忍了。人家都八十四岁了。

他老人家对这些事，真不像冯小刚这一辈人看得这么开，人家是从香港飞到天寒地冻的北京，人家那个写在小纸片上的获奖感言，应该是改了又改，暗地里背了无数遍吧。你们在通知人家获得终身荣誉奖时，能不能透一点点实话，让人有一点儿心理准备。

金庸老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