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8-5-31 19:27
朱安的抗争和许广平的抱怨
朱安的抗争和许广平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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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的抗争和许广平的抱怨
黄恽 挖历史 1周前
黄恽老师又出新书了，同时出了两本《难兄难弟：周氏兄弟识小录》和《萧条异代》，摘了《难兄难弟：周氏兄弟识小录》里的两篇文章，请大家一起欣赏。
朱安的抗争
“母亲的礼物”，后来也是“鲁迅的遗物”的朱安，自从和鲁迅结婚后，备受冷落和蔑视，这当然是由于两人之间存在着知识和思想的巨大差距，且包办婚姻毫无爱情可言，同时，朱安的生理缺陷，也是影响两人亲近的一个很大因素。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说到朱安：“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还是表面观察所得，他在和张铁铮的谈话中，曾进一步说过：“朱夫人有侏儒症，发育不全。”张铁铮说，“侏儒”二字字音他听不准，周作人先生用他的钢笔，把这两个字写在纸上。（张铁铮《知堂晚年轶事一束》）一般认为，侏儒症是基因疾病，侏儒的样态，显然与我们所知的朱安不同，所以周作人口中笔下的侏儒症与我们当下理解的侏儒症不是同一个概念。那么，周作人所指的侏儒症，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发育不全。哪里发育不全呢？我们从外表看，朱安除了略微矮小外，无异常人。不全之处应当在隐秘之地，即第二性征的生理发育不全，异于常人。曾经学医的鲁迅，对这个是难以忍受的。一个女人的生理秘密，除了家人外，别人不会知道，周作人这么说，想必是鲁迅亲口告诉他的。
然而，朱安却并不是省油的灯，虽然自况是一只蜗牛，却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她也有不甘寂寞、忍耐不住的时候，瞅准时机，她会抢占道德高地，以稳固自己在周家的地位。这既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发泄。
据鲁迅的学生孙伏园说，这样的事发生过两次，一次在绍兴，一次则在北京。在绍兴的那一次，简单地说，就是趁鲁迅在家，朱安安排了一个“鸿门宴”，叫齐了朱家亲戚和周家亲长，要他们为自己评评理。在席上，朱安慷慨陈词，数说鲁迅的不是，希望亲友们为自己主持公道，逼鲁迅就范。然而，鲁迅听了置若罔闻，一言不发。当时已经是教育部官员的鲁迅，很会处置这样的场面，亲友们看见鲁迅这种态度，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这是夫妻私事，瞎掺和什么呢？事后鲁迅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了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毕竟在大家看来，鲁迅并无失德，没嫖娼，没纳妾，没通奸，没遗弃，没虐待，有什么可指责的？
另一次则是在北京，也是孙伏园说的。同样在一次宴席上，那是鲁迅母亲的寿宴。开席之前，朱安忽然穿戴正式地走了出来，向大家一跪，说道：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然后向婆母一跪。这样做，既是向鲁迅示威，也是当众表态，稳固婆母的心，却也使鲁迅更加憎恨她的要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确实说得不错。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鲁迅在这种捆绑中不敢反抗，朱安却甘愿以这种捆绑谋取自己的生存。为了这样不幸的生存，旧式妇女每有这样出奇的手段。朱安其实不是一只蜗牛，而是蜗牛背上的壳。嫁给鲁迅之后，鲁迅才是蜗牛，而她就成为背上的一个壳，无法甩脱。在论战中锐利无比的鲁迅，在朱安面前，只能是默然、无言、冷漠、闪避，幸亏形势逼迫他在北京无法存身，南下厦门、广州，再到上海，鲁迅才得以开创了晚年短暂的新生活。这正像鲁迅在《伤逝》中表达的：“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鲁迅是自私而无奈的，既然无法拯救双方，那么先救出自己，至少比一同灭亡和沉沦来得好。
许广平的抱怨
许广平嫁给鲁迅，两人并不如大家所想的谐和无间，至少在许广平方面，我们看到了她的抱怨。许广平的《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刊于1939年3月22日《鲁迅风》第十期）一文，就是她对两人婚姻生活的集中反思，或简直可以说是抱怨。这篇文章于研究两人的婚姻，是值得重视的存在。
1939年，已经是鲁迅逝世后的第三年，彼时许广平四十岁出头，而又不是1949年之后全然以鲁迅夫人自居，可以靠鲁迅之余荫生活的时代，这时候许广平的声音，有相当真实的个人感受：
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女性。我想，大约是有一点旧头脑，有一点新思想，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这东西——像我似的——也许被一些人所满意，如她的对手方面就是，然而在她本身则是不满意的。
她苦闷：有时被新思想所指引，不甘于现状；有时被旧道德所涵养，安于现状。
许广平的意思是：她为她的对手鲁迅所满意，却并不满意自己，因此生活中的她很苦闷。苦闷什么呢？许广平对自己和鲁迅之间的生活，有一个很有意味的比喻，相当于“机器房中的两部机器”。
我们的住处很似机器房，简单的用具之外，就是机器材料，——书籍——而我们两人就是两部小机器。他在写作，我在抄写或校对之类。仅有的机会才到外面散步一下。他是值日而更偏重于夜班的，我值日班。这两部机器就这样地工作着……
我们知道，机器与机器之间是冰冷而缺乏情感联系的，一部机器在夜间开动，一部机器则在白天工作，这就是许广平笔下的家庭生活。
许广平进一步举例详说道：
我私意除了帮助他些琐务之外，自己应当有正当职业，再三设法，将要成功了，但是被他反对了好几次。他说：“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两样，不能像这样子。让我想想再说。”这样子事情就搁起来了。遇到另外的机会，我又向他提起做事，他说：“你做事这些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这样的结论，迫得我好似一个“希特拉”的“贤妻”，回到家庭，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义务副手。
“希特拉”就是我们熟知的希特勒的当年译法。许广平竟把自己比作希特勒的妻子（按：希特勒只有同居女友，爱娃作为希特勒妻子的身份在自杀前才确立，1939年并无所谓贤妻，许广平的意思应该是说她像个独裁者的妻子一样不得自由），那么鲁迅岂不就是一个独裁者？鲁迅屡次阻止她出门工作，她只能屈服于独裁者而留在家里。即使排除许广平比拟不伦的成分后，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许广平的家庭生活加于她心理、生理上的苦闷。为此之故，许广平在该文中还说自己“有时悲不自胜”。
许广平与鲁迅早先是师生关系，年龄上的差距当属于两代人，虽然产生了爱情，但两人的习性和生活轨迹差距很大，可以想见两人家庭生活给予许广平内心的感受。
以上是许广平的一家之言，有没有道理？我们还可以找到旁证，见楼适夷致黄源的信：
因先生在世之日，是不大愿意让许参加对外活动的。许在沪曾参加过国民党市党部办的妇女刊物，是个爱活动的人，是先生阻止了她才不去。又如朋友们请鲁迅先生吃饭，同时邀请了许，先生还是不带她出来。有一次我去面邀，先生同我一起出门，我要许同行，先生说她是看孩子的，不会社交，即可想见。
这段文字来自《黄源与楼适夷通信集》中楼适夷致黄源（1973年7月11日）的信，是在谈到《鲁迅全集》注释中瞿秋白与“芸生”事时连带说起的。从1949年之后许广平的生活，可以印证许广平确实是个爱活动的人，她顶着“鲁迅夫人”的头衔活动，颇见声色。而写过《娜拉走后怎样》的鲁迅，对新女性竟然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婚姻生活中的鲁迅，还有给对方施加冷暴力的问题。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中回忆道：
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朋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会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场，一切不闻不应，那时候我真痛苦万状。为了我的过失吗？打我骂我都可以，为什么弄到无言！如果真是轻蔑之极了，那我们可以走开，不是谁都没有勉强过谁吗？我不是伤痛我自己的遭遇，而是焦急他的自弃。
不再引下去了，婚姻总不像恋爱这么美好，个性越强的人，两人之间的磨合就越困难，这也是必然的事情。不管是思想家还是文学家，经营一个家比赢得头衔困难多了。
顺便说一句，许广平在结识鲁迅前，有过一个爱人，这个爱人甚至是因为许广平而死的。
那是1922年前后，许广平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不久，即与北京大学的学生、广东同乡李小辉相恋，两人本是远房亲戚，这下走在了一起。1923年底许广平染上猩红热，住进了医院，李小辉去看望，也传染上了。结果许广平在1924年初病愈出院，李小辉则在数天前一瞑不视了。这等于是恋人因自己而送了命。
这是许广平的初恋，恋人因自己而死，虽然大家都那么无辜，但正常想起来，许广平多少会因此负疚，这是她婚恋上很早就烙下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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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子
这一段历史知道的人不多
寒冬初晓
鲁迅得忍受旧式女人的蠢，还得忍耐新式女性的精，尤如老鼠入风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