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8-6-24 22:24
丁玲、周扬和胡风的1943年
丁玲、周扬和胡风的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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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周扬和胡风的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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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总第7辑，作者刘超，原题《“大分流”：左联旧雨遇新风——三个人的1943》。此处略有删节。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中国进入一九四三年，延安前期也因之转入后期。
这时，曾经与鲁迅有过特殊关系的人物都已散布各地，各为其主，各行其是。其中，曾共事于沪滨的胡风、丁玲和周扬业已内移，丁、周在延安，而胡风，则在重庆。
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抵达陕北后，丁玲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延安文学界的明星。于公，丁早已声名在外；于私，她出入有良马，饮食有小灶，境遇当可想见。1937～1941年中，丁玲下笔极快，作品行世者众。然而，在1942年上，因着发表《三八节有感》并编发王实味等人的《野百合花》等，她引起了不同程度的争议，遭到点名批评。“三八节事件”后，丁旋即被调离《解放日报》，原“文艺”栏改版，后停办。有关部门开始介入盛行于延安的“新杂文运动”，艾青、萧军、田家英、曾彦修、于光远等亦涉足其中。丁为文坛要角，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好在关键时刻有“上面”出头，她没有经历像王实味那样的遭际。整风运动开始后，丁出任延安文抗的学委主任，刘白羽、何其芳副之。是年底，延安文抗撤销。次年1月，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丁遂参加了中央党校一部的整风学习和审干运动。所谓审干，是审查个人历史；所谓学习，乃学习中央精神（当然包括“讲话”精神）。审干运动由康生、李富春、王首道、邓发等实际负责，尤其是康生等大搞“抢救”，“发掘”了为数甚巨的“失足者”；康妻曹轶欧对此尤为积极。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干部会上亲自做了《抢救失足者》报告。“抗大”一位副校长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据韦君宜回忆）此次运动力度甚大，既有“康曹氏”驱驰在前，又有康生等坐镇在后，看此形势，端的怎一个险字了得！这样一来，稍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大都被牵涉其中，半数以上的知识分子都成了“特务”，内有著名的于光远、李锐、刘晓，也有范文澜、吴伯箫、周而复、杨述、韦君宜、马加、黎辛、陈学昭、于黑丁等，甚至陶铸、柯庆施等军政要角也纷纷被牵涉其中。丁氏的手下爱将纷纷落马，自家也势必难保，几乎在劫难逃。丁氏已有多次婚姻，有过坐牢经历，个人经历非比寻常，因此，其“历史问题”又一次被提上桌面。在上半年，丁玲的文字生涯几乎完全断绝，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她最主要的工作，乃是交代自己在南京时期的所谓“问题”。恰在这时，最高领袖发话了，丁玲绝处逢生。许多年后，丁玲对此仍记忆犹新：“毛主席以他那时的英明，及时提出‘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重要方针……很多同志被解放，欢欢喜喜地回到工作岗位上。”丁玲就属于“欢喜”者之一。后来，毛亲自修书一封给丁玲，丁玲才真正“欢喜”起来：此信不仅又一次地挽救了其政治生命，更挽救了其文学生涯。
后来，丁玲留在中央党校参与《同志，你走错了路》和评剧《逼上梁山》的讨论和修改，并且写了报告文学《二十把板斧》，然而，其发表时间则是在次年了。
与丁玲相仿的是陈学昭。这位二十八岁就获得法兰西博士学位的浙东才女，是延安唯一有博士学位的女性（也是唯一有博士学位的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仅次于丁玲的第二号女作家。在审干期间，陈亦落马，最后以《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一文表达了自己弃旧更新的决心。
“三八节事件”是丁氏文学生涯的滑铁卢和分水岭。此前的作品，既有对战斗生活的讴歌（人物速写），也不乏对现实之针砭（小说、杂文），大致沿袭了左联时期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文风。此后，丁氏作品不唯数量大减，且质量不济，亮色几稀。在相当长时期内，丁氏一直在努力换笔，尝试着“革命现实主义”的路子，但显然收效甚微。在整个延安后期，丁玲的创作一直低迷不振，读者所见的，只是少数特写、纪实报道等非虚构作品。即便是这为数不多的文字，也乏善可陈，想像力、艺术感且不论，基本的文学性都说不上。这不仅不能与上海时期相比，也不能与延安前期相比。素称快手的丁玲渐至搁笔。久之，外界对此议论良多。为回应种种说法，丁玲特地写了一篇文章，那就是发表在香港《万象》上的《幽居小简》。这是她在1943年上的唯一作品。
我们不难发现：丁在1941年上就完成了的作品有10篇，其中有《夜》、《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这样的高峰之作。然而，高峰之后便是低谷。1942年丁玲的创作遽变，此年有7篇文字行世，内有《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几篇表态文字；文学性作品，唯《风雨中忆萧红》一文。这篇写于“三八节”之后、“讲话”之前的散文，最是见出作者性情：“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确实，要重返那“阳光灿烂的日子”，她路还“长”着呢！
一年，一封小简，这就是作家丁玲的1943。
天上星星延安的人
作者：朱鸿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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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风景这边独好”
与丁玲不同的是周扬。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的处境更加顺畅。在1943年上，周的正式身份是延安大学负责人，兼职之一为中共中央文委主任。若说陈伯达是延安哲学界的权威、范文澜是史学界之殿军的话，那么，周扬则无疑是文艺界之祭酒。周扬乃是知识界“三巨头”中最年轻者，其所有文章都由最高领袖亲自把关、润色。此等待遇，并世无第二人。
自然，文艺界乃至文化界的一切事宜，基本上由其“一肩挑”。
正当丁玲在接受审查的1943年3月，周主持了由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会议的最后口号是：“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周氏作为“讲话”精神的执行者和阐释者，对个中内涵自然体悟良深。
人所皆知，丁、周二人是延安的“双子星座”，仅有的两位文艺高干。二人素来不睦，这也是人所共知。
与丁不同的是，周有放洋经历，自有大眼界，大器量。他显然是一支难得的大手笔。大手笔，就注定要写大文章。周扬的大文章不在纸笔之间，而在文坛内外。毛泽东对这手笔宝爱不已，时有流露，有次在会上，他就说：“我们说话、写文章要留有余地。周扬同志也同意我的看法。这很好。”
其实周更难得的是大气量。即便是对丁，周其时也无有乏善之举。起初，丁主持《解放日报》“文艺栏”时，“鲁艺”就对其支持甚力，周氏门生朱寨、陈荒煤、贺敬之、黄钢等新人就投稿支持丁的栏目。稍后，在读到争议甚多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时，周氏甚至“流过眼泪”，这对并非性情中人的周氏来说，殊非易事。在编订《解放区短篇小说选》时，周亲自将其放在头一篇。及至“三八节事件”后，有关方面于1942年4月1日召开《解放日报》改版会议（高干的学习会议），文艺界仅周、丁二人与会。除丁玲表舅徐特立顾左右而言他外，其他几位纷纷表态，打头阵的曹轶欧更是连番发难；而身处顺境的周扬却保持沉默。以周氏的背景和能量，完全可以有得力之举，可是周氏并未趁机出手。周氏气度，于此可见。
更为巧合的是，丁玲于1943年参与创作的《同志，你走错了路》在两年后出版时，居然是由周扬来作序。在此题为《关于政策与艺术》的论文中，周扬说：“自‘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创作活动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当前各种革命实际政策的相结合，这是文艺新方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艺术反映政治，在解放区来说，具体地说就是反映各种政策在人民中实行的过程和结果。”此说虽与周建国后倡言的“文艺要配合政治，但不能配合政策（政策变化太快，跟不上）”微有歧异，但在当时，显然是“讲话”精神的最好注脚。
此一年上，周扬年当卅五，依然“相当潇洒”（夏衍语），相当勤奋。然而，他终究不纯是文学中人，“述而不作”既是性情使然，亦是工作需要。因此，这一年上丁玲只有一文问世，而周扬亦只有二文刊行，一为《中苏英美文化交流》，一为《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其中后者纯粹是应时而作。12月9日，毛泽东参观生产展览会，并在西北局办公厅邀请十七位英雄谈生产经验。孙万富拥抱着他说：“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趴在地上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于是，在当月26日的《解放日报》上就刊出了相关社论。在社论的一旁，则是周的文章。这一天，1943年12月26日，恰恰是毛泽东五十岁的生日，这是值得大庆的日子。
正当丁玲的创作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时，解放区恰有一颗文坛明星冉冉升起。那就是赵树理。在这一年上，他先后推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力作，并准备着他的《盘龙峪》（这是解放区第一部长篇作品）。周扬主政文坛，却苦于“座谈会”后文坛一度荒寒、了无力作，颜面无光，今番赵拔尖而出，周见之大悦，嘉赞赵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并说“小二黑、小芹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小二黑结婚》恰发表在“讲话”后一周年。后来，《李有才板话》行世，远在重庆的郭、茅二巨公亦予激赏。于今，周扬终于在创作上找到了自己的知音，他毫不犹豫地誉之为“铁笔”。显然，如果说周是“讲话”精神的权威阐释者的话，那么赵树理则是创作界中最有力的实践者，他的出现为周氏文艺理论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支撑。
胡风：“欲与天公试比高”
正当周扬在延安顾盼自雄的时候，当年的“老朋友”胡风则身在重庆。这个当年鲁迅身边的弟子年方四一，春秋鼎盛，天庭饱满，微微谢顶，允为国统区文论界翘楚。
早在“皖南事变”后，有关部门安排文化人离渝，有人建议胡去延安，胡不以为然：“有他在，我还去什么？”——他说的是周扬。
几经周折，1943年3月，避难香港的胡风终于回到重庆。自然，他见到了许多友人，其中第一个是向林冰，而后是乔冠华、老舍、茅盾、冯乃超和上司郭沫若。当然，他不能不拜见另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只是，周公正忙，暂不能见。于是胡要先“拜客”，也就是对国民党“慰问”的回礼。内中就有冯玉祥、邵力子、张道藩、潘公展、刘百闵等实力派人物。最后，因着冯乃超的出面，胡终于见到了周公。后来在郭沫若家中的聚会上，性情中人的胡忍不住对周公谈了夏衍在香港的种种行止。周公一任对方畅谈，并不表态。而对夏同有意见的茅公则一声不做。
不久，“讲话”传到重庆，相关人士都参与学习。胡风是重庆体制外的左翼要人，当然不可能不读此文。不久，在重庆乡下举行了一次小型座谈会，相关人士对此极为重视，亲自布阵。与会者有十余人，党内文论界的“四大金刚”冯乃超、邵荃麟、黄药眠、蔡仪都有出席。会议由冯氏亲自主持，胡风参加。一开头，就涉及培养工农兵作家的问题，冯要胡发言，胡对毛泽东所指示的“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另有想法，他说：“在国民党统治下面，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及反动社会实际作斗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此说当场引起争论，党内美学界头面人物蔡仪当即驳斥。就其论点、论据、言说方式看来，蔡显然是深得“讲话”要义。胡闻之愕然。会议遂不了了之。
此次会议显示了胡氏与其他同志的分歧，这与组织者的预期目标有所不合。自此，乡下的讨论会不再开，重庆文工会和曾家岩的会议，也都与胡风无关。
其实，乡下会议的精神主要不是交流探讨，而是传达中央精神，更直接的意义则在考察大家的态度和认识。“讲话”精神乃是延安的知识分子的纲领性文献，纲举而目张，大本兼大源。其意义不仅仅是在文化上，更是在政治上。然而，胡风不然，他不是从讲话背后的政治内涵上来领会，不是作为党内文件来学习，而是从学术上来商榷。胡氏意见不仅与蔡仪不合，与延安文化界头面人物、文委主任周扬不合，也与他的顶头上司、重庆文工委主任（国统区左翼文化界新任“旗手”）的郭沫若也多有出入。这此种种，胡当然不会不知，但他不以为忤，观其势，隐然另立旗帜、自创家法。
如果说胡在公开场合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在私下则体现得更见锋芒。在此年胡氏仅有的6篇文章中，胡风一直坚持着自己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而与延安的“革命现实主义”殊有不同。差不多就在周扬写《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的同时，胡写下了著名的长文《论“大国之风”种种》，对种种现实流露出极大不满。而在此前致路翎的私信中，胡径称：“一本《大众哲学》，早就非有代它的东西不可，然而竟没有。”《大众哲学》出自延安艾思奇之手，乃毛泽东曾经推许之作，艾本人亦与周扬渊源颇深，而胡风则不以为然，他对延安某些人物的态度很是明朗、斩截。
作为国统区首屈一指的文论家，胡以其特有的思想形成了理论体系。这位曾经推出了张天翼、田间、艾青、周而复的伯乐，而今又发现了他此生最得意之作―――路翎。如果说赵树理是周扬的理论（实乃“讲话”精神）实践者的话，那么，路翎则是胡风文艺思想的践行者。作为胡氏麾下的一员大将，路氏出道早矣，他以十余岁的稚龄而饱读西方名著，自十五岁就初习文学，十六岁上深得胡风嘉许，而十七岁上则将开始着手传世之作《财主的儿女们》。路氏不唯有才，且极勤奋，在1940～1942年短短几年间，就完成了为数甚巨的作品，其中，就有《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等百余万字的作品。《财主的儿女们》一经完成，路翎就将初稿送交胡风指正。然而胡风在香港时竟将此稿遗失了。路氏唯重写一途。路氏年少天才，越写越好，笔之所至，异彩横生。最后，胡风终于为这部“传世之作”而惊呼。
在这一年上，胡风还结识了青年俊秀舒芜。个性卓异的胡氏当时正忙于领袖群伦，他不知道，他后半生的命运，也将为这年轻人而改变。
与此同时，身为重庆左翼知识界精神领袖、被胡引为知己的周公，也在南方局开展审干。胡风是周公在重庆文艺界的重要统战对象，与周公过从也不一般，然而，他对延安的精神并没能完全体会，在“民族形式”的讨论上，在对“讲话”的态度上，在“《论主观》事件”上，他都坚执己见。
应当说，在重庆的左翼阵营中，胡并不享有像乔冠华、陈家康、郭沫若、胡绳那样的党内地位，然而，这并无损于胡氏的声望。他自有一帮自己的弟兄。早在1930年代初，胡风即已把田间、艾青等人推上了文坛，田、艾诸位对此知遇之恩自然没齿难忘；而到了三十年代鲁迅逝世后，胡风因着《七月》、《希望》更是领袖着好一批青年，有诗人，有小说家，有评论家：路翎、阿垅、贾植芳、冀淓、舒芜、绿原、化铁、何家槐、曾卓、牛汉、曹白、彭燕郊、杜宣、芦甸、鲁煤……甚至西南联大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等人门下的吕荧、何孝达、朱谷怀、方敬也已被胡风收归旗下。更远在延安的艾青、黄既（树则）、周而复、鲁藜、晋驼、田间、天蓝也隐然推许胡氏。文坛中人，人脉如此之盛，势力如此之众，在国统区，除了胡风，再无第二人。于是，他在左翼阵营中就另扛着一面大旗，一直扛到了1949年的北京，希冀着他的未来。
1943年的历史上有一个耐读的细节：此年10月19日，当延安在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的时候，重庆也在隆重纪念鲁迅。延安的周扬在讲鲁迅，重庆的胡风也在说鲁迅。只是，同样是鲁迅，周眼中的鲁迅和胡心中的鲁迅，却远不是一般模样。
也正是在这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重头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此大文，《解放日报》特配以编者前言：“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
这一切，在延安是深具特殊意义的。然而，远在重庆的胡风，当时又岂能知晓这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