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8-8-25 17:37
西南联大往事，不消停的校长太太
西南联大往事，不消停的校长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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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逊：西南联大往事，不消停的校长太太
原创： 罗逊 大家 今天
编者按：校长太太即陶曾穀，昔日无锡名媛，蒋梦麟的第二任夫人。蒋陶婚姻曾为世人津津乐道，余况知者寥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对这位蒋太太有着最直接的描绘。
1944年，西南联大有过一次“倒蒋迎胡”的内部运动。原北大的教授们反对蒋梦麟继续担任校长，固然是诟病蒋氏“行政院秘书长兼任北大校长”违背了当时大学校长不得在政府任职的规定，但据傅斯年透露，蒋梦麟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穀女士的“贡献”。
1938年1月8日下午3时半，郑天挺至“健身浴室”洗澡。湖湘盛产稻谷，糠壳弃之无用，却是烧热水的好燃料。洗浴业经营成本极低，长沙几个知名的浴堂，老板们赚得盆满钵满，乡里买田，城里讨小，尤以中山路的几家布置得好，健身浴室更是屈指可数的大场子。
前后脚来的有魏建功、罗常培、陈雪屏，三人昨日方抵长沙，这算得上是真正的洗尘了。大家沐身更衣，为今晚的宴席做准备。
请客的是校长蒋梦麟，不过他昨日已动身前往汉口，晚上是由夫人在家设馔。蒋夫人即陶曾穀，其前夫为北大教授高仁山，蒋高多年莫逆，1928年高仁山因赤化犯忌被戕，蒋梦麟对陶氏呵护有加，出任教育部长时聘其为秘书。两人情愫暗生，1933年，蒋梦麟与发妻孙玉书仳离，和陶曾穀结婚。
此举颇有非议，曾有证婚人胡适被夫人江冬秀软禁不许前往之说。郑天挺大概也不以为然，只是为尊者讳而已。有个细节，对蒋梦麟日记中必言“孟邻师”，对江冬秀和羽太信子，也是称呼“师母”（1938年10月28日）。而对陶曾穀，大多称为“蒋太太”，整部日记中，只有两次记为“蒋师母”。
胡适与江冬秀
胡适与江冬秀
蒋陶婚后琴瑟和谐，日记中很多聚餐因夫人而起，如1942年8月5日“孟邻师约食面，蒋太太生日也”。当听闻蒋太太可能在渝任事，蒋陶将两地分居时，郑天挺叹息“对孟邻师物质方面所益甚少，而精神方面所失实多也（1942年10月27日）”。蒋太太善于处理家庭关系，蒋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除大儿子外都生活在一起，而高陶亦有一子一女，在郑先生眼中，“尝谓继室视前室子女之优渥，盖无逾蒋师母者（1940年7月29日）”。
蒋太太也是能干人，1938年9月郑天挺上海奔丧（表兄张耀曾）期间，老师曾有信来，请他转告夫人“缓期赴平”，于是郑先生亲往沧洲旅馆拜谒，不免叮嘱一番。大概蒋太太口头应承满满，而郑先生忙于表兄丧事，也不以为念。
一个多月后，蒋太太回访，郑先生大吃一惊，原来她已从北平回返，此次在平，不仅将房屋租出，汽车卖去，什物带来，还忙里偷闲开了一次招待茶会，而且言及沿途平安，绝不似传言中可怖。听罢一席话，郑先生不由得暗叹，“吾辈须眉能无愧死”。
能主持家宴，可知校长夫人此时与教授们关系尚和睦，郑天挺与蒋太太的关系尤为不错，“晚饭后谒孟邻师不值，与蒋夫人谈家常甚久”，此类记载比比皆是。两人都谈些什么？大多是唠家常，如郑先生几个孩子留在北平过得怎样？郑先生的薪水如何开支？郑先生也正好倒倒苦水：收入不过三百十二元，北平的租房及日用须二百六十元，加上汇水就得花去二百八十五元，自己在昆明包饭非五十元不办，日常洗衣、剃头、零用非二十元不办，酬应尚不计算，月亏已有四十元了（1940年5月8日）。
又以1940年2月7日为例，时为乙卯年除夕，郑天挺居岗头村（为避空袭，联大将教师宿舍迁往城郊），当日无非是草论文，查对音，欲小睡而空袭警报作。幸有蒋太太相邀，年夜饭招待极优，次日晨又按照无锡的风俗进食莲枣粥和年糕面，郑先生心存感激，自觉“平时在家过年无此周到也”。
郑天挺
郑天挺
郑先生谦谦君子，常有投桃报李之举。陶曾穀与高仁山育有一子高陶、一女陶燕锦，蒋、陶再婚后未再生育。高陶患有精神病，开始只是喜言语，后竟持杖殴母，又彻夜不寐兼高声咆哮，蒋太太忧惧无计，惟饮泣耳。有人相告小银柜巷张多记有“马宝”出售，专医疯狂，郑先生遂与樊际昌往访，“据其人云愈者多矣，姑购两包试之（1942年2月22日）”。
樊夫人蒋燕华为蒋梦麟之女，此乃家事，樊际昌责无旁贷。而“马宝”俗称马粪石，为不常用的中药，实为马科动物胃肠中长出的结石，《本草纲目》中有偏方，可“治惊痫，毒疮”。郑先生自己素不信中医，汤药尚不轻试，此番替师分忧进呈“马宝”，也算是无可奈何了。
南迁日久，联大的教授们与蒋太太之间的矛盾开始显山露水。1940年12月4日载，陈雪屏（心理学教授）自岗头村来，谓昨晚杨振声（中文系教授）、周炳琳（经济学教授）于蒋太太又有指摘。这是日记中首次提及不和，既然是“又”，那之前必已有之，不过郑天挺为人忠厚，哪怕是日记中，具体何事也语焉不详。只与罗常培（中文系教授）长谈，两人意见相同，“以为不可因细碎家务而连及校长个人，更不可累及学校。吾出身于斯，服务于斯，望其蒸蒸日上，绝不下于他人，抑且过之。然因细碎累及学校前途，非所望也”。
罗常培
罗常培
其实早在半年前（1940年5月24日），郑日记中第一次提到了联大教授们对蒋校长的看法。这是郑天挺与汤用彤（哲学系教授）之间的深谈，汤先生谈及蒋梦麟于学术方面关切较疏，抗战初期因颠沛流离幸得无事，而时局初定却仍是如此做派，长此以往恐人人引去，老北大将有瓦解之虞。郑先生没有附和，只觉得此老有深切明快之论，不胜佩慰，又不胜忧虑。看来，蒋太太与教授们的矛盾，还是与校长威望不够有关。
汤用彤
汤用彤
过了几个月，双方抵触再度升级，已不能藏掖。1941年3月30日起，日记中详细记下了一出争执，双方各持一词，可称为岗头村版的“罗生门”。
首先是北大办事处总务包乾元前来，告郑先生以昨日岗头村（为避空袭，联大教授在昆明北郊的居住地）发生事故，饶毓泰（物理系教授）指责司机老徐，老徐欲辞去，不过小包心比较大，在他看来，这一切都算过去了。
饶毓泰
饶毓泰
紧跟着老徐就来了，其言较包乾元为详，谓昨日戴家女仆泼水于地，老徐不察竟致滑跌，遂与女仆发生口角。 饶教授闻之，责其不应叫嚣，命他离去，故拟辞工。郑天挺询以是否回嘴，称并没有，于是告以不得再寻事，“校长方赴渝，不得即去，待校长返昆再谈”，老徐乃去，郑先生也以为无事了。
不料饭后张景钺（生物系教授）求见，并携来周炳琳函，谓老徐不服饶毓泰制止，反报以恶声，激动公愤，咸主革退其人，嘱郑先生马上办理。
郑天挺再细询张景钺，知老徐且有动武之意，惹得郑先生大怒，直言“此亦太可恶矣！”并声明自己的态度：“汽车司机固难得，而教授尤为学校之主干，教授与职员相争，余向主右教授而抑职员，况教授之主去一车夫乎”。不过又留有余地，“不欲对此辈小人作操切之举，拟荐之他去，以免有轨外行动”。
张景钺
张景钺
第二日入校召包乾元，责令老徐不得至岗头村，蒋太太如用汽车，可雇工代开，郑先生还特意嘱咐，处理意见先告知周、饶二教授。下午三时，蒋太太来了，谓“村舍同人有意与之寻衅，非专为车夫也”，其理由为往时老金（可能为另一位工友）在公舍叫嚣，远过老徐而无人止之，今于老徐，不惟责之且斥革之，“是意在辱其主也”。
此“主”是指蒋太太抑或蒋先生？从后文看，此时尚指蒋太太。郑先生反复解释，终不释然，按蒋太太的意思，如学校必将斥革，她私人仍将聘用老徐，不过是不复支学校薪水罢了。
郑先生一听不对劲，“若学校去之，而私人用之，将益生纷隙”，只得告以万万不可，自己也不会开除老徐，更重要的是，校长目前不在昆明，“不宜使外人作谈料也”。蒋太太前后两个小时才离开，精疲力竭的郑天挺又回想“若以数教授之力而不能去一车夫，则成何体统”，又想到近来北大多事，自己每事弥缝，终难全济，“岂才之不逮古人，抑德之不足以服众”，意殊闷闷之际，竟对自己的办事能力产生了自疑。
此后蒋太太又来过，谈及岗头村事仍意犹悻悻，“有必欲—闹之势”，一众教授力劝，蒋太太仍坚持车夫不能去。郑先生别无良策，且听闻老徐已归公舍，诸公忿然恐更酿事端，于是4月6日亲自前往岗头村晤周、饶、张诸位。
好在老徐此时已离开，周炳琳的态度最坚决，执意将其开除，郑天挺则告以欲荐他处，并谓此事全由自己负责，倘有处置未善，任君指责。讲来讲去，不过是郑先生唯恐诸人归咎蒋太太，更生枝节，贻人话柄。
回来时孤行疾步，十里的路程不到一小时就走完了。郑先生自愧，亦复自伤，想的是“久羁俗绁，长此蹉跎，更何以传绝学、立修名哉！其速辞职，努力学问”，竟有了急流勇退之心。
还是蒋梦麟4月10日来信后有所纾解。信中谈到几个对策：第一，如陶曾穀愿意，可来重庆小住数月，此举说是为之散心，其实是分隔之计；第二，岗头村两院隔开，另开前后两门，以解杂居局面；第三，司机暂避，工资照发，外面可说已走，一两月后再回来，同人气已消，况院子已隔，不致再发生冲突。
不过，信尾又提到，“如彼时再相迫，则弟可挂冠以去。德薄能鲜，学校不能办矣。但现在不可不顾同人之面子，恐外间将以弟重车夫而薄同人也”。这席话让郑天挺惴惴不安。
蒋梦麟
蒋梦麟
果然，4月22日按信中所布置，包乾元前往岗头村估工，当场又遇到了麻烦。赵迺抟（经济系教授）首先出而询问，并告之吴大猷（物理系教授），周炳琳复至上房向蒋太太质问，状甚严肃，双方言语均甚愤激，以致蒋太太复见郑先生时竟至泪下，意欲移出公舍。
右一为吴大猷
右一为吴大猷
加入反方阵营的教授们更多了。看来蒋梦麟处理此事时，只写信告诉了夫人及郑先生，并不与“同人”商量。又包乾元告知房屋改造计划出自蒋校长来函、蒋太太声明包乾元受总务长郑天挺委派之后，事端并未终止，也难怪众人疑蒋校长护短，而蒋太太疑众人有排挤之心。
此事件中几位教授的表现可堪玩味。此事由饶毓泰与老徐争执而起，然后续未见饶氏身影，只多日后与郑先生谈甚久，不谈事件本身，只对北大颇有牢骚，“以为教授无老幼，对学校现状均感觉无生气、无希望，不如清华”，料想饶先生同为忠厚长者，不愿参与纠纷。
周炳琳事事出头，不过早在1938年初在长沙商议迁滇时，傅斯年就曾与郑天挺商量，“可请周炳琳回校，以调停于淸华、南开、北大三校之间”，并拟定周氏为总务长，可见他敢作敢为的风格。且周氏致郑天挺信中很坦荡，“此事发生于孟邻先生不在此之时，为曾穀夫人招致不便利，并在兄百忙之中为添麻烦，同人自然抱歉，然为事势所驱，不容已也”。
周炳琳
周炳琳
听闻蒋太太言论，第二天张景钺、吴大猷特地拜访郑天挺，张告知“排校长意，此同人所从未想及者也”，吴建议“最好有人从旁一为解释，使知同人无是意也”，这也让郑天挺深感二君能以学校为重。看来以上诸位先生，虽对校长心存不满，但均出于学校利益，而与蒋太太的冲突实乃一时义愤，都不存借机生事之意。倒是赵迺抟，举止非常微妙。
4月22日的日记中，郑先生写到“余所最惧者，同人有所见，不以告之学校而窃议于后，阴黠者复造作莫须有之词以耸人听也”，这是日记中对同人罕有的重话，以郑氏为人，绝非泛泛，而是实有所指。
事发前一日，包乾元告知，赵迺抟曾探询郑先生对司机事件之意向，并有危词恫句；事发前二日，郑天挺与罗常培散步中，罗先生亦云赵氏曾向他探询，而之前赵氏与郑先生有过久谈，并无一语及此，郑先生只谓“不知其果何心意”；事发当日，赵迺抟有始而髙声咆哮、继而痛诋郑先生之举。这样看来，“阴黠者”是谁，不言而喻。
赵迺抟
赵迺抟
事端的解决有些戏剧性。4月29日，“敌机凡二十七架，投弹七十馀枚，伤七十六人，死五十二人，毁屋四百二十馀间，震损屋宇七百八十馀间，自昆明轰炸以来，盖以此次灾区最广、死伤最重”。空袭敲响警钟，存亡之际，车夫之争戛然而止。
当然，暗流涌动还是时有发生。1942年3月3日，连日来公舍工友与蒋宅女佣暗斗，女佣向蒋太太抱怨，蒋太太出而责之，工友潜出不归，公舍遂至无水可饮。同人动怒，于蔡枢衡（法学教授）前有微词，蔡氏亦不悦，心生抵牾者又多一人。
蔡枢衡
蔡枢衡
到了1945年，事情已无法挽回。6月21日，吴大猷来，谓蒋梦麟已回国。昨晚已有同事提到，郑先生当即否认，不意果然，“急索报读之，盖与宋子文同乘专机昨日直飞重庆，未停昆明”。看来校长与教授们之间芥蒂已深，回国不告，不回联大亦不告。
对别人保密可以理解，怎么对郑先生也毫不透露？大概是蒋梦麟深知郑先生为人，若告知行程，别人问起，他必以实相告。果然，郑先生以为此举大不妥，当晚即作书上孟邻师，托蒋太太明日带渝，书谈三事，其一即为“同人属望甚殷，此次回国未能先到昆明，应来书向同人有所表示。”
7月7日，蒋太太自渝返昆，郑天挺往才盛巷一晤。蒋太太说，蒋先生辞北大校长之意甚坚，且得知北大同人欲其辞职更是伤心，乃至彻夜未眠；并言及蒋先生就任行政院秘书长后舆论甚好；又询郑先生肯否相助。
蒋梦麟相邀郑天挺，一则先生实为亲信，二则看重先生诚实，三则先生深具才干。之前吴大猷相告，蒋校长将为外交部长，郑先生谓不可信，并分析如下：宋子文于财政部长虽感兴趣，但未必肯让出外交部长，且尚有王世杰希冀其位；教育部长可能较大，但交通部长未出缺，朱家骅未必动，则行政院秘书长最可能。又谈及秘书长为事务官，未免太苦，而老师早年间就已当过部长，此时校长地位不低，何必更弃而作秘书长！
郑天挺预判得精准，蒋梦麟就任秘书长后，事务芜杂，并无政绩可称；一旦脱离教育界，也再无教育报国的机会。不过，当了秘书长夫人，蒋太太倒是称心如意。1945年7月14日，郑天挺转闻之蒋太太，得知一个月后北方必有新行动，或美军登陆，或俄人出兵；又闻之张景钺，苏俄或命蒙古出兵，而西伯利亚不动。
事态的发展众所周知，官太太的内部消息比教授们的分析靠谱得多，这大概能让蒋太太扬眉吐气一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