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6-23 19:14
建国初期的“清除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运动
湖光塔影之间的政治斗争：建国初期的“清除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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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塔影之间的政治斗争：建国初期的“清除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运动
2017-06-23 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王英
来源=《21世纪国际评论》
1949年1月31日，经过艰苦的协商，国民党将军傅作义与共产党和谈成功，一个多月北平孤城的围城终于宣告结束，消息传来，全城一片欢腾。学校里震动了，学生们欢天喜地，和教授们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锣鼓声震天地响。燕京大学的校园虽然还笼罩着冬日的寒雾，未名湖边也还是寒风阵阵袭来，但是大多数人，都已经感觉到春天将近的气息。而作为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面对此情此景又是如何呢?
陆志韦应该是满怀希望迎来北平的解放的。他和大部分的民主爱国人士一样，未必深深地了解中共，但是对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有过切身的体验。燕京大学在内战期间经历过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他曾经教导学生要在痛苦的岁月中坚持下去，等待黎明的到来。国民党方面屡次催促他离开，但是他依然选择了留下。作为一名生理心理学家，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中度过的，但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文学兴趣。29岁的时候，他终于把自己的90首诗结集为一本名叫《渡河》的小册子，交给东亚书馆出版。他不但有着一个实验室中科学家的严谨和审慎，还有一个文学爱好者深挚的情感和丰富的同情心。除了成为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他还要做一个心灵自由的诗人。《罂粟花》《又是心灵的冲突》《摇篮歌》，都流淌着他心灵深处的深情。他用笔记载着战争、饥馑，书写着苦难和渴望，那是心灵深处对于罪恶和痛苦的愤怒，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不一定单纯地只是关乎自身，也关乎活在这个冷漠世界上的芸芸众生。他的眼睛注视着世界，在一切罪恶和痛苦的现实当中寻求未来的希望，老百姓安详、富足、喜乐地活着，是这位天性敏锐的科学家内心深处的企望。
陆志韦的老同事兼老朋友司徒雷登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基督怀有敬仰和爱。司徒是那些最早来华的西洋传教士们的后裔，怀着崇高的理想，并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他出生于中国，并且一生中很大一部分时间生活在这里。他的一生都在从事教育事业，并且希望在教育中实现宗教理想。他的目标是拯救苦难的中国人，将基督的教义和神学学说传给中国。无论怎样，司徒都是一个坚定的救赎主义者。陆志韦是和司徒雷登一起管理燕京大学校务最久的一位校长。早在1921年，他和刘文瑞结婚庆典的时候，他们就举行了基督教的仪式，而且是司徒雷登主婚。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地友谊和合作关系。或许是和传教士长期生活工作在一起的原因，陆志韦也感染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但是他始终保持着太多传统文化的气息，还是一个夹杂着传统士大夫味道的中国人。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把拯救众生的期望放在一个超越性的神的身上，他并不相信基督的学说和教义可以拯救苦难中的中国人。就像儿子陆卓明回忆的那样，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借助世俗政治来表达自己的理想。[4]多年以来，他希望看到一个清廉有效的政府，一个能带给老百姓安定和幸福的政权。这是在国民党那里，他曾经失望过的。
燕京大学的经费风波
对于陆志韦来说，解放军和共产党还有些陌生，有着一些他所不熟悉的东西。他承认，自己虽然在1918年的时候已经和马列主义有过相当地接触，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相当地向往，但是终究还是不太明白世界大势的人。然而，1949年北平解放，隐隐的陌生和不安的感觉转而被兴奋和激动代替。他真的是欢迎共产党的到来。好像这次，真的是几千年来最好的政府和领袖降临到了中国，可以期望看到数千年来未见的理想政治。1949年3月毛泽东和其他主要领导人到达北平的时候，他和很多民主人士一起去西郊的机场迎接，和郭沫若一起站在前排。不久以后，他出席了政协会议。新政权和中共领导人的礼遇和善意，或许更让他确信自己的判断，确信自己留在中国是对的，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他去做，并且，新政权也明确地承认了他已有的身份和影响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或许可以实现自己多年来为社会服务、为群体尽力的夙愿，政权的清廉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此中他可以重塑自己。
陆志韦与新政权的合作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顺利的。在制定课程和改革行政的过程中，他满怀热情，积极地参与。他组织全校教员的政治学习，成立政治课程委员会。燕京大学研究的结合中国实际的改革方案，成为当时大学中的范例。应该说陆志韦热情合作时真诚的成分很大，他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未曾亲历过共产党的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学习党的课程，也可以稍微弥补自己未能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战斗的历史性缺憾。他相信这个党依靠某种他所不熟悉的精神力量，取得了今天的成功，当然，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全国的学校都在开设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课程，每一个未曾亲身参与革命的人士，都要补上这一课，这是适应新社会、提高认识的必经之路。政权已经易位，理解居于统治地位的党的理论，似乎是必要而且必须的事情。翦伯赞、沈志远，林汉达，这些人都在陆志韦的邀请下，进入了新的燕京大学，教授同学们先进而且崭新的学问。对他来说，周遭的同事在变，一起工作的人员在变，思想的氛围更是不同，生活的节奏也和从前相去甚远。怀着一腔纯真的改变这个世界的决心，至少改变他所熟悉的燕京大学，为新的人民政府工作，陆志韦努力地配合着新政权的需要，认真地跟随着政治的步伐。然而火热的政治激情会渐渐地回归到日常的轨道，而生活也会逐渐地在日益喧嚣的政治面前显露出本来的严峻。
陆志韦必须面对一些尴尬的问题。燕京大学教会学校的特性，多年来燕大所承袭和接纳的美国文化，他自己教会学校校长的身份，还有，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他和美国人，同事、朋友、上司等等这些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这些都不是那样轻松地就可以与新政权和新社会和平相处。教会大学，是某种与新的共产主义政权不太协调的东西。只是这种不协调，在刚开始的时候不那么明显，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显山露水。
燕京大学的经费怎样解决，是陆志韦感到最棘手的事情。新政权处在巩固的阶段，财政方面还非常不稳定，政府接手的很多工业和企业才刚刚起步，经济的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又是一个特别庞大的系统，一时间全部由政府接管，负担学校所有的费用，似乎不太现实。政府也不得不暂时允许燕京大学继续争取美国方面的拨款。而主管燕京费用的纽约托事部(Associated board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面对已经陷入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燕京大学，自然疑虑重重，时刻担忧教会大学的命运。尽管美国方面明白时局艰难，但是仍然坚持要求维持大学的基督教宗旨。然而，铁幕已经落下，冷战的局势使得从前和谐良好的环境不复存在，共产主义境内的大学，如何才能符合美国基督教会大学的标准?而且，基督教会指导的学校，一直认为自己应该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和学术自由，如何面对燕京大学铺天盖地而来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朝鲜战争和随之而来中国方面的出兵，使得这种模棱两可的观望、艰难的交涉、摩擦、谈判和妥协变得不再可能。中国出兵朝鲜后不久，1950年11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美国代表奥斯汀发表了演说，这次演说，怀着冷战背景下非常不愉快的敌意态度，但是依然把中国共产党政权和广大的中国人民做了区别对待。他强调美国曾经对中国的各种支持和帮助，以及中美人民之间传统的友谊。但是这样的声明，并没能够改变中美之间越来越恶化的关系，民间传统的深厚友谊也不能改变官方政治之间尖锐的对立立场。随着局势的发展，1950年12月17日美国政府冻结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全部财产，并规定，除非有特别许可，把资金汇到中国大陆是非法的;两星期内人民共和国做出同样的回答。战争使所有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一下子陷入了完全的困境中。
陆志韦不得不向官方求助。就他的本心而言，北平解放以来的这一两年，他一直希望燕京大学能够成为公立大学，但新中国的财政状况实在不允许一下子将燕京收回公有。陆志韦听从周恩来盗泉之水可以养鱼的教诲，艰难地在共产党政权下继续寻求美国方面的支持。但现在政治情势不同了，全面地肃清美国在中国的影响成为头号大事，财政的困难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了。为此，教育部在1950年11月和1951年初确定的高等教育方针甚至改变为：必须特别着重于反对美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思想，肃清美帝国主义所传播的一切有害的影响和半殖民地奴化的买办思想及其国民党反动的残余思想。学校要迅速地改变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以抗美援朝为具体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运动的逻辑就是这样，会突然之间明确地指出某个潜伏的敌人，不管是否前一年还在努力地寻求友好合作，一夜之间，就会发现过去的朋友原来是多么可怕的敌人，隐匿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未曾预料到的罪恶。
奥斯汀的演说中，有一些东西比较符合实情，也比较贴近人之常情。很多中国人对美国人怀着感激之情，或者彼此之间还保留着特殊的亲密关系。这一点上，奥斯汀是对的。过去那么多年的情谊，是漫长的共同生活的经历一点点地发酵和酝酿出来的，不是说割断就可以一下子全都舍弃。尽管人们之间有着肤色、种族、习俗各式各样的差异，但是经过共同的生活、工作、学习，彼此之间已经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或是师生，或是同学，或是同事。或许还有太多消逝在历史深处的平凡生活的点滴，都让这些感情更真实、更接近人性，饱满地含有生命朴素的底色，平凡却弥足珍贵。
然而正是这些亲密的私人关系，处在党警惕和怀疑目光的审视之下。这些私人之间的纽带是要放在政治的强光之下接受审核和考验的。多年来和美国人有着亲密私人网络的人们，也许已经若有若无地感觉到了党的怀疑和不信任。他们似乎走到了生命中的一个十字路口，必须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流连于这些私人的情谊中，珍惜平凡往昔，或者干脆一刀两断地批判过去的朋友。这样做或许会有一时的歉疚和悔恨，但是表达了政治的正确方向，表达了对党、人民和新政权的忠诚和热爱。比起对党和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伟大事业忠诚来说，那些私人之间的感激和亲密的情怀又算得了什么呢?
陆志韦正是处在这样的政治考验的中心，不久他将知道，这对他也是一场思想、情感和伦理的考验和重塑。伴随着朝鲜战场上战事的升温和抗美援朝运动的展开，特别是在双方冻结了财产后，如何接收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逐渐成为文化战线上的中心任务。1951年1月16日，中央教育部召开处理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在这期间，纽约的美国教会学校托事部打了电报给几个教会大学的校长，希望他们二月到香港商谈经费问题。这也许是陆志韦和美国方面有关学校经费问题的最后交涉和商谈的机会。很显然他拒绝了，因为早在八天以前，也就是1951年1月8日，陆志韦就代表燕京大学全体师生致函国务院，明确地表示希望燕京大学收归国有，拥护中央政府和国务院的领导和决定。这是他多年以来的心愿，即使在燕京大学接受美国资助的年月里，他也是希望培养出为中国建设作出贡献的实际人才。现在，燕京大学终于有机会完全的回归祖国。教育部于1951年2月12日正式接管燕京大学，陆志韦发表了讲话：“此后，不论名义上，实际上，经费来源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京都完全而且永久地是中国人民需要的大学。”
燕京大学未来的教学方法、观点，课程的设置，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不是陆志韦此时可以预料的。中国人民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也不是此时的他能够清楚的。但将燕京大学置于政府和党的领导下，是大势所趋的事情。可以看出，至少陆志韦对这一点，是心悦诚服的。大学终于脱离了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经济控制，完全属于自己，这是一个独立于他者，完全属于中国的大学，当然可以更方便、更便捷地培养中国人民自己需要的人才。他热爱这个国家，又怎么能在内心里反对大学完全地属于自己的祖国呢?
转换的身份：批判与被批判
当年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说，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的师生首先应该把这看成是反对美帝的政治斗争。对美帝这样凶险的敌人，我们应当坚决地、彻底地、最后地和他斩断一切关系，不但是在经济上，而且也要从思想上斩草除根。作为燕京大学多年的校长，陆志韦只从经济上断绝了和美国的关系是不够的，必须表明态度，思想和精神上脱离和美国的关系，从内心深处仇视和痛恨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 这件事情，陆志韦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年轻的学生卢念高在1951年1月24日的《新民报》上写了长篇的文章来批判美国对燕京大学文化上的侵略。年轻人没有他那样沉重的旧包袱，他们成长在革命潮流汹涌澎湃的年月，也没有那样盘根错节的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批判起来可能要容易得多。但是他自己则不同，他是顽强而骄傲的人，有着傲视王侯的才气，充满着一个中国人的尊严，他说他从未在美国人面前低过头，从没有怀疑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但是书斋的教育，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多年来绅士的教养，让他很难去恨某个人。他是善良而豁达的，他不恨任何人，不恨任何阶级，更何况是自己从前的同事和朋友。
他已经处在众人注目的中心，但从公开的自我批评和检查可以看出来，陆志韦多么缺少政治的经验和圆熟。他对政治的天真，内心深处的困惑和诚恳，让人无法不动容。司徒雷登现在是中国人民公开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特务，陆志韦的回忆里却依然充满了温情。毕竟，他二十多岁时的证婚人是他，这些年来，在燕京大学呕心沥血并肩奋斗的还是他，陆志韦还没有学会那么快地翻脸，狠毒地攻击故友来寻求自我保护。党和人民警惕地注意着他，然而他的反应显然太迟钝、太温和，远远没有达到要求。
“司徒跟我有时候谈得很高兴。有一次他说，人家都叫我雷登，你为什么不?这二十五年来，我是‘C. W.’，他是 ‘Dr. Stuart’，决不通融。可是老实说，这不过是封建社会训练出来的顽强脾气，不是政治意识的明确。我同情民族革命，诚心悦服地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是蒋政权逼出来的，不是美国人的功劳。”[19]
因为执拗的脾气，他并不会因为司徒是上司，而刻意地去讨他欢心，曲意奉承。几十年来，他们之间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陆志韦不可能恨他，这个已经钦定的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特务是党要肃清的敌人，陆志韦本应该做出一个表率，但是他的批判词不达意。他应该在对新政权的忠诚中，彻底地扭转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在模棱两可中间摇摆不定、爱恨不明。
他心里难过和不适应的还很多。他认识一个美国教授，曾经是非常有名的进步分子，一直和学生团结在一起。因为战争局势的紧张被迫离开中国。他走的时候告诉陆志韦，不久的将来，中国人会把我当特务的。实际上是这样的，抗美援朝的会议上，就有年轻的学生批判这位红色教授是美国的特务。陆志韦明显地表达着他对这位美国教授的同情，要大家分清楚美帝和美国人，他似乎被突如其来的敌人和朋友的区分转晕了头脑。“思想上藕段丝连不容易一刀两断……我们的出身不太好，更叫我们体贴思想改造的难处”。
这时是1951年初，朝鲜战场上，激烈的对抗刚刚开始不久，艰苦的战争需要国内人民同仇敌忾，控诉敌人的罪恶，控诉特务和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激发起人民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同时激荡起无限爱国的热情。这是党面对残酷政治挑战的策略，是巩固政权必须要采用的一种政治手段，为此，党需要一个爱恨分明的陆志韦，可惜他没有领略到这一点。这样的政治策略，离他那颗诚挚的心灵来说，实在是太远了。
他错过了最佳地向党和人民表示忠诚的机会，一个分不清爱恨、分不清敌我的人，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帝国主义或者反动派的帮凶，这一套逻辑，他还不是很熟悉。批判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而1952年，必定是一个寒冷的春天。1952年初，伴随着“三反”运动的展开，思想改造进一步地深入下去。燕京大学举办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览，发动广大青年学生，集中火力批判重点对象，组织学生对重点人物炮轰、批判、控诉，召开小型会和中型会，对某些值得怀疑的问题进行质问。燕京大学批判和质问的重点人物，就有陆志韦。侵略罪行展览会上，陆志韦和美国朋友之间的通信被公开。这些信件中，就有美军打到鸭绿江边上，美国教授给他的信函，上面写着，我们要回中国去，希望很快见到你。这些信件本来也许只是传达普通的私人友谊，但是在两军交战的严峻政治斗争环境下，就难保不成为美帝国主义奴才的证据。本来，他需要狠狠地批判和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毒害，刻毒地指责司徒的罪行，可惜都没有做好。这些他没有做到的事情，需要由进步人士和年轻人来完成。只是这一次，他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是大家批斗和斗争的目标。而且这一次，批判他的人，决不会像他自己那样，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下，丧失了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
陆瑶华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生物系，她是陆志韦疼爱的女儿，年轻、单纯，或许还诚恳地相信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事业，热爱党和祖国。燕京大学批判陆志韦的时候，她很快站到了前台。她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的爪牙，是忠心执行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父亲的几滴眼泪不能收买她的良心。她会像志愿军和美帝国主义战斗一样，坚决地斗争陆志韦。陆瑶华当年的感受已经不可考，也许她爱着父亲，不相信他真的那么坏，就是人民和国家的敌人，但是迫于环境的压力，要求政治进步，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姿态;也许她真的相信他的父亲就是和美帝国主义一起侵略中国的敌人和特务，面对人民犯下了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是可以知道的是，光明日报上赫然登出了她揭发自己父亲罪行的文字，而且她也曾经在批斗会的现场质问和指责自己的父亲，这足以说明她所做出的选择。陆瑶华的哥哥陆卓明在1950年2月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而在1952年批判陆志韦最高潮的时候，他保持了沉默。他为这一沉默付出了应有的代价，1953年他被开除出青年团。直到27年之后的1980年，北大团委才更正了这一决定。
陆志韦的学生林焘，从1946年夏天开始，跟随他学习了五年。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他们曾经一起制定学习和研究计划，一起从黄昏到深夜秉烛夜谈。在林焘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家中生活极其困难的时候，陆志韦想尽办法为他谋得教职;在林焘肺结核生病住院的时候，陆志韦不但给他送去了一笔资助的钱，而且让家人给他送去两只老母鸡看望他。那些日子里，他们亦师亦友。平凡的生活中所酝酿的沉默情谊，在日常的琐碎和平淡中，渐渐地愈发深厚。但是林焘，也要接受严峻的政治考验。1952年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开始，群众们高呼着口号：“打到陆志韦”“陆志韦必须坦白交待”。群情激奋中，他看见自己平素敬爱的先生也同样举起手来，跟着群众们一起喊着这些口号。迷茫和困惑突然袭击他。这个可爱而亲切、热情风趣、和风细雨的老人，真的是人民的敌人，真的是美国侵略的爪牙?或者他是特务，和那些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与之殊死搏斗的敌人一样可恶，或许还是比那些美国士兵更阴险的敌人?他一定在犹豫和彷徨，也许只有自己见证了自己内心的痛苦。要批判陆志韦吗?可他是亲如父亲的师长，是恩重如山的老师。不要批判他吗?不是连先生自己都举起手臂，呼喊着打倒陆志韦吗?要打到的是谁呢?一个和美国敌人勾结的特务，还是一个慈蔼可亲、严肃敬业的科学家?这两者之间，怎么忽然勾连起来，勾连的逻辑和理由是什么呢?所有这些问题，林焘也许想过，也许只是很下意识地回荡在他的脑海中，寻求着答案而不得。这些困惑阻碍了他的行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很多年之后，林焘还记得，那时候国文系唯一的一个党员，找他谈过很多次话，帮助他从阶级路线分析当前的形势，告诉他追随陆志韦成为一个国际学者，不过是美帝国主义通过陆志韦争取他远离革命，最后成为殉葬品。这番话就像响雷一样，震醒了正在彷徨中的林焘。其实那位国文系的党员说了什么好像并不是非常重要，他不过是群体声音的一个代言者，整个中国有千千万万、不计其数的人们，热烈地拥护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群情激昂地要清除美国侵略文化的影响，这是个浩大的政治工程。但多年以后，回忆起那些场景，对林焘来说是痛苦，他的发言被领导选中，经过多次润色和加工，上台发言，控诉自己老师的罪行。他和陆志韦的亲生女儿陆瑶华，还有他另外几个故交好友一起上台，控诉批判陆志韦的罪恶。他没能够在批判大会上沉默，然而激昂喧闹的大会场景并没能带给他光辉和荣耀，却在心灵深处留下了黯然的伤痕。他一定不会忘记当时陆志韦“众叛亲离”的苍凉和苦楚，不会不为自己的行为而感觉内疚。陆先生穿过晨雾的凄凉眼光，似乎在提醒着他，自己慷慨激昂的爱国豪言，曾给先生带来怎样的伤害，而这也将成为他这一生永远的歉疚。
这场运动结束后，1952年的夏天开始了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合并到北京大学，陆志韦调离了燕大校长的位置。北京大学接收之后，过来催促他搬家，陆志韦在一个上午，一个人默默地走出了南校门，终于离开了生活了25年的燕京大学。他被分派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为一名语言学的研究员。 后来，他听到燕京人挨整的消息，总是觉得是自己的错，觉得对不起燕京人。在那些政治上愈来愈严酷的岁月里，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批判的人和被批判的人，走马灯一样地换着。纵然有太多的事情，他还是不明白，还是看不清楚，但总算可以在孤寂灰暗的日子，唱起他所热爱的深沉悲凉的《圣母颂》。对圣母的赞颂，意味着在荆棘布满的苦难人生中，在爱恨交织的人世间，互相宽恕，救助每一个人的灵魂。
当人性遭遇国家民族
在陆志韦背后，有太多的人成为这场“清除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浩瀚群众运动的目标。1946年搬进燕京大学的齐思和，抗战结束后就一直同洪业一起研究燕京复校的方案。这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当时正是燕京人文学院的院长。在反美的群众浪潮中，他也不得不公开检讨，承认自己过去犯的错误实在是背叛祖国、认敌为友的卖国行为，自己不但对不起祖国和同胞，也对不起自己的子女和父母。洪业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始人之一，按齐思和之女齐文颖的回忆，北大后来课程设置和改革的很多方案，都含有洪业当年设计的影子。而齐思和，无论此时是迷惑、是违心、还是真诚的悔罪，都是因为和美国人之间有紧密联系，他必须要公开地批判自己背叛祖国的罪行。
1950年代初期，人们有关朝鲜战争的记忆，可能充满了热切的爱国主义激情。许多人在那个时候，迸发出热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充满着民族的自豪感。这场战争，在各个大国高层之间是怎样的博弈格局，是怎样的政治斗争的筹码，对普通大众来说，是遥远而不可得知的事情。而那场抗美援朝运动却铭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毕竟，过去的时光非常艰难，民众和知识界都经历了八年漫长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新中国的建立，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充满希望和喜悦的事情，他们的生活中重新出现了一种和平和安宁的局面，他们期待着政治的稳定和未来的强盛。创建一个强大、团结、现代化国家的持续的期待和需求，成为一种不断增长着的民族主义的表达。经历了战乱和国民党腐败的中国人，对这个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寄托了很大的期望。即使那些不熟悉共产党的人，也会觉得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政权，不是外国侵略者。也许，一些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屈从于党整体的政治工程，他们会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远景目标产生隔膜。但是他们依然会把党看成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帮助中国在世界上重建自己从前的光荣和辉煌。
无论是陆志韦、齐思和，或是很多其他的人，他们都必须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必须生活在民族国家的体系当中。在这样的世界政治格局中，他们都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民族国家是一种政治系统，然而也渗透和凝聚着伦理的需求，要求对祖国和同胞的忠诚。成为中国人，不仅意味着讲中国的语言，也意味着在政治的纷争中，毫不犹豫地站在自己祖国的一边。但是他们都是普通人，普通地都有着自己的爱与恨，亲与仇。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是人，有父母兄弟、师友亲朋，有始自于人性本身的情感，有天然的伦理的渴求。这样天然纯朴的感情，凝聚在人的生命深处，如同泉水一样，滋养着人从生到死的漫长一生。每一个人都在伦理的框架中间，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们的身份或是父亲、或是孩子、或是师长、或是学生，就像一个巨大的网络一样，人在其中寻求自我存在的可能。
就像韦伯所说，每个人都是悬浮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上的动物。但是问题是，编织的网络如此复杂，有时候会碰到解释不了的难题。人们可能会在意义的网络中间迷失自己。在人生存的世界中，会有很多的观念、思想、潮流，改变着我们的自我认定，也塑造着我们自己。尽管生活其中习惯地以为自然，其影响也隐微难辨，但是这一切仍旧是强大的。仍然渗透编织在我们有组织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编织在我们隐秘的自我当中。爱自己的国家，这一切是真实的，但的确又是被社会的伦理习俗所熏陶的。渐渐地，对这个民族的爱，也成了我们自我的一部分;对这个国家的责任，也成了自我认同的重要方面。如果是中国人，怎样才能证明?如果不是拥有一个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又该栖身于何处?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卓越努力，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又会离我们有多远?如果我们爱这个国家和民族，又该怎样对待缔造了这个民族国家的党?
每一个人的身份，就像层层的茧，可能不同的层之间有不同的价值方向和结构。这些身份之间可能充满了对抗和摩擦。如果一个恩重如山的师长，或者一个慈爱的父亲，是民族和国家的敌人，我们该何以自处?如果那些心怀民主自由理想的朋友们，是侵略我们国土的另外一个国家的忠诚公民，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如果曾经给予我们帮助、支持，几乎塑造了我们生命的机构和群体，同另外一个威胁祖国主权安全的政权关系密切，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的价值系统就像是互相牵扯的绳索，在不同的方向上拉扯。我们选择什么，对祖国的热爱，对亲人的忠诚?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对主权的捍卫?特定的时空，将让这些无止境的摩擦和冲突暴露在强光之下，或此或彼，没有求全之策，无论怎样，都将是痛苦的历练和一场艰难的心灵考验。
不止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也不止那些在公开的刊物报纸发表文章的人，一定有太多的人，虽不一定留下他们的档案或名字，但都身处于相似的生活境况之中。也不单纯是教会大学、美国基金会资助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许多从海外学习归来的年长和年轻的教师和学生，许许多多人，在这场宏伟的政治运动中，一定会有千丝万缕的疑惑和困扰，或多或少地体会到相似的困境。思想上的改造，利用了人们身份之间无休止的摩擦和对抗，更多地让人深入到心灵和思想的深处，去反思自我，在心灵深处重塑。就像一位中国学家指出的那样，“倾向于改变政治反对者的良知，而不是在身体上清算他们，这一原则导致了使用任何可能的心理技巧去改变一个人的人格”。
钟爱文学的陆志韦在1950年代的后期，转向了语言学研究，开创了自己的语言学研究体例，这之后的岁月，他再也没有写过诗。早在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首题为《沧海月明珠有泪》的诗歌，哀悼日本铁骑践踏下的祖国和家乡：
家乡啊阿，高粱地里的家乡，
依然是地里头一片金黄。
这年头人比高粱还瘦，
鬼国的巡逻铁骑猖狂。
……
热爱自己的家乡和祖国，也许他从未改变。民族的尊严在他的灵魂中，占有很大位置，甚至到晚年，他依然要求留在美国的儿子在他生前不准加入美籍。只是，在他悲凉的被迷雾笼罩的眼光中，又暗含着多少不曾为人所知的事情，又有多少悲哀，连他自己终归也没有明白。