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10-13 22:07
宗教改革简史 | 威廉·麦克尼尔
宗教改革简史 | 威廉·麦克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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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简史 | 威廉·麦克尼尔
2017-10-12 威廉·麦克尼尔 启真馆图书
在将近一代人的时间里，人们仍努力弥合着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出现的裂痕。早期的改革者仍坚持一个天主（catholic，意思是“普世”）教会的观念；在罗马教会内部，一群热心的人站了出来，他们希望通过外交，一方面对教会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也能将新教徒重新争取过来。
——威廉 ·麦克尼尔《西方文明史手册》
宗教改革
威廉·麦克尼尔
（1）导论
对教会改革的鼓吹几乎和基督教本身一样古老。在谴责神职人员的胡作非为和唯利是图的问题上，教会的虔诚子民与异端教派之间的斗争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在14、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批评的潮流变得异常强劲；但对这些由诸如威克里夫的异端或者像伊拉斯谟这样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所提出的针对自己的攻击，官方教会却没有作出回应。因此，当来自德意志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的一位教授马丁·路德勇敢地质疑教会的一些行为的正当性时，郁积的不满找到了自己的爆发口。路德很快便扩大了自己的攻击视野，他使自己和许多其他人相信，教会需要一次彻底的改革，这将使教会恢复使徒时代最初的纯洁。路德所引起的宗教骚动刺激了其他人，他们在自己所倡导和实践的改革的激进程度上比路德走得更远。
但在将近一代人的时间里，人们仍努力弥合着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出现的裂痕。早期的改革者仍坚持一个天主（catholic，意思是“普世”）教会的观念；在罗马教会内部，一群热心的人站了出来，他们希望通过外交，一方面对教会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也能将新教徒重新争取过来。当这一尝试失败时，一股更加激进、更加反新教的改革思潮在罗马天主教会中流行开来，这股思潮与新教徒的不妥协精神发生冲突，导致了一长串的宗教战争，发生在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则是其顶点。
（2）路德宗
路德的父亲希望路德成为一名律师；但在埃尔夫特大学（University of Erfurt）期间，年轻的马丁·路德（1483-1546）突然改变了他的计划，他进了一个修道院，并成了一名神父。1508年他被转至维腾堡，在维腾堡新成立的大学里担任神学教授。尽管表面上平静，并且在学术上事业有成，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路德却生活在精神的痛苦之中。他无法使自己相信自己值得被救赎。他越进行苦修、越寻求善行，就越发强烈地感觉到，在上帝的眼中，自己的罪超过自己的功德。接着，在1515年他得到了一次巨大的安慰。在阅读圣保罗的《罗马书》（Epistle to the Romans）时，路德突然受到了一句话的启发：“义人必因信得生。”路德从圣保罗的话里找到了曾经困扰自己的问题的答案，他将这些话的意思解释为，救赎不依赖于善行，也不依赖于个人的功德，相反，它是上帝的一份免费礼物，上帝将它赐予那些信仰他的人。总结起来就是，救赎（或者像路德一般所称的那样：释罪）依赖于，并且只依赖于信仰。
▲ 马丁·路德
这一教义解决了路德的个人问题：因为信仰（而且他确实有信仰），他获得了救赎。但这也存在一些逻辑上的后果。按照这种观点，斋戒、典礼甚至是教会的圣礼对于拯救而言都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人们依靠于这些而不是通过追寻信仰，那这一切甚至可能是有害的。作为人和上帝中介的神职人员，其地位也退居其次，因为在圣经的神启，以及其他真诚的基督教徒的帮助和指引下，基督教徒个人就可以追寻并找到信仰。这样一来，经历了追寻自我救赎的斗争，路德发现自己正在倡导这种毁灭了中世纪教会的整个结构的教义。
对于路德来说，这些教义中关于革命的暗示也是渐渐才明晰起来的。1517年，一个兜售赎罪券的神父来到维腾堡附近的一个镇子，宣称用钱可以买到苦修，不管这个人是在现世还是在炼狱，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买到。刚刚受到自己“因信称义”观点鼓舞的路德，感到这种对罪的惩罚的非法交易是对真正的基督教徒行为的讽刺。于是他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到了维腾堡教堂的大门上，向整个赎罪券理论提出了挑战。
▲ 赎罪券发售情形
路德的论纲立即引发了巨大的公众反响。有许多德意志人对兜售赎罪券感到不满（赎罪券确实被完全商品化了），他们感到需要对教会的整个体系进行改革。一系列的公共辩论迫使路德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对自己因信仰而得拯救的教义做了更为激进的阐释。到1520年，路德已承认自己的神学观点与罗马教会之间存在罅隙，在一系列的册子中（其中最著名的三本是《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一个基督徒的自由》），他阐述了自己关于教会改革、圣礼体系的适当地位，以及因信仰而得救的观点。这些小册子以及路德的其他活动在德意志引发广泛的争议。大批不满现状的人带着各自迥异的观点，聚集到了路德的旗帜之下。
1521年，在沃尔姆斯（Worms）召开的帝国会议上，路德出现在皇帝查理五世和教宗的代表面前。路德被指控为异端，但他拒绝公开认错，并因此被宣布为异端和罪人。皇帝和教宗对路德的定罪并没有给德意志的诸侯们造成限制。萨克森选帝侯将这位改革者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他是德意志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之一，也是路德最直接的政治靠山。路德在选帝侯的一座城堡里躲了一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将《新约》翻译成了德文。几年后，在一些同事的帮助下，路德又完成了《旧约》的翻译。路德的圣经对德语所作出的贡献，与但丁的诗歌对意大利语作出的贡献一样：为未来的世代确立了语言媒介。由于路德在圣经的权威上向教宗提出了挑战，因此，阅读和思考圣经就他的追随者而言便至关重要。
▲ 路德在沃尔姆斯受审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原来团结在路德周围的一些团体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分裂出去。比如像伊拉斯谟那样的人文主义者无法认同路德的鲁莽和教条。当路德开始根据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对公共礼拜和教义进行修正时，许多激进主义者感到路德已止步不前，于是他们脱离了路德的事业。当时，在这些团体中存在着众多的观点分歧，其中以所谓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s）影响最大。他们的主要追随者是城镇和农村中的穷人。一些情况下，他们也支持平等主义的和其他社会革命的教义。1525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1524年到1525年，一部分是受到路德的宗教鼓动，大批德意志中部和南部的农民发起了对地主的叛乱。路德震惊地发现，自己曾经宣扬的基督徒的自由被这些农民阐释成同样适用于经济和社会生活，路德在愤怒中撰写了一部措辞严厉的小册子，督促政府毫不留情地对他们实施镇压。
路德之所以愤怒，一部分原因在于害怕由于农民的叛乱，德意志诸侯和上层阶级会对自己的宗教运动失去信任。由于他对叛乱的否定，这种情况没有出现；的确，皇帝的反对以及路德的事业在1521年到1526年间遭遇的背叛，一同导致了路德宗对地方诸侯和德意志城镇中上层支持的很大程度上的依赖。诸侯从中渔利甚多，因为当路德号召他们改革教会时，实际上为他们打开了没收教会大多数财产的大门，另外他们也建立起了世俗统治者对非世俗政府的长远的控制。城镇资产阶级则发现路德关于个人直接与上帝对话的主张很有吸引力；和路德一样，他们也抱有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情感，也对意大利教士榨取轻信的德意志人的钱财感到愤怒；此外，路德倾向于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实现自律和献身的理想，而反对苦行，这也得到了资产阶级的同情。
▲ 16世纪的农民起义
在他与罗马教宗的裂痕变得明显之后，路德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建立一个与自己对圣经的阐释相符的教会。大体而言，路德保留了中世纪教会中他认为没有与圣经冲突的所有要素。因此，他废除了强制性的忏悔、教士独身、僧侣等级和圣徒崇拜，此外他还对圣餐做了重新的解释，否认赋予履行此项职能的神父以奇迹般的职权。在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的路德宗教会里，主教一职也被废除。
在路德有生之年，他发起的运动传遍了大约半个德意志，但主要是在北部。诸侯宣称有权决定自己臣民的宗教，所以，一个德意志诸侯改宗也就意味着他的国家内的居民改宗。同一时期，路德宗传播到了德意志以外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但没有在欧洲其他地方找到立足之地。
路德宗在德意志的传播令查理五世感到不安，但在1546年之前，由于与法国和土耳其人的战争，查理五世无法将太多注意力放到改宗新教的德意志诸侯身上。而到了1546年，他发现新的宗教已经确立起了牢固的地位，已经无法用自己麾下的武力将其根除。结果在1555年，查理五世与诸侯达成和解（《奥格斯堡和约》），承认每一个德意志诸侯都有权选择信仰路德宗还是信仰罗马天主教，且有权让自己的臣民与自己信仰同一种宗教。
（3）加尔文与改革后的教会
德意志宗教大动荡的回声传遍了整个欧洲，路德的教义也在许多国家中获得了响应。在瑞士，胡尔德莱斯·慈运理（HuldreichZwingli，1484-1531）在自己的宗教经验和路德宗运动的成功的激励下，开始了对苏黎世教会的改革。慈运理争取到了城市议会中的大多数，开启了整个瑞士的宗教改革。他的原则与路德的不同之处，主要在关于圣餐的教义上，慈运理认为圣餐是对最后的晚餐的纪念，而路德则相信圣餐中的面包和红酒确实代表了基督的肉与血。
▲ 慈运理
慈运理的改革从苏黎世扩展到了邻近的瑞士城镇，还渗透到与之相毗邻的法国和德意志的部分地区。但并非所有瑞士人都对宗教创新表示欢迎，“森林州”（Forest cantons）就立刻宣称坚持自己旧的信仰。战争爆发了，1531年慈运理在战斗中被杀害。之后不久，双方达成了和平协议，根据协议，各个瑞士州都有保持宗教现状的自由。
通过慈运理以及其他众多热心的改革者的活动，其中最杰出的、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法国人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一些“改革后”的教会在欧洲多个地区建立起来。加尔文的神学理论被这些教会广泛接受，他们也因此经常被称为加尔文派。这些改革后的教会组成了欧洲大陆新教中的第二大分支。他们在一些教义观点和教会组织的问题上与路德宗存在分歧。
约翰·加尔文接受过高等教育，熟悉经典，并接受过法律训练。但在完成自己的法学教育后不久，他便通过研究圣经和许多宗教作家的作品，确信罗马天主教会正在犯错。由于担心自己被作为异端遭到迫害，加尔文随即离开了法国，定居在瑞士城镇巴塞尔。在那里，加尔文完成了他的第一版《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1536）的写作，在这本关于神学的书中，加尔文以清晰而有条理的方式陈述了自己的教义。在以后的版本中，这本书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它对新教神学体系进行了最全面、最系统的阐述。在生命的后期，加尔文确立了对瑞士宗教改革运动强大的精神上的支配地位，另外还将自己的影响力从1541年后定居的瑞士城镇日内瓦扩展到了整个欧洲。
▲ 加尔文
加尔文接受了许多路德关于改革和纯洁教会的观点，但仍旧存在一些分歧。加尔文对圣餐的教义的理解略有不同；另外，他也比路德更强调上帝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路德当然也接受了预定论的教义——即根据上帝的神秘意志，一些人将被拯救，而其他人则将受到诅咒；但这个问题对于路德来说似乎不像加尔文所认为的那样至关重要。的确，加尔文神学的首要主题是上帝的伟大、庄严和荣耀，以及人类的软弱、有罪和无助。他主张，只有通过信仰才有可能得到救赎；但就像一个人不可能避免犯罪一样，他同样无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信仰。因此，作为奖励，上帝赐予一些人获救的信仰，而将另一些罪有应得的人抛入地狱中接受永恒的苦难。
这一预定论的教义看上去似乎鼓励了一些人接受消极的宿命论；但事实恰恰相反。加尔文主义在道德上极为虔诚，他们努力通过自己这一少数群体的榜样，以及他们获得政治权力后所掌控的法律强制力建立起神圣的道德。在加尔文的领导下，日内瓦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神权政体。异议受到严厉的镇压。教会中的牧师和长老掌控公共和私人道德，并依靠城市政府，对那些固执地反对他们的伦理法典和神学原则的冒犯者实施惩罚。
在教会组织和举行宗教仪式上，加尔文比路德要激进得多。加尔文教的教会根据加尔文认为的圣经中的先例进行组织，教会中没有主教。取而代之的是牧师和年长者组成的委员会（或称其为长老，这个委员会也就是长老会），由他们对信众所组成的各个地方教会进行管理。大的问题则由牧师和平民共同积极参与的代表大会来决定。在加尔文教的宗教仪式中，圣经的先例里找不到的东西都被清除。因此，在中世纪教会的七项圣礼中，只有洗礼和圣餐得以保留；中世纪教会中的仪式被更为简单的讲道、阅读圣经和唱赞美诗所取代。
在法国、英国和莱茵兰，加尔文派争取到了大量的城镇居民；但在这些国家中，加尔文主义者经常只占人口总数的一小部分。但在16世纪的荷兰，加尔文派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在苏格兰，政治上的偶然，加上约翰·诺克斯（John Knox，1505-1572）热情洋溢的布道，给这个王国带来了加尔文教改革。在东欧，加尔文教也取得暂时性的胜利，特别是在匈牙利和波兰；但罗马天主教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反击使这些国家又改宗天主教；剩下的只有匈牙利东部的一部分地区，直到今天，加尔文教在这一地区仍保持着强势地位。加尔文教对其他新教教会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对英国国教。
（4）英国国教
在英国，新教的宗教骚动的发展是缓慢的。英国政府和罗马的断交，不是因为一种信念的流行，也不是因为强有力的布道，而是王室的意愿和高层政治。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1509-1547）娶了西班牙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Katherine of Aragon）；但过了18年，亨利八世还是没有男性继承人，他决定取消这次婚姻。他向教宗申请授权，理由是凯瑟琳曾是自己兄长的遗孀，按照教会法的规定两人是不能结婚的。教宗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亨利的这次婚姻起初是经过教宗的特别豁免才实现的，教宗并不希望取消他的前任所作出的裁决。不仅如此，哈布斯堡皇帝查理五世也给教宗施压，防止其取消婚姻（阿拉贡的凯瑟琳是他的姑妈）。在这种情况下，教宗对决定的宣布一再拖延，直到亨利八世不耐烦地让议会宣布自己为英国教会首领，并且宣布自己废除这次婚姻的行为免受克莱默大主教（Arch-bishop Cranmer）的宗教裁决。
▲ 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的行动最终（1538）导致教宗将其逐出教会；与此几乎同时，在1534年，亨利八世也成功说服议会通过了《至尊法》。这一法案断绝了与教宗的所有关系，将英国教会置于国王一人统治之下。在其在位的后几年中，亨利八世没收了英国修道院所拥有的土地，并将其中大部分卖给了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新近富起来的商人和城镇居民。但在教义和教会组织的问题上，直到1547年去世，亨利八世都保持着彻底的保守态度。
亨利八世之所以能这么轻松地与罗马断绝关系，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人对教宗的许多做法的普遍不满。在英国，从14世纪威克里夫改革以来，这些与大陆上的改革者所提出的相类似的宗教观点便已很流行。1534年以后，对新教观点的同情也不断加深。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1547-1553），描绘礼拜仪式的祈祷书修改了两次；1552年，祈祷书被明确地以新教的形式确定下来。当玛丽女王（1553-1558）即位时，她尝试在英国恢复罗马天主教，但她支持西班牙的政策（她是阿拉贡的凯瑟琳之女，同时也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的妻子）普遍不受欢迎。在她的继任者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3）的统治下，英国的爱国主义和新教主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伊丽莎白不仅恢复了祈祷书的新教形式，而且还确立了英国国教的教义——《三十九条信纲》，议会于1563年通过此法。政府宣布，这三十九项条款对王国中所有神职人员都具有约束力；但在关键问题上，这些条款却措辞暧昧，留给人大量的发挥空间。结果，意见相异的新教团体得以在英国国教的框架内继续存在下去。但激进的改革者对这一妥协并不满意。到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兴起了有组织的不循常规者（也就是不遵循英国国教的人）的团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加尔文教的影响很大，他们也成了反抗伊丽莎白之后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原动力。
（5）激进的新教教派
改革者所激发的宗教热情，带来了小册子传播和传教士活动的兴盛，这些传教士建立了大量不同的教派。这些教派（像路德宗和加尔文派）建立的目的是回归到原始的、廉洁的基督教中去。但在原始的基督教是什么的问题上，它们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总的来说，这些教派都注重圣经和情感体验。它们对所有建立系统的教会及其规章制度的企图都持不信任的态度，有些时候，它们也会作出社会革命的暗示。它们也因此受到新教和罗马天主教当局的双重迫害。
再洗礼派（当代的洗礼派是他们的间接继承人）已经在上文中提到了。其他延续至今的团体还包括：荷兰的门诺派（Mennonites），他们奉行激进的和平主义；英国的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s），他们在神学上是绝对的加尔文派，但拒绝加尔文教会中的长老制；还有苏西尼神体一位论派（Socinian Unitarians），他们否认三位一体论。在16、17世纪，上述以及其他教派的追随者虽然相对较少，但它们的观点却常常在数量多于自己的新教徒中具有影响力。
（6）罗马天主教改革
起初，新教运动并没有在罗马天主教会的领导人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历任教宗都陷入国际政治之中，他们不但没有协助查理五世皇帝镇压路德宗，相反还与查理五世对着干。然而，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罗马天主教徒开始迫切要求改革，以使其符合自己对宗教的标准，同时制约新教。1534年，当保罗三世继承教宗职位时，这些改革者获得了对教宗相当大的影响力；但保罗三世并非全心全意站在他们这边，原因是一些改革者重拾14世纪时的诉求，希望恢复教会大公会议的高于教宗的权威。不仅如此，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会内部改革派之间起初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双方都希望看到整个教会能变得纯洁，并重新团结在一起。
但渐渐地，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在教会和神学体系上的分离变得越来越明显，弥合两者之间裂缝的希望也破灭了。伴随这一过程，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也发生了转型。改革者采取了一种激进而不妥协的态度努力强化和净化罗马天主教会，目的是为了抗衡新教的传播，并让新教徒重新宗奉旧的教义。
教宗保罗三世在自己任期即将结束前召开了特伦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前述的新态度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清晰的展现。会议在1545年到1563年之间召开了一些小会，中间则被长时间的休会期所打断。会议明确承认了教宗的无上权威。由此，教会中一个长期以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从此以后，教宗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最高权威便再没有受到挑战。在改革的问题上，会议禁止了教会官职的买卖，并由教宗对高级神职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以保证他们更加忠实地履行自己的宗教职能。在保罗三世及其继任者统治之下，教会中的职位被委派给了那些更为忠诚和虔信的人，慢慢地，教会在道德和知识上的品质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在教义问题上，面对新教的挑战，特伦特会议再次肯定了之前受到改革者质疑的大量神学原则。新教徒最有力的一个观点是，中世纪教会的很多行动缺乏圣经上的权威。针对这一批评，特伦特会议坚持认为，作为仪式和教义的基础，教会的传统拥有和圣经相同的权威。
▲ 1540年后的耶稣会传教士
特伦特会议的决策由教宗贯彻实施。在实施教会改革、反击新教的布道和教义的过程中，教宗发现其中最有效的工具是一种新的宗教团体——耶稣会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耶稣会。耶稣会由西班牙人圣伊纳爵·罗耀拉（St. Ignatiusof Loyola，1491-1556）建立。罗耀拉年轻时混迹行伍，在一次养伤过程中，他经历了一次宗教上的转变，决心在自己的余生中做一名教会的卫士。在巴黎大学求学期间，罗耀拉在自己周围召集了一批和自己想法类似的人，1540 年，教宗授权罗耀拉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耶稣会。耶稣会的成员须许下特殊的誓言服从教宗，并进行军事化的组织，必须完全服从上级的决定。耶稣会成员数量增长迅速，经过严格的训练，他们事实上成了教宗控制下的一支突击部队。
耶稣会传教士在欧洲表现活跃，他们成功地让波兰和其他欧洲东部地区重新信仰天主教，另外在阻止新教在德意志和其他地区的进一步扩张上，耶稣会士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开始在远东和美洲印第安人中进行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当时最为优秀的学校，就是那些在欧洲许多地方建立起来的耶稣会学校；而耶稣会士在高层政治中也很活跃，他们为欧洲的天主教诸侯担当顾问和告解者。作为教宗特权热切而有力的拥护者，这个新成立教派的成员在特伦特会议的磋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他的大量改革也帮助罗马天主教会保住了教众对自己的信仰和忠诚。教会出版了一些教理问答，并向孩子们传授，使他们对教会的教义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不仅如此，教会还恢复了宗教裁判所（Inquistion），在宗奉天主教的统治者的帮助下，异端受到抓捕和惩罚。宗教裁判所主要活跃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它几乎根除了所有异端。还有一项措施就是建立禁书目录，这一措施由特伦特会议最先提出，随后便得到执行。被判定为异端文本的书被列入目录，并在与教宗进行合作的世俗政府治下的国家里禁止这些书的出版和传播。在没有特殊许可的情况下，天主教徒不能阅读这些书。
这些变化加在一起，使罗马天主教会变得比以往几个世纪都更有活力、更强大。新教早期的扩张停止了，的确，到了16世纪末，新教徒发现自己转入了守势。但是为了取得这些成果，罗马天主教会也向天主教国家的政府作出了一些让步。法国和西班牙国王在各自国家的主教任命、向教会征税等问题上，得以将自己的权势伸入教会内部。事实上，天主教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忠于教宗的世俗统治者才得以实现的。
（选自威廉·麦克尼尔《西方文明史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