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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去世留给两岸的疑问

余光中去世留给两岸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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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

余光中去世留给两岸的疑问

2017-12-14我要分享 92
导读
他的去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他这一代老人离世，台湾人如何能够继续维持对大陆“家“的想象？这种“乡愁”，能否作为一种共同的文化资源？

余光中写下《乡愁》的时间是1971年，那时两岸还处于隔绝状态。这首诗在情感上的高潮无疑是这一句：“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这句诗是虚构，因为余光中是1950年跟父母一起去的台湾，比起那些只身前往的人，他算是幸运的。
这句诗也是预言。到了80年代，两岸恢复往来，不少台湾中老年人回到大陆探亲，他们发现，父母就像余光中诗里所写的一样已经不在人世了。比余光中还要大10岁的郝柏村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刚从黄埔军校毕业，随学校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在上前线之前，他获得了半个月假期，从武汉经郑州、徐州再到盐城老家。他敲门，过了好大一会儿，母亲才过来开门。母亲说：“你下次回来，不要再敲门，回到自己家，要喊妈妈，不用敲门。”这是郝柏村最后一次见自己的父母。他参加了抗战，最终去了台湾。
余光中的《乡愁》，把母亲的形象与故乡联系在一起。母亲（家），故乡（地方），大陆（祖国），是一种逐渐递进的关系。这是他那一代人才有的独特体验。在他写出《乡愁》前10年，于右任就表达了差不多的意思：“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这首临终诗叫《望大陆》，又叫《国殇》，精神气质上，仍然是故乡与祖国是一体的。
于右任的苦恼在于，他想安葬在故乡，但是却无法实现，只能求“葬于高山，望我故乡”。对余光中来说，安葬在何处仍然是一个问题，“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当我死时》）这就是他这代人的死亡观，大陆和中国是一回事。他们参与了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现代化进程，家国情怀和宏大叙事，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余光中说，“我是地道的南京萝卜头”。他1928年生于南京。1927年，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南京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1928到1937年这段时间的南京，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一方面，很多人第一次形成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另一方面，1931的“九一八事变”后，报纸也经常讨论日本全面侵华的可能，这又强化了人们的国家观念，那是自豪和不安混杂的时期。1950年，余光中和父母一起去台湾，这时候他已经20岁出头了，即使世界观还没有定型，国家观已经确定无疑了。
余光中从台大毕业，又到美国去留学，这是他那一代到台湾的青年典型的道路。故乡、大陆、国家之外，他又多了一种世界的眼光。或许有个域外的经历，才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痴迷。我喜欢他那首《寻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高力士羞愤的手里，人却不见了／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把胡马和羌笛交践的节奏／留给杜二区细细的苦吟……”
这是何等的洒脱和胸怀，但是，对余光中这代从大陆到台湾的人来说，李白式的洒脱只是一种幻想。余光中不是李白，恰恰是那个苦吟的杜二，这种情绪在他的《乡愁》里无比清晰。
对读过很多现代诗的读者来说，《乡愁》实在太过简单了，因而显得有点幼稚。但是，正是这样的诗，才成为真正的时代之作。还有什么能比这首诗更好地表达他那代人的感情呢？这首诗既有时间的流逝，“小时候，长大后，现在”，又有国家的梳理，“我”越走越远，而那个“故乡”越来越大，从母亲，到家乡，再到大陆。
这首诗写到不仅是人情，也是政治，它在精神气质上是属于国民党的。从充满希望，到流离失所，再到思念大陆，这不仅是余光中的命运，也是国民党的命运。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回到大陆，被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所折服，感叹一声：“我们国家现在很强，国力居世界第二位。”这就是余光中他们这代人的世界观，台湾和大陆从来没有分离过。
1980年代，两岸恢复往来，很多台湾人到大陆寻亲。那些50岁以上的台湾人，经常触景生情、他们在大陆度过了童年。这一代人，很多人因战争和苦难而死去，而活下来的人，则拥有了丰富而沉重的人生体验。他们的脚步跨越过广袤的土地，最终在他们回到故土的时候，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也不敢相信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他们的眼泪夺眶而出。寻根之旅缓解了同时也再次确认了“乡愁”的存在，他们的表现吓坏了也感染了陪同前来探亲的子女——这也让年轻一代能够感受到自己来自何方。

但是，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对大陆的认识，更多来自理念而不是经验或者情感。余光中这代人身上的“乡愁”，到了子女那一代就已经递减了，而到了那些80后、90那里，已经难以理解甚至不以为然。一个台湾的中学生写一篇《故乡》的作文，他不会想到山西或者河南，而是台湾的某个地方。“乡愁”最终成为了一个空洞的概念。
对大陆青年来说也是一样。80年代以来，每个中学生都能从语文课本上学到余光中的《乡愁》，但是，学生要真正体会这种情感，则需要把自己想象成为那个离开大陆到台湾的青年。学生真正收获的，是一种概念和两岸关系的认知。现在，两岸人们的交往不断加深，即使在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也有不少来做生意的台湾人，而每年到台湾旅游的成都人也很多。但是，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旅游，我们从这种互动中所能感受到的，更多是“两岸”的“两”字，而不能像余光中那样，他从“两岸”看到的是那个“岸”，是心灵可以停靠的地方，是家。
这就是余光中《乡愁》的意义所在。他的去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他这一代老人离世，台湾人如何能够继续维持对大陆“家“的想象？这种“乡愁”，能否作为一种共同的文化资源？“两岸”如何能够更接近为“岸”，而不是彼此远离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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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他的字句里懂得爱和死亡
闫红

我从他的字句里懂得爱和死亡

2017-12-14我要分享 6
导读
接下来，会有人对他进行多角度的点评，会以自己的标准，尝试着对他进行盖棺定论。而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感受到的陪伴，我感谢这陪伴。
窗下种了两棵蜡梅，这两天开得正好，早晨站在花下，芳香似有还无地拂过，香得那么中国。由不得想起余光中的诗句“母亲一样的蜡梅香”，也只有这五个字能形容了，蜡梅香真是一种乡愁的芬芳。
中午便在朋友圈看到余光中先生去世的消息。

余先生享年90，算得上高寿，他自己也说对于做人瑞没兴趣，所以谈不上什么伤感。但心里还是狠狠地震了一下，似乎有个一直高高地放在那里的什么打碎了。身为70后，知道接下来必然要送别爱过的一位一位，但这种破碎感总是在所难免，他们离去了，有些记忆就真的成了过去，褪色了，发黄了，不能时常翻检了，必须收入高阁。
对于余光中先生有所感，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小城的广场上，有一大片书摊，比新华书店更齐全，上新也更快。其中最西头那家格调最高，老板也最为傲慢，总是袖着手，爱答不理地在坐着，像是早早看穿了一切。
就是在那个书摊上，我买到第一本余光中诗集，好像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青色的封面，书名叫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余光中当时是最著名的台湾诗人，电视上电台里经常朗诵那首《乡愁》，还被谱了曲，在晚会上演唱，我虽然不算特别喜欢这首诗，但买一本余光中的诗集回家总是不错的。
就在书摊老板傲慢兼猜疑的注视下，我付了钱，取了书，晚上在灯下翻看，竟如不经意中踏入长而幽深的甬道，一走就是许多年。
起初的最爱是那首《等你，在雨中》：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蝉声沉落，蛙声升起，一池的红莲如红焰，等你，在雨中
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永恒，刹那，刹那，永恒，等你，在时间之外，在时间之内，在刹那，在永恒
“等待”也算是悠久的主题了，如《氓》之“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如《子衿》之“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皆等得各种煎熬。余光中这首却不同，他不为等待所苦，爱意犹如一种酶，化平凡为神奇，所及之处，皆如梦似幻，最后，你来不来都一样，因为这等待本身，已经让我足够迷醉。
只有毫无功利心的少年，才能够享受等待本身，才能生出那种又寂静又明亮的“刹那”与“永恒”的交错感。其时灯光如水，漫漶了白纸黑字，我不由灵魂出窍，宛然已入文字间，和诗人一样，怔怔地望向细雨对面的无穷尽。
余光中总能把我说不出的感觉，用最逼真而又最美妙的方式说出来，那首《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也是如此：
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楼上的灯问窗外的树，窗外的树问巷口的车
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巷口的车问远方的路，远方的路问上游的桥
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上游的桥问小时的伞，小时的伞问湿了的鞋
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湿了的鞋问乱叫的蛙，乱叫的蛙问四周的雾
说些什么呢，一夜的雨声？四周的雾问楼上的灯，楼上的灯问灯下的人
灯下的人抬起头来说，怎么还没有停啊
那时我家住在小巷里，我的窗前就有那样的树，我的巷口就有那样的车，我小时候也曾无所感地踩着湿了的鞋，撑着伞，从巷子里踢踢踏踏地跑过，而有一天，我也将在被夜雾围拢的某个窗口，抬起头，问这么一场雨，怎么随随便便就下了这么多年。
凉意不由打心底透出，再看身外一应事物，都像已经被时光做旧。我暗暗告诫自己认真地看一看它们，也许在将来，我会无能为力里地怀念，因为再也寻它们不着。
余光中的文字里有少年感，即便是沧桑，也是少年式的沧桑，清澈、敏感、多思，而不带一丝油腻。他写冷雨，“走入霏霏更想入非非”，说冷雨将将台北的长街短巷，变成一部黑白片；他对心上人表白：“月色与雪色之间，你是第三种绝色”；他写夜晚来临，是“黄昏那偷渡客，是怎么越境的呢，而黑衣帮的夜色，又怎么接应的呢”，又说“所谓夜，不过是边陲的城堡，夜读人是孤戍的堡主，一弯灯光流过来，便成美丽的护城河了……”
余光中惠我的，不只是审美上的润泽，还有爱与死亡的理解，像那首《伞盟》，他说“如果死亡是一场黑雨凄凄，幸而我还有一段爱情，一把古典的小雨伞，撑开一圈柔红的气氛”。
这诗句让我想起贾宝玉，他对于林黛玉的爱情，他无时无刻不感到死亡的威胁，虚无的威胁，使他需要一段爱情，一个女子的眼泪，将他从这虚空中打捞出来。这爱情于他是一种救赎，就像诗的最末一段：“如果夜是青雨淋淋，如果死亡是黑雨凄凄，如果我立在雨地上，等你撑伞来迎接，等你……”
在《双人床》里他写得更直接：
让战争在双人床外进行，躺在你长长的斜坡上，
听流弹，像一把呼啸的萤火
在你的，我的头顶穿过
穿过我的鬍鬚和你的头发
让政变和革命在四周呐喊
至少爱情在我们的一边
至少破晓前我们很安全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你急切想要拥抱的血肉之躯，随时有可能变成战争的炮灰，但这一刻，你还在我怀中，“仍滑腻，仍柔软，仍可以烫热，一种纯粹而精细的疯狂”，若我们之于彼此是珍贵的，那么，我们的存在就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相形之下，《乡愁》在他的作品里，实在算不得优秀，我更喜欢那首《乡愁四韵》，“蜡梅香”正是出自于这首：“给我一朵蜡梅香啊蜡梅香，母亲一样的蜡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蜡梅香啊蜡梅香”，罗大佑给它谱上了曲，深夜里我曾听了一遍又一遍，连衔接处，吉他忽然而起的一声锵然，都让我再三回味。
在物质生活和精神食粮都很匮乏的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余光中承包了我精神层面上的很大一部分，我借助他的诗句感受我的生活，也借助他的诗句遥想不可企及处，那篇《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让我羡慕到惆怅，他写在芝加哥坐老火车：
“太阳把一切成熟的东西焙得更成熟，黄透的枫叶杂着赭尽的橡叶，一路艳烧到天边，谁见过那样美丽的‘火灾’呢？过密西西比河，铁桥上敲起空旷的铿锵，桥影如网，到暮色在窗，芝城的灯光迎面渐密，那黑人老车掌就喉音重浊地喊出站名：Tanglewood!”
我恍惚间觉得，我也见过那样一个老车掌。
也许，余光中之于我，有着跟三毛、琼瑶相似的意义，他提供了一个生活范本，我羡慕他的一切，飘荡的少年，“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羡慕他在美国和欧洲大地上的游历；羡慕他懂得如何感受风晨雨夕、感受生与死与爱的浩荡，他是我想成为而不得的那一类人，还好，他把自己在文字里展示得比较充分。
少年时候，崇拜一个人，就会有点夸张，那时就想，一个人若活在唐朝，怎么着也得见见李白杜甫，活在宋朝，怎么着，也得窥视一下苏轼，活在当今呢，跟余光中晤个面才不算冤枉，至于怎么才能见到他，我却无法想象。
就这么傻傻想着，有一次，居然在电视上看到他了。他回大陆，央视的记者陪着他，一路做着访问，忘了记者都问了他些啥，反正在我看来，全部不在点子上。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记者的那种平淡口气，我想，他大概不知道面前站着的，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吧。
他们一块儿到了哈尔滨，余光中说，多年来，他一直听那首歌里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说着，他突然咳了一下，用手捂了一下嘴，我感觉他哽咽了。那个主持人居然还在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我隔着电视也想一把推开他，说，放开他，让我来。
可是，即使见到余光中，我又能问什么呢？跟他说我读过的诗句还是我度过的岁月？前者如阿谀，后者太自我，估计还是什么都说不出，倒不如让这个没心没肺的主持人来问他。
又过了许多年，我不复少年，而立之后，对他的喜爱转淡。也许是读得太熟了，而他又表达得太充分，是可以充分吸收的那种，不像有些诗人会带着拒绝，那么一点距离感，让人可以读了又读而不厌倦，比如我后来爱上的洛夫。
然而，在这个凄风冷雨的中午，听到他的离去，心中犹有震撼。像有寒风从某处刮来，有什么从高处跌落，这些散乱文字，就是我面对的一地碎片。可以想象，接下来，会有人对他进行多角度的点评，会以自己的标准，尝试着对他进行盖棺定论。而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感受到的陪伴，我感谢这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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