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8-1-17 13:46
抉择：协进会历史的终结
抉择：协进会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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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协进会历史的终结
2018-01-17 宋军 基督徒学生联会
1949－1951年是中国激变的三年，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群体都需要作出一系列关乎命运的决定。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为代表的部分新教教会与团体，存在一个共识，即以变图存。当时各宗派领袖均接受中共建政的事实，采取⽀支持新政权的立场，且彼此分享同⼀个目标，就是通过自发自主的革新将基督教安置在新中国。⾄于具体如何变革，则不免见仁见智。大致而言，协进会这⼀阵营中存在基于基督教信仰立场进行教会革新，试图与政治保持⼀定距离、进⾏有限合作的稳健派；还有主张使中国教会更大尺度——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相适应，更靠近中共政权、进行最大限度合作的激进派。前者以赵紫宸、江长川，后者则以吴耀宗为代表 ，他们都是当时代中国教会的精英，担任协进会的执行委员，位居该会领导层。
当时中共在大陆击败国民党，甫经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切均围绕肃清旧政权的残余势力和影响、稳定自身政权为目的，秉持胜利之自信及理想信念，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走上自认为绝对真理的道路，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以极大的热情和信心决意彻底地改造中国社会。在国际关系上，中共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二择⼀，⼀边倒地站入苏联阵营，于是肃清美国在中国百余年的影响和势力就成为必需。韩战的爆发改变了中国乃至东亚的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介入，扭转了台湾、韩国和日本的颓势，中美冲突加剧了中共对基督教、天主教的不信任，且加快了对其改造的步伐，非欲完全斩断中国教会与欧美的联系，彻底肃清西方的影响不可。
表面上看来，代表仇美势力的中共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以协进会为代表的亲美⼀方，双方似乎彼此对立、互不相容。其实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合集，那就是仇美也好、亲美也罢，这个自近代以来存在至今的国人对西方相当对立的取态（这两端之间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立场，形成一个光谱），其实都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不平等的相遇及交往经验。饱受屈辱、陷入亡国灭种危机感及被迫害这类情意结，既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从中滋生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狭隘，师夷长技以治夷、枕戈待旦誓报血仇的激愤狂热；同时也为犬儒主义、国族祛魅奠定了基础。在其上建构的全盘西化的偏激，抑或崇洋媚外的奴颜，与梦回汉唐的执着，抑或食古不化的顽梗，看似水火不容，其实本是同根生。总之，反美和亲美双方，即为中国可以说“不”而欢欣鼓舞的爱国者，与发誓来生不作中国人或今生就已经想方设法不作中国人的，其实是孪生兄弟，都同样摆脱不了主体性缺失的焦虑，都同样不幸地陷入只能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来定义自己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1949－1951年发生在中共和协进会之间的故事，看作是被外族欺侮之后，国⼈之间不同反应所产生的悲欢离合。
不可忽视的更深层面，则是不同信仰之间的碰撞。笔者不准备以有神与无神来概括其间的对立，说到底这是一个以谁为至高者的各自表述。⼀个人或⼀个共享某种共同世界观、价值观的群体，将自己的安全感、成就感、价值感、评断是非的尺度都系于某一存有；自身的爱与恨、喜与忧、恐惧与平安、甚至生与死都取决于该存有；以忠于该存有为⼈生目的，以被其肯定为最高荣誉，相反以背叛该存有为最大耻辱，以被其弃绝为最深痛苦，那么就可以说该存有就是这个人或群体的至高者 ——神。从这个意义来看，1949－1951年在中共和协进会之间发生的，则可以被视为一个信仰之争的叙事。
首先看割断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关系、肃清其影响，便直接与基督教信仰发⽣生冲突。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毕竟属于基督教福⾳音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与信仰的本土性因素和教会的处境性经验保持平衡，损害或剔除任何⼀方都会令基督教信仰不再完整，即使革新激进派否定宣教士在中国的工作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非全盘否定。况且中国绝大多数教会、教会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基督教团体，都不同程度地依赖来自海外尤其是美国的捐助，且有⼤大量在华宣教⼠士在不同岗位上提供宝贵的服务。对这⼀历史事实的否定，既不客观亦不诚实。
此外，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动并要求中国教会予以支持的土地改革，是以无偿剥夺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为手段，这直接与基督教所遵十诫的第十诫相冲突；而作为手段的无情残酷斗争镇压，又直接与基督 “爱”的大诫命与新命令相抵触。当基督徒因外界压力而选择违反诫命时，其实质就是违反了第⼀条诫命 。
有鉴于此，可以说中共提出了较之基督教革新激进派更加激进得无以复加的要求，这对于稳健和激进双方都是始料未及的。如果彻底割断与西差会的关系、彻底否定宣教士对中国的贡献才是支持抗美援朝运动，再加上支持土改运动才是爱国，才能成为人民 ——这些都具体写入《三⾃自宣⾔言》之中。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要求对于基督徒而言实际上就是改教的要求，在宣言上签字就无异于改教声明。换言之，摆在当年中国全体基督徒面前的一个事实，就是除非放弃基督教立场否则就无法站在 “人民 ”立场。有鉴于此，爱国与爱教因着中共有别于基督教界的定义，出现了不能两全的困局。
对稳健派和激进派双方而言，相同的是有限的革新，不同的是革新的程度。然而，中共所开出的基督教在新中国的生存条件却是突破底线的天价。从这个意义上来《出埃及记》二十章 17节：“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切所有的。 ” 《马太福音》廿二章 37～ 40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 ——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是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 ” 《约翰福⾳音》十三章 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出埃及记》⼆⼗十章 2～ 3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看协进会在1949－1951年间的应对历程，可知不论激进派也好、稳健派也罢，其实都被中共所彻底改造，只不过中共所用的策略是先改造以吴耀宗为代表的激进派，再用激进派来拉稳健派落水。其间中共因应时局变化精密策划布局，上下配合、里应外合，不失时机地发动群众运动，彻底驯服了协进会。
从筹备全国会议，经十四届年会、北京会议最终到控诉⼤大会，这些未能召开和已经召开的会议，所呈现的就是协进会效忠对象的转换的过程。其间转折点就是十四届年会上对《三自宣言》的支持表态；而效忠对象改变的象征仪式，就是北京会议最后⼀日的献旗，而最后的控诉之举只不过是在这⼀延长在线合乎逻辑的。尽管这一切或许都是在保存基督教会的名义下发⽣生的，但笔者的问题是，在效忠对象已然改变的情况下，所存留的究竟是否仍是基督的教会？
这个问题不仅是对当年协进会所有成员的拷问，也是对今日所有在逆境中挣扎图存的教会的拷问。值得深思的是，改变效忠对象极有可能并非协进会领袖们的初衷，不论是稳健派还是激进派都不是⼀开始就打定主意放弃信仰的，然而事情就在短短的3年间发生了，这⼀出乎预料的改变就逐步怀胎、成形于⼀一系列的判断和抉择之中，开始时风起萍莫终至积重难返。
在困境中⼈人究竟能预见多少未来的事态？笔者在爬梳史料、思考写作中，深切感到人在其所处的历史处境当中所能看见的实在不多，许多具有影响未来之关键要素的事其实就摆在当事人⾯面前，却往往会被忽略，视而不见。很多本末主次会被当事人出于种种原因颠倒，因而在判断和抉择上犯下诸多错误，最终导致事与愿违的失败。胜者是较少犯错，尤其在关键事情上能作出正确判断的一方。⼈看历史必须戴上老花镜，也就是需要隔开一段时间距离，且从长时段宏观回顾历史，才能多少看清事情的枢要与关键。另外还会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就是当时人们以为的胜负，其实未必是定局，笑到最后的未必是当时的胜者。如同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仔细权衡利弊所做的取舍未必明智⼀样，当初以为获利的从长远来看未必是真利益，当初以为保全了性命的决定最终反倒是害人害己丢了性命，即所谓世事难料，眼见的未必是实。既然如此，人该如何在困境中抉择呢？依笔者愚见，就是持守所信不惜为之付上高昂代价，并在忍耐中盼望，深知万事都有定时，那看不见的往往比看得见的重要。
所以，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来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