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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凉薄

张爱玲的凉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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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敞 | 张爱玲的凉薄
原创 2017-08-29 张敞 骚客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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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彦明女士新出的书《人情之美》，有一篇是写张爱玲的，文辞相当温婉恰当，表达了对张爱玲的敬慕怀念之意。不过有一段文字，也许倒“坐实了”张爱玲的凉薄，觉得她不近人情。

“张爱玲与我因工作需要而通信……工作中，我们的信件永远有去有回；我离开工作后，给她去信没有回音，遂明白这就是张爱玲。尊重她选择简单纯粹的生活态度，不愿有多余的交流牵挂，不再去信打搅。”

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有人引了这句话，还引了其他作家对作者的态度做对照。其实文章作者在文末以极大的善意对张爱玲报以深刻的理解，只是也许被读的人自动忽略了——或者没读完？

张爱玲的一生——她的传奇和特立独行——自然会引来很多的“误读”。时间愈久，名声愈远播，“误读”也就愈多。（鲁迅是另一个被“误读”得厉害的现代作家。）“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误读大概才是人生常态。要不怎么说“知音世所稀”？或者说，一切“解读”都是“误读”？

看了关于别人的只言片语，或者知道了张爱玲的一点儿经历，就大谈特谈、鄙夷有之的人，从来不少。一些著名的文字和事件，更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是她凉薄的“铁证”。

它们的有趣性犹如“阳光射进多棱镜”。不妨在下面大抄一下。

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的写：“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份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她却又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且她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时时觉得做错了似的，后悔不迭，她的悔是如同对着大地春阳，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我因听别人常说学生时代最幸福，也问问爱玲，爱玲却很不喜学校生活。我又以为童年必要怀恋，她亦不怀恋。在我认是应当的感情，在她都没有这样的应当。她而且理直气壮的对我说，她不喜他的父母，她一人住在外面，她有一个弟弟偶来看她，她亦一概无情。这与我的做人大反对，但中国文明原是人行于五伦五常，并不是人属于五伦五常。而伦常之所以数千年来不被革命革掉，是因为二十四孝同时也可以有桃花女与樊梨花。”

“爱玲好像小孩，所以她不喜小孩，小狗小猫她都不近，连对小天使她亦没有好感。”

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录，也提供了张爱玲“冷面冷心”的例子。1943年，23岁的张爱玲写文章声名大噪之后，弟弟为了自己和同学办的刊物《飙》去向她约稿。张爱玲回说：“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后来张爱玲只给了弟弟一张素描，作为插图。

1989年，张爱玲晚年拒绝给弟弟经济援助的信，是又一个证据。

“消息阻塞，有些话就是这样离奇。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也可以寻出一些“确凿”的线索。

散文《烬余录》里，她描写港战爆发，自己在“大学堂临时医院”里做看护，有一个“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的病人，整夜叫唤“姑娘啊，姑娘啊”要开水，她很不耐烦。后来这个人死了，她写道：“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

另一段她又写：“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言语间，真是令人耸动。

看一个作者在文中如此清醒、残忍地解剖自己，写自己作为凡人的“绝情” ，我们并没有很多经验。而这战争背后惊人的生活真实和人的麻木，这种毫不粉饰的作派，真是令人感到既刺激又记忆深刻。可是这些若比起她在《小团圆》中写恋爱中的自己的沉浮颠倒，委屈自抑，根本算不得什么。她经常用的对自己的一个比喻是“只有长度阔度厚度，而没有地位”，用来形容自己恋爱身份的尴尬。

“这些人都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阔度。只有穿着臃肿的蓝布面大棉袍的九莉，她只有长度阔度厚度，没有地位。在这密点构成的虚线画面上，只有踏着翠蓝的一大块，全是体积，狼犺的在一排排座位中间挤出去。”

承认失败，甘于失败，写出失败。后来她写《少帅》中的周四小姐，大概也是因为有着共情之处：“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爱着一个浪子”。她用了同一个意象：“他拉着她的手向沙发走去，仿佛是长程，两人的胳臂拉成一直线，让她落后了几步。她发现自己走在一列裹着头的女性队伍里。他的妻子以及别的人？但是她们对于她没有身分。她加入那行列里，好像她们就是人类。”

张爱玲在给宋淇邝文美的信中提到：“终身拘禁成全了赵四。”她说的应该是爱情。她也一定想到过，和胡兰成一起，她便没有这样的来自外力的“安全”。也许她也希望有？那样她不至于在第一段爱情里这么一败涂地？

上海还有个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叫潘柳黛的，一度算得上是张的朋友，后来对方声名鹊起，她心中大概不服，写了几篇文章，以鄙薄胡兰成张爱玲为乐。潘柳黛的文格颇为低下，又因为在汪伪媒体做过事，一度被称为“文妖”。她下笔处常令我心中惊呼“可怕”。

她的文章《论张爱玲》，刻薄的、挑衅的词语很多，我不想拿来举例。无事的人可以找来一看，那真印证了柯灵和魏绍昌嘴里所说的“下层品味的作家”。单提她文中讲的张爱玲的性情，语虽讥诮过度，然而也可算是一个“病人”眼中的张爱玲。

“她（张爱玲）不像丁芝那么念旧，也不像张宛青那么通俗，更不像苏青的人情味那么浓厚，说她像关露，但她却比关露更矜持，更孤芳自赏。关露还肯手捧鲜花，将花比人，希望能够表现得相得益彰。张爱玲的自标高格，不要说鲜花，就是清风明月，她觉得好像也不足以陪衬她似的。”

“后来她在上海时，又一度攻读于圣约翰大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教会学校的神髓被她领会到了。所以在处事待人的手法上，有时虽不合与中国人的习惯，但是却颇合乎‘外国人’脾气。比方与人约会，她会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倒她家里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确，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即使她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把门嘭得一声关上，请你暂时尝一尝闭门羹的滋味。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呢，那她更会振振有词的告诉你说；‘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她的时间观念，是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不能早一点，也不能晚一点，早晚都不会被她通融。所以虽然她是中国人却已经养成了标准的外国人脾气。”

潘柳黛后来在她三十三岁时嫁给了蒋经国的侄辈远亲蒋孝忠，前段时间无意中看到一个小视频，是蒋家一个称呼潘柳黛为七嫂的叫做蒋孝良的，在深情谈张爱玲的小说，并念诵胡兰成写初识张爱玲的话。我想潘柳黛若活着，一定不开心。

早年张爱玲写散文，把父亲、继母的形象都写在《私语》、《童言无忌》里。

“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这是《私语》中的一段，他的父亲心再硬，看到此句也应该是痛的吧？毕竟是自己的女儿。

据张子静的记述，《金锁记》的故事和人物，原型在李鸿章次子李经述家里。《花凋》则影射了舅舅一家，后来搞到本来很疼爱张爱玲的舅舅暴跳如雷。“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最末这十一个字称得上“精到又奇诡”，用笔之狠，语不惊人死不休。类似这样重的句子还有一些。小说人物是艺术创造，但就害怕有人非要对号入座，何况人物原型是亲戚！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对于自己的观察就是如此诚实，如此坦白，有着艺术家的悲观冷眼，又下笔如“太上无情”，也难怪凡人会觉得惊诧，因为自己做不到。

《雷峰塔》是张爱玲自传体小说的其中一部。（另外两本是《易经》和《小团圆》）。这部书写于上世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彼时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还生活在大陆。在书的结尾，琵琶的弟弟“陵”得了后母传给他的肺结核死掉了。而真实的情况是，张子静一九九七年去世，《雷峰塔》的中文版二零一零年出版。为什么要把他写死？当然这是作家的超人视角。我只是在想，幸好张子静没有读过这本书！

人是复杂的，某方面看似拿得起放得下，但其实未必如是。不写作的人不大懂写作的人，正如庙里的佛像尽管悲悯慈祥，你看他还是要仰视。你们没有在一个视角上看过人间。他的视角与人不同。好的作品就是这种视角的创造。

“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一些了不起的人，不过也是常人。他们偶尔参透“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的话，凡人也参透过，然而没机会说出来，或说出来你没有渠道听见。



是时候用文章帮张爱玲说一点话。邝文美在1957年《我认识的张爱玲》中写过一段话，是为张爱玲做辩白。

“十五年来，我一直是她的忠实读者。她的作品我都细细读过，直到现在，还摆满案头，不时翻阅。但是老实说，在认识她以前，尽管我万分倾倒于她的才华，我也曾经同一般读者一样，从报纸和杂志上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她是个性情怪僻的女子，所以不免存着‘见面不如闻名’之心。直到几年前我们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相识，一见如故，后来时常往来，终于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我才知道她是多么的风趣可爱，韵味无穷。照我猜想，外面传说她‘孤芳自赏’，‘行止隐秘’，‘拒人于千里之外’……很可能是由于误解。例如，她患近视颇深，又不喜欢戴眼镜，有时在马路上与相识的人迎面而过，她没有看出是谁，别人却怪她故作矜持，不理睬人。再者，她有轻性敏感症，饮食要特别小心，所以不能随便出外赴宴。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往往以为她‘架子很大’。再加上她常在夜间写作，日间睡觉，与一般人的生活习惯迥异，根本没法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这也是事实。我相信‘话不投机半句多’这种感觉是任何人都有过的。在陌生人面前，她似乎沉默寡言，不擅辞令；可是遇到只有二三知己时，他就恍如变成另一个人，谈笑风生，妙语如珠，不是说出令人难忘的警句来。她认为‘真正互相了解的朋友，就好像一面镜子，把对方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反映出来。’”

单看一面就论定一个人，忽略了一个人作为“人”的复杂性。

张爱玲的散文《爱憎表》中，她提到小时候带自己的何干在家里干活的场景：“女佣工资通行每月五元，粗做三元。何干因为是从前老太太的人，一直都是十元，后母当家降为五元，而且我后母说我现在住读，何干改带我弟弟，男孩比较简单，没什么事做，可以洗衣服。头发雪白还要洗被单，我放月假回来，听见隔壁装着水龙头的小房间里洗衣板在木盆中咯噔咯噔地响，响一下心里抽搐一下。”

这是异常的敏感和同情。《雷峰塔》的结尾，她写到何干的离开，更让人内心惨痛。

“琵琶立在月台上，一帘热泪落在脸上。刚才怎么不哭？别的地方帮不上忙，至少可以哭啊。她一定懂。我真恨透了你的虚假的笑和空洞的承诺。这会子她走了，不会回来了。琵琶把条手绢整个压在脸上，闷住哭声，灭火一样。她顺着车厢走，望进车窗里。走道上挤满了人，可是她还许能挤进去，找到何干，再说一次再见。她回头朝车厢门走，心里业已怅然若失。宽敞半黑暗的火车站里水门汀回荡着人声足声，混乱匆促，与她意念中的佛教地狱倒颇类似。那个地下工厂，营营地织造着命运的锦绣。前头远远的地方汽笛呜呜响，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火车动了。”

“风絮飘残已化萍，泥莲刚倩藕丝萦。珍重别拈香一瓣，记前生。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又到断肠回首处，泪偷零。”纳兰性德的词里写过。

同样是写弟弟，在散文《私语》中她如此写：“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只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节是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只篮球鞋。”

“何干偷偷摸摸把我小时的一些玩具私运出来给我做纪念，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淡绿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煽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至今回想到我弟弟来的那天，也还有类似的感觉。”

《雷峰塔》中她又写：“弟弟死了，琵琶心里发慌，仿佛看着什么东西从排水道往下掉，还捞得回来。”“梅雨季开始了。走半个城去上课，在蒙蒙细雨中想着陵死了。在街上这一年总觉得两样，虽然并不会更真实。她喜欢街衢，如同其他孤独的人，下雨天四周的接触更多，天地人都串了起来。喷在脸上的细雨，过往雨伞滴下来的水，汽车溅上她脚踝的水，湿淋淋的雨衣拂过，在在都是一惊。这一刻她感觉不出弟弟不在人世有什么不同。”

“这一刻她感觉不出弟弟不在人世有什么不同”？这句话什么意思？她对弟弟的死无所谓？我想这是更深的悲痛。弟弟去了，然而人世还是这样，可是只剩了她了。后文也证实这是无人可对的孤独，她说自己和弟弟，“他们曾是现世最古老的土著。他们一起经验过很多事。”

有缘得见张爱玲的夏志清、水晶、林式同、庄信正、王祯和、陈若曦、白先勇以及采访过张爱玲的外国记者，都对她印象极佳。

瘦，羞怯，认真，和蔼，周到，教养良好，举止得当，衣着讲究，好奇心，像孩子……这几乎是他们的普遍印象。

詹姆士·莱昂（James K. Lyon）在《善隐世的张爱玲与不知情的美国客》中，写起过他的“奇遇”。当年他因为赖雅的事采访张爱玲，彼时他尚不知道张爱玲是何许人也，只知道是赖雅的第二任妻子。在联络和拜访之后，受到张爱玲极为和善与细致的对待，并且两人还有工作书信来往。

“我回了封谢函给她（张爱玲），感谢她对我的协助，心想这大约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络了。出乎意料的是，两个月后我收到她寄来的包裹，里面除了一本书还附上信函，署名日期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信依旧打在见了熟悉的洋葱纸上。那本书就是赖雅的小说《我听到他们歌唱》（I Heard Them Sing，一九四五）。这是他为数稀少的小说作品之一，可能还是他严肃作品之中最杰出的。可见她还记得我曾说过因为找不到书，而无缘一睹赖雅的小说，因此一直引以为憾的话。”

“有趣的是，在我们访谈过后两个月，间中她完成了许多工作，又几次感冒，而张女士仍旧可以详记我们会晤当天她所说的一切，当然还有后来书信中的话，我自己却都忘了，尤其是抱怨找不到赖雅写的《我听到他们歌唱》那件事。也许是因为她较少跟人接触，夸大了我们的相晤对她心理的冲击——因此她感到有责任要为她所说所写的一切作更进一步的澄清。承她记得我想找赖雅的书，并特地寄来给我。这样的亲切无疑有效地打破她孤僻难缠的恶名；相反地，她的行径说明了一种与人为善，有高度社交经验的人方有的慷慨。”

可见她是一个知冷知热，并且重情重义的人。只是她的表达方式不同。她把所有的感情都给了对她好的，她感恩的亲戚和朋友。

胡兰成流亡温州时，她千里迢迢去找他，这些被写进散文《异乡记》。她和胡分手后，又把《不了情》与《太太万岁》两个电影剧本的30万稿费全数寄给他，助他度过艰难的时期；晚年，她将自己在大陆的著作版权给了姑姑张茂渊和姑父李开第；写遗嘱时，她又将自己30万美元遗产全部留给宋淇邝文美夫妇……

水晶在他的《蝉——夜访张爱玲》中提到一句，我记忆深刻：“……她（张爱玲）接着又指出，每当她读到宋蕙莲、以及李瓶儿临终两段，都要大哭一场。”她绝情，也深情。

人生这本大书，天天上演的都是“罗生门”，千人眼中的千个哈姆雷特。所谓的“客观解读”，其实都是“主观以为的客观”，是“薛定谔的猫”，当你看它、解读它的时候，它已经丧失了未关注前的不确定性，它已经变了。

历史上的中国人大概一直过得苦，被各种礼教压着，性情因而养得曲折，千年下来，竟成为了生存之道，甚至被写进了遗传因子。我们的园林，总是要“山重水复疑无路”，重在那个“疑”字；这样的遮掩，这样的“犹抱琵琶”，才让我们的传统小说发展得比外国小说更完美。

金圣叹深恨宋江，张竹坡讨厌吴月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读出了书中作者潜藏的态度。虽然对张竹坡的这个解读我完全不能同意。清朝同为批者的文龙，见了张竹坡的批语，甚至气得说：“作者决无偏袒，阅者何必吹毛。彼深恶月娘者，或有伤于其正室，亦未可知也。”“批者与月娘想是前生冤孽，何至百割方快！”两批同看，宛若看古人打架，令人绝倒。

爱情的专家常说，当女人说“不要”的时候，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要”。而女人说，我们说“不要”的时候，就是“不要”。所谓的“读出弦外之音”，有时候和“自作多情”是同义词。

张爱玲最后几年的生活状况，从宋以朗出版的《张爱玲私语录》中可以得窥一斑。离群索居的她，除了如她早年《天才梦》中写的原因“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外，都是因为“时间不够用”。

1989年3月6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邝文美：“我想我们都应当珍惜剩下的这点时间，我一天写不出东西就一天生活没上轨道。还是少写信。有事就写便条。”

1993年10月17日，写道：“我写了长信给KD（李开第——姑姑张茂渊的丈夫）详细解释，他来了两封回信，我这些时一直收到信只拆看账单，他的信跟志清庄信正各有两封信都迄未开拆。想着你不是等回信，就没写，同时也是怕写了你又要腾出时间来回信。我自己是要我再额外多花点时间就像割肉一样心疼。”

记得梵高在信里曾经写过：“昨天有人在背后议论我，瞧瞧，这算什么画家啊，居然画马的背面而不画正面。真是笑死我了。”六七十岁没有应酬，“祖师奶奶”——作为一个名人——没有到处演讲，没有参与很多商业活动，也没有到街上去跳广场舞，没有带孙子孙女（当然她也没有），说写信没时间？分明是个借口！分明是个怪人！——当然有人会这样想吧？没法说，人和人的差别就是这样大。

刘伶《酒德颂》：“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攮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这篇文章大掉书袋，可是也不得不掉。事实都在文章里。最后这一个书袋，是真的书袋，就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世人为什么计较她的凉薄，要知道多少人死在别的小说里，怎么就不凉薄了？

“凉薄”这样的词语不适合盖给她

《小团圆》她那么清醒地剖析着自己，如果说她对世人凉薄，那么她对自己更是如此。我想很少有人敢这样冷清地直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