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8-3-26 18:03
巴金“离家出走”以后
巴金“离家出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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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离家出走”以后
原创 2018-03-26 毛剑杰 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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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ONHISTORY
青年巴金
1923年5月，19岁的李尧棠，也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巴金，从家中出走，坐上了辗转前往上海的轮船。
他出生于成都正通顺街上的李家大宅，是李家老太爷李镛的第三个孙子，从小备受长辈宠爱。然而此时，他对这个家厌恶至极，外出求学，不过是离家出走的借口。
这是一个时代的青年时尚。“沐浴着欧风美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高举新文化、新道德的大旗，而以“父权、忠孝”为核心的中国旧式家庭伦理，作为旧道德、旧文化的基石，便成了他们最着力抨击之事。
这一思潮，深深影响了巴金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他们痛恨旧式家庭，而后选择离家独立生存，追求“充满理想的新生活”，抑或与旧式包办婚姻完全不同的“理想爱情和婚姻”。
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斩断与家庭的联系，在一波时代的狂潮退去后，他们也开始反思最初的冲动与激进，以及尝试着构建新的家庭模式、父子关系……
1
巴金出身的李家，与当时的许多大家庭一样，依然奉行着千百年来的“祖宗成法”：
李老太爷拥有大家长的无上威权，他咳一声嗽，下人要心跳几下；并且，每个晨晚，不管刮风下雨，儿孙们都要来上房向他请安。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在子女面前同样如此。尧棠的大哥尧枚一直梦想去北京或上海考大学，读自己所向往的化工系，然后去德国留学。但父亲早已替他安排好了人生：早日完婚，为祖父生个重孙。
而后，面对着如潮而来的三媒六婆，李道河先是征得老太爷同意，选出了两家，然后在祖宗神主牌位前点起香烛、叩头求拜，从两个纸团中拈了个“张”字，于是那个张家姑娘就成了李尧枚的妻子。
这一切，对自幼聆惯古训的李尧枚，根本不敢反抗。回房痛哭一场后，全盘接受了父亲的安排。
然而，李家却没有如李老太爷所设想的那样，继续兴盛下去。先是作为家中擎天柱的李道河忽然病逝，又有巴金五叔狂嫖滥赌东窗事发，令李老太爷“五世同堂”“长宜子孙”的夙愿几近破灭，开始精神恍惚。
巴金（右）和大哥李尧枚（中）、三哥李尧林（左）
1919年的除夕，千家万户团圆欢笑声中，李老太爷死了。
一个星期后，就在老太爷牌位前，李家叔婶们开始了激烈的遗产争夺战。几乎“每天都有争吵、打骂、诅咒之声”。一片不祥的气氛，在这个即将崩溃的大家庭中游荡着。
目睹宗法礼教制度的种种不近人情，以及家族没落过程中的人性丑陋，少年巴金于1919年前后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五四”新思潮刊物后，便渐渐发酵成了对于旧式家庭“腐朽没落”“等级森严”“摧残人性”的满腔痛恨。
当时，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谴责中国的家族制是“反自然”的，认为推翻旧式家庭伦理，就是要从“人子”的角度出发，否定传统的“人父”观念。由此，他提出了“幼者本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
这是“五四”最重要的时代话题之一。对少年巴金来说，虽然祖父、父亲对他多有疼爱，但依然和整个旧家族一起，被他放在了追求自由、幸福的对立面。
除了因为接受了新观念而痛恨旧家族制外，“五四”一代青年与父权冲突最为激烈之处，是在个人婚姻问题上。他们梦想着“亦夫妇，亦朋友，亦伴侣”的理想婚姻状态，在与传统“媒妁婚姻”发生正面冲突时，许多青年便直接与家庭决裂出走、或是不告而别了。
民国旧式婚礼
巴金最终下决心离家，也与婚姻问题有关。除了大哥屈服于父亲威严、选择接受包办婚姻之外，三姐尧彩的不幸婚姻，则直接刺激了他。
李尧彩嫁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做继室。
1923年4月，尧彩出嫁。当时，巴金看见三姐“那张苍白的没有表情的脸”，和临上轿时痛哭失声、苦苦挣扎的情景；后来又在拜堂仪式时看到新郎的世故庸俗，便“预感到了三姐命运的悲惨”。
从那时起，他就决定“一刻也不要在这里逗留”了。
2
巴金是和三哥尧林一起离家的，两人在南京一起生活到高中毕业后，终于分别，巴金去北大，尧林却去了东吴大学。
独自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后，巴金明显觉得少了依靠。“一闭起眼睛，就看见三哥尧林在身边，一睁开眼，却又找不到，他禁不住淌下眼泪。
他非常不习惯于个人独处，他感到寂寞，他只能一遍两遍地读着鲁迅的《呐喊》，这是他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精神动力。”
但他没能如愿进入北大，原因是招生体检发现了肺有问题。在入学考试这一关上，他本来就有点胆怯，特别在数理化方面，觉得自己没有把握。现在体检上出了毛病，这更使他沮丧。
因为害怕得肺结核，他最终放弃考试回到了南京。
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和李尧枚的儿子李致
这年秋天，巴金去了法国。此时巴金依然没能实现经济独立，一直是靠大哥给予经济资助。然而，此时李家依然每况愈下。
当他写信到成都，要大哥给他准备去法国的路费和生活费时，大哥回信诉述了家庭困难，但巴金坚持己见，这一次，“信中的话讲得有些急躁了”。
最后，习惯了妥协的大哥尧枚，这一次对弟弟也退让了，但在把钱汇到上海的同时，写信给弟弟依然重复着“读工科，回成都兴家立业”。
而少年巴金想到的，依然是离开成都时的两句话：“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尽管事实上他甚至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
而巴金出走后一直接受大哥接济，直到家里经济状况完全恶化、无法再接济。
3
巴金是在1941年回到成都老家的，此时距他离家已经18年。此时，人到中年的巴金，在离家18年的人生辗转和颠沛流离中，已然淡去了憎恨、冲动。
一切都还是那么熟悉：老宅大门开着，嵌在内墙照壁上的“长宜子孙”四个字依然还在。那是祖父李镛对家族长久兴盛的期盼。这个老人白手起家、创下家业，临终时又千叮万嘱，要儿孙留住他的房屋与字画。
然而一切又都已物是人非：李老太爷身后仅仅十几年，李家就已分崩离析。
18年间，老宅几经易手、子孙散居各地，老宅门口那一对巴金幼时当作坐骑的石狮子，以及防火用的“太平缸”，也都消失不见了。
那一刻，他想到了三姐。他始终没有忘却，他曾答应她，回来时向她诉述外间世界的景象，现在他回来了，而她却早已不在人世，就像至死都没有等到兄弟回来的爱尔克。
他无法忘却的，又何止是三姐？早逝的母亲、自杀的大哥、病殁的二姐……连同这座老宅，都是他“永远的记忆”。
中年巴金
这次回家，他在成都住了50天，也和大家庭分崩离析后星云四散的族人们见了面。从他们口中，他得知那个狂嫖滥赌的五叔，也死在了狱中。
他酝酿着将五叔的堕落悲剧单写成一本小说，这便是《憩园》。而在此前的《家》中，五叔是高家五老爷克定的原型。
但《憩园》与《家》不同的是，小说中不时表达出对富裕而精致的生活的欣赏、羡慕。此外，在《憩园》里，巴金除了着力塑造主人公杨老三这个人物之外，还塑造了一个次要人物：杨家小孩寒儿。
《憩园》的杨老三，堕落之外，却也爱家庭、爱儿子，极写他们之间的温情。“寒儿对待杨老三的态度，也就是作者对待杨老三以及对待自己曾经无比痛恨的那个家的态度。”这使得整部作品有了挽歌般的意味。
作者自己也承认“我更偏袒杨家小孩。由于他，我对他父亲也很宽大了。最初的杨老三故事并不是这样。可是我写出来的却不同了。我本来应当对杨老三作更严厉的谴责和更沉重的鞭挞的。可见我在这场斗争中并未得到胜利”。
因此，《憩园》的文本给人的印象是，“巴金不再是一味正面抨击旧家庭，他意识到了人性与人世变迁的复杂性。在现实批评的同时，他又夹带着对人性弱点的理解与同情”。
这正是巴金离家18年间，在牵挂与憎恨交织纠缠中反思的结果：这是他一直憎恨的家，但同时也是给他带来过童年幸福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