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8-4-25 22:24
教会当如何解读社会问题？
教会当如何解读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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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当如何解读社会问题？
原创 2018-04-25 何之是、毛瑞祺 橡树文字工作室
橡树出版之【橡树阅读】
编者按
oaktreepublishing
如果你暂时不明白基要主义，没有关系；如果你暂时不理解为何一本书要讲基督徒不安的良心，也没有关系。但你务必确保自己既明白真理，又能够在这个社会的种种乱象中恰如其分且有力地坚守并使用真理。这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说没有关系了，那么，恭喜你，此刻你正在面对基督徒不安的良心。和我一道翘首期待阅读这本书吧！阅读之前，听听作者亨利的话或许更好：“我所关心的是基要真理的应用，而不是反对这些真理。我也承认，把这种不安说成是普遍性的，可能过于乐观了。我们很多的圣经学院、福音派大学，甚至神学院，似乎还沉浸在对我们肩负的新责任盲目无知之中。我的期待是，那些在刚读此书时毫无良心困扰的人，在看完本书后能够心有戚戚焉。”
教会当如何解读社会问题？
——读《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有感
我们既不能放下我们的教义，与自由派神学一起搞社会改良，也无法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自我边缘，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受难周的一个午后，坐在卡尔亨利曾经做这个系列演讲的Gordon-conwell 神学院（当时还是哥顿神学院），读着这本70年前的著作，想着今天的美国教会和地球另一侧的中国教会，别有一番味道。
上周，是学校的“公义周”（Justice Week），讨论、思考基督徒、教会如何把属神的平安（Shalom）带到地上，行公义好怜悯，让人看到上帝创造之初的样子——这算是卡尔亨利70年前在这里做的讲座所结的果子吧。
成长在一个基要主义的教会，读到卡尔亨利对基要主义教会的描写：“高举圣经文本、注重个人道德、同时忽视社会公义”。这个画面对我而言异常的熟悉。“看电影的问题”、“喝酒的问题”、“对婚姻忠诚的问题”——这些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基要主义的教会所谈论的，和公元2000年之后中国大多数（基要主义背景）的家庭教会教会谈论的没有区别。
基要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那场仗在美国打得如火如荼，而在中国，受到这两股神学影响的教会还没有彼此打起来就被战争洗刷了一下——没有复活盼望的自由派神学在战火中无法生存，而笃信圣经、相信十字架与复活、原本就对人性缺乏信心的基要主义在战火中站稳了。
而三自运动开始之后，双方在神学上的对话少之又少，只听老长辈常说：“慈善那些事情，是自由派去做的，我们关心人的灵魂得救。”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庭教会的神学根基依旧是40-50年代的基要主义。
不仅做事的方式，我们碰到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如同书名所说：“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不安”源自何方？卡尔亨利用了他的最强项（圣经论）阐明了这一不安的实质：那就是基要主义实际的行为和他们所笃信的圣经教导不符——我们无法选择性的无视圣经中去影响文化的教导，对改变世界的热忱，而这些偏偏是基要主义的教会难以实践的。
我们既不能放下我们的教义，与自由派神学一起搞社会改良，也无法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自我边缘，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卡尔·亨利也同时强调，解决这个困局绝非简单的事，他甚至坦言自己也没有成熟的答案。
因为我们所笃信的圣经提醒我们“已然未然”之间的张力——良心彻底平安的日子还没到。我们所笃信的圣经提醒我们特殊恩典以外还有普遍恩典。没错，没有十字架的救赎，一切的救赎都是枉然。然而正是因为有了十字架，大使命中“使人做门徒”不仅仅包括“给他们施洗”还有“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爱人如己”的诫命难道不也包括在耶稣的吩咐之中吗？
这本书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而是给出了一个呼吁。呼吁教会如果真的笃信圣经，就应该承认与直面这种不安，并作出改变。
这一周，全美正在纪念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遇刺50周年，浸信会牧师Rusell Moore在一次会议上谈及种族歧视时，他这么说：“许多教会都不愿意谈这个敏感的话题，害怕把社会问题引到教会。甚至保守的基督徒会认为马丁路德金是自由派（他确实毕业于一所自由派神学院，但谁让保守的神学院不招黑人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种族歧视带来的不是社会问题，种族歧视重建了福音所拆毁的墙，种族歧视是反福音的，它把人带向地狱！你说教会应该视而不见吗？”
教会需要有这样对社会问题的解读，自然会对这些问题作出合乎圣经的回应。那么，七十年后的今天，今天这本书在以什么方式对我们说话呢？
yingyinc 2018-4-25 22:25
今天这本书在以什么方式对我们说话？
作者|毛瑞祺（Richard J.Mouw）
有些书很重要，不断再版，因为它们就像那些富于教育意义的博物馆藏书，让我们得以瞥见已逝年代里那些精彩的洞见，了解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如何奋力解决他们所处时代的问题，那些不同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
《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不仅仅是一本博物馆藏书。当然，它具备一些博物馆藏书的特点，是一本为20世纪40年代末期而写的书。一场灾难深重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许多美国人正在思考新出现的各种文化挑战。很快就成为“新福音主义”领袖的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及他的同道们，当时深切担忧那些被称作“基要主义者”或“福音派”——这两个词在当时是可以互换的——的基督徒无力面对时代的重大议题。
亨利在这本书中既对福音派的失败表达了不满，也发出了改革的呼吁。尽管不满和呼吁显然都是针对与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文化处境，但本书对我们这些关心福音事业的人仍有很多启发和激励之处。
我书中所写的怀着‘不安的良心’的人，不是那些对圣经真理感到困扰的人——在我看来唯一能解决我们问题的恰恰只有圣经真理——而是那些困扰于如何将圣经真理有效应用于现代人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并常常感到挫败的人。
卡尔·亨利
不用说，我对这本书的喜爱也出于对我所在神学院的自豪。本书出版于1947年，是富勒神学院成立的那一年。卡尔·亨利是我们的建校师资之一。富勒的创校校长奥肯嘉（Harold John Ockenga）为本书撰写了简短的导言。显然，亨利和奥肯嘉都把这本书看作是他们刚刚诞生的神学院的建校纲领。每逢有人问我富勒神学院的创校精神时，我常常提到这本书。
创校异象的要旨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对一种新的福音派学术的高度委身，愿意认真面对广阔思想世界中的重大议题；对一种更开放的福音主义的盼望，希望超越分离主义心态带来的藩篱；对全方位地参与文化建设的深切愿望。
然而，我对这本书的喜爱远远早于我与富勒的关系。我在20世纪50年代末还是大学生时第一次读到这本书。这本书对我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我进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时，我被迫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的思想挑战。当时，“激进的60年代”带来的骚动开始充斥校园。我发现我的属灵成长环境并没有帮助我预备好去面对这一切，我几乎要放弃我的福音派信仰了，因为它和我所生活的世界完全不相干。
但是，卡尔·亨利在这本小书中的慷慨陈词印在我的脑海里，长久地影响着我。是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福音派在思想和文化责任上的作为是失败的，但是，希望仍然存在！不仅推动一个参与思想和文化建设的福音主义是可能的，而且，在当前神学因自身原因对人类精神最深层问题无力提供满意答案时，一个牢牢扎根于圣经的世界观，正是这个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在那个时代，当我极需来自福音派的鼓励时，这本书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鼓励了我。早在20世纪40年代，奥肯嘉和亨利在探讨福音主义“不安的良心”的各个层面时，就已经指出了那些后来备受关注的社会及政治方面的关键议题。他们列举福音派失败的例子，批评福音派在有关战争、种族、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等问题上站错了立场。他们积极探讨这些问题，十年后这些问题才在我的生活中变得日益突出。当60年代我发现自己身处文化激战中时，这本书的信息对我就更显宝贵了。
然而，以上的特质未能使这本书超出博物馆藏书的地位。那么，今天这本书以什么方式仍然对我们说话呢？从表面上看，亨利关于福音派要广泛参与文化建设的行动主张，在今天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在本书出版大约30年后的20世纪70年代，一本主流新闻杂志的封面故事以粗体标题，宣告美国正在进入“福音派之年”。今天，福音派的社会参与已被看作是理所当然。讽刺的是，曾经斥责福音派缺乏参与公共生活的新教自由派，现在可能又巴不得福音派运动回归其不关心人间烟火的模式！
但是，事实上，忠于圣经的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承受着良心的不安。卡尔·亨利在20世纪40年代发出的呼吁不仅仅是一个行动主张，而是基于深思熟虑的神学反省，邀请福音派参与文化建设，构建与系统性的心智培育密切相关的社会议程。虽然福音派学术在过去几十年已经颇有成就，但在基层福音行动与严谨的神学教义之间仍有许多不能衔接之处。因此，亨利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议题仍有待关注。
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他关于优秀的合乎圣经传统的神学应具备何种条件的看法，对我们很多人而言仍是真知灼见。虽然近几年福音主义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成就——包括基层事工和学术贡献，但是，在当代福音派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出现令人担心的趋势：对福音真理的稀释，以及在福音派思想与各种“后现代”文化之间做简单的妥协。
卡尔·亨利对20世纪40年代福音派偏离圣经真理的纠正，于我们今天仍有意义。基督教对人类文化的全方位参与，仍要在他提出的“超自然主义（supernaturalistic）框架”中进行。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人类生存状况并没有改变，正如卡尔·亨利在本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是一群悖逆上帝的人，极其需要上帝在各各他山上已经为我们成就的重生恩典。只有努力发掘这个揭示了事物本质的深刻洞见所包含的意义，我们才有希望将不安的良心转化为热切服侍的心志——服侍那位以至高的权能统管万有的上帝。
（摘自《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英文版前言，上海三联书店，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