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11-15 06:45
和蔼老师为何一夜变“恶魔”？——从携程虐童事件说起
和蔼老师为何一夜变“恶魔”？——从携程虐童事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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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蔼老师为何一夜变“恶魔”？——从携程虐童事件说起
原创 2017-11-15 慕溪 ijingjie
( 回望宗改影像系列第二集 在瑞士回望：加尔文和那些被遗忘的改教家，时长50分钟，请于WiFi环境下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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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热点时评】
文| 慕溪
携程虐童事件视频，和蔼老师一夜成为虐童恶魔？！网友似乎通过将其斥为禽兽来消除心理的不适：我们也可能行出各样的恶。我们只爱看电影里的“黑化”，却逃避对自己“黑化”的恐惧。调查发现，罪犯最大的犯罪原因竟是想要人了解他的痛苦，减轻独自承担的压力。
尽管内心早有准备，昨天在看完携程虐童事件的视频后，我还是深感震惊，浑身发抖。视频中的幼师一遍遍冷漠地拍打着幼儿的头，面无表情地给孩子脸上摸芥末，粗鲁地抢夺孩子的书包并砸在地上。一个个可爱的幼儿就像物品一般被来回推搡撕扯，而施虐者面无表情，熟悉地做着这些近乎残忍的动作，似乎早已将良知丢在了门外。监控的无声隔断了幼儿求救般的哭声，使他们变成了一只只沉默的小羊羔，而这种无力与愤慨，却狠狠地戳痛着每一个人的心。
“禽兽！”“恶魔！”“无期徒刑！”“没人性！”“你就没有孩子吗？”家长们撕心裂肺的呼喊和网友们言辞激烈的诉求空前一致：罪恶必须得到惩罚，正义必须得到伸张！
近日又有媒体报道，携程托儿所虐童案之后，网络上也持续爆出更多的全国各地的虐童案件，河北、广西、武汉，还有北京一上市公司旗下的幼儿园也发生了虐童案。
即便我们早已学会了面对社会的种种不公与黑暗，早已习惯了不惮用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人性，当再次面对这种非人道的事发生在眼前时，我们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
愤怒的感情是共通的，然而冷静下来，愤怒之余我们还有一种很深的困惑：怎么会有这种人？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他们平时不是好好的吗？
“人类自身足以实施每一种恶行”
视频中，有一位家长心灰意冷地说：“你说能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信了，屁颠屁颠地就跑回去上班……”若不是亲眼见到视频，她估计不会相信，这个平日里面带微笑，让人感觉信任可靠的年轻老师，会在视频里展现出另一副骇人的陌生模样。对于这位老师的同事和朋友来说，这种震惊可能更巨大。
日常生活中的人和犯罪中的人，之间似乎隔了一条很深的鸿沟，我们很难将两种反差这么大的行为统一到一个人身上。这种反差令人恐惧，更让人不解。同一时间两种矛盾的想法涌进大脑，令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紧张状态，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失调。我们只好在心里将其打入另册、妖魔化，这样我们才好受点。所以视频中万千网友的直接反应都是斥其为“恶魔”，“禽兽”，通过将其与自己隶属的群体分离、断绝，来抵消真实人性带给我们的阵阵寒意。
这是一个“去人性化”的过程, 就好像在说：“看，他/她能做出这样的事，肯定不是我们族群的，那肯定是泯灭了人性！”。好像他们一夕之间忘记了当事者也是人，却变成了传说中的怪物。然而在没被曝光之前，人们对这位幼师的观感是多么不同呢？其实她还是那个她，变的是我们。
有时候，我们极度愤怒一些事情，有可能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作为人类一份子的我们，也有可能做出类似的恶事，这种想法令人极度不安、不愿承认。其实整个人类历史已经一次次地向我们证明：人本身足以行出各样的恶。当我们不愿承认自己身上的罪性，就急于去否认“坏人”身上的人性，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安全感。
正如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所说的：“将邪恶的产生归结为超自然因素是没有必要的，人类自身就足以实施每一种恶行。”
人最深的恐惧是对人性黑暗转变的恐惧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2007年出版了一部震惊世界的作品《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他在书中提出了路西法效应，指人在特定情境或氛围下会暴露出不可思议的恶。
为了探究人性受环境的影响，他做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他让一部分大学生充当看守，一部分充当囚犯。通过观察他发现，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超过了预设的界限。为了施行权力，看守们变得极度危险与暴力，给很多人造成了严重心理伤害。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严重创伤，有两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因为情况变得失控而危险，实验被迫中止。看守们这种人性的变化被津巴多称为“路西法效应”，源于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的典故。
在缺乏监管、没有束缚的幼儿课堂，幼师掌握着极大的权力，幼儿只能完全服从。在不如意的社会现实中积累了大量愤怒情绪的成人，被诱惑着将愤怒投射到无辜弱小的孩子身上。近年热议的《熔炉》、《素媛》一次次在将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被忽略的儿童群体。然而现实往往比电影更残酷，据媒体日前的报道，素媛的原型凶犯赵斗淳将要出狱，而受害的女童已高三，接受记者采访时仍在担心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碰见他该怎么办……
1974年，南斯拉夫行为艺术家玛丽娜在意大利进行了一场著名的人性实验。在名为《节奏0》的行为艺术中，玛丽娜先将自己麻醉，然后坐在一张椅子上，椅子前的桌子上放着七十二种道具(包括玫瑰、羽毛、剪刀，装有子弹的枪等)，观众可以使用任何一件物品对她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在场的观众，有人用口红在她的脸上乱涂，有人剪碎她的衣服，有人在她身体上作画，还有人用玫瑰花的刺划破了她的皮肤……最后甚至还有人用上了膛的手枪顶住她的头，被他人阻止。本以为是善意的合作，结果却成了被人施虐的对象，整个过程玛丽娜的眼里充满泪水，内心充满恐惧。持续了六个小时后，她站起来，走向人群，人们担心遭到报复，四散逃跑。玛丽娜说：“这次经历让我发现，一旦你把决定权交给公众，离丧命也就不远了。”
友好的大众怎么会一下子变得残忍无情？用当下一个流行的解释来说，他们经历了“黑化”。 “黑化”是指影视人物由正派变成反派，或者显露出与之前不同的阴暗面。我们总是喜欢看到剧情反转和人物“黑化”，因为这样才更刺激好看。爱德华·诺顿有一部风靡一时的经典电影《一级恐惧》，它讲述一个看似天真无邪的少年在杀人后，通过伪装成精神分裂，欺骗了所有人的眼睛从而逃脱刑罚的故事。在影片末尾，有一个镜头让人不寒而栗：得知自己被无罪释放后，少年一抬头，露出了极度邪恶狡黠的表情。整部影片向我们揭露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人最深最原始的恐惧是对人性黑暗转变的恐惧。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却不喜欢看到“黑化”的人，因为那会摧毁我们的信任。我们对人的信任是建立在对他性格和行为一致性的认识上的。我们憎恶虚伪，正是因为这种不一致的表现给我们带来焦虑与不安。然而我们在自己生命里也常常经历这种割裂和不一致，在人前我们学会了约束和伪装，然而在一个人时，我们却常常做不到“慎独”，常常有“黑化”的倾向。“黑化”带来的不确定和危险，无论在他人还是自我身上发生，都是我们不愿面对的。
而每每发生类似事件，人们总会寻找制度因素。经网易新闻调查，携程亲子工作室由于场地不达标、不具备餐饮条件等，本不具备办理幼托的条件，但在上海妇联的大力推动下，它与第三方教育机构“为了孩子学苑”建立了三方机制，作为新试点开业。然而第三方教育机构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实体公司，也没有运营经验，更不具备幼托资质。更有甚者，有关部门看到有大利可图，就开始疯狂压缩成本，连没有保育证的保洁员都被请来照管孩子，这才有了后面的虐童事件。
制度漏洞是真实的，必须被曝光。但我们同样要避免用追究制度之弊的方式，来逃避面对人性的真相、缓解真相带来的焦虑和不安。环境和制度的约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犯罪，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深藏在人内心的恶。《非常嫌疑犯》中有这样一句话，魔鬼的最伟大骗术，就是让世界以为他不存在。
原来罪犯最想要世界了解他们的痛苦
犯罪与破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人天生就是罪犯，每一个犯罪的故事背后，往往有一段伤心破碎的经历。罪的产生，一次次折射出我们所在的世界是多么破碎和需要救赎。在指责一次次犯罪的同时，将他们简单地归结为“恶魔行径”，虽然让人心里一时舒服，但对预防犯罪和理解我们自身的人性并无帮助。犯罪者需要被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为了同情和纵容，而是为了反思和预防。
最近热播的高分美剧《心灵猎人》（Mind hunter）就揭示出人们对此所做的努力。该剧根据1996年前FBI探员约翰·道格拉斯和马克·欧夏克的著作《心理神探：美国联邦调查局系列犯罪破案揭秘》改编。退休后的联邦探员道格拉斯深入研究犯罪心理学，向人们介绍FBI行为科学组的成立历史。
60年代末的美国，连环杀人案频发，毫无章法可寻，在胡佛局长治下 FBI 传统的思维中，他们认定凶手是“天生杀人狂”，而不考虑后天的因素。也有人将频发的案件归结为社会的迷茫：越战阴影、水门事件、民权冲突，世界正在变得荒诞，所以罪案也毫无章法可寻。但是这种简化思维显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FBI 的破案率不断下滑。探员霍顿与一名叫安的大学教授临危受命成立了行为科学组，探访调查以前的连环杀人案的囚犯，倾听他们的故事与想法，进而归纳出他们的犯罪心理动因，成功地破获了很多其他案件。
调查发现，很多罪犯都来自极其破碎的家庭，成年后他们最大的犯罪动因是想要世界了解到他们的痛苦，以此减轻自己独自承担的压力。他们通过各种极端的方式来获取社会关注和存在感，就像一个蛮横无理地想要博取父母关注的孩子，他们通过找寻一种认同、一种理解，来感知那早已匮乏的爱。若是有一个朋友或者家人曾认真地给他们提供关怀、理解和爱，他们或许不至于一步步蜕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在这个越来越缺乏同理心和爱的世界，人们都急着满足自己的需要，根本无暇他顾。而人最需要的是爱的连接。悖论的是，通过给予爱与关怀，人们的心理需要反而会得到满足，痛苦反而会得到稀释。给予才能得到，舍弃生命才能获得生命。
然而这种爱又从哪里去寻呢？芸芸众生，每个人内心都在和自己的需要和欲望争斗，谁又能提供长久的完美的爱呢？谁又能斩断我们内心深处蠢蠢欲动的恶念呢？
谁能接纳人性的真相？
写下《忏悔录》的奥古斯丁，年少生活放荡，无休止地追求情欲的满足。身陷欲望的捆绑之中，只感到更深的痛苦和空虚，几近抑郁。终于有一天他在阅读圣经时大受感动，明白了人心是为神所造的，若不在祂里面，就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于是他痛哭流涕，诚心忏悔，反思以前的行为。
在《忏悔录》里，他回忆：17岁那年，他经常和他的伙伴们半夜在街上闲逛，以恫吓行人为乐。又一次，有人提议：“好无聊啊，那边园子里有棵大梨树，要不我们去偷梨吧？”大家一听，来了兴致，唯独奥古斯丁有些迟疑，因为他家里有很多又大又甜的梨子，他都不想去吃，何必去偷人家的梨？但他看大家热情高涨，自己心里也痒痒的，于是就跟了去。他们悄悄翻进园子，开始时有人爬上去摘，后来嫌太慢，就将树上的果子全都摇下来，用衣服包着带走。奥古斯丁尝了几口，觉得又酸又苦，还没熟。于是，他们将所有的梨子都扔进了猪圈喂猪……
这件小事让他一直耿耿于怀，自己为什么要去偷别人赖以为生的梨呢？明明不需要它，它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益处。想了很久，奥古斯丁认为是自己内心的原罪（original sin）在作祟。就像《圣经》中所描述的，心中有一个与自己作对的律一样：“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是根植在人内心深处的败坏，它如影随形——我们抑制不住的怒气、看到他人拥有时的嫉妒、随口而出的谎言……虽然没到虐待孩童、夺取他人生命这样极端，但都会让我们深觉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这种罪性，虽然我们每天都在体验它，但却无法靠自己来摆脱它。
然而，创造我们的神并非不晓得我们里面的光景，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表面的光鲜亮丽。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原谅自己的时候，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预备了那份全然接纳的爱。被前一刻还在高呼“和撒那”的群众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完全清楚并且亲身经历了人性之恶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然而，他选择饶恕。他就是为这样的人而死的。
面对这份接纳的爱，我们可以不必再绞尽脑汁用自己的聪明，缓解人性的真相和自我的真相带给恐惧和厌恶。不必掩饰、不必切割、不必推诿、不必逃避。
爱我们的神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祂亲自成为人心中之恶的解决之道，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式，承担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罪也可以一同被钉死在上面。然而耶稣若只是为我们而死，所提供的不过是一份极其动人的安慰；耶稣复活了，“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复活的主成为我们从罪的辖制中得到释放的盼望和力量，我们的新生命可以得享真自由和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