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9-18 06:42
顾圣婴，不该被忘却的记忆
顾圣婴，不该被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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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圣婴，不该被忘却的记忆。
2017-09-18 赵越胜、胡平 ArtDeco上海

顾圣婴演奏舒曼作曲、李斯特改编的歌曲《奉献》。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先看一下上面的视频，在顾圣婴钢琴伴奏下，用4分钟的时间通过一些珍贵的照片，回顾、认识这位“钢琴诗人”短暂的一生。
本文主要参考：《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读书》杂志 2010年第6期赵越胜先生文章等资料编写，在此表示感谢。本文主要照片摘录自“网易”图集及“过客”，在此表示感谢。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称傅聪、刘诗昆、顾圣婴、李名强、殷承宗为“中国钢琴五圣手”（稍后这个名单里加上了鲍蕙荞）。刘诗昆的“狂”（剽悍）、顾圣婴的“秀”（温婉）、李名强的“木”（本色）、殷承宗的“死”（用功）和鲍蕙荞的“娇”（妩媚），在国内外声名远播。顾圣婴更是在六个人中，独领风骚，被认为是最有才华的一位。

顾圣婴（右二）、李明强（左一）、刘诗昆（坐者）、殷承宗（右一）。
在五六十年代的钢琴家中，顾圣婴的教育背景有些特殊。她出身江南名门，其远祖可溯至东吴名相顾雍。顾家书香门第，父亲顾高地先生乃博学儒雅之人，抗日战争中任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母亲秦慎仪大同大学毕业后，又去东京女子音乐学院深造。

顾圣婴一家合影。左起父亲顾高地、母亲秦慎仪、顾圣婴、弟弟顾握奇。
顾家与傅雷先生系通家之好。傅雷先生曾编辑古籍文献中百余篇适合儿童教育的文字，手抄为册，赠送顾圣婴阅读，还给年幼的顾圣婴介绍钢琴老师。
顾圣婴1937年7月2日生于上海，年幼时就显露出音乐天赋。刚满月的顾圣婴躺在摇篮里，妈妈放唱片，她马上就安静地睡着了。当一曲终了，妈妈换唱片时，她就左顾右盼，不安起来，当音乐重新响起，她又安静了。妈妈惊奇不已，把这一发现告诉亲戚朋友，并屡试不爽。
顾圣婴3岁学琴，5岁进中西女中附小钢琴科学习。9岁时得中西小学琴科主任印贞蔼辅导，技艺大进。当时从中西女中钢琴科毕业的学生，一毕业就具备当钢琴老师的资质，可见中西女中教育质量之高。

在中西女中求学时的顾圣婴。

1940年中西女中琴科毕业生程瑛麟钢琴汇报演出。
学琴之外顾圣婴还喜书法、绘画，并广阅中外文学名著，籍此丰富钢琴演奏艺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枫曾赞叹：像顾圣婴那样能欣赏八大山人诗画的钢琴家凤毛麟角。
顾圣婴小学三年级获上海市钢琴比赛第一名，又先后师从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教授、李嘉禄教授学习钢琴，马革顺教授学习音乐理论，沈知白教授学习音乐史，文学则受惠于翻译家傅雷。
1953年，16岁的顾圣婴开始登上音乐舞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第二年她17岁，考入上海交响乐团担任钢琴独奏演员。
顾圣婴自幼所受的音乐教育和钢琴训练，其正统和纯粹性在那个年代是绝无仅有的，她纯正的“血脉”和早慧的天资造就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钢琴天才。
都说顾圣婴手下的肖邦温婉秀丽，像刮过春天的风一般轻盈、自然、流畅、清新。就像刘诗昆描述的那样，她的钢琴展示的是“轻功”，秀丽澄明的音色、轻巧快速的触键、宛如珠走玉盘。

肖邦，19世纪波兰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诗人”。
顾圣婴在匈牙利演奏后，一个乐评人写道：她演奏肖邦的作品，带有女性特有的细致缠绵，哀怨凄沉的情敛，然而有时也强韧有力，显示着光明和希望。此说可谓抓住了顾圣婴演奏的另一个特征：内在的深沉与韧性。一旦作品需要英雄气概，她能一扫柔弱，展示男性的悲哀与豪迈。
李嘉禄教授曾经赞美顾圣婴：一个女孩子，琴弹得这样明澈丰满……演奏得那么热情奔放，几乎有贝多芬作品那样的气势了。

顾圣婴在香港新华社山顶别墅与夏里奥（犹太籍钢琴家）交谈中。
除了天赋，顾圣婴的刻苦也是大家交口称赞的：
已故指挥家李德伦曾忆述顾圣婴：
1957年，顾圣婴去莫斯科参赛，我当时在莫斯科留学，每天都从学校往中国代表团的驻地跑。我发现顾圣婴原来是个拚命三郎，她练琴一般从早晨开始，一直练到下午，中午不吃饭。
我对她说，小顾你这样不行呀，不吃饭怎么行，但她不听我的，依然没日没夜地练琴。我没有办法，只好拉她出去吃饭，或者买好饭给她吃。但饭常常是搁在那里凉了……
在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顾圣婴的老师克拉夫琴科教授说：
顾在每一堂课上，都以自己的成绩使我感到惊讶。她每天弹奏10到12小时；她一年学会的作品，至少比我们音乐学院最用功的学生，学会的乐曲多一倍。
著名钢琴家周广仁曾经回忆道：
一九六二年，我们一起参加了中国青年音乐家演出团赴香港和澳门演出，天天生活在一起，我常被她的勤奋所感动。每天她练完琴，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全身湿透了。
她有一种分秒必争的精神，有非凡的记忆力，她能做到看谱背谱，不一定要通过弹奏来背一首乐曲。所以她利用一切时间来学习，我们在火车上旅行的时候，她总在看乐谱 “练琴”。
顾圣婴的刻苦，正如肖邦说的：我每天努力练琴十几个小时，最终世人用天才两个字总结我所有的汗水。

1960年2月14日，顾圣婴、李名强赴波兰参加肖邦比赛前与克拉芙琴柯合影。
后来，经丁善德先生推荐，在洪士硅先生帮助下，顾圣婴北上师从苏联专家塔图良和克拉夫琴科，开始了一段颇有收获的学习历程。
1956年，19岁的顾圣婴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获得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夺得的第一个金奖，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堪称奇迹。
匈牙利的评论家说：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在听众面前表现了巴赫的严肃、舒曼的丰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优美。保加利亚的评论家说：她的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肖邦的乐曲在她的手下呈现出不可再现的美。
更有国际权威评论称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是“高度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惊奇的结合”。

顾圣婴荣获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女子钢琴金奖时的颁奖仪式现场。
1958年，还是在克拉夫琴科指导下，顾圣婴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大赛。大赛有36个国家，100多位选手参加，高手云集。最后顾圣婴不负众望，力压群雄，获得女子组金奖，与她并列获得男子组金奖的，就是当今乐坛的钢琴大师波里尼(Pollini)。
其实早顾圣婴一年，1957年获得日内瓦国际音乐大赛女子组桂冠的，是阿根廷钢琴家阿格里齐，她被誉为当今最杰出的钢琴家之一。无疑，当时顾圣婴已跻身世界最有前途的钢琴新星之列。
日内瓦获奖后，顾圣婴接受波兰政府之邀，在波兰展开巡回演出。在华沙，顾圣婴获赠波兰政府珍贵的礼物——肖邦的石膏手模。

一直以来，波兰政府将肖邦临死时，制作的左手手模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在国际钢琴大赛中获得最高奖的选手。图为波兰政府文化官员与顾圣婴（左一）亲切握手。

波兰政府赠送给顾圣婴的肖邦左手石膏模型，文革时被损坏。
1960年，顾圣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1964年，她在比利时获得“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大赛”大奖。随后，她赴莫斯科参加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却铩羽而归。

1964年，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接见各国参赛获奖选手（右二为顾圣婴）。
倪洪进先生回忆，在莫斯科准备比赛时，一天她和顾圣婴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小卖部吃早餐。顾收到一封信，读后便哭了。后来倪先生知道，顾圣婴从信中得知，她父亲因为潘汉年案的牵连，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发青海劳改。
顾圣婴因此情绪极度波动。试想，背上这样沉重的包袱，又如何能应付一场重大的国际比赛？这“情绪的极度波动”，在殷承宗先生的回忆中得到证实。殷先生回忆：她这次比赛失利，主要是家庭不幸，她在莫斯科准备时，曾哭晕过。
不难想象，自父亲顾高地1955年夏被捕，至1958年被冤判，这三年间，顾圣婴每日心中怀着怎样的希望，但这希望终于破灭了。自此，顾圣婴的心灵生活和精神世界就变成双重的。
她在心灵深处留一块净土，珍藏她的财富，这些财富只展现在她的演奏中，她只通过大师们的音符，特别是肖邦的“蓝色音符”(Note bleue)诉说自己。
刘诗昆先生察觉到顾圣婴有苦难言的心境，他回忆道：我经常在她的琴声中感受到她的忧郁。我几次问她，顾圣婴，你是不是感觉很不开心？她总是对我忧郁地微微一笑，说：我有什么开心的呢？

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却不知忧郁更出诗人。顾圣婴演奏肖邦时那种忧伤是学不来的，它是静静流淌在自己心间的幽泉，呜咽呜溅，只有自家心知。她在肖邦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园。
肖邦爱波兰，痛恨俄国对波兰的奴役。在肖邦的音乐中，萦绕着乡愁和反抗情绪。我们可以感受到，一颗高贵的心灵，在野蛮强力的欺凌侮辱下，那种痛彻肺腑的耻辱感。
肖邦痛恨这种专横，渴望复仇，又明知反抗的结果必是毁灭，这种无力感使他更觉屈辱。肖邦看着自己民族屡遭强权瓜分，那种绝望与悲哀，也许顾圣婴理解的比任何人都透彻。

顾圣婴（左一）、刘诗昆（左二）。
看顾圣婴颀长的身材、清秀的容颜，演奏时忧郁的目光，会想起杜甫诗句“日暮依修竹，天寒翠袖薄”。何以会有这种感觉？她父亲入狱，母亲无业，弟弟患病，顾以一人之力，支撑全家，更有作为钢琴家的日常苦练。这些担子压在她瘦弱的身上，让人有不胜苦寒的感觉。
鲍惠荞先生感叹道：圣婴活得太累，太苦了！她是一个“把自己的痛苦藏在心底的人”。
由于父亲被冤判，顾圣婴已沦为“杀关管子女”。这个符号标志着某些人，因上辈中有人被“杀掉、关押、管制”而身负“原罪”，沦为“贱民”。他们前途暗淡，举步维艰。
当时，对他们的基本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就是说，你若想摆脱“贱民”地位，则必须认同主流意识，并且格外努力表现。

当时在中国，个人再有才华，在组织面前也等于零。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中，顾圣婴的卓越才华和她的贱民地位强烈冲突，并决定了她今后的行为模式。
她积极靠拢组织，以努力成为一个革命者来洗刷她的原罪而葆有她的艺术。 这种努力有些效果，她在日记中记下别人对她的肯定：知我是团干部，说我这几年特别卖力，某些地方赶过别人了。
顾圣婴1958年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随后，加入共青团，初步摆脱“贱民”地位。但前述冲突依然存在，只是变成了她个人的心理冲突。她已是“组织的人”，当然认可组织的正当性。但判父亲人狱的不也是“组织”吗？相信组织，就要相信父亲是有罪的，但“自我”却绝难认同。对父亲出于本能的爱，同组织的判定相冲突。
顾圣婴安身立命之所是她的钢琴艺术，而这也只在组织的关怀下方能存在。在以“阶级斗争”为社会活动杠杆的形势下，个人唯一的依靠就是“站好队”，尤其当你不是本阶级的人，这个阶级却宽宏地收容你，便自然会“感恩”了。

顾圣婴1964年参加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钢琴比赛的日记，可以看出艺术与政治的冲突怎样折磨着她。当她知道参赛者的情况后，便断定“美苏选手是强敌”，命令自己“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应该记住，弹好琴就是我运用了我的武器，也就是为革命服务，为政治服务”。
显然，顾圣婴并未把参加比赛当做深入钢琴艺术的机会，而把它当做一场国际政治斗争。顾圣婴到比利时后，每天都记下身体的各种不适，头昏、抽筋、噩梦、手臂疼痛，这显然和心理压力有关。她为自己加压，竟认为“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这岂是她那脆弱的身体和心灵所能承担?

5月3日，在比利时比赛间隙，顾圣婴得空在樱花林中散步，自然唤醒了她被压抑的本能：略闻草香泥土气，心情为之一爽，什么时候我能整天在这样的环境中轻松一下呢?…?我太喜欢这样的天地了，我能不能怀着这样的心情上台比赛呢?在自然怀抱中，她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种轻松的心情上台。
随后，因为一位负责接待她的比利时老太太“拥抱和吻了我，给我力量，我差点流泪了，的确心在那一刻发热了，我得到了力量”。这个力量并非来自“政治斗争、祖国荣誉”，而是来自人性之爱。第一轮比赛她弹得相当成功。
第一轮赛后的清晨，顾圣婴到林中散步，她在日记中记录到：晨间的阳光透过树丛，形成各种色调、气氛。林中各种虫声鸟鸣极悦耳，对Ballade有大启发。如老太太所说，我弹得不够诗意，不够liberty。诗意与自由，这是艺术的生命之源啊。但她多半时间却无暇顾及。
阅读顾圣婴比利时比赛归国后的演奏日记，可以看出形势变化，劫难的巨轮开始滚动，它将碾碎顾圣婴脆弱的生命。

1964年下半年开始，顾圣婴愈来愈少演奏古典作品，音乐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时新作品，《翻身的日子》、《高举革命大旗》、《唱支山歌给党听》、《随时准备战斗》……她的演出场所也离开音乐厅，搬到上海重型机械厂铸造车间。
但顾圣婴对这些和音乐艺术无关的曲目也努力去弹，并记下笔记，分析得失，从中能感到她的焦躁。由于政治学习时间太多，她已无法练琴，她焦急地发问：演奏要不及格了，如何是好? 该练琴呢? 何时能练琴？在工厂中可练琴，但时间何在?
9月27日上海重型机械厂演出结束后，她焦虑地发问：以后演出用什么曲目呢? 是个大问题呢！对顾圣婴而言，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1965年最后一则演出日记中，她明白大势已去,“总想学些新的，不过看来可能性不大”。她脚下生存的板块开始漂移。
阶级斗争的火焰终于烧向了顾圣婴。1967年1月的最后一天，又是一场批斗会，顾圣婴被拉到台上，被定性为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的子女……一顶顶大帽子飞向顾圣婴，造反派们让她回去，准备第二天接受专场批判。
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有十七个教授“非正常死亡”。以死抗争的有：杨嘉仁教授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夫妻二人被批斗后，先是吞服了安眠药然后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1966年开煤气自杀；音乐理论家沈知白教授1968年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教授1968年跳楼自杀……

傅雷一家。
1966年9月2日的夜晚，傅雷夫妇先后在家自尽。翻译大师之死，无疑给了顾圣婴和家人自我了断的暗示。1967年2月1日，那个阴冷的凌晨，顾圣婴也走了。
据黄石先生（网名：三阿姐拉老公，《江苏路285弄》文章作者）记载，1967年2月1日，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担架上的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
那个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人们认出那个年轻的女性是顾圣婴。她面容惨白，头发塌在地上。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问去了。三具尸体匆匆烧了，骨灰未存。另外两个死者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他们三个人是开煤气自杀的。

顾圣婴与俄罗斯艺术家克拉夫琴科教授。
顾圣婴以为她的政治原罪，在十几年的努力表现下，已救赎在望。组织已和她谈及入党问题。她完全信赖那些代表组织出面和她打交道的个人（比如丁善德）。但转眼间他们亦被打翻在地。救赎者变成罪人，救赎再无可能，顾圣婴看不到希望。
顾圣婴是自杀的。顾圣婴选择自杀，正因为她的生命“已不再适应任何现实的价值”。顾圣婴说，心灵的英勇是活，躯体的英勇是死。当她知道自己的心灵已无勇气承担“钢琴诗人”的职责时，她便选择了躯体的英勇。
顾圣婴自杀前的下午，她的钢琴老师李嘉禄教授，远远地和她走了个对面，看到顾圣婴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缓缓走来，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因想到自己同样被动的处境，踌躇了好一会儿终没有上前搭话。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时，李嘉禄教授痛惜无比，后悔莫及。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热泪盈眶。

1977年，顾高地先生自青海劳改营释放，满怀对家人的期盼回沪，等待他的竟是一个残酷的消息，他的亲人们早在十年前就撒手人寰。顾先生知此消息，一夜须发全白。
后在义女蔡蓉曾女士陪同下，前往万安公墓寻找亲人遗骨无获，恸哭失声，哀动墓园。此后，顾高地在自己兴国路41弄2号303室寓所，专门辟出一间房间，收集爱女遗物，办成顾圣婴纪念室。
每天晚上，老人都会来这间屋中一坐，夜幕四垂，青灯如豆的岑冷孤寂中，和爱女交谈，听爱女演奏，直到1990年，老人也走了。据说独居的老人家里养了3只猫，是不是代表离世的3位亲人？我想应该是的。

1988年顾圣婴的恩师俄罗斯艺术家、钢琴教授克拉芙琴科专程到上海拜会顾圣婴父亲顾高地，并瞻仰顾圣婴纪念室（左起顾高地、蔡蓉曾、李名强、克拉芙琴科）。
克拉夫琴科教授说到顾圣婴，老太太落眼泪，进而哭得十分伤心。她拿出一本相册，很多顾圣婴和她在一起的照片，有些在钢琴旁，有些在花园里，还有在演出场合，有不少和刘诗昆一起的三人照，当时顾圣婴、刘诗昆就住在克拉夫琴科家里。顾圣婴的死讯，她是在文革结束，中苏重修旧好后才知道的。她说她失去了女儿。她难以想象轻盈瘦弱的顾圣婴年纪轻轻就走掉了。

顾圣婴与钢琴家周广仁摄于北京动物园。
2001年《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一书出版，发行仅有5000册。总顾问是原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赵枫，主编周广仁教授，副主编里还有鲍蕙荞的名字，想来这些钢琴界的名人大家是认得的。

顾圣婴，这颗美丽的星，从音乐的天空上，飘然坠落。肖邦的手模，破损了；钢琴的乐章，断裂了。她，不能接受无理的羞辱和来日的疯狂。因此，她走了，没有任何留恋。英才早逝，不只是时代的悲剧。
多年后，在为杨嘉仁等十位教授举行的平反大会上，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泣不成声地说：我们再也找不到这样忠于音乐教育事业的杰出人才了！我想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顾圣婴。
如果顾圣婴还活着，今年应该有81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