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8-4-7 10:39
后苏联时代的信仰世界：20世纪东正教的断裂与遗忘
后苏联时代的信仰世界：20世纪东正教的断裂与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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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苏联时代的信仰世界：20世纪东正教的断裂与遗忘
原创 2018-04-06 任其然 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任其然
2017年底，俄罗斯新电影《玛蒂尔达》上映。玛蒂尔达是20世纪初的著名芭蕾舞演员，尼古拉二世的情妇。两人一度惺惺相惜，但最终没结成正果。俄罗斯名导演阿列克谢·乌奇捷利（Aleksei Uchitel）心仪这段江山美人的故事，在俄罗斯政府部分资金支持下将之搬上银幕。在十月革命百周年纪念之际推出此片，片方的用意再明显不过：要将两次革命推翻并杀害的、苏联时代不倦损毁的沙皇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没想到却激怒了一名虔诚的世界级网红——前克里米亚总检察长娜塔莉亚·波克隆斯卡娅。波氏成名于2014年的克里米亚军事冲突，被称为“最美检察长”。战争结束后，她加入了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当选国家杜马议员。和不少虔诚信仰东正教的信徒一样，波氏认为将沙皇“还原为人”，描绘他与情妇的爱情，亵渎了史上的圣人，绝不可以接受。在网络煽动下，导演与剧组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非议，甚至遇到了暴徒纵火泄愤。一群愤怒的东正教极端人士甚至仿照“伊斯兰国”组建了一个“基督教国”，誓言打击亵渎宗教的行为。
抵制《玛蒂尔达》，只是近些年以东正教名义进行的社会动员中，见诸报端的一个侧影。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中，保守、排外、民族主义乃至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潮不断浮现。其中最鲜明的例子是，曾经被人民推翻的专制君主，如今被封为了东正教的圣人。
沙皇封圣：后苏联时代的保守教会
1980年代末，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到苏联解体，东正教会逐渐复苏。在苏联解体中，包括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内的各国民族主义大力推上了一把。这让意识形态迅速虚无化，俄罗斯的帝国历史与“东正教传统”随即复兴。1990年代，俄罗斯通过立法，确定东正教会拥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教会则追求重写历史，将和布尔什维克政府周旋的大牧首吉（Patriarch Tikhon）洪奉为圣人，开启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封圣——要知道，在1988年之前，东正教的俄罗斯圣人只有300多名，到了2010年时，数目已超过了2000人。
这些“新圣人”中，包括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1917年3月15日，尼古拉二世在二月革命的声浪中宣布退位。年底，十月革命爆发，红白两军随后爆发内战，担心白军拥立沙皇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于1918年7月处决了沙皇一家。在革命年代的俄国，沙皇是秘密警察的头目，是暴政、屠杀、专制独裁的象征，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的共同死敌，然而，随着百年前的记忆远去，随着后苏联时代依靠苏联历史上的伤痕建立自身的合法性论述，沙皇的形象在1990年代陡然大变。
1990年代，倾向于原教旨主义的圣彼得堡大主教伊奥安（Ioann）以手下杂志《俄罗斯正教》（Rus’ pravoslavnaia）为阵地，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攻击改革派乃至中间派教士。他们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极为鲜明。面对同时代欧洲宗教中涌现的试图实现各国教会联合和解的大公主义，他们更是极力反对。
有趣的是，这一力量和很多普通信众一起，要求俄罗斯教会为1981年由海外东正教团体封圣的尼古拉二世一家正式封圣。在宣传中，除了种种“神迹”之外，他们还重点强调尼古拉二世是个温厚顾家的“好人”。他们一家被杀死，是好人蒙冤受难，堪予同情。甚至，他们还发展出了这样的论调：尼古拉二世是俄罗斯人的耶稣基督，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俄罗斯人不断背负罪过的历史，而尼古拉二世用自己的死，为所有人赎罪，拯救罪孽深重的人民。在支持尼古拉二世封圣的汹涌民意面前，教会无法拒绝。2000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宣布了沙皇一家封圣的决定。
同样是在2000年，刚刚接任牧首不久的基里尔主持出台了《俄罗斯正教会社会概念的基本原则》（Foundations of the Social Conceptions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作为教会社会政策宣言，它将传统家庭价值与反对同性婚姻置于显眼位置。
尽管东正教内部从来不乏不同立场的争论，但教会作为整体，在面对沙俄历史、社会议题、种族问题上，都显现出鲜明的保守倾向。甚至很多人怀疑，1990年代风行的“光头党”种族主义者也和教会关系暧昧。
然而，俄罗斯东正教会并非数百年来一贯如此保守。它和沙皇的关系在历史上也复杂得多。更重要的是，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年代中，教会从未间断，其内部曾经酝酿出激进的改革尝试。
二月革命与东正教改革
时间回到1905年，距离推翻沙俄政权的二月革命还有12年。彼时，俄国刚刚在战争中输给了日本。在首都圣彼得堡，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工人和要求改革的底层民众聚到冬宫外，要求沙皇政府改革，呼吁更多政治自由与社会公平。在这场运动中，东正教教士加彭（Georgia Gapon）扮演了重要作用，他在工人中传播教义，发动社会运动。在他的鼓动下，不满沙皇政府的人们举着东正教的旗帜和十字架加入请愿。然而，迎接群众的，是沙皇军队的子弹。
正是在1905年前后，东正教正迎来转折的关头。尽管教会在俄罗斯漫长历史上地位显赫。但此时的东正教会，已经面临内外交困的重重危机：彼得大帝在近三百年前推行的宗教改革，取消了教会的牧首制度，代之以一个沙皇政府掌控的圣主教公会。在这套统治下，东正教自身衍生出庞大的官僚机构，无论是地方教区还是教会高层，腐败、不透明都广遭诟病。西化的俄国城市中产与知识分子逐渐疏远宗教，而虔诚的信众则多来源于农村，文化水平低，在主教们看来，他们是盲目无知的迷信者，甚至是异端的旧信徒。教会组织内部也是沉疴遍地。教士群体分化了——地方教区的神职人员低人一等，他们文化水平偏低，结婚成家，世代承袭服务教区；不婚的高层主教群体居于高位，颐指气使。前者很难进入后者的序列，几乎形成一个世世代代延续的“种姓”。
至此，19世纪末的东正教，上下都弥漫着宗教改革的诉求。教会高层主教们叹息人民的宗教信仰不够纯粹，希望在政府面前获得更多自治权，复兴作为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打击地方上带有异教色彩的传统仪式；地方教区的教士们则要求更大自主权，他们认为教会吸引力减退的根源是太靠近专制的沙皇政府。他们和自由主义靠拢，反对官僚化的主教群体，希望在基层实现教区民主自治，改革仪式、使用方言布道 。
这样的背景催生了一支更为激进的教会改革力量。以教区教士维登斯基（Vvedenskii）和波伊拉斯基（Boirasky）为首的地方教士倾心以激烈的方式彻底改革宗教仪轨与人事，让教会更关注现世的公平、公正问题。前者在知识分子中活动，他擅长演讲，绝不墨守成规，以各种出位表演挑战传统仪轨；后者甚至直接住到了圣彼得堡的无产阶级街区，在工厂工人阶级中布道、宣传。
1917年，二月革命突如其来，君主制土崩瓦解。东正教会一夜之间从政府手中获得了自由，主教们时隔近三百年重新选出了大牧首，期待已久的“政教分离”也成为现实。然而，对改革派教士来说，这意味着主教阶层的权力更加巩固，教会会朝着上层集权、削弱教区权力的方向行进。但紧接其后的十月革命，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饮恨的“红色教会”
按照列宁的意见，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是在夺权之后让宗教脱离政治，成为私人事务，把人民从“精神鸦片”中拯救出来。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政府实践了这一思路，清理教会的政治影响，各类反迷信的教育运动也如火如荼开展。
改革派教士却从革命后容纳各种激进思想、文化、艺术与社会革新的红色政权中看到了理想社会的图景。他们试图将自己的宗教改革诉求和社会主义理想结合起来。布尔什维克意识到了这支力量，从而与改革派教士达成了一个松散的同盟，利用他们的影响，打击不愿意配合苏维埃政权的，大牧首吉洪（Patriarch Tikhon）为首的正统派主教集团。在同盟下，改革派教士从基层教区开始，更换了大批原先教会的主教，试图在教会中也仿照布尔什维克形成一个“先锋党”，期待最终以“东正教苏维埃”的方式改革整个教会。
但这个脆弱的联盟没有持续多久。在1920年代，随着红白军内战结束，布尔什维克对宗教采取了更为严苛的措施。一方面，无论是改革派还是正统派，都仍然是宗教——布尔什维克需要消灭的旧世界势力之一，支持改革派仅仅是对仍然强势的东正教力量的暂时妥协，而非布尔什维克的长远之计。二来，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红色教士”们，也陷于教会保守势力的围攻，被指责为政府的“内应”和“叛教者”，本以为可以动员起来的教徒，也因为政权开始执行的压制宗教的政策转而倾向正统教会，正统教会的力量反而没有遭到想象中的大举削弱。于是，布尔什维克政府不再全力支持改革派，而是分化两派教士之间的矛盾，将教会中的力量“分而治之”；到了1930年代，随着斯大林时代严厉的社会管控到来，无论是改革派还是正统派教士，都在打压下难以生存。
讽刺的是，1941年苏德战争的爆发，成为了东正教的救命稻草，却也摧毁了红色教士们的最后力量。迫于战局的压力，苏联政府放缓了宗教管控，以利用宗教的动员力量支持卫国战争——斯大林与教会高层会谈，以教会对苏维埃的效忠换取政府放松宗教压制。被关闭的教堂重启，被关押的教士复职。苏联政府和正统教会最终走到一起，默认了后者的有限度存在，而倾心红色政权的改革派教士，则在领导人物逐渐病逝之后丧失了发声权，随着二战胜利，这些在夹缝中争取改革的人，最终成为了苏维埃和东正教的共同弃儿。
“圣人”斯大林：记忆与遗忘
苏联解体之后，东正教将自己看做是苏联体制的长期反抗者，它也呈现出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甚至，曾经压制教会的斯大林，也在东正教徒中的崇拜对象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在莫斯科南郊，有一处叫做布托沃靶场（Butovo Firing Range）的地方。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中，有数万人在被判为“人民公敌”后于此地处决，其中不乏苏共高官。1995年，东正教会买下了这块土地，新建了教堂，以纪念苏联时代被杀的教会圣人。教堂的壁画中，坚持东正教的教士们穿着拜占庭时代的长袍，苏联红军士兵在四周举枪行刑。教士们神情肃穆而坦然，等待杀戮。
在教会记忆中，苏联时代，尤其是列宁和斯大林时代打压和清洗的记忆，惨不忍睹不堪回首——官方关闭了大多数的教堂，教会财产被大规模没收，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数千名神职人员被处决，更多人被投入劳改营……在2010年的一次讲话中，大牧首基里尔痛陈苏联时代对教会的暴力政策。“那是一架冷血无情的恐怖镇压机器”，基里尔说。
然而，这些杀戮者都以普通红军士兵的面目示人，但知识分子们眼中实行高压控制的斯大林不在其中。
相反，教会暧昧地取用了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形象。在莫斯科，新圣人玛德罗娜（Matrona of Moscow）是教会新封圣运动的著名象征。她是一个双目失明的普通农妇，内心虔诚。斯大林时代，她从农村来到莫斯科，在街头乞讨，也尽其所能乐于救人于水火。关于她有无数的传说，一个著名的传说是：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战之后，斯大林焦虑地考虑是否要放弃莫斯科，退守乌拉尔山脉。他找到了玛德罗娜。玛德罗娜则告诉斯大林，他应该像历史上的俄国英雄人物一样，死守不动摇。斯大林依言行事，最终带领俄国人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俄罗斯民间，伴随着教会的封圣运动，诞生了一大波“斯大林封圣”的诉求。不少人要求教会承认斯大林是东正教圣人。教会则严辞拒绝。但是，尽管斯大林没有封圣，但他求助玛德罗娜的传说故事，凸显了卫国战争的功绩在东正教中的暧昧位置，甚至，主张斯大林封圣的运动与各种斯大林头戴光环站在教士和圣人们中间的画像也屡见于民间。乃至今天的俄共也试图在其中分一杯羹，本应坚持无神论的他们，如今主张东正教和斯大林并行不悖。
东正教的断裂与延续
从沙俄到斯大林，东正教是如何将截然不同的叙事容纳在同一套系统中的？这是某种“双重思想”吗？
其实，尽管今天有超过70%的俄国人号称信仰东正教，但其中归属教区，经常去教堂的人少之又少（4%）。所以，以教会的官方解释理解俄罗斯东正教，就会完全错失了现实感。反而，值得看到的是，教会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老一辈信徒之外的个人化信众海洋中夺取支持、获取忠诚。尤其是当面对更为极端出位的海外教会和教会内的原教旨教士时，如何利用民众的历史记忆进行动员，其复杂程度不亚于一场政治选战。
对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人来说，历史多次断裂带来的深刻危机始终阴云不散。从帝俄到社会主义的苏联，从社会主义苏联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俄罗斯，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的深刻矛盾，深埋在社会各个角落，时刻激化出矛盾与冲突。
正是在这种冲突下，诸般激进意识形态——无论是集体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逐渐丧失了感召力量。人们倾向于非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在1990年代收集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神迹中，许多故事都有关圣人如何帮助人们维系衣食住行——有人和妻子吵架，向尼古拉祈祷之后，妻子回到家中，和他重归于好；有人想搬迁住房，向尼古拉二世祈祷之后，搬迁变得极为顺利。
意识形态的空洞化与生活世界的愈发重要，为东正教的历史整合策略提供了舞台。东正教会试图做的，是将自身和俄罗斯传统绑定，而俄罗斯传统，则被追溯为从沙俄到革命，从革命到苏联，从苏联到今天俄罗斯的一条连贯不断裂的故事线。这条故事线中抹去了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元素，留下了人们共同接受的部分。这条思路在大牧首基里尔上台之后的各类发言中可见一斑——教会开始收敛原先激烈抨击苏联时代的言辞，试图把从保皇派到斯大林支持者的信众们统合起来。在一次访谈中，他提到他理解中的俄罗斯民族精神：“中世纪的精神是信仰；帝俄时代是祖国；革命年代是正义；苏联时代是团结；今天则是尊严。”
在这场记忆工程中，沙俄、斯大林，与作为斯拉夫传统的教会被无限拔高。而艰深的神学理论与教义，也在现世化的教会扩张与动员中显得尴尬，更有谁会记得1917年前后教士、民众与沙皇政府之间的复杂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