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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贵族
谈德国贵族之六：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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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德国贵族之六：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贵族
陆大鹏Hans
06.26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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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贵族面对纳粹党的英勇义举，或是共谋与罪行，都特别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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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的召唤
1945年4月29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日子里，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麓的小镇塞科斯腾的慕斯（Moosbei Sexten，今属意大利），德国国防军上尉维夏德·冯·阿尔文斯莱本（Wichard von Alvensleben）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附近的一个党卫军单位押解着一群犯人，随时可能将其屠杀，他必须去营救这些犯人。也就是说，他可能需要向同为德军的战友开枪。而同时，美军的滚滚洪流正在不可阻挡地逼近。
党卫军和国防军的矛盾与摩擦一直都有，但发展到兵戎相见，实属罕见。冯·阿尔文斯莱本似乎特别适合执行这个人道主义任务，他生于1902年，出身地主贵族世家，自幼在修道院学校受教育，非常虔诚，是圣约翰骑士团的德国新教分支的成员。无论从出身还是信仰来看，他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骑士。
维夏德•冯•阿尔文斯莱本
事不宜迟，冯·阿尔文斯莱本孤身前往犯人所在地，距离慕斯17公里的小镇尼德多夫（Niederdorf，今属意大利），侦察“敌”情。次日早上，他带领15名士官展开行动。两个小时后，150名掷弹兵的增援部队奉命赶到，封锁了尼德多夫村。国防军和党卫军同袍针锋相对，情势万分紧张，一触即发。
为了避免同室操戈，冯·阿尔文斯莱本打电话给党卫军高官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沃尔夫是希姆莱的参谋长、希姆莱在希特勒身边的联络官，当时还是驻意大利的所有党卫军和警察的最高指挥官。好说歹说，沃尔夫总算同意指示押解犯人的党卫军指挥官放弃任务、自行撤离。犯人被德国国防军实施“保护性监禁”。
这时冯·阿尔文斯莱本才发现，他解救的犯人当中有多少显赫的大名！这批囚犯共139人，来自17个国家，包括奥地利前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大工业家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上校（Bogislaw vonBonin，国防军参谋军官，因为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指示部队撤退而被捕。正是冯·博宁设法打电话与冯·阿尔文斯莱本的上级联系，才有了营救行动）、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上将、英国特工西吉斯蒙德·佩恩·贝斯特（SigismundPayne Best）、著名的抵抗分子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以及行刺希特勒的抵抗分子冯·施陶芬贝格伯爵的亲眷。
被国防军营救后的犯人，穿军装者为博吉斯拉夫•冯•博宁，穿黑衣者为英国特工贝斯特
美军解放冯•阿尔文斯莱本救下的犯人
没过几天，美军赶到，这群犯人得到解放。冯·阿尔文斯莱本自己也被美军俘虏，但因为他两手清白，很快获释，战后做生意、管理庄园、做慈善，1982年去世。但一直到1964年，他当年的壮举才为公众所知。他在一封信中表示，他作为基督徒，救人一命，义不容辞。
冯·阿尔文斯莱本是一位贵族军人，他尽忠职守，与纳粹政权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在那样的黑暗社会里，除非移民跑路，谁能与纳粹政权完全撇清干系？），但他有自己的良心底线。他不是直接反对纳粹的抵抗分子。这样的人，在德国军人，尤其贵族军人当中，不算少数。
一个有名的例子是迪特里希•冯•肖尔铁茨（Dietrich von Choltitz）上将。他出身西里西亚地主贵族家庭，在二战中以严格执行上级命令和“铁石心肠”闻名。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后，希特勒任命这个“铁石心肠”的人为巴黎地区指挥官，指示他死守巴黎到最后一枪一弹，并执行焦土政策，彻底摧毁巴黎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包括炸毁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名胜。然而冯•肖尔铁茨不肯盲目忠君，拒绝逾越底线，最后将巴黎完好地交给了盟军。他被誉为“巴黎的救星”。后来这段故事被写成了经典的纪实文学名著《巴黎烧了吗？》，还于1966年被改编为电影。
迪特里希•冯•肖尔铁茨
电影《巴黎烧了吗？》海报
九月密谋
上面讲的都是并非抵抗分子的贵族军人，在良知驱使下拒绝作恶。而有不少贵族军人，坚决地站到纳粹政权的对立面，以生命抗争。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Claus Graf von Stauffenberg），他于1944年7月20日用炸弹行刺希特勒，不幸失败，当夜即牺牲。他的英雄壮举在战后德国家喻户晓，多个城市立有他的纪念碑或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与广场。战后西德国防军的一处兵营被命名为施陶芬贝格伯爵兵营。每年7月20日，西德政府（及两德统一战后的联邦德国政府）都举行纪念活动，国防军军人郑重宣誓，以纪念施陶芬贝格。他的故事还被多次搬上银幕，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2004年德国明星塞巴斯蒂安·科赫出演的电影《施陶芬贝格》和2008年汤姆·克鲁斯出演的《行动目标希特勒》（Valkyrie）。
塞巴斯蒂安•科赫版施陶芬贝格电影海报
其实抵抗集团（很大一部分人属于贵族）刺杀希特勒的行动有很多次，施陶芬贝格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军人抵抗集团也很早就成形了。我们从头讲起。
1938年9月，国际形势高度紧张，希特勒威胁要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不惜动武。国防军的许多高级军官和外交部官员相信德国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一旦开战德国将会失败。本着救国的精神，他们开始密谋，打算发动政变，冲入总理府，杀死或者劫持希特勒，推翻纳粹党政府。这就是所谓“九月密谋”（也叫奥斯特密谋）。
密谋的核心人物是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外军处（AmtAusland/Abwehr）的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中校。参与这个密谋圈子的人层次很高，包括路德维希·贝克大将（Ludwig Beck，曾任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现任陆军总参谋长）、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军事情报局局长）等大佬。
汉斯•奥斯特的最终军衔为少将
密谋者当中的贵族有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第三军区，即柏林与勃兰登堡军区的总司令）、沃尔夫·海因里希·冯·海尔多夫伯爵（Wolf Heinrich Graf von Helldorf，柏林警察局长）、保罗·冯·哈泽（Paul von Hase，当时是第50步兵团团长）, 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伯爵（Fritz-Dietlof Grafvon der Schulenburg，柏林警察局副局长）、汉斯·冯·多纳尼（Hans von Dohnanyi，司法部官员）、卡尔-海因利希·冯·施图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Stülpnagel，陆军总参谋部军需总长）。就连新任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Walther von Brauchitsch）似乎也积极参与了密谋。或者说，即便他不是参与者，但发现了之后也没有告发。
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元帅是抵抗运动的重要成员
柏林警察局长海尔多夫伯爵，抵抗分子之一
按照他们的计划，一旦希特勒命令军事动员，他们就在柏林发动政变。首先由汉斯—于尔根·冯·布鲁门塔尔伯爵（Hans-Jürgen Graf von Blumenthal）率领可靠的部队杀入总理府，杀死或控制希特勒。随后逮捕纳粹党领导人，建立新政府。
然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害怕战争，在谈判中向希特勒让步，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让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就赢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战争（暂时）没有爆发，希特勒大获全胜，在国内赢得极高威望，“九月密谋”无疾而终。
“九月密谋”的不少成员后来在二战期间加入抵抗运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包括贵族，将会为抗争强权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刺杀希特勒
被本文开头的冯·阿尔文斯莱本解救的犯人之一，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1907—1980）也是著名的刺客。他是黑森选帝侯威廉一世的后代，年轻时学法律，后来从军。作为抵抗运动主要领导人汉宁·冯·特雷斯科（Henning von Tresckow）上校的副官，他很早加入抵抗运动。1943年3月13日，希特勒视察东线战场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冯·施拉布伦多夫将伪装成两瓶酒的定时炸弹送上了希特勒的飞机。然而飞机起飞之后，炸弹并未按时爆炸，后来发现是因为货舱内温度过低，炸弹失灵。次日，冯·施拉布伦多夫冒着极大风险飞回柏林，想方设法换回了炸弹酒瓶，没有露馅。
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之后，抵抗运动几乎被一网打尽，冯·施拉布伦多夫也被逮捕，虽然遭受毒刑拷打，不肯招供。1945年2月3日，他在接受庭审时，法庭大楼遭到美军轰炸，法官被炸死，审判不了了之。随后冯·施拉布伦多夫被辗转多个集中营，最后被冯·阿尔文斯莱本营救。战后他成为律师和法官，还著书立说，讲述二战期间德国军人抵抗运动的故事。
汉宁·冯·特雷斯科（1901—1944）不是抵抗运动中地位最高的，却是最坚决、最活跃的，他组织了多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还起草了政变的“瓦尔基里”计划。后来根据该计划，施陶芬贝格伯爵行刺了希特勒。盖世太保认为，冯·特雷斯科是行刺的主谋。
冯·特雷斯科出身勃兰登堡贵族军人世家，他的家族有三百年的从军历史，为普鲁士军队提供了21位将军。他在一战期间表现精彩，据说他的长官曾说：“将来你要么会当参谋长，要么会因为反叛而被绞死。”后来算是应验了。
抵抗运动领导人汉宁•冯•特雷斯科
冯·特雷斯科起初因为纳粹党撕毁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而对其颇有好感，但1934年纳粹党血洗冲锋队并杀害两位贵族将军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和斐迪南·冯·布雷多，就让他对纳粹党的幻想破灭了。30年代先后发生了冯·勃洛姆堡和冯·弗利契案件，让他愈发敌视纳粹党。
冯·勃洛姆堡元帅原为国防军总司令，但反对希特勒的外交和战争政策，这时有人发现他新娶的第二任妻子曾是妓女，希特勒便以公开丑闻相威胁，迫使他辞职。维尔纳·冯·弗利契（Werner von Fritsch）男爵原为陆军总司令，希特勒希望削弱陆军中过于强大的贵族势力，便利用冯·弗利契是同性恋的丑闻，迫使他辞职。希特勒利用这两个案件大大削弱了传统的贵族军官团力量，借机撤换了一批不够可靠的人，用他的亲信取而代之。但没过多久就发现，针对冯·弗利契的同性恋指控是捏造的，指控他的假证人很快被灭口。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愤而辞职。冯·弗利契虽然被洗脱罪名，但希特勒拒绝让他官复原职，仅仅让他当一个炮兵团的荣誉团长。
虽然希特勒借助这两个案件改组了德国陆军，使其成为自己的鹰犬，但因为这两个案件走到希特勒对立面的军人，尤其改组军人，不止冯·特雷斯科一个。
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虐待犹太人行动，更让冯·特雷斯科觉得纳粹党是反人类的魔鬼。在向亲近的上司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倒苦水的时候，他提出想辞去军职。但冯·维茨莱本劝他留在军中，因为将来等到清算纳粹党的时候，大家会需要他。
早在1939年夏季，冯·特雷斯科就告诉他的亲戚冯·施拉布伦多夫（上文讲到的刺客）：“责任和荣誉要求我们竭尽全力推翻希特勒和纳粹党，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德国和欧洲，使其免于陷入野蛮。”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冯·特雷斯科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任职。看到屠杀犹太人的恶行，他找到集团军群司令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元帅，说：“决不能容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必须行动！我们在俄国有力量了！”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很多军官，如鲁道夫—克里斯托弗·冯·格斯多夫男爵（Rudolf ChristophFreiherr von Gersdorff）、菲利普·冯·伯泽拉格尔男爵（Philipp Freiherr von Boeselager）及其兄弟格奥尔格、卡尔—汉斯·冯·哈登贝格伯爵（Carl-Hans Graf von Hardenberg）、海因里希·冯·里恩多夫—施泰因奥特伯爵（Heinrich Graf von Lehndorff-Steinort）等，都是反希特勒的抵抗分子，他们也都是贵族。一时间，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成为抵抗运动的中枢神经。
自杀炸弹刺客冯•格斯多夫男爵
1941年9月，冯·特雷斯科派遣自己的下属和同谋者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去柏林联络其他的抵抗分子。这是前线军队第一次开始发起抵抗密谋。冯·施拉布伦多夫继续担当前线抵抗分子（冯·特雷斯科为首）和后方抵抗分子（路德维希·贝克、汉斯·奥斯特等，包括九月密谋的很多人）之间的联络员。奥斯特把陆军总部的高官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Friedrich Olbricht）将军争取过来。
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被抵抗运动内定为政变成功后新政府的陆军部长
抵抗集团的计划是，冯·特雷斯科的小组将行刺希特勒，然后奥尔布里希特等人在后方发动政变。1942年冬，奥尔布里希特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刺杀行动开始了。1943年3月，希特勒访问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冯·特雷斯科计划在他用餐时让多名军官同时枪击希特勒，但他的上司，集团军群司令冯·克卢格元帅虽然同情抵抗运动，但阻止了他，理由是时间还太早，人民不会理解；并且希姆莱不在场，所以希特勒死后，党卫军和国防军之间可能发生内战。
但冯·特雷斯科采用了他的备用计划，也就是本节开头的冯·施拉布伦多夫的定时炸弹袭击。遗憾的是，这次袭击失败了。一周后，中央集团军群在柏林的一家军事博物馆办展会，展出缴获的苏军旗帜和武器，希特勒计划要和希姆莱与戈林一起去参观。鲁道夫—克里斯托弗·冯·格斯多夫男爵奉命去现场讲解。他主动向冯·特雷斯科报名，要携带定时炸弹，与希特勒同归于尽。他的炸弹引爆时间是10分钟，不料希特勒临时改了行程，在博物馆只待了8分钟。于是暗杀计划再次破产。冯·格斯多夫在最后关头成功地解除了炸弹的引信，救了自己和博物馆内其他人的命，而且没有引起注意。
随后，阿克塞尔·冯·德姆·布舍（Axelvon dem Bussche）、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金（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和埃伯哈特·冯·布莱滕布赫（Eberhard vonBreitenbuch）等贵族军人和官员，也进行了一系列刺杀希特勒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希特勒再也不去前线视察，很少去柏林，大部分时间待在东普鲁士的狼穴或巴伐利亚的贝格霍夫，并且安保措施越来越强。1943年4月，汉斯·奥斯特及其副手汉斯·冯·多纳尼等人的抵抗小组被侦破，奥斯特被软禁。这对冯·特雷斯科是又一重打击。
冯·特雷斯科不知疲倦地劝说高级将领，如冯·博克元帅、冯·克卢格元帅和曼施泰因元帅，加入抵抗运动，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在这些高级将领身边安插了抵抗分子作为参谋军官，以影响和争取他们。冯·克卢格一直同情抵抗分子，但始终下不了决心。曼施泰因直截了当地拒绝背叛希特勒，但也没有将冯·特雷斯科的“谋逆”告发。
这时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提出了一个新策略。后备军（Ersatzheer，陆军的一部分，驻在国内，包括指挥与行政机关、训练单位和卫戍部队）有一个紧急预案叫“瓦尔基里”计划（Operation Walküre），为的是防备盟军的空袭造成国内法律与秩序崩坏，或者国内的数百万奴隶劳工与战俘起义。奥尔布里希特提议借助“瓦尔基里”计划，在杀死希特勒之后，让后备军控制各大城市、解除党卫军的武装并逮捕纳粹领导人。冯·特雷斯科花了很大力气来修改“瓦尔基里”计划。他的妻子艾丽卡和秘书玛格丽特·冯·奥芬（Margarethe von Oven）伯爵夫人负责打字，制作命令文件和宣言书等。这些文件在战后被苏军缴获，2007年才公布，证明了冯·特雷斯科是抵抗运动的灵魂人物。
1943年10月，冯·特雷斯科被调往前线担任指挥官，没有条件继续领导政变。他结识了施陶芬贝格伯爵，后者接过了计划和执行刺杀行动的使命。施陶芬贝格伯爵被任命为后备军参谋长并做好行刺准备的时候，西方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施陶芬贝格问冯·特雷斯科，德国眼看就要战败，刺杀和政变是否还有意义。冯·特雷斯科敦促他执行刺杀，并且哪怕刺杀失败也要发动政变。他说，德国内部必须要有公开的反对希特勒的行动，以昭示天下，德国人并非都是纳粹。他还告同志玛格丽特·冯·奥芬和菲利普·冯·伯泽拉格尔男爵，每天有1.6万人被纳粹屠杀，即便为了阻止这个，也要杀掉希特勒。在刺杀几天前，冯·特雷斯科告诉一位朋友，他觉得成功的希望不大，但即便如此，也必须行动。
最有名的一位刺客施陶芬贝格伯爵
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伯爵刺杀希特勒失败。次日，冯·特雷斯科在前线用手榴弹自杀。他给冯·施拉布伦多夫留下的遗言是：
现在全世界都会诽谤我们了，但我今天坚信不疑，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死敌，也是全世界的死敌。再过几个小时，我在上帝面前解释自己的所为和所不为的时候，我能够为自己反对希特勒的斗争辩护。上帝向亚伯拉罕承诺，只要索多玛还有十个义人，他就不毁掉索多玛。我希望为了我们的缘故，上帝不会毁掉德国。[1]
冯·特雷斯科抵抗集团的成员很多是贵族和军人精英，他们的人脉极广，能够接触到纳粹党核心和希特勒，所以他们从事抵抗的时候，活动空间肯定比其他人（比方说共产党）更大，机会也更多。从这个角度看，贵族身份对他们的抵抗颇有益处。
镇压政变几个小时之后，希特勒就说此次政变是“伯爵们和反动分子的俱乐部”的密谋。看样子，希特勒此时已经把贵族视为自己的敌人。
其他方面的贵族抵抗者
还有一些贵族组成了所谓“克莱绍集团”（Kreisauer Kreis），这也是一个反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小圈子，其成员大多为高级贵族和保守派精英，也有中产阶级和教会人士。德国历史上最显赫的一些姓氏，出现在这个圈子里，比如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1907–1945），他是普法战争时期的老毛奇元帅的曾侄孙。“克莱绍集团”这个名字，得名自他们经常在冯·毛奇位于克莱绍（今天波兰的克日若瓦）的庄园开会。
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在法庭受审，1945年1月
另一个名门之后是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Peter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他的祖先就是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名将路德维希·约克·冯·瓦滕堡（Ludwig Yorck von Wartenburg），他推动普鲁士脱离与法国的盟约，倒向反法同盟。
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在法庭上
集团的其他贵族成员还有汉斯·伯恩德·冯·赫富滕（Hans Bernd von Haeften）、亚当·冯·特罗特·祖·索尔茨（Adam von TrottzuSolz）、霍斯特·冯·艾因席德尔（Horst von Einsiedel）、奥托·海因里希·冯·德·加布伦茨（Otto Heinrich von der Gablentz）等。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基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
不过克莱绍集团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反抗希特勒，而主要局限于“清谈”和筹划未来的德国政府。他们与西方盟国，尤其是英国有联系，向其报告德国国内情况。1944，冯·毛奇被捕，于是克莱绍集团瓦解，有些成员加入到施陶芬贝格的抵抗集团。
在宗教界，许多贵族对纳粹党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从1934年起，明斯特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伯爵（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就不断布道，反对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反对用安乐死手段杀害残疾人、精神病人等人群的政府措施。柏林的一位主教康拉德·冯·普莱辛伯爵（Konrad Graf von Preysing）力挺他。1944年，天主教徒贵族官员斐迪南·冯·吕宁克男爵（Ferdinand Freiherr von Lüninck）和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冯·哈勒姆（Nikolaus Christoph von Halem）因为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判处绞刑。
主教、伯爵和抵抗分子冯•加伦
主教、伯爵和抵抗分子冯•普莱辛
与狼共舞的德国贵族
但是，与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样，地区、宗教信仰和贵族身份并不是决定德国人对纳粹态度的主要因素。上述的贵族不同程度地参与对希特勒的抵抗，但也有很多贵族选择与纳粹党共谋，从中渔利。
贵族对民主制的敌视使得他们比较容易与纳粹党接近，而纳粹党的“血与土”（Blut und Boden）浪漫传说对贵族地主非常有吸引力。根据纳粹的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民族的生存依靠血（民族的血统）和土地（农业生产的基础），同时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这让很多憎恶现代城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沉溺于乡村“美好往昔”的贵族十分开心。二战初期德国的辉煌胜利，让很多贵族军人为之陶醉。不少贵族本身就是反犹分子。同时，反对平均主义的精英理念仍然牢牢掌控着很多贵族的头脑。他们幻想在希特勒帝国获得新的显赫地位。
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贵族社团——德国贵族协会（Deutsche Adelsgenossenschaft）在1933年纳粹夺权之前就为纳粹党效劳。希特勒上台之后，协会会长阿道夫·祖·本特海姆—泰克伦堡侯爵（Fürst AdolfzuBentheim-Tecklenburg，1889—1967）更是对希特勒奴颜婢膝。在所谓“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指纳粹政权将整个公众和私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都“和谐”起来，建立协调并加以绝对控制）过程中，纳粹政权吸收和控制了国内各种社团组织，驱逐其中的犹太人成员，并安插纳粹党员。德国贵族协会也受到了这样的对待，不过它显得格外恭顺听话。德国贵族协会的巴伐利亚分支在希特勒上台前与纳粹党保持距离，但在1933年之后也迅速归顺中央。只有德国南部与西南部的少数贵族继续对纳粹党持冷淡态度。一般来讲，年纪较大的贵族对纳粹党更为冷淡，而他们的儿孙，即年轻贵族，更趋向于与纳粹党合作，很多人甚至成为热情的纳粹分子。
虽然从地区上讲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差别，但粗略地讲，传统的南德贵族（更接近哈布斯堡帝国、敌视普鲁士、信奉天主教）与北德贵族（更接近普鲁士，大部分信新教，在普鲁士军中服役，或者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占据大庄园）还是不大一样，前者较少亲近纳粹。当然，这是泛泛而谈，不能一概而论。根据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Stephan Malinowski，1966— ）的研究，典型的贵族纳粹分子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下层贵族，年轻，男性，信新教，没有自己的庄园，从军”。
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入党肯定对自己的职业成长有很大好处。军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国家机关和国企里清洗掉了许多犹太人，留下了空缺位置，这对需要打拼自己天地的（较贫穷的）年轻贵族来说，都是天赐良机。也许还有人渴望在东欧获得土地。这些因素，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贵族变成热忱的纳粹分子。换句话说，理想主义者恐怕是少数，而个人利益是主要的驱动因素。
很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生活困窘的贵族，在纳粹党的新德国找到了上升的路径。是党给了他们新生，他们也因此对党死心塌地。举个例子，亚历山大·冯·韦特克（Alexander von Woedtke）出身波美拉尼亚贵族，家族的庄园在一战后负债累累，难以为继。1929年，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将祖传的土地卖掉。随后，他就加入了纳粹党，攀升到党卫军旗队长（与陆军上校平级）的位置，1943年在波兰的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担任警察局长，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镇压和遣送。数万犹太人从他的手里经过，被送上死路。
贵族纳粹分子亚历山大•冯•韦特克
另一个更有名的例子是埃里希·冯·德姆·巴赫—齐勒维斯基（Erich vondem Bach-Zelewski，1899—1972），他出身东普鲁士的卡舒布贵族（卡舒布人是一个斯拉夫民族，很大程度上德意志化了。注意，在普鲁士贵族当中，波兰和其他斯拉夫血统的人极多），但家境贫困，早就失去了祖传的庄园。父亲死后他和几个姐妹被好几家人收养。他1930年入党，1931年加入党卫军，很快平步青云，官拜党卫军上将，在二战中参与镇压犹太人和反游击作战，尤其是1944年8月镇压华沙起义，可谓罪行累累，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老纳粹。
党卫军上将冯•德姆•巴赫—齐勒维斯基
像冯·韦特克和冯·德姆·巴赫—齐勒维斯基这样在纳粹党、冲锋队或党卫军中攀升到高位的贵族很多。党卫军的干部约20%是贵族。冲锋队的干部有12%是贵族。贵族在冲锋队和党卫军里一般不会从小兵干起，他们的贵族身份往往能让他们一进来就成为干部。
但很难说贵族在纳粹党当中占到怎么样一个比例。在党外的贵族肯定多于在党内的贵族。但是在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主贵族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至少一个党员。根据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Stephan Malinowski，1966— ）的研究，312个贵族家庭中有3592名党员。1941年纳粹党自己的一份报告显示，到当时为止，有270名统治家族成员是党员，其中80人是1933年之前入党的。有意思的是，在贵族党员当中，多达35%是女性。在纳粹党的女性支持者当中，贵族的比例非常高，大大超出了其人口的比例。
那么纳粹党对贵族的态度是什么呢？很多老党员，尤其是所谓“老战士”，大多是草根出身，信仰平均主义，他们对贵族持怀疑和敌视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希姆莱这样有浪漫情怀、满脑子中世纪传奇的人，非常喜爱贵族。总的来讲，贵族在纳粹德国的地位和其他精英群体（工业家、科学家、文化精英等）类似，受到政府的分化、吸纳、“统战”、削弱和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贵族当中（或许对其他人来说也一样），反对或是支持纳粹党，家庭和亲友固然会产生影响，但往往是个人的信念所致。“7月20日”事变之后被处决的抵抗分子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伯爵的家族中有41人是坚定的党员。冯·特雷斯科家族除了汉宁之外，还有他的哥哥格尔德（Gerd von Tresckow）参加抵抗运动，但也有30名忠心耿耿的党员。卡尔—汉斯·冯·哈登贝格伯爵拒绝入党，后来被投入集中营，活到了战后，他家里有27人是党员。抵抗分子乌尔里希·威廉·什未林·冯·施瓦嫩菲尔德伯爵（Ulrich Wilhelm Graf Schwerin von Schwanenfeld）在“7月20日”事变之后被处决，他家里有52名党员。
第三帝国时期的贵族并不享有曾经的特权与特殊地位，并且在经济上未必能维持过去的水平，但他们仍然是引人注目的社会精英团体。他们对纳粹党的态度，以及他们的作为，很容易受到格外关注。所以贵族面对纳粹党的英勇义举，或是共谋与罪行，都特别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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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Offizieregegen Hitler. Zürich 1946 (TB Goldmann, München 1997, ISBN 344212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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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德国贵族之二：德国的N种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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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德国贵族之三：此大公非彼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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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德国贵族之四： 两种男爵与德国的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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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德国贵族之五：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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