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9-13 22:08
临风：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看反宗教改革的艺术
临风：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看反宗教改革的艺术
[url]http://mp.weixin.qq.com/s/Fjbcep_DqzkQ8UrFBVOt4A[/url]
艺术史|临风：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看反宗教改革的艺术
原创 2017-09-13 臨風 哪哒文艺

点击上方“哪哒文艺”关注
宗教改革五百周年
看反宗教改革的艺术
文：临风
今年是马丁路德改教五百周年。这是人类历史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我们回顾历史，深刻反思的大好时刻。
人类历史上可能没有不流血的革命。任何革命都是个文明的断层，它所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永远的、全面的。它往往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想法、价值观和文化表现。由于人们的自大与无知，在革命的过程中必然充斥着因狂热与偏执所带来的悲剧。无论是什么革命，日子是不会一下子变得美满的。我想，欧洲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宗教改革最大的催化剂是印刷术，也就是圣经的翻译和流传。首先，马丁路德把伊拉斯谟的希腊文圣经翻译为德文，加尔文将伊拉斯谟的版本翻译成法文，廷代尔（William Tyndale）与科沃德（Myles Coverdale）翻译成英文。正当天主教热切地用建筑和艺术唤起信徒宗教情操的时候，新教铲除了世袭的权威，藉着文字刺激了思想的传布，它促进了西方心智、思想的表达，逐渐造成理性主义的抬头和现代科学的诞生。可是，由于它减低了教会组织超国界的控制管道，它也因此催化了国家主义的抬头。
长久来看，宗教改革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至巨，也非常正面，但是在发生的当时，却有许多负面的结果，包括艺术与生活。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段困难的日子，改革的双方彼此仇视，都认为自己代表上帝，要审判、丑化对方，打倒对方的一切。于是宗教战争开始了。往往宗教不过给政治（权力）与经济争端提供了“道德”的借口，这跟中国历史上“替天行道”的意义也相近，为的是师出有名。
对这一百多年因为宗教改革产生的战乱，蒙田说的最好：“当人们希望把自己转变成天使的时候，他把自己变成了野兽。”这是人类社会不争的事实，大约最容易把自己转变为天使的方式，就是把对方变成恶魔吧？只有在辩论双方都承认自己所知有限，自己不是天使，也并不拥有全部真理的前提下，真理才有可能越辩越明。可惜，人类（特别是权力拥有者）永远做不到这点。这不是宗教的问题，不是教义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
然而，就像物理定律一样，每一个运动必然产生一个反运动。为了反对宗教改革，16-17世纪的天主教从上到下也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个变革正好与当时的艺术创作息息相关，也与西欧人民的心灵状态息息相关。我希望能够客观地，从“天主教改革”（新教称“反宗教改革”）的角度来看看这个变局。
相对于新教对现代化的催化作用，那么，“天主教改革”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又是什么呢？从新教的“有色眼镜”看来，一个压制性，强调顺服和鼓励迷信的宗教环境不可能产生什么灿烂的文明。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从16-17世纪天主教内部萌发的理念，追求圣洁的热忱，以及艺术天才们为了服事上帝所展现的成就，这些也都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
如果新教的信仰刺激了人们在思想和神学上深入，提升了信徒知性的素质；那么，“天主教改革”则更像是个大众化运动，让这些不识字的底层大众，藉着仪式、图像、艺术和各种象征性符号（伟大、庄严、美丽、亲切、圣洁、慈爱、等等），满足了他们内心对上帝，以及对内心安宁的渴望。
背景：教廷的腐化与自清
提到教廷，我们不能不想到罗马。罗马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切都放大了，它给人深厚的历史感。梵蒂冈那种庄严、雄伟和华丽更是让人赞叹不已。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梵蒂冈和罗马，就是公元15-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大兴土木，以及制作大量艺术作品的成果。这个成果又是与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息息相关的。
今天的天主教与改教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教廷是经过几百年改革的结果，特别是廿世纪“梵蒂冈二次会议”以后的改变。天主教也出了许多让我们敬佩的人物，例如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方济各，小德兰修女，卢云神父和梅尔顿神父，等等。
五百年前，马丁路德的改教虽然极不容易，但却是当时教廷极端腐败必然的结果。这或许是“权力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腐化”这句名言的又一明证。
到了15世纪末与16世纪初，当时教宗与红衣主教多为几个显赫的家族所垄断。例如：Medici，Borgia， Rovere，Farnese，Carafa，等等家族。这些显赫的家族又常与欧洲的皇室通婚（Borghese，Bourbon，Habsburg）。这些教廷的当权派就是当年的“官二代”，“官三代”。他们是既贵且富，所以同时也是“富二代”，“富三代”。有的教宗是靠“买官”买来的！他们中许多并非从教士出身，所以并没有从“底层”干起。这种人出了头以后能不捞一笔吗？所以卖官鬻爵，亲友们鸡犬升天，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因为是“俗家”出身，六根不净，坐在教宗（或红衣主教）宝座上时，都是“后宫”鼎盛，私生子女成群。连他们的私生子女也都显赫非常，私生子们年纪轻轻就作了红衣主教，大权在握。
让我们拿几个典型的代表来看吧。
亚历山大六世（在位1492-1503）
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可能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教宗。他叔父教宗卡利克斯特三世给他弄到个红衣主教的位置。他把教宗的名声带入谷底。他的姓Borgia也成为教廷恶劣品牌的标志。前面所列的坏事，他没有一件没干过的。当他买票贿选成为教宗的时候，未来的利奥十世不禁感叹说：“现在，我们正处于狼的权力（狼文化？）之下，这世界或许从未见过如此的贪婪。如果我们不逃跑，他将不可避免地吞噬我们所有的人。”
Pinturicchio为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所作壁画《复活》，1492-94，梵蒂冈。他竟然貌似虔诚地把自己放在耶稣复活的景观里！
为了刮钱，他把一批富人罗织成罪，把他们或是下到监里，或是谋杀（善用毒酒），以吞并对方的财产。他提拔并纵容自己私生子西泽尔·波尔金（Cesare Borgia，18岁就被封为红衣主教！）到处作恶，大权在握。这位枭雄甚至谋杀自己做公爵的亲弟弟。西泽尔被认为是（同时代）马基亚维利所写《帝王论》（君主论）最好的样板。据说，达·芬奇就在西泽尔的军队服务，作军事工程师（注1）。
道明会修士萨佛纳罗拉就是因为指责教宗，被教宗判为异端，开除教籍。在经过酷刑后，残忍地慢慢烤死。（请参考《艺术创作与偶像崇拜》）

这是后人模拟Pinturicchio一幅被毁掉的壁画《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与圣母》，圣母的头像采用教宗最钟爱的情妇Giulia Farnese。她的兄弟，后来的教宗保禄三世，也受到亚历山大六世特别“照顾”。拉斐尔亦曾画过Giulia Farnese的肖像！
教宗最后中毒而死，死状甚惨。有人传说，是教宗想要下毒杀害一位主教时，不慎让自己给喝下了，儿子西泽尔也中毒，但是没死。16世纪佛罗伦萨政治家奎齐亚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这样描写他：“他可能比所有在他之前的教宗更邪恶，也更幸运……人在身体和灵魂上所能做的一切恶都给他做尽了。”
接续他的教宗庇护三世禁止人为亚历山大六世做弥撒，庇护三世宣称：“为一个受咒诅的人祷告是侵犯上帝的行为。” 这大约就是“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的意思吧？
可是，亚历山大六世热爱艺术，当时多纳托·伯拉孟特、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都替他工作。人们不解，为什么这样一位邪恶的人会这样喜欢最精巧、最有品味的艺术呢？大约艺术的品味与人品间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吧？你看，希特勒也很喜欢艺术，在二战时，他到处抢夺名画，希望在德国设立一个最伟大的艺术馆！这些有艺术品味的恶魔只有叫人更为战惊罢了！
尤利乌斯二世（在位1503-1513）
尤利乌斯二世是教宗西斯都四世的侄儿。他的当选非常顺利，一般人都认为是他买票贿选成功。

拉斐尔，《教宗尤利乌斯二世》油画，63 x 40公分，梵蒂冈
尤利乌斯二世是一位能干、出色的教宗，他被人称为是“可怕的教宗”，或者“战士教宗”，因为他野心大，不论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雄心勃勃，还带兵出征过。
可是对热爱真理，热爱基督的伊拉斯谟来说，他看不惯尤利乌斯二世的跋扈。他写了篇讽刺短文《尤利乌斯被挡在天国门外》（1514年），嘲弄教皇。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1513年去世，伊拉斯谟描述使徒彼得将尤利乌斯挡在天国珍珠门口的情形：
彼得：让我凑近点看看……传教士的长袍，但下面却是血迹斑斑的盔甲，眼神凶狠、嘴唇傲慢、面容无耻、浑身布满罪恶的伤疤，呼吸中充满酒气，被放浪破坏了健康。哦，你尽管恐吓人吧，我来告诉你，你到底是谁，……你就是刚刚从地狱回来的教宗尤利乌斯。
尤利乌斯：那你到底开不开门？
彼得：我会给任何人开门，但你除外。
教宗爱好艺术、文学，对重建圣彼得教堂和改进城市的美观功不可没。要求米开朗基罗为他的墓园雕刻40座大理石像，后来又要求他画西斯廷小堂的天顶。他的私生子中只有一位女儿活到成人，成为女中豪杰。拉斐尔亦曾将她画入作品中。
利奥十世（在位1513-1521）
利奥十世是佛罗伦萨著名的统治者洛伦佐·德·美第奇之子。他性情温和，爱好和平，他也喜爱享乐。1513年他当选后给表兄写信时这么说：“现在我可以享受生活了”。奎齐亚迪尼描述他偏爱年轻男子的陪伴，沉溺于"体面人羞于启齿的淫乐"之中。
他也是一个热爱艺术的教宗。因着他在佛罗伦萨所受人文主义的熏陶，他对圣经故事与希腊罗马的神祗同样感到兴趣，使得圣俗参杂，异教与基督教的图像同时进入教廷，丘比特与马利亚可以出现在同一张画上！
他决定重建圣彼得大教堂，使得教廷出现财政危机。为了纾困，利奥十世动用了一项教宗特权-出卖（并滥用）赎罪券以补贴银根。这种贩卖“救恩”的做法是对上帝的亵渎！
在他的任内，1517年，马丁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引发宗教改革。路德写道：“教皇比任何人都富有，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钱去修复圣彼得大教堂，而非要压榨贫穷的天主教徒的钱财呢？”利奥十世至死没有作任何改革。
克雷芒七世（在位1523-1534）
他是利奥十世的堂兄弟，也就是有名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侄子。他世俗气重，并不关心宗教改革背后的实质问题，反而主张要用武力传教。
他在位时期最严重的事件是1527年发生的“罗马之劫”，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叛兵夺下了罗马，烧杀抢劫。教宗虽然幸免于难，但这次事件使得教廷威信尽失。
他临死前几天下令，吩咐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小堂绘作《最后的审判》壁画。

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
保禄三世（在位1534-1549）
前面提到，他是靠“裙带关系”进入教廷权力中心的。他也是最后一位从俗家直接空降教廷高层的教宗。他有四个私生子，都是在登基前生的。在教宗位子上，他也是特别照顾亲友，鸡犬升天。所以，按照常理推断，他应当又是个“狼文化”的代表，事实上，他却还算温和，具有领导的艺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那本书就是献给他的。

提香，《教宗保禄三世》（两幅之一），1543，那不勒斯
保禄三世是个比较尽职的教宗。因着内外重重的压力，他终于开始了“天主教改革”运动以对抗宗教改革，逐渐扭转了教廷的堕落。他在1545年召开了第一次“天特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讨论天主教内部的改革。这个会议断断续续开了廿几次，前后经过三个主要会期，在教宗庇护四世手下作出总结论。那是1563年，也就是米开朗基罗逝世前一年。
保禄三世第二个重要的决策是支持“耶稣会”成立（1540）。耶稣会的兴起也刺激教宗在1542年恢复罗马的“宗教裁判所”，但是至少在他的任内并没有大型迫害。
教宗热爱艺术。在他的鼓励下，米开朗基罗完成了《最后的审判》这幅巨型壁画的工作。米开朗基罗在保罗小堂（Cappella Paolina）的两幅壁画《圣彼得钉十字架》和《保罗的悔改》也都是保禄三世委托的（这个小堂对教宗具特殊意义）。1546年，在米开朗基罗71岁高龄时，教宗任命他为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师，要他继续Sangallo留下的工作，可见倚重之殷。他可以说是米开朗基罗最忠实的支持者。

米开朗基罗《圣彼得钉十字架》

米开朗基罗《保羅的悔改》
天主教改革与对艺术的影响
“天特会议”的结论拒绝了所有企图与新教妥协的努力。对内而言，它是个自清运动，重申基本教义（反对救恩的保障，反对新教的“唯独信心”，引用《雅各书》支持信心加上行为作为救恩的条件，肯定教会传统的价值），清除神职人员贿赂的恶习，加强对教士的训练和管理，肯定教宗绝对的权威，限制赎罪卷的使用，列出禁书目录，等等。该大公会议也对艺术和音乐提出严格要求，以避免淫秽的风气，排除异教偶像的影响。
另一个干涉艺术的鲜明例子，是有关威尼斯画家保罗·委罗内塞（Paolo Veronese）那幅巨型的《最后晚餐》。他被宗教裁判所召去“喝茶”，要他解释为什么画里充满了：“小丑、喝醉酒的德国人（乘机损一下德国的新教老乡）、矮人和其他下流人物”？当局认为这幅画对耶稣不恭敬，有异端思想的嫌疑。委罗内塞只好把画名改作《利未家的宴席》以过关。这与几十年前教廷对艺术无条件接受相比，真是判若两个世界！

委罗内塞，《利未家的宴席》，555 × 1280公分，1573，威尼斯
天主教改革也包括“灵性复兴” 运动，以及设立新的“修会”（order）。这个运动注重敬虔和灵修，要除灭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世俗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耶稣会（Jesuits）。它是圣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tius Loyola)创立的，强调“属灵的操练”（spiritual exercise）。耶稣会坚守过贫穷、贞洁和服从的生活，并且绝对服从教宗。两位以灵恩闻名的圣品，圣大德兰(St. Teresa of Avila)与圣十字若望 (St. John of the Cross)，也都属于这个时代。
教廷这样重整旗鼓，带来一番新兴气象，特别在艺术的领域。然而，无可讳言地，自由的气息和思想的开放是在新教的北方。而天主教会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它对那些底层民众心灵深层的悸动，提供了一个和谐的、人性化的和文明的力量。（注2）
以马利亚为例，在12世纪，当罗马面对各种蛮族的时候，她是文明的最佳保护者，驯化了这些蛮族。中世纪那些伟大的教堂就是她居住的殿堂（几乎所有的天主堂都以圣母命名）。在文艺复兴时期，她更是人人都认识的图像。她不但是“天后”，也是人人可以亲近的人类母亲。从西班牙的农民，到意大利的工人，他们都可以向她祷告，或是到神甫那里告解，得以疏解他们内心的烦恼。
试想，这些生活在圣母慈祥面容下的小民，他们忽然听到，北边有些“抗罗宗”的暴民，冲进了教堂，毁坏了圣母像，砍掉了她的头颅。这些小民怎能承受这样的打击？
荷兰乌得勒支（Utrecht）圣马丁天主堂中圣坛上的图像，在1572年新教徒“打倒偶像”运动中被毁坏

苏格兰教堂外的图像在“打倒偶像”运动中被毁
英国20世纪艺评家克拉克在他《人类的文明》的书中作了一个很有趣的观察，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看来，或许也有它部分的道理：
在世上许多历史悠久的宗教中，女性“神祗”的地位很重要，不亚于男性（他列举了埃及、印度和中国）。社会学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称这些民族为“顺服的社会”（communities of obedience）。但是，另一种有攻击性的游牧社会，克拉克称他们作“意志的社会”（communities of will），就如以色列、伊斯兰教徒和北方的新教徒，这些宗教中只有男性的“神祗”。这种“男性”宗教没有宗教图像。人类历史上使用宗教图像艺术的宗教，都是前者。（注2）
一般天主教的平民或许不懂神学，但是，他不能接受那些“异端”剥夺他向圣母祷告的权利，他也不要人剥夺他“告解”的权利。这是他做人的根本，代代如此。他不能没有这种和谐的、人性化的和文明的力量作为他生存的支柱。
然而，对一个新教徒而言，信仰的基础只能建立在上帝自己的话语（圣经）上，而不是人为的组织和传统。那种诉诸情感、诉诸圣人、诉诸权威的信仰方式是他不能接受的。在当时，这中间的差异太大。
在天主教改革期间，天主教会不断扩大建设、美化梵蒂冈，以宣扬教会的伟大。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完工于1590年，不过那时的梵蒂冈还是朴实无华，只有个雄伟的架子。我们今天所看到圣彼得大教堂，里里外外宏伟、华丽的景象和广场的建筑，这些都是以贝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为首，许多伟大艺术家和建筑家们共同的成绩。

贝尼尼，圣彼得教堂中的青铜华盖和彩色鲜艳的壁画

梵蒂冈的贝尼尼柱廊

Bernini 贝尼尼，Ecstasy of Saint Teresa,《圣大德兰的出神狂喜》，1645-1652年，大理石，高350cm，罗马，圣马利亚·德拉·维多利亚教堂科纳罗小礼拜堂。可能是他最伟大，充满视觉美感，甚至“挑逗性”的雕刻
经过贝尼尼等人多年精心的设计和艺术工作，我们才有今天这样庄严、肃穆，而又光鲜亮丽的罗马。它让我们倾倒、心醉。
但是，如果我们生长在那个时代，除开美学，除开艺术，难道这个俯伏在绝对威权下的宗教架势就能够满足人们信仰的需求吗？难道这就是那位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并为此殉道的彼得所期望看到的？难道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要成就的吗？从英国来的克拉克认为，像《圣大德兰的出神狂喜》这样的作品走过头了（注2）。

《圣大德兰的出神狂喜》的面部表情
的确，这种表达方式不但扭曲了大德勒原本朴实无华的面孔，而更像是好莱坞的镜头。它把灵性经验与视觉快感等同。如果这就是教廷所要传达的信仰经验，它所给予人的不过是个错觉，一个误导。在对抗新教严格的信仰态度的时候，它逃进了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似的幻觉世界。是的，艺术被释放了，它构筑了一个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动力。可是，它只能诉诸于我们的感官，而非我们心灵的共鸣。你只需要看看聚集在这幅雕像前面那些指指点点的民众，就知道它带给人的意义了。这种能量并没有把人提升到上帝面前，而是那种很快就蒸发的激情。
在我们看到这些伟大的艺术品而目瞪口呆的当儿，我们或许也会不禁地想到，当时那些显赫的家族，他们把神职当作私人的特权来买卖。一朝当权，就竞相建造宏伟的建筑和艺术品。我们今天所赞叹的，就是当年那些教廷达官贵人们用野心、贪婪和自大所达到的表象，是借着上帝之名，利用老百姓信仰的需求，剥削他们，愚弄他们的成果。这也是我们在惊叹中同时涌起的复杂心情。
然而，虽然有不少艺术家，他们创作的目的是求名、求利、表现自我，但是也有艺术家是抱着敬畏上帝的心在创作。我们或许不应该因为付钱的老板有问题，就完全否定他们的贡献。任何发自内心，为了爱神与爱人而贡献的创作，我们都应当敬重。
或许我这种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看法过分古板，然而，我们究竟是在讨论“宗教艺术”啊！况且，任何建立在绝对权威和愚民政策上的制度，纵使是宗教制度，也是不能持久的。因为，人类渴望自由的本性必须得到疏导，而不是压制。
END
注：
1、请参考：Charles Nicholl, “Leonardo Da Vinci, Flights of the Mind,” Viking, 2004.
2、请参考：Kenneth Clark, “Civilisation,” Harper & Row, 1969.
后记：本文取自：《临风：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全文采自《反宗教改革艺术与人类的幻觉》一章，并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