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11-1 17:51
上帝知道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上帝知道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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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知道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原创 2017-11-01 张卫民 寄闲言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格奥尔基·平卡索夫摄影，1979年
上帝知道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照片上这位佝偻着腰的老太太，是俄国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照片拍摄于1979年，这时，曼德尔施塔姆已死去40年了。她还活着，她把侧影给我们，也许是像阮籍那样只以白眼看人。也许，她想用这种姿势告诉大家，她的一生多么疲倦。她有上万种理由抱怨命运之不公。她说：“连上帝都不知道我们过的什么日子，更确切地说，上帝知道我们过的什么日子。”
上帝当然知道她和丈夫过的是什么日子。那不是日子，而是恐惧与绝望的堆积。上帝当然知道这一切，但上帝不肯说，只好让这个柔弱的女人把真相说出来。对她本人来说，无所谓见证或者不见证，她需要让往昔的生活呢喃自语，以证明她曾经生活过。否则，她无法确信自己和丈夫曾经存在。
1938年，或者别的哪一年，总之到底是哪年都不重要了，因为死亡比时间更真实。1938年，曼德尔施塔姆死于海参崴二道河的一个集中营。娜杰日达活了下来，她多么幸运，终于熬到了绞肉机开始吃素的年代。60岁过后，她开始写回忆录。这奇怪的两口子，丈夫是20世纪俄国诗歌的里程碑，也许是最高的里程碑。妻子则写出了20世纪俄国散文的典范。
丈夫的诗，像岩石一样结实，我们找不到准确的方式去谈论。你怎么谈论这样的诗句呢：
我将不向大地归还
我借来的尘土。
这种自我的放逐，因清醒而彻底。但是，使曼德尔施塔姆丢掉性命的那首诗，并不是他诗歌中的上品：
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
而只要哪里有压低嗓音的谈话，
就让人联想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就像蛆虫一样油腻，
他的言辞就像秤砣一般准确。
仿佛蟑螂触须的胡须含着笑意，
他的长靴筒闪闪发亮。
……
……
年轻时的娜杰日达
严格地说，被写出的书不值得一读。被活出来，或者更准确地说被死出来的书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写出的几乎所有书，都是对树木的戕害，它们消耗了森林，从这些书里，只能听到含混的聒噪和作者们那可耻的自负。
娜杰日达的书不是这样的。在她的回忆录里，只有生活的实相，没有关于生活的哀怜。深陷于痛苦之中的人无暇哀怜，他们所有的力量只用来直面痛苦本身。关于娜杰日达，俄国诗人布罗茨基是这样形容的：
“数十年里，这位女性四处奔逃，藏身于伟大帝国的一个又一个偏僻小镇，她在一个新地方安顿下来，只是为了一旦感觉到危险讯号便立即再逃走。身份虚假的状态渐渐形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她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她一年比一年更加干瘦，缩成一团，她似乎试图让自己变成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以便能在逃跑的时候很快地抄起来，塞进衣服口袋。她自然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任何家具，没有任何艺术品，没有任何藏书。”
布罗茨基又说，在吃素年代，她终于得到了莫斯科一处小小的住所，窃贼到了这里会感到失望，当然，带着逮捕证赶到这里的人也会感到失望。
我很想说，人本来应该过这样的生活，没有任何身外之物，并且如布罗茨基所说，把自己变成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因为迟早我们都会变成那样的东西。我觉得，越早越好，越早就越从容。可是我们缺乏智慧和决绝。所以，在迟早终要到来的结局面前，我们用掠夺和收藏来掩饰自己的恐惧。
娜杰日达显然赞同这样的态度，她在回忆录中说：“在我孤身一人留在世上时，支撑我活下去的始终是奥·曼的那句话：‘你为什么就认定你必须幸福呢？’还有大司祭阿瓦库姆的一句话。当他那位精疲力竭的妻子问他：‘我们还得走多久啊？大司祭？’‘一直走到坟墓，夫人。’丈夫回答，于是，妻子又站起身来，继续赶路。”——阿瓦库姆是17世纪俄国分裂教派的领袖，据说，他的文字是最早的俄国文学的精品。
关于这部伟大的回忆录，其实我是无话可说的。关于生活的实相，第一我们看不到，第二我们看到了也无法说出来，第三即使我们说出了也不会有人明白。所以关于这部回忆录，如果你没有心脏病，自己去读吧。如果你的心力足够强健，你会觉得，读她的回忆录，好比在温暖的室内欣赏窗外的严冬雪景，啊，生活终于改变了模样，它不可能更美好了。
布罗茨基说，娜杰日达的文体美妙之极，因为她与两位伟大诗人相伴多年，一个是丈夫，另一个是阿赫玛托娃。她背诵他们的诗，以至于这些诗化成了她自己的语言。而我觉得，一个女人，独自在命运的恐惧和幽暗中支撑了几十年，她看到的实相完全超出了语言之外。她不再需要诗人的提携。她的语言细腻、优雅而又直接，像最优美的吟唱，间杂着苏格拉底风格的嘲讽。在她的吟唱中，你可以同时听到竖琴的声音，又真实地触摸到岩石的质地。她的语言不需要诗歌的提携，因为她的每一种感受都是诗人的感受。就像狄德罗不需要被诗人提携，又像司汤达和托尔斯泰不读诗或很少读诗。
她的每一页都有三个以上的警句。但奇怪的是，她的警句似乎不能被人记住，因为这些警句一分钟也不曾脱离生活的真实情景，她紧紧地拉住语言的风筝，不肯让它们离开生活的大地。她拒绝让语言成为一种独立的东西，那样谁都可以随便引用。娜杰日达当然拥有速度和轻盈，但是她拒绝这些。
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我最喜欢读回忆录，如果回忆录不是文学，那么还有什么文字能够被称作文学？写回忆录的人与生活拉开了距离，又沉浸在生活之中。这种奇怪的状态，使回忆录变得迷人。那些回忆者，是在现实生活中真切地实践审美洁癖的人，他们通常是生活的退隐者和失败者，而不再是生活的挣扎者或战斗者。当他们提笔写作，生活本身似乎不再重要了，或者确切地说，他们不再拥有生活了。他们游走在回忆和现实之间，所以他们的笔既呈现梦幻，又无比准确地呈现真实。当他们提笔，自己的肉身睡在哪里，在哪里漂泊，早已变成海德格尔那样的伪命题。他们睡在夜晚的大地，根本不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因为归根到底，在生活中，没有人不是异乡人。
因此，回忆录是清醒的独白，是失去所有希望之后的独白。可是奇怪的是，因为回忆，他们似乎重新获得了希望。这些回忆的呢喃细语，是真实存在的光束，有强大的力量去穿过历史的绝望和黑暗。曼德尔施塔姆意识到诗歌本身也意味着权力，娜杰日达也明白这点。
我们本来就爱女人，但女人如果克服了女性的软弱去写作，我们就更爱她们了。娜杰日达说连上帝都不知道她和曼德尔施塔姆过的是什么日子，其实上帝怎么可能不知道，上帝之所以不肯亲自去说，是因为他挑选了这些柔弱的女人，让她们说出时代的见证，因为她们比男人说得真实而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