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8-8-31 20:09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给美国基督教会的邀请函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给美国基督教会的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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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给美国基督教会的邀请函
原创： 刘树鹏 诗意恩典 今天
Open Me The Door Of Penitence
新爱乐交响乐团 - 生命之歌10—俄罗斯圣歌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苏联解体之际，曾向美国基督教会寻求帮助，以帮助人民重塑道德。
但这个资料来自何处，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感谢西安的雁子姐妹，她向我推荐了美国作家杨腓力写的《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在这部书中，我找到了当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给美国基督教会的邀请函，而杨腓力就是当年受邀来苏联访问的基督徒友好使团中的一位。
在70多年的乌邦托试验失败之后，这个庞大的帝国面临着解体，也面临着经济萧条、生活困难等种种难题，但更大的难题是长时间信仰坍塌之后的道德危机。如何让民众走出痛苦和绝望，重新找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摆在这个面临过渡和变革的庞大机构领导人面前。
1991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美国基督教会发出邀请函。邀请函写道：
当我国在经历这段艰难、痛苦的过渡时期，拥有正确的灵性和道德的观念，对确保我们能面对挑战、处理民事冲突，防止道德基础的崩溃，和防止道德标准的降低十分重要。
基督教会遵循基督伟大的教导：“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知道你们基督教团体的角色：你们可以帮助国家、社会的发展，并与其他国家、包括苏联，建立友好关系。
因着这样的了解，我们写这封充满兄弟情谊和合作精神的信。我们深信，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都有着相同的追求：我们都追求人道，清除腐化，并追求我们两国人民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彼此相爱......
我们希望建立道德观念，发展慈善机构和公民组织。我们愿意协助美国基督教代表团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总统、叶利钦总统，及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领袖们见面。所有这些领导都致力于发展基督教道德观念。
1991年十月下旬，美国基督徒友好使团取道法兰克福机场，抵达莫斯科。他们访问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克格勃总部、《真理报》社、社会科学院，与戈尔巴乔夫总统见面会谈。而五年前，几乎所有的福音派活动在这里都是非法的。
在克里姆林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代表与美国基督徒友好使团的代表面对面会谈，会议室的墙上悬挂着列宁演讲的巨幅画像。
一名负责国家安全部的高级将领说：“在过去几个星期，我参与核武器裁减谈判，与美方官员有多次会议。我相信我们所做的武器裁减决议一定会让这个世界更安全。但我必须说明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长期安全，今天与你们基督徒在这里的会议，比与那些国家元首在一起开‘核武器裁减会议’更重要。对人民而言，基督信仰对我们的安全有更大贡献。”
最高苏维埃主席图主席卢本成科则急切地说：“我们非常需要《圣经》，有什么方法可以免费让更多人得到《圣经》？”
会谈结束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代表与美国基督徒友好使团的代表一同起立，为了苏联境内各民族的未来，向上帝献上祷告。
克格勃是苏联时期臭名昭著的恐怖机构，是毒菜者的爪牙。在斯大林时代，约有四万二千个东正教神父被迫害致死，百分之九十八的东正教会被关闭。
当美国基督徒友好使徒到访的时候，负责克格勃人事的副主席斯托亚洛夫将军说：“我是有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宗教分裂人民。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恰恰相反：只有爱上帝才能团结统一。”
斯托亚洛夫将军承认他们曾利用神父作为内探，又在重要的教会职位上安插克格勃人员。他说：“政府太滥用宪法，而不是好好地保护宪法。”
当斯托亚洛夫将军为过去的行为悔改，并表示绝不再用武力来镇压人民的时候，基督徒友好使团成员之一---因为遭受逼迫而逃离白俄罗斯家乡六十二年的李昂诺维奇上前拥抱他。
这个曾让千千万万人胆颤心寒的恐怖机构头子在李昂诺维奇的耳边轻轻说：“我一生只哭过两次，一次是在埋葬我们母亲的时候，另一次就是今晚。”
克格勃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雕像被推倒
戈尔巴乔夫接见友好使团的时候，坦率地说：“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我必须承认，长期以来，《圣经》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忽视宗教信仰是社会的一大损失。我也必须承认，对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重大问题的处理，基督徒比我们的政治领袖做的好得多。”
1990年，苏联政府颁布了信仰自由相关方案，允许教会创办学校，还规定父母有权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甚至部队官兵可以参加宗教仪式，神父可以去监狱向犯人传教。同时，政府不可以资助任何宣传无神论的组织和活动。
戈尔巴乔夫的宗教自由政策虽然没有阻止苏联解体，却在这个气血耗尽的庞大帝国从高空坠落时起到巨大的缓冲作用，避免了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
在苏联社会科学院，一位哲学教授激愤地对友好使团说：“为何需要上帝来维持道德？我们不需要上帝，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失败......”
尽管这个教授口口声声宣称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失败，但经过70多年的试验，这个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乌邦托帝国不但陷于无法自拔的困境，而且整个社会弥漫着灰心绝望、自私冷漠。当时的一项民调显示，百分之七十的俄国父母不容许他们的孩子与有残疾的儿童接触；百分之八十的人不愿出钱帮助别人；甚至还有人鼓吹杀婴。
友好使团的代表希尔耐心地听他表达自己的观点，随后诚恳地谈起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提起了大家都很熟悉的陀思妥耶夫斯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
我曾被伊凡的不可知论所吸引，甚至信仰动摇，但最终却发现伊凡的论证虽很有力量，然而他没有爱，他创造不出要实现他的思想所必须的爱。而我在基督里面找到了这爱的源头。
为了这份爱，希尔已经决定留在莫斯科，像耶稣照料群羊一样，甘心乐意服侍那些痛苦而迷茫的人。他知道，友好使团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的访问，不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持久改变，“但正是一群甘心奉献的人，情愿分担这个国家的困难与动荡，愿意站在人挤人的长队里购买面包，也许他们才能像盐一样来调和、改变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