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8-3-17 15:44
明星片酬太高，就该被惩罚么？
明星片酬太高，就该被惩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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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片酬太高，就该被惩罚么？
原创 2018-03-17 梅雪风 大家
这是大家之选的第64篇文章
今日出品方：解药
本文作者：梅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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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高片酬再一次成为话题，在业内怨声载道之后，在本届两会上，政协委员曾钫提出议案，要对高片酬演员提出惩罚性的税负。这新闻里提到的中国前十名的高票房演员的年度片酬达达到惊人的22亿。这对于中国的平民阶层，乃至中产阶级来说，确实是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片酬高的新闻
片酬高的新闻
从一个社会的基本公平来说，对于高收人群课以重税，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共识。也就是在不久前，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就再次表示，应该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富人加税。这种高风亮节让人震动，也体现了税负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每一个公民对整个社会的整体福祉所做的贡献。
但曾委员所提到的征税的某些理由却值得商榷，他提到的理由之一是：“很多青少年不愿意认真读书学习，以当明星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2017年，范冰冰以年收入3亿成为福布斯明星收入榜上的冠军
2017年，范冰冰以年收入3亿成为福布斯明星收入榜上的冠军
这首先是对明星这个职业的污名化，明星显然无法承担这么大的罪责，虽然很多青少年还不是完全的行为责任人，但也一定限度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知道，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这种不爱学习，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整体富裕后，生存压力降低的结果。而且任何时代都有不愿意读书的青少年，他们都是因为明星的原因么？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证明这个时期的明星，因为自己的特定行为，导致了青少年不愿意学习的比例升高的话，这个指控是不成立的。
曾委员似乎将明星变成了偷走钱的窃贼
曾委员似乎将明星变成了偷走钱的窃贼
如果以这种简单的判断，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官员需要为整个社会的腐败负责，医生这一职业，需要为那此盛行的红包潜规则负责。因为确实有很多官员，贪赃枉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有些医生医德败坏，让某些局部的医患关系加剧。把个案粗暴地变成普遍，把局部鲁莽扩展到整体，最终整个逻辑就荒腔走板。
更重要的是，这种简单粗暴的有罪推定，透露出的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职业歧视， “士农工商”这一中国传统的价值排序，在很多中国人心目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一农业时代的价值观里面只祟拜权力以及最辛苦的体力劳动，而对不事生产的交换和文化娱乐抱着极大的轻视甚至是忽视。曾委员一句话里其实流淌着“下九流”这一陈腐看法的流毒。
但实际上，这只是物质极大匮乏时代的偏见。在这个物质相对充裕的时代，像第三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比重增加一样，对于精神文化生活产品的渴求，从来没有像在这个时代这么强烈过。
文化娱乐产业是整个时代价值观、审美的最大传播者，它们是整个生活方式和梦想的定义者，甚至是推动消费升级的发动机。作为这一产业中的最重要一环——明星，居然被这位委员如此轻易地忽视，自然与他陈旧的思维方式有关。
在这篇流传甚广的新闻中，还提到明星给青年少的另一个不好的示范：不需要太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就可以获得高收入。
这里面也存在着一种极大的误区或者偏见，似乎认为明星是没有门槛的。明星的门槛并不来源于所谓的数理化成绩，甚至不是容貌身材，而来自于一种更玄却又确实的东西：观众缘。这种东西，让观众能对这个明星产生好感，产生情感联系。这个东西从某种程度，就是老天爷赏饭吃，你站在镜头前面能否发光，一试便知。像周迅，扔在哪儿，都是个吸引注意力的强力焦点。有人说明星都是捧出来的，但我们也知道很多宇宙级的失败史诗案例，她们被传说中的干爹等各种权贵生捧，钱、资源、容貌样样不缺，最终却成了证明观众缘这种东西存在的强力证据。
周迅，就属于那种站在那儿就有戏的明星
周迅，就属于那种站在那儿就有戏的明星
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星是人类中近乎钻石的存在，他们的稀缺性不在于他们有多少知识文化谋略，而在于他们能极大程度激发观众的幻想承载他们希望的能量。人们是在为他们极高的天赋付费，没有天赋的普通人，则靠努力吃饭，这是这个世界原生的不公平，也是它美丽的地方，抹掉这种差距，则是与自然规律做对。
还是回到明星的高片酬问题，这其实更多的是个利益分配问题。
在内部，它是产业各个部分怎么合适的评价自己作用的问题。这其中，既需要从业者特别是高层具有更高的专业能力，能判断各个工作所能起到的真实作用，而不会产生懒惰的明星万能论。像一些电影就证明了明星未必是票房的唯一保证，比如《芳华》比如《摔跤吧爸爸》就没有那种走红的流量明星，它们是靠它们的内容获得观众。这种尝试会慢慢破除明星崇拜，这种多样化也许能缓解明星价格的上涨。
而另一点，还在于整个影视产业中制衡的缺乏，强势者如明星如资方永远占谈判的主导权，而弱势的编剧还有更小的技术工种却因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永远处于下风，这时推动像类似于美国的各种行业工会的成立，让弱势者团结起来有更强大的代理人，或许是让利益分配更为合理的一种方式。
在外部，则是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之间过大差距如何平衡的问题。这里面的难处在于，如何让弱小者获得救助，又不至于让他们因为衣食无忧而丧失进取心，同时又要让富有者既承担自我的责任，又不至于因为负担过重而丧失扩张事业的动力，因为他们才是这个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和驱动力。
这也是这位政协委员提案最致命的地方，这明明是个技术性问题，他却能自然地把它变成一个道德问题。这样他就成功地将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产物之一——明星，变成了一个类似烟草式的行业，一个实际有害于社会却又不得不存在的行业。
这时，因为收入过高，而应当承担更多的公民和社会责任的收税，变成了他们要为自己行为造成的恶果赎罪的惩罚性收税。这既打击他们的人格，也打击他们创造价值的能动性。
我们需要对很多事物有批判，但最不缺乏甚至过剩的是道德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