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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童养媳

最后的童养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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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童养媳

原创： 陈少远  谷雨实验室  今天


她们有人顺从，有人离婚，有人逃跑，甚至付出生命，直到被时代改变命运。

撰文 / 陈少远（谷雨特约撰稿人）
插画 / 李茵豆
编辑 / 秦旭东



陈树芬花了三万元，才摆脱婚姻，在她生了一个男孩后。

个头高挑、面庞姣好的外表背后，她的身份是童养媳。陈树芬16岁出嫁，丈夫是脑子有些“迟钝”的养家“哥哥”。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她不知道自己生于1984年还是1985年，只知道自己属鼠。7岁时，生父母离婚，她被生父卖到莆田，价格是800元。

“我们从被送出去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我们是物品。”陈树芬白净，丰腴，双眼含笑。说这话时，她哭了，眼里晃着两汪水波，亮盈盈的，衬着她泛红的鼻头也闪着光。

“我们”是指在莆田数以万计的弃女“阿乐”（参见《莆田弃女》）。她们现在小的年龄二十多岁，大的五十多岁，其中多数是被莆田人买来作童养媳的，有的当时脐带都没掉。

在莆田山区、沿海贫困地区的村庄，这种现象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了近四十年。这些弃女早期来自福建长乐，因此得名“阿乐”，尽管后来有来自其他地方的，“阿乐”成了她们在莆田的群体性蔑称。

童养媳长大如果嫁给养家的哥哥，当地称为“留在家里”。 莆田“阿乐”规模数万，其中“留在家里”的童养媳有多少，目前也没有定论。“留在家里”的“阿乐”的成长和婚嫁，多有创痛和屈辱记忆，也不乏贫而多艰的现实无奈。

困境在新世纪初渐渐被打破。随着莆田人在全国铺开民营医院、木材贩运和打金铺子等经营网络，财富流入莆田，加之时代变迁，莆田乡土社会也发生改变。有童养媳开始摆脱宿命，可以外嫁他人，或者离婚寻求自由，比如陈树芬。

在莆田逐渐积累财富的光面之下，这是一段不该被遮蔽的历史。


离婚的

陈树芬数了数，迄今33年的人生中，她被当作物品交易了三次，才赎得现在的生活。

陈树芬至今记得生父的名字和他给自己取的名字。第一次交易时，她还叫王丽娟（音），被生父王庆林（音）交给朋友，卖到莆田埭头镇一个村庄。加上报户口花的200元，养父母在1992年一共为她花了1000元。

陈淑芬知道，自己比其他“阿乐”更贵，她不像刚出生的女婴可能养不活。养父母起初不想要她，他们想买个童养媳，从小养起来，不容易跑。是她一路跟着养父回了家，扒着井口，嚷着如果他们不买她，她就跳下去。她不愿意继续待在人贩家，他老摸她。

养父见她可怜，带她体检，证明身体正常后，买了。莆田民间尚多子多福，养父有三个男孩，两个女孩。

陈树芬的生父曾在福州开扁食店，还当过学校的保安。离婚后，生父找的女朋友待陈树芬不好。她去生母的新家庭，也不被待见。

莆田的村庄遍地茅草，风吹草低，陈树芬想，自己没人要了。她跟着第一户穿过草浪来买她的人家走了。


莆田“阿乐”。

虚岁16岁被要求嫁给属蛇的小哥哥时，她第二次觉得自己是物品。

陈树芬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嫁给年长6岁的他。她机灵，成绩靠前，但养父母只让她读到了五年级，怕长了见识会跑。而小哥哥幼时高烧烧坏了脑子，长大了不好讨媳妇。

辍学后，陈树芬守着家里几亩田，天没亮就起床，下田种花生地瓜，割麦子豆子，戴月而归。哥哥嫂子出门打工，她又帮着看孩子。婚前，她连埭头镇上都没去过，她想去村里亲戚办的鞋厂打零工，养父母也不让。

等她出落成娉婷的少女，养父母张罗起婚事。她反抗过。她和小哥哥从小吵到大，“在一起生活不会好的”。养父母却数着村里其他人家劝她，谁家两“兄妹”以前也“不好”，“结婚了就好了”。亲戚们也一个接一个来劝。她争不过他们。

“大人说的话必须听。”她眼里水波晃荡，鼻息也起了波澜，想解释自己当时为何挣脱不了，“你根本不懂，反驳也没用”。

“我们从小都没出过门，也没有地方去。”陈树芬把脸埋在手里哭。她结婚的21世纪初，村里长大的童养媳逐渐外嫁，只有她“留在家里”，和成了丈夫的小哥哥大事情闹，小事情吵。她从来没问过他是否愿意和她结婚，“他一点自己的主意也没有”。

婚是腊月二十七结的，第二年十月，儿子出生，他们还是吵。老老少少住在一个屋檐下，怎么也调和不好。儿子长到七八岁，养父同意他们离婚，条件是她要付三万元抚养费。

这是陈树芬觉得的第三次交易。这次的目标是走向自由。她先拿了一万，搬出束缚了她快二十年的家。

剩余的钱，她陆续给，甚至没有质疑过这笔钱是否该付。儿子哭着告诉她，爸妈离婚了，同学都笑他没妈妈。她心疼。

“不离婚的话，孩子是比较幸福，可是自己就会苦。”陈树芬哭着说，鼻头越来越红。

二婚丈夫是她相亲选的，老实厚道，现在在外地工作，他们每天都微信视频聊天。

陈树芬离婚不是孤例。在裁判文书网上，以“莆田”“童养媳”作关键词搜索，结果显示，从2014年至今有超过60个离婚民事判决案件。

对此，“阿乐”们各有看法。有人认为，童养媳长大后有了阅历，识破了结婚时的那些谎言。结婚时，养母劝“阿乐”，嫁出去可能遇到恶婆婆，不如留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干。很多没读过书的“阿乐”，繁重的农活从小干怕了，稀里糊涂就答应了。

她们中不少人结婚时还不满18岁。上户口时，养父母一般会把孩子年龄多报几岁，为着长大了能早结婚。还有长期“黑户”的，要结婚了，带一张健康证，结婚时随意报个年龄，顺便办身份证。

有“阿乐”说，少女时期，自己也幻想幸福的婚姻。但她被生父母遗弃，又被养父母“按着”，扔进了寡味的婚姻里。

童养媳在莆田本地俗称“新妇仔”。《莆田县志》记载，在1953年贯彻新婚姻法前，乞养童养媳的行为“城乡均有，农村尤多”。原因种种，有人担忧日后没钱给儿子办婚事；有人因为儿子天生有“危唇、眇目”等生理缺陷；有童养媳被抱养来则是为了补充家庭劳动力不足。

按莆田官方资料记载，在1953年前的几年，莆田山区乞养和虐待童养媳现象严重，有的乡童养媳之多，占至全乡男女婚姻关系的30%—40%。而上世纪70年代以后，抱养童养媳现象又在农村“稍微抬头”。 这是莆田官方资料对1949年后的童养媳群体少有的记录。

有“阿乐”说，选择离婚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两人没有感情基础，丈夫在外面养人，童养媳在家苦哈哈伺候公婆和拉扯孩子，不如离了。

同在异乡的“阿乐”同命相连，她们互称姐妹。陈树芬的离婚尤其让她们叫好。“自己找的，比大人做主的好。”2018年3月初，陈树芬这样比较自己的两段婚姻，她搂着和现任丈夫所生的11岁的小儿子，宠溺地亲他。


逃跑的
  
二十年后，逃跑的金燕玲给两个养家哥哥盖了两栋房子，事情震动了乡里。

16岁时，她在一个黑夜里跑了。养母去世后，大哥和两个姐姐要她嫁给二哥。金燕玲不愿意。

二哥6岁时发烧，落下了智力障碍。1982年，养父母花280元钱买入金燕玲时，几个月大的她，已经被转了几手了。她自小聪慧，怕她跑走，养父母没让她读过一天书。

才七八岁，邻里的大人就戏弄她和二哥，“这是你的小老公，这是你的小老婆，你们现在可以一起睡了。”二哥听不懂，呵呵傻笑，金燕玲每次都躲开，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

金燕玲要跑。家里一贫如洗，经常没米下锅。贫穷是一点点积累下来的，她一进家门就生病，养父母四处借钱，费了不少劲才救活了她。她5岁时，养父死了，第二年奶奶又病逝。养母一人养五个孩子，操劳了十年，在金燕玲十五岁时也走了，留下一屁股债。

逃跑那夜，她一头扎进漫天的黑，跑出待了快十六年的村庄。她只有一个念头——找到亲生父母，如果可能，请他们帮二哥讨一个老婆。金燕玲心疼二哥，因为弱智，他从小就挨村里其他孩子打。

逃跑后，金燕玲打工之余，花了两三年自学了普通话和识字，跑去长乐寻亲。她在长乐找了工作，攒了点钱，开始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找父母，几乎走遍了长乐的十八个乡镇。为抓住一星半点线索，她心甘情愿掏钱给那些人贩子，前后数年花了十多万。

“哪扇门才是我的家？”她在这个可能的出生之地流浪了十年，涉过数次险。21岁时，为了赚钱寻亲，她轻信人言，去了阿联酋，想一个月賺三千美金。结果是骗局，经国内的朋友报警营救才回国。还有人给她介绍工作，她一个人去了，被锁进宾馆房间，几个小时后，窗外洗空调的工人救了她。

她是“阿乐”里寻亲最疯狂的一个。找得越狂热，逢年过节“一个人”的孤凄就越分明。金燕玲形容自己，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摇，在找父母的十年流光了这辈子所有的泪。

在二十岁出头时的日记里，她记录了自己的心路——

花季少女、青春年华可以说是人生最有阳光与快乐的时光，而我却无法感受到快乐。

命运中刻上“童养媳”的称号，好比把我推进绝望的世界。也许离开才能决定一生、改变人生。

27岁时，她结了婚，和丈夫一起打拼做生意，日子越过越富足。生了孩子，她带着孩子继续找生父母，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后来，金燕玲放弃了。她带着孩子挤在热闹的寻亲场合，有人提醒她，不要没找着父母却丢了自己的孩子。她才惊觉，快忘了自己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2011年，她回去找了养家的哥哥姐姐。她一直没有忘记他们。她和丈夫辛苦打拼，钱越赚越多，上酒店吃好的，想起哥哥姐姐一辈子也没吃过这样的好东西，她边吃边哭。

金燕玲帮家里还清了七八万元债，那是养父和奶奶治病欠下的，又还了二哥结婚的欠款。她走后，大哥打欠条，东家借一百，西家凑两百，帮二哥娶了媳妇。

她给两个哥哥各盖了四层小楼，照顾起还挣扎在温饱线的养家哥哥姐姐。他们连鸡不下蛋都来找她。

金燕玲说，养家给了她第二次生命，他们共度艰辛的日子，也是她在童年感受到的仅有的稀薄的亲情。找不到生父母，金燕玲把风筝线牵了一根系在养家身上。她不想再飘了，“我们本身缺乏爱，哪怕给我们一点点爱，都觉得很满足和感动”。

能像她这样逃跑的童养媳，是少数。70后的“阿乐”，多数“留在家里”了。一个1974年生的童养媳，刚十二三岁，就被养父母要求从两个哥哥中选一个。她哭着求他们，嫁她出去吧，她有多少彩礼都拿给哥哥娶老婆。养父母不肯，用手比着脖子，告诉她，如果不选哥哥，就选根绳子或选把刀子。

她选了三年，选了脾气好一点的大哥结了婚。18岁时，她生了一个女儿，还要继续生，后来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如今，她44岁，已经当了奶奶。丈夫待她很好，可她总觉得怪。提起过往，她眼眶泛红，如果当初可以读书，识了字，她肯定就跑了。现在，她只能说几个普通话的词，孩子大了，孙辈也出生了，她也不可能跑了。

还有一个70后“阿乐”，被养母从打工的地方喊回来，发现亲戚们热闹地围聚在家里，才知道那天是她和哥哥的婚礼。她嚎啕大哭，亲戚们挨个劝她，把哥哥推进屋子，再把门一关，婚就这样结了。

一个1988年生的“阿乐”，聪明、漂亮，十五六岁就被强迫和有智力障碍的养家哥哥睡在一起。初夜后，她砸了家里的东西，什么都没带就跑出了门。几天后，她跑回来了，就这样嫁在了养家，没有婚礼。

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兄妹，“过夫妻生活都很痛苦”。陈树芬刚结婚时就不让丈夫碰，丈夫碰她一下，她打他一下，两人因此经常吵架。

哥哥变老公，其中的尴尬细节，“阿乐”们不愿多提。这些70后、80后的女人回忆初嫁时叙述平淡——

“（睡）在一起，我也说不出来（什么）感觉。”
“刚开始很尴尬，现在差不多。”
“有了孩子，现在也挺好的。”
“渐渐培养了感情。”
“是尴尬，但没有反对过，因为在莆田这是正常的。”

不这样，那又能怎样呢？

离婚前，陈树芬经常哭，想逃，但不知道能去哪儿，“哭也没地方哭，没娘家，去哪儿哭呢？”她认为，如果自己不是“阿乐”，三十岁前就不会过那样的生活。她验了DNA，放入寻亲的DNA库。她觉得能找到父母的希望比其他“阿乐”更渺茫，他们现在应该各有家庭。

她哭着提起生父，声音颤抖，“他都狠心把我卖了，我找他干吗？”她离开家乡那天，被牵着坐车离开，生父没有出现。

婚姻不顺的“阿乐”，很多也不敢离。养母说一句，离了就不要回来了，无家可归的童养媳就被“按住”了。有的童养媳跑走了，结了婚，生了孩子带去看养父母，想把养家当娘家回，兴冲冲敲开从小长大的家门，门后却是冷言和恶语。金燕玲是鲜有的个例。


被杀的

被杀的童养媳叫朱秀美。2003年2月，她丈夫朱世文用板凳打死了她。

1974年，朱世文出生在东海镇坪洋村。四岁时，父母就抱回了儿子未来的妻子。亲事定下时，朱秀美刚出生四天，从福建闽侯辗转被卖至莆田。

29岁时，朱世文已经是另一个镇乡村小学的教师骨干。他有了外遇，酒后打死了25岁的朱秀美。

因为朱秀美的童养媳身份，这起凶案当时震动舆论。朱世文称，自己和妻子都是“童养媳”这个怪胎的牺牲品。

这个血案，把很多媒体带到了偏僻的坪洋村。他们发现，这个村九百多户逾四千的居民中，有近千名童养媳。仅1987年和1988年两年，全村就抱养了六百多名童养媳。

2018年3月初，朱世文被囚十五年后的坪洋村，依旧偏僻，它位于海拔600米的坪洋山顶，盘山公路回环，从山脚驱车近半个小时才能抵达。

朱世文父母守着家里敞亮簇新的连排二层楼房，对旧案不愿多提。他们在家务农，抚养朱秀美留下的女儿。在他们口中，儿子杀妻，只是酒喝多了失了手。

乡亲们对杀人者印象模糊，对被杀者也知之甚少。在他们眼中，朱世文一向沉默寡言，不爱说话，而他和朱秀美寡味的婚姻，在村里太正常了，很多人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但在朱世文的描述里，这样的婚姻“只是为了生活和繁衍后代，没什么感情可言”。婚前，他和妻子以兄妹相称，婚后争吵不断。杀妻前一年，母亲曾劝他，实在过不下去就离吧。

坪洋山位于几个城镇群间，像个贫瘠的孤岛，山下的女人不愿嫁上山来，坪洋村“全村到现在还有108个光棍”。

1949年前，坪洋村人就从山下的村庄乞养童养媳。从外地买童养媳，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事。坪洋村一位老人回忆，从长乐等地买童养媳，是因为“便宜”。当时，一头毛猪值四十六块两毛二，一个女婴才五十元。抱个孩子回来，每户还可以多分些田，家务和农活也有人帮着干了。

上世纪70年代，坪洋村男人娶老婆，彩礼要四五百元。村里一户人家一年赚不上几十块，地里种的庄稼只够糊口。漫山遍野的茅草可以割了下山卖，但100斤只卖得8毛钱，割完一茬，要苦等着草长高才能再割一茬。

沉默的婚嫁像茅草一样，在村里一茬接着一茬长。第一批被买回来的“阿乐”长大了“留在家里”，也早早买了“阿乐”来做女儿。她们盘算，如果“阿乐”长大了，儿子看不上，当不了童养媳，还可以去其他人家换亲，小姑换嫂子。


坪洋村。

一位今年70岁的坪洋村女人，生父当年用她给儿子换了一个童养媳。她长在坪洋村，又嫁在坪洋村。上世纪70年代初，她在莆田市区旧阔口车站附近的贩婴市场，又为儿子买回一个童养媳，花了62元。如今，这个48岁的童养媳也已经当奶奶了。

一位今年66岁的坪洋村童养媳，是1952年被从山下被抱进村的。结婚后她不能生育，1974年亲自去长乐车站抱回一个女婴，“只花了70元钱”。

和坪洋村一样，1960年代后，在莆田贫困地区的其他村庄，获取童养媳的方式从乞养变为买卖，长乐等地的弃女如潮水般被购入，她们的婚姻在襁褓里就定好了。

朱世文杀妻案曝光时，有媒体质疑当地人的童养媳属于“黑收养”，莆田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福利科有关负责人则反问来访记者：如果不让他们抱养童养媳，你能帮他们找到老婆吗？

买童养媳的风在坪洋村吹了三十多年。该村一位90后大学毕业生透露，在他出生的1990年代，他的童养媳母亲还抱着给他或弟弟抱童养媳的意图，从附近村落抱回一个妹妹。而就在前几年，他的一位90后“阿乐”同学，还嫁给了养家哥哥。

三十余年间，村里也出现过抗婚悲剧，却像风吹茅草，起了些声响，又归于岑寂。 曾经有一个15岁童养媳和邻家17岁男生恋爱，怀了孩子，但养父母坚决不同意。

她喝农药自杀，尸体从楼梯上被拖下来。埋土时，有人大声骂，这种人死得好，不如烧了撒一把灰，以后别投胎了。还有一个执意要外嫁的童养媳，出嫁那天，村里有人背后诅咒她嫁过去怀不了孕。

杀死童养媳妻子的朱世文在十五年前说，如果是自由选择的爱人，他决不会将她打死。他后悔和她结婚，但没有离婚，因为“受传统思想影响，总觉得对不起父母，想维持这个家庭”。朱世文1993年毕业于仙游师范学校，杀妻时已是学校教导主任。

也是在那个年代，坪洋村人一个带一个，下山到全国各地做糕饼生意，营生好了起来。之后长大的童养媳，逐渐有人不再“留在家里”，很多买回来的“阿乐”，也被当成了女儿养，不再重复上一辈“阿乐”的命运。


自愿的

“你觉得什么是爱情？”杨静怡被这个意外的问题问愣了，怔了几秒回答说，“我到现在还不懂。”

她32岁，留着精神的短发，面容清丽、身材高瘦，在人群里比较打眼。1986年刚出生，她就被卖到莆田。养母之前买了一个童养媳，夭折了，又买来她。杨静怡19岁结婚，嫁给养家的三哥，生了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大的已经13岁了。

她曾有接近爱情的机会，都被自己斩断了。一次是在厦门上技校时，有个兵哥哥约她出去玩，她没有去。一次是同学哥哥的朋友，托人传信到厦门，说找了她三年，想见她。她想到辛劳的养母。养母多病，她不可能把她扔在莆田。“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不容易。”

养父在她十岁时过世，留下三个儿子，没有留房子。第二年，她大哥结婚，聘金花了两万三。又过几年，二哥结婚，花了一万二。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这是两笔不小的彩礼。两个哥哥务农，没什么积蓄，养母省吃俭用，又四处借亲戚的钱，帮他们讨老婆。

怀三哥时，养母感觉像女孩，打算养大了换亲，解决一个儿子的婚事。杨静怡五六岁时，家里又买了一个童养媳，她帮着带，但养到两三岁，夭折了。

到了三哥要结婚，养母从厦门叫回杨静怡，对她说，“你也看到了，家里现在是什么情况。”

养母拿不出更多的钱了。杨静怡没有多说什么，三哥也沉默着。她户口簿上和户主的关系是“养女”，家人到派出所开了她和哥哥非血缘关系的证明，没有办喜酒，他们就这样成了夫妻。


莆田“阿乐”。

杨静怡知道，谈恋爱的男女有说不完的话。但她和丈夫要聊天，却怎么也聊不起来。进入青春期后，三哥出门打工，他回家的日子，她就躲在学校磨蹭到很晚才回家。养母想让他们亲密起来，常让她喊他吃饭，话头却老抛不出去，抛出了也扔不回来。

不管作为哥哥，还是丈夫，她从来没和他交流过，他是否曾喜欢过什么姑娘，打工期间有没有交过女朋友。

尴尬在生了孩子后一点点缓解，波澜却还是兴不起来。当了十多年夫妻，散了饭，他们的消遣仍是他玩手机，她在电脑上处理淘宝生意，彼此无话。

“比较有遗憾。”杨静怡说起没有尝过爱情的味道。少女时期她只觉得有人追求是件好玩的事。

等到夫妻的日子不咸不淡地过了十几年，她又想，如果在厦门多待几年，见了世面，能力也长了些，她就不会听话地“留在家里”了；或者养父没有早逝，哥哥们的婚事有人操持，可能一切都会变。

毕竟在她结婚的年头，“留在家里”的“阿乐”已经越来越少。

“她留在家里属于责任感。”另一位“阿乐”评价杨静怡的心思。杨静怡点头，“是责任”，她眼里起了一层水雾。她承认，“是为了报恩才嫁的”。童年家里困窘，但养父对她很宠爱。她不知道自己哪天生的，要选一天当生日，她会选户口本上那个日子，因为那是养父选的。

同样因为“责任”选择“留在家里”的，还有1981年生的林丽菁。她17岁时，养父病重，去世前把她叫到病床边。他要走了，希望她以后“留在家里”。他怕儿子以后到外面讨亲，如果娶到恶媳妇，妻子要挨欺负。

养父哭着求她，林丽菁不忍拒绝。她跟着哭，想着自己的命就这样了。她曾幻想过找一个中意的人，嫁出去。当时村里逐渐有80后“阿乐”外嫁。但养父都这么说了，她很乖，哥哥也很乖，事就定下来了。

很多童养媳婚姻的产生并没有经历激烈的挣扎，选择“留在家里”多和养父母有关，因为——

“怕老妈伤心”；
“老妈说如果嫁出去，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老妈说以后嫁出去，你婆婆对你不好，你不要回来。我吓怕了，就留在家里了 ”；
“养父母问我愿意吗，看他们也很期待的样子，糊里糊涂就嫁了”；
“养父养母非常疼我，比自己的子女还要疼，前面也不肯，最终还是松了口”；
“上面的大嫂对她不怎么样，他们不怎么见怪就说让我留在家里，我看他们也是蛮可怜的（就答应了）”……



新世纪前的莆田，成村成村的“阿乐”都留在了家里，童养媳婚姻成了正常的事。即使是想抗争的60后、70后，也不敢打外嫁的主意了。如果她们吵和闹，会被骂“没人性”，她们的命都是被捡回来的，应该对养父母“感恩戴德”。

确实有“阿乐”为了回报养父母的恩情，留在了家里。这在2005年莆田某乡镇党委书记回应《半月谈》采访时，曾有印证——当时的年代，长大的“童养媳”自由恋爱的已经较多，但也有为报答养育之恩和“哥哥”结婚，对此他们没有权力干预，“只要她们口头表示自愿，我们就要给她们办结婚手续”。

时任福建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郭延同期接受《半月谈》采访则认为，“童养媳”现象严重违反了《婚姻法》关于婚姻自由的有关条款，侵害了妇女儿童权益，“对人性是一种摧残”。基层组织也应加强对“童养媳”尤其是未婚“童养媳”的教育，鼓励她们婚姻自主。“作为‘童养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用一生的幸福来报答养育之恩。”

不过，现实残酷的是，就算相亲嫁出去，“阿乐”在莆田也比别人矮一截。“阿乐”要外嫁，就要拿了彩礼给哥哥娶媳妇，但她们在婚姻市场“不值钱”，想外嫁出去不容易。

随着莆田人在全国把生意越做越远，外出的哥哥赚够了彩礼钱，不愿娶童养媳妹妹了。80后、90后的“阿乐”外嫁的情况，随年份推移而增多，并呈地区差异。在乡民专务莆田系医院的东庄镇、垄断全国九成木材交易的忠门镇、打金门店包揽全国三分之一零售份额的北高镇，“阿乐”外嫁的情况就开始得较早。

60后、70后的“阿乐”羡慕80后、90后，时代不一样了，她们的日子过好了，有的选了，可以嫁出去，也可以选嫁给谁。而留在家里的“十对有八对不幸福”，像是在熬日头，“随便过过就可以，像过家家似的”。童养媳的婆家也是娘家，但没有娘家人撑腰，老公在外面也会“放荡一点”。

莆田人现在离乡离土的营生方式，比此前的时代更容易“化解尴尬”。女人留在家里带孩子，孝敬既是公婆又是养父母的老人，男人则出门做生意，近年关才回来，过了元宵就出门了。他们一年见不上多少日子，打电话就聊聊孩子和老人，日头一天一天过，孩子大了，老人老了，他们也忘了早年的尴尬。

坪洋村那个有童养媳母亲的大学毕业生，曾把家乡这种婚配方式告诉外省同学。同学惊呼，这不是恶劣的贩人行为吗？但他从小所见，村里这样的家庭遍地都是，生活并不像《盲山》里演的，“拐了外面的女人来，整个村庄都在维护刁民”。

“只能说我能理解，当然现在的年轻人不能接受。”他说，母亲没接受过什么教育，父亲从小长在村里，思维见识都有局限，他们的婚姻和那个年代的其他农村家庭一样，都是“为了生活”。即使母亲也为他抱回了童养媳，他理解这并非个体的迂腐，而是她长在那样的环境里，在当时看不到未来，以为村庄还会一直穷下去。

而一位受过不少教育的“阿乐”，聊起在中国近代史上受尽苦难和轻辱的妇女。她说，“我们和她们一样，也没有人记录我们的历史”。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报道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腾讯公益、腾讯新闻出品，授权腾讯独家刊发。点击“阅读原文”，了解并帮助童养媳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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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媒婆”的弃女网络

原创： 陈少远  谷雨实验室  今天


这批织起弃女流转网络的莆田“媒婆”，多是生在贫苦人家。看着她们大多晚景凄凉，“阿乐”们好像恨不起来了。

撰文 / 陈少远（谷雨特约撰稿人）
插画 / 李茵豆
编辑 / 秦旭东



80后红梅知道自己的“阿乐”身份，已是上世纪90年代。尽管年少，她依旧知道这个身份意味着自己的生命里经历了什么。

近30年过去了，她还记得六七岁时眼见的那一幕。

“‘阿乐’来咯……”女人吆喝的同时，放下扁担，竹筐落地，声音闷沉，地上尘土扬起。

一群孩子迅速围过去，女人掀起盖得严实的布，两个交错摆放的女婴露出身子，一个的头紧挨着另一个的脚。

买“阿乐”的大人摇摇头。女人又掀开一层，还是两个女婴，再下一层又是两个。有的脐带没断，有的穿着单薄，裸露的皮肤上爬满大片痱子。

那些围观买“阿乐”的女孩们，多数也是“阿乐”。时光倒退几年，这也是她们曾经的遭遇。



从上世纪60年代到新世纪初，数万弃女就这样流入莆田及周边的仙游、泉州地区的农民、盐民、渔民家里，多养作童养媳。她们最初来自福建长乐，因此都被叫做“阿乐”。

那个被红梅等“阿乐”围着的女人，在当地被称作“媒婆”，多数是早年从莆田嫁到长乐乡村的女人。正是她们上下翻动的手，翻转了竹筐里那些女婴一生的命运。

红梅1985年左右生，成长在福建莆田灵川镇。她90后的邻居阿妹，就是那时阿叔花了四五百元买下的。“媒婆”们当时经手的女婴，范围从一百多公里外的福建长乐，拓展到闽侯、连江、宁德等福建地区乃至浙江、江西、海南等外省地区。她们共享着同一个名字“阿乐”，也共同遥想着同一个故乡长乐，因为大多数“阿乐”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

她们在异乡飘摇，长大成人，一个接一个找回长乐；而当年送出女儿的长乐父母，也开始寻亲。“媒婆”，成了她们共同的目标。

从这根纽带反馈回来的信息，往往令寻亲者失望甚至绝望——“媒婆”像莆田做其他游贩生意的人一样，一手转一手，把孩子从长乐运到莆田，规模成潮，网络复杂。

这张越拉越大的网里，早年流动着各地家贫养不起的女儿，后来又汇流了因政策问题被弃的女婴，以及后来从全国各地被拐卖的幼女。有往长乐寻亲的“阿乐”，后来在浙江温州、福建宁德，甚至贵州和云南找到了亲生父母。


梅花镇的女儿

“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9岁那年，小学生红梅这样哭着回家大声问养父母。

那天，村里来了长乐人，挨家挨户寻“阿乐”，要找早年送出的女儿。邻居老人逗红梅，“你爸你妈来找你了”。红梅生了疑，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养女，自己两个70后姑姑也是，不过从来没人当面喊过红梅“阿乐”。

小女孩的疑问最终被家人证实——养父母不能生育，1985年正月二十七，亲戚在长乐汽车站的“媒婆”那里，花四百元钱买回了她。不止红梅，她妹妹也是买回来的。

“媒婆”称，红梅来自从长乐梅花镇。“媒婆”是莆田涵江人，早年嫁到临海的渔镇梅花镇，后来专门从那里抱孩子。养父母接过女婴，取名“红梅”，名字里包含着她的家乡。

长大后，红梅去梅花镇寻亲。镇上的老人告诉红梅，这里两个“媒婆”，都是早年从莆田嫁过来的，矮矮瘦瘦的那个去世了，胖胖高高的白秋芳，不知去向。



渔镇梅花的渔女塑像。

红梅走遍梅花镇每个村庄，打听每户送出女儿的人家，来来回回十年，还是找不到自己的家。她原以为，找到“媒婆”，就可以顺藤摸到亲生父母。许多二三十年前就开始寻亲的人也同样困惑——不是在电视上发个广告，在报纸上刊一纸启事，亲人就可以看到吗？

找到长乐潭头镇的吴白荷后，红梅才模糊知道了答案。从莆田嫁来的吴白荷以前是“批发头子”，潭头镇和周边乡镇的弃女，多数由“媒婆”搜罗来卖给吴白荷。不少在莆田卖孩子的“媒婆”，从莆田跋涉坐车去吴白荷家，“批发”了孩子，再运到莆田。

红梅找到吴白荷，给了她几千块钱求信息。得到的回答是，经她手上送走的孩子成千上万。2013年前后，吴白荷去世，如今已经无法求证她到底经手了多少孩子。那些辗转过来想找到线索的“阿乐”，会被她的儿女们告知：抱孩子的事是母亲做的，我们不知道更多的信息。

更何况，从这里送出的女儿太多了。人口超过71万的沿海城市长乐，近三十年间流向莆田的女婴，按寻亲者估算，规模逾两万。

“长乐每个乡镇都有莆田来的女人。”孙小萍比其他寻亲的“阿乐”更早发现了这点。新世纪初，她便走遍长乐十八个乡镇的每一个村庄，寻访每一个“媒婆”，至今还没找到亲人。

一位长乐民俗专家分析，民间将抱走孩子的女人称为“媒婆”，是取“媒介”的意思，当时乡间将信息灵通的介绍人都称为“媒人”或“媒婆”，他们流通包括民间借贷、婚嫁、抱养等信息。



一个“媒婆”的背影。

莆田籍社会学研究者吴重庆，在深剖莆田一个村庄的著作《孙村的路》中分析了“媒人”的特点，他们平时走村串户，“脚勤嘴勤，且走且逛且说新闻（指‘闲聊’）”，且各村的媒人间紧密合作。

嫁去长乐的莆田女人变成纽带，流通两地的生养信息。仙游“媒婆”李凤仙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干起贩婴生意，缘于村里有人生不出孩子，托她四处去问不要的孩子。消息一手转一手，嫁到长乐的莆田女人抱了一两个长乐穷人家的女孩来。后来，越来越多的长乐人知道莆田仙游一带有要孩子的，送养孩子的潮水就涨起来了。再往后，这桩关于弃女的买卖，像莆田人擅长的其他的游贩生意一样，越做越大。


被“抱走”的女婴

1982年农历三月十四，长乐市鹤上镇云路村的林财金生了三女儿。三月二十八，一个陌生女人便找上门来，张口就问，是不是有女儿要送啊？

林财金已经生了两个女儿了。长乐重男之风长盛，生不到男孩，女人在村里抬不起头。林财金想再生一胎，生出儿子。

女人自报家门，从三公里外的新览村来，隔壁村有一个卖猪肉的人家生不出孩子，想讨个孩子去养。

杀猪人家是当时农村的好门户，有肉吃。但当时长乐乡间传言，女孩被送去莆田，是要当童养媳的，每天干繁重的农活，吃不饱，穿不暖，还有女婴在路上就饿死病死了。林财金担心被骗，“不会把我女儿送去莆田吧？”

但女人说自己修佛，想行好事积德。她又数着，隔了几层，和林财金夫家也能攀上点亲。她发誓，如果把林财金的女儿送去莆田，就被恶鬼缠身，随后又允诺，先将孩子放在自己家带到满月，再送去给卖猪人家。

林财金渐渐放心，听起来是个好人家。她公婆早逝，夫妻俩要养几个孩子很吃力。她扯了一块方格布，给三女儿做了身新棉袄，几天后，哭着送走了她。

孩子满月那天，她和丈夫骑自行车去新览村，想再看女儿一眼。一进门却听不到孩子声响。女人迎了出来，一脸凶相。几轮问话后，她大声咒骂，“孩子都送走了还想认。”林财金和女人吵，旁边有老人偷偷摆手，暗示她这女人不好惹。

坐完月子，林财金到池塘边洗衣服，邻居告诉她，那个女人“专门做人贩生意”。她听了身子发软，摔进了池塘。

林财金多次托人去问，女人怎么也不松口。夫妻俩先在长乐周边地区找了几年，一点消息都没有。又过了几年，她得知三女儿被送去了莆田。

林财金开始往莆田去寻。她找了十多年，逐渐结识了其他苦觅女儿的父母。他们不仅来自福建各地，还有其他省份。

被骗走女婴的不止她。1988年，长乐市鹤上镇路北村的刘依妹的第五个女儿刚出生四天，就有一个莆田女人找上门来。刘依妹家庭宽裕，生几个孩子都养得起，但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刘依妹狠狠心，送走了五女儿。后来，她多次提出想看看女儿，都被媒婆找借口搪塞。2000年，刘依妹移民出国，她想给媒婆一笔钱，把12岁的女儿领回来一起带走，还是没有回音。

1989年，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赵章南的二女儿刚出生，邻居家的一位阿姨就来讨孩子，称有亲戚家只有男孩，想要个女孩来养。赵章南多年后才知道，她女儿疑似被这个女人转给隔壁平阳县麻布镇的一个女人，再由她转给一位在莆田做生意的平阳人。龙港镇的弃女们，最终流向莆田荔城区旧阔口车站附近的一个大型贩婴站点。

1994年8月底，在福建南平建瓯，韩玉任4岁的妹妹也被交给一个陌生女人。她由韩玉任的堂姑带来，自称一对官员夫妻只有独生子，想抱养个女儿。他们后来才发现，那个自称官员亲戚的女人是假冒的，她是莆田人。

找女儿的过程中，林财金碰到了许多像红梅一样的弃女。信息越拼凑越多，那些各地借口要抱女婴给亲戚或邻居的接生婆、媒婆越来越可疑。

跟着一位“阿乐”来到莆田的出生证。

《长乐市志》记载，上世纪60年代后，数以千计的福建省莆田和四川、江苏等省的妇女嫁到长乐，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莆田民俗专家林洪国解释，莆田女人自古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和农务，当有女人外嫁长乐，发现嫁在那里婚后劳作要轻松许多后，便一个带动一个，莆田女人纷纷嫁往长乐。

正是嫁到长乐各个村庄的莆田女人，编织起了后来“抱女婴”的暗网。在莆田“媒婆”的描述中，养不起女儿的时代，莆田是一个有地瓜和花生吃的地方。

多年后，长乐等地寻亲的父母逐渐知道其中的信息落差，“媒婆”口中能吃地瓜和花生的地方，在莆田称为“界外”，是包括埭头镇、笏石镇、平海镇、北高镇、南日岛等在内的沿海地区和贫困山区，古来贫瘠荒凉。他们的女儿往往被卖作了童养媳。他们中不少人当时毫不知情，有人甚至在女儿的襁褓中放了钱，答谢养家。


“媒婆”的网络

寻亲者找到抱走弃女的莆田女人，又从她们嘴里打听接手的下家，一环接一环，他们循着当年孩子流入莆田的路线，逐渐把莆田“媒婆”们的网络大致摸清。

每逢回国就要寻亲的刘依妹打听到，抱走她女儿的“媒婆”，一贯是将孩子往仙游县胶尾镇送。刘依妹在仙游找到了她的下家李凤仙。然而，李凤仙告诉她，仅1988年，自己就卖了接近六十个女婴。

2018年3月初，年逾八十岁的李凤仙称，她的上家有五个从长乐来的莆田女人。她们不熟悉仙游，经她引路进村庄卖孩子。此外，胶尾地区还有一个贩婴的站点，周围村庄想买孩子的都知道地方。

李凤仙卖了二十多年孩子，她不知道她们具体从哪儿来。她们在仙游长大，嫁了人，生了孩子，如今最大的已经五十多岁，最小的也过了三十岁。

寻亲者发现了多条弃女流入莆田的网络，有大有小，多呈规律流向，且多是家族生意。例如，长乐鹤上镇和古槐镇的被弃女婴，多流向李凤仙的仙游站点。

而吴白荷和家人，除了在潭头镇各个村庄搜罗弃婴，也接收长乐附近的福州连江、琅岐、马尾等地区的弃女。从吴白荷家“批发”走的孩子，多流向莆田忠门镇，她有亲戚在那里对接。

支脉最广的集散地是莆田荔城区旧阔口车站附近的站点，由一位林姓男人经营。不计其数的“阿乐”是养父母在那里买的。

多位“阿乐”听养父母描述，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贩婴最猖狂时，这里搭着板子，摆满竹筐，女婴成群，任人挑拣。在民间寻亲平台“宝贝回家”网上，有莆田的寻亲者称，自己是在“阔口”被领回家的。

红梅多方打听，找到了晚年回到莆田涵江镇生活的白秋芳。她给白秋芳塞钱，从她嘴里掏消息，近三十年间，白秋芳手上流通了近百个孩子。她们来自梅花镇及周边的文岭镇、金峰镇，多数被父母自愿送养，有时白秋芳也给孩子父母一二十元。白秋芳会带着女婴坐车到莆田，再送往笏石镇，那里有几个村落的媒婆对接她。

白秋芳运到莆田的孩子一个卖五十块，其他媒婆贩卖时再自己定价。综合寻访来的信息，“阿乐”被买回养家时的价格大体为：七十年代60到100元不等，八十年代涨至100元至500元，九十年代继续攀升。

红梅想起了小时候听闻的更多买卖“阿乐”的细节。卖孩子的女人三五成伙，进了村，住在庙里。白天她们像“卖白菜”“卖豆腐”一样，挑着女婴走家串户叫卖，或者摆在路边任人挑拣。卖不完的，晚上再挑回庙里。

莆田人买回家的孩子，往往缺乏生气，要打几下，才会哭出来。她们的嘴里常发现白色粉末。莆田人流传，那可能是石灰，喂给女婴吃，她们肚里不饿，也不会哭，“媒婆”好带着上路。

也有在路上夭折或危殆的孩子。有“阿乐”是父母在家门口捡的，只剩一口气了，他们猜测是路过的“媒婆”沿路抛的。田边、池塘、寺庙门口不时出现的死婴，也被怀疑和“媒婆”有关。孙小萍曾找到鹤上镇一位莆田媒婆，她说自己手上卖出了上千个女婴，其中在路上夭折的不在少数。


一位“媒婆”在长乐的家，当年不计其数的“阿乐”自此流入莆田。

吴白荷如今已过世，她的儿子还守着老屋，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一根根抽着烟，言语中透露了早年的贩婴往事——

“媒婆啊，她们有的一次抱三四个走。”

“我妈手上抱的没数的，有的抱到半路就死了。死了就让人路上埋了。”

“那时抓得也挺紧的，生病了也不敢带去看。孩子值不了多少钱的，和猪崽似的，一头三十多五十收了来，拿到下面卖六七十。”

吴白荷的女儿在电话里笑寻亲者长年苦觅，“还找了干嘛啊，就当当年浸马桶浸死了”。

长乐之外，“阿乐”的来源辐散愈广，周边地区及全国各地被遗弃、被拐卖的女孩也汇入这张网络。

一位大致出生在1981年的“阿乐”是养父母在路边买的。买回时，她已经四五岁模样，皮肤白皙，穿着公主裙。养父母怀疑她是从大城市拐来的。自己从哪来的，这个“阿乐”没有任何相关记忆，只记得自己从懂事起就特别害怕陌生人。

莆田东海镇一位1985年生的“阿乐”从小被告知，卖她的“媒婆”担着一筐三个女婴进了村，称这筐是从黑龙江来的。“阿乐”的来源向西还可伸向云贵川地区，近年来，幼年时被拐来莆田作童养媳后寻亲成功的报道，屡见于媒体。

如今，“寻亲帮帮团”近万份DNA数据已匹配成功351对，父母方多数来自福建长乐，还覆盖福建福清、连江、闽侯等多个地区，另有浙江温州、浙江衢州、江西丰城、海南海口等地。

而在“宝贝回家网”近五百条与莆田弃女和被拐幼女相关的寻亲信息中，除上文提到的省份外，还有湖南、江苏等省的个例。

甚至也有不少莆田本地的女孩掉落进这张暗网。“寻亲帮帮团”近期比对成功的一位“阿乐”的父母，即为莆田本地人。莆田人对上世纪90年代后的民间记忆中，多有小心孩子被偷的提醒。


养女来源地域分布图。

在“寻亲帮帮团”的90后年龄段寻亲群里，一位1994年在北京火车站丢了孩子的母亲在打探消息，她寻亲二十多年，打听到福建的莆田和安溪是收买孩子的两个主要站点，便寻了来。

媒体曾报道，2011年，警方破获一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44岁的莆田籍嫌疑人陈秀妹在拐卖儿童市场“名头响亮”，她与云南文山等地的人贩子联系，从其手中贩运被拐儿童，在莆田等地寻找买家。陈秀妹每贩卖一个儿童即可获利万元左右。

“阿乐”中的90后一代是最迷茫的。前三十年的“阿乐”，从“媒婆”口中还可能问到大致的流出方向，以长乐、闽侯等福建地区为主，但90后“阿乐”的来源，则错综复杂。


被戳破的谎言

红梅每次找白秋芳，对方都开口要吃的。红梅为她花了大钱小钱，却捞不到一点有用的线索。专门来莆田找白秋芳打听消息的长乐父母，也有类似遭遇。

有次白秋芳甚至告诉红梅，一对长乐的父母要找1984年的女儿，他们家出了国发了家，只要她说一句，红梅就能扮作他们的女儿，条件是红梅给她3000元钱。

“她真是坏，以前卖了我们一道，现在又卖我们一道。”红梅气鼓鼓地说，“我们是要找爸妈，又不是为了钱。”

有长乐江田镇的父母想找弃女，那里的“媒婆”一挥手，随口说着，“她不认你们啊，她现在过得好，还戴警察帽子的。”寻女的父母傻了，弃女们多在莆田境遇惨淡，有的一天书都没读过，怎么还能当上警察？

长乐郊区航城村的继勋早年寻亲时被一个“媒婆”塞了两个假女儿。继勋的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后，1983年又生了三女儿，他们想再生一个男孩，把三女儿托给村里的莆田“媒婆”送走了。次年，妻子生了四女儿后病逝，继勋把四女儿也送走了。

后来，继勋借了三十万元，偷渡去美国，打了几年工，还完借款，拿了绿卡，想把两个送出去的女儿找回来。1995年，他托亲戚去找“媒婆”，包了一个大红包，求她把女儿从莆田领回来。

两个“女儿”出现了，但瞅着怎么也不像一家人。继勋只能先和她们保持联系。等到新世纪初，福州的医院有了DNA检验项目，继勋的大女儿拉着她们去检验，才发现两个都是假的。

知道三女儿被送去莆田后，林财金抑住怒气，也托了红包给参与转卖女儿的“媒婆”。她们从莆田领回21岁的女孩翁美玉。林财金瞅她，不像自己女儿，估摸着又被骗了，给了翁美玉200块钱，让媒婆送她回去。

一位寻亲者找到晚年的吴白荷，她拉开抽屉，里面杂乱堆着寻亲的人留下的照片和抄着地址的纸条。他给了吴白荷五十元钱，让她买几个大本子整理这些寻亲信息。吴白荷转眼把钱拿去打牌输光了。

受骗的多了，寻亲者渐渐不再对这些做人贩生意的“媒婆”抱希望，开始寄希望于做DNA比对，年份匹配的弃女和父母方一对一或一对多比对，但这样成本高又耗时。微信兴起后，各地的寻亲者联系越来越紧，汇聚的信息拼凑出了当年庞大的人口买卖网络，他们开始明白，单线寻亲的几率过于渺茫。

寻亲者转向了互助，有一位“阿乐”的丈夫写了一个DNA比对程序，并建立起小型数据库。后来，一位寻找妹妹的长乐人又找美国的朋友设计了一个更精准的比对程序和一个容量更大的数据库。



寻亲活动现场父母方咨询采集血样事宜。

认识不少寻亲者的林财金成了中心人物。她让女儿牵头联系事宜，又发动其他寻亲者建立了寻亲微信公号。越来越多的寻亲者志愿帮忙，他们分年份汇总了要寻亲的“阿乐”的信息，建立微信群。“阿乐”们口口相传，寻亲DNA库越来越扩大。

他们把寻亲平台取名“寻亲帮帮团”，意思是发动更多遗弃女儿的父母和“阿乐”加入DNA库，互帮互助，让更多家庭重圆。早些年，林财金遇到像红梅这样来长乐找父母的“阿乐”，就托她在莆田帮她找1982年的女儿。但1982年的“阿乐”在莆田数量不少，有的不愿寻亲，林财金还是找不到女儿。


恨不起来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不知道是被送养的，还是被拐卖的。”一个90后的弃女从小在仙游的尼姑庵长大，她只知道自己从小被放在庵门口，后来老尼姑病死了，养父母看她瘦弱可怜，才领回了她。

刘依妹寻亲时，曾深夜造访了仙游一个破落尼姑庵。听到有人来找女儿，庵里的少女尼姑们都哭了，她们分别生在1986年、1988年、1989年，据说是村民买来的弃女，快养不活时，被放在了庵门口。她们是老尼姑养活下来的。有一个冬天，老尼姑开庵门，一个女婴浑身冻得青紫，已经没了鼻息。

刘依妹听得心惊，回来后她常在夜里想，自己送走的女儿到底有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临别前她塞给少女尼姑们一人两百块钱。

刘依妹信佛，她长年行善，祈求能找到女儿。后来，她在林财金牵头建立的DNA库里匹配上了五女儿。现在，她们都是义务帮忙的寻亲志愿者。

找不到女儿的林财金，也成了莆田“阿乐”们的干妈妈。她像数自己的女儿一样，说着她知道的“阿乐”的生活景况。二十分钟里，她数了不下十个。

“媒婆”领给她的假女儿翁美玉，最让林财金心疼。十多年前，从家里送走翁美玉时，她趴在灶台上放声大哭。翁美玉没读过什么书，不会说普通话。林财金望着她，看到她眼里烧着想找到家的火。

翁美玉后来嫁给了养家哥哥，丈夫没啥本事，靠她养家。2018年开年，她在朋友圈发自己下海捞海蛎的照片。林财金叹着气，那个冬天福建罕见低温，长乐还下了雪。

林财金知道不少“阿乐”捱了许多的苦才走到了现在。“阿乐”们向她诉苦，她只能安慰她们，“都是我们亲生父母害的你们啊。”她心里有歉疚。一个错念，她就让三女儿和自己失散了。她记得三女儿刚出生时，皮肤皱巴巴的，像一只老鼠，三天后，旧皮褪了，浑身光洁嫩白，忽闪着大眼睛。

听到有孩子在被“媒婆”贩卖途中夭折的事，她也心惊。但她转眼又安慰自己，她们是刚出生就被送走的，她的三女儿送走时都十四天了。自己一家人都生得强韧，能吃苦，三女儿能活下来。她也记得送走女儿时给她做的方格袄子，斜开襟，中间扎一根带子，纹路是黑色一线，黄色一线。

林财金又怨自己，当初人都傻傻的，不像现在，“觉得女儿比儿子好，还贴心”。当时她抱着念想，要生一个男孩，是任务，生出来就不用再生了。

在长乐乡间，如果没有儿子，男人进不了祠堂。生不出儿子的女人也会被嘲笑，林财金还记得当时有一句方言在流传：好母留着做种，坏母世间人宰。女人好坏，要看能不能生出儿子。



一位“媒婆”给寻亲者留自己的联系方式。

有备尝挫折寻不到亲的“阿乐”和父母恨“媒婆”，骂她们当年干缺德事。被骗了两次的继勋却没有表达这种怨忿。卖他女儿的“媒婆”村里人都知道，生了几个傻儿子，丈夫也没本事，要靠她养家。

莆田和长乐婚俗都不尚外嫁，这批嫁到长乐的莆田女人，多是生在贫苦人家，嫁给长乐年纪大娶不起老婆或家里兄弟多难娶老婆的光棍，生活多拮据。

弃女流入莆田的四十年间，长乐和莆田都经历了巨大变迁。早年从莆田辗转换汽车，要花大半天才能抵达长乐，后来通了动车，莆田到福州四十分钟，再从福州坐一个小时汽车到长乐。曾经贩婴最猖獗的旧阔口车站一片，现在也拆了，建起了正荣财富中心，它是莆田市区的繁华商圈。

“媒婆”们一点点变老，有的精神坏了，患了老年痴呆，什么也不记得了。有的头一年还在，第二年就死了。有的晚年凄苦，儿女不愿侍奉，一个人煮没有配料的白米粉吃。“阿乐”们看着她们曲着背，老态龙钟的样子，好像恨不起来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报道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腾讯公益、腾讯新闻出品，授权腾讯独家刊发。点击“阅读原文”，了解“寻亲帮帮团”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