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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形物语》：一部不但伪善，甚至伪恶的平庸电影

《水形物语》：一部不但伪善，甚至伪恶的平庸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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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棠

《水形物语》：一部不但伪善，甚至伪恶的平庸电影

2018-03-08我要分享 2
导读
我看到了两个本来是边缘者的人竭力饰演“文明的、优雅的”人类，如此一来电影前面对“另类”的大举着墨就明显是一种投机了。
《水形物语》击败《三块广告牌》等强悍对手，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未免引起哗声一片。但实际上我不意外，奥斯卡一向是乡愿、媚俗的；倒是去年它获得威尼斯影展最高奖项金狮奖，才象征着严肃电影评奖的堕落。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水形物语》都是一部平庸之作，主题“跨族群融合”一点都不新鲜，像《为戴茜小姐开车》（第6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与狼共舞》（第6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甚至《美女与野兽》（第6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等一直是奥斯卡青睐的题材，不过这次推到了一个貌似是“人兽交”的大爱极端。
《水形物语》剧照
《水形物语》剧照
人物的设定更是万无一失，把所有热门议题关注的身份都用上了：同性恋、黑人、左派、残疾、基层阶级……而且《水形物语》对这些身份的操作都极其简明，且看同性恋画师在向蛋糕店小哥表白同时遭遇小哥歧视黑人顾客一段是何等急躁，试比较《三块广告牌》又是怎样克制深沉地表现“恐同深柜”且敌视有色人种的警官迪克森的？
也许这样简明才符合奥斯卡评奖委员会的宗旨：既要讨好政治正确又要讨好观众，或者说它一直在想象观众不需要挑战、观众只需要满足。这几年的奥斯卡评奖委员会——以及美国电影界，越来越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是左翼进步力量，于是像表演一样祭出许多“政治正确”的新闻。左翼最初意味着激进，意味着可以直面残酷的真实，但在左翼扮演者那里，这两点沦为口号，喊过以后便不需要在艺术上反思与深究了。
在艺术的角度看，很明显《三块广告牌》比《水形物语》更激进，因为前者用高难度的剧情实验着如何直面与善恶观相关的一些敏感议题，它也触及移民、种族和同性恋——但低调地从属于主题善恶的思辨。后者的艺术表现保守，而鲜明的政治正确取态、包括导演Guillermo del Toro是个川普不喜欢的墨西哥人，这都是得奖加分因素——不过前提是这是一个为美国拍商业电影的墨西哥人。
另一点：直面现实。西方当代新左翼的一大特色，就是能够为远方的不幸落泪，不能直面眼前的现实。《三块广告牌》举重若轻，以一桩破不了的奸杀案切入美国普通地方小镇隐藏的大恶、各种盘根错节的社会隐患，甚至触及宗教人士性侵问题，触及美国海外驻军奸杀当地人但得到庇护的问题，这些议题哪条不比墨西哥长城和冷战想象更尖锐？然而就是因为太尖锐了，奥斯卡的伪君子们压根不敢碰。
《三块广告牌》里面有苍凉的底色，继而尝试在这股绝望之上建立一些希望，就像女主角海耶斯尝试在女儿被虐杀的地方种花一样。奥斯卡避而不见，宁愿去拥抱一个换了酷儿畸恋去讲述、但依旧陈套的爱情故事，既是他们一贯的媚俗作风之因循，又能假装革命，何乐不为。
《水形物语》的开头是让我对它存在期待的，哑女艾丽莎生活在一个电影院上面的阁楼上，随之展开《剪刀手爱德华》一般的幻海奇缘华丽背景，远处是失火的巧克力厂——这一美术设定足够诡魅，比好多强调冷冰冰黑幕的冷战背景电影要更巧妙地构成对冷战的反讽。不过，到此为止，Guillermo del Toro太心急要直奔主题，场景的渲染、细节的隐喻、次要叙事线的搭建全部浅尝辄止，把大量时间浪费在重演那些好莱坞爱情套路上。

那些符号化的角色，在一个巧妙设计的大时代背景上聪明地获得了共存的理由，那就是让人讳莫如深又好奇不绝的冷战时代。但那又怎么样呢？就像黑人大妈清洁工贫嘴的一句“苏联人不会打过来的，因为他们怕被这里的伙食毒死”和两名贪吃的苏联特务这些小幽默，苏联不过是个点缀，电影还是黑白分明的美国价值观，只不过冷战时代电影妖魔化的苏联人在此可爱了一点，而当年被英雄化的联邦卫士，此刻变成一个会办公室性骚扰的时髦坏人。
除了性骚扰，为了刻画他的坏在当下的有效性，导演不惜安排他直接说出这样的话：“他是我们从南美洲拖回来的怪物”、“上帝长得也许像我也许像你，但我觉得更像我。”句句都在暗示奥斯卡评委你们要是不接受我，你和这个麦卡锡主义者、韩战退伍白人沙文猪有什么分别？
电影强调对非我族类的包容，不要回到冷战时代。多么伟大的说辞，然而还是有好几处流露了他的伪善，第一次露馅是故事所持的双标：为了拯救人鱼，研究所停车场的守卫被毫不犹豫地杀死，画家养的小猫被人鱼活活吃掉猫头……都是生物，为什么守卫得不到宽容？为什么小猫得不到跨物种的爱？画家和艾丽莎说到此事两人甚至没有一点悲伤，很快就转为对享受活祭恢复神力的人鱼的赞叹了，那是多势利的“大爱”啊。
公平地说，政治正确和伪善并非总是只有一步之遥，但《水形物语》恰恰就是如此。而且，它包裹在一种酷儿电影的“邪典”形象中，让它的伪善显得很时髦——我称之为一种“伪恶”的演示，它假装小众和惊世骇俗，骨子里价值观还是保守主流的。
证明在此：《水形物语》第二次露馅的，是它潜意识里还是保持着一种人类中心的视角，哑女的最终梦想在舞台上发声歌唱暴露了电影的本质还是以“正常人类”为标准，少数族群并非以自己的独特性为傲。至于男人鱼，虽然有点恶心，但他的身材和外貌也是邪美型的、像一个过度健身的男子，而不是真的像一条鱼。

这是为什么那一段梦境歌舞让我如此恶心，因为我看到了两个本来是边缘者的人竭力饰演“文明的、优雅的”人类，如此一来电影前面对“另类”的大举着墨就明显是一种投机了。
图穷匕见，电影到最后索性挑明了艾丽莎本身也是人鱼，这下更连“异族相恋”的标签都站不住脚，一切回归好莱坞最俗套的爱情童话中。这点不妨与周星驰的《美人鱼》相比较，后者才是真正的暗黑童话，充满了畸零人的尴尬与绝望，也正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直面少数族群的困境，这，不是一个人鱼王子重遇人鱼公主的童话能粉饰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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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零人、国家主义与恶棍，还有爱 | 电影

原创 2018-03-17 王宝民 南方人物周刊


“这部电影的精神，性、暴力——不管是什么——都是如此的温柔。我不会推荐这部片给小孩子，但是对于青少年，这是部美丽的电影。”


有两类好电影，一种是任性妄为、空前绝后的天才之作，不可模仿和超越，是创造者和启发者；另一种是致敬传统、善用典故的诚恳之作，是处处令人会心的似曾相识者，却又散发着新意和趣味。

《水形物语》属于后者。但它却堪称电影史上两类好电影的嫡子：它有自己明确的致敬对象，即1954年的怪兽经典《黑湖妖谭》（Creature from the Black Lagoon），以及楼下影院放映的那些年代老片。这是可见的传统。但它不可见的传统，却并未得到充分揭示。这个传统如此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它逐渐帮助形成了好莱坞乃至西方电影一系列“政治正确”的价值观。

其一是对畸零人的爱。此处所谓“畸零”，是一个宽泛且带有心理学意义的概念，它并不完全等同于阶层、性别、种族乃至物种意义上的边缘、少数、弱势等等，更多是因自我认同的匮乏所导致的一种孤独感和被遗弃感。畸零人的存在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家庭、个体甚至生理和心理原因，在此不赘述。纵观电影史，那些“好电影”往往偏爱这类旁逸斜出的角色，并通过这类角色在某一瞬间的突然光辉，照见人世间暗淡的底色，给影院中同样的人群以慰藉。



《水形物语》几乎将目前可定义的“畸零人”一网打尽。正因此，该片颇受一些人诟病，认为是对当今好莱坞“政治正确”的投机取巧。但若考虑到故事的时代背景（1962年的美国），那么这种扎堆出现的非主流人群则变得合理多了，“所以它反映的是那个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讲述爱情故事的绝佳年代”，导演如是说。在此背景下，本片可被阐释为边缘族群抱团对抗黑暗世界的故事，最终的奖赏是爱：发生在“疤痕与鱼鳃”之间的不可能的爱，一种高反差的爱。

其二是对国家主义的抗拒。戈达尔说过，电影院是一个“新的国度”，那些真实国度的“难民们”在夜晚纷纷逃向这里，在这里，人人都是敞开的个体兼热爱自由者，在黑暗中将目光齐齐投向前面那块唯一的光明，在此刻，他们是一奶同胞、心心相印；散场时，人们擦干眼泪，重新回到那个并不美好的现实世界，他们又互相为敌、势不两立。

而当你看到豆瓣有观众将水怪称为“国家财物”而对女主人公的“盗窃”行为愤愤不平时，你知道，此人可能是一位浸淫于国家主义的“非典型性”观众。看电影不是这样看的。你必须在那一个半小时里，暂时做回你自己，而不必太为国家操心。

其三是非道德性的价值观。有太多以恶棍、坏蛋为主角的经典电影，俯拾即是，同时在这类电影中，好人寥寥。如果说，早期的电影中坏人角色是道德意义上的，那么后来电影中的大反派则是“机构性的坏人”，包括跟权势者勾搭的角色。而杀人者甚至不断得到人性上的同情。你可以不同意，但这是电影史的一个伟大传统。在此无暇细说。

最后，一些苛刻的精英观众或许出于对奥斯卡奖一厢情愿的想象，觉得本片在艺术层面上比较平庸，情节老套、政治投机，甚至出现了“爱”的大团圆结局（真的吗？），根本不够格……其实，这是拿第一类好电影的标准来衡量第二类好电影了。但这和“政治正确”无关。“政治正确”表示不背这个锅。

“这部片子是爱和电影的结晶。这部电影的精神，性、暴力——不管是什么——都是如此的温柔。我不会推荐这部片给小孩子，但是对于青少年，这是部美丽的电影。它让你感受到某种解放和自由。”导演说。我同样不会推荐给迷恋英雄叙事和国家主义的人观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45期
原标题《畸零人、国家主义与恶棍，还有爱》
文 / 王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