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8-4-2 20:41
戈尔丁 | 思考的三个级别
戈尔丁 | 思考的三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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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丁 | 思考的三个级别
2018-04-02 小小推拉驴 小小推拉驴
思考作为一种嗜好
威廉·戈尔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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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思考分为三级。不过，由于我要更迟些才能养成思考的嗜好，我曾得出一个更奇怪的结论，即：我本人完全不会思考。
小时候我一定是个不让大人满意的孩子。当时，我觉得大人们都是不可理喻的，我当然不会想到，在他们看来我才是真正的不可理喻。我最早去想关于“思考”的问题，还要归功于我们文法学校的校长。当然，那样的方式和结果都是他始料未及的。当时他书房里有一些小雕像，就摆在他办公桌后面那高高的壁橱上。其中一座雕像，是一个没穿衣服，只在下半身裹了一条浴巾的女人。她似乎时刻都处在恐慌之中，害怕着她的浴巾会再往下掉。更遭的是，她还没有胳膊，这就使得她几乎没有把浴巾拉上去的可能。在她旁边蹲着一头豹子的雕像，它压低着身子，仿佛正准备往档案柜的最上层抽屉跃去。那个抽屉上贴着的标签是：A-AH。当时天真的我居然把这几个字母理解为遇难者生前绝望的最后一声呐喊：“啊~”。而在那头豹子的旁边，则是一个肌肉强健的裸体男人的雕像。此人摆着坐姿，低着头，拳头托着下巴，手肘则支在膝盖上。他的表情像是极为痛苦。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知道这些雕像的内涵。校长特意把它们摆在来听训的学生能看到的地方，在他看来，这三尊雕像象征着人生的全部意义。那个没穿衣服的女人是“米洛斯的维纳斯”。她象征的是“爱”。她从不担心那条浴巾，她只是忙着在摆出一副美若天仙的样子。那头豹子象征着“自然”，而它所做的，也只是摆出一副“自然的样子”。而那个肌肉强健的裸体男子，他也并不痛苦。他是罗丹的“思想者”，象征着人类最纯粹的思考。通过买一些这样的小石膏模型来表达你对人生的认识，看来也蛮容易的。
我先说明一下：当时我是校长书房的常客，有时是我做了什么，有时则刚好相反。按我们现在的说法，我是个不和谐因素。我就是怎么也和谐不起来。同时我也有很多困惑，我理解不了那些大人们。每当我犯了事站在校长办公桌前，（那些雕像此时就在他身后高高的地方闪着白光），我会把头给低下去，把双手交叉着放在背后，然后就开始蹭鞋子。这时校长就会透过他那闪着光的眼镜看着我，问道：“我们拿你怎么办好呢？”。
我就想，他们会拿我怎么办呢？我又蹭了几下鞋子，只管自己低着头看地毯。
“把头给抬起来，孩子！你就不能把头抬起来吗？”
于是我一抬头，就看到那个摆着那些小雕像的壁橱，看到那个时刻惊慌的裸体女人，看到那个肌肉强健的裸体男人。那男人正凝视着那头豹子的后背，表情依旧是那么痛苦。我没什么话要对校长说。加上他眼镜反光的缘故，我也看不清他藏在眼镜背后的神情。看来确实是没法交流了。
“你就从来不用脑子思考一下吗？”
是的。我不曾思考，不在思考，也不会思考——我能做的只是痛苦地等待这次谈话快点儿结束。
“不会就要学！你学了吗？”
就在这时，校长一跃而起，猛地取下壁橱上罗丹的那尊杰作，砰地一下就把它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说道：“看，这就是一个人真正思考时的样子！”
我看着那个雕像，既不理解，也没兴趣理解。
“回你的教室去。”
看来我一定是哪里缺了一根筋。造物主给了所有人某种第六感，可偏偏遗漏了我。一定是这样的。在回教室的路上，我想起每当我打破窗户，或者想不起来波义耳定律，又或者上课迟到时，老师们都会说同样的一句话：“你就不能用脑子想想么？”。
好，我想，我打碎窗玻璃是因为我把本来要砸向杰克的那个板凳给砸偏了；我想不起来波义尔定律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打算过要去学什么波义耳定律；我上课迟到，是因为我更喜欢在路上看小桥流水。说白了，我就是个坏学生。可难道我的老师们就好到无法理解我怎么会这么坏？难到他们就真那么正直坦荡，并且凡事都能“三思而后行”？我怎么也想不通。那时我甚至认为那个“思想者”的雕像也是不可理喻的。我可不相信我的老师们会像“思想者”那样一丝不挂。我开始试图通过观察老师们的言行，来探索所谓的“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好比一个生来耳聋的人要下定决心去探索声音是怎么回事一样。
我们来看看霍顿先生。他总是要求我好好“思考”。他告诉我说，他自己平时没少花心思来思考。他这么说的时候多少有些得意。可他为什么还喝那么多酒呢？难道喝酒这件事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有害无益？如果喝酒真的是一件有害健康的事——毫无疑问，霍顿先生的健康是被损害了——他怎么还能老对着我们高谈阔论什么“健康生活”，什么“呼吸新鲜空气有益身体”？他像一个经常登山的人那样，把两只胳膊伸展得很开，然后说：“孩子们，新鲜空气可以让我感到神清气爽！”
有时他讲的那些话把自己都打动了，这时他会一跃而起，把我们全都打发到正刮着大风的室外去。他会说：“现在，孩子们，深呼吸！在你们呼吸的最深处去感受它们！这可是上帝带给我们的好空气！”
他就这样站在我们面前，陶醉在自己完美的健康状态里，真像是个热爱户外的人啊。他双手叉腰，大口地呼吸着空气。这时你能听到，那些被吸进去的空气像是被困在了他的胸腔里，正挣扎着要从里面那堆乱七八糟的障碍物里逃出来。由于不习惯这样新鲜的空气，他打了个趔趄，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没多久便踉踉跄跄地走回室内，整个早上再也打不起精神。
霍顿先生热衷于用高尚的口吻，来谈论何谓美好的生活，诸如要节制欲望，要有责任感等等。然而，要是他讲到一半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女孩迈着优雅的脚步从窗户旁走过，他会马上停下自己的高谈阔论，情不自禁地转动着脖子，一直目送着她离开。在我看来，这个时侯驱使着他的，并不是他平日鼓吹的“思考”，而是他脖子后面藏着的那根看不见的发条。
我一直对他的脖子很感兴趣。他的脖子裹在衣领里的时候总是显得有些涨。霍顿先生曾参加过一战，天知道是怎样的逻辑，使得他在与美国人和法国人并肩作战过后，对这两个国家都产生了无法动摇的憎恶之情。只要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出现在近期的国际纠纷中，他都会认准了是他们不对。他可是经过思考的。他会拍着桌子，脖子涨得发红，大喊道：“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就这个问题我是思考妥当了，我可不会错！”
霍顿先生想必是用脖子来思考的。
我们再来看看帕森斯小姐。她总对我们说，学生的幸福是她最大的愿望。尽管我那时还小，但凭着我孩子的洞察力我都能知道，她最大的愿望是找到一个老公。这是她从未实现的一个愿望。我们还可以看看汉斯先生，等等等等。
我之所以这么详细地拿我的老师们说事，是因为他们最早把通常被称作“思考”的概念传达给我。通过他们，我发现所谓的“思考”，其实是充满了偏见，无知，和虚伪的。他们“思考”的结果，就是嘴上高谈阔论什么清心寡欲，洁身自好，同时脖子却又义无反顾地转向路过的石榴裙。这样的“思考”，水平可比肩大部分商人的高尔夫球水平，真诚可媲美大部分政客的政治意图，或者拿我自己的行当来打比方，它的一致性就如五花八门的各色书籍一般。我称这样的思考为“三级思考”。与其说它是思考，不如说它只是感觉罢了。
不可否认，偏见里多少总有些无辜的成分。然而那时我对“三级思考”的态度却是毫不宽容的轻蔑和嘲笑。我得意于告诉一个虔诚信仰上帝，却仇恨德国人的女士，仇恨德国人与“爱仇敌”的教导是矛盾的。她让我学懂了不少和“三级思考者”打交道时要心领神会的道理。托她的福，我知道了90%的人们在通往“思考”之路时采取的途径，我不再轻视那对他们来说最近的一条捷径。他们之间可团结了。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因为比起他们，我们是势单力薄的，我们是被他们包围的。那么一大群的“三级思考者”，他们都是口号一致的，他们要一起围着自己的偏见之火暖身子，他们可不会感谢你为他们指出他们信念中的矛盾之处。人类是一种有群居属性的动物，他们享受彼此间的一致，就像一群奶牛爱聚集在山坡的一边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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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思考”则是去发现矛盾。当我告诉那位虔诚的女士，仇恨德国人和“爱仇敌”的教导自相矛盾，我就进入了“二级思考”。“二级思考”不容易随波逐流，可它也容易让人陷入另一个错误使人停滞不前。这是一种冷眼旁观的不作为。这样的思考也成了我的一个“嗜好”。这嗜好既给我带来了满足，也让我感受到了孤独。“二级思考”有能力摧毁，却没有能力创造。它让我冷冷地看着人们为国王而欢呼，质疑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蠢事，却没有办法找出其他东西来替代这鼓舞人心的爱国主义情感。但这一切还是有补偿的。听听那些爱好猎杀狐狸的人们是怎么以“狐狸们喜欢被猎杀”为由替自己辩护的；听听我们的首相是怎么说我们把尼赫鲁和甘地关进监狱是在为印度造福的；听听美国的政客们是怎么上一句还口口声声为了世界和平，下一句就表示不愿加入国际联盟的。是的，这一切不都很有趣么？
然而，在我开始进入青春期以后，我发现霍顿先生并不是唯一的脖子后面有看不见的发条的人。我也感受到了这人类天性的力量。我开始发现，戳穿矛盾尽管不乏乐趣，有时却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我曾认识一个叫鲁斯的女孩，她既美丽，又端庄。那个时候我还是个无神论者。“二级思考”是宗教的大敌，它会把各个教派都敲个稀巴烂。我带着能与“三级思考者”媲美的虚伪，假装希望她能带我皈依上帝。她是个卫理公会派教徒。或者不如说，她父母都是卫理公会派教徒，因此她也就成了一个卫理公会派教徒。唉，本来她可以指望圣灵感动我信上帝的，可她还是蠢到了亲自开口与我辩论。她宣称英王钦定本《圣经》的每个字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我反驳说天主教徒还认为圣杰罗姆的拉丁文《圣经》的每个字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呢，而这两本书却不尽相同呢。这让她无话可说。
最后她说，卫理公会派教徒这么多，他们一定不会错的，不是吗？总不至于好几百万的卫理公会派教徒都错了吧？这可太容易了，我说，天主教徒的人数可是比卫理公会派教徒的人数还要多呢！他们也一定不会错的，不是吗？总不至于好几亿的天主教徒都错了吧？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怀疑。这时我已经有些情不自禁，（你离鲁斯越近，你越会觉得情不自禁），我伸出一只手，搂住了她的腰，喘息着低语道，如果真的要算人数的话，谁都赢不了佛教徒呢。但鲁斯是真的想为了我好，她觉得我该是个好人。我搂着她的那只手再加上那些数不清的佛教徒，这一切对鲁斯来说是太过火了。
那天晚上她父亲来找我父亲谈了话，走的时候面红耳赤，义愤填膺。为了查明事情原委，我被父亲严刑拷问。幸好当时我和鲁斯都只有十四岁。我失去了鲁斯，并得到了一个不应得的“准浪子”的名声。
因此“二级思考”有时也是危险的。我记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五岁的我站在“二级思考”的高度，去评论“三级思考”的不足。有一天晚上我在学校礼堂里为一个聚会做准备，当时周围没有其他人在，我发现校长的书房门开着，于是我就进去了。校长那时候已经不再拿罗丹的“思想者”当道具来教育学生了。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吧。然而那些雕像都还摆在壁橱的顶上，只是积了不少的灰。我搬来一把椅子站上去，把它们的位置重新排列了一下。我把裹着浴巾的维纳斯摆在了档案柜的上面，这样顶层抽屉标签上的A-AH看上去就像是充满性感的“啊~”。我把那个表情严肃的“思想者”摆在了壁橱的边上，这样他看起来就好像是在盯着维纳斯的浴巾，并等着它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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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思考”的确能给生活带来不少趣味和刺激，然而，它并不能使人感到满足。在长辈们身上找缺点，能给年轻人的自尊飘飘然忘乎所以，却无法带来自身心灵的平安。我发现“二级思考”不仅仅是揭露矛盾这么简单。事实上，它是把一个游泳者从海岸边带到了大海深处，然后便任其自生自灭。我认为本丢彼拉多就是个典型的“二级思考者”。彼拉多问耶稣：“真理是什么？”。这是典型的“二级思考者”会提的问题。可惜他们往往是拿这个问题来终结对真理的探讨，而不是开启探讨。更高一级的思考者应该问：“真理是什么？”，接着着手去寻找答案。
像这样的“一级思考者”少之又少。他们可没有“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文法学校，我只能在书本里去寻找他们。我对他们的向往一方面是由于我本身有着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不能满足于让我的“嗜好”就此止步不前。好比一个人下定了决心要攀登高峰，不管他攀得多高，只要攀不到峰顶，那就是失败。
我在牛津大学求学的头一年，还真遇见了一位彻头彻尾的“一级思考者”。当时我正在玛德琳学院的鹿园里凭栏远望风景。一个身材不高，戴着帽子，留着小胡子的身影朝我走来且站在我的身旁。他是个刚从纳粹统治下逃离到牛津大学来避难的德国人。他的名字叫一一爱因斯坦。
但那时爱因斯坦教授还完全不会说英语，而我会说的德语也只限于两三个单词。于是我决定对他微笑，恨不得这无声的一个举动能把全英国人民对他的敬仰和爱戴之情都给表达出来。坦白地说，当时我可能觉得并排站着的是两个“一级思考者”。然而我很怀疑当时我的面部表情只传达出了紊乱的敬畏之情。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拿我全部的希腊文，拉丁文，法文，还有一大半的英文来交换一点能让我用来交流的德文。然而我们当时没法交流，就像我和以前的校长一样没法交流。我们并排站在桥上，一个是彻头彻尾的“一级思考者”，另一个则是如鲠在喉的有志青年，就这样大概过了五分钟。伟人就是伟人，尽管交流困难，爱因斯坦教授还是意识到了聊胜于无。他指着河里摇摆着的一条鲑鱼说：“Fisch.（德语：鱼）”。
我的大脑顿时乱作一团。此时的我与伟人如此接近，然而我却无助得像一个十足的“三级思考者”。我绝望地寻找着合适的回应，想表明我像他一样，也是个绝对信仰理性的人。我使劲地点头，突然灵光一闪，一口气说出了一句用掉我一半德语词汇的话：“Fisch.Ja.Ja.（德语：鱼。是的。是的。）”。
我们就这样并排站着，又过了五分钟。最后爱因斯坦教授渐渐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离去的时候浑身上下仍旧透着善意和友好之情。
我也决心要做一个“一级思考者”，任何时候，我都不愿让自己随波逐流，即使那样会容易很多。各种政治体系，宗教制度，社会习俗，以及所谓的忠诚和传统，全都像树上的烂苹果一样在我面前摔了个稀巴烂。“思考”是个很不错的嗜好，至少和板球比起来，它对比赛时间没什么要求，一年到头都可以进行。最终我为“一级思考”确立了它的评判准则，它的标志，它的封印，它的宪章。我设计了一套一以贯之的生活准则。那是一套道德体系，完全建立在纯理性基础上。当然，我也不会否认，要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皈依到我的这个体系里来难度不小。因为我的这个体系里，有不少碍事的东西必须废除，其中就包括各种大型企业，集权政府，军队，婚姻……
当年鲁斯的故事又重演了。我虽然有不少从始至终与我站在一起的知己，但也有很多的旧相识纷纷弃我而去。年轻女人们似乎对世界的现状出奇满意。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她们衡量婚姻价值的依据。至于年轻男人们，他们诚然不会否认婚姻乃是一种束缚人的悲惨关系，可当面对能给他们提供职业的组织机构时，他们就踌躇了。我曾认识一个年轻人，当时他刚进入皇家海军，他是非常赞成废除大型企业和婚姻制度的，可当我提议说这个世界要是没有战舰也许还会更好时，他的脖子立马涨得通红，和当年的霍顿先生一模一样。
游戏玩得过火了吗？它还是游戏吗？在二战前的日子，我饱受攻击，损失惨重，只为了一个嗜好。
现在你一定期待着我告诉你，我是怎样认识到自己以前的愚蠢，并决定回到温暖的巢穴，在那里，人们怀有偏见可以被说成是忠诚，无意义的事重复多了就被尊为传统，而“三级思考”也足以让人感到满意。
可你错了。我放弃了这一嗜好，选择了这一职业。
如果我有机会再回到校长的书房，而那些旧雕像也都还在的话，我会把他们再重新排列一遍。我会把“维纳斯”身上的灰尘拭去，然后把她放好，因为我已经懂得去爱她，我已经知道她是怎样的美。但我会把那个沉浸在绝望的思考中的“思想者”摆到有阴影的地方，然后把那头豹子摆在他的身后——它压低了身子，随时准备扑上去。
本文发表在09年第四期《外国文艺》。
后入选《2009年翻译文学》一书。
译者 陈正宇 推荐及校对 彭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