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g汪汪 2018-1-29 19:22
激情中飞扬的女记者——杨刚与《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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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10 大公国际传媒学院
杨 刚
激情中飞扬的女记者
杨刚为《大公报》著名女记者之一，演绎“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甫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即为副刊“环上甲冑，披上战袍”，她提出：“《文艺》副刊在这风雷剧变的局势下，……永远是帅字旗下的‘一名小兵’”。她采写的《美国通讯》，文笔犀利、论述精辟，在描绘五光十色的美国社会的同时，分析繁华背后潜伏的危机，鞭挞敌视中国的美国卑劣政客。
图：杨刚（1905—1957），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被誉为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
杨刚出身豪门望族，却走上革命道路，一生清贫，无欲无求。她是一名出色的记者，一位知名作家，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个运筹帷幄的外交家；同时，她还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她的《美国通讯》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风靡一时；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她是十四位记者代表中唯一的女性。
杨刚的一生都在奔波中度过。她的话不多，但善于雄辩。她有一个女儿，但是与其团聚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年。她用火一样的热情燃烧自己的生命，点亮他人心中的明灯，点燃新中国革命的火种；她以短短的一生，为革命史、文学史和新闻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浩烈之徒 意志坚贞
图：杨刚手迹
杨刚，原名季徽，家中排行老七，1905年1月出生于江西萍乡。杨刚继承了母亲的果敢、父亲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开明的家庭、严厉的家教、迂腐的私塾和动荡的年代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杨刚童年的生活画面。
1922年，杨刚进入英文授课的南昌葆灵女子学校，改名杨缤。在“葆灵”几年中，杨刚已经开始写作，曾用笔名贞白、李念群、左洛伊、杨刚全，是学校公认的才女。杨刚在入校后不久接受了洗礼，但“五卅惨案”的发生动摇了杨刚对基督教的信任。动荡的年代没有使她迷乱，反而让她认清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坚定了为人民奋斗终生的信念。
1928年秋，杨刚免试进入北平的燕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当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编入清华燕京支部，作学生工作，兼作农民工作。1930年，杨刚在五一反内战示威游行活动中不幸被捕。她是这次游行中被捕的唯一的女性党员，但却表现出和男性一样的坚强革命意志。夏衍曾给杨刚下过一个评语，称她为“浩烈之徒”。
名记潜质 初露锋芒
图：学生时代的杨刚
1933春前往上海，杨刚投奔胞兄杨潮，结束了这段在北平战斗的年轻时代。同年，杨刚应邀作为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斯诺的助手，编译一本当代中国新文艺作品选集《活的中国》，负责推荐和翻译工作；同时用英文写了《日记拾遗》，收进该选集，署名“佚名”。后翻译成中文改名为《肉刑》，于1935年4月发表在《国闻周报》上。
她还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上发表了《肉刑》、《殉》、《爱香》、《母难》等短篇小说，翻译并出版了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杨刚的创作十分注重对人物生活环境的细致描写，着重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状态。
1936年10月，杨刚被介绍到《大众知识》担任编辑职务。在创刊号上，她发表了《境与真》一文，讨论文学作品的境界与生活的真理之间的关系。《大众知识》虽然出版的时间不长，杨刚在上面发表的新闻性通讯和评论也仅各两篇，但已经足以证明，杨刚具备了成为一名出色记者的潜质。
才华横溢 后世楷模
1938年，杨刚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她把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出版，把中国共产党人对胜利的坚定信念传达给全世界人民。而杨刚的文学创作也展现了一次高潮，撰写大量散文，出版了散文集《沸腾的梦》，其中一些篇章还被权威人士建议编入中学语文课本；其后出版的历史小说《公孙鞅》、长篇小说《伟大》、政治讽刺诗《我站在地球中央》，均是她在这一时期的杰作。
1939年9月1日，杨刚正式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接替萧乾，担任《文艺》和《学生界》两个副刊的主编。在她的主持下，两个副刊增加了来自敌后游击区作家的战地生活报告等内容。据统计，《大公报》香港版《文艺》副刊共发表延安作品118篇，其中萧乾主持期间发表44篇，其余74篇都是由杨刚编辑发表的。
除了正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歌颂敌后军民的感人事迹之外，杨刚在主编《文艺》副刊期间，还敢于大胆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腐败黑幕。
1939年10月，《文艺》藉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之机，在香港文艺界发起关于“民族文艺”问题的讨论。许地山、刘火子、黄文俞、郁风、刘思慕等十多人参加了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在《文艺》副刊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民族文艺”一度成为了香港文艺界的热门议题。一年后，杨刚发起“反对新式风花雪月”的讨论，再次在香港文学界引起了更为热烈和广泛的反响。另外，她负责的《学生界》副刊特别重视关注香港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状况，通过互动的方式将副刊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拉近再拉近。
杨刚这块好钢在担任副刊主编的这两年零九个月里，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刻写了一段难以抹去的历史。杨刚的文字、工作方法与工作热情，至今仍值得新闻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深入战地 前线传稿
1941年12月2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她与茅盾、邹韬奋等文化界人士由周恩来安排营救离港，1942年6月抵桂林《大公报》，继续编《文艺》版。
杨刚的记者工作，大约由1942年7月开始，她以《大公报》特派记者身份，与澳洲记者贝却敌到东南前线战地采访，作为战地记者，她从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发出新闻通讯十余篇，反映国民在日寇铁蹄下悲惨状况，大众强烈抗日的要求，中国必胜理念，前方将士英勇拼命杀敌的精神。这一系列的报道，载于《大公报》重庆及桂林版，在读者中激发起抗日决心。
美国通讯 风靡一时
图：杨刚作品《美国札记》(通讯集)
1943年，《大公报》任命杨刚为外交记者，兼《文艺》版主编。她的主要精力放在外交记者工作，她的才华引起周恩来关注，在周恩来的影响下，杨刚以《大公报》记者身份，与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和美国记者来往，从事国际关系工作，她一口流利英语，谈笑风生，外国人士喜与她交往，她的表现受到周恩来赏识。
1944年，杨刚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女子学院学习。1945年3月，杨刚接受美国自由世界协会邀请，到美国南部考察旅行。从美国南部回来后，杨刚担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此后，她以特派记者身份出席美国总统杜鲁门记者招待会，成为第一位参加美国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中国女记者。她的报道亦比较透彻分析美国对华政策趋向，使她成为名记者，“美国通讯”也成为《大公报》驰名专栏。
杨刚发表的
《美国农村生活又一角》
鞠躬尽瘁 蜡炬成灰
图：杨刚（左）一九四六年与赖来力、史沫特莱、陈翰笙合摄于美国
1948年8月，杨刚从美国归来，回国后接受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推动《大公报》走向人民阵营。杨刚住到总编辑王芸生的上海家中做工作。接着杨刚进入华北解放区，1949年天津解放后进驻天津《大公报》，担任副总编辑和党组书记，随后将其更名为天津《进步日报》。上海解放，杨刚再次随军南下，主持了解放后上海《大公报》的工作。
1949年10月1日，杨刚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二十四小时后，用激昂的文字写下《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1950年杨刚获任外交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后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一九五四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同年四月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新中国成立，外交工作一切从“零”开始，杨刚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协助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出谋划策，深受器重，后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在中美谈判期间，杨刚凭借对美国社会、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运行机制的深刻了解，对美国政治经济的透彻分析，成为周总理指挥谈判的重要依据。
1955年春，杨刚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国际报道。成为《人民日报》编委中唯一的女性。
1957年夏，杨刚参加整风反右运动，6月9日以“金银花”的笔名发表诗作——《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同年10月7日突然告别人世，享年52岁。
dog汪汪 2018-1-29 19:48
【猫眼看人】从小可爱到金箭女神，再到自杀者，她死于信仰的坍塌
原创 2017-09-28 猫郎 汉广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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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时期的沔城，据说有四十八庙、四十八井、四十八桥和四十八牌坊，可惜岁月无情，渐成传说。尤其是桥，没几座了。叫得出名字的，我只知道双莲桥、司马桥和司金桥，外加一座杨刚桥。
杨刚桥建于一九九四年，才二十几年，显然不在四十八桥之列。据说建这么一座桥，是为了纪念一个叫杨刚的人。
用人名做桥名，在沔城还是独一份，陈友谅都没这待遇。所以杨刚此人，值得研究。
不要被这个阳刚十足的名字迷惑了，杨刚其实是个女人。听街坊说，她小时候有个绰号，叫“八哥公主”。“八哥”就是八鸽，一种会说话的鸟。说白了她就是个小可爱。
也有人说她不可爱。教她的两位先生，只会包本背书，从不讲解，还拿戒尺打她的手板心，她眼珠儿一转，偷偷往茶盅里下巴豆——就是泻药，整得他俩走马灯似的上茅房。明知是她干的，就是拿她没办法，她可是举人老爷杨会康的宝贝女儿啊！
轿夫们也怕她，她坐不住，喜欢探头探脑，在轿子里瞎晃悠。这么看来，她哪里是“八哥公主”，就是个刁蛮公主。
更可气的是，她动不动就爬树，抓知了，掏雀窝，哪像个大家闺秀哇！大人都说她投错了胎，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不过，不是男孩又有什么关系呢？杨刚的成就超过了杨家所有的男孩。不光在杨家，在咱们老沔阳，她也是数得着的人物。她当过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总理批文件，多半是这么几个字：“请杨刚同志修改定稿！”还当过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一届人大代表以及中共八大代表。
杨刚死于一九五七年，距今已有六十年，是时候盖棺定论了。作为我国杰出的文学家、新闻家、翻译家、评论家和革命活动家，她身后的评价惊人地一致。周恩来说她是“能做出大贡献的人”，邓颖超称她为“党和人民的忠诚的优秀女儿”，杨显东则尊她为“革命的启蒙老师”。毛泽东也赞不绝口，两度将她定性为“党内少有的女干部”，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一次在她死后不久。
关于杨刚的死，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至今都讳莫如深。邓拓代表她的单位——人民日报社对外公布的是，她的死跟“丢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有关。胡乔木给《杨刚文集》作序时，说她“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了人间”。胡绳、袁水拍在《追忆杨刚》中说：“她因外事活动遭遇车祸，造成脑震荡后不幸病逝。”萧乾在《文学家辞典》中一笔带过，只交代了她的生辰和忌日。甚至她唯一的女儿郑光迪，也从不触及这个敏感话题。
那么，杨刚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是自杀！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死因，愚昧如我，只能从信仰的角度作肤浅的猜测。
这些年没人谈信仰了，但在以前，信仰这东西不可一日或缺。而杨刚对信仰的痴迷，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
她的信仰和爱情是同时降临的。她有个娃娃亲，是沙湖名人李绂藻大人的孙子。在不谙世事的时候，她并不觉得将来的婚姻有什么不妥，却在十九岁那年忽然提出退婚，让父母左右为难。原来她有了信仰。帮她树立信仰的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这位优秀青年被当局杀害，但信仰留给了杨刚。
这让我们想到了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杨刚跟林道静，是不是很像？
而退婚的情节又被后人池莉写进了一篇小说——《请柳师娘》。说起来，在文学上能跟杨刚比一比的沔阳才女，只有池莉。
在杨刚心里，信仰是值得用生命来捍卫的。在北平，她担任学联总指挥，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游行，被阎锡山拘捕入狱。这一次她没有自杀，而是坚强面对，哪怕严刑拷打。也许，肉体的挫折伤不了她。
杨刚不仅自己革命，还把嫡亲哥哥杨潮、叔伯哥哥杨显东领上了革命道路。她对杨显东说：“为了党的需要，随时准备牺牲，即使到了悬崖绝壁，要跳，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这两位哥哥后来都是成熟的革命家，可她自己，却表现得相当幼稚。有一年，她跟上级发生口角，盛怒之下宣布脱党。尽管多年后她重新入党，但这个举动暴露了她的弱点——过度的诗人气质。
因为性如烈火，杨刚的诗总是霸气十足，不适合坐着读，哪怕先是坐着的，读着读着你会自然而然地站起来。比如这首八百行的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大气磅礴的那一种：
我站在地球中央！
右手抚抱喜马拉雅，
左手揽住了长白、兴安岭，
四万万八千万缕活跳的血脉环绕我全身。
……
我的旗子上有鲜明的红光，
有青天的荣耀！
有白羽金箭的美！
因为诗尾的“白羽金箭”让人记忆深刻，“金箭女神”成了杨刚的另一个名字。
杨刚的小说总是洋溢着革命热情，催人向上。她的遗稿——自传体长篇小说《挑战》，被爱泼斯坦称为“一部有巨大意义、有卓越文学成就和历史价值的著作”，还有评论家说“它使杨刚这个名字和中国新文学阵营的名作家并列而当之无愧”。的确，在包括冰心、丁玲在内的同时代女性作家当中，她是政治地位最高的那一个，却一样著作等身。
即使是枯燥的新闻作品，她也写得激情四射。她参加开国大典后写下的通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就是跟人家的不一样。她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梦一样的语言。她说：“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俱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天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的大梦一定会实现了。”
可是不到十年，她就惶惑了。是五七年的那场政治运动，给了她当头一棒。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她以一篇《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直抒胸臆：“弟兄们，我们一起做过梦，又一起把梦变成了生活。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眼看和她一道献身信仰的朋友接二连三地打成“右派”，而她还要违心地主持批斗会，她无法原谅自己。
正所谓“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只能说杨刚太缺乏政治智慧和抗打击能力了。比这更坏的遭遇曾经发生在她的“二哥”杨显东身上，但是杨显东以乐观的心态挺了过来。他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每天哼着儿歌打扫厕所，不仅等到翻身之日，还活了九十多岁。
而杨刚是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在精神挫折面前，她崩溃了。她发现，除了以自杀的方式为信仰殉葬，别无他法。
这年的十月七日，她吞服过量的安眠药，不告而别。她的穿戴十分整洁，一件中式对襟紫玫瑰红袄，一条折缝笔挺的黑呢裤子，一双白色袜子和黑色布底鞋，这是平时没有过的。脸上化了淡妆，唇上涂着口红，这也是平时没有过的。平时的她，从来不修边幅，一边抽烟，一边慷慨直言或者朗声大笑。
没有开追悼会，那时人人自危，无暇顾及。有人处心积虑，想把她追认为“右派”，被周恩来制止了。
杨刚死时，年仅五十一岁！英年早逝，固然令人痛惜，但以她刚烈的个性，迟早会寻求解脱，即使逃过了反右，也绝对逃不过文革。
杨刚（1906—1957），女，沔城人，原名杨季征、杨缤。1928年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发起和组织北方“左联”，任宣传部长。1933年协助斯诺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1935年出版译著《傲慢与偏见》。1939年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并兼岭南大学教授，利用副刊宣传抗日民主，反对投降倒退。次年在香港参加文艺界的抗日救国活动。后到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从事国统区统战工作。1942年秋，自桂林转闽、浙、赣战区采访，通讯报告集《东南行》展示了东南半壁在日伪统治下的血泪画面。1944年以《大公报》特派记者身份留学美国。1948年回国，成功策动《大公报》“起义”。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定居北京。1950年任外交部国际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0月初改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1953年兼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负责国际宣传。1956年当选中共“八大”代表。1957年10月7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