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10-22 17:03
写或者不写，那不是个问题
写或者不写，那不是个问题
[url]http://dajia.qq.com/original/24persecond/lwt20171022.html[/url]
廖伟棠
写或者不写，那不是个问题
2017-10-22我要分享 0
导读
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大家，中国严肃作家纯粹靠稿费版税过上好日子似乎是天方夜谭。
题目这句话，应该加一个大前提：“对于像《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的作者J.D.塞林格这样的大作家，写或者不写，那不是个问题”。
这些天，从有才华的导演作家胡迁困顿自杀，到一位叫张五毛的作者宣称“没有几百万就别写作”，专业写作到底能不能生存，又成为了一个公众的谈资。
真正从事专业写作的人冷暖自知，即使有像专栏作家毛利那样自嘲靠拆迁补偿才达到财务自由的，但大多数的写作者是靠着一份正职养活然后老老实实赚稿费、交重税，实现有限度的财务自由。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大家，中国严肃作家纯粹靠稿费版税过上好日子似乎是天方夜谭。
非不可为，实不为也。关键是你怎么定义写作的意义，J.D.塞林格也不是生来就是J.D.塞林格的，在他昵称还是谢利的时代，他收到的退稿信不比别人少。看他最新的传记电影《麦田上的叛逆者》（Rebel in the Rye，又译《叛逆字传：我的麦田捕曲》）时，我很现实地一直在计算他的版税收入、计算美国一线杂志的稿费标准——以及像《纽约客》这样的杂志怎能让它的短篇小说作者、编辑以及文学经纪人都过上中产以上的生活。
《Rebel in the Rye》电影海报
《Rebel in the Rye》电影海报
这始终像个天方夜谭，J.D.塞林格收到的第一笔稿费是25美元，一个短篇在一份纯文学杂志《故事》的报酬。虽然说那时的钱比现在的钱值钱十倍以上，可这就足以让他在二战前说服他的犹太商人老爹他可以靠文学为生吗？这就可以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每晚泡爵士酒吧追求尤金·奥尼尔的女儿吗？现实恐怕是他的学费依旧得靠父亲的肉类生意，奥尼尔小姐最终还是选择了更有世俗名声与财富的查理·卓别林。
现在的情况怎样呢？据美国一个由自由撰稿人自发披露媒体稿酬的网站“Who pays writers？”所显示，较高稿酬的《纽约时报》平均一个词是0.55美元，《纽约客》一个词只有0.2美元。根据《纽约时报》自己报道，在美国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7万美元（曼哈顿的话则是16.5美元）就算是中产了，换言之一个作家要在《纽约时报》一年写接近13万词、在《纽约客》一年得写35万词才能勉强过上中产生活。在中国如果生活在小城市，一年写35万字收入大约17.5万元（按大刊稿费算），也能算中产收入，但在北上广的话就绝对不够了。
《Rebel in the Rye》电影剧照
《Rebel in the Rye》电影剧照
《麦田上的叛逆者》电影里的出版人、文学经纪人的光鲜生活场面，多少带着我们对所谓爵士时代的幻想，就像之前另一部关于编辑与作家的电影《天才捕手》（Genius）一样。里面最真实的作家形象是塞林格的老师Whit Burnett，他零星发表作品，主持一份订户不多的文学刊物，以在大学里教创意写作为生——据我所知这是目前美国大多数严肃作家的生存手段。我自己虽然也一年写3、40万字，我的朋友们却是得知我在某大学兼教一门创意写作课才表示对我的生存状况放心的。
既然无论中、美，无论爵士时代还是网络时代，写作都不可能“实现财务自由”，那写作的意义还原到什么位置才对？
还是电影里的Whit Burnett说得好，他质问因为被不断退稿而想放弃写作的塞林格：“你问问自己，你是为了什么写作的？如果你毕生都不能发表作品，你还会写下去吗？”
这句话对塞林格的写作信念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其实它脱胎于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的一句名言：“请在深夜问自己：我是不是非写不可？不写我就会死去？如果答案为是的话，你就写吧！”
塞林格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对名利的断念才成为最后的塞林格，他很早就坚定了对自己作品的信念，拒绝《纽约客》的修改建议、宁可不发表，二战从军出生入死、并且失去了恋人，因为战争创伤而停笔多年，最后依然不忘与恩师Whit Burnett的承诺、通过潜心灵修而恢复写作，终于完成《麦田里的守望者》。
《Rebel in the Rye》电影剧照
《Rebel in the Rye》电影剧照
电影里最戏剧性的一段就在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出版以及出版后的系列风波，塞林格就像他的犹太前辈卡夫卡一样，在书的封面设计毫不妥协，也拒绝一切促销宣传行为——他声称《麦田里的守望者》只是为霍尔顿（《麦田里的守望者》著名的主人公）所写，即使只卖个数百本也在所不惜。我想，恰恰是这种坚持，与霍尔顿的反叛、孤倔是一致的，正是这种真诚打动了后来《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数千万读者。
塞林格当然是一个专业作家，可是他没有美国式专业作家的商业计较，他对社会规矩的满不在乎与他对写作的极端在乎，逻辑是一致的，所以他最后只能以怪诞的西摩·格拉斯家族系列小说作为他告别文坛的绝笔，一个纯粹到家的告别式。
所以《麦田上的反叛者》的重点或者说塞林格作家生涯的启示重点，不在于他之前怎样通过写作成名成家，而是在他成名成家之后怎样能做到不发表作品、完全从公众视野退出，成为隐士。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极其哀婉动人的《九故事集》出版后，他所写的《弗兰妮》、《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这四部中篇，都是难以用当代小说风格去定义的，充满了冥想与出其不意的自由叙述，用电影里Whit的话说，那是宗教不是小说。可以说，在塞林格肉身脱离社会之前几十年，他的作品已经完全脱离了所谓文坛。
J. D. Salinger
J. D. Salinger
他当然是有意为之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让他受够了公众瞩目的苦头，电影里一个个戴着红色猎帽装扮成霍尔顿的忠实粉丝，对塞林格而言比战争还要可怕。在他宣布将不再发表一个字之后，他的经纪人巧妙地改了口风，她把之前挂在嘴边的“发表就是一切”，改成了“发表不是一切”，也许只是因为她知道一个神秘的作家就像一个自杀的作家一样，满足了读者的另一种想像，反而会令他现存的出版物大卖。
塞林格在2010年去世之前，的确做到了近五十年不发表作品，据说他除了灵修就是进行秘不示人的写作。塞林格曾经在1974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希望为自己写作，而不是为了大众，他说“在没有图书发表的日子里，有种奇迹般的宁静”。而他去世后，《纽约时报》曾报道他最少有五部遗作将会出版，但是至今未见一点动静。电影里只留下了他苦行僧一样把自己关在房子旁边仓库改建的工作室的形象，以及他为此疏离妻子儿女的行径，相对于日后他女儿回忆录的指控，电影非常宽容。
话说回来，电影本身其实是个讽刺，就像公众对作家生活的误解一样。最讨厌读者图解和代入他的小说的塞林格，在这部中规中矩的好莱坞传记片中，不可避免地被图解了，公众更感兴趣的是一个作家的怪癖，而不是他严肃的内心折磨。塞林格可以沉默，以他为生的出版、传媒业可不会沉默。
为自己写作是所有真正的作家的奢望，去年另一部关于写作的电影：贾木许的《佩特森》（Paterson）里的巴士司机诗人佩特森，好像天然地接近了这一快乐，因为他无名也不求名。后半生作为隐居士的塞林格会羡慕无名的佩特森吗？这是一个伪命题，在选择写的时候，他们有同等的幸福，在选择不写的时候，他们有同等的解脱，两者合起来就是写作对一个人的存在给予的奖赏。这可跟金钱没有半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