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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诞辰百年：作品畅销三十年 是大师还是骗子？

南怀瑾诞辰百年：作品畅销三十年 是大师还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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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诞辰百年：作品畅销三十年 是大师还是骗子？
界面  作者： 潘文捷  2018-03-17 13:00:00 举报 查看源网址 阅读数：3079
有一本书说，即便一个人读过南怀瑾的全部著作，也会认为他是一个大问号。在南怀瑾诞辰百年之际，我们姑且再来试试开解这一问号。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在追随者眼中，南怀瑾是这样一位通古晓今、学富五车的大师。然而在反对者眼里，南怀瑾的形象截然相反，他“不懂国学”，一些说法简直“让人哭笑不得”。2012年南怀瑾逝世，过去了这么多年，关于他的种种争论依然不绝于耳。他凭借什么获得了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当代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南怀瑾这样的人以及关于此人的截然对立的评价？多年追随南怀瑾的媒体人练性乾在其《我看南怀瑾》一书中称，即使是读过他全部著作和非常了解他的弟子，也认为南怀瑾是一个“？”——一个大问号。今年3月18日是南怀瑾诞辰百年，在这样一个契机之下，让我们谨以此文重新审视这位问号人物的思想观念与纷扬争议。



南怀瑾

1918年，南怀瑾出生于浙江温州市乐清县，自幼接受传统私塾教育。从少年时期开始，他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抗战时期，南怀瑾先是投笔从戎，执教于军校，后来辞去教职，游历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在名寺闭关研修佛学，据说得多位高僧、活佛传授。

1949年，南怀瑾赴台湾，应邀到多所大学、机关、社会团体讲授中国传统经典。他的课程据说极受学生欢迎，教室里往往是满的，窗外还站了人。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台湾官方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民间激起了强烈的文化乡愁。南怀瑾也随之名气大增，其著作流行于华人文化圈，其门下弟子不乏高官达人，连蒋介石都曾亲自去听其授课。大多数追随者称赞他儒释道各家思想贯通，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明白，并且能够亲身实践，令人尊敬。

南怀瑾曾经引用宋儒张横渠的话，来为他的理想做注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似乎也是这样实践的。1988年南怀瑾定居香港，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前去拜访，希望他能够推动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及但长期没有获得充足资金投建的金温铁路。南怀瑾为了给子孙后代造福，筹措到资金1200多万美元，推动了铁路的建设。在建设完成之际，他提出“还路于民”，将股权转让给了浙江省和铁道部。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南怀瑾还推动过两岸关系的发展，1992年6月，南怀瑾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为两岸和谈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生平事迹为人传颂的同时，南怀瑾留下的遗产也遭到了许多质疑。



南怀瑾亲自推动的“儿童读经”，不仅在他生前开设的太湖大学堂得到实践，之后更是全国风靡。他自称因为读经而有了“无比烦躁”的童年，但依然认为，“不管中文、外文，高声朗诵，慢慢悟进去，等长大了，音韵学懂了以后，将来的学问就广博了。”这种做法因有灌输填鸭之嫌而遭到了一系列批评，《人民日报》甚至也撰文称，“仅仅背诵，特别是在不理解内容的前提下盲目背诵，其实是在浪费时间。”



《少年南怀瑾》插图

或许也正因为接受的是“不求甚解”的背诵教育，南怀瑾的作品遭到了很多学院派人士的诟病，诸如在小学（即中国传统语文学）和章句上错漏百出，因此不应被称作“学者”。尽管如此，苏州市吴江区政府还是在2016年准予成立了“南怀瑾学术研究会”，研究会会长为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化学家朱清时，是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追随南怀瑾的脚步之后，朱清时称自己从修炼真气中产生了“极大的快乐”，并试图“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解释真气，这番言论亦引起了不少争议。对于朱清时所著的若干将物理学和佛教联系起来的论文，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施郁评价称，“其中的物理学内容和其耸人听闻的观点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

有人认为南怀瑾不异于一位“江湖骗子”，也有不少人尊称其为“国学大师”、“一代宗师”甚至是“通天教主”；质疑与批评南怀瑾的声音、文章或著作从未止歇，另一方面，南怀瑾的著作出版挑起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利润大梁，常年雄踞复旦社和东方出版社社科类书籍销售榜前列；南怀瑾在大陆地区被相当一部分人奉为“南师”——从论语到呼吸法门精要，再到生命科学，无一不遵——为何在他居住多年台湾香港地区，“最近二十年（南怀瑾）在台湾几乎没有读者”（台湾作家杨照语），连其去世的新闻都未在港台媒体与知识界激起多大涟漪？

“什么都敢讲”：错误满篇只因不拘小节？

追随南怀瑾先生四十余年的刘雨虹，如今带领着一个著述整理团队，肩负着整理和勘校南怀瑾作品的义工角色，以配合这些作品的出版工作。她在《南怀瑾先生侧记》一书中写道，人们认为南怀瑾不是学者，是因为他不太计较学术上的微末细节。“他常引用错误，在讲演的时候，引用《红楼梦》里的一首诗，他会说成《西厢记》，还不止一次的错引。这对学院派的人来说，是颇为严重的，但南老师注重的是诗本身的意义，至于究竟出在《红楼梦》或《西厢记》，并不是重点。”她以蚕吐丝喻南怀瑾讲学：他把他读过的书、学来的各种学术，融化而变成一种教化，使它实用于社会人群，岂不就像蚕吃桑叶而吐丝吗？“至于说哪一段丝是哪一片桑叶所变，也就用不着研究了。”

只要义理、辞章而不重视考据，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正是很多学者对南怀瑾的批评之辞。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生前曾公开批评南怀瑾，“（他）也就是在读了儒、佛、道三家的一些著作之后写了一些自己的感受而已”，并称南怀瑾值得佩服的一点是，他有勇气讲出他自己思考过的东西，“他未必懂，但是他思考过”。

实际上，被认为精通多门学问的南怀瑾一辈子有没有一张文凭，连小学文凭也没有。他的书一般是他讲、学生记录整理，他自己再反复修改而成。在所有著作当中，《论语别裁》的记录整理是南怀瑾最满意的（练性乾语），这本书倾注了他与好几位学生的不少心血。在前言里，南怀瑾称《论语别裁》不但记录得忠实，还详细补充了资料。

即使是南怀瑾自己最满意的这本书，也没少被学者们批评。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合称“燕园四老”的学者张中行就在《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一文中指出了《论语别裁》的诸多错误：有史实错误，比如把《礼记》（据传为西汉戴圣编）当作是孔子的著作；也有释文义错误，如把“诸夏之亡”的“亡”（通假字，通无）误认为是“亡国”之意……2012年，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晋如在微博发表文章，称他在阅读时发现《论语别裁》“满篇满纸是离奇的错误”，其中之一是“暴虎冯河”（暴虎：徒手搏虎；冯河：过河不借助工具，即徒步涉水过河），南怀瑾对这一成语的解释为：“像一只发了疯的暴虎一样，站在河边就想跳过去，跳不过也想跳。”徐晋如读下来，总结出了南怀瑾说经的一个重要特点：“完全不顾汉语的自身规律，更不顾历代注疏家的研究成果，什么都敢讲，什么挑战人想象力的观点都敢提。”

香港作家廖伟棠转发了徐晋如批评南怀瑾的这条微博，加了一句评论：“南大师这些事，港台知识界皆知。这就是为什么大师去世一事在港台几无反响，因为我们早已不当他大师。”台湾作家杨照也跟贴道，“他（南怀瑾）最近二十年在台湾几乎没有读者，台湾知识界这点评断能力幸好还有。”杨照接下来更进一步说，面对历史，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尽量还原历史，不管是好是坏，别太多自己的创意主张；认真仔细比对史料，运用一切逻辑推理的工具对照上下文，解释古人究竟是面对什么情境试图要表达什么，是我们的基本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他“无法接受南怀瑾的许多说法”。



《论语别裁》


南怀瑾 讲述


东方出版社 2014-07

不过，南怀瑾本人对学问的理解和学者们的理解本来也不太一样。他曾经写道：“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古人吐出的口水，我们将这些残余的唾沫拿来，加一点化学作用，就变成自己的学识在这里吹，这就叫做学问……”（《历史上的智谋》）南怀瑾是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做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称，“观察他讲学以及让弟子记录复述的写作方式，挂一漏万的取材方式和半途而废的讲经形式”，南怀瑾自己的“行”介入文本的构建，并重视自己的“行”甚于具体的文本，完全是“读书不求甚解”和“写书不求甚达”。而《论语别裁》的“别裁”，正是通过对书写文本的有意破坏、裁剪、镶嵌和排列，以达成自己要说的意思。

“
只戴一副歌颂的眼镜”：他要

拯救的是什么文化？
网络上流传着南怀瑾一些令人难忘的言论，比如“男人的精虫有青、黄、赤、白、黑五种，再加上酪色、酪浆色共七种”，“整个身上的激素变成月经下来，已经是成形的水了，就是癸水”（《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我们晓得台湾有鹿，它有些是鲨鱼化成的，鲨鱼到了年龄会跳上海来，在沙滩上打个滚，就跑到山里变成鹿了”（《庄子讲记》）。

这些与现代科学常识相悖的说法，不少人看了只觉得啼笑皆非。在南怀瑾生活的时代，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使封建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他不愿接受这场运动带来的革新。南怀瑾称白话文无用，并认为在二十世纪初，“一套套思想弄得中国人的思想与心理在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的心理状态中，陷入一团混茫”。（《亦新亦旧的一代》）他还感到，科技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衰退与道德的堕落，为此他痛心疾首：“科技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生活上的很多方便，但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甚至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和烦恼。科技文明发展的同时，全世界东西方道德文化都堕落了。西方文化过去靠宗教，中国文化靠传统的道德观念，现在西方宗教衰退了，中国的文化道德也堕落了。”南怀瑾的思想体系中虽涉及到了“生命科学”，但其内核绝非现代科学，他主张的是通过拜佛、念佛、念咒子、做观想、练功夫打坐等手段，达到四禅八定的境界。在晚年，南怀瑾坚决不看西医，除了被救护车送进医院的时候。

南怀瑾判断，在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已经出现了断层，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十年文革”中的“破四旧”、改革开放后的“西学东进”来势迅猛，传统文化有进一步衰落的趋势。“我们几千年的文化遭此重创，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对不起自己的国家民族，对不起自己的老祖宗。”在他看来，自己的一生都在为接上文化断层而努力。



2012年10月2日，在得知南怀瑾逝世之后，其故乡乐清的民众自发举行悼念乡贤活动。（视觉中国）

张中行批评称，南怀瑾对传统文化“只戴一副歌颂的眼镜”。他在《论语别裁》中发现了这一倾向：这部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完成的，书中的意见却还是五四前后极少数人圣道天经地义、反对“打倒孔家店”那一路。南怀瑾称道孔子学说可贵，“毕竟是万古常新，永远颠扑不破”——南怀瑾显然也不折不扣、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孔子学说中的圣道，主张尊王、忠君、孝亲等等价值。

“南怀瑾基本是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来评价文化现状和宣传传统文化。这是文化合力中的保守力量，这股保守力量主张中国文化变革要不停地向后回首，甚至主张后转。”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刘晓东在其论文《儿童读经运动质疑》中分析道，南怀瑾宣扬的东西常常良莠并存、鱼龙混杂，其影响有正有负。

而糟糕的是，南怀瑾一些虔诚的读者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负面内容，甚至将其拜为了所谓“通天教主”，甚至有读者将南怀瑾简简单单一个吸烟的举动都进行了神化——《中华读书报》2004年刊登了一篇题为《走进南怀瑾》的文章，署名为“冯哲”，作者说，南怀瑾吸烟是因为在峨眉山闭关习惯了清新空气，而下山后“人”味太重，需要用香烟驱赶，并称“南先生吸烟与众不同，倒像是一种把玩，幽雅得很”……

畅销三十年：“满足社会更广泛群体的精神需求”？

在蒋介石于1966年创办“复兴中华文化委员会”这件事上，南怀瑾出力很多。这说明，在当局意识到“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时，南怀瑾当时在市民阶层中的广泛影响起到了作用。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李浴洋在《南怀瑾现象：传统文化的当代境遇》一文中认为，南怀瑾在台湾的“成功”，建立在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台实行的“文化封锁”政策导致的文化断层之上。经济起飞之时，社会正需要利用传统文化重建自信与凝聚人心，而南怀瑾恰好扮演了这一的角色。

据复旦大学出版社南怀瑾项目组的一位成员介绍，1989年，南怀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首次合作，耗资20万元自费出版了三本书《论语别裁》《禅宗与道家》和《历史的经验》。三本书一上市便十分火爆，加印不断，之后复旦社出版了南怀瑾著述共计三十余种。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此人表示，复旦社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由于南怀瑾的著作彼时十分畅销，“它的利润可以说为复旦社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近三十年过去，直至今日，在复旦社的所有社科类书籍当中，南怀瑾作品依然是销量冠军。



东方出版社《南怀瑾著作精选》

由权威的高校出版社和国家一级出版社编辑出版，且加印无数畅销大陆三十年，南怀瑾作品的权威性和流行度仿佛凭借这两点得到了确认。实际上，出版南怀瑾著作一事遭到了包括朱维铮、王元化等在内的诸多知名学者的反对，出版社因出版“垃圾著作”遭到质疑。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曾经向媒体透露过当时的场景，“当时我只和朱（维铮）先生讲，中国像您这样的学术泰斗毕竟是少数呀。”他解释了南怀瑾作品出版的必要性，“当时，多数学术著作为小众服务，但复旦出版社一直也在考虑满足社会更广泛群体的精神需求。南怀瑾先生的著述从商界成功人士、企业家圈子中开始流行，相信南先生的自由发挥亦满足了另一群读者的精神寄托和思考。”

就这样，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学热”兴起之时，南怀瑾解读儒佛道思想及精神的著作，成为了当时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儒佛道核心思想、人生修养途径与方法的热门读物。而在21世纪大陆提出“复兴传统文化”及“建立文化自信”的要求之后，南怀瑾的著作再一次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转换”和“调整”以适应现代中国人需求的过程中，为何独独南怀瑾收获了最多粉丝与影响呢？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徐洪兴在《世俗化：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途径》一文中分析认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世俗化的过程。世俗化一方面要求从“尊古崇圣”的氛围中解放出来，把“圣人”还原成世俗生活中的人（比如把孔子还原成一个不得志的政治家、一个有忧患意识的思想家）；把儒家经典还原成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原典文本，进而加以研究并给出历史和文化的审视。一方面要求学术文化、高雅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化。“传统文化世俗化的两个层面中，前者学术界基本已经做到，后者却困难重重。”然而他认为，南怀瑾的著作常常两者兼顾，甚至在后一方面尤为突出。

南怀瑾的作品常被勘误却畅销多年，成于通俗易懂。复旦大学出版社南怀瑾项目组的此位成员说，“看文言文很累很辛苦，没有专业训练的人看不懂，”大众需要的不是《论语译注》《论语集解》这样专业但枯燥的作品，而是《论语别裁》这样通俗的东西。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也不无感慨，“从坚持和传播传统文化方面看”——虽然这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值得商榷，但是——“今天有哪一位学者能超过南怀瑾先生的社会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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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的传奇与《论语别裁》

原创 2018-03-17 夏一周 三联生活周刊
目前市面上影响比较大的讲述《论语》的书里，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有着人惊叹的销量。1976年5月，南怀瑾演讲辑录的《论语别裁》在台湾出版，到1988年已经再版18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将《论语别裁》引进大陆是1990年，并没有预想到海峡这边也会迅速掀起“南怀瑾热”。正值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让我们再次来回顾这位先贤的传奇一生与他的经典之作。

台湾的艰难岁月

1949年到台湾的南怀瑾31岁，他面对的第一要务是生存。起初南怀瑾和温州同乡一同做船运生意，因货船失火，投资血本无归。后来南怀瑾也会说起这段窘迫时光，不过几句就带过了。



在台湾“文化沙漠”的现实里，南怀瑾此前的传奇经历并没有形成太大名气。简略概括，1918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乐清县的南怀瑾从小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此后不仅涉猎广泛，也喜欢寻访高人隐士。抗战期间离家入川，在中央军校任教，期间被青城山的袁焕仙收为弟子，甚至辞去教官职务，到峨眉山闭关修行3年。出关后继续修道参禅，9年后离开四川到云南大学讲学，1947年重返乐清。到1949年赴台前，他的故事，更像是一个传奇的隐士，影响力只是在特定的范围内，并不为大众熟知。

后来随着台湾经济的复苏，文化逐渐得到重视，南怀瑾隐士生涯中打下的那些根基就逐渐显出了实际意义。邀请南怀瑾讲学的学校、机关、社会团体越来越多。关于执教问题，台湾老古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随南怀瑾30余年的刘雨虹女士回忆了一个细节，1971年南怀瑾受聘于台湾辅仁大学，正式开设了《易经》课程，可是课只开了一年，南怀瑾就主动停止了，刘雨虹不理解，后来是南怀瑾自己解释，他的课程太受学生欢迎，教室里是满的，窗外还站了人，这就与一些老师的课形成了强烈对比，“为了避免造成别人的不愉快和难过，自己应该急流勇退，以免他日遭忌，反而不妥”。这也让刘雨虹感叹:“老师做事情总是会很细心，不让别人为难。”



频繁受邀讲学的南怀瑾开始吸引了更多听众，在口口相传中，也逐渐有了新的神秘色彩。刘雨虹第一次见南怀瑾，就是1969年10月南怀瑾到台湾师范大学做“佛学概要”讲座的时候，第一印象是这个瘦小的老人“面色与常人不同，那是略微发亮的淡淡的金黄色”。在介入到南怀瑾的社会事务之前，刘雨虹更多也只是如传奇一般听说他的故事，台湾之前的故事外，还有当年的11月3日，南怀瑾随同一个文化访问团赴日，在访问中凭借自己的传统文化素养，在日本学者要求下当场做古体诗，为中方学者挽回颜面的故事。

1970年3月22日，以“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为目的”的“东西精华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参加的会员有70多人。刘雨虹说，“那时有美国及法国、德国等地来台研习中国文化的几个人，禅学正是大家所渴望的，所以南老师决定先开办禅学班”。所授课程也包含了儒家思想、道家学术等。



禅学班1970年7月15日开课，为期6个月，每逢一三五晚上19点至21点上课，参加者学历多是大专以上程度，南怀瑾主讲的课程中包括《论语》和禅学。初办禅学班，虽收些管理费，也只能支付水电及部分房租，连南怀瑾在内，其他来授课的先生们以及工作的人，多是义务性质。再回溯，刘雨虹说，“东西精华协会对南怀瑾的教化目标来说，是一个转折点”，“由以往个人单打独斗的形态，进入一个有组织能发挥众人力量的状态。后来认同支持的人愈来愈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影响力也就从‘点’扩充至‘线’了”。

从《人文世界》到《论语别裁》

1971年2月，南怀瑾决定办杂志。南怀瑾写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开始连载，此外他每期都要动手写几篇关于儒家、道家以及密宗的文章等

《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在《人文世界》连载两年后，许多人都希望能看到单行本，刘雨虹说，“那时候做任何事情，都是打穷算盘”，负责杂志日常工作的李淑君就把杂志的文章加以剪贴制版，省了重新排版的费用，出版了。这也是由杂志而衍生的第一本书。出书的钱是南怀瑾从股票里挣来的，这本书经由朱文光译成英文，交由美国缅因州一家叫Samuel Weiser的公司，于1984年出版，英文名字是《Tao And Longivity》，也是南怀瑾第一本被译成外国文字的书稿。英译本初出版时，在美国销路平平，但日子久了，看的人越来越多，版税也越来越多，并有多国文字译本出版。南怀瑾后来也常常笑说:“写书的人不但要有耐心，还要活得命长才行。”



不过在大众中，影响力最为深远的，还是《论语别裁》。1974年4月初，台湾的大陆工作会邀请南怀瑾每周三下午去给他们的员工讲《论语》，原本是件很平常的事，但这一次，因为听讲者中有一个会中文速记的蔡策先生，就促成了《论语别裁》问世。南怀瑾用了11个月把《论语》讲完，蔡策又花了半年时间，从速记变成文字。在这个基本架构下，从1975年9月起，开始了大规模整理，到了第二年5月，《论语别裁》出版。《论语别裁》出版前，曾于1975年4月1日在《青年战士报》连载，那时还是以“论语新义”的标题刊登的。刘雨虹的评价是，“《论语》讲了几千年，但这次是用时代的角度，白话的表达，加以经史和参的空前方式，所以受到很大的欢迎”。



1979年1月1日，美国与新中国正式建交，台湾地区掀起移民潮，社会进入另一种不安状态。这一年智从法师带领了几个修行的出家人，组成“大乘学舍”，在离协会不远的地方落脚。香港洗尘大和尚也多次来台邀请南怀瑾讲学，在诸多因素下，南怀瑾的教化重点开始倾向佛法。自新春之后，香港能仁书院的洗尘法师连续来台，希望请南怀瑾担任香港能仁书院院长，并在台湾设立一所佛教中心。到5月，最后的协商结果，是筹办一个“十方书院”，由南怀瑾任教授，并主导一切。南怀瑾并不希望把自己的文化工作只局限于宗教方面，所以与洗尘法师合作计划的十方书院，并不是纯粹的佛教书院，而是半佛法半人文的书院。

书院地点选择在距离协会大约百余米的复青大厦。搬到复青大厦不久，因为《论语别裁》盗版的缘故，南怀瑾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跟人打起了官司。

美国、香港地区和金温铁路

1985年，《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美国被暗杀，一时间台北社会各种消息层出不穷。整个1985年上半年，台湾都被笼罩在奇怪的氛围里，压得许多人喘不过气来。6月中旬，突然来了一个美国文化基金会的访问团邀请南怀瑾赴美，合作推广文化活动。从决定到启程，南怀瑾只用了不到两周。1985年7月4日，南怀瑾离开居住了36年的台湾，乘机赴美。起飞前他还担心有人赶到机场限制他出境，那时候有谣言说南怀瑾是台湾“新政学系”的领袖，更有杂志将他评为台湾十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到美国后，南怀瑾与邀请他的基金会在多次商谈之后，双方商定保持弹性合作，不作长期计划，这也是他的一贯原则，不希望合作带给自己局限，也不希望合作造成别人的不便或困扰。1986年南怀瑾在华盛顿单独成立了“东西学院”，来访者依旧络绎不绝。稍事安定后，南怀瑾与大陆家乡的朋友们联系上了。1987年秋天，温州市方副市长率团访问纽约和华盛顿地区，拜访了南怀瑾，这次会面谈到了向大陆投资的事，也就是修建金温铁路的初步构想。



1988年初，南怀瑾到香港。在香港的众多访客中，最积极的是浙江和温州的一些官员们，核心问题还是金温铁路。南怀瑾这边，也不断派人前往浙江实地考察。1990年2月25日，尹衍梁代表南怀瑾的联盈兴业公司，到上海与浙江省地方铁路公司的代表陈同海签订了中外合资建设金温铁路的协议书。这个合资修路计划，经过近两年时光，到1991年底才得到国务院批准。1992年1月26日，合约正式签订。在双方商讨的时候，南怀瑾曾经说过:“我一生说出的话，一定要做到，我做一件事，只问它应不应该做，该做的我一定去做。”“这条铁路大家企盼了80年，修了7次都没有成功，今天我就决定一定要修，不是为我，是为了要开启一个大例子，中国政府的公共建设可以和外资合作。”1997年8月金温铁路全线通车，南怀瑾写给有关各方的信函，有100万字之多。总投资近30亿人民币，这其中南怀瑾筹措到资金1200多万美元。

同样是在香港期间，时任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的王雷泉到香港拜访了南怀瑾，经由他介绍，复旦大学出版社想出版南怀瑾的《论语别裁》。1990年《论语别裁》正式在大陆出版。此后，他的30多种著述中的一部分陆续在大陆出现。

“隐士”和“杂家”之间

南怀瑾曾说自己“并非学者，只是读了各式各样的书，又学了不少杂家的学术，希望把自己的所知所学，在社会上使人们落实于生活，达到知行合一”。从个人修行的角度，他更像是一个隐士，比如曾经跟随名师闭关修行，比如在禅宗领域的研习，比如数十年来坚持的晚间打坐修行，甚至他的饮食——每天不吃早餐，中餐和晚餐都是一小碗稀饭，以及接近90高龄的现在依旧良好的身体状况，都符合我们判别奇人异士的标准。



不过他渴望奉行的“知行合一”，又使得他的生活必须积极入世。在“东西精华协会”成立后，他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应邀到各处演讲也愈发频繁，从早上9点到晚上22点，除了上课和讲演，还要面对络绎不绝的访客。刘雨虹说，在协会成立前，拜访南老师的人都是去到他的住所，他的夫人整天忙着烧开水，据说有一天替来客泡茶就用了一斤茶叶。南怀瑾也曾戏言自己像迎来送往的“大妓女”。不过再繁忙，他都会尽量把每个周末的时间空出来，与妻儿共度。到台湾前，南怀瑾在乐清老家已经成婚，并有两个孩子，因为时局关系，到台湾后无法和妻儿共聚，“随顺现实又结了婚”。关于这段过往，南怀瑾自己也曾经谈起:“在两岸情况好转后大陆的妻子曾带着两个孩子到过台湾，但那时正遇上我经营失败，生活也比较困难，就只好回去了。一别几十年，她在大陆伺候我母亲直到去世，还带大了两个孩子，吃了不少苦，也受了很多委屈。但她却无怨无尤。”

1990年2月14日，南怀瑾的母亲过世。当年秋冬，南怀瑾办了手续，邀请大陆的妻子王翠凤到香港会面。重逢时南怀瑾对她说:“过去几十年辛苦你了，日子不好过，让你受了许多委屈折磨。”可王翠凤却回答:“过去的事说它干什么，只管未来吧。”南怀瑾的学生们热情带着这位师母去买东西，看电影，甚至到美容院烫了头发，还要买高跟鞋送给她。对大家的热情，王翠凤愉快而自然地一一接受，“但总使人产生一种感觉，师母是要使大家高兴，使事情圆满”。王翠凤没有留恋香港，只住了半个月，就提前返回故乡。50多年的夫妻，相聚只有两年，再相逢也只有两周。



跟随南怀瑾30多年的刘雨虹总结南怀瑾办事有三个原则:“不向既成势力低头——已是既成势力，投靠不上。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既然反对，和他妥协也没有用。不向不赞成的人士拉拢——不赞成的人拉拢了也不可靠。”

对于一切的指责和批评，南怀瑾不辩驳，仍然照自己的原则行事。有时也会说:“注意啊，我是大魔头。”“听到这些话的，也弄不清楚这是玩笑还是有其他含义”，刘雨虹说，南怀瑾也常跟身边的人说:“明白的人自会分辨，不明白的人辩解也不明白，徒费口舌而已。”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张耀伟先生和台湾老古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刘雨虹女士对本文的大力帮助，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