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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内部要素

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内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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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内部要素
2017-11-14 刘同苏 基督徒学生联会

主爱在中国
来自基督徒学生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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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化”已经成为与城市家庭教会密不可分的一个概念。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不仅由城市家庭教会最先提出，而且迄今为止一直由城市家庭教会所主导。“公开化”不是一种策略，一个口号，甚至也不是一场局部或片面的教会运动。“公开化”是家庭教会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之下生命形态的整体更新。所谓“新的社会文化条件”就是家庭教会可以进入的主流社会。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公民社会正在中国孕育，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使得家庭教会可能走出被挤压的社会边缘状态，进入社会文化的主流。“公开”就是走出“地下”，“地下”就是不为众人所知，就是隐蔽于主流社会的秘密状态；“公开化”就是在主流社会里面堂堂正正地显明自己。“生命形态的整体更新”意味着从里到外的全面转变。“公开化”听起来好像仅仅涉及家庭教会生存的外部关系，但实质上却是包含着内部关系的转变。家庭教会必须更新自己的教导体系与治理结构，更重要的是重新设立灵性生命培训的主要方向与形式，才有可能在主流社会里面生存与发展。

以新的形式活出生命本质（白色殉道），以新的形式培育携带该本质的生命（以堂会制为背景的牧养），以新的形式表述生命的本质（教义的建立及其相关的神学发展），这些是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内部方面。

一、白色殉道

“白色殉道”是相对于“红色殉道”而言的一个概念。首先，在“殉道”的意义上，两者是同一的。“殉道”的背景是天国与尘世之间对抗性的对立。“道”就是天国的真理，“殉”则是自我牺牲，即是圣经中所说的“舍己”，“殉道”就是为了天国的真理而自我牺牲。如果天国的真理与尘世的生活是同一的，殉道就完全没有必要，天国与尘世之间此长彼消的对立关系是殉道的前提。“道”是“殉”的目的，所有自我牺牲只有指向天国真理的时候，所“殉”的才是“道”；“殉”是必要的手段，没有牺牲，“道”的实现就是自然，而不是“殉道”。殉道的牺牲一定指向自我，殉道就是舍己，即自我牺牲；牺牲别人而想达到“道”的完成，就是权谋，所实现的也一定不是“道”。殉道是主体性的，殉道的牺牲永远是主体的自愿选择。殉道的象征就是“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以自我牺牲彰显了天国在此世的表现形式，从而，成为了殉道的最高表现。“道”是被尘世所弃绝的，所以，才需要“殉”，尘世对天国的逼迫是殉道的外部条件。当下是属于尘世的，所以，尘世在当下总是对天国具有外形上的进逼之势，于是，在此世持守天国的真理，就必须付出代价。殉道是天国在尘世生活的常态，以激烈冲突的形式完成了天国对尘世的超越；殉道是天国在尘世存在的必然表现形式，没有殉道，天国就不可能建立于此世之中。不管“红色”“白色”，只要是天国的生命，在尘世里面就得“殉道”。对于基督教信仰，“殉道”以天国为目的，以牺牲为手段，以自愿舍己为主观要件，以尘世逼迫为外部条件；总括而论，“殉道”就是为了天国真理而在尘世逼迫时自愿选择舍己牺牲的信仰生命形态。

对于基督教信仰，殉道是绝对的或无条件的，而殉道的具体形式却是相对的或有条件的，“红”与“白”的色彩指的就是殉道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具象形式。“红色”象征着“流血”，“红色殉道”是指基督信仰在与尘世的剧烈外部冲突中，为了坚持信仰而作出的自我牺牲。“红色殉道”具有惨烈的鲜明形式，是尘世以残酷的形式剥夺肉体生命和施加生理或心理的痛苦，强制性地剥夺财产、名誉、职位、人身自由、正常居住环境、工作或学习的机会，等等，承受这些逼迫是外在感官立即可以知晓的。在十字架上钉死，斩首，用石头砸死，火刑烧死，在斗兽场被野兽咬死，鞭打，刀砍，棍击，监禁，流放，苦役，示众，游街，辱骂，禁绝饮食，没收财产，禁止就业，开除公职，拆散家庭，等等，都是基督徒曾经为了坚持信仰而付出过的具体代价。“白色”则象征着“圣洁”，“白色殉道”指的是基督信仰在与尘世外部和平的情形下为保守信仰而作出的自我牺牲。就自我牺牲的形式而言，“白色殉道”具有间接性，不分明性，内在性。“白色殉道”的外部环境是教会与尘世的外在和平，但是，外在和平并不意味着教会与尘世的同一。“外在和平”仅仅意味着教会可以与尘世共享同样的外在社会文化条件，而在同样的外在社会文化条件之下，教会却活出了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共享同一的外在社会文化条件”仅仅造成了“外在和平”；彼此完全对立的价值观却使双方处在“内在争战”的对抗状态。

在“白色殉道”时期，教会与尘世之间实际上进入了交织扭杀的白刃战；由于共处于同一的外在环境，各自都迂回到了对方的腹地，潜伏在敌人的内部。以往由于外在的分离，彼此的战斗更多地带有外在的意义，打呀杀呀的都是外伤；现在双方混杂在一处，外在的隔绝不存在了，彼此的生命全都敞开，无遮挡地进行着贴身的“肉搏”。在此搏杀里面，教会一方获得了内在的改变世界核心价值结构的机会，于世界一方，处在了俘获教会灵魂的地位。这一争战的外在形式远不如“红色殉道”时期那么激烈，但对彼此生命本质的杀伤力却要大得多，可以说双方都正在从内部绞杀对方的灵魂。世界对待教会的首要战略不再是较力，而是诱惑；不是将教会驱赶出自己的阵地，而是诱使教会离开自己的阵地。从外在形式看，世界对教会不再是夺取，反倒是给予，透过外在的给予，达到内在的俘获，所以，攻击不是直接的，由此，也就不分明，更加难以防御，不声不响地就中了招，受了内伤。功名、利禄、酒色、权势，这些外在的重负掏空了教会的内在生命活力。这就是著名的“红豆汤”战略。相比较于“红色殉道”的浓重血色，“白色殉道”的力量在于淡泊的定力。克制“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面对世界价值观所推崇的金钱、权力、名声、女色，说“不”，这些就是“白色殉道”的主要内容。“白色殉道”就是在声色犬马、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面保持圣洁的天国形态。“白色殉道”的外在形式似乎并不激烈，但这并不减低其生命的力度。“白色殉道”与“红色殉道”的区别仅仅在于外在形式，两者的“殉道”本质却完全一致。

教会的“殉道”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因为那就是基督生命的永恒本质，离开了“殉道”，教会就已经变质，换言之，不会“殉道”的教会根本不是教会。然而，“殉道”的形式却会发生变化，无论以什么形式为了基督而舍弃世界或老我，那都是“殉道”。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的转变，是回应世道的变化。当教会进入主流社会以后，教会与世界的外部对抗消失了，争战由外转入内，“殉道”的形式也由“流血”变成“圣洁”。“进入主流社会”是“白色殉道”的外部条件。如果教会依然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则“圣洁”就不是争战的主要内容，因为教会的圣洁已经被外在的隔绝守着呢，并不需要特别的内在牺牲。只有生活在主流社会之中，不圣洁的属世之物唾手可得，“保持圣洁”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保持圣洁”才是“殉道”。在“红色殉道”时代，金钱、权力、名声、女色并构不成对教会的诱惑，因为只有可能得到的东西才构成对主体的诱惑，而那时的基督徒已经外在地被隔绝于金钱、权力、名声、女色。没有诱惑，就无需为拒绝诱惑付出代价。那时的教会确实圣洁，但那是不知不圣洁之诱惑的圣洁，从而是无需为拒绝不圣洁而付出代价的圣洁。单就圣洁而言，那时的教会有“道”，却无需“殉”。进入主流社会，一切不圣洁之物随手可取，圣洁不再由外在的隔绝来保护，而取决于主体的选择，由此，“放弃不圣洁之物而选择圣洁”才是一种自我牺牲，圣洁的“道”才需要“殉”来守护。在整个家庭教会里面，城市家庭教会由于其文化构成而率先进入了主流社会，从而，她首先经历了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的转变，由此不得不担负起为整个家庭教会探索“白色殉道”道路的任务。

目前的教会发展正处在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的转换阶段，“红色殉道”和“白色殉道”实际上是混合地构成了教会生活的内容。家庭教会内部的流行观点认为：世界仍然零星地实施外在逼迫是一件好事，因为外在逼迫提醒教会与世界的区别。这种观点忽略了目前教会的一个盲区：外在逼迫已经不是世界进攻教会的主要手段，而成为了撒但的佯攻，至多只是其攻势的侧翼，从而，“红色殉道”也不再是教会“殉道”的主要形式。在北京，发生过这么一个笑话式的事件，一个家庭教会成员对前来干涉教会活动的警员说：“那你就抓我走吧！”该警员回答道：“你别想让我给你这个荣耀”。可见，对峙的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外在逼迫已经不再作为教会发展的主要威胁。只有真正付出“殉”的代价，被逼迫才具有“殉道”的意义，现在“被外在逼迫”往往成了炫耀的资本，这既表明外在逼迫的力度在下降，也显示了其中的“殉道”意义在减少。在此种情形之下，教会若依然把“红色殉道”放在教会生活的首位，必定会忽略撒但侵袭教会的主攻方向，而将失去教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即“白色殉道”）。

二、全人牧养

牧养的对象应当是整个人。“牧”来自牧羊。在古时，所牧的羊是个性化的，每只羊都是一个具象的整体，甚至都有自己的名字（所以，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那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认知，而是一种个性化的具象关系。）一群羊并不等于一批羊，“批”是一个划一的抽象概念，是一个数量的凑合，每只羊仅仅具有凑个“羊头”的数量意义；“群”则是许多只具象整体的羊的集合，从而每只羊都具有个性。牧养就是在基督徒身上培育基督的生命，牧养的目的是活出基督的生命。生命永远是一个具象的整体，所以，只是传递关于基督的理念，或者基督徒生活的程序或技巧，都还不是牧养，因为那仅仅涉及了基督生命的某个片面；牧养是让人具象地或实际地活出基督的生命，牧养所传递的是活生生的基督，是有血有肉地实际活着的基督。

牧养的对象是基督徒的全面生命。生命是整体性的，所以，必须由全面的生活展开，不涉及生命的各个方面，就不可能建立整体性质的生命，牧养就是在基督徒的全面生活里面建立基督的生命。基督不仅化作一个人（耶稣）的生命来牧养我们，也把我们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来牧养。所传的既然是一个全面的生命，承接的就必须是一个全面的生命，牧养就是被传的整体生命与承接的整体生命之间的全面连接。所传的既然是一个个性化的生命，承接的就必须是一个个性化的生命。对于每一个基督徒，只有还原为具象的个人，才可能作为整体生命存在，涉及个人的全面，只有在这个人的具象存在里面才能完成，牧养就是落实到具象个人的个性化生命传递。

在现代西方的教会里面，由于理性主义的影响，牧养的内容被盗空，从而，实际的牧养渐渐丧失了自己的本质。这种偏离本质的“牧养”，只限于在某个时段（主日崇拜或主日学，至多再加上查经班），批量地（向一班人）教授关于基督的理念知识。由此，“牧养”者不过是一个片面性地（在主日的时段及理念的层面）介绍基督知识的职业讲课人，从而，被“牧养”者也相应地成为仅仅在某个时段及某个层面领受“基督”观念的“理性基督徒”，或者“主日基督徒”。在这种不成其为牧养的“牧养”之下，信仰不再是一种生命形态，而蜕化为仅仅存身于主日的礼仪，仅仅局限于头脑的理念。（这里特别加以说明，仅是为了指出此牧养非彼“牧养”，是为了回归到圣经本意的牧养。）

在以往的中国家庭教会里面，并没有形成牧养的机制，教会生活的形式类似于“放养”。所谓“放养”是说教会仅仅把握基督徒的聚会生活，只在分别为圣的方面实施教导，在分别为圣方面之外的日常生活里面则放任基督徒自理。传统家庭教会的“放养”形式与“红色殉道”时代的历史环境有关。牧养的目的就是使基督徒在其全面生活里面形成和保持与尘世不同的天国生命。在“红色殉道”时代，外在的逼迫使得真正的基督徒根本无法存身于主流社会，从而，即便教会里面没有具体牧养的机制，基督徒的生活依然具有牧养欲达到的生命形态。那时，只要一个基督徒以聚会的形式申明自己是基督徒，则主流社会立即将该基督徒排除于主流社会的正常生活之外。换言之，基督徒只要守住聚会，就守住了自己作为基督徒的全面生活，因为只要基督徒以聚会显明自己的身份，主流社会就将基督徒分别出来区别对待，以外在的强制迫使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活出与尘世不同的生命形态。可以说，在“红色殉道”时代，尘世的逼迫帮助教会“牧养”了基督徒，教会只要在聚会里面使得基督徒分别为圣，尘世就会在日常生活里面逼着基督徒分别为圣。当外在环境允许教会进入主流社会的时候，“放养”就不足以维系基督徒的全面生命。如前所述，“进入主流社会”意味着，教会与尘世分享了同一的外在社会文化形式；由于外在逼迫的消失，基督徒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与他人同样地生活了。就外在生活形式而言，基督徒在主流社会里面不再是另类，而是一个与他人相同的一般社会成员。在身份登记的表格上面填上“基督徒”三个字，不再让基督徒在工作、学习、居住方面被歧视性地区别对待。从外在生活形态看，基督徒已经与其他一般社会成员相同，此时如何在社会日常生活里面维系基督徒与他人不同的天国生命形态，就成为教会生活的首要问题。

“放养”显然不足以响应这一挑战。“放养”的实质就是紧紧抓住基督徒分别为圣的生活方面。“分别为圣”的概念有两层涵义：（1）指的是基督徒与尘世完全对立的生命本质；（2）是指基督徒直接投身教会的生活方面（诸如七天中的主日，财政收入中十分之一的奉献，等等），这一生活方面有别于基督徒与他人相同的一般社会生活。后一个“分别为圣”是前一个“分别为圣”的保证，却不等于前一个“分别为圣”。在“红色殉道”的时代，由于主流社会对基督徒的外在排斥，基督徒只需要在直接的教会生活里面“分别为圣”，就自然地在社会生活里面“分别为圣”了，因为主流社会的外在排斥使得基督徒与一般社会生活有着明显的外在区别。在“白色殉道”的时代，主流社会在外形上不再排斥基督徒，允许基督徒进入主流社会的一般社会生活，于是，直接教会生活里面的“分别为圣”就不一定能够保证一般社会生活里面的“分别为圣”。在外形不同的情形下，保住彼此的区别其实是较为容易的事情；在外形相同的条件下，要维系内在的分别就困难得多了。在“红色殉道”的时代，只要以直接的教会生活申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于是，教会与社会的外在分离自动地使得基督徒分别于尘世。在“白色殉道”的时代，尽管基督徒在直接教会生活里面“分别为圣”了，回到日常生活里面，仍然要面对如何在与尘世之人外形相同的生活里面“分别为圣”的问题。在直接教会生活里面的“分别为圣”，必须在外形不那么分别的实际生活里面活出来；仅仅只限于把握基督徒的直接教会生活而任由他们自己面对日常生活问题的“放养”制，显然不能维系“白色殉道”时代的基督徒生活。牧养就是在基督徒的全面生活里面培育和维系他们的天国生命形态。牧养不仅仅限于在直接的教会生活里面教导一个普遍的天国真理，而且是要还原到基督徒的具象生命，使得基督徒在与他人相同的外在生活里面依然活出“分别为圣”的天国生命形态。牧养的关键在于实际，在于具象，在于个性化。牧养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具体生活问题一个具体生活问题地，让基督徒在日常生活里面实际活出基督的生命。在“红色殉道”的时代，教会生活是提纲挈领，只要抓住直接的教会生活，牧养的事情（即在日常生活里面“分别为圣”）是由尘世否定性地代替教会做了。在“白色殉道”的时代，尘世不但不再用外在逼迫帮助基督徒“分别为圣”，反倒用给予更多尘世生活的方式来诱惑基督徒与尘世认同，这种挑战就使牧养重新回到教会生活的首位。让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日的实际生活里面，抵挡住尘世价值观的诱惑，活出与尘世不同的基督生命样式，这就是牧养的本质。可以说，“白色殉道”的本质必须由牧养的形式才可能完成，或者说，牧养是“白色殉道”的形式保证。

城市家庭教会最先进入主流社会，于是，也就最先遇到了牧养的挑战。观察教会的实际生活，不难发现是城市家庭教会最先在教会教导里面提出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这就是牧养的开始。不过，日常生活问题的提出还不等于牧养。目前城市家庭教会的偏差在于，企图使用非牧养的方式解决牧养的问题。首先，目前许多城市家庭教会将生命的具体问题转化为片面的技术问题。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是天国生命的一个方面，却并不由此而成为一个可以从整体生命中分割出来的片面。这些日常生活问题仍然是基督徒整体生命在一个生活领域所面对的问题，尽管该生活领域可以区别于其他生活领域，但是，在该领域里面对问题的仍然是基督徒的整个生命。如果将基督徒面对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片面化，就事论事，会使得生命问题技术化。例如，如果婚姻问题仅仅是婚姻领域的情感问题，而不是基督徒如何按照圣经教导活出天国样式的生命问题，所有关于婚姻问题的教导就只剩下了夫妻关系的技巧。牧养是深入到具体生活领域的生命培育，而不是局限于具体生活领域的技术指导。例如，基督徒的婚姻问题不是基督徒生命加上婚姻技巧的问题，而是基督徒在婚姻中展示天国生命的问题。其次，当下的不少城市家庭教会只会使用抽象的程序代替具体的牧养，技术化必然导致程序化。请专家来讲讲普遍适用的课程，那就是牧养了吗？即使专门机构的人员进行个别辅导，或者牧者使用程序化的方式单个辅导，就可以代替牧养吗？在具体日常生活领域里面的牧养仍然是整个生命对整个生命的关系。单单凭借一套程序，没有生命的人就能够传递给另一个人以生命吗？没有生命的全面连接，仅仅依靠一套程序，两个生命就可以交流了吗？牧养永远是具象的，具象就是不可解构的整体，所以，牧养必须是不可解构的整体生命之间的交流。在某一个性化的具体境遇里面投入自己的整个生命，这是进行牧养的基本前提。片面性的投入，程序化的连接，都不足以进行真正的牧养。现今的城市家庭教会仅仅提出了牧养的问题并且尝试建立教会的牧养机制，但要形成真正的牧养工作，尚需很多的努力。

三、堂会制

堂会是地方教会的组织形式。地方教会来自西文术语（local church）的直接翻译。由于中国教会的聚会处系统最先在中文里面使用该术语，并且为之赋予了特定的神学含义（即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所以，此处特为本文使用该术语的意义加以说明。“地方教会”中的“地方”特指其小区性，即一个具体的有形教会在时间与空间上必须从属于一定的社群。这种小区性表明了教会的有形性质。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必须是有形有体；而形体一定具有时空的形式。“基督身体”的性质已经规定了，任何具体的教会都必须有形地存在于特定小区（特定时空的特定人群）之中。地方教会就是具象地存在于特定小区里面的有形教会。教会的生命本质是同一的，但是，教会的外在表现形式却可以有所区别，因为教会的内在生命是由“道”与“灵”决定的，而教会的外在形式是由特定时空里面的特定社会文化决定的。由此，一个具体的实在教会必须以特定的小区为依托，但是，一个特定的小区里面却不一定只有一个地方教会。教会的外在形式是多彩的，但是，在多彩外在形式里面的内在生命却是同一的，正因为这种反合性的统一，教会才能够以不同的外在形式向不同的社会文化彰显同一的基督生命。“同一的内在生命可以通过不同的外在形式得以表现”与“同一的内在生命只能通过同一的外在形式加以表现”，这就是本文使用“地方教会”与聚会处之用法的区别。

地方教会是基本的独立灵性生命单位。“独立”是说“相对的自足”。在地方教会里面，灵性生命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我循环，从而，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可以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完成。“基本”的含义是“基本的存在形式”，凡小于地方教会的灵性生命组织，其中的灵性生命循环就不完整，由此，就不能独立地培育与维系基督徒的整全生命；凡大于地方教会的灵性生命组织，其中的灵性生命循环就必然有虚化的环节，由此，其存在本身无法实在地造就出完整的基督徒生命。可以说，只有在地方教会里面，不可解构的基督生命才可能有形有体地全面展开，从而，才得以实在地实现。地方教会既是教会的最基础存在形式，同时也是教会的最高存在形式。“最高存在形式”意味着：只有在地方教会里面，基督生命才实在地还原为不可解构的整全生命，无论什么样的教会事工，其结果若不能还原为存活在地方教会里面的生命，就一定不整全或者不实在。“最基础存在形式”则指出：正因为地方教会是基督生命最终的还原之处，所以，任何其它教会事工都必须以地方教会为基础；凡不能以地方教会为基础的教会事工，就必然丧失整全性或实在性。

牧养就是在基督徒的全面生命里建立基督的生命形态。唯有在地方教会里，基督徒的生命才被全面且实在地触及，所以，地方教会就是实施牧养的场所，地方教会的功能就是牧养。牧养是在地方教会里实现的，没有地方教会，就没有牧养；反过来，离开了牧养，地方教会也就不成其为地方教会。因为牧养，地方教会才成为一个以基督生命为中心而全面连接的生命共同体。牧养就是为了传递基督生命而结成的全面接触的生命关系，没有牧养，就无法完成生命的全面接触，从而就不可能达到不可解构的整全生命高度；没有牧养，就不能造就整全的基督生命。由此，离开了牧养，教会的一切教导和架构都会被形式化或空洞化。牧养是地方教会生命的内容，从而，也是地方教会生存的基础。从本质上讲，没有牧养，就没有地方教会。无论在形式上有多么严密的宪章、治理架构、教导体系，只要没有牧养，就是一具没有生命内容的空壳。

在“红色殉道”的时代，因为教会的首要任务就是保住基督徒的直接教会生活，所以，教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聚会点”。“聚会点”的主要功能就是“聚会”，就是履行狭义的“分别为圣”的生活。可以说，“聚会点”就是无需履行牧养功能的地方教会，因为牧养的功能由尘世否定性地代行了。到了“白色殉道”时代，“聚会点”的形式显然不足以维系基督徒的基本生命。面对要在纷繁日常生活里面活出基督生命的实在需要，仅仅局限于狭义教会生活的教导成了空洞的口号，没有实际的生命意义。由于外在逼迫的减弱，一般的尘世生活不再是基督徒的禁脔，如何在以往被外在逼迫隔绝的尘世生活里面继续保守天国生命的形态，成了教会生活的首要挑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牧养为中心的“堂会制”才得到普遍的实行。“堂会制”是地方教会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牧养得以在教会中展开的结构。“堂会”就是以教会为中心而连接基督徒生命的共同体，是以基督生命为标准而全面建立基督徒生命的基层灵命单位。“堂会制”的关键是以全面生命的连接而达到整全生命的建造。可以说，“堂会制”结构的出现就是为了实施牧养。“聚会点”的核心是聚会，“堂会”的核心是牧养；“聚会点”的外延是基督徒的直接（或狭义）教会生活，“堂会”的外延是基督徒的全面生命；“聚会点”的直接功能就是守住作为基督徒生命的核心部分——有形的分别为圣（即直接的教会生活），要由尘世外在逼迫的否定性配合，“聚会点”才可能完成使基督徒全然为圣的职分，“堂会”的目的就是通过有形的分别为圣而完成基督徒生命的全然为圣，换言之，通过直接的教会生活而将基督生命延伸至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以往的家庭教会之所以如此强调“尘世外在逼迫”的社会文化条件，就是因为“尘世外在逼迫”变相地为我们代行了牧养的功能。目前大家依然强调“尘世外在逼迫”的不可缺少性，就是因为教会自身尚无法正常履行牧养的功能。“只有尘世外在地逼迫教会，教会才可能保全自身的圣洁”，这种状况仅仅反映了教会的不完全性。教会不能保守自己圣洁，反倒需要尘世外在逼迫的帮助来维系自己的圣洁，教会的自我实现反而要依赖于尘世的逼迫与否，于是，尘世的外在逼迫变成了教会生活的内在要素。“堂会制”就是要建立教会的牧养功能，从而，将尘世外在逼迫所代行的教会职分重新拿回到教会里面来。

“堂会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全职牧师驻堂制”。“聚会点”的教导由两类人实施：一类是本点内部的平信徒，其身份是兼职传道人，也就是在自己的尘世职业之外又担负了传道人的职分；另一类是巡回于几个甚至十数个“聚会点”之间的全职传道人，其身份类似于专职讲道人或者专门祷告师，也就是除了讲道与祷告不会履行其他教会功能的专项教会工作者。“聚会点”的功能就是聚会，所以，这两类传道人尽管有其局限，仍然可以满足“聚会点”的需要。“堂会制”的要点是牧养，而牧养的必要条件就是生命的全面连接。没有自我生命的全面投入，怎么可能完成与他人生命的全面连接呢？一个平信徒传道人只能拿出自己职业之外的时间与精力从事传道工作，一般而言，这样的时间量根本不足以完成与教会其他成员的全面生命连接。面对每一个“聚会点”，一个巡回讲道的传道人只能投入非常短暂的时间并且只能在非常狭窄的生活方面投入，这样一个只在聚会时间露面并且只会在聚会里面教导的传道人，怎么可能触及基督徒的全面生命呢？能够覆盖几个“聚会点”的面，是以牺牲每一个“聚会点”的生命接触深度为代价的；覆盖的面越大，则每一个点的接触深度就越浅。没有日常生活的全面接触，在主日、查经班或祷告会上的教导也不可能具有全面生命的活力。只有在全面日常生活里全面连接的基础上，聚会中的教导才会成为触及全面生活的活生生的教导。不持续地在一个地方教会投入全部生命，牧养就根本无法展开。巡回传道人只能培育出被巡回的基督徒，即只能活在巡回区的基督徒（其在巡回区之外的日常生活完全没有传道人的实际陪伴）。“全职牧师驻堂制”是牧养的需要，只有在一个地方教会全面地投入自己的全部生命，才可能在与会众的全面生命连接中达到全面生命建造的目的。牧养是“堂会”的首要功能，而“全职牧师驻堂制”是在地方教会里面实施牧养的必要条件，由此，“全职牧师驻堂制”就是“堂会制”的基本条件。当然，“全职牧师驻堂制”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并不是一“按手”，一“宣布”，就能够完成的。首先，我们有牧师吗？“牧师”就是牧养之人。目前的传道人真的可以实施牧养吗？我们有没有将全部生命投入与会众生命全面连接的心志呢？我们有没有在讲道与祷告之外于会众的全面生活里带领与教导他们的生命能力？另外，目前的地方教会真的能够容纳牧师吗？我们的地方教会有没有形成牧师全面教导的空间呢？换言之，我们的地方教会允不允许牧师对会众的全面生活实施教导（前提是会众是否让牧师进入自己的全面生活）？给没给牧师触及会众全面生命的牧养权柄？我们的地方教会是否为牧师完全委身牧养工作准备好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目前，在建立“堂会制”方面，城市家庭教会走在了整个中国教会的前面，但是，这种“前面”仅仅是开了一个头，距离“堂会制”的真正建立，城市家庭教会还有许多的差距。目前许多教会以为：建立“堂会制”就是建立一个教导体系或者治理架构。这里所谓的“教导体系”就是由传递某种单项素质的技术程序构成的系统。目前城市家庭教会的情形中，通常就是传递神学理念的流程系统：地方教会通过主日讲道，主日学讲课，查经班的查经，在会众的头脑里面建立起关于基督生命的理念体系，于是，以为这就是“堂会制”了，至于基督生命怎么在基督徒的全面生命中具体活出来，则不构成“堂会”体制的内在组成部分。换言之，这种“堂会”仅仅负责向会众系统地灌输关于基督生命的理念，而在全面生活里面具体活出基督生命则是会众个人负责的事情。在这种“堂会”里面，尚无法在教会体制的层面上将基督生命还原为活生生的个性化的具体基督徒生命，基督生命仍然是以片面（即理念）的形式批发给面上的全体会众。即使是祷告会，也是在执行“祷告”的单项功能，目的是调动会众生命中的某一个要素，而不是面向他们的整体生命。那些面向情绪或功利的祷告会，不管其激情到了多少丈，调动的只是情绪或功利心，一旦情绪浪潮过后或者不能持续赢利，会众的全面生活仍然处在世界价值观的统辖之下。连个人辅导都在变成一个片面性的单项功能。这种个人辅导是用技术流程主导的，而这种片面性的技术程序甚至可以由不生活在本地方教会的机构人员来独立操作。无论什么样的教导体系，只要不能还原为面向全面生活的牧养，就是形式化或理念化的工作。

另外一种趋向就是忙着建立“治理架构”，以为架子本身就能够支撑起一个“堂会”了。有了宪章（包括信仰告白）、长执会、专职牧师、会员大会、独立账户，就是一个“堂会”了吗？那只是一个空架子。如果没有全面的血肉生命作为内容，这副空架子本身还称不上“堂会”。举一个尘世里面的例子，“文革”时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大印，组织了一个“外交部革命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年轻人做外交部长，那就是一个外交部了吗？外交部是办外交的地方，要有能够真正处理外交事务的系统和具有外交素质的人员，才能够称得上是“外交部”。同理，若没有能够实际对会众的全面生命实施牧养的系统，没有支撑起这个系统的能够实施牧养的同工，“堂会”就还没有确立呢。不要急着按立“同工（长老，执事，主席）”的头衔，而应当急着培养真正能够实行“同工”职分的生命：不要专注于文字的宪章，而要专注于生命里面的宪章。“治理架构”是为了更新生命而全面连接生命的方式，离开了全面生命，剩下就只是纯粹的形式，根本不可能更新人的生命。不以全面的生命为内容，这种作为纯粹形式的“治理架构”很快就蜕化为管理教会有形事务的权力结构。没有内在生命的力量，就只能管理有形事务；没有内在生命的力量作为依托，就只有依靠权力和规则来推行。走到这一步，教会里面也只剩下民主与法制了（现代的民主与法制就是纯粹形式化的治理）。地方教会是基层的生命共同体，而“堂会”仅仅是地方教会的组织形式，没有生命内容，“堂会”能够组织什么呢？即使组织起来，也不是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地方教会。

“教导体系”和“治理架构”都只是“堂会制”的个别要素，只有置身于以全面连接为背景、以更新整全生命为目标的牧养系统中，“教导体系”与“治理架构”才活生生地成为“堂会”的一个有机部分。避免仅仅在思维与语言里面进行系统教导，避免仅仅在书面上规定架构，让教导成为全面生命带领与改变全面生命的牧养过程，让架构成为全面生命连接全面生命从而更新全面的牧养结构，这就是“堂会制”对城市家庭教会并整个中国教会的挑战。无论多么系统和多么严谨，用理念在思想与文字中建立的体系与架构都不是“堂会”，作为生命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堂会制”只能出现在全面而实在的生命连接之中。

四、以教义为中心的神学发展

近些年来，神学在中国教会里面被抬到了难以置信的高度。这一流行潮流忽略了（实质上是根本不知道）神学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系统。如果不是为了建立与理解教义，神学本身对教会毫无意义。“教义”就是在一个具体的时代里面，整个教会关于圣经真理如何体现在该时代的权威立场。圣经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逻辑体系，而是活的生命的记录。只要把圣经记录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化为一套僵化的理性公式，圣经马上就“死了”，也就是说，失去了生命的意义而成为纯粹的理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为了避免生命之道僵化为“律法”（即不管生命变化的僵化公式），可悲的是人们总想把“道成肉身”的生命之道再一次抽象为脱离肉身的理性公式。既然圣经所记载的是一个以具象生命彰显出来的道（反过来说，就是彰显道的活生生的具象生命），圣经对每一个时代的人的关系，就不是抽象理性公式对具体事例的关系，而是具象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对具象生命（该时代教会的生命）的关系。圣经的真理必须由每一个时代活着的教会生命申明出来，在每一个时代里面活生生地由教会生命申明出来的圣经真理就是教义。教义的引申原点是不变的，这个原点就是圣经所记录的耶稣基督的永恒生命，如果一个教义所引申的不是圣经所记载之基督生命的永恒本质，该教义就不是教义。教义的落脚点是可变的，教义是一个时代的教会生命活出来的圣经真理，从而，圣经真理的表述形式便具有该时代教会生命的印记。比如，“三位一体”的教义形成于希腊-罗马文化里面的教会，于是，希腊歌剧里面关于“位格”的表现形式就成为了该教义表述形式的一部分（当然在经过诸多教会生活的体验和神学与哲学的提炼之后）。“三位一体”的生命本质是绝对的，但是，“位格”的希腊表述形式却来自那个时代的具象教会生活。

除了教义出发点（圣经）与教义落脚点（该时代的教会生命）的直接面对以外，教义还有一个这两点之间的参照系列，这就是历代的教义。既然教义与圣经的关系是引申与被引申的具象生命关系，那么，教义与教义之间也可以具有彼此参照的具象生命关系。出发的原点不能够被取代，所以，教义必须从圣经中引申出来，却不能从教义中引申出来，在这一意义上，每一代的教会生命都必须直接面对圣经记录的耶稣基督本人的生命。然而，教义却必须彼此参照。如果每一代的教义都是圣经真理在该时代的活的生命重申，那么，所有时代的教义都分享了圣经所记录的同一生命本质，并且在本质上具有同样的引申方式。在这意义上，每一时代的教会生命都不是单独面对圣经中记录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而是并列地面对同一位耶稣基督。在以下两个意义上，教义的彼此参照是必须的：（1）如果每一代的教义都是同一圣经真理的具象表现，那么，透过每一代的教义，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圣经记录的那一个具象形式中活出来的永恒生命。“道成肉身”的生命既然是经由具象生命活出来的，这生命就不能仅仅通过理性公式而得知，观察和体验具象生命是真正认识“道成肉身”之道的唯一方式。凡一代人认识的圣经真理与历代教义在本质上有区别，就一定违背了圣经中记录的耶稣基督的生命。（2）既然教义对圣经真理的引申是具象对具象的关系，所有教义的引申就具有比照性的统一规律，而不是公式性的硬性规范。公式的适用可以从抽象直入具象，而范例（生命永远是不可解构的个例）却必须逐个观察与模仿。只有参照前代教义对圣经的引申方式，后代的教义才可能比较正确地建立对圣经真理的引申关系。教义的产生就是为了在时代变迁的条件下，以圣经真理为原则而统一整个教会的活生生的生命。没有教义，在整个教会的层面就没有活的圣经真理；换言之，没有教义，整个教会就不可能以统一的生命活出圣经的真理。圣经真理若真的记录了无限上帝的生命，这一位无限者就一定能够在真理上统一具有其生命的所有基督徒。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神学就是关于神的学问。这种说法从根基上去除了神学的生命性质，将神学混淆于宗教学。神学的对象不是抽象的神，而是具象的神，即有形有体地在世界上生活过的耶稣基督；神学所思想的不是空泛的无限者，而是“道成肉身”的具象生命。神学就是耶稣基督学。抽象的神，就可以运用理性抽象地去思想，具象的生命却需要以整个生命去体验。神学也不是圣经学，那种把圣经作为一本书去研究的学问，仍然不是神学，而是“书”学。神学在本质上是教义学，教义就是活在一个时代之教会生命中的圣经真理，更确切地说，教义就是关于圣经中记录的耶稣基督生命如何活生生地活在一个时代的教会生命里面。一方面，教义的对象永远是圣经记录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不是从圣经中提取出来的理念体系或抽象公式；另一方面，教义的要素一定包括本时代的教会生命，教义永远是教会生命在时代境遇里面体验圣经真理的结果。教义必须具有教会性与生命性。生命永远是主体性的，如果我不以我的生命活过，我就无法了解一种生命。教义就是以本时代的教会生命活过了圣经中记录的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后的体验结晶。教义就是圣经中记录的耶稣基督之生命与本时代之教会生命的相遇。圣经不是一本书，所以，无论每一个人怎么思想圣经，所达到的只是文字和理念，而不是真正的圣经。圣经是被那本书记录下来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只有活过那生命的人，才真正知道圣经的真谛，从而，不管别人有什么样的理性研究或思辨假说，只有活过耶稣基督生命的教会生命，才有权确定圣经在该时代的意义。惟有在生命的意义上，才可能理解“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教义是神学连接生命的通道，离开了教义，神学就离开了活生生的教会生命，由此，也就离开了活在教会生命里面的圣经真理（也就是丧失了圣经真理的生命意义）。离开了教义，神学就只剩下学问了。围绕着教义，神学实际上研究的只是一个生命，即活在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活在历代教会生命里面的耶稣基督，活在本时代教会生命里面的耶稣基督。

目前中国教会对神学的热情，归根到底是对教义的需要。在“红色殉道”的时代，教义并不是教会的首要关注。那时，由于尘世的外在逼迫，教会与尘世在外在形体上是截然分离，壁垒分明。因为这种外形上的明晰分离，教会生命无需做太多的自我回观。“我活着，就是基督”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只要坚持基督的生命，尘世立即就将你从尘世领土中排除出来。“活出基督生命”是一个从外在形体就可以分辨的事情，从而，是一个无需反思的经验性事务。在尘世外在逼迫的条件下，鉴别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否具有基督生命变得容易了。只要为了基督的名而被尘世外在逼迫的，就是活出基督生命的人。“被尘世外在逼迫”成为具有基督生命的确切标志，所以，“识别基督生命”是一个纯粹经验性的事情，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基督生命是无需反思而直接活出来的，教会的生命也无需权威的立场加以统一，凡因基督的名而被尘世外在逼迫的，就是具有基督生命的人，就是教会的成员，尘世的外在逼迫以否定的方式帮助教会统一了立场。在“白色殉道”的时代，由于教会与尘世共享了同一的社会文化条件，确定基督的生命就不能单单凭借直接的外在经验，只有通过对自我的反思，才有可能在外形混杂的局面中确定活着的基督生命。教义可以说是基于教会生命体验而对圣经真义的共识。凡与教义相违的，就是异端。只有教会与尘世在外在形体方面有所混杂的局面中，才易于产生异端。教义是在教会生命体验的基础上，以理念形式确定的该时代教会对圣经真理的统一理解。

由于率先进入了与尘世混杂的主流文化，城市家庭教会较早地意识到神学发展的重要性；又因为其文化构成上的天然优势，城市家庭教会似乎也处于神学发展方面的有利地位。但是，神学的中心是教义，而教义的基础是整个教会的生命体验；若城市家庭教会不在实际的生命栽培上下功夫，不能真正继承传统家庭教会的传承而且连接其他的教会分支，则无论城市家庭教会有什么样的知识条件，也无法建立真正意义的神学。目前在中国家庭教会里面非常热闹的神学培训，具有两个趋向：一是无视作为神学中心的教义，将神学作为分离于教会生命实践的独立知识体系，可以在教会以外独立教育；二是把教义视作理念公式，可以不管教会生命状态而生吞活剥地硬性灌输下去。城市家庭教会既处于目前神学发展的带领地位，就不得不对上述两种趋向负有责任。

五、结语

当家庭教会进入与尘世混杂的主流文化，必然会更新自我形态以响应来自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新挑战。首先，由于与尘世同处同一的外在社会环境，尘世攻伐的主要策略不是外在逼迫，而是外在诱惑，从而，教会生命的首要内容不再是回应外在逼迫的“红色殉道”，而变成抵御外在诱惑的“白色殉道”。又由于尘世的外在诱惑是在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面展开，抵御尘世外在诱惑的“白色殉道”就必须在基督徒的全面生活里面展开，教会在基督徒的全面生活里面培育基督生命的工作就是牧养，所以，牧养是完成“白色殉道”的必须形式。地方教会是基督徒生命得以全面连接从而全面更新的基层生命共同体，而“堂会制”则以系统的结构连接与更新基督徒的全面生命，由此，以“堂会制”建立的地方教会是牧养展开的场所，从而也是“白色殉道”得以实际落实的地方。教义是教会对其生命本质的自我回观，换言之，教义是教会以理性形式对活在自我生命中的基督的统一确认。在教会进入主流社会文化之后，以教义为中心的神学发展正在帮助教会在与尘世混杂的局面中确立自我，由此，也就成为“白色殉道”的形式前提之一。所谓“家庭教会公开化”，除了教会外部关系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上述这些使教会可能响应外部变化的内在更新。城市家庭教会被上帝拣选而成为整个中国教会在新时代中生命更新的先导。

原载于《教会》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